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较早地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萌芽;注重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是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诸多领域卓有建树;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向他学习,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和主要贡献
李达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他从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都在为宣传、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而斗争。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要以李达为榜样,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一、李达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点
李达从早年留学日本开始,便积极学习、钻研马克思主义,翻译出版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等译着,并向国内投稿,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标》、《陈独秀与新思想》等文章,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回国后与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参加党的一大,被选为中央宣传主任,主编《共产党》月刊,创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着作,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党的二大以后应毛泽东的邀请,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并任学长、主编机关刊物《新时代》、讲授唯物史观。脱党后继续宣传马列,出版《现代社会学》专着,在白色恐怖中坚持马克思主义阵地,翻译出版了包括苏联西洛可夫等人撰写的《辩证唯物论教程》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着作13部,发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等3部专着。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北平等地大学任教,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货币学和社会进化史,发表《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等4部专着及《中国现代经济史概观》等多篇论文。抗日战争时期先后在广西大学任教、在重庆冯玉祥研究室讲学。解放战争期间李达受聘于湖南大学,在险恶的环境中,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讲授法理学,撰写《法理学大纲》,成为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法理学的拓荒者和带路人。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入党,主政湖南大学,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校长,出版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谈宪法》等重要着作,积极宣传毛泽东思想,批判胡适实用主义哲学。晚年呕心沥血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为宣传和扞卫马克思主义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达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早就提出“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学说改造社会”的论断以及如何实行这种改造的政策,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萌芽。
1923年5月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一文中指出:“中国可以应用马克思的学说改造社会”,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论调,强调根据《共产党宣言》关于社会革命的一般原理,按照“目前中国的国情”,即“当时的产业情况和文化程度”,完全可以定出一个改造的政策来〔1〕。1929年1月在《中国产业革命概观》中又指出:应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必须“考虑中国社会问题的特殊性”。20世纪30年代,他在其哲学巨着《社会学大纲》的扉页上题字:“献给应用的抗日战士”,在第4版序中说,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建立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并锻炼知识的和行动的方法”,完成民族解放的大业,推动历史的飞跃〔2〕。他总是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改造中国、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
二是注重从学理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
1928年他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一文中针对我党建党初期理论准备不足,多数党员对马克思主义知之甚浅即投入革命实践活动而发生盲目行动的倾向指出:“我主张党内对于马克思学说多做一番研究功夫,并且自己也努力研究马克思学说和中国经济状况,以求对于革命理论得一彻底的了解。但当时党内的人多注重实行,不注意研究,并有要求马克思那样的实行家,不要马克思那样的理论家的警句,同时我也被扣上研究系的头衔。”〔3〕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要求从学理上进行深入彻底的研究的态度终其一生而不悔。1926年出版的《现代社会学》就是他从理论体系上全面深入研究唯物史观的重要着作。这部着作从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出发,阐述了人类社会的结构及其各要素的相互关系,论述了社会的起源、发展和变革,以及家庭、氏族、国家和社会意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则,分析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机械论,并把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特点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为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前途、领导权等问题的判定提供了有力论证,代表了那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高水平。这部着作流传甚广,影响至深,至1933年共印行了14版,在当时革命者中差不多人手一册。1937年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的集大成,其体系之严谨,内容之深刻,超过了当时在我国翻译出版的所有同类着作及国内学者的同类着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化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部着作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完整的科学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把自然观与历史观、世界观与方法论、唯物论与辩证法统一起来,维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完整性,凸现了唯物辩证法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强调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基础作用,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60年代编写的《唯物辩证法大纲》更是体现了从学理上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在编写过程中李达一再向助手交代:“写教科书不能没有系统性,不要赶热闹,要有科学性。我们还是要坚持从老祖宗讲起,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发展,你不讲马克思、列宁的东西,怎么讲得清楚毛泽东思想?总有个来龙去脉嘛!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人类认识史的总计、总和与结论。”〔4〕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该书既继承了原《社会学大纲》的逻辑体系,又增添了新的理论内容,体现了新的时代特征。该书在概述人类认识发生和发展史的基础上,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系统地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贡献,概括了现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社会主义建设、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意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和实践、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尽管该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和存在一些缺点,但就其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表述的深刻性和明晰性而言,比较国内同类着作,无疑具有更高的专业学术水平。
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在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过程中,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
