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中心环节,是毛泽东克服党内教条主义,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方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关键词〕 毛泽东;调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人和开拓者的毛泽东,其调查研究思想贯彻于他思考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认真梳理和探讨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和中心环节
1.调查研究是科学认识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必然要求
调查研究是人们探求客观事物的真相、性质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科学方法,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都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马克思主张通过社会调查,考察现实来建立社会理论。他明确指出:“我们想把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并且竭力做到的只是概况的表明这些事实。”〔1〕他拟定的关于各国工人阶级状况的统计调查提纲和《工人调查表》,以及《资本论》的写作,就是在长期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认真调查研究基础上,搜集和阅览浩瀚的文献与统计资料的结果。恩格斯在居留英国期间,曾对英国工人状况和工人运动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成为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史上的开篇之作。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不仅把调查研究视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还从哲学上论证了调查研究是取得正确认识的基础,把调查研究方法提升到认识论的哲学高度来认识。毛泽东认为实践性是辩证唯物论的重要特征之一,毛泽东强调:“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2〕调查研究就是主体认识客体的认识工具和实践形式,是主观符合客观获得正确认识的根本途径。他强调:“中国革命也需要作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3〕这是为了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接着定出正确的斗争策略。1941年毛泽东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句话,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4〕。1961年党中央重新提倡调查研究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5〕在长期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中,毛泽东不仅把调查研究作为“伟大的认识工具”加以充分应用,而且把调查研究提到了前所未有的理论高度。
2.调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之“矢”射准中国革命之“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的根本要求。认清中国国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6〕恩格斯对马克思的这个基本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概括,“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了解这些条件”〔7〕。
首先,特殊的国情注定了调查研究的必要性。与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和列宁时代的俄国相比,中国革命的基本国情有很大的差异。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如何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极为特殊的国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任何一本马列着作所没有阐明的,这就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正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通过深入、系统调查研究,广泛了解中国社会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问题及发展的客观规律,独立自主地寻找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基本方法、革命规律。毛泽东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8〕他大声疾呼“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9〕。
其次,革命经验和理论水平的缺陷注定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党内不少同志并没有认识到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们没有对中国社会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社会阶级状况和经济状况的特殊性,照搬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苏联经验,盲目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例如,陈独秀提出“二次革命论”,犯投降主义错误,导致轰轰烈烈大革命的失败。毛泽东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时说:蒋介石“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这个经过调查研究以后才找到的办法。……我们有些人,对于这个调查研究常不注意。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通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他没有调查研究就不懂得这件事。”〔10〕例如,王明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既无实际工作经验,又不认真调查研究,根本不懂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只是背诵马列主义,张口闭口引经据典,导致中国革命遭到重大挫折。
毛泽东运用马列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脚踏实地地开展艰苦细致的、持续的、广泛的、系统的调查研究,获得中国革命的发言权和决策权,写下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民族形式的马列主义理论着作,找出中国革命的规律,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实的实践基础,领导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正如毛泽东所深刻总结的:“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得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11〕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有的放矢”。
第三,西方社会学思潮的传播对于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影响。19世纪末,中国社会陷入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 “中国的仁人志士寻找救国大计之时,欧洲社会学的两大系——从孔德开始的西方社会学传统和从马克思开始的社会学传统,双双传入中国”〔12〕。社会调查研究得到两大学派学者高度重视并迅速展开,掀起了一次次社会调查研究的热潮。其中比较着名的有:北平社会调查所组织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组织的实地调查研究、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组织的实地调查研究以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党人开展的一系列解放区农村调查研究。正如平民教育促进会的李景汉所言,“吾国数千年来,旧籍浩繁,而关于社会实况之抒述甚鲜”,而目前“民困已深,调查尤为急务……调查社会实况,实为今后一切建设之根本要图”〔13〕。他们都是紧紧扣着如何认识和改造中国的社会这一根本目标,或是精确地认识社会,为解决社会弊端想办法,出主意,并通过客观的细致的社会调查力图建立中国化的社会学;或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
二、调查研究是毛泽东克服党内教条主义,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健康发展的根本方法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所属成员,必须接受其领导,加上中国革命时机日益成熟,党成立后即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中。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敢不敢反对教条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屡遭教条主义的困扰。由于党内教条主义者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讲着一套又一套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一般群众面前有较大的迷惑性,因此反对教条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既要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更要有灵活的斗争策略。
首先,毛泽东强调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他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4〕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际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在总结中国革命遭受的两次重大挫折,针对党内长期存在的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将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严重倾向,毛泽东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报告上进一步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念,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
其次,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对于革命实践的重要性。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毫不留情批判的同时大声呼吁从调查研究入手用事实说话,用实践来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他指出,教条主义的特征是“不从实际出发,而从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出发。它不是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来认真研究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过去和现在,认真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得出结论,作为中国革命的行动指南,再在群众的实践中去考验这些结论是否正确;相反地,它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若干个别词句搬运到中国来当做教条,毫不研究这些词句是否合乎中国现时的实际情况”〔15〕。毛泽东痛心疾首地说:“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16〕究其原因,是因为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分割开,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于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对于中国的历史现状和社会现状,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那么,“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17〕。1930年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着作《反对本本主义》,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8〕,只要了解中国情况,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他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成天地闭着眼睛在那里瞎说,这是共产党员的耻辱。”〔19〕这是毛泽东对全党同志的深刻告诫。
