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福斯特从生态学的角度对资本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认为，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导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他批判了“经济增长有限论”和“自然资本化”理论，批驳了生态帝国主义的错误观点，驳斥了“技术可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观点，认为不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仅仅靠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快生态技术的发展是不能真正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
关键词：福斯特； 生态批判：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
Abstract: As an ecoMarxist，Foster makes a critique of capitalism thorough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y. He holds that ecology is anticapitalism, and capitalistic production mode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ecocrisis. He disagrees with the theories of “limitedness of economic growth”, “natural capitalization” and ecoimperialism. He refutes the view that “technology can resolve the eco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insists that without the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capitalist system, the ecoenvironmental crisis can never be relieved only through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pattern and fast development of ecotechnology.
Key words: Foster; ecological critique; EcoMarxism; capitalism
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谱系”中，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理论因其深刻性、全面性而独领风骚。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主要体现在《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正如作者所言，该书主要是对1992年至2001年间资本主义制度下应对环境危机的主流经济措施进行了一系列批判。
一、对资本主义反生态本质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批判，其理论是犀利的，观点是明确的。他指出：“生态与资本主义是互相对立的两个领域，这种对立不是表现在每一个实例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表现在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中。”[1］1生态危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人们围绕着生态危机的根源各抒己见：有人把它归咎于人类对自然的占有欲，有人认为是工业文明的恶果，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必然产物。在处理生态环境问题上，科学家和主流环保主义者往往只强调一些具体的改善环境的措施：例如减少对矿物燃料的依赖而用太阳能取而代之；减少消费；消除世界贫穷；控制人口增长，等等。福斯特认为，上述观点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没有从资本主义制度的层面上探寻原因。所以，“由于对社会因素及其对生态可持续性的关系缺乏认真思考，主流环保主义者，包括大多热心关注环境的科学家，其观点经常弥散出牧师布道的气味”[1］68。
与这些观点迥异，福斯特强调，生态学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的学理主张与资本主义逻辑相抵牾。所以，人们应该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扩张主义逻辑中寻找生态危机的根源。他说，资本主义反生态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积累制度，特别适应资本和利润的生产，目前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处于支配地位。而资本主义不会是静止的，其资本积累也是不会停止的，用马克思的话说，它“要么积累，要么死亡”。
福斯特指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需要专心致志、永无休止地积累，不可能与资本和能源密集型经济相分离，因而必须不断加大原材料与能源的生产量，随之也会出现产能过剩、劳动力富余和经济生态浪费。”[1］127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这种积累一直靠全球环境不断被系统地剥夺其自然财富得以维持。环境被蜕变成了索取资源的水龙头和倾倒废料（经常是有毒废料）的下水道。所以，过去500年的历史实际是一个不可持续发展的历史”[1］74。
福斯特把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形象地比喻为“踏轮磨房的生产方式”，这种体制的显着特征犹如一种巨型的松鼠笼子，它要处于高速的运行中，一旦停止，这种体制就终结了。
福斯特确信，资本主义制度的反生态本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难辞其咎，当前，全球性生态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原罪”，是其经济体制无法克服的痼疾。
二、对传统经济学应对环境危机的经济措施的批判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生态批判基于三项主张：（1）一种制度如果追求财富无休止的增长和无限度的攫取，无论它如何理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从长远的角度看都是不可持续的；（2）一种制度如果将人们与其特定居所的归属感和生态基础分割开来，那么它与生态稳定和“土地伦理”将是格格不入的；（3）一种制度如果分割地球，产生出“贫与富的生态环境”，那它同样是不可接受的。
他说，传统经济学自诩为有效利用稀有物品的科学，但这里所说的物品仅狭隘地界定为市场上的商品，而发展经济所造成的生态资源匮乏和不可逆转的生态环境恶化则不在传统经济学的考虑范围。因为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学家们通常将生态问题视为某种尽力回避而不是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
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经济增长有限论”，福斯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上的有限增长，只是人们的一种乌托邦式的期盼，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所以要不惜任何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包括剥削和牺牲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迅猛增长通常意味着迅速消耗能源和材料，同时向环境倾倒越来越多的废物，导致环境急剧恶化”[1］3。
