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至20世纪20年代末的美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美国宣布中立,向交战双方提供军火,不久又对协约国进行贷款。1916年,威尔逊当选连任。1917年,美国在德国潜艇击沉美国船只后,于4月6日对德宣战。大战期间由于国外移民中断,黑人大量北移,并人伍出国作战,开拓了视野。1918年11月,威尔逊签署对德停战协定。第一次世界大战促进了美国的经济繁荣。战后,美国由欠60亿美元的债务国而成为贷出100亿美元的债权国,美国成为最富有的国家。1921年共和党W.G.哈定执政,正值美国陷入全面经济萧条。他提出“工业正常化”和”抢救资本主义”政策;1923-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进人相对稳定时期。美国国内由于固定资本更新,建筑业兴起,汽车和钢铁工业等扩大以及商品和资本输出激增,1923年美国工商业出现了新高涨。与此同时,美国第2次企业“合并浪潮”(即进一步托拉斯化),遍及银行业、工业部门,特别是水、电、煤气公用事业,甚至扩展到零售商业部门。共和党人C,柯立芝执政时期是美国经济繁荣时期。私人垄断资本大为发展。但由于国内新兴工业畸形发展与生产过剩,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严重失调,生产和消费脱节,农业长期陷于慢性危机,1929年10月美国首先爆发经济危机,随后资本主义各国陆续陷入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
现代主义Modernism20世纪初以后西方各个反传统的文学流派、思潮的统称。现代主义文学深受康德、尼采、威廉·詹姆斯、弗洛伊德、柏格森、荣格等人的哲学、心理学理论的影响。现代主义在思想内容方面的最大特征,是在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然(包括大自然、人性和物质世界)和人与自我4种关系上表现出来的尖锐矛盾和畸形脱节,以及由之产生的精神创伤和变态心理,悲观绝望的情绪和虚无主义的思想。现代主义强调表现内心的生活、心理的真实或现实;认为艺术是表现,是创造,不是再现,更不是模仿;主张内容即是形式,形式即是内容,离开了形式无所谓内容。现代主义的重要创作手法之一是自由联想。在艺术风格上,广泛运用意象比喻、不同文体、标点符号甚至拼写方法和排列形式来暗示人物在某一瞬间的感觉、印象和精神状态;作品结构变化突兀、层次繁多;故事情节似有若无,怪诞荒谬;人物形象扑朔迷离,违背常情常理。许多西方学者认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现代主义已经逐渐被后现代主义所取代。现代主义主要包括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表现主义、意识流小说、荒诞派戏剧、黑色幽默、存在主义、法国新小说派等文学流派。意识流小说stream of consciousness fiction of20世纪初兴起于西方、在现代哲学特别是现代心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小说类作品。意识流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所提出。他认为人的意识活动不是以各部分互不相关的零散方法进行的,而是一种流,是以思想流、主观生活之流、意识流的方法进行的。同时又认为人的意识是由理性的自觉的意识和无逻辑、非理性的潜意识所构成;还认为人的过去的意识会浮现出来与现在的意识交织在一起,这就会重新组织人的时间感,形成一种在主观感觉中具有直接现实性的时间感。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强调并发展了这种时间感,提出了心理时间的概念。奥地利精神病医生弗洛伊德肯定了潜意识的存在,并把它看作生命力和意识活动的基础。他们的理论观点,促进了文学艺术中意识流方法的形成和发展。意识流小说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也没有公认的统一的定义。其特点是打破传统小说基本上按故事情节发生的先后次序或是按情节之间的逻辑联系而形成的单一的、直线发展的结构,故事的叙述不是按时间顺序依次直线前进,而是随着人的意识活动,通过自由联想来组织故事。故事的安排和情节的衔接,一般不受时间、空间或逻辑、因果关系的制约,往往表现为时间、空间的跳跃、多变,前后两个场景之间缺乏时间、地点方面的紧密的逻辑联系。时间上常常是过去、现在、将来交叉或重叠。这种小说常常是以一件当时正在进行的事件为中心,通过触发物的引发、人的意识活动不断地向四面八方发射又收回,经过不断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枝蔓式的立体结构。公认的意识流小说代表作有安德列·别雷的《彼得堡》、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吴尔夫的《到灯塔去》、《海浪》等。黑色幽默(Black humor) 20世纪60年代美国重要的文学流派。1965年3月,弗里德曼编了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12个作家的作品,题名为《黑色幽默》,“黑色幽默”一词即由此而来。它是60年代美国小说创作中最有代表性的流派之一。进入70年代后,“黑色幽默”的声势大减,但不时仍有新作出现,它在美国文学中至今仍有相当深远的影响。它的主要作家有约瑟夫·海勒、克特·小伏尼格、托马斯·平钦、约翰·巴斯、詹姆斯·珀迪、布鲁斯·杰伊·弗里德曼、唐纳德·巴赛尔姆等。