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博士点十余年来，在各方面取得令人利目的成绩，但也存在基础不够扎实的问题。本文主要从博士点管理方面分析了培养目标和学生培养定位、各博士点的交流沟通体制与机制的建构以及博士点建设的内部管理等方面值得注意的若干问题。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管理
“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原属于法学门类的政治学一级学科中的二级学科，现今已提升为法学门类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设置博士点以来，经过十余年的努力，在学科体系建设、课程建设、理论研究、学术队伍培育以及人才培养等多方面取得了令人刮目的成绩。特别是在专业点布局方面，经过2005年新一轮的努力，基本实现了全国(除西藏、宁夏等少数自治区和港、澳、台)“大覆盖”。仅以这一次审批和增列的博士点来看，全国有21所高校和党校、军校获得一级学科博士点，有70个单位(其中有相当院校已获得原二级学科博士授予权，现按新的一级学科属下的新二级学科申报博士学位授予权)增列了共85个二级学科博士点。此外，还有72个院校(其中也有套叠)增列了一级学科硕士点，有189所院校(不含十余所军校和省级党校)设置了共300个二级学科硕士点(有些高校一下子增列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增列2个二级学科硕士点的院校则是常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专业点建设真可谓“大扩军”，实现了超常式发展。
然而，在这种发展形势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的同仁却表现出从未有过的沉稳和冷静，大家既看到学科发展面临着最佳的发展机遇，也意识到由于发展过快而使得学科在不少基础因素方面不够扎实的问题。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科健康发展，人们自然要回顾和总结以往学科建设的经验，也会反思这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我想，无论是总结经验还是检点问题，都是反思精神的具体体现，其目的性是一致的。我在这里仅就学科博士点建设过程中我所认为存在的一些管理(即非学科体系和理论研究)问题谈一些想法，议论挂一漏万，但至少是自己在投身博士点建设中所遭遇到的问题与困惑，也有几年来学界同行交流得出的想法。也许这些思考的东西对新设置博士点的同行们有所帮助，使得他们能够未雨绸缪，把博士点建设得比我们一些先行者要好，对学科发展有更大的推动力，或者至少能够避免我们曾经有过的一些失误。
一、关于培养目标和学生培养定位问题
1993年3月在福建师大召开的全国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工作会议上，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同志在讲话中对培养目标问题有专门的说明，他认为:第一，要从整个社会需要的角度看培养目标，而不能仅仅从高校需要出发;第二，要培养应用型的意识形态人才;第三，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专业倾向不要太强，专业课不要太多，要强调基础，如马列理论基础、人文科学的一些基础学科等。不要把专业搞得过窄，要强调通才。阳寸间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认为他的讲话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并且与整个高等教育的发展走势相一致，到今天看来依然对头。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培养目标在原先思想政治教育学科语境下一直是比较清楚的，除政治素质和业务素养、能力素养之外，就是为高校和社会各部门培养能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的专门人才，学生的社会适应面应该是很广的。到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属的各二级学科的培养目标也很明确，即除政治、业务方面的素质外，所培养的学生要适应整个社会的需要，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科学研究、高等教育和党政实际工作部门的专门人才，而不仅仅为了满足高校自身的需要。然而，在1997年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学科合并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后的一个时段中，我们曾经对培养目标中的学生适应性问题有过不同的理解。这种不同理解的影响到今天也不能说完全消除，或许会影响到今天我们对新学科培养目标的认真贯彻。
出于对学科名称进行“简称”或通俗称呼的需要，一段时间中人们习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简称为“两课”专业。毫无疑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必须培养适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需要的科研和师资力量，同时，这一专业一定要为社会培养大量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善于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宣传工作的才。这是专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专业如果仅仅为高校自己培养师资力量，会出现以下情况:首先，毕业生供大于求，高校根本无法容纳众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况且现今各高校纷纷提高录用教师的学历与学位的“门槛”，几乎是有博士学位者才有资格接受录用单位的挑选。许多硕士毕业生必须到社会各行各业中求职。