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为了统一党内思想，顺利展开国内经济建设，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和策略原则进一步展开了批评，阐述了学习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及意义。
[关键词]列宁 “左派共产主义者” 国家资本主义
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围绕苏俄是否应该同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内部发生了分歧。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主张坚持与德国进行革命战争，以战争的方式支持德国革命，反对列宁提出的尽快同德国媾和的建议。1918年4月，面对国内形势的变化，列宁提出转变工作重心的思想，即主张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从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转移到经济方面，转移到管理国家和发展生产上。在转变工作重心的过程中，列宁提出，“国家资本主义”是苏维埃共和国从当前状况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阶段。对此，“左派共产主义者”又一次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和抗议。他们否定过渡时期的必要性，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立即对全部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他们反对实施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反对利用旧专家。同年5月5日，列宁为了统一党内思想，顺利展开国内经济建设，发表了《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以论战的方式，对“左派共产主义者”在国际、国内一系列问题上的观点和策略原则进一步展开了批评。
一、对“左派”错误的揭露和批评
第一，“左派”的错误在于对目前形势的“实质”完全的无知。如前所述，在新的国内形势下，“左派共产主义者”仍然主张进行“社会化”的措施，主张立即“实行”社会主义，立即对全部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立即实行农业集体化。正如他们在《目前形势的提纲》中所言，只有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才能有计划地利用现存的生产资料。对此，列宁批评指出，“左派共产主义者”之所以会在新形势下提出这样的观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新形势的“实质”。
那么新形势的“实质”又是怎样的呢?十月革命胜利之初，新生政权曾经实行最坚决的国有化，实行没收，其目的在于通过打击和****国内资产阶级势力，粉碎他们造成的怠工和停业，维护和巩固新政权，为新政权的存在和发展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苏维埃政府先后颁布了关于银行、铁路、外贸、商船、大工业企业国有化的法令。截止1918年5月，除全部银行国有化外，国有化的工业企业已达512个，其中绝大多数是属于冶金矿山、金属加工、电机等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大型企业。在列宁看来，对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实行国有化和没收只是经济建设和复苏的第一步，紧接下来的任务应该是在这些已经国有化和没收的企业中实行“计算和监督”，从而使得这些企业的生产和分配完全掌握在无产阶级的手中，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然而，1918年5月，列宁发现，国内国有化和没收的步伐已远远超越了“来得及加以计算”的步伐。因此，他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就曾明确提出，国内现阶段的工作重心亟需转变，需要从过去的“剥夺剥夺者”转变到“计算和监督”。然而，他的这一思想引起了党内的意见分歧，招致“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不满——他们主张继续“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
“左派共产主义者”由于对且前形势的“实质”完全的无知，发表了一个可笑言论——“彻底粉碎怠工”。在国有化政策实施之初，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为了抵制和反对国有化进程，曾以消极怠工的方式进行抵抗。然而，由于苏维埃政权强硬的打击措施，这些怠工者和破坏者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屈服。因此，目前的形势是“计算和监督”，即应该思考一下把那些怠工者安排到什么地方去工作，规划一下应该如何组织工人阶级进行监督，如何使布尔什维克在实施监督的过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然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们的错误在于：“就是不知道****、粉碎等等对于社会主义是不够的”，而仍然不断地“侈谈‘最坚决的社会化’、‘完全达到’、‘彻底粉碎’”等言论。针对“左派共产主义者”这些可笑的言论，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批评道：“‘左派’的不幸，就在于他们没有看到‘目前形势’的实质，没有看到从没收(在实行没收时，政治家的主要品质就是坚决性)到社会化(要实行社会化，就要求革命家有另一种品质)的过渡的实质。”
第二，“左派”错误的根源在于他们不懂得向国家资本主义过渡是一个进步。如前所述，“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反对国家资本主义，他们在《目前形势的提纲》中提到，苏维埃共和国在“右派布尔什维克的倾向”的影响之下有“演变到国家资本主义去”的危险。对此观点，列宁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1)列宁批评“左派共产主义者”不懂得当前社会制度的“过渡性”正是存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在十月革命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在国内广大工人、农民和士兵的支持下，****了软弱无能的克伦斯基临时政府，组建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然而，新政权的确立只是俄国迈向社会主义的第一步。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理论中早已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社会主义制度必然是一种高于资本主义的更高级的新制度，而且这种制度的最终确立必须要以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作为基础。所以，此刻的苏俄社会，无论从阶级构成还是经济结构上看，都不能代表一种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列宁看来，此刻的苏俄社会只是处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那么，从小私有者占劳动人口大多数、小生产占社会生产优势地位的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究竟是怎样的呢?既然苏维埃共和国本身还不具备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生产力基础，那么当前的首要任务无疑就是朝着更高的社会生产力迈进。