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 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合写侦探故事未成,却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和《吸毒者》(1953)。霍尔姆斯从中受到启发,在小说《走吧》(1952)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又在《纽约时报》上鼓吹垮掉派文学,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成为“垮掉的一代”理论家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悯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当时对待战争的态度,象其他反战作家一样,只限于厌恶、逃避与诅咒。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黑山派诗歌(BIack Mountain Poems)美国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20世纪5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黑山学院任教的查·奥尔逊、罗·邓肯、罗·克里利等人创办《黑山评论》杂志,提倡与40年代流行的传统格律体相反的“放射体”诗歌,逐步形成一个流派。奥尔逊的《放射体诗歌》(1950)一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奥尔逊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一个意念必须直接导向另一个意念,提倡快速写作。黑山派诗人还倡导诗歌朗诵。他们强调诗歌的自发性和口语化,采用美国口语和埋语,反对艾略特等人精雕细刻、广征博引的学院派诗风。50年代后期他们与垮掉派诗人合流,引起较大的反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远在欧洲,但对美国南方的生活也产生了很大影响.战争爆发时,南方经济急转直下.英国对中欧列强的封锁使美国南方的棉花无法进入欧洲大陆市场,南方农业的相对繁荣时期就此告一段落,致使南方人对协约国表示强烈的不满.甚至在美国即将宣战时.南方的许多知名人士还力谏威尔逊总统保持中立.这种态度并非完全出自地方偏狭主义和对经济的考虑,它还直接反映了南方强烈的反托拉斯冲动.国会议员克劳德 基钦和参议员詹姆士 瓦尔达曼都认为美国没有必要卷入这场战争,只有商业财团才急于要发战争财.南方的一些议员反对总统的战备计划,甚至投票反对宣战,瓦尔达曼就是由于抨击战争而结束了政治生涯.南方人虽然对这场外邦战争持怀疑态度,但最终还是参与了这场战争.无论在文化上还是在伦理上,南方白人都与大不列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国就是利用了这种联系而从南方购买了大量棉花.从传统上,南方具有悠久的军事历史,是一个好战的"国度"; 1917年的战争号角又一次在南方掀起爱国主义热潮.田纳西州自愿应征入伍的战士阿尔汶 C 约克具体代表了南方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持的态度:战争初期他从宗教的角度要求推迟战争,但后来却成为美国最出色的战斗员.由于南方人传统上对联邦中央集权和大公司经济垄断的不信任,他们想方设法让南方在政治经济方面不受战争的危害.在基钦的领导下,南方议员们制定了一项税收政策,向高薪阶层课收重税.他们说服联邦政府把大多数军事训练营地建在南方;与海军签署合同,给南方的造船业带来生机;他们还居然在由政府控制商品价格的时代里使棉花摆脱政府的控制,大涨其价,促进了南方经济的暂时繁荣.联邦政府还出资在南方建造炸药厂,化学品厂,硝酸盐厂和堤坝等,间接促进了战后南方水电业和化工业的发展,从而加速改变了南方的经济结构.这种局部的经济繁荣孕育了战时的乐观主义,人们开始对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最贫穷地区的南方刮目相看.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影响到南方的人际关系.数千名南方人离开狄克西到外域服役;数千名外地人来到南方接受训练.这种人员调动虽然削弱了南方的地方偏狭主义,但也造成人际关系,尤其是种族关系的紧张.战争期间,私刑频频发生;大批黑人从南方乡村迁至北方城市,即本世纪著名的黑人大迁移.欧洲移民的中止和兵役制的实行造成北方工业廉价劳动力短缺.到1920年,大约有100万南方黑人移居北方,开创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人口变迁.南方妇女也在政治上获得了选举权,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要后果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给美国南方带来了后来被称之为"南方文学复兴"的时代.1945年,爱伦 泰特这样写道,"随着1914—1918年的战争,南方重又步入世界;当它一脚跨出边界时,它回首一顾,这一顾给我们带来了南方文学复兴,带来了一种于现在自觉于过去的文学."在此后的20年中,经过威廉 福克纳,托马斯 伍尔夫,纳什维尔的农业平均主义者的努力,南方一跃而成为美国文学的前沿,事实上,大战期间南方生活的重大变化在于一种正在变化着的透视角度,在半个世纪的物质贫困和政治阳萎过后,南方重又站立起来;积极支持和拥护南方的"土生子"伍德罗 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国际主义.