十月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思想界发生了关于“问题与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问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三次大论战。第一次大论战,李达因在国外,未能参加,后两次论战,他都是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将而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中,张东荪、梁启超等人鼓吹改良主义的假社会主义。他们说:中国与欧美、日本国情不同,中国现在太弱、太穷,受列强的压迫,经济十分落后,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实行社会主义呢?中国社会大多数人是农民、游民,没有形成无产阶级,因而不配讲社会主义革命。当务之急应该“发展实业”、“增加富力”,而这一点只能靠发展资本主义才能做到。只有等经济发展了,“造就”了无产阶级,将来才能进行社会革命,实行社会主义。那种鼓吹社会革命、****资本家的做法,不适合中国的国情。由此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李达作为论战一方的主将,接连发表了《张东荪现原形》、《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等文,批判了张、梁的错误观点,指出中国现时社会实况虽然与欧美有所不同,但不能说没有劳动阶级,中国无产阶级不仅受国内统治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且受国际资本的掠夺和压迫,其处境比欧美、日本的无产阶级还要悲惨,社会主义革命不仅具备了客观条件,而且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他还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开发实业,但用资本主义的办法开发实业,只能使绝大多数劳动者沦为奴隶,同时在帝国主义互相掠夺下的中国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恐怕要糟到极点,不免是空谈罢了。所谓等到经济发展了,“将来”再实行社会主义,只是虚伪的欺骗而已。张、梁宣称他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是要唤起资本家的觉悟,去矫正资本主义的弊端,这实际上是企图把社会主义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轨道,而改良主义的社会政策只是“略略缓和社会问题,并不是想根本解决社会问题”。
这种社会主义只能是欺骗劳苦大众的假社会主义。李达的这种批判,在当时的情况下高举了社会主义的大旗,揭露了打着社会主义旗号而鼓吹资本主义、实行改良主义的假社会主义的真面目,批判了“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谬论,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在过了近一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来看,这种批判,并没有打中要害,令人信服。反驳张、梁等人的谬论,应该这样说:中国现在的确还很落后,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而要先解决当前最迫切的反帝反封建问题,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发展经济,以后才有可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领导不了,必须由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这就是说,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先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再搞社会主义,中国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胡绳后来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张、梁等人的错误,不在于说中国现在还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在于认为既然不能马上实行社会主义,就不需要社会主义者,不需要社会主义思想,不需要成立共产党。”〔5〕当然,这种批判的局限性是历史条件造成的,难以避免、不能苛求和责怪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如何实行社会主义这个问题还没有搞得很清楚。
在关于无政府主义问题的论战中,李达发表了《什么叫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社会主义与江亢虎》等文章,批判了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区声白、江亢虎等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荒谬观点,指出无政府主义各派的共同要素就是否认一切政府,一切国家,一切权利,其要害是否认无产阶级专政。至于无政府主义所谓的“自由管理”和“平均分配”的口号,其实质是反对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革命后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企图维护分散的和个体的小生产,实行小资产阶级的绝对平均主义。李达还专门批判了江亢虎用所谓“新社会主义”的幌子来宣扬无政府主义的错误观点,揭露了他欺世盗名的真面目。更为重要的是李达还追根溯源,从理论上剖析了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渊源和哲学基础,指出无政府主义的鼻祖施蒂纳、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等各派代表人物及其在中国的信徒们共同的世界观基础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李达积极参加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和实用主义哲学的批判,从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哲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等方面系统地揭露了胡适的错误,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实用主义与不可知论、信仰主义、主观真理论、诡辩论之间的关系,划清了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界限,宣传普及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这一点看,这种批判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应当承认,由于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这种批判打上了许多“左”的印记,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这也是不能回避的。
1956年6月,毛泽东在与李达的一次谈话中,对李达在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的批判战斗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对李达说:“我看你是黑旋风李逵。但你可比李逵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而你李达却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算起,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没有一个没有挨过你的‘板斧’的。”〔6〕总之,李达是“理论界的‘黑旋风’,是理论界的鲁迅”,这就是毛泽东对李达的评价。
二、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
从上述李达在中国传播、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特点可以看出,李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
一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时期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卓有建树,产生了一大批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
李达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研究哲学、经济学、法学等诸多学科领域问题,发表了一大批高水平的、影响深远的理论着作。他的哲学专着《现代社会学》、《社会学大纲》、《唯物辩证法大纲》,全面系统地传播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分别代表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中尤以《社会学大纲》最为突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7〕。他的《经济学大纲》忠实地遵循着《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原则,准确、精当地阐述了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并提出了撰写包括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先资本主义经济形态、中国现代经济在内的广义经济学的宏博构思,也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之一,其影响至深且广,由北平大学的讲堂传至延安,得到毛泽东的首肯。在一次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李达还寄给我一本《经济学大纲》,我已经读了三遍半,也准备读它十遍。”他的《货币学概论》是中国最早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的着作之一,它不仅标志着中国货币理论的崭新发展,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向部门经济渗透的开端。李达的法学专着《法理学大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了法律与国家关系、法律的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理论问题,尤其是通过对“各派法理学之批判”划清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同以往各派法理学的原则界限,为我国法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子,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文献,是我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法学理论的拓荒之作。