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科学的理论体系都离不开科学的建构方法，无论是理论体系的创立者或是研究者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他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着某种方法。而对方法的深入研究和自觉应用，往往是把理论体系研究引入更深层次的开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由正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思想构成的理论体系。从哲学视野看，规律、思想、理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两方面的，即内容上相通，方法上各异。这就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致。从内容相通的“规律、思想、理论”，到方法各异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这种哲学意义上的三维视角分析，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规律”视角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解读
在哲学视野中，“规律’和“辩证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内容”和和方法”的关系。因为规律作为特定事物本质之间的内在联系，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自成体系的，问题在于人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和把握规律，谁正确认识和把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谁就真正拥有和掌握了辩证法。因此，凡是科学的理论，其任务都在于正确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用辩证法来指导实践。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专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
这里不得不首先提及“科学”二字。在一般意义上，科学就是关于对象本质和规律的学说。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所以是科学，就因为它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1]9，从而科学地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逻辑建构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总体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另一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论'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实际上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思维逻辑体系。从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和逻辑看，“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涉及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一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始人那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首先涉及的是中国的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问题，也就是中国社会的定性和定位问题。邓小平首次提出的“初级阶段论”就是对中国社会的科学定性和定位，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的逻辑起点，它反映的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起点。这里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言，历史从哪里开始，人们的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二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问题。这是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问题的逻辑必然。因为只要将定位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状况与定性为“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加以比较，这种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分析结果，显然是“生产力不发达”这一矛盾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突显，因而构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根本任务论”的提出。在这里，由于理论创立者首先遵循了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在经过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后，又逻辑地让位于矛盾分析法，从而科学解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和“根本任务论’构成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
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论”，实际上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种思维逻辑体系。从邓小平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历史和逻辑中可以进一步看到，围绕“初级阶段论”和“根本任务论”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论”，必然逻辑地展开所谓“发展道路论”、“政治保证论”、“发展动力论”、“外部条件论”、“战略步骤论’、“领导依靠论”、“一国两制论”等一系列有关“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论，构成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论”。规律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自成体系的，规律体系总是以思想体系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思想体系与规律体系的关系实际上是认识方法与认识结果的关系。这也就意味着，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三个阶段性成果，一方面，它们都是以自成一家的思想方法科学地揭示不同历史和时代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它们又都以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思想内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体系。
2.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辩证法
这里首先不得不提及“辩证法”一词。在哲学意义上，辩证法就是关于事物运动规律的理论和方法。也就是说，辩证法告诉人们:要按客观规律办事。通常情况下，规律既是自成体系的，也是区分层次的。就发生作用的不同范围看，一般可以把规律分为基本规律和具体规律。相对而言，基本规律是指在事物一般层面发生作用的规律，而具体规律则指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并丰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结果[1910.这里所谓的“四基本”分别涉及的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解决的四个问题：
首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为党的“基本理论”，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掌握的‘规律体系”。在这里，“基本理论”是指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它们是在不同历史和时代条件下科学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体系的既相对独立又一脉相承、既自成一家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构成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其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衍生的“基本路线”，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掌握的“基本规律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看，党的基本路线是围绕基本理论而逐步衍生的。前文已经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中国社会性质和发展阶段问题，由此首先衍生出‘初级阶段论'初级阶段就是生产力不发达阶段，由此衍生出‘根本任务论'围绕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便确立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同时出现了历史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转移。为了避免转移中可能出现的“左’、右两种错误倾向，必然衍生出“四项基本原则论”和“改革开放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由此形成，并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核心。如果说核心是辐射源，那么，基本理论的一切问题都会围绕核心而展开。基本路线在基本理论中的核心地位表明，一方面，基本路线涵盖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另一方面，基本路线的形成当然也预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规律。