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如何确保既能有效地发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积极作用又能有效抵制其消极影响呢?列宁说，从俄国目前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资本主义无论走向国家大资本主义或者走向社会主义，都必须经过同一条道路，同一个中间站，即“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即国家资本主义。这一点，却是“左派共产主义者”所不懂的。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在列宁和俄共(布)的指导下，工矿企业建立了工人委员会，监督企业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组织和监督社会消费与个人消费。在列宁的思想中，这就是当时的国家资本主义，因为工人委员会对企业的监督体现了苏维埃国家对企业生产的监督和干预。后来苏维埃国家又对一批大企业和银行、铁路等实行了国有化，这些企业在性质上表现为国家控制下的资本主义生产，也被认为是“国家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这说明，当时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成分主
要的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由此，列宁说：“看来，还没有一个专心研究俄国经济问题的人否认过这种经济的过渡性质。看来，也没有一个共产主义者否认过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名称是表明苏维埃政权有决心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绝不是表明新的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他还说：“那么过渡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用在经济上是不是说，在这个制度内既有资本主义的也有社会主义的成分、部分和因素呢?谁都承认是这样的。”。列宁的意思是说，当前社会制度的“过渡性”意味着这个社会存在着多种经济成分，决定了国家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而且在他看来，“国家资本主义较之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目前的情况，将是一个进步。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将是一个很大的胜利，那将极其可靠地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而立于不败之地”。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不懂得这一点。
(2)列宁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之所以提出错误主张是因为他们没有认清当前国内经济成分中真正的对立面，而错误地将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列宁说，俄国当时的斗争，不是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作斗争，而是小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合在一起，既同国家资本主义又同社会主义作斗争。然而，“左派共产主义者”却看不到这一点。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说到：“‘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的错误的根源就在于不了解这一事实，投机商、奸商、垄断制破坏者就是我国‘内部的’主要敌人，即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措施的敌人……投机活动正在取代国家垄断而渗入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每个毛孔。”他认为，“左派共产主义者”看不到这一点，说明他们已经成为小资产阶级的俘虏。
第三，“左派”的言论充分地暴露出他们的小资产阶级性。“左派共产主义者”在《目前形势的报告》中认为在苏维埃俄国搞国家资本主义是对社会主义原则和道路的背离，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行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及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走卒投降，因此，他们提倡实行“最坚决”的社会化。列宁指出，“左派共产主义者”散布的这些言论，恰恰暴露了他们思想上的“盲目和无知”——“他们或者是不了解具体事实，看不到实际存在的事物，不能正视现实，或者是只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而不研究目前我国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势和步骤”。
正是由于盲目和无知，他们错误地判断了当前的国内形势，错误地将国家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小资产阶级对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破坏性影响。他们不懂得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大大高于苏维埃共和国当前的经济。在列宁看来，他们的心理及其导致的行为“恰恰意味着在思想上‘偏离了方向’，离开了‘演变’的真正道路，不懂得这条道路；而在实践上，这等于是向小私有者的资本主义倒退”。“他们在口头上是(当然，他们也深信自己是)小资产阶级的无情的敌人，而在实际上却正好是帮助小资产阶级，正好是为小资产阶级效劳，正好是表现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因此，在列宁看来，虽然完全没有必要同不懂得这些真理、没有一点政治经济学头脑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进行争辩，但是对于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左派共产主义者”就必须争论，分析他们的错误，帮助工人阶级找到正确的道路。
二、学习和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
第一，苏俄需要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利用强大的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源进行高度集中，从而优先发展大机器工业和军事工业，使得德国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实力上很快地追赶上了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后来，德国经济学界将这种通过国家力量对社会资源进行集中以发展工业的方式称为“国家资本主义”。一战期间，国家资本主义在德国更是发挥出极大的优势，但它的不足之处和致命之处在于德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滞后性。与此相反，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成功地掌握了国家政权，但是苏维埃共和国却极度缺乏建立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技术，也缺乏管理生产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正如列宁在《论“左派”幼稚病和小资产阶级性》一文中所说：“历史发展得如此奇特，到1918年竟产生出分成了两半的社会主义，两者紧挨着，正如在国际帝国主义一个蛋壳中两只未来的鸡雏。德国和俄国在1918年最明显地分别体现了具体实现社会主义的两方面的条件：一方面是经济、生产、社会经济条件，另一方面是政治条件。”