然而,战时的经济繁荣往往好景不长.1921年,棉花价格大跌.万载不遇的虫害又偏偏在这时蔓延南方大地,侵蚀南方人的精神,使整个20世纪20年代及其后的棉花生产一蹶不振.经历了战时短暂繁荣之后的南方人难以面对饥饿的恐怖,大批黑人继续迁居北方.在1929年大萧条到来之前,南方经济已经大幅度下滑.1929年年末纽约股票市场倒闭引起的大萧条对美利坚合众国来说是一场深重持久的灾难.统计数字表明,全国有1/3的工人失业,到1933年,全国的商业收入跌减到1929年的一半.南方则受害更大,其年人均收入从1929年全国最低的372元减到1932年的203元.农业经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一直萧条而不见好转,大萧条几乎使农业陷入停滞状态.1930—1931年发生历史上罕见的严重干旱,而处于初级阶段的南方工业更是远远落后于北方,其工业人口只占全国工人总数的15%.因此,南方人面对着更加严峻的考验;贫穷,种族和阶级问题非但未解决,反而更加恶化.在大萧条的最严重时期,南方有数以干计的人死于饥饿,数万人露宿于街头公园之中,寻食于垃圾箱之间.被赶出农场的佃农之家拥挤在集装箱内,废弃的汽车外壳下,或任何可以挡避风寒的地方.医疗费用自然是开销最大同时也是最容易削减的一项开支,所以人们生病而不治.恐惧和不安全感笼罩着南方大地.政府资助,私人捐献,地方和州政府的福利救济等犹如杯水车薪,无法满足成倍增长的穷人的需求.手足无措,倦怠无力的胡佛政府试图通过限制外国进口(霍雷—斯姆特关税法, 1930),和提供有限的联邦救济金(重建金融合作社,1932)来稳定农业人口,但均未取得任何效果.在大萧条最低潮的1933年,富兰克林 D 罗斯福的新政就已具雏型,尽管用心良苦,但罗斯福政府从未得到过足够的资金来实施新政.从人口比例上看,南方占全国人口的28%,但所得到联邦政府资助的总额却只占(1937).南方各级政府推行的种族主义政策意味着南方黑人是大萧条时期的最大受害者,拨给南方有限的政府救济金首先落入白人之手.在无法改变的种族隔离的社会制度下,南方白人贵族优先考虑的必然是白人的饥苦.有些福利机构干脆拒绝黑人的申请.华盛顿政府从未认真对待以扭转这种局势.工人并不比农民的日子好过.南方毕竟是农业地区.1929年,南方工业只拥有1,338,000工人.工人每周工作72小时,而工资却比美国其他地区低40%.南方的主要工业是纺织业,从技术上看只需要简单的手工劳动,替换工人并非是件难事,因此,要求改善工资,工时和工作条件的工会活动无一成功.大萧条时期,住房,学校,教会和政府均由资方拥有或支配,他们采取削减工资,增加产额和延长工时等残酷手段剥削工人,工人们一旦抵制,结果只能是被开除.这样,工人只能顺从,这也是这一时期南方工业的特点."公司城"里的慈善机构只能在工人保证不闹事的情况下对他们发发恻隐之心.工人们只能从宗教,家庭和南方紧密的社会中得到一点点安慰.对南方工人来说,大萧条是迷惑失败的10年.直到1939年,工业就业机会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南方农民的景况则更糟.在特殊的农业制度下,内战后土地租赁制取代了奴隶制.大多数南方农民都是佃户.阿肯色,路易斯安纳,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佐治亚等产棉州,有60%的农民耕种并不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黑人则在80%以上.棉花成为租赁土地的动力.南方农场中有一半以上种植棉花.1929年,棉花总产量为14,096,000捆,棉花市场可谓坚挺;但在大萧条时期,棉花价格有史以来第一次下降到每磅美分,总产量只有10,613,000捆.此外,南方农民还深受劳役偿债制度之苦.南方地主非但拥有土地,而且在乡村开设商店.佃户若要租种土地,就必须到地主指定的商店通过信贷购买所需物资,其价格和利息令人瞪目结舌.大萧条时期,有些地主为确保商店的购买力,甚至禁止佃户种植花草或牧草.一些佃农设法逃到克力夫兰,底特律或加里福尼亚,而仍有大多数人(无论黑人或白人)背负沉重的债务,深陷南方扭曲的法律制度而不拔.地主阶级把持着整个南方社会.政治上的支配权把立法者和执法者凌驾于佃农之上.佃农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甚至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生活选择.南方教会也站在土地所有者一边,鼓励佃农辛勤劳动,偿还债务,但常常忘记教导土地所有者按上帝旨意尽施地主之责.到1935年,南方已有1831475个农场实行土地租赁制.在阿肯色东北部的产棉区,佃农组织起"南方佃农协会".该协会主张非暴力,提倡种族混杂,他们只要求受到平等待遇,遵守既定法律.但是,地主阶级通过枪杀,殴打,绑架和"袋鼠法制"等恐怖活动把这场农民运动消灭在萌芽之中.虽然黑人和白人佃农同样深受这种邪恶制度之苦,但种族隔离的严酷现实则使黑人的境况更糟.大萧条时期,南方农民的最显著成就也许是人类精神对非人性环境的征服.佃农们处身比奴隶制还要凶恶残忍的经济和文化桎梏之中,但却表现出一种光彩照人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决心.大萧条对南方生活的影响是深远而多方面的.南方的经济,南方与联邦政府和民主党的关系,以及南方社会和种族关系,都在新政之下发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变化,也给南方的现代文化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富兰克林 D 罗斯福采取一系列措施拯救已经濒死的南方经济,此外,还利用大萧条提供的机会开始联邦赞助艺术的实验.1933年冬到1934年,联邦推行短命的"公共事业工程计划",力图为作家和艺术家提供"适当"的工作.1934年,财政部绘画和雕塑处委托艺术家为公共建筑绘制艺术品,主要是为邮局作壁画.