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盐税论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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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中的私营工商业基本取自由发展的态势，山泽鱼盐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自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制度之后形成的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成为其后历代封建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理论基础。唐、宋时期，刘晏、王安石等继承传统的轻重论并有所发展，对传统的工商管理政策进行修改，使之继续发挥了巩固专制集权统治的作用。明、清时期，随着中国社会中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作用的扩大，轻重论受到前所未有的作用.自汉武帝盐铁官营之后，国家控制工商业成为历代封建王朝奉行不逾的宗旨，官营工商业由此成为社会经济中的主导。在此后的近两千年中，随着商品经济的逐渐发展和官营工商业的弊端丛生，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轻重论逐渐发生歧变，最后终于被主张工商业私营的理论所取代。本文试图在论述重论嬗变及其它经济理论兴起的同时，分析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对今天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启示。一、西汉轻重论的产生春秋初期，随着“工商食官”论的瓦解，山川鱼盐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私营工商业逐渐获得发展。虽然这时有齐国管仲的专山海政策和战国时秦国的政府控制工商业，但都为时较短和仅局限于某些个别地区，因此，对山泽之利采取放任私人经营、官取其税是此时期发展的主线。秦统一后，继续实行工商官营政策，对东方私人工商业者进行了严厉的打击，富商大贾们被没收财富，迁离本土。由于秦始皇在统一后仍频繁调动兵马，大兴土木，造成赋役繁苛、刑罚严酷，从而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秦祚的短促使秦政权只摧毁了东方的私营工商业，但并未建立适合封建大一统需要的工商业机构和经济理论，因而在经济结构上并没有真正完成从私营到官营的转型。西汉建立后，对秦亡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陆贾的“居马上得天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的话，集中反映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因而，汉王朝的当务之急是政策的根本转变，即变秦王朝的“举措暴众”为无为而治，通过清静无为来恢复残破凋敝的社会经济。刘邦为恢复经济采取了一些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措施取得了成效，抑商却仅流于形式。如他规定不准商人衣丝乘马、不准商人子弟做官等，只是压低商人社会地位的贱商措施，在经济上对商人并无多大限制。到惠帝和吕后时，“弛商贾之律”，除仍不许商人子弟做官外，其他抑末措施暂缓施行，实际上放弃了刘邦制定的贱商政策。其后，汉王朝又实行“开关梁，弛山泽之禁”的工商自由经营政策，造成“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流之物莫不通”的局面。那些在秦代遭到打击的工商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活跃迅速暴富起来，其势力的发展竟远远超过了战国时期，《汉书·食货志》所谓“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就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状况。经过汉初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恢复，人民富足，国力强大，封建大一统的各种规章制度也逐渐确立，在这种情况下，汉王朝的理论指导就开始从“无为”向“有为”转化。此时私营工商业者虽然拥有巨大的经济实力，但并不支持封建政权，在国家急需财政支援时袖手旁观，《史记·平准书》记载他们“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国家之急。”七国之乱时，汉军中的一些列侯、封君为出征向商人借债，长安的大商人除无盐氏外，均拒绝贷给。当汉武帝内外兴作，耗费巨大，发生严重财政困难时，富商大贾仍然不予支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想完成名垂青史的功业，单凭农业经济的收入是难以支撑的，而过度征敛又会导致秦朝速亡之覆辙，于是掌握财富的私营工商业者就成为与汉王朝争夺经济控制权，妨碍封建政权巩固和发展的主要威胁。