论文关键词：人的自然存在 人对社会的超越 个人对自身的超越
论文摘 要：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关于人的解放的哲学，人的问题是马克思毕生所关注的问题。无论是在哲学经济学批判中，还是在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中，马克思始终关注着人，关注着人的生存与发展，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从1844到1846年，马克思先后撰写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着）。在这三部着作中凝聚了马克思关于人的问题的精深邃密的思考，蕴含了许多富有见地的思想，深刻地指出了人在“生活世界”中生存的“安身立命之本”，并为人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一种高远通达的指向性。马克思从“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出发，真正使哲学“从人间升到天国。”
马克思关于人的历史性和超越性主要从自然对人的制约和人对自然的超越、社会对人的制约和人对社会的超越、个人的自身条件对人的制约和个人对自身的超越三个方面来阐述。
一、自然对人的制约和人对自然的超越
人的自然性首先在于人来源于自然，人必须依赖于自然而存在。马克思认为，人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人直接是自然存在物。”马克思这些论述旨在说明两点：（1）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直接地来源于自然；（2）自然是人生存、发展不可缺少的条件，人必须依赖于自然而存在，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一个存在物如果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存在物……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非对象性的存在物即非存在物。”也就是说，人必须以自然作为自己的对象，作为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并以此确证自身的存在，否则，人就是“存在着的无”、“非存在物”。所以，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中的人的身体。”
但另一方面，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创造性活动超越了自然。“在人类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人类不断的使自己的目的、理想、要求转换为现实，使世界变成自己所憧憬的世界。”“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以否定世界现在存在的方式而实现世界的统一。这是人类所特有的与世界的相互关系。”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人不断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不断把世界改造成满足自己需要的更为美好的世界。正像马克思所说的：“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是人的类特性。”“正是在改造对象的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人虽然是自然存在物，但同时又通过自己的对象化的活动，即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不断否定世界的现存状态，按照自己的目的、意志、要求创造了一个更为完美的全新的世界，不断超越自然对自身的束缚。
人既是自然存在，又是社会存在。就自然为社会提供物质载体而言，社会物质条件对人的制约，即马克思所说的“工业”、“生产力”、“资金”、“环境”（物质条件意义的环境，不是影响人的社会文化条件）对人的制约也可以说是自然对人的制约。通过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主要是生产劳动，运用现有的“工业”和“资金”，作为自然存在的人不断发展前一代人留下来的“生产力”，并改变现有的“环境”，不断创造满足人生存、发展需要的新的“环境”，从而也就达到了对自然的超越。“已成为桎梏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的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在这里，马克思一方面说明了生产力同交往形式的辩证关系，同时又指明了人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超越自然的辩证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着的“序列”。只要人类存在，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人对自然的超越永远没有一个终点，永远也不会停止。
但是，人对自然的超越又不仅体现在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改造自然，使其适应自身的生存、发展上，同时更体现在人在实践活动中所达到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天人合一”的境界。自“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的时间，人通过对自然的征服、改造，既使人类的生存状态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同时也带来了许多严重的问题。恩格斯曾尖锐的指出：“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像统治者统治异族那样，决不是像站在自然之外的人似的，——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自然之中的。”人和自然的关系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彼此外在的关系，而应是内在地融于一体的和谐关系。自然既是人改造的对象，更是人的存在方式。所以，“我们应当在‘万物一体’的思想指导下主动积极地肯定必然性和规律性，或者用尼采的语言说，用‘爱’的热情对待规律性和必然性性，从而达到一种超越必然性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与自然的和谐，既不是把自然当做外在对象加以征服，也不是在自然面前“消极无为”，而是以对自然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认识为前提，以人的创造性实践活动为门径，在与自然的斗争中达到“万物一体”的境界，把自然当作人的“无机身体”，在“和谐性的斗争中”和“斗争性的和谐”中，真正实现对自然的超越，实现人既内在于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和谐自由”。