新政为艺术家提供救济性的工作从而发展文化的主要措施当是1935年实施的"工程进步计划"(WPA)."工程进步计划"包括"联邦作家项目","联邦音乐项目","联邦戏剧项目","联邦艺术项目"和"历史文物探索"项目.这些项目的主要目的是要把美国文化民主化.大萧条时期,人们普遍感兴趣于发现和建设独特的美国文化,这对联邦艺术促进项目是个极大的鼓励.这些项目从一开始就面对一个基本问题,即它们试图构筑的民族文化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别.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主要社会现象是地方主义,在南方尤其突出,主要代表人物有纳什维尔的农业平均主义者和北卡罗莱纳大学的社会学家霍华德 W 奥都姆.南方的地方特色也使联邦艺术促进项目在南方得到特殊发展.对南方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联邦作家项目.其卓著的成就是各州指南的发表.作者们曾不辞劳苦,对内战前的奴隶进行了2000次采访,积累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作家们根据这些资料写出开拓性著作《弗吉尼亚人》(1940).该书以及联邦作家项目发表的描写黑人的其他作品比较真实地再现了黑人的生活,历史和价值,为后来的黑人民权运动播下了种子.联邦作家项目为南方文化所做的另一重大贡献就是搜集出版描写南方工人和农民的"生活故事".W T 冠契把对工人,农民的采访编辑成书, 1939年以《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题发表.这种具有开拓性的尝试标志着社会史编纂的端倪,同时又把"普通人"的故事变成了真正的文学.本杰明 F 鲍特金还率领作家们搜集了南方的民间故事,其中许多以故事集的形式发表,如《一大堆麻雀及其他故事》,《上帝赐福魔鬼》,《撒谎者的板凳》和《甘波鸭鸭:路易斯安纳民间故事集》,等等.联邦作家项目培养了一批有才华的作家,其中卓著者有理查德 怀特.1939年,怀特在为联邦作家项目工作的同时写出四篇故事,以《汤姆叔叔的孩子们》为题发表,他还用该项目奖给他的500美元完成了代表作《土生子》.著名女作家尤多拉 韦尔蒂也曾参加联邦作家项目,在密西西比州进行采访和创作;她拍摄的新闻照片均在《密西西比指南》上发表.联邦音乐项目的主旨是要把一流的管弦乐见诸听众,同时为失业的音乐家提供工作机会.音乐家查尔斯 西格尔和作家阿兰 洛麦克斯联手,在联邦项目的支持下,把南方民歌搜集成册,为保存南方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出了不朽贡献.联邦戏剧项目曾在北卡罗莱纳和佛罗里达帮助当地业余剧团开展"小戏剧活动",并成功地上演了历史剧《失去的殖民地》.1936年秋,他们在伯明翰,坦帕和迈阿密上演辛克莱 刘易士的《此地不能发生》,但该剧在新奥尔良遭禁.托马斯 哈尔—罗杰斯的《钢的祭坛》在亚特兰大首演时轰动一时.联邦艺术项目在南方6个州建起社区艺术中心,有些现已变成博物馆.财政部绘画和雕塑处资助的,在南方大中城市邮局所作的壁画已成为20世纪30—40年代南方文化的缩影.农业保障局资助的摄影项目也为南方文化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沃尔克 埃文斯的摄影和詹姆士 亚吉的文献纪实《让我们颂扬名人》,栩栩如生地记录了大萧条时期南方穷苦农民的生活.新政采取的这些救济和就业措施总起来看是不平衡的.它在南方受到普通百姓的支持.但在政治家眼里却被看作是一种实验的社会主义.他们尤其担心这种社会实验会对南方的种族制度发生影响.实际上,新政开展的农业项目和农业机械化运动使大批佃农和黑人迫不得已而离开南方.南方的美国化过程造成了南方的自我危机.1920年到1945年是南方文化最具创造力的时期,同时也是南方由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南方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最为强烈地感觉到南方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强大冲击力.在世界大战和汹涌的国际现代主义浪潮中,南方人也在探讨南方的自我:作为一个南方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用乔治 B 提尼达尔的话说,在美国其他地区的眼里,本世纪20年代的南方是"愚昧的南方",三K党,钩虫糙皮病,锁链帮,私刑,斯科普斯案件和原教旨主义.这在现代人的眼里都是原始愚昧的具体体现.过去的自我"好感"现在发生了动摇,知识分子明显感觉到现在已不再象过去那样容易地找到南方自我的定义了.文学批评家小路易 D 卢宾把1930年农业平均主义者的宣言《我要采取立场》称作"自我的肯定".对农业平均主义者来说,美国南方是西方世界征服工业和现代非人性的最后一线希望.几代人的物质贫穷孕育了一股精神力量,而这正是应该利用的.南方的知识分子开始怀疑和批判过去对南方文化所持的那种浪漫和伤感态度.在这个过渡时期,南方经历了文学复兴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新闻,文学批评,历史,小说和诗歌,都掺夹着新时期的自我批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变化了的南方自我和生活方式奠定了基础.