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变革”思想；经济学向度思考
[论文摘要]通过追溯发现马克思恩格斯确有“和平斗争”思想，且存在明显的由“暴力革命”向“和平革命”转变的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变革”思想：即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及其与资本的互动，激化资本和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矛盾，进而引发社会危机，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传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失，“单纯的管理”层“知识型”工人阶级出现为社会“和平变革”提供新的主体力量；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及其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建立为社会“和平变革”提供组织基础；社会变革的目标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一、追溯：马克思恩格斯确有“和平斗争”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早年无疑是高度重视暴力革命的，恩格斯在《致布鲁塞尔通讯委员会》中指出：“除了进行暴力的民主的革命以外，不承认有实现这些目的的其他手段。”《共产党宣言》更是指出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而在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恩格斯开始对革命策略作出倾向性调整，并产生一些和平手段的火花。19世纪70年代初，在对“普法权赋予我们一种卓越的行动手段”认识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在新的条件下建立以普选权和议会斗争为主要形式，进而和平夺取政权的方式有了更深了解，并提到策略的高度。这一点集中表现在恩格斯晚年给一些社会民主党人的书信、谈话和文章中。1890年，反社会党人法废除，恩格斯指出：“党正进入另一种斗争环境。”“应当设法暂时用合法的斗争手段对付下去。不仅我们这样做，凡是工人拥有某种法定的活动自由的所有国家里的所有工人政党也都在这样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用这种方法能获得最大的成果。”在以后几年，恩格斯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倾注到倡导、支持和鼓励帮助各国社会民主党及工人群众积极参加选举上。1891年针对着德国“现代的社会正在长人社会主义”的认识，恩格斯指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长人新社会，比如在法国和美国那样的民主共和国。”恩格斯逝世前夕完成的《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又重申了这一点。
二、审视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由“暴力革命”向“和平革命”倾向性转变的原因
通过追溯可以看出，在一定程度上，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放弃“暴力革命最终决定论”，但也确有“和平斗争”的思想，而且越近晚年，这种思想越是占上风，存在明显的由“暴力革命”向“和平革命”转变的倾向。这种倾向性转变不是偶然的，它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主客观原因。
(一)马克思恩格斯一开始为什么倾向于“暴力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在一开始就把暴力革命作为“一般的策略”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历史原因的。18、19世纪是一个充满动荡、变动与革命的时代。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动的模式和典范，开启了以暴力寻求社会制度之门。雅各宾施政意识与无产阶级意识相结合以后，就很容易形成暴力****政权的政治意识和行为。恩格斯在总结六月工人起义时说：“我们关于1848年2月在巴黎所宣布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革命的性质和进程的观念，带有回忆1789—1830年榜样的浓厚色彩，这是很自然和不可避免的。”加上当时资本积累处于原始或半原始阶段，剥削、掠夺极为残酷和不人道。在初期，“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君主****政体彻底决裂”，是一种封建资本主义。在19世纪中叶以前，从理论到实践都很不完善，民主制度很不健全，封建残余很多，议会选举作用不大，法律对工人的限制很严格，工人没有合法罢工的权利等；同时，伴随着资本主义发展的是大量失业人口的增长及其雇佣工人的悲惨生活，这些直接促使工人采取极端方式解决问题。于是，在人们印象中，共产主义实践就是与暴力并行的。如16世纪闵采尔的武装起义、18世纪巴贝夫的武装起义、19世纪30年代布朗基的“四季社”起义等，这些都对马克思恩格斯接受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明显的导向作用。并且，由于共产主义的目标是要颠覆当时所有现代的和过时的私有制度社会，所以，在一开始“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这种情况，也使得一开始采取暴力手段成为正常的选择。青年马克思恩格斯特有的革命热情及其人道主义情怀也往往促使他们用极端的“以暴治暴”方式来解决问题。1892年，恩格斯为自己的早期着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序时指出：“那时作者还年轻，只有二十四岁，所以这本着作就带有作者青年时代的烙印。”基于以上的原因，暴力革命策略理所当然地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早期的策略选择。
(二)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为什么倾向于“和平革命”
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发生倾向性转向和平也不是偶然的。和平手段的因素在一开始就存在并逐渐积累，并最终导致马克思恩格斯对和平手段方式的不断侧重。从共产主义实践来看，存在着“和平实现共产主义，或者至少是和平准备共产主义”的因子。17世纪，温斯坦莱试图通过法典的形式来确立其基本原则；18、19世纪，卡贝组织了“伊加利亚共产主义移民区”的实验；欧文更是进行过多次改革社会的实验。这些早期一开始就有的和平因子尽管很弱小，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在不断地变异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870年起，第二次科技革命浪潮进一步推进了资本主义从不成熟的工场手工业时代进入真正的大工业时代。西欧资本主义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洗礼中，依靠其发达的物质力量巩固了统治。德国和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强化国内政治，在加强国家暴力机关以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抗以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使民主制度日益完善，规定了公民有选举的权利，从而为工人阶级的合法斗争提供了可能。与此同时，无产阶级阶级觉悟不断提高，斗争方式也趋于理性化，工人及其领导人开始认识到单纯暴力手段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他们纷纷成立独立政党，积极广泛地开展选举活动，并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所有这一切，都必然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引到通过和平斗争手段来实现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的目的。
