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是较早对于人类的自然生态问题进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的思想家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工业化阶段的一百多年前，旨在阐明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的统一性，通过揭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造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恩格斯在论述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础上，对于资本主义的自然生态问题给予了制度层面的深层次考量与批判。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生态的颠覆性，阐发了人类自然生态问题根本诱因的制度性,进而昭示了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制度的更迭性。
一、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自然生态的颠覆性
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日益激化，加之近代科技革命的出现和机器大工业的兴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人类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也肇始了人类社会对世界自然资源的大肆跨时空掠夺并由此而带来生态环境问题，从而颠覆了人与自然之间的既有关系，人类的自然生态问题得以肇始并愈来愈凸显。
首先，资本主义通过市场扩张加剧了对他国自然资源的掠夺,加速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化和自然生态责任的转嫁。在资本主义社会，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被资本抛弃了,环境问题日趋严峻,所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就敲响了自然生态问题的警钟。恩格斯考察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方式,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人与自然尖锐对立的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创造了以往社会无法比拟的社会生产力，大大推进了人类物质文明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又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颠覆,导致了人类与自然矛盾的激化，引发人类的自然生态问题。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的工业已经使自己相对地摆脱了本身所需求原料的产地的地方局限性。纺织工业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进口的。西班牙的铁矿石在英国和德国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铜矿石在英国加工。每个煤矿区都把燃料供给远在国外的逐年扩大的工业地区。在欧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气机都用英国的、有的地方用德国的和比利时的煤来发动。”资本主义列强凭藉生产技术优势,使自然资源频频向本国输入,输出的不是先进生产技术而是自然生态责任。
其次,资本主义国家在制度框架内不可调和的社会基本矛盾，无序的生产和对利益的无限榨取,工人阶级成为自然生态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露了英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导致工人阶级的贫困状况与恶劣的社会环境，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由于生态环境恶化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每况愈下。他在这一鸿篇巨制中大量实证性地描述了英国的泰晤士河、艾尔克河、梅得洛克河被污染得臭气冲天的状况。恩格斯在《饭杜林论》中也指出，由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所形成的工业城市“把一切水都变成臭气冲天的污水”，而且源源不断地流向农村,从而造成城市与乡村的对立和矛盾。以至于恩格斯断定“要消灭这个不断重新产生的现代工业的矛盾，又只有消灭现代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才有可能”。
再次，资本主义社会业已成为自然生态问题的滥觞，生态环境的破坏及其负面影响已经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现象。恩格斯在考察欧洲的状况后发现：“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别的地方的居民，为了得到耕地,毁灭了森林,他们梦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在这些地方剥夺了森林,也剥夺了水分的积聚中心和贮存器。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当他们在山南坡把那些在北坡得到精心培育的枞树林滥用个精光时,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山区畜牧业的根基挖掉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同时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来。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不知道和这含粉的块茎一起他们也把瘰疬症传播过来了。”于是，恩格斯向世人发出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
最后,通过揭示、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生态的颠覆性,恩格斯敏锐地观察到人类将来可能遭受的更大的生态环境问题。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尽管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尚未充分暴露,但他通过已经显现的自然生态问题预测到未来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矛盾，警示人们必须注意环境的恶化、资源的浪费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我们今天常谈的温室效应,在那个时代已现端倪,恩格斯的揭示使人警醒‘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燥,似乎是耕种的后果。在德国和意大利，现在似乎比森林覆盖时期的气温高。”恩格斯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生态的颠覆性，目的在于分析自然生态问题的制度诱因,从而阐明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路径选择。
二、自然生态问题根本诱因的制度性
恩格斯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虽然体现了现代工业发展的某些共性，但人类自然生态问题的根本诱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首先,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关系,更是一种社会关系。在恩格斯看来，人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结合体。人不仅具有自然属性，而且具有社会属性；人不仅是自然存在，而且是社会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受社会制度制约，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根源在于人与人（社会）之间的对立和冲突。然而,人根本属性在于它的社会属性，因为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自然发生关系时，总是以社会的形式出现，人改造自然的状态，受到人与人关系的影响，一切对自然的加工都是‘‘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实现的。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大变革，即为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同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而已^]_由于人既是自然存在物也是社会存在物，因此自然发展和人类社会历史并不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在人们面前总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恩格斯指出，‘‘自然界中无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既有和谐也有冲突;有生命的物体的相互作用则既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合作，也有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斗争。因此,在自然界中决不允许单单把片面的‘斗争’写在旗帜上。”在恩格斯看来，唯物辩证法的社会历史观与自然观是统一的，他在其重要代表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明确指出：“自然界也被承认为历史发展过程了。而适用于自然界的，同样适用于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而且自然史必然要走向人类史“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产生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一尽管以异化的形式一形成的自然界，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恩格斯进一步指出：“今天整个自然界也溶解在历史中了,而历史和自然史的不同，仅仅在于前者是有自我意识的机体的发展过程。”因此，自然历史是人类社会历史溯往的延长：一方面，人类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另一方面，自然史和人类社会史在差异中构成统一，只有在以有意识的主体创造的人类社会历史为前提时，才谈得上自然历史。在此维度下，恩格斯正是通过揭示资本主义制度对自然生态的颠覆性,进而剖析其根本性的制度诱因，旨在建立和完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实现唯物辩证的自然观与社会历史观的有机统一。
其次,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其重要的表现就是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势必造成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对于资源能源的大肆消耗并由此而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私有制“如此愚蠢而片面”，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这一矛盾造成了对资源的肆意掠夺和环境的大肆破坏，不改变谋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人类社会的生态文明就无法真正建构起来。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恩格斯强调“迄今存在的一切生产方式,都是只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有益效果出发的。……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个别的资本家所能够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一只就所制造出来的或交换了的商品的用途而言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在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造成了劳动的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也必然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给人类带来自然生态问题。
