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本党的意识形态以后,它就面临着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解释的问题。基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基于领袖个人的性格、经历和知识背景,基于共产国际等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呈现出极大的差别,并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从中共成立后几任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生长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移植到东方的土地而获得其新形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一步思索它遭遇不同的革命实践并经实践改造之后的发展命运。
〔关键词〕意识形态;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被中国共产党确立为本党的意识形态以后,它就面临着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被重新解释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渠道不尽相同,但他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大都是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吸引。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们都赞同俄国人所解释的马克思主义,而是说他们更倾向于在革命工具的意义上接受马克思主义,他们所要探索的是怎样在中国这一特殊情境中运用这一工具使中国革命获得成功,于是,基于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基于领袖个人的性格、经历和知识背景,基于共产国际等诸多外来因素的影响,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就呈现出极大的差别,并在中国革命的道路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从中共成立后几任党的领袖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释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生长于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是如何被移植到东方的土地而获得其新形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更深一步思索它遭遇不同的革命实践并经实践改造之后的发展命运。
一、马克思主义的“原生态”解释
当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将“废除阶级”、“消灭私有制”这个马克思、恩格斯为人类社会描绘的理想目标确定为党的纲领时,作为党的总书记的陈独秀却不得不考虑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途径问题。由于他本人被中国共产党淘汰出局,他提出的一系列设想和主张被冠之以“二次革命”论而屡遭批判。抛开政治的因素不谈,从解释史的角度来看,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实际上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这一意识形态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第一次实践性解读。
早在1920年,陈独秀刚刚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时,他就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多次撰文表达自己的看法:“在社会党的立法和劳动者的国家未成立以前,资本主义内民主派的立法和政治,在社会进化上决不是没有意义;所以吾党遇着资本主义内民主派和君主派战争的时候,应该帮助前者攻击后者;后者胜利时,马上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对于他们的要求,除出版、结社两大自由及工厂劳动保护的立法外,别无希望。”〔1〕他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意义上阐述道:“共和政治在人类进化史上有相当的价值”,“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2〕,“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社会改造底人万万不可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万万不能够妄想拿主观的理想来自由改造,因为有机体的复杂社会不是一个面粉团子能够让我们自由改造的,近代空想的社会主义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之重要的区别就在此一点”〔3〕。从陈独秀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进化论思想的痕迹。
陈独秀对中国社会的这种整体认识,自然会反映到他对于中国革命的具体途径的指导上来。陈独秀在对中国社会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之后曾明确指出,中国的阶级争斗不得不分为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起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的争斗。他还特别看重第一阶段的争斗,认为它“对内完全倾覆封建军阀得着和平与自由,对外促成中国真正的独立;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不但能给中国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不发达的国家,也只有这种和平、自由与独立,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由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4〕。基于这一认识,一直强调无产阶级政党独立性且个性极强的陈独秀才会最终接受共产国际对中共提出的与******合作的要求,甚至还在党内作了大量的解释和说服工作。之后,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中,他从理论上详细说明了中国何以必须先进行资产阶级为主的国民革命,认为国民革命的正轨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既然革命的性质如此,“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无产阶级掌权虽不无可能,但这是可望不可求的,“现在只有一心不乱的干国民革命”。
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他运用他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的结果。比起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来说,陈独秀的分析似乎更具有“原生态”的意味。他几乎是严格地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五形态理论来阐释中国革命的步骤和前景。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存在诸多内在矛盾,如既轻视工人阶级的力量,又肯定工人阶级的优点;一方面低估农民的力量,一方面强调农民问题,等等。〔5〕也有学者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在其一生中具有不同的演变阶段,大革命时期表现为强调以资产阶级为主的国民革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又认为资产阶级革命业已完成,在第二次革命高潮尚未来临之际应着重于经济斗争,从而为将来的革命高潮准备条件;而最后则开始强调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认为不要急着进行革命。〔6〕应该说,这些分析都不无合理之处,但却忽视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陈独秀始终是严格地按照西方式的马克思主义来看待中国革命问题的。尽管作为共产党的领袖,他也希望无产阶级革命早些到来,所以他在看到工人运动的热潮、农****动的高涨时也有过兴奋,但他更多还是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发育的不成熟性,反对革命操之过急;他从二次革命论到一次革命论到取消革命论的思想变化,其实归结到一点就是强调社会发展不可超越阶段而行。