三、 毛泽东的调查研究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
调查研究是一切科学理论产生的源头和出发点。正如毛泽东曾经评价道:“马克思、恩格斯努力终生,作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才完成了科学的共产主义。”〔20〕毛泽东以中国农村为突破口展开调查研究,其时间之久、次数之频繁、规模之宏大、 内容之广泛、影响之大,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中和中国共产党内是极为罕见的。调查研究为毛泽东思想产生、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毛泽东从事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过程。这个过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1.中共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展调查研究,力图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对中国革命所遇到的问题给予初步的回答,是毛泽东思想的萌芽阶段
青年求学时期的毛泽东,他和同学“游学”千里,要对中国 “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21〕,产生了研究中国社会历史及现状的浓厚兴趣。大革命时期,毛泽东比较注意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和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生活及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痛苦,在大量翔实的调查材料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动》。面对党内外对农****动是“痞子运动”的指责,毛泽东在1927年1月至2月行程14000华里,实地考察了湖南的湘潭、衡山、醴陵、长沙等五个县的农****动,得到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向中共中央写了《湖南农****动考察报告》。初步系统回答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领导、对象、动力、前途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问题,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最初成果,预示着毛泽东思想的萌芽。
2.国民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开展对中国国情的调查研究,围绕着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写了一系列着作,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阶段
面对秋收起义的受挫和我们党发动的一系列武装起义都先后失败的惨痛,对“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理论和十月革命道路模式在中国不能成功”的思考,对“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求解,毛泽东把重心转移到对国情的调查与研究上。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是否适合于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自然条件、经济、政治等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不仅在实践上主动放弃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把武装斗争的重心转向农村,确立“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模式,而且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着作,在理论上论述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阐明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坚持和发展红色政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必然性和可能性。这是中国革命胜利唯一的正确道路,这是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成功先例和重要成果。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围绕着革命根据地建设,开展土地革命一系列问题,毛泽东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开展大量实地调查,有宁冈、永新调查,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保存下来的材料就有 十多篇,达二十多万字,涉及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制度、经济关系、阶级状况、土地政策、商业交通、文化教育、宗祠族权、家庭伦理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毛泽东以此为依据领导制定了《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等一系列党在农村根据地的方针政策,创新理论逐步形成,最重要的有土地革命思想、根据地建设思想、党的建设思想、人民军队建设思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战争,掀起新一轮革命高潮。1930年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是“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活灵魂的雏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标志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3.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总揽中国革命全局,系统地调查研究了错综复杂的国际和国内形势,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展开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是毛泽东思想成熟、发展的阶段
中国革命经过两次成功与失败的考验,突显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交织多变以及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展开,使毛泽东社会调查研究的实践进一步拓展、深化,调查研究理论趋于系统化。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后,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由他个人直接深入实际、深入社会,转向推动全党同志深入实际、深入社会,调查研究蔚然成风,并在党内制度化。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光辉业绩,革命理论上也实现了巨大飞跃,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民族化,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经验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化,获得了丰硕成果。例如: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建立了中国特色的哲学理论;明确了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形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战线理论;完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创立了党的建设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多方面展开形成比较完备的理论系统。在中共七大,全党形成共识,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刘少奇代表党中央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明确的概括:“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际之统一的思想, 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22〕。
4.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活动,总的来说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毛泽东思想在曲折中进一步发展
为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富裕,毛泽东视察祖国大江南北,进行一系列的调研活动,特别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调查,1956年初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十大关系问题的调查,1961年倡导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对建设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极其宝贵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思想源头。令人惋惜的是,晚年的毛泽东没有进行认真的正确的调查研究,使党的指导思想严重脱离我国社会主义的客观实际,偏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导致毛泽东对许多问题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和决策,造成指导方针的重大失误和建设事业的严重损失。这是值得深刻反思的。
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证明,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实现理论创新的基本环节。正是毛泽东通过亲身调查研究,理论与实践相沟通,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要害,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新的阶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他一贯地积极倡导和精心培育下,“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进入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词汇中,调查研究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是中国共产党人谋事之基,成事之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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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5〕〔16〕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1,791,988, 820.
〔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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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50.
〔10〕毛泽东选集:第4卷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26-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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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毛泽东传: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44.
〔22〕刘少奇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