丹尼尔 J 辛加尔,米歇尔 奥布莱恩等人精辟地分析了从1920年到1945年南方文化的大转折,并把南方音乐,艺术,建筑和其他领域的成就统统归入这个过渡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方经历了一次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是导致南方变化的关键,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比内战的影响更大.从经济角度看,1940年的南方与其说相似于今天的南方,勿宁说更近似于南北战争前的南方.这种比较并非哗众取宠.1938年,富兰克林 D 罗斯福认为南方是"全国的第一号经济问题",而在1980年,吉米 卡特则把南方誉为繁荣昌盛的"太阳带",与经济日趋衰落的北方"霜带"形成鲜明对比.虽然这种变化经历了几十年的过程,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南方摆脱贫穷,农业落后经济和乡村生活的决定性事件.首先,这场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了历史上的最大繁荣.从1940年到1944年,与政府签定战争合同的10大公司收入的金额总数相当于联邦政府从1932年到1939年的总开销;战争期间,美国工业总产值以每年15%的平均速度增长,而从1896年到1939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仅为4%;到1945年,政府直接投资的新的厂房设备使经济生产力增长约50%.南方是这次经济腾飞的直接受益者.从1939年到1943年,大约增加了120万人次的工业就业机会.据《致富》杂志的报道,"自南北战争以来,大南方第一次能够让每一个想要工作的人都能如愿以偿."军事设施和国防建设不可思议地改变了南方人的生活.自1920年以来由于南方传统棉花经济的不景气而在经济上入不敷出的人,现在有了离开棉田的机会.他们在大西洋沿岸和海湾地区的造船厂找到工作,在刚刚兴起于南方各地的飞机,金属,机械,石油和化学工业就业.较小的地方城市,如休士敦和坦帕,都于这一时期开始发展,最后成为大工业,商业中心.南方最著名的工业家安德鲁 杰克逊 希根斯是说明南方战时经济巨变的最好例子.1939年,希根斯在新奥尔良只有一家厂房,400名工人,生产在南部沼泽地使用的浅水船,毛销售额为850,000元,据说他的主要客户是走私犯.1941年,他设计的登陆艇和巡洋鱼雷艇被美国海军接受;到1944年,他在新奥尔良已拥有8家厂房, 20,000名工人,年毛销售额为一亿二千万.希根斯也顿时成了民间英雄和工业巨头.二战期间南方农业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棉花和烟草等传统农产品与花生和牲畜等一起价格上涨.战时繁荣的工业和军队动员造成了严重的农业劳力短缺,这是自内战以来南方农业劳力过剩的一次大逆转.于是,南方的种植者和商品农便开始诉诸于机械,雇佣墨西哥和西印度群岛的移民,或把土地租赁给轴心国的战俘(战时有40多万轴心国战俘拘留美国,其中大多数在南方).美国战时的总动员改变了C 凡 伍德沃德所说的"南北对话的对峙".二战期间有一千二百万美国人应征入伍,其中半数以上在南方接受军事训练.他们第一次来到南方,亲身接触到南方文化,他们对南方的印象和态度对于战后出现的地方分歧和种族,民权问题均发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仅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他们都发现南方大力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与表面所维护的民主理想是极不相容的.与此同时,南方白人和黑人也开始接受外来影响.战争的经历对南方黑人来说是举足轻重的.100多万黑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实际上是战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前奏曲.战争期间,美国黑人清楚地认识到他们在海外浴血奋战所保卫的民主价值与美国国内实行种族隔离的残酷现实水火不容,这对穿着美国军服而忍受种族歧视的黑人士兵来说尤其不堪忍受.20世纪50年代,黑人为结束南方的种族歧视而进入新的斗争阶段.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通过法律手段获得"布朗反对教育部"一案的胜利(1954),推翻了19世纪90年代通过的实行种族隔离的"普莱西决议案".南方白人保守派采取措施加以抵制,诸如三K党和白人公民委员会等组织重又开始活动,推行南联邦象征主义和顽固的种族主义.白人温和派则袖手旁观,只有少数白人敢于挺身支持黑人的民权运动.在小马丁 路德 金的领导下,黑人民权运动采取非暴力抵制的积极攻势.虽然在经济,身体和精神等方面受到残酷的暴力威胁和残害,黑人民权运动依然日益高涨:静坐,"自由骑士",联合抵制,示威游行和"自由之夏"等活动在南方所有大中城市展开.小石城,塞尔玛,牛津,蒙哥马利,伯明翰,奈索巴和格林堡等地都成为南方历史上争取自由,民主和民权的伟大战场.在联邦政府和民权运动的内外压力之下,国会先后于1964年和1965年两次通过民权法案, 1965年通过选举法案,彻底捣毁了南方等级和种族制度的法律基础,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黑人重又登上了南方的政治舞台.白人优越论虽然残余犹存,但到20世纪80年代,南方的种族问题似已基本解决,一个真正的种族共存的南方正在出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战后的经济腾飞和南方"太阳带"的出现铺平了道路.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突飞猛进的时期.