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具有世界性;对东方社会的关注表明马克思主义始终重视探析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东欧的教训坚定了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选择。本文旨在从马克思主义与各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这一外部视角的对比中探析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外部视角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前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课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传播和发展中与各国特点相结合的具体表现之一,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组成部分。从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关注的整个人类的社会问题以及它与各国具体实际相联系的发展实践来看,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都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重要性。
(一)
不同地域的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使文化具有了“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特性,即有些文化既发生和存在于这个地域也发生和存在于那个地域,它因此便不是某一特定地域(国度地域、民族地域)的特定文化,而成为诸多地域的共同文化,甚或是人类性文化;有些文化首先只在某一特定的地域发生和成熟,但这种文化也可以为它地域所接受、所吸收、所同化。在中外文化史上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
中国古代物态文化的西传,对于欧洲近代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为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作了物质、技术上的准备。恩格斯认为:“它们不仅使希腊文学的输入和传播、海上探险以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真正成为可能,并且使他们的活动范围大大扩展,进程大为迅速。”〔1〕中国“四大发明”传入欧洲,对整个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换言之,欧洲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划时代变革,是与中国“四大发明”的西传分不开的。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世界市场并建立殖民地,而印刷术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
中国文化中不崇神灵的思辨哲学与伦理本位的道德哲学,也曾与希腊哲学一道,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欧洲封建主义文化是以宗教文化为核心的、神本位、非理性本位的文化。而中国哲学别具一格的天道观(中国哲学讲“天”,不是指神和上帝,而是指茫茫自然,这与基督教所言上帝之“天”大相径庭;“道”为天地之本、万物之源,黑格尔说只有中国人承认的基本原则为理性——叫做道)。对启蒙运动用理性的文化来****中世纪的宗教文化,用理性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产生过影响;同时,中国的伦理本位的道德哲学对于启蒙运动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新型思想体系以适应新兴的资产主义也产生过影响。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吸收了19世纪文化精华的文化成果。它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力量,不仅在欧洲推动了当代文化的重新改组,而且,它在俄国和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总格局。特别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已发展为各个不同地域和文化背景中革命和建设的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它既含有1914年以前各国社会主义运动所理解和实践的社会主义,又含有由列宁创造并被斯大林补充了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即习惯称作为“马列主义”;既含有东欧的马克思主义,也含有革命与建设道路都具有鲜明自身特点的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他们共同创立的革命学说应该从不同民族的独特文化传统中得到支持。他们认为,虽然英法唯物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但这两种哲学传统可以从不同角度为他们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提供支持。“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3〕
毛泽东很早就意识到,来自国外的思想理论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必须与中国本土的文化传统结合起来。早在1926年,在广州第六届农****动讲习所谈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的教训时,他就提出了关于符合中国人接受心理的问题。1938年10月,他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因此,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使之具有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二)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欧,但它的视域是整个人类历史和世界全局。马克思在研究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不仅关注和分析了西欧资本主义的社会现状,也关注和研究了东方的社会问题,其关于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的着名理论即是分析了像俄国这样具有东方政治文化传统的国家的社会特点而得出的结论。列宁结合俄国的具体实际,不仅实践了这一理论,而且在推进俄国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这也表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整个人类认识史的总结,适用于整个人类社会。
马克思在用历史唯物主义剖析西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一直关注和研究着东方社会问题,始终重视探析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在19世纪20年代,马克思从俄国农村公社的研究中,提出了农村公社可以不重复西方社会的发展道路,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1886年3月,马克思给俄国女革命家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四个草稿中,阐明了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明确地提出了东方社会可以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未来发展道路。第一,马克思把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区别开来。他指出,《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4〕。第二,马克思认为俄国农村公社不同于较古的原始公社,它包含了比古代类型的所有制更完善的形式,它自身的特点是它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源泉。“‘农村公社’的这种发展是符合我们时代历史发展的方向的”〔5〕。第三,马克思指出,俄国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村公社保存到今天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公社是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和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6〕。“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够获得新的生命”〔7〕。第四,马克思还分析道,俄国农村公社处在一个与西方古代公社解体的截然不同的历史环境,因此,它并不必然要经历西方公社那样的瓦解过程和重复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俄国农村公社不是脱离现代世界孤立存在的,它恰恰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如果说,土地所有制是俄国农村公社的集体占有制的基础,那么,它的历史环境,即资本主义生产和它同时存在,则给它提供了大规模地进行共同劳动的现成的物质条件,它能够以应用机器的大规模耕作来逐步代替小土地耕作。“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通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可怕的波折而吸收它的一切肯定的成就。”〔8〕