在这种情况下，对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知识要求与能力训练就不能局限在“两课”之内。其次，按照“两课”(现在改称“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思维去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将会使得学科的理论视界逐步狭隘化，甚至出现自我封闭、自我循环、自我服务的状况。仅仅关注高校学生思想理论课程的状况是远远不够的。尽管学生发展中也有大量的、层出不穷的问题，需要投人大量的持续的力量加以研究，但这一学科决不能仅仅研究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还要研究现代企业组织、社区发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工作等。只有在这种广泛服务社会的过程中，学科发展才能获得更多更广阔更持续的资源和动力。
到今天来看，也继续存在着以上问题的痕迹。随着学科领域的扩大，博士点和硕士点的增多，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无疑已成为全国最大的专业之一，每年要培养的研究生数量估计数千，而能够在高校从事相应科目的教学与科研的人数有限，大量毕业生必须到社会各界去从事与本专业有关的实际工作，甚至有相当人数的毕业生会从事与所学专业内容并不直接相关或者毫不相关的工作。当然，由于我们的专业训练中有许多与其他学科相同的方法论要求，因此本专业的毕业生也会有较大的社会适应性，但毕竟可能会使教学双方在专业训练(或培养)过程中所产生的“效用”在相当一段适应期中无法得到充分展示。同时，如果我们的专业建设缺乏特色(这里仅仅是假设，因此我无法回答诸如“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专业建设不能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之类的问题)，培养的毕业生也缺乏比较优势的话，有许多专业如哲学学科所属的各专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专业、政治学学科中若干二级学科专业以及管理学科所属的行政管理专业等所培养的毕业生，都会与本专业形成很大的比较效应。当然，我们不会害怕竞争，但有一个问题:毕业生的就业是一个专业建设所不得不考虑的大问题。与这几年研究生的大量“出炉”有关，毕业生就业渐趋紧张，所以，我们不得不考虑培养学生的广泛社会适应性问题，考虑专业培养学生的特色问题，包括专业点扩展中研究生招生人数的控制问题。
同时，我们也不得不研究社会对各种人才的需求问题，特别是研究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有着各种联系的社会事业所需人才的状况，甚至详细考虑那种所谓的社会工程师、意识形态的专门人才、谈判协调高手、危机处置能手、文化产业发展的谋划者等具体培养要求。一句话，专业培养一定要有特色，即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也会有并且必须有自己的特色，这种特色是抽象与具体的统一。
二、各博士点的交流沟通体制与机制的建构问题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设置博士点的历史已近十年。十年来，从最初的三个点发展到2003年的28个点(含党校、军校)，各博士点潜心建设，分别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就，其中尤以几个最先设置博士点的院校为领军先锋，加上中山大学，已形成三个全国重点学科。他们有比较丰富的博士点建设经验和丰硕的成果，而其他后行院校也多多少少在学科建设中有自己的特点和成功的体会。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各个博士点之间缺少必要的沟通与交流，因此大家的一些经验和有效做法也无法及时推广和借鉴。由于缺少有效的组织形式和交流机制，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诸多博士点建设到现在为止还基本处在一种“各自为战”的状态中。如果说这些年中也有一些相互间少许情况沟通的话，通常是在一些为申报博士点的院校开展沟通工作而举行的中小型理论研讨会上所产生的“副产品”。其实，不少院校都有进行相互间沟通的内在需求。于是在进人新世纪之后，已设博士点院校通过建立“博士点联谊会”的方式加强沟通，如2004年12月由中山大学承办的联谊会、2005年9月由河北师范大学承办的联谊会等，都收到较好的切磋交流效果。但这种方式毕竟有一定的随意性，会前没有指定准备什么“硬任务”，会后也不存在对博士点建设的任何约束性条件，确实是联谊性的。
面临着博士点急剧扩大的情况，“联手作战”已成为一种迫切需求。在目前的状况下，“各自为战”或“放羊式”的建设对学科发展不会有利，但完全统合起来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于是我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方式。根据政治学所属若干学科的做法，他们每年都召开系主任(现大都改为院长)联席会议，会议每年都事先确定一个主题进行准备研讨交流，因此与会者都感到有一定的收获。为了避免主办方过重的财政压力，联席会议尽量不组织大型的参观活动，不像现在有些学术会议也办成“嘉年华”式的豪会那样。系主任(院长)联席会议已经坚持了二十余年。当然，随着博士点越来越多，联席会议的组织也越来越困难，会议规模越来越大，而会议规模一大，集中研讨并商定问题就会增加难度。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实际情况看，有几种体制架构预设:一是在现有的博士点联谊会基础上扩展，搞成像政治学有关学科的联席会议一样。问题是我们的学科规模现在要比政治学有关学科大得多，因此会议的组织成本不可小觑，可能维持几年就难以为继。二是先分片建立一级交流沟通体制，开展有关交流活动，这种分片可以地区来分，也可以学校类型来分，还可以不同院校博士点建设的特点来分，或者以二级学科点来分，或以理论研究的主题及类型来分，等等。在这种基础上，再建立二级沟通交流体制，由各片的当年轮值主席院校或其他相关院校派员到全国性质的交流会上进行交流沟通，以便于了解更多面上的情况，并带回本片发散分享。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分片不是绝对固定的，应该有一定的变动性。三是随机交流沟通方式，即由有关院校组织召开某一理论研讨会，会议上安排一定时段的交流内容和管理问题研讨，这种方式相对比较宽松自由。但不管怎样，总也是一种沟通交流的方式，比纯粹“各自为战”要有利。四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由各博士点搞成自己的网页，将各自的活动情况和研究成果及时挂上并及时更新。一些具体技术性活动可在少数教师的指导下由研究生主要实施，但将有关材料不定期汇总后，由教师与研究生共同分析并制定出本校的改善方案或措施。当然还有其他的路径与方式。