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南方多年的贫穷面貌已经改观.农业经历了改造.农场和农业人口大幅度减少.棉花已不再是"王".机械化取代了佃农和租户.农业变成了"农商企业",而不是农业平均主义者提倡的农业民主.南方经济日趋多样化,甚至在农业最集中的密西西比州,工业也摆在农业的前头.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南方的经济发展一直以煤或石油等自然资源或低薪的纺织工业为基础,税收和工资制度并未给这些工业带来多大好处.南方经济主要是靠跨国公司而取得长足发展的,最大受益者是得克萨斯,佛罗里达,佐治亚和北卡罗莱纳."太阳带"的繁荣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南方神话.但是,密西西比,阿拉巴马,阿肯色和阿巴拉契山脉的黑人仍未摆脱贫穷.经济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南方的环境.田野里不见了成群的摘棉者;佃农的小房已无踪影.20世纪80年代,南方除了棉花外,到处都可看到黄豆和花生.电视接收器遍及乡村.南方城市也与美国其他地区的城市没什么两样;现代高速公路,活动房住宅区,郊区购物中心则是南方城市的特点.全国的通讯和交通网络结束了南方的孤立.当代南方人生活富裕,住宅宽敞,学校和教堂条件大大改善."太阳带"的富裕促进了南方的文化发展,艺术馆,交响乐团,大学和图书馆触目皆是.然而,变化中的南方文化仍未割断与过去的联系,如在宗教信仰方面,许多南方人依然从自己的收入里捐款修建教会的活动场所.教堂仍是南方大地醒目的象征,而把娱乐,军事性训练和"宗教精神"相结合的一种新的"凡俗宗教"则是体育.现代南方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棉花经济的结束,工业的发展和贫穷文化的结束,共和党的兴起和一党制统治的结束,农村的缩小和城市的扩展,地方孤立的结束和民族文化的融合,以种族隔离制为代表的种族制度的结束.社会学家约翰 谢尔德 里德的研究表明,未来的南方人将是受过完好教育,游历广泛的中产阶级;他们使用全国通讯系统,居住在郊区.拥有强烈的地方感.这就是说,南方自我的中心已经从一个世纪以前的种植园和小农场转移到最现代的居民区——郊区.纵令有这些变化,强烈的历史感仍然为南方特色提供了牢固的根基.C 凡 伍德沃德在《南方历史的负担》 (1961)一书中指出,南方的军事失败,贫穷,由于奴隶制而产生的负疚感和强烈的地方主义,是美国历史持有的,并将继续哺育南方的自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愈加深入广泛的南方历史研究证实了伍德沃德的观点.1934年南方历史协会的建立, 1935年《南方历史杂志》的发刊,是为取代神话观,对南方历史采取批判态度的学术研究的开端.对奴隶制,南北战争和重建时期加以重新解释.1960年以后黑人历史的发展,给南方人提供了从新的透视角度看待南方历史的机会.1974年,著名作家罗怕特 潘 沃伦在杰佛逊人文主义科学讲座上指出,"一个没有历史感,没有人类经历历史和创造历史之伟大作用感的社会,也不会有目的感."现在,南方的命运便是美国民族的命运,南方的目标便是整个美国民族的目标,而历史经验仍然为它的未来提供一个独特的透视角度.第二章 奴隶制和黑人根据1787年颁布的西北法令,俄亥俄河以北部应废除奴隶制.从1804年到1833年,马里兰,特拉华以北各州和英属西印度群岛都废除了奴隶制.如果我们把奴隶制看作是南方用以区别于美国其他地区的独一特点,那么,无论是敌人还是朋友,人们都可以在这片束缚人类的大地上看到独属于南方的东西.南方的朋友可以称此为"白人之花",骑士风度的绅士,道德高尚的女士,令人惬意的社会制度,和无与伦比的政治和社会领袖.南方的敌人可以称此为有害的野草,监工的皮鞭,凶狠残忍的奴隶主,贩卖奴隶的丑闻,和穷苦白人的贫穷和无知.据约翰 罗尔夫所载, 1619年,一位荷兰人把20名非洲黑人卖到詹姆士城,这是第一批来到美国南方殖民地的黑人移民.但是,要把这次移民事件看作是奴隶制的开端是不准确的.1619年,弗吉尼亚还不知道有蓄奴法的存在,而第一批黑人显然是作为契约奴而被卖到这里的.此后南方殖民地的黑人逐渐增多.1648年,弗吉尼亚已有300名黑人;到1671年,据州长官威廉 伯克利所说,弗吉尼亚州的黑人已是白人契约奴的三倍.但在此之前,马里兰和角北卡罗莱纳几乎没有非洲人.最早的蓄奴法于1661年在弗吉尼亚州制定.这种法律规定奴隶可以被当作财产而占有,奴隶的后代继承母亲的地位,奴隶犯罪将由代表蓄奴阶级(奴隶主阶级)的法庭予以特殊惩罚.南卡罗莱纳则采纳英属印度群岛中巴巴多斯岛最严格的奴隶怯.1680年以后,弗吉尼亚的奴隶数量急剧上升,到1715年已有23000名奴隶.1712年,马里兰有8000名; 1732年,北卡罗莱纳有6000名,从1733年到1766年,南卡罗莱纳每年接收大约3000名.1738年后,佐治亚取消了买卖奴隶的禁令.到独立战争爆发时,南方5个殖民州的黑人奴隶已占人口的40%,其中佐治亚的黑人占该州人口的30%,而南卡罗莱纳则高达70%.弗吉尼亚,马里兰和北卡罗莱纳殖民地的白人在进行淘金和欧洲方式的农业耕种的一系列尝试之后,转向烟草生产.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则首先尝试种植橄榄,葡萄和养蚕,尔后开始种植稻谷和靛青.劳动力成为必需.当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农业场主都靠自己家里人完成正常的农活,而繁重的劳动,如滚圆木,盖房子和剥玉米等,则靠整个社区的人协作完成.如此有限的劳动力不能满足开垦大片荒地的需要,而出于这种目的的自愿劳动并不存在,因为任何一个自由人都可以获得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南方的土地所有者曾效仿西班牙人,使用印第安人来满足劳动力的需要.