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西化”解释,除去书生的教条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他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对传统文化采取的是基本否弃的态度,因而他最多考虑的是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状况,却不大考虑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民族传统相结合的问题,正如他所宣称的:“若是决计更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7〕但事实上,一种不与本民族文化相融合的外来理论是不会获得生命力的。
二、俄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盛行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既为中国共产党指明了以阶级斗争夺取革命胜利的普遍准则——这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共同信奉的,也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一条具体夺取政权的途径——依靠产业工人阶级、靠夺取一两个中心城市来取得全国政权。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进行的,它成立后在组织上也就成了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如果说陈独秀当选为党的第一任领袖主要还是由于他的个人威望以及在建党工作中所做的巨大贡献的话,那么在他卸任之后中共领袖走马灯似地更换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志,不少中共领袖也由此成为共产国际指令的或主动或无奈的执行者。这个事实或多或少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构建与苏俄息息相关,甚至导致了长期以来俄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共党内一统天下的格局。
首先,在中共早期的革命实践中,苏维埃式的革命模型一度成为金科玉律,甚至不能有丝毫变更。当时不少地区举行农民起义并自发地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但中共中央始终不肯把这种自发地建立在农村中的苏维埃作为真正意义上的苏维埃,因为按照共产国际代表所起草的决议,“当这些中心地点(指广州、长沙,笔者注)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8〕。只是后来,当共产国际表示中国革命的具体形式可以区别于俄国革命时,才扭转了中共中央以往对苏维埃革命中工人阶级成份和中心城市作用的迷信态度。
其次,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是否惟共产国际之命是从几乎成为中共党内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而将此种俄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推上顶峰的人则是王明。
王明是中共领袖中公认的“国际路线”派的代表,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喉舌。他熟读马列经典,并常以此来论证共产国际的正确性和惟一性。他终其一生的一个意识形态基本观念就是:坚信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惟一的祖国,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在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中,中共中央积极响应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武装保卫苏联”的要求,并展开宣传、示威等活动。陈独秀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在当时复杂的情形下,不做细致的说明,而片面宣传拥护苏联对我们不利,“单是世界革命的大道理,不能够解答群众心中所需要解答的实际问题”,这样的宣传“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王明为此撰文批驳,认为苏联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拥护苏联就是拥护中国革命”,“拥护中国革命必须拥护苏联”。〔9〕此后,他更将这种观点上升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忠实”的口号,并将这一口号看成“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10〕他后来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大体都是源于这一观念的支配,这从他为批判李立三而撰写的代表作《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中即可看出。在这本小册子中,充斥着这样的论证模式:列宁或共产国际的决议是怎样说的——李立三的说法不符合——所以李立三是错误的,是反列宁主义的,****产国际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以王明为首的一些留苏派把持着俄式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俄化概念在中共党内早已形成一种特有的精神气质和浓厚的亲苏气氛,成为笼罩在党之上、阻碍一切创新精神的沉重低气压”〔11〕。
毛泽东正是在长期受压抑的情况下,努力利用战争的空隙,进行理论上的深入思考。他借助延安时期相对安定的有利条件,阅读了大量来自苏联的马列经典,并最终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话语获得了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解释权。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视野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讲了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承继遗产,转过来就变为方法,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着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里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12〕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对其内涵进行详尽的阐述。联系党内意识形态斗争的历史,它大概揭示了这样几层涵义: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民族传统、民族的发展法则相结合。在毛泽东眼中,马克思主义的实质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而中华民族也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13〕。由此说来,以中国共产党这一无产阶级先进组织作为领导,以农民为主要力量来进行的中国革命正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民族形式的实现。这样,一向被所谓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贬斥的“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就获得了正当性。二、中共党员固然应该是国际主义者,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道理,但他们又是与中华民族血肉相连的中国人,也应该体现他们的民族性,不能只讲“世界革命”的大道理而不讲本民族的利益。毛泽东这样讲,意在反击王明之流把共产国际的话作为圣旨,将苏联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三、根据中国的特性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是排除一切对马克思主义的洋化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个洋概念,而这一概念主要也是被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所掌握的,如果不将其用通俗易懂的中国化方式表达出来,则难以动员最基层的民众,从而导致它缺乏本土基础。
相对于王明等时时将马列的词句奉为圭臬的教条主义者来说,毛泽东毫不避讳他对于马克思主义所采取的基本态度,即立足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去对待马克思主义。经过多年来的探索和思考,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予以中国化的解释,为中国革命开辟出一条新路。在当时严峻的革命实践中,正是这条新路使中国共产党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的困境,发挥出强大的功用。