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谈宪法》一书,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和法学知识出发,论述了我国新宪法的意义及基本精神,说明了我国宪法的性质和特点,对新中国法制建设和法学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主要表现是,20世纪30年代李达的哲学译着,成为毛泽东接受、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种“中介”。李达翻译的苏联西洛可夫等人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为《实践论》、《矛盾论》的写作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一些观点为“两论”所采用;毛泽东受该书的启发,发挥和创新了某些哲学原理。李达本人的哲学专着《社会学大纲》,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影响,如《大纲》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前史的论述给毛泽东以哲学史启发;李达关于认识过程三阶段的论述给毛泽东发挥“两个飞跃”的思想提供了契机;李达对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的看法启示了毛泽东强调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大纲》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问题的论述启示了毛泽东强调区分对抗性与非对抗性矛盾的重要性,为毛泽东后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形成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作了资源准备。20世纪50年代李达通过撰写《〈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对毛泽东“两论”中的某些观点有所纠正、补充和发展,使“两论”更加完善、更加丰富。〔8〕
三是用通俗的语言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内在地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求。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通俗化,即用通俗的语言文字、体裁形式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现实化,即使马克思主义走出社会精英的小圈子,更加贴近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成为他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锐利的思想武器。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一个艾思奇,一个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李达各个时期的文章和着作、特别是“两论”解说,具有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特点,受到读者的欢迎和毛泽东的称赞。1951年3月当《〈实践论〉解说》即将出版的时候,毛泽东致信李达说:“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9〕。 李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俗化不是简单化、庸俗化,而是在注意概念、范畴、原理的准确性、完整性基础上作出深入浅出的解释。李达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锐利的思想武器贡献给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为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向李达学习,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胡乔木1990年12月2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李达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党将近70年的历史上,还很少有像李达同志这样勤奋,这样有丰富的卓越的成就,这样在任何困难危险的环境下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教育家,这样坚定勇敢而不断追求进步,力求达到当代的最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战士。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完全有理由以有李达同志这样一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来,就以全部身心投入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数十年如一日的前驱和榜样而自豪。〔10〕他号召我国老中青理论界的同志都以李达同志为榜样,向李达同志学习,希望产生千万个新的李达,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奋斗。
我们今天纪念李达诞辰120周年,就是要向李达学习,促进他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
首先要学习他满腔热情、毫不动摇、毫不懈怠地以毕生精力坚持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职志的精神。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要像他那样勤奋地学习,勤奋地研究,勤奋地写作,努力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培养和造就成百个成千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李达式的理论家,提高我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和执政能力,紧紧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当代化的事业向前发展。
其次,要学习李达不屈不挠为真理而斗争的革命精神。李达做学问勤勤恳恳,做人铁骨铮铮,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在白色恐怖统治下坚持宣传马克思主义,被特务殴打、被反动派通缉,毫无畏惧。新中国成立后他对党的正确领导坚决拥护,但对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从不随声附和。他对毛泽东非常尊敬,但对他的一些错误观点和做法,如20世纪50年代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口号,曾当面提出过尖锐的批评;对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提出过质疑,对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学术界、文化界掀起的极左风潮、错误的“大批判”拒不参加;对林彪鼓吹的“顶峰论”坚决反对;对“文革”初期对他的批判从不承认和屈服,表现出为扞卫真理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我们今天缅怀李达,就是要学习他为真理而斗争、为真理而牺牲的精神,不随风倒,不趋炎附势,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独立思考,保持知识分子的良知,做人民大众忠实的代言人,像李达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最后,要学习李达不断前进、永不停息的超越精神。李达的一生是不断前进的一生,他从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对于自己的着作经常准备修改、改写。他晚年就订了这样的计划:要修改《社会学大纲》,出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撰写《中国革命的唯物史观》、《〈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读后记》;还要修改《〈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他总是要求超越自己、超越前人,力求使自己的学术研究达到当代最高水平。我们今天学习李达,就是要端正学风,克服浮躁情绪,反对弄虚作假,反对学术****,既要仰望星空,又要脚踏实地,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创新,把最好的研究成果奉献给社会,奉献给人民。
〔参考文献〕
〔1〕李达文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202.
〔2〕李达文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7.
〔3〕 李达. 中国所需要的革命〔J〕. 现代中国,1928, (2):1.
〔4〕 陶德麟. 李达与唯物辩证法大纲〔A〕. 为真理而斗争的李达同志〔C〕.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5. 215.
〔5〕 胡绳.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再评价〔A〕. 毛泽东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C〕.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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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化若. 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片段〔N〕. 解放军报,1978-12-28.
〔8〕 雍涛.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48-49.
〔9〕 毛泽东书信选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07.
〔10〕 胡乔木. 深切悼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6): 3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