福斯特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首先，资本主义毫无节制的经济扩张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和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为代价的。其次，资本家在评估投资前景时，总是计算在最短的时间内得以回收投资以及今后长久的利润回报。至于那些对人类社会具有最直接影响的环境条件和因素，诸如清洁水源、不可再生资源的分配与保护、废物处理等可持续性问题，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再次，投资商一定要维持股东权益的价值并能定期分派红利。所以，投资于需时较长的生态环境保护事业，投资商既没有那样的耐心，也没有那样的意愿。“这样一来，资本主义投资商在投资决策中短期行为的痼疾便成为影响整体环境的致命因素。”[1］4
福斯特列举了美国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的事例来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美国政府认为《京都议定书》存在着两个缺陷：一是因解雇工人和消费物价上涨而给美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二是它没有包括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此两者也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责任者。《京都议定书》及其温室气体的指令性减排显然不符合美国资本及其国家的意愿，美国经济为减排而付出的代价太高，难以承担。
《京都议定书》在解决二氧化碳排放问题上的失败，充分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惯性，它不会轻易使自己的发展模式发生逆转，不会改变工业文明和资本积累的发展结构，而这种发展模式从长远的角度看对环境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针对人们对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质疑，资本主义的主流经济学家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的辩护。对此，福斯特给予了严厉的批驳。他指出，如果人们相信了资本主义主流经济学家的观点，那么人们就没有必要采取什么措施减少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灾难性影响了。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创新和市场奇迹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事实是，资本主义经济非物质化并没有实现，燃烧煤炭、石油等矿物燃料是当代工业国家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也是向空气和土壤排放废料的唯一的最大污染源。大气层、海洋仍然是工业国家处理废料的主要排放地，人均废物排放量也在大大增加。例如，美国从1975年到1996年向外排放有毒或有潜在危险的废物量增长达30%。显然，这样的结果使资本主义经济已经“非物质化”的观点变成了谎言。
福斯特对环境经济学理论预设进行了批判。针对生态环境学家的指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提出了环境经济学的理论预设，他们主张如果人们赋予自然界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将生态环境因素纳入到市场经济的体系中，将生态资产转化为可以销售的商品，这样生态环境就可以得到更好的保护。
福斯特认为，该理论前提确信生态环境可以经济量化并融入到市场体系中去。对于这个前提，福斯特视为“乌托邦神话”。在他看来，生态环境不能完全地纳入到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因为生态环境的价值是多方面的，是整体性的。生态环境所具有的内在价值不能简化为市场价值，也不能简单地用于经济成本和效益分析。反之，如果人们强行给环境物品，如风景优美的海湾、沁人心脾的空气定价，人们并不认为此举有助于环境保护，相反，倒像是某种勒索保护费的诈骗行为。福斯特列举了鸣禽类面临灭绝和森林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的事例来批判环境经济学家的观点。在他看来，把鸣禽类动物纳入正常的市场体系也是徒劳的。因为提高鸟类价格会刺激一些人捕捉鸟类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和化肥，导致鸟类栖息地和生存环境的污染在日益加剧，“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森林资源遭到破坏，不是因为林业被排斥在市场经济体系之外，也不是因为林木没有标价。其实，长期以来，森林产品早已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着，森林的市场化不仅没有保护该生态系统的安全，反而对其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三、对“自然资本化”理论的批驳
环境经济学家针对商品经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提出了“自然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新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最大不同就是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个组成部分在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成本的外在表现。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的罪魁不是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传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会计统计方式的缺陷。所以，只要建立新的会计统计方法，在企业的损益表上反映出“自然资本”的消耗情况，企业就将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本”的价值并以此来拯救生态环境。
对于“自然资本”理论，福斯特给予了明确的批判。他指出：“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主要目的是掩盖为了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已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能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1］28福斯特以美国私营的太平洋木业公司的事例来论证他的观点。该公司正在采伐北加州红木林，因为它们是乱杂木，不能当成生产性资产，为了市场的需要，必须清除这些杂木以腾出空地培育统一规格、处于全面管理之下的速生林。这些森林的悲剧，不是因为它们被排斥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
在批判环境经济学的“自然资本”理论时，福斯特指出了该理论的生态局限性。环境经济学家在论述气候变化的环境影响时，仅仅看到了这种变化对农业经济的影响，而没有考虑到全球变暖将对非市场领域的影响，即濒危物种和随着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湿地的价值，以及与环境难民的产生有关的成本等全方位的环境问题。环境经济学企图用市场机制来解决生态环境问题，这是它失败的根本原因。在福斯特看来，随着世界范围的商品经济规模的日益扩大，我们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将越来越严重。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原因，因为无论是通过生产成本的外化还是把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纳入生产成本的考核，其目的都是为了资本的积累和扩张。而“真正的可持续性关注整个生态系统的再生产，而给自然的某一部分——比如独立于河流之外的淡水鱼类——赋予货币价值，这实际是错误地假定任何事物都可以分解成个体部分，个体部分也可以简单地拼凑起来”[1］51。
四、“让他们吃下污染”——生态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生态剥削与压迫
1991年12月12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提出了被传统经济学家广为接受的一些关于环境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出资本积累的逻辑和生态帝国主义的反人类和反生态的本性。萨默斯的部分观点被冠以“让他们吃下污染”的题目，于1992年2月8日在英国杂志《经济学家》上刊登出来。