因此，尽管人作为一个类整体无法永存于宇宙之中，但人的实践活动及其成果的意义却是永恒的。正像恩格斯说到那样，“在这种变化中，尽管有种种表面的偶然性，尽管有种种暂时的倒退，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二、社会对人的制约和人对社会的超越
人既是一种自然存在物，又是一种社会存在物。马克思认为人是处于社会中的人，社会也制约着人的生存与发展。社会对人的制约首先在于，正像人的存在离不开自然一样，人也只能在社会中存在。“他自己和别人；直接体现他的个性的对象如何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也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马克思在这里告诉我们，人作为一种对象性的存在，不但自然是人得以生存发展的重要对象，而且他人、社会同样是人得以存在的重要对象，只有在与他人的关联之中，在社会之中，人才可以确证自身，因而自我意识到自身的存在。“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活动和享受，无论就其内容或就其存在方式来说，都是社会的活动和享受。”马克思在这里指出，人的任何生存活动，无论同社会、他人是否产生“直接联系”，都是存在于社会之中的活动。“个人是社会存在物”。
人对社会的依赖性还在于人的实践活动每时每刻都处于社会的制约之中。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社会物质条件对人的制约；二是社会文化教育条件对人的制约。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说生产力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消除人与社会的异化提供了基础，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哲学精神占有人之后使人得以不断扬弃人同社会的异化，或者说，人同社会的疏离、异化的根源何在？
马克思说：“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的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灭，民族间的对立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在此尖锐地指出，民族之间的对立源于民族内部人对人的压迫，亦即人同人之间的对立。进一步说，人同社会的异化、疏离源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与疏离。具体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把自我看成是主体，其他都是客体，自我的活动就是使他人、他物对象化，亦即把他人、他物看成是我的对象，…而最终是占有他人、他物。”而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对立，才造成了人同社会、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对立与疏离。而致力于不断扬弃这种状态的哲学精神亦即一种“以仁爱的态度或‘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态度对待自然和对待他人。”的精神。这种精神占有人是过程，也就是人通过自身的实践活动不断趋于人同他人的共在、人同社会的和谐的过程。马克思所说的“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共产主义运动“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他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支配”，从根本上说，都深深地体现了力图实现人与人的“共在与和谐”，人与社会的内在的和谐的哲学精神。当然不断消除人与社会的异化和趋于两者内在的和谐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需要人的不断的“历史的超越”和“现实力量的塑造。”
“普遍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决非一朝一夕之功……要改变一个时代的境界，就需要付出一个时代的努力。”经过人们不断扬弃自身，扬弃社会的“现实力量的塑造”，人同社会的历史性和谐必将不再是幻想，而将是“解放的乌托邦”。通过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总结：人对超越社会的超越，是一个以人同人的“共在”，人同社会的和谐为目标，以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为基础，以哲学精神对人的占有和社会教育条件的自我扬弃为门径，以崇高的境界和人的生存方式的历史性变革为理想导向的过程。这正像马克思所说的：“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人的对象或者说对象性的人的时候，人才不致在自己的对象中丧失自身。只有当对象对人来说成为社会的对象，人本身对自己来说成为社会的存在物，而社会在这个对象中对人来说成为本质的时候，这种状况才是可能的。”
三、个人的自身条件对人的制约和个人对自身的超越
如同作为“类”的人一样，个人作为自然存在物，同其他存在物一样，都只具有有限的生命，都只能暂时地存在于宇宙之中。“每个人都具有无可摆脱的有死性，没有谁可以超越死亡而进入不朽，这一点，注定了所有的人在死亡面前，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超越死亡，站在一个永恒的、超历史的立场来思考、行动与生活。”马克思指出：“死似乎是类对特定个体冷酷的胜利，并且似乎是同他们的统一相矛盾的；但是特定的个体不过是一个特定的类的存在物，而作为这样的存在物是迟早要死的。”这就十分尖锐地说明了个人肉体生命的有限性。万物流逝，无物永驻，个人如同“匆匆过客”一般，浮游于天地之间，个人在有限的肉体生命内永远达不到自身的圆满，永远无法成为“全”，只能是作为有限性、历史性的存在而存在于茫茫宇宙之中。