三、深度思考：从经济学向度阐释马克思恩格斯“和平变革”思想
由此可知，马克思恩格斯内心无疑有着“和平斗争”的因子和行为依据。但是，对“和平斗争”的考虑不应当到此为止，重新审视恩格斯1886年在《资本论》英文版序言中的那段话显然更为必要。“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这才是根本所在。通过“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自身内部的运行机理，得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孕育着社会主义成熟的新因素，这种内在发展必然导致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由此，马克思恩格斯表达了其“和平变革”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由于生产力的落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廉价的工人劳动力资源和资本的相结合，直接的体力劳动成为生产使用价值和价值的源泉。从这个基础上产生的雇佣劳动制度带有明显的非人道色彩，这是资本主义发展初期所必然带来的后果。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不断知识化，并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从而社会生产过程的条件本身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这种智力得到改造。它表明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作为社会实践的直接器官，作为实际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被生产出来。”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的这种趋势使得社会财富不再是与以往一样以劳动者的直接体力为衡量标准了。“直接劳动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社会财富的实现已经不再是工人直接的体力劳动，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了”。“单是科学——即财富的最可靠的形式，既是财富的产物，又是财富的生产者——的发展，就足以使这些共同体解体。”
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生产力这一事实，使财富的源泉发生了改变，直接形式的体力劳动不再是财富的源泉，劳动时间也就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就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所以，科学技术为整个社会和社会每个成员创造了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使得一切技艺和科学成为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手段，使个人也因此有可能在本身的生产力上得到提高。
然而，这对于资本而言出现了一个矛盾。在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下，“资本的不变趋势一方面是创造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另一方面是把这些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变为剩余劳动。如果他在第一个方面太成功了，那么，它就要吃到生产过剩的苦头，这时必要劳动就会中断，因为资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一方面，资本“违背自己的意志”，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即为个人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因而也为社会发展充分的生产力创造广阔余地)”；另一方面，由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生产方式的限制，实际上这些“自由支配的时间”却只是为少数掌握资本的人所掌握，“自由支配的时间”成为工人群众“对立的存在物”了。“在现存财富极大地增大的同时，生产力获得最高度的发展，而与此相适应，资本贬值，工人退化，工人的生命力被最大限度地消耗。”于是，就造成了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本身在其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生产力的发展，在达到一定点以后，就会不是造成而是消除资本的自行增值”。资本的“这些矛盾会导致爆发灾变，危机，这时，一切劳动暂时中断，很大一部分资本被消灭，这样就以暴力方式使资本回复到它能够充分利用生产力而不致自杀的水平。但是，这些定期发生的灾难会导致灾难以更大的规模重复发生，而最终将导致用暴力****资本”。而“这不是通过资本的外部关系，而是被当作资本自我保存的条件，——这是忠告资本退位并让位于更高级的社会生产状态的最令人信服的形式”。在社会上所有人占有生产资料的情况下，资本实际上是解放了自己，实现了“自我保存”。在这种社会生产形态下，资本和生产力不再是矛盾的，而是协调发展，而人们的个性也得到真正的发挥。
马克思进一步讲到：“资本的这种社会性质，只是在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有了充分发展时才表现出来并完全实现。”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质，“一方面，把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用剥削别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并且使剥削社会财富的少数人的人数越来越减少；另一方面，又是转到新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所以，“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扬弃了资本的私人性质，它本身，但也仅仅是就它本身来说，已经包含着资本本身的扬弃。……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的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