复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衍生的“基本路线”并以此具体展开而成的“基本纲领”，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掌握的“具体规律'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看党的基本纲领是基于基本理论的基本路线的具体展开。如果说基本路线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目标，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手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了总体布局，那么，基本纲领则是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总体目标，对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方面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的具体展开。换言之，如果说党的基本路线揭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具体规律。
最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衍生的“基本路线”并以此展开而成“基本纲领”在具体运用中所取得的“基本经验’，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掌握的‘辩证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取得了一系列坚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十六大总结的“十条经验”，十七大又一次做出了全新的总结：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十个结合”的经验概括，显然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法。
二、“思想”视角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分析
在哲学视野中，所谓思想，是指主体对客体本质及其规律的主观反映，也称认识。所谓认识论，就是关于人的认识产生和发展规律的理论。如同“规律”与“辩证法”的关系，
“思想”与‘认识论”之间也是内容与方法的关系。既然规律是客观存在和自成体系的，那么，正确把握客观规律所产生的一系列认识，就成为思想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实质上是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体系所形成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换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思想体系与规律体系的统一，又是思想方法与认识结果的统一，当然也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与规律体系的统一
从认识论角度看，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来源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又来源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既不是已往实践的复制，更不是原有理论的翻版，而是一个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既一脉相承又相对独立、既与时俱进又自成一家的统一的思想体系。思想体系作为主观化了的规律体系，是客观实际在人的主观认识中的再现。如果说任何思想体系都有其自身特定的历史和逻辑，那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更注重从国内外社会主义兴后的基本国情着眼去认识规律，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所特有的立场、观点、方法。譬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发展道路论”，经济文化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发展阶段论”，改革创新的“发展动力论”，对外开放“外部条件论’，三步走的“战略步骤论”，关键在党、人民至上的“领导依靠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祖国统一论”等等，既反映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也再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体系。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认识结果的统一
既然思想体系是被主观化了的规律体系，那么，思想体系与规律体系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思想方法与认识结果之间的关系。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作为一种认识结果，都显得同样重要。一方面，如果放弃结果去谈方法，就会等同于原有体系；另一方面，如果脱离方法去看结果，就会执着于只言片语。换言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识结果与思想方法的统一。如果离开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方法去谈认识结果，就会把自己的不正确理解说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原意，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从而导致实用主义；如果离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认识结果去谈思想方法，就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等同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脱离实际，照抄照搬，从而导致教条主义。因此，只有把认识结果与其思想方法统一起来，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
既然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与认识结果的统一，那么，把握二者之统一性的认识论原则，不过是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如果不了解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和最大实际，就不能掌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也就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规律性。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产生，再到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乃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展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一认识论原则的一个又一个成功典范。其中，诸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论”，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的“真理标准论’，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拜人民为师的“群众路线论”等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建立的认识论基础。作为认识论基础，既在体系之外，又在体系之中。说它在体系之外，是说不能简单地把它归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全部内容。说它在体系之中，是说它始终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
外又在体系之中的东西，就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原则。在此意义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当代诠释，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光辉典范。
三、“理论”视角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学”诠释
在哲学视野中，所谓理论，即概念化、逻辑化了的思想。所谓逻辑学，就是关于人类思维规律的科学，它要回答的是理论如何产生的问题。如同“规律”与“辩证法”、“思想”与“认识论”的关系，“理论’与“逻辑学’之间也是内容与方法的关系。规律、思想、理论在内容上相通，但在方法上各异，这就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致性。一方面规律只能通过思想揭示出来如果离开一定的思想人们对规律的认识就失去了条件或方法；另一方面，思想必然贯穿于规律当中，如果离开规律，思想的形成就失去了根据或内容。可见对于理论工作者而言，只有以特定事物的运动规律为内容，以揭示该事物运动规律的思想为方法，去建构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这样才能形成科学的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论概括，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为特定对象或内容，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为具体思想或方法，经过理论工作者构筑逻辑化、系统化的概念体系而最终形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一理论体系虽无形式上的统一却有实质上的系统，这种理论表现形式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独特的个人风格，其科学性来源于对客观实际与思维规律的正确把握.是由正确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思想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