至于这些交流沟通活动的总策划，可成立不同级别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或学术委员会、或学科发展委员会等类组织承担，但这样的类组织又不能过多，以免“‘政’出多门”、乱套。如果按二级学科来建构博士点交流沟通体制与机制，也同此思路，但操作可能会方便些。
本人无意构建什么沟通体制与机制，仅仅是提出问题，表达渴望加强兄弟院校之间联络的一种愿望。也有意见认为，许多学科都没有这样的沟通交流机制，不也一样发展过来了。况且搞好搞坏由“市场”说了算，过若干年就可能会有一次“重新洗牌”，到时自然会有淘汰。我以为，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在教育资源短缺、“僧多粥少”，而且社会目前还无法遏止“学历主义盛行”、“文凭至上”势头的情况下，“市场”的“洗牌”作用是十分微弱的。正如有人调侃说，任何地方只要竖起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招博，绝对‘三包’(包不用常来听课，包不交读书笔记，包博士学位)”，那么，顷刻之间就有几百学子排成长龙。个个口中念念有词: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师不在严，能混就行;学不在精，有学位就灵。这当然是片面之说，且没有具体学科和专业指向，只是笼统地泛指一些现象，但我们缺乏健全的类似国外行业协会进行本行业监督和自我约束那样的体制与机制，确是不争的事实。
三、博士点建设的内部管理问题
这里涉及到博士生读书问题、博士生招生规模的控制问题、人学考试科目的稳定与调整问题、在职博士生的严格要求问题以及博士生学术能力的强化问题，这些问题相互牵连。我对此不大明确，只是感到应该引起重视，于是简要地择几个说说。
首先是博士生的读书书目问题。本专业的博士生应该多读书，甚至比有些专业的博士生读的更广泛和庞杂一些。但学习的年限毕竟太短，只有三年或如有些院校改为的四年。如果学生原来的理论基础较好和知识面较宽，还能应对;而对于一些理论基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较差的学生来说，在这有限的几年中能好好读通几部马恩的着作就已经很不错了，逞论读其他书籍。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并依据小平同志认为“读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思想，就需要对博士生的读书书目进行选精，规定本专业博士生的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问题是根据什么原则来确定这些必读书目和选读书目，这些书目又是哪些?
有人认为，只要把目前全国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点现有的读书书目拿出来，归出一些“同类项”，就是本专业的博士生指导阅读书目，然后再由各学校根据自己的培养思路和特殊要求适当作一些增补。这种方式固然可行，但也有一些问题要解决，首先是我们还没有这样的基础，即便在同一所学校里，一个博士点的若干个方向就会有不同的必读书目，其中共性的就是一些马恩篇章，但即便是马恩着作的篇章，选择的口径也很大。例如，在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与方法课程的必读书目中，有的教师主张《德意志意识形态》必选，而有的教师认为读马恩的着作要抓住三个“手稿”关节点，即《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1857-1858年的《经济学手稿》和马克思后期的两大手稿(即《人类学笔记》与《历史学笔记》)，而后者的容量十分之大。其次是在全国范围的不同研究方向中，应该有哪些共同的必读书目，意见可能更难统一。从2005年之前招收博士生的二十几所院校的一百二十多个方向来看，大致可以归纳成以下方面:第一，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为最多，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社会、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全球化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等;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向也比较多;第三，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方向，这方面除个别院校外，各校都至少设置了一个方向，有些则设置了三四个相关的方向，其中包括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与方法论、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思想政治教育与管理、高校德育研究、德育哲学、思想道德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政治观教育研究、现代伦理与比较思想道德教育研究等;第四，还有一些跨学科的方向，如中国政治思想、政治学理论、宪法与宪政、中国政治、马克思主义刑法、当代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国际关系伦理学等。至于这些方向设置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学界有一些不同看法，如有人认为这是为其他学科“借窝生蛋”提供了方便，有可能导致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专业的“空巢”现象。简而言之，我们要在这诸多方向中归纳出相对比较集中的博士生必读书目，确实有一定困难。