在19世纪80年代,马克思同恩格斯进一步分析了东方社会特殊发展道路的历史环境和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俄译本序言中,他们一致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9〕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继续坚持和阐发了他与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农村公社特殊发展道路及其实现条件的共同思想,强调其对于落后国家的普遍意义,明确地指出:“这不仅适用于俄国,而且适用于处在资本主义前的发展阶段的一切国家。”〔10〕
马克思对东方社会的研究,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表现的辩证关系中把握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始终重视探析各个民族或国家社会发展的特殊性。马克思正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东方社会的具体研究中,认识到了东方社会不同于西方社会的特殊性质,并揭示出东方社会可以不重复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的特殊道路。事实证明,它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完整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正是运用这一理论并结合俄国的具体实践把它变成为现实,同时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
(三)
在东欧国家解放初期,东欧国家共产党也曾有过一段时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的历史条件和具体情况结合起来,走一条有别于苏联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曾得到过斯大林的肯定与赞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回忆他1946年7月同斯大林的谈话时说:斯大林同志谈到,希特勒德国在二次大战中失败后,许多国家的统治阶级已经声名狼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有了提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可能性的道路。他列举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波兰的例子,也提及我国的例子,指出可以走一条不必经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
随着法西斯占领者及其傀儡的彻底灭亡,东欧各国旧的国家机器已被打碎,并在民族民主革命过程中确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因此,他们认为,东欧国家无须再经过“十月革命”那样直接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那样直接的无产阶级专政,而可以在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和平地、民主地转入社会主义。为此,政治上他们主张保持和发展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形成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共同反对卖国投敌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并由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团结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组成人民民主联合政府。经济上他们主张在没收伪财产的基础上,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大工业企业国有化,建立以国民经济为主体,同时允许私营和个体经济存在的人民民主经济制度。外交上他们主张保持和发展东欧国家传统的对外关系,广泛参加国际经济合作,并曾提出建立巴尔干联邦等设想,以便联合起来,增强东欧国家在欧洲和世界上的地位。他们认为,人民民主道路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不仅能够保证东欧国家平稳地走向社会主义,而且,对于欧洲和世界的其他国家也会具有更大的号召力和吸引力。
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建设热情,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东欧国家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得到迅速恢复。1947年前后已经达到或者接近战前水平。当时的东欧国家无论在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发展方面,都远比西欧国家更有生气、更富活力。正当东欧各国人民满怀信心地沿着人民民主道路向社会主义前进的时候,美苏却日渐由反对法西斯的盟友变成相互争夺的对手,东西方之间的空气日益紧张。1946年3月,英国首相丘吉尔访美时,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着名的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至亚得亚海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贯欧洲挂了下来。它拉开了笼罩欧洲的冷战序幕。随之,西方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实行封锁禁运、思想渗透、政治颠覆乃至军事威胁。对此,苏联采取各种步骤,加紧控制东欧,并改变了对人民民主道路的态度,要求东欧国家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按照苏联模式实行全面的“苏维埃化”,并在政治、经济、外交各个方面向苏联看齐,把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纳入苏联的全球战略,服务于苏联的内外需要。东西方冷战和苏联的压力,促使东欧国家形势急剧变化。从1947年至1948年起,东欧各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破裂,联合政府解体;社会民主党并入共产党,形式上实现了统一,实际却加深了分裂;共产党内部开展大清洗,使共产党的力量和威望受到严重损伤。与此同时,东欧国家的经济制度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最终完全按照苏联模式,确立了政治上一党高度集权,经济上全面计划管理的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于是,东欧国家本应坚持的符合东欧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却被冷战扭曲了。
理论和实践都证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就中国而言,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植根于中国民族传统的土壤,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就必须与时俱进,顺应世界形势发展的历史潮流。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内化为一种既是世界的又是民族的新文化,才能被中国人民所接受,真正成为指导我们实践的思想武器。
〔参考文献〕
〔1〕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69.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42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166.
〔4〕〔5〕〔6〕〔7〕〔8〕〔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30,439,431-432,451,431,32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5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