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的成熟阶段。在对理论教育内容的评价、理论教育的必要性、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和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等，毛泽东进行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的总结。抗战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文关键词：毛泽东；抗日；马克思主义；教育
以1920年12月1日《致蔡和森等》等为标志，毛泽东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在中国具体实践和思想建构的历程。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已初步形成的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思想，经过抗日战争时期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和系统的总结而达到成熟，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专注于抗日战争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做一论述。
一、关于理论教育内容的评价
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即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教育、研究、宣传、普及和自学“五位一体”式的教育实践活动，理论教育的内容决定着理论教育活动的开展，决定着理论教育活动的深度和广度，也决定着理论教育活动的意义。
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总结概括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旗帜作用”、“指南作用”、“精神支柱作用”、“预见作用”、“工具作用”、“武器作用”和“科学作用”等，从而给予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很高的评价。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再次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回顾历史，毛泽东谈到：“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一百年来，其优秀人物奋斗牺牲，前赴后继，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也证明，中国共产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
更深一层意义在于，已经和正在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不是一般的马克思主义，而必须是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仗百胜的武器。“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是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针。”
二、关于理论教育的必要性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大政治斗争和完成政治任务的中心环节。抗日战争从根本意义上说是人民的战争，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才是抗日战争胜利之本。毛泽东指出，中共七大的路线“就是要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建立起一个信心，即革命一定要胜利。首先要使先锋队觉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但这还不够，还必须使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甘心情愿和我们一起奋斗，去争取胜利”。在抗战即将胜利前夕，毛泽东强调指出：“除了我们的觉悟，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问题以外，还有一个人民群众的觉悟问题。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
在红军时期，毛泽东曾批评了“单纯军事”的观点即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红军的存在就是为了单纯打仗等。在抗战期间，毛泽东指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进行政治动员。“这一着实在是头等重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同时，要取得抗战的胜利，还少不了文化的军队。“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这个文化的军队就是人民大众，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占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
从党员队伍的现状来看，党员人数已由1937年以前的几万人，发展到抗战时期的120多万，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有很可爱的革命积极性，并且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但他们是带了他们原来的不符合或不大符合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入党的。这种情形，就是在1937年以前入党的党员中也是存在着的。毛泽东称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矛盾，也是一个绝大的困难。因此，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全党必须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并着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践，以达到进一步地养成正确的党风，彻底地克服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等倾向的目的。毛泽东强调：“我们的理论水平是比较过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国革命运动的丰富内容来说，理论战线就非常之不相称，二者比较起来，理论方面就显得非常之落后。”为此，必须进行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使党内思想完全统一到马克思主义上来，以便更好地掌握将来的发展。毛泽东在比较我军和日军后还特别指出：“日本军队的长处，不但在其武器，还在其官兵的教养——其组织性，其因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对鬼神的迷信，其骄慢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这是日本军阀多年的武断教育和日本的民族习惯造成的。”
三、关于理论教育的重点对象
干部队伍的建设，与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关系紧密。“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历来注重干部队伍的建设，强调干部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在一个四亿五千万人的中国里面，进行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如果领导者是一个狭隘的小团体是不行的，党内仅有一些委琐不识大体、没有远见、没有领导能力的领袖和干部也是不行的。”因此，必须“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要把这作为党的战斗任务。
党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实践一再表明，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如何，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在中国革命过程中，党在思想、政治和军事路线上出现的错误，都直接源于高级干部的思想认识问题，许多同志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中国革命持教条主义态度，这不能不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指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就是高级干部中的人，只要将他们的思想打通，全党的思想认识问题就好解决了。据此，党中央首先紧紧抓住高级干部这一关键环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他们，并以此推动全党的理论武装。毛泽东强调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在担负主要领导责任的观点上说，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两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进入抗战时期，我们党已经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党，党的武装力量在同日寇的斗争中重新壮大和进一步坚强起来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也更加扩大了，大批的新党员形成了许多的新组织。但是这些新组织还不能说是广大群众性的，还不是思想、政治和组织上都巩固的，还不是布尔什维克化的。同时，还产生了老党员要提高水平、老组织要进一步巩固的问题。现在和过去相比，党所处的环境复杂得多，党所负的任务也艰巨得多。复杂性表现在国际、国内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都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力量，如国际有日本帝国主义、前苏联社会主义以及英美帝国主义；国内有汉奸亲日派、人民大众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也有左中右三翼的政治集团。这些不同的政治力量，反映了不同的阶级利害关系，其斗争极其复杂。艰巨性表现在一方面要抗击日本侵略者，另一方面要自卫求生，还要进行根据地建设。为此，毛泽东指出：“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
将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为重点教育对象，是因为需要通过他们再去教育广大人民群众。从此意义上，党员干部人人都应该是一个教育者。毛泽东指出：“除了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以外，还有一种间接为群众所需要的提高，这就是干部所需要的提高。干部是群众中的先进分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一般都比群众所受的多些；为干部，也完全是为群众，因为只有经过干部才能去教育群众、指导群众。”1942年的整风经验也证明，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并使这一领导骨干和参加学习的广大群众密切结合，才能使整风完成任务。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
作为党员干部，不仅要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而且要积极向广大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并且与各种错误言行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批评了一些党员干部，他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但是我们党内还有许多同志，他们并不注重宣传唯物主义，也不注重宣传辩证法。有些同志听凭别人宣传主观主义，也安之若素。这些同志自以为相信马克思主义，但是他们却不努力宣传唯物主义，听了或看了主观主义的东西也不想一想，也不发议论。这种态度不是共产党员的态度。
四、关于理论教育的基本方法
毛泽东将任务比作过河，不解决桥和船即方法的问题，任务也就是瞎说一通。在提出的各种理论教育方法中，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是最基本的方法。“理论和实践这样密切地结合，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着标志之一”。不仅口头上讲结合，而且行动上讲结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上尤其应该如此。
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形象地比作箭和靶的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有些同志表现为“无的放矢”，乱放一通，毛泽东认为，“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教条主义者不遵守这个原则，他们不了解诸种革命情况的区别，因而也不了解应当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而只是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教条主义是我们党内两种主观主义的一种，并且是当时更为危险的一种。“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为了争取新的胜利，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的号召。他说：“所谓放下包袱，就是说，我们精神上的许多负担应该加以解除。所谓开动机器，就是说，要善于使用思想器官。有些人背上虽然没有包袱，有联系群众的长处，但是不善于思索，不愿用脑筋多想苦想，结果仍然做不成事业。再有一些人则因为自己背上有了包袱，就不肯使用脑筋，他们的聪明被包袱压缩了。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机器，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一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
针对党内存在的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毛泽东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毛泽东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许多同志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似乎并不是为了革命实践的需要，所以虽然读了，但是消化不了，变成了单纯地学理论。针对教育实践出现的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学的是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中的许多人，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在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与之相伴生的经验主义也是主观主义的一种。二者出发点不同，但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来。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而只有调查研究才是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基础和前提。要了解情况，最重要的是向社会作调查，力求掌握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实际(不是错觉)的材料。
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本的知识。因此，毛泽东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有懂得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部，也还没有懂得中国的全部。运动在发展中，又有新的东西在前头，新东西是层出不穷的。研究这个运动的全面及其发展，是我们要时刻注意的大课题。如果有人拒绝对于这些作认真的过细的研究，那他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狭隘经验论”的讥讽，毛泽东表示“至今不悔”。不但不悔，他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