也许有人感到没有必要对本专业博士生的读书书目作出规定，可以由导师自行决定。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本专业博士生的培养要求如何充分体现?同一个学科的专业培养的博士生，是否应该有一些相对统一的必读书目，或者相同或相似的专业方向应该有相对统一的阅读书目?以上问题至今还未引起重视。
其次，关于控制招生规模问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本专业的问题，甚至是整个教育乃至国民经济的大问题。如果整体在迅速扩大，而我们相反选择自我缩小的路径肯定不利。在本专业布点扩展的情况下，提出控制招生规模问题，显然比较敏感，因为它涉及到学生希望人学、导师希望手中有学生、新辟的博士点要“上马”等。我这里指的控制主要就各博士点的情况而言，是指我们自己心中要有控制意识和高质量意识，不要看到其他学科扩招就自己心中痒痒的。当然有人认为在一所学校中，我们这种专业想扩招也没份，研究生院不会增加招生名额。我以为，适当控制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对本专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要看到，大学扩招肯定与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递增需要有关，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就业压力也不能说不无关系。因此我们要认识到，尽管眼前可能“抚平”这种难度，但它在几年后可能照样来临。并且由于多了几年的成本投人(无论是个人性投人还是社会投人)，使得机会成本越来越高，不少研究生就业后学非所用、读到博士还找不到理想工作后的心理反应也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现有相对不足之教育资源的钳制，使得我们对学生的培养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情况相比，在质量控制方面出现“降格”，或者和缓一些称为“降多升少”或者“有升有降”。这里所谓的“升”，主要表现在外语能力、知识视野、思维方式等方面，而“降”主要表现在理论基础、实际处理问题的能力、事业心责任感等方面。因此社会对学生培养的“降格”方面提出了一些批评，认为现今的大专生相当于过去的中专生，本科生相当于大专生，硕士生相当于本科生，而博士生则相当于过去的硕士生。这种舆论也许是社会用人单位的某种实际体会与策略的混合物，即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不得不对那些高分低能或眼高手低的毕业生“降格”使用，同时为降低工资成本，也有“降格”使用人才的策略考虑。
毋庸讳言，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中，我们的专业也是易受社会心理冲击的专业之一，招生太多势必影响到就业，而就业不佳又会反过来影响专业发展。针对这种情况，有人不以为然，认为这是社会的进步:读书再多，照样可以做各种工作，例如包括读物理化学的博士也可以到酒店当餐厅领班，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博士更可以做领班，这不能证明其他什么，恰恰表明全民素质在提高!确实，话是可以这么说，但如果这种现象大量发生的话，不仅是对有限教育资源的一种浪费，也表明制度安排有问题。无论新、旧“读书无用论”，其实不是人们头脑的固有产物，而是一定制度和政策扭曲在人们头脑中反映的结果。
再次，关于入学考试科目的稳定和变动之间的关系。博士生人学考试科目要稳定，这是不用怀疑的。然而，随着学科研究的深人和社会实践的深化，博士生人学考试的内容要能够及时反映这些变化的话，就需要在稳定一个时段后适当调整考试科目，这也有助于纠正一些考生的“应试”心理—经连续多年参加考试后最终可以摸准“路子”。当然这里的问题关键是考试内容与考试方式问题，如加大面试的难度，通过口试真切了解考生的理论基础状况和研究能力、学术悟性等。
又次，对在职博士生加强严格管理问题。在职博士生不会给导师和学校造成就业压力，但在管理上问题较突出。因此要加强若干环节，如严格按时同堂听课和参加讨论，保证完成规定的阅读书目并及时完成和递交读书笔记等。
另外，还有对待博士生发表文章的问题，究竟是重眼前发表一篇篇的短文，还是引导他们先大量读书，同时注意引导博士生研究社会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在这种过程中，先强化写读书笔记这一环节，然后经常开展交流读书笔记的活动，或将博士生“学术沙龙”制度化，并根据每次报告人的主题，安排有关教师参加博士生“学术沙龙”，担当评议人。还要抓好本专业博士生与其他专业博士生的学术交往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技术性问题。当然，博士生的学术强化最终要落实在撰写高质量的优秀博士论文上，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我们不能简单以能否进人百篇优秀博士论文为唯一衡量标准，但如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博士论文长期进不了这个系列，那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一系列毕竟是一种大家认可的社会确认机制与方式。
至于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问题更为重要。如今这支队伍十分庞大，其人力资源整合和管理的任务十分繁重，当年恩格斯引用拿破仑描写“马木留克兵”与“法国兵”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这支队伍管理的问题之一。
仅仅从博士生管理的角度就可以引发人们思考许多问题，本文是有感而发，不仅实话实说，而且实话直说，希望引起大家的不同议论，包括对我的看法的批评。目的都是为了廓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并指导具体博士生培养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