尽管从实现条件上看，德国在经济方面的准备已经非常充分，但是“德国革命”却迟迟未有发生，因此实现社会主义的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在了已经具备相应政治条件的苏维埃新生政权之上。那么对于这个政权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向德国学习，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列宁指出，最具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例子，就是德国，那里有达到最新成就的科学技术和服从帝国主义利益的有计划的组织，如果把帝国主义国家变成苏维埃国家即无产阶级国家，那就会得到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部条件。他还说，如果德国革命迟迟不发生，苏俄就要学习德国的国家资本主义，全力仿效这种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苏俄只能对文明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在说明有必要向德国学习国家资本主义之后，列宁进一步提出，在苏维埃共和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要采取特殊的赎买政策，即只能对文明的资本家实行赎买。
(1)列宁就19世纪英国和20世纪苏俄的不同国情进行了分析和区分。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正处于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是当时军阀机构和官僚机构较少的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英国的工人在国家人口中占绝对优势，加入工会的工人具有很高的组织程度，工人在长期的政治自由过程中受到严格训练，文明程度较高，英国的资本家不仅有较统一的组织而且长期以来惯于用妥协的办法解决政治和经济问题。如果英国工人通过革命夺取和掌握了政权，就构成了英国资本家和平地屈服于英国工人的可能性。那么20世纪的苏俄社会是否具备这些条件呢?不可否认的是，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具有最强的革命性。十月革命的胜利，镇压资本家军事反抗和怠工反抗的胜利，都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但苏俄的社会状况却不得不让人感到遗憾。首先，工人没有在人口中占绝对优势，也没有很高的组织程度。俄国之所以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是因为它受战争破坏最重，矛盾最尖锐，农民阶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次，俄国既没有文明程度较高的工人阶级，也没有具有组织性和妥协习惯的资本家阶级。这样，20世纪的苏俄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俄国无产阶级在政治制度方面、工人政权的力量方面，比英国或后起的德国都先进，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 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所以，列宁提出：“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具体条件，那就很清楚，我们现在能够而且应该把两种办法结合起来，一方面对不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既不肯接受任何‘国家资本主义’，也不想实行任何妥协，继续以投机和收买贫民等方法来破坏苏维埃措施的资本家，无情地加以惩治；另一方面对文明的资本家，对那些肯接受并能实施‘国家资本主义’，能精明干练地组织真正以产品供应千百万人的大企业而对无产阶级有益的资本家谋求妥协或向他们实行赎买。”列宁这里所说的对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其实是指不剥夺他们的财产，只是对他们采取“计算和监督”的措施，并且发挥他们的作用，由他们继续领导生产和分配的活动。
(2)如果说对文明的资本家实行特殊的赎买是一种“妥协”，那就需要正确地认识这种“妥协”。虽然俄国的资本家没有屈服的习惯，但是俄国的革命者却犯过妥协的错误。在二月革命过程中，孟什维克虽然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却认为俄国的客观条件不足以实行社会主义，反对由工农群众夺取和掌握政权，希望通过联络资产阶级，推动国内的自由化改革，争取言论集会自由，组织工会，****专制皇权。显然，孟什维克执行的是一条妥协的路线。二月革命结束时，由于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继续执行妥协路线，拒绝接受政权和掌握政权，资产阶级乘虚而入建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1918年春，拒绝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以上述事实为据，指责以列宁为领导的“右派布尔什维克”又一次向资产阶级进行了“妥协”。对此，列宁就“妥协”的不同性质作了说明。他说，克伦斯基时代的妥协是孟什维克的妥协，其结果是把政权交给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这是一种有利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妥协，这种妥协是应该予以坚决抵制的。但当前的情况是，无产阶级政党已经夺取了国家政权，并且保持和巩固了这个政权。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既不会使无产阶级丧失政权，也不会导致无产阶级同其他阶级分掌政权，还可以更好地维护和巩固这个政权。这说明，当前的“妥协”是有利于无产阶级利益的妥协，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妥协”。列宁据此指出：“现在已经不存在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分掌政权和放弃无产者对资产阶级的专政问题，这时候再说什么妥协，那就等于是鹦鹉学舌，只是简单重复一些背得烂熟但毫不了解其意义的词句。现在当我们能够而且应该管理国家的时候，我们不吝惜金钱，竭力把那些受过资本主义训练的最文明的人吸引过来，利用他们来对付小私有者的瓦解作用。如果把这说成是‘妥协’，那就是根本不理解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任务。”
当今，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经济全球化正在深入地发展，中国应该如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如何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如何在世界多极化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力量和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都已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这就要求中国执政党在思想、理论、方针和路线上与时俱进。学习和运用列宁进行理论创新的勇气和精神，是做到理论和路线与时俱进的重要前提。
注释：
①周尚文、叶书宗、王斯德《苏联兴亡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页。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⑧⑩(11)(12)(13)《列宁全集》第2版第34卷第274页，第273页，第275页，第275页，第274页，第27页，第280页，第281页，第276页，第279－280页，第284页，第28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