但是,南方的印第安人在数量上太少,复仇心强,文化上太原始,很难适应现代农业令人筋疲力尽的日常劳动.比较实际的方法是使用白人契约奴.根据当时的法律,白人契约奴必须为南方奴隶主工作一定的时期,有时长达14年之久,然后才可能获得自己的土地.1683年.弗吉尼亚约有12,000名白人契约奴.他们主要由两种英国人构成:愿意短期出卖劳动以支付到美国的路费者,和英国政府输送到美国的穷人,罪犯和被绑架者.他们受到严格的法律控制,但当他们完全习惯于南方的气候和耕种方式时,便可以自起炉灶,成为土地所有者.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他们曾为美国南方的种植园贵族社会做出了间接的但却是建设性的贡献.南方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很快就发现使用黑奴是解决劳动力问题的有效手段.大批被贩入的黑人都在体力上经过特殊挑选,以保证他们能够适应气候和社会的变化.1672年,英国皇家非洲公司获得贩卖奴隶的垄断权,但到17世纪末,许多个别的奴隶贩也开始了这门"生意".伦敦,利物浦,布里斯托尔,新英格兰,尤其是罗德岛的纽波特,都有大批的奴隶贩子往返于非洲与美洲之间.1734年奴隶贩卖达到高潮,有70,000黑人被运到北美.在后来的几年里,每年被卖到北美的黑奴均超过50,000名之多.历史学家乌尔里奇 B 菲力普斯估计,在整个贩奴期间共有5,000,000黑奴被卖到美洲,其中有1/10来到北美大陆.贩卖
尤多拉·韦尔蒂(Eudora Welty)是美国著名女作家(1909-2001),在美国当代文学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她的作品经常出现在各种美国文学的作品集和美国学校英文课的课本里。最近,这位以描写美国南方生活见长、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成名的老作家,在她的家乡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城去世,终年92岁。
重农派(Agrarians)美国现代南方作家组成的一个松散的文化团体,又称“逃亡者派”。1915年,一些与田纳西州纳什维尔镇范德比尔特大学有关的文化人常常聚会讨论文学及哲学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集会曾一度中断,1919年重又恢复。范德比尔特大学教师、诗人约翰•克罗•兰塞姆成为这一活动的实际领导者,他的周围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如诗人罗伯特•潘•华伦、阿伦•泰特、唐纳德•戴维森以及小说家安德鲁•纳尔逊•莱特尔、诗人莫里尔•莫尔等。1922至1925年,他们出版了有影响的小型文艺杂志《逃亡者》,它所发表的重要的文章后来收组成为《逃亡者文选》(1928)。“逃亡者派”一词即由此而来。“逃亡者”们提倡维护南方传统的文学地方主义,成为“南方文艺复兴”的一文中坚力量。1930年,以“逃亡者派”为主体的12个南方作家,其中有兰塞姆、华伦、泰特以及诗人约翰•弗莱彻、剧作家斯塔克•扬格等人,撰写的专题论文集《我要表明我的态度》出版。这部被看作“重农派”宣言的著作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这些文章的主旨都是以南方农业社会为尺度来评价、批判现代美国资本主义社会。此后,阿伦•泰特等人编辑出版了“重农派”的第二部论文集《谁占有美国?》(1936)。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重农思想对南方知识分子影响极大。这种思想不仅贯穿在兰塞姆、戴维森、泰特、华伦等人的作品中,在威廉•福克纳、卡罗琳•戈登、莱特尔以至尤多拉•韦尔蒂等人的小说中也有鲜明的体现,一时形成了一股很有声势的文化潮流,以致有“重农运动”之称。1935年,华伦与克林斯•布鲁克斯共同创办了《南方评论》,1939年兰塞姆创办了《肯庸评论》,这些杂志便成为“重农派”作家重要的活动阵地。美国现代重要的文艺批评流派“新批评派”就是围绕着这些刊物形成的。“新批评派”中的不少成员也都是“重农派”的核心人物。迷惘的一代(The Lost Generation)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文学流派。它不是一个有组织、有共同纲领的团体。这个名词源出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有一次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海明威把这句话作为他的长篇小说《太阳照样升起》的一句题辞,于是“迷悯的一代”成了一个文学流派的名称。“迷惘的一代”作家的共同点是厌恶帝国主义战争,却又找不到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们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们在美国政府“拯救世界民主”口号的蛊惑下,怀着民主的理想,奔赴欧洲战场。他们目睹人类空前的大屠杀,发现战争远不是他们原来设想的那种英雄的事业,所谓“民主”、“光荣”、“牺牲”都是人的东西。他们在战争中经历了种种苦难,了解到普通兵士中间的反战情绪。这在他们心灵中留下了无法医治的创伤。他们的作品反映了这些思想感情。例如,约翰•多斯•帕索斯的《三个士兵》、爱•肯明斯的《巨大的房间》、威廉•福克纳的《士兵的报酬》和《萨托里斯》。厄内斯特。海明威是“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家。他到欧洲打过仗,负过重伤。海明威当时对待战争的态度,象其他反战作家一样,只限于厌恶、逃避与诅咒。