1.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无形式上的统一却有实质上的系统
从逻辑学角度看，任何理论体系都是对反映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思想加以概念化、系统化而形成的。然而，理论体系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却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仅仅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论看，最基本的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有形体系的形式，一般是理论巨著的形式，如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革命导师马克思，他用毕生的精力把自己的人类解放思想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熔为一炉，从而构筑起博大精深、系统完整的理论体系。另一种是无形体系的形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属于这种形式，这不仅体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由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三个阶段性成果构成的，而且体现在每一个阶段性成果都是由一些谈话、讲话要点构成的。在这两种理论表现形式面前，人们普遍认为只要是理论巨著的形式那就是完整的理论体系否则无体系可言。不少人认为，相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理论上无体系可言。事实上，理论的表现形式最终取决于理论产生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现形式取决于特定的历
2.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表现形式取决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独特的个人风格
之所以说理论体系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有两个因素值得深究：一个是理论产生的特定历史条件，这是决定理论表现形式的客观因素；另一个是理论创立者独特的个人风格，这是影响理论表现形式的主观因素。
特定的历史或时代条件是决定理论表现形式的客观因素。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是在19世纪欧洲革命条件尚未成熟、无产阶级革命处在理论准备阶段的必然产物；毛泽东思想则是在20世纪前半期，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艰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必然产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则是在20世纪后半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向何处去的一个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的严峻考验面前，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就邓小平理论这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来看，尽管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然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共同历史任务，从根本上决定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无形式上的统一，却有着实质上的系统。
独特的个人风格或特点是影响理论表现形式的主观因素。就个人风格而言，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邓小平的个人风格就十分鲜明。1993年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他文风朴实，不讲空话，在简明扼要的论述中，总是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容。2]由于特定的历史或时代条件，加之理论创立者独特的个人风格，使得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虽无形式上的体系，却有着实质上的系统。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本着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理论创始人、既便于理论学习又便于实践操作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加以高度整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理论概括。作为理论工作者，就需要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揭示的规律体系，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的思想体系，不断建构更加统一的理论体系，以便于学习和运用。然而，如果游离于规律体系和思想体系之外，任何体系建构都是毫无疑义甚至是有害的。这就不得不涉及理论思维的科学性问题。
3.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源于对客观实际与思维规律的正确把握
逻辑学告诉我们，理论思维的科学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理论思维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实际；二是理论思维是否正确把握思维规律。这两方面的正确性在建构理论体系时缺一不可。因为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建构理论体系离不开概念分析法，但是必须明确两点:第一，必须坚决反对抽象的概念推演和无聊的文字游戏。如果既没有完全吃透概念所反映的客观实际，也没有准确把握概念所蕴含的思想内容，就会使概念分析法变成抽象的概念推演和无聊的文字游戏。第二，必须大力提倡具体明了的概念分析和科学严谨的文字表述。因为概念分析法要求概念明确、判断准确、推理严密，如果概念不明，势必判断不准，判断不准势必推理失当。因此，只有要提倡联系实际的理论思考，反对脱离实际的夸夸其谈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理论思维。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来源于对客观实际与思维规律的正确把握。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研究者虽可通过不同的理论视角形成不同的理论表达，但是必须遵循带有共性的原则或方法:一是必须正确反映客观实际，即必须遵循客观规律。在理论研究中，要倡导研究者尽量了解、掌握和使用理论创始人所提出的概念、命题。这不仅是既尊重理论原创者又尊重历史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既尊重科学又尊重实践的问题。二是必须正确把握思维规律，即必须吃透理论精神。在理论研究中，与理论的表述形式相比，理论的精神实质显得更为重要。如果不反映理论的精神实质，理论建构者的理论表达形式再完备、逻辑再严谨、条理再分明，都无任何实际意义。
4.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由正确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思想构成的理论体系
从逻辑学角度看，理论体系通过思想体系再现规律体系，这就是规律、思想、理论之间的关系。简单说来，规律只涉及‘是什么”，思想则回答“应怎么样”，理论则解决为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应怎么样'在这里，规律、思想、理论三者在内容上相通，但在方法上各异。这就是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致性。从内容相通的“规律、思想、理论”，到方法各异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这种基于哲学视野的三维分析，对于进一步深化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到此为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上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简单一点看，就是‘本质论”和‘规律论”两大块，其中，本质论系统地回答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论则系统地回答了“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复杂一点看，也不外乎三个层次：最深层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被认识的“规律体系”；中间层是作为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规律的方法被运用的“思想体系”，最表层是作为系统表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方法所形成的“理论体系'这里既有所谓简单的‘本质一规律”两块论的研究思路，也有所谓复杂的“规律一思想一理论”三层说的研究思路，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一种建构逻辑，不妨梳理出来，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共同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