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他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正式提出并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基本经验。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在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上。毛泽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民主革命实践检验并逐步形成的毛泽东思想，长期以来被作为党的指导思想，至今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里熠熠生辉，魅力长存。他所倡导并亲身实践的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所积累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辩证统一的基本经验，依然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和构建中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之不可或缺的基本思路和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亦是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与获致世界意义的完美典范。
一、倡导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乃是其创立者们与他们自身所处的时代直接对话的产物，因而马克思主义并非一种仅囿于书斋和学院之中的学问，而是一种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理论。同时，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给我们的与其说是一种既定的理论与知识，毋宁说是教给我们一种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方式，一种不断与时代现实、具体实践有机结合的实践与批判精神。对此，恩格斯这样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这些论述无疑清楚地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基本思路和主要方法。然而，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并不是被所有的人视作“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的科学，而是被当成生搬硬套在社会主义运动实践中的现成教条。这种情况不仅在欧洲历史上出现过，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历史上尤其在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也同样出现过。
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后不久，就立即投入到如火如荼的大革命运动和节节胜利的北伐战争之中，并且充当了革命战争的急先锋。中国共产党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实现了国共两党的第一次合作。但是，由于当时中共领导人没有认识到民主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革命所依靠的基本力量和革命的主要特点缺乏认识，同时又过分依赖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的指导，缺乏自身独立自主性和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整体把握能力，因而找不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可行性方案，抵御不住******势力的进攻，以至于使大革命以失败而告终。这也说明。在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之间明显存在间距，并未得到有机的结合。
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有两条道路可走：一条是走俄国十月革命的路，在主要城市发动武装暴动，诸如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另一条是走在偏僻农村进行武装暴动的路，诸如毛泽东所领导的湘赣秋收起义。然而，这两条道路，到底哪一条道路更适合中国国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和实践。他们认识到，第一条道路适合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因为近代大机器工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工人阶级队伍，而且增强了工人阶级的组织纪律性。共产党人依靠工人阶级的强大力量，在反动统治势力集结的大城市进行武装暴动，有可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但是，当时的中国仍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交通都非常落后，各地区发展也极不平衡；另一方面，工人阶级的队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在大城市进行革命，进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地步。因此，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要走向胜利，必须要打破在中心城市夺取政权的模式，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同时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所开创的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就是自觉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在客观效果上也使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事业中获得了自觉性、主体性与能动性。
但是，在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当时党的领导人在思想上要么陷入右倾保守主义，要么沦为“左”倾冒险主义。右倾保守主义者照搬马克思主义的相关理论(如“二次革命”的理论)，主动放弃了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以致把革命的领导权拱手送给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不顾革命与******之间力量的悬殊对比，急躁盲动，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极大的危害，使得红色根据地在反动派的围剿下几乎丧失殆尽。在随后进行战略转移的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又遭受到重大损失，以至于濒临绝境。
在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才由此转危为安。遵义会议以后，特别是红军和党中央到达延安以后，党内主要领导人的认识才逐渐趋于一致，即一致认为要打破共产国际的教条化倾向，驱散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的迷雾。可以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实践)有机结合起来的意识在这个时候已渐露端倪。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第一次对“普遍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作了理性表达，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命题。194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20周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又说道：“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在这20年里，中国共产党人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做出了巨大努力，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付出了血的代价换来的。1956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中也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此外，在《整顿党的作风》等着作中，毛泽东也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问题作了精辟的阐述。毛泽东在自己的着作中多处使用了类似“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字样。
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既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真正中国化的一个实践诠释原则，同时也是我们党一贯的思想原则。这一思想原则，从内容构成看无疑包含三个要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要着作；二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具体实践，就是****“三座大山”的统治；三是这两个方面的有机结合，即具体运用及其成效。毛泽东借“有的放矢”这个成语来形象地比喻这三者之间的关系。他用“矢”比喻马克思主义理论，用“的”比喻中国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放”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也就是二者的有机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矢”，必须去射中国革命之“的”，既不能乱射，也不能不射，而是既要敢于在实践中开拓、试验、探索、创新，又要善于检验、总结、概括和提升。通过这个成语，毛泽东十分清楚地告诉党内同志，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间不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互动”的关系。
另外，毛泽东还要求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较好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既不是用其他的什么主义或者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也不是教条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生硬地相结合。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既要“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马克思列宁主义，又要坚持不懈地以马克思主义原理为指导来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实现中国的历史性变革，并理性、自觉地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辩证对接起来，尤其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符的部分加以改造与提炼，因为中国的实际还包括中国的历史、中国的传统文化，故而领导干部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成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而非一种异己的存在。毛泽东是他那个时期党内领导人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最为熟悉的理论家，他深刻理解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了解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要成功实现其本土化，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既要结合本国的具体实践，又要在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耦合生长点、契合融通性。这是被无数中外文化交流、文明发展的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个客观规律。
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的十多年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系统总结了党领导民主主义革命前十多年的历史经验和惨痛教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对中国革命基本规律、革命的领导阶级、动力和主要特点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完整和系统。这是毛泽东对我们党在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和方法上，所做的科学总结和概括，既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涵，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做了初步尝试和理论准备。
二、正式提出并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概念。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这无疑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和民族化。这是因为作为世界性学说的马克思主义仅就理论形态上而言还只是基于历史发展大势而形成的“总的指导原理”，它需要“在‘化’的系列中存在并发展着自身”，同时，只有将其具体化、穿上本民族的服装，才能变理论理性为实践理性，变观念智慧为行动力量，才能不断在种种“化”的实践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性的范导功能加以呈露与凸显。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伟大的革命实践和建设实践，倡导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这是毛泽东一生为中国历史做出的最大贡献。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致力于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他没有像其他青年知识分子那样出国留学，而是选择留在国内从事革命斗争。他有这样的认识，要想在改造中国的伟大事业中有所作为，就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加以准确和深入地了解，并对之做出实地调查及研究。在其接受马克思主义信仰并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更是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亲身实践，尤其注重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和根本实质始终与中国社会问题的解决相关联，因为在毛泽东看来，中国革命需要理论的指导，理论也需要在实践中加以应用才能实现它的价值。