四、问题域的转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合理性及其相关问题
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在面向社会生活实践时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论视角,从而形成自己的“问题域”。马克思所处的社会,是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高度发展并日渐显示出危机的社会,虽然“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4〕,但“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15〕。对于将贫穷者的苦难扛在肩上并立足于人类解放的马克思而言,他直接面对的问题就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导致的经济暴政、社会异化以及人的非人化,他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而形成了一套奠基于唯物史观基础之上的完整的理论学说并将其作为无产阶级进行实际斗争的指南。
当马克思主义越洋过海来到中国时,它所面临的“问题域”却发生了巨大的转换。当时的中国社会显然有别于马克思所处的西方世界,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众多的外来理论中异军突起主要依赖于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契机。十月革命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加以创造性地运用,使得人们所憧憬的社会主义理想在制度的层面得以实现,这样的事实胜于任何雄辩,它无疑极大地吸引了急于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用毛泽东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来说就是“哪个主义能救中国我就研究哪个主义”。受俄国版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也是根据现实斗争的需求,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中共党的领袖都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自己的解读。然而,从上述陈独秀、王明等中共党的领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来看,他们在基于中国革命的实践而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却并没有从中国革命的实践出发去运用马克思主义,而是习惯于用马克思主义以及俄国十月革命的框架去套用中国革命的实践,从而陷入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教条当中。
对于这种情况,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我们的同志们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列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好象道士们到茅山学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没有什么好看,也没有什么神秘,它只是很有用……那些将马列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没有什么用处,说句不客气的话,实在比屎还没有用。我们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条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么用处呢?〔16〕
可以说,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毛泽东一生的革命实践都是以“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得到”为其行动的依据和方法的,对于马克思主义,他更注重其实践性。面对着中国社会独特的“问题域”,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当中有益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理论抽取出来并做一番“中国化”的改造工夫,这在当时既是现实的,也是合理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解释也从理论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一种新的形态,展现出一个开放型理论所应具有的生机和活力,并构成了中国文化转型的灵魂,即“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来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而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先进文化”,“为在政治层面上解决本土文化同外来文化的关系树立了典范”〔17〕。当然,与此同时,它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另一方面的问题,它使得颇有学理上的完整性、系统性和深刻性的马克思主义,在服务于当下实践的实用性要求下,变得具有“大简化”甚至是庸俗化的浓烈色彩。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曲折的文化实践中,这一问题表现得尤为明显。
近年来,不少学者强烈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力图“返本归真”。他们将马克思主义请回了学术的殿堂,对其文本及思想进行了扎实而细致的研究,逐渐展现出它在学理上的系统性、完整性和深刻性。这一“矫枉”之举是值得给予充分肯定的。然而,“矫枉”的过程却出现了新的问题,当一些学者们专注于文本的研究,试图恢复马克思主义学术尊严的同时,却不再关注社会现实;他们试图远离国家意识形态,以恢复马克思学说的纯洁性,却恰恰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最突出的品格——实践性品格。我们知道,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鲜明地表达了他们的哲学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区别在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宣称明白地告诉我们,任何将马克思学说放置于书案,使其与生活世界隔离的做法都有悖于其本意,马克思主义必须被运用于改造社会的实践才能彰显其理论品格及应有价值。事实上,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使马克思回归其德国原典,而在于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在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应用它,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真正意义上的返本归真。
〔参考文献〕
〔1〕〔2〕〔3〕〔4〕陈独秀着作选: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166,178,180,193-194,375.
〔5〕朱洪.陈独秀“二次革命论”的内在矛盾及历史评价〔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94,(4).
〔6〕祝彦.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演变的三个阶段〔J〕.党史研究与教学,2002,(6).
〔7〕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897.152.
〔8〕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371.
〔9〕〔10〕王明言论选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26,348.
〔11〕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M〕.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186.
〔12〕〔16〕竹内实编.毛泽东集:第6卷〔M〕.东京:北望社,1970.260-261,75.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23.
〔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77.
〔17〕陈晋.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国先进文化〔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3.151-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