萨默斯生态学三谬论的主要观点是：第一，由于第三世界和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工资收益上差别是很大的，所以由以往从疾病和死亡“获得的利益”来衡量第三世界的个体生命，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个体生命相比是毫无价值的。发达国家的平均工资数百倍地高于第三世界国家，那么同样的逻辑，第三世界国家的个体生命的价值也就数百倍地低于发达国家。这样，即使生态环境恶化导致了第三世界国家民众的疾病和死亡，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也是合算的，因为他们的生命不值钱。所以，向低收入国家倾倒大量有毒废料背后的经济逻辑是无可指责的。第二，污染成本可能是非线性的，因为最初的污染增量可能只有很低的成本，非洲人烟稀少的国家应该是污染最少的国家，那里的空气污染水平与洛杉矶和墨西哥城等严重污染的城市相比，其承受污染的水平还很低。所以，把污染物排放到还处于“欠污染”的第三世界，从经济成本的角度考虑是合适的。第三，对清洁环境的需求是以一定的收入为基础的，也是人均寿命长的富裕国家追求的奢侈品，只有这些国家才适合于讲究审美和追求健康。所以，如果污染企业将污染物转移到第三世界，那么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成本就会下降。基于上述理由，萨默斯主张，世界银行应当鼓励将污染企业和有毒废料转移到第三世界。
福斯特指出，萨默斯的谬论是令人厌恶的，表现出了十足的生态帝国主义的恶习。人们不要以为萨默斯以十分轻蔑的态度来对待第三世界和生态环境问题是他丧失理智的痴语，其实，这是资本积累的经济扩张主义的逻辑必然，也是他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本质的大暴露。“作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萨默斯的作用是为世界资本的积累创造合适条件，特别是在涉及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时更应如此。无论是世界大多数人的幸福，还是地球的生态命运，甚至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命运，都不容许阻碍这一执着目的的实现。”[1］55萨默斯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可以说也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大实话”。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工业生产的环境评估越来越严格，资本主义经济增长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限制。为了给资本扩张扫清障碍，为了把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外在化或他乡化，向贫穷的国家和地区倾倒未经处理的有毒废料、工业垃圾就成了资本主义企业的一贯做法。福斯特认为，萨默斯将有毒废料倾倒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并不是他的“首创”，而是美国国内正在实施的政策和做法的世界应用。1983年，美国审计总局的一项研究表明，美国南方一些州的黑人虽然人口比例占20%，但四分之三的场外商业有毒废料填埋场都设在黑人和西班牙裔人的居住区附近。福斯特指出：“发达国家每年都在向第三世界运送数百万吨的废料。1987年，产自费城的富含二氧杂芑的工业废渣倾倒在几内亚和海地。1988年，4 000吨来自意大利的含聚氧联二苯的化学废料在尼日利亚被发现，毒液从锈蚀不堪的圆桶中溢出，污染了当地的土地和地下水。”[1］57
在福斯特看来，生态帝国主义的卑劣行径才是生态危机全球化的真正原因。因为“在21世纪的黎明，有种种理由让人相信，资本主义制度为其生存所需要的快速经济增长，已进入全球范围内生态系统不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因为它已偏向能源与材料的过高消费，致使资源供给和废料消化都受到严重制约，加之资本主义生产本性与方式所造成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浪费使形势更加恶化”[1］69。
五、对资本主义技术决定论的生态批判
福斯特发现，“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1］86也就是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客和社会舆论都认为，技术改进是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面对这个观点，福斯特提出了质疑：新技术及其应用在经济扩张的同时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吗？
为了批判技术能解决环境危机的观点，福斯特提到了“杰文斯悖论”。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是英国着名的经济学家，因创立边际效用主观价值理论而成为近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是以他研究煤炭能源的专着《煤炭问题》一书而成名。杰文斯认为，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在他看来，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这纯粹是一种思想混乱。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他列举了蒸汽机发展的历史来论证他的观点。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福斯特认为：“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1］96 例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的技术改进，生产出了能源效率利用更高的汽车，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增加，并未遏止对汽油的需要。同样，冷冻技术的改进导致人们生产出更多更大的冷冻设备。
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时，技术不是万能的。面对气候变暖的事实，美国政府在某些大石油公司的支持下，转向了对“碳吸收技术”的研究。他们认为，该技术既允许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同时又能保护环境。于是，美国能源部投入数千万美元对这类技术进行研究。研究的目标主要有两个：一是从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二是将其注回到煤矿、油田，并由此回归海洋。美国政府寄希望于收集和吸收碳元素的技术研究就是为了解决排放问题，以便使以碳耗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能像以往一样完好无损地延续下去。但是，目前看来，还没有任何一项这方面的技术具有使用价值，也许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技术。即使有了这样的技术，二氧化碳气体的排放也是问题。吸收技术的解决方案只是将多余的二氧化碳排放到其他地方，比如海洋而不是空中。但问题是，将海洋作为堆放人类经济废物最后地点的做法也是不科学的。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是成熟的环保技术（太阳能技术）也不一定会被广泛采用，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1］94，所以，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高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
六、结语
在福斯特看来，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不变，无论人们采用什么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利用什么样的科学技术等都不能从根本上克服生态环境问题。资本主义的不可持续性决定了我们“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96。这里，充分体现了福斯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批评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1］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