李大钊曾经说，马克思主义主要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三个部分“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这表明李大钊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就是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同样为毛泽东认识中国社会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他在陕北时对前来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书上，并没有中国的湖南、湖北，也没有中国的蒋介石和陈独秀。读了这些书之后，知道人类自有史以来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这样就初步地得到认识问题的方法论。只取了它四个字：“阶级斗争”，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毛泽东把《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着作的内容归结为“阶级斗争”，这就紧紧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根本，因为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分析阶级社会的主要方法。他从中找到了认识问题的方法论，这充分表明他把马克思主义看作行动的指南，而不是僵死的教条。
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具有较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领导人并不罕见，如瞿秋白，王明等人。特别是王明，由于曾经留学苏联，经过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对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可谓烂熟于心、出口成章，号称“党内理论家”，但他不了解中国社会，对中国的实际问题没有真真切切的具体理解和感受。可以说，王明是“经院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是“实践派”的理论家，更不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家。这也是中国革命早期所面临的问题。教条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原理背诵得滚瓜烂熟，但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却无能为力，甚至给革命带来巨大危害。这种状况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都极为不利。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需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而不是像背诵《圣经》那样去背诵马克思主义信条。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首先实现了这样一种转变：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和精髓，形成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在理论上做出简单阐释，而是要进行革命实践并从中取得成功经验，才有可能形成明晰的科学概念。到抗日战争时期，民主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思考已经初步成熟，毛泽东等人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进行初步总结，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着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也形成了自身完备的体系。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范畴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两个范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主要方面，或者说这是一个过程的前后两个阶段。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发展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所结出的重要理论成果，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简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重要理论成果，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逻辑关系。
1945年，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召开。刘少奇在代表党中央作的《论党》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毛泽东思想，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和政策”。它既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又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毛泽东思想是我党创立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指导思想和理论。叫毛泽东思想在这次大会上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因而“七大”成为中共党史的重要里程碑。从此之后，毛泽东思想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之一。
马克思主义具有开放的理论品质，是不断发展的科学体系。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历史事件，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也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进行改造和创新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有科学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博大精深的内涵，凝结着毛泽东及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智慧。它对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具有广泛的世界性品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而提出的。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伟大的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相结合。离开中国社会的实际和革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不切实际的抽象而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理论联系实际，在革命实践中形成中国特色，具有一定民族形式，容易被人们掌握并用于指导实践。
马克思主义具有科学的品质，它的活的灵魂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进一步发展。他在“七大”政治报告中严厉批评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研究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倾向，指出“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他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表明，他认为党内存在着两种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即香的、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观同臭的、死的、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斗争。
马克思主义具有不断发展的品质，是系统的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毛泽东的重要着作《新民主主义论》总结了党成立以后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带领全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新鲜经验，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概念，对“五四”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性质进行了准确的科学定位，并且全面而精辟地论述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领导权、动力、前途、发展阶段、总路线，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纲领和政策等重大理论问题。新民主主义理论是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总结和深刻反思的结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和建构。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全国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同志继续提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在党和政府的各项工作中，坚决反对照抄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讲得对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这个历史时期，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仍在发展。比如，在人民民主专政理论、革命转变理论、统一战线理论、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执政党建设理论等方面，提出和阐发了许多好的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特别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从事经济建设工作，失误无疑是难免的。1962年，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在会议的报告中，毛泽东总结了经验教训，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尽可能好一些地结合起来。这是民主革命时期的“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思想的延伸，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其体系和内容包括党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正确的基本理论、基本纲领和基本政策；体现革命战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宝贵经验；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领域，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军事和国际问题等诸多内容；涵盖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各个方面，创造性地回答了在中国如何革命、如何夺取革命胜利和实现革命转变等走向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根本问题。这些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进入了新的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理念。“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形成过程。这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主要方面。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来看，毛泽东思想既是一个伟大成果，又是这个理论体系的源头，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先河，又为实现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对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做了具体解释，回答了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具体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所谓立场，就是要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完全能够解决中国社会的具体问题，并且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毛泽东在多个场合讲过要坚持共产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工农兵的立场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明确反对******的立场、资产阶级的立场、地主买办的立场和少数反动分子的立场。这实质上就是在中国这个特殊国情下讲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所谓观点，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主要观点，就是运用这样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分析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具体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搬硬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这是教条主义的方法，不仅没有领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而且没有理解中国革命和建设存在的实际问题。所谓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协调和整体系统的方法，可以说，用这样的方法彰显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变革现实”的理论品格是毛泽东以一贯之的行动诉求。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个不可割裂的整体，三者密切联系并相互交叉。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是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精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