再次，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阻碍了自愿修复自然和承担相应生态责任的道德氛围与社会环境的形成。倡导利用自然与修复自然为一体的生态社会论,必须主张消费而不浪费自然资源，要求在全社会形成适度、节制、复活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除了启动政令法规等制度层面因素的作用外,显然建构相应的社会道德意识非常关键。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并不能提供必备的社会环境与道德氛围，因为作为上层建筑的道德意识决定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经济基础总是受制于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论》中谈到道德问题时鲜明地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结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一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基本矛盾下的“资本”的唯利是图、尔虞我诈，导致人际关系的功利性与贪婪性,不可能对自然资源节制消费,更不可能对自然进行必要的修复和自愿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因此,只有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对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超越，为全社会提供适宜的“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才能在全人类构建良好的生态文明行为规范,最终实现人类的生态文明社会。
三、生态文明建设社会制度的超越性
恩格斯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痼疾;人与自然可以通过“提升”达到“和解”并最终实现“和谐”，首要的是实现人类社会关系的“提升”即变革社会制度并以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
首先,恩格斯批驳了自然主义的历史观，阐发了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解决人类自然生态问题的可能性。以人与自然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制约关系为基础，在历史科学的自然史与自然演进的人类社会史两维视野中，可以看到人与自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恩格斯强调了生态优先论，昭示了人在面对自然界时不能盲目自负,为所欲为；同时在遭遇生态环境问题时,也不能妄自菲薄，无所作为。可见,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即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走上另一个极端,这也是不可取的。恩格斯在反对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时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例如，德莱柏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学家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见解）是片面的，他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他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因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进而指出：“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些动物都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在此强调了人类解决自然生态问题的可能性，前提条件是充分认识和正确利用自然规律。
其次，资本主义制度使人类文明与自然生态之间的矛盾发展到了‘‘两极对立”的程度,人与自然对立状态的消弭最终将取决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重塑，生态环境问题解决的根本路径在于由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恩格斯认为，当社会利益被一部分人凭借资本所“强制和垄断”，而另一部分人不得不为此丧失自己利益的时候，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不可能是合理的。因此，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协调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恩格斯指出，要解决人与自然的对立，‘‘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消灭剥削制度,消除唯利是图的生产方式,消除资本对人和自然的支配,才能使人获得社会解放,使劳动成为人的自由自觉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置于社会制度调控之下，消除物质变换中的一切盲目性。唯其如此，自然史才能真正走向人类史,人与自然才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框框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都从头到尾地实际阅历过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所以这样的社会将创造新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绰绰有余地超出那样从较远的地方运输原料或燃料所花费的劳动””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生态的矛盾,做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走出人类物质文明越发展生态破坏越严重的“二律背反”怪圈,就必须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实现社会主义制度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
再次,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制度超越途径在于，由两大‘‘提升”到两大‘‘和解”，最终实现两大“和谐”，即整个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和谐””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我们这个世界面临着两大变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其将自然生态问题视为现代社会人类面临的两大基本问题之提出‘‘两大和解”的历史任务: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两个“和解”目的就是实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种关系之间的和谐。人类本身的和解是指人与人要和睦相处,只有通过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但是，人与人的关系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重要、更根本。只有解决人与人的矛盾，两者和谐协调，才能为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提供前提。所以“只有一个在其中有计划地进行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一般生产曾经在物种关系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恩格斯的生态文明思想将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确立为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的最高价值目标”‘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可见，恩格斯生态文明视野中的人类社会是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相统一、人与自然和谐融洽、生态文化理念得到完满张扬的生态文明社会。通过两大‘‘提升”而实现的两大‘‘和解”作为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两种关系的理想化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共产主义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制，消除了商品生产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那时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一自由的人。恩格斯将生态问题始终放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考察,既看到了生态问题产生的原因,又提出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对策;既分析了自然异化、生态恶化、生态危机对人类的危害,又揭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体现了他在生态问题上的自然意识与社会意识、人类意识以及历史意识、现实意识与未来意识的结合。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进化、协同发展,必须首先构建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基本取向的社会制度，即确立社会制度的生态化取向，以此获得国家主导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优势。
应当看到，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具有政治动员体制和能力的优势，可以随时把握时机进行有效的政治动员,充分发掘和调动蕴藏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建设生态文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使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地以全新的姿态全身心投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身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社会主义本质充分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保障“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社会是广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群众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居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权利。事实证明，建构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国家政治行为并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在建设生态文明进程中，人们能够自觉地对唯利是图、急功近利、目光短浅的生产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费模式进行彻底的变革，同时对涉及生态的伦理观念、道德意识和行为规范进行自我反省和调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共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毋庸讳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虽然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的冲突就会自然消失，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还需要付出长期艰辛的努力。总之,恩格斯对于人类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制度诉求，极富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我国生态文明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胡长生
(中共江西省委党校，江西南昌33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