随着信用制度股份公司开始建立起来。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这种向股份形式的转化本身，还是局限在资本主义界限之内；因此这种转化并没有克服财富作为社会财富的性质和作为私人财富的性质之间的对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态上发展了这种对立。”而相对于股份制企业，“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在旧形式内对旧形式打开的第一个缺口……这种工厂表明，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形式的一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的生产方式怎样会自然而然地从一种生产方式中发展并形成起来”。马克思认为，股份制企业和工人的合作工厂都是建立在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出的信用制度上，都应该被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化为联合劳动生产方式的过渡形式，只不过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的自我扬弃，是“消极地扬弃”，是“单纯的过渡点”。而合作工厂则由于本身是一种新的生产方式，从而成为“积极地扬弃”，成为向“完全的共产主义经济”的过渡点。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现状及趋势来看，从实际效用来看，股份制企业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资本主义方式内部的社会主义新因素，而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过渡点。由股份制企业体现的资本的社会形式大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的各个要素，在很大程度上化解了劳资尖锐对立的情况，为未来社会主义社会实现有计划的生产管理做好了各项准备。
与此同时，马克思还预见到了这一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和劳动工人阶级的发展趋势。首先，直接生产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工人阶级减少乃至消失。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使得直接劳动主要变成看管和调节的活动，“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而直接劳动则被贬低为只是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最终会使“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主要当事者，而是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其次，资本内在矛盾促使资本家逐步成为“多余的人”，并催生出新意义上的工人阶级。资本的内在矛盾总是导致危机，而“每一次危机以后，我们都可以在英国工厂区看到许多以前的工厂主，他们现在作为经理，为了低微的工资，替那些往往就是他们自己的债权人的新工厂主，去管理他们以前所有的工厂”。这种经理阶层不代表资本而同工人相对立，而“执行着一切应由执行职能的资本家自己担任的现实职能，所以，留下来的只有管理人员，资本家则作为多余的人从生产过程中消失了”。与此同时，由于科技和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在物质水平和知识水平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也开始向这种只是具备管理和调节功能的“单纯经理”层过渡。新型意义上的工人阶级便通过这两个途径产生了。这种新型工人阶级具备双重属性：一方面，他们同传统的工人阶级有着同质性，都处于被雇佣的地位，同样是领取薪水的专职人员，他们行使管理权的实质也就是在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深入应用，许多专业性的工作标准化或同质化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不断下降，也存在着逐渐消失的隐患。正因为如此，尽管在现代社会中的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始终处于一种不稳定状态，有时候甚至有降入传统劳工阶层的危险，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具备社会变革的欲望，使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主体性力量。另一方面，与传统的工人阶级不同，他们是一种“intellectual proletariat”(脑力劳动无产阶级)，有文化修养、专业技能、社会声望和丰富的收入。其科技知识、文化水平和民主意识、民主素养等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所以，尽管存在着社会变革的欲望，但是他们会更倾向于更加理性的、合理的和平变革方式。
归纳总结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学动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和平变革”思想，即(1)科学技术的发展推动社会化大生产及其与资本的互动，激化资本和信用制度固有的二重性矛盾，进而引发社会危机，使社会变革成为必要；(2)传统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消失，“单纯的管理”层“知识型”工人阶级出现为社会“和平变革”提供新的主体力量；(3)股份制公司的发展及其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的建立为社会“和平变革”提供组织基础；(4)社会变革的目标是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人类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
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和平变革”思想有着自己鲜明的特征。它首先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忽视客观条件的单纯的“暴力革命论者”；其次这种“和平变革”思想又不同于消极服从客观规律，抹煞入的主体革命性的消极等待“和平过渡”思想。它是从经济学向度对资本主义社会作出深度动态思考，在统筹把握社会发展规律和事态发展变化的理性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因情因势而动”思想。马克思恩格斯这一建立在深刻经济学学理内涵基础上的西欧社会和平变革到社会主义的思想，在现实的政治斗争中有着鲜明的实践指向，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启示意义，其后西欧马克思主义者们的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