关于个人的肉体生存条件对人的制约，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指出：“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痨的穷苦人而不是亚健康的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马克思用这个例子说明个人为了生活就必须有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和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如衣食住行等）。而个人要真正实现自身的全面发展，就必须首先不断消除“个体的生存斗争”。只有当人历史地消除了“个体生存斗争”，人的解放才得以成为可能。可见，个人在肉体生命上是有限的，还处于自身的生存条件的制约之中，只能是作为不周延的历史性的存在物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既然个人作为宇宙的一个分子，如同“沧海一粟”一般，只能是暂时性的存在于宇宙之中，那么，我们不仅要产生这样的疑问：既然每个“小我”具有不可避免的有死性，那么以有限之人生去“随”无限之世界（以有涯随无涯），岂不是十分荒谬吗？关于这个问题，马克思曾说到：“一切发展中的事物都不是完善的，而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这句话同样适用人本身。马克思又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马克思在此尖锐指出，每个人都无法达到自身的完满，永远都是有限性的存在，但只要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不断为自己悬设一个崇高的目标，并进而通过自己的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与更为通达的自身，不断用“武器”去“批判”，不断用“物质力量”去“摧毁”，不断用“现实力批量”去“塑造”，在这种“批判”、“摧毁”与“塑造”的过程中，个人也就超越了自身肉体的有限性，实现了自身的无限超越。
当然个人对自身的超越需要现实的条件，即不断消除“个体生存斗争”。马克思说：“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只会有贫穷……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也就是说，离开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离开了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个人便不可避免地陷入“争取必需品的斗争”（由客观条件决定），很难意识到自身的有限性，并以现实的力量去“塑造”自身与世界。同马克思的时代相比，我们现今的时代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社会财富的空前膨胀，但并没有消除“个体生存斗争”（因为发展只有在死亡时才结束），不过这毕竟为实现人的超越奠定了基础。尽管“现代性”造成了“人的物化”问题，但这恰恰是实现人对自身超越的前提。正像马克思说的那样，把私有财产理解为人的异化劳动，“问题的这种新提法本身包含了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正是因为人在社会物质财富空前丰富的基础上被“物化了”，人才得以以创造性的实践活动去冲破自身的有限性，以现实的“塑造”力量去追求与实现无限的超越。可以说，我们的时代虽然没有历史地消除“个体生存斗争”，但却成为历史地消除“个体生存斗争”的先导。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似乎已经看到了一条自我超越之路：即我们每个人都不是真理的占有者，不是道德的裁定者；而是真理的追求者，道德的践行者。我们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也决不是由他人他物决定的，每个“小我”就是他自己人格理想的决定者，自身人生境界的塑造者。人的历史既是一个自我超越，自我发展的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发生和扬弃异化的过程。在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正因为“小我”自我意识到了自己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因而自觉地履行起自己真理的追求者，道德的践行者和境界的塑造者的使命，不断冲破自己的有限性，试图通过塑造全新的自我来塑造一个全新的世界。不过，这条自我超越之路需要一个长期的艰苦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但是在现实力量的塑造过程中，我们应当坚信“前进的发展终究会实现”。
结束语：通过以上三方面的论述，我们发现，尽管每个“小我”和人类之“大我”都是有限性、历史性的存在，但人有自己的历史。人在自我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通过和自然之间的“和谐性斗争”，而趋于同自然的“和谐自由”。不断通过扬弃社会现存状态的实践活动而趋于同社会的内在和谐，并通过“现实力量的塑造”不断创造着“新我”。在这一过程中，人意识到了自身的有限性，并通过自己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不断追求着“天人合一”、“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崇高境界”，并希望在这种追求中创造一个全新的世界。因而人也就在这种追求中历史地变革了自己的生存方式，实现了在自身历史中的无限超越。这也正是马克思在《手稿》《提纲》《形态》中关于人的思考的高远通达的指向之所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8.
孙正聿.哲学通论(下).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522.
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