他对战后的和平生活也不抱希望,所以在作品中迷惘、悲观的情绪较为浓厚。“迷惘的一代”不仅指参加过欧洲大战的作家,也包括没有参加过战争、但对前途感到迷悯和迟疑的20年代作家,例如司各特•菲茨杰拉尔德、托•斯•艾略特和托•马斯•沃尔夫等。“迷悯的一代”主要繁荣在20年代;30年代以后,他们的创作倾向,包括海明威在内,都有了变化。黑山派诗歌(BIack Mountain Poems)美国当代的一个诗歌流派。20世纪50年代初,在马萨诸塞州黑山学院任教的查•奥尔逊、罗•邓肯、罗•克里利等人创办《黑山评论》杂志,提倡与40年代流行的传统格律体相反的“放射体”诗歌,逐步形成一个流派。奥尔逊的《放射体诗歌》(1950)一文阐述了他们的主要观点。奥尔逊认为诗是把诗人的“能”传递给读者的东西,因此诗是“能的结构”和“能的放射”;要以顺应呼吸的“音乐片语”代替传统诗律中的节拍;形式只是内容的延伸;一个意念必须直接导向另一个意念,提倡快速写作。黑山派诗人还倡导诗歌朗诵。他们强调诗歌的自发性和口语化,采用美国口语和埋语,反对艾略特等人精雕细刻、广征博引的学院派诗风。50年代后期他们与垮掉派诗人合流,引起较大的反响。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有人根据英文“Beats”和“Beatniks”(“垮掉青年”的俗称)译成“避世青年”或“疲塌派”,也有人取其诗歌的部分特征,称为“节拍运动”或“敲打诗派”。“垮掉青年”对战后美国社会现实不满,又迫于麦卡锡主义的反动政治高压,便以“脱俗”方式来表示抗议。他们奇装异服,蔑视传统观念,厌弃学业和工作,长期浪迹于底层社会,形成了独特的社会圈子和处世哲学。50年代初,他们的反叛情绪表现为一股“地下文学”潮流,向保守文化的统治发动冲击。多数垮掉派文人来自东部。著名的有杰克•凯鲁亚克、艾伦•金斯堡、威廉• 巴罗斯、格雷戈里。柯尔索、约翰•克莱伦•霍尔姆斯、塞缪尔•克雷姆和加里•斯奈德等。1950年,凯鲁亚克与巴罗斯合写侦探故事未成,却各自完成了一部垮掉派小说《小镇与城市》(1951)和《吸毒者》(1953)。霍尔姆斯从中受到启发,在小说《走吧》(1952)中更明确地反映纽约“垮掉青年”的生活感受,又在《纽约时报》上鼓吹垮掉派文学,但这种尝试受到东部学院派势力的压抑,他们就往西部寻求同道和发展基地。当时洛杉矶近郊的西威尼斯有个以劳伦斯•李普顿为首的垮掉派组织,他于1955年发表小说《神圣的野蛮人》。在旧金山,以劳伦斯•弗林盖梯的“城市之光”书店为中心,聚合了一群立志从事“文艺复兴”的反学院派诗人,他们的首领即是后来成为“垮掉的一代”理论家的肯尼斯•雷克思罗斯。1955年夏天,“垮掉文人”和反学院派诗人(包括旧金山诗人和黑山派诗人)在旧金山联合举办诗歌朗诵会,自此之后垮掉派文学作品开始流行。金斯堡在会上朗读了他那首被誉为“50年代《荒原》”的长诗《嚎叫》。这首诗以怨气冲天的哀号表达“我这一代精英”的痛苦与自暴自弃,斥责“莫洛克”神统治下的军事化、商业化的社会。1956年,他的诗集出版,轰动全国。1957年,凯鲁亚克的长篇小说《在路上》出版,它描写垮掉分子在各地流浪的生活,使大批精神苦闷的青年为之神往,奉为“生活教科书”。这两部作品出版后,《常青评论》、《黑山评论》等杂志连续出版专号,加以推荐。诺曼•梅勒的被称为美国存在主义宣言的《白种黑人》(1957),以及1960年他在波士顿审讯中为巴罗斯小说所做的辩护,则从理论上论证了“垮掉文学”的意义。商业化宣传使得美国青年纷纷接受“垮掉”生活方式,从爵士乐、摇摆舞、吸大麻、性放纵直至参掸念佛和“背包革命”(指漫游旅行),一时成为风气。“垮掉派”人生哲学的核心是个人在当代社会中的生存问题。霍尔姆斯和梅勒借用欧洲存在主义观念,宣扬通过满足感官欲望来把握自我。斯奈德和雷克思罗斯则吸收佛教禅宗的学说,以虚无主义对抗生存危机。在政治上,他们标榜自己是“没有目标的反叛者,没有口号的鼓动者,没有纲领的革命者”。在艺术上,据雷克思罗斯在《离异:垮掉的一代的艺术》(1957)中宣称,他们“以全盘否定高雅文化为特点”。凯鲁亚克发明的“自发式散文”写作法和查尔斯•奥尔逊的“放射诗”论,在“垮掉文人”中被广泛奉行。由上述艺术观点支配的“垮掉文学”运动,虽然昙花一现,而且掺杂大量不健康的因素,仍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影响。大量“垮掉诗”因具有大众化和反象征主义倾向,长期在青年中流传。在小说方面,凯鲁亚克的一组用自发表现法写成的“路上小说”,除了《在路上》之外,还有《地下人》(1958)、《达摩流浪汉》(1958)、《特莉斯苔萨》(1959)、《孤独天使》(1959)等。它们的一个特点是继承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思历险记》所开创的美国文学中写流浪生活的传统,形成了一种为当代其他小说家所仿效的模式,主人公为逃脱污浊的环境而四出漫游,寻找自由和归宿。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主人公毫不隐讳地大谈自己的境遇和感受,作自我剖析,这种“个人新闻体”手法在印年代得到较大的发展。巴罗斯对暴行、堕落、吸毒和犯罪等的描写在“垮掉”作家中首屈一指。他同时又在语言和小说的形式上进行大胆实验,用“剪裁法”拼凑和改变小说的结构。他的代表作《裸露的午餐》(1959),由于反映了“真正地狱般的”地下生活,引起了一场诉讼和谐争。以后的作品如《诺瓦快车》(1964)、《柔软机器》(1966)和《爆炸的火车票》(1967),也采用了真实与梦属相混合的手法,全面、冷酷地表现 作者厌恶社会的冷酷的幽默感,后来有人因此把巴罗斯列入“黑色幽默”小说家行列。
老美沾了一战的光,战时他疯狂想同盟国和协约国兜售武器,大发战争财。一战前他什么都不是,但一战后他开始走向世界老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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