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邓小平关于以人为本、义利统一、公正协调的经济伦理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以人为本；义利统一；公正协调；和谐社会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研究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社会主义经济道德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
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理念是以人为本。邓小平视人民群众的利益高于一切，其经济伦理思想贯穿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他始终坚持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思考和行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
1．充分重视群众的利益和愿望
邓小平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非常重视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物质利益，他强调，“每个人都应该有他一定的物质利益”，“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这是因为，物质利益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只有充分尊重人们的正当物质利益，鼓励个人追求正当利益，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保护个人的合法权益，才能广泛调动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性。1978年12月13日，他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谈到物质利益的重要作用时说：“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邓小平鼓励人民群众通过正当的途径获得相应的物质利益，他说：“要以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作为衡量做得对或不对的标准”，并要求我们的各级领导认真思考“怎样适合本地情况，多搞一些经济收益大、群众得实惠的东西”。
邓小平时刻关注人民群众的愿望和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是社会发展的主体，要充分肯定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依靠民意、尊重民意、服从民意，他坚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的重要依据。他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他强调：“我们党提出的各项重大任务，没有一项不是依靠广大人民的艰苦努力来完成的。”他相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得到成功”.
邓小平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物质利益的基础作用，尊重和关心劳动者的正当利益，充分重视群众的意愿，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劳动者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认为，人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发展生产力，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最终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针对建国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忽视发展生产力，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的现实，邓小平说：“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对历史经验教训深刻反思后，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邓小平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生产力发展了，才能实实在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让经济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于民。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他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政策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人民不相信。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所以，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2年，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更是精辟地概括出了判断工作做得好与否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二、义利统一：构建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和谐的实质最根本的是要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和谐。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既充分肯定了人们追求正当个人利益的道德合理性，又强调追求个人利益不能危及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把经济与道德有机结合起来，将实现个人利益的“利”与尊重非个人利益的“义”统一起来，从而实现义与利的高度统一。邓小平义利统一的思想对于促进经济建设和道德风尚协调发展，最大限度地提升人们的道德境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坚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手抓”原则
义与利犹如意识与物质相辅相成。义与利的统一表现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统一上。邓小平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协调发展。他既关心经济的发展，更关注社会道德的进步，他唯物辩证地阐述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经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他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因为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邓小平指出：“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邓小平意识到经济发展可能会带来的问题，认为经济生活和经济行为不能背离社会主义的道德伦理准则。他反复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邓小平认为，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重要问题。他把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这“五爱”作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先进分子的基本标准，要求社会主义新人应当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并且反复强调，其中理想和纪律最重要。同时，在市场经济中，物质利益的诱惑会使某些人唯利是图，不惜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他由此提出了纪律要求，指出：“一切经济活动和行政司法工作，都必须实行信誉高于一切，严格禁止坑害勒索群众。”要求全党同志发扬大公无私，服从全局，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精神。强调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
2．坚持国家、集体、个人利益“三兼顾”原则
邓小平提倡以义制利。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提倡利是普遍原则，但当义与利产生矛盾时，以义制利就成为义利统一的关键。他在鼓励和支持人们关注个人利益的同时，总是提倡个人利益要服从社会整体利益。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绝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
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我们提倡按劳分配，承认物质利益，是要为全体人民的物质利益奋斗。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的利益要服从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觉悟的先进分子必要时都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我们要向全体人民、全体青少年努力宣传这种高尚的道德。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中的这些价值导向凝聚着亿万人民为了共同目标一致努力，形成强大的精神合力，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全心全意为国家和社会多做贡献。
三、公正协调：构建和谐社会的保障机制
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经济公正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内容。邓小平关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先富带后富”思想，通过先富带动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体现出社会公正的本质内涵。邓小平“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和“先富带后富”思想为正确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妥善处理好各种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机制上的保障。
1．“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体现经济公正思想
如何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长期以来是经济学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伦理学所要探究的重要课题。邓小平总结了我国过去在分配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思想。
任何社会公平都需要由效率为其提供相应的基础，因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效率的提高直接关系到社会进步，而且构成公平的前提。因此，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我们应当坚持效率优先。邓小平一针见血地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人民生活永远改善不了，积极性永远调动不起来。”他提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要有奖有罚，奖罚分明。对干得好的、干得差的，经过考核给予不同的报酬。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一样，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高温、高空、井下、有毒的工种，待遇应当跟一般的工种有所不同。
同时，邓小平十分重视公平对效率的反作用。因为公平原则的贯彻有助于调动全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反过来促进效率的提高。他指出，我们提倡按劳分配，对有特别贡献的个人和单位给予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也提倡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方由于多劳多得，先富裕起来。这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也要看到一种倾向，就是如果有的人、有的单位只顾多得，不但不照顾他人利益，甚至不顾及整个国家的利益，就会造成新的社会问题。
效率与公平是矛盾的，但又是统一的。过分强调公平、忽视效率就谈不上公平。同样，过分强调效率、忽视公平，同样实现不了效率。邓小平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思想，极大地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工作热情，使我国经济得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最大限度实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地发展。
2．“先富带后富”体现协调发展恩想
邓小平经济伦理思想的根本落脚点和归宿是实现共同富裕。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体现的是经济效率原则，共同富裕体现的则是社会公平原则。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共同富裕是一个逐步实现的过程，只有量变达到一定阶段才会实现质的飞跃。“先富带后富”体现了协调发展的思想，表现出先富与共富的动态统一。
邓小平指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先好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好起来，目的是更快地实现共同富裕。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从社会公平的层面为最大多数人得到最大利益指明了正确的途径。
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政策的同时，也预测到了将来可能出现的地区差距扩大、收人差距拉大等两极分化问题。他告诫：“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邓小平指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还有，提倡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两个大局”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两个大局”思想实际上就是要求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带动落后的地区，逐渐消除地区之间的贫富差别，最终实现全国共同富裕，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