因此，汉武帝对其采取了毁灭性的打击，实行盐铁官营，建立了一系列适应封建专制集权的官营工商业机构。这样，从春秋开始的工商业自由经营的主流到汉武帝时终于让位给国家控制工商业，这也是封建大一统王朝高度集权的必然结果，只是因为秦王朝二世而亡而有所推迟罢了。在汉武帝由政府直接经营工商业的大规模行动之后，到西汉末年，随着认识的深化和实践的积累，形成了以汇集《管子》作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理论即轻重论的理论总结。所谓“轻重”，是先秦时期人们用来说明货币方面问题的概念，到西汉时逐渐被用以研究商品流通领域中的货币和商品的比价问题，以达到国家操纵这种比价变化的目的。轻重论包括轻重之势、轻重之学和轻重之术三部分，三者中以轻重之势最为重要。所谓轻重之势，指封建国家对经济活动直接参与以控制和垄断社会财富和资源，只允许百姓在国家严格控制的经济领域内活动，从而把对百姓的予、夺、贫、富主动权全部掌握在政府手中。以这种地位和威势“御天下”，就不需要用暴力进行掠夺和驱使，民众在政府的控制下既无法逃避税收，又不会太贫穷以至铤而走险，更不让其太富而看不起国家的赏赐和俸禄，从而使他们安心地为政府出力和效命。轻重论作为封建大一统王朝较为成熟的经济思想，虽然仅限于工商业领域并过分强调商品货币经济在社会中的作用，突出流通领域而不重视生产，但对打击与封建国家离心离德的富商大贾和地方分裂势力，解决中央集权所需要的庞大财政开支，战胜匈奴的外来威胁等起了巨大作用，因而基本上被后世所继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维持统治的主要经济思想。二、唐宋轻重论的嬗变从汉武帝到唐前期，盐铁官营一直是封建统治者始终不逾的既定国策，其间除了东汉时期由于豪强专权而略有放松外，其他王朝都把国家控制工商业作为维持统治的重要法宝。唐前期的盐铁管理采取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的政策，此即《唐六典》卷30所谓“官不采者”，“听百姓私采”，然后征收课税。从唐高宗时开始，随着土地买卖的加剧，均田制逐渐破坏，以丁身为依据的租庸调日益减少，不课口的数量和政府的开支却日益增加。安史之乱后这种状况更加严重，当时承担赋役的人口只占总数的13％，唐王朝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在经济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唐政府为扩大税源，只有增加间接税的征收，于是唐前期对民营盐铁的征税制就变成了唐后期的盐铁禁榷专卖制。唐廷急于求成，派第五琦负责榷盐法的推行，实行官运官销制，此法使生产者和销售者均无积极性可言，弊端早在汉武帝时即已显现，因此收效甚微。其后，刘晏临危受命，负责唐政府的理财工作，他不但广泛灵活地运用了轻重之术，而且在某些方面有所创新，使轻重论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在榷盐方面，他将官运官销变为政府批发、商人运销零售，把一部分盐利分给商人，以增加商人的销售热情，并减少国家机构直接经营生产和流通的弊端。这样就把商人由原来的打击对象变为在一定程度上推行轻重政策的助手。当然，为了限制商人居奇谋利，刘晏又设常平仓，防止边地商人垄断市利，使商品流通中“无甚贵贱而物常平”，以把轻重之势掌握在封建国家手中。刘晏理财有和汉代轻重论者一样的目的，即扩大财源和增加统治力量，做到“官收厚利而人不知贵”。但刘晏比前人进了一步，即既考虑增加国家税收，还要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像他设立的盐政机构不但征收盐税，还对生产进行检查、指导，由此起到了增加财政收入和促进经济恢复与发展的作用。刘晏还以增加物质待遇来刺激经济活动效率和质量的提高，如运漕粮时以雇工代替徭役劳动，在造漕船时加大造价以保证质量，以高价招募传递经济信息的“急足”等。刘晏的理财取得了较大成效，扭转了唐王朝入不敷出的财政状况，使唐中央实际控制户口由不足200万增加到300余万，盐税由60万缗增加到600万缗， 为唐后期王朝的延续打下了稳固的基础。刘晏在理财中重视发挥商人的作用，又用部分雇佣劳动代替徭役劳动的创新思想，反映了唐中叶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的新趋向，对后世经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唐中期之后募兵制取代府兵制，国家财政要拨出大部分经费养兵的现实促使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发生巨大变化。承继唐制的宋王朝为了维持庞大的中央禁军，不得不相对放松国家对工商业的控制，活跃商品经济以扩大税收，因而宋代的社会经济呈现了与前代不同的繁荣景象，盐、茶、酒、商税、市舶、矿冶等工商收入约占总收入的70％，其中北宋商税年平均征收约1000万贯钱，占总收入的10％。工商业收入的大量增加使得宋政府更加需要国家进入商品流通领域的轻重论，只是应用的方法有所改变而已。这其中以王安石的工商思想最具有代表性。王安石并不否认封建国家控制工商业的必要性，他继承刘晏的经济思想，变僵硬死板的官府全面控制为官商分利，干涉与放任兼而有之，视各行业的具体条件而采取不同的方法。如食盐严格实行分区专卖以获取厚利，但少数地区仍可以实行民营。茶叶禁榷严厉效果不好后改由大商人包销，但他们分取茶利太多，王安石又将之改为官收茶税由私人自行贩运。酒的专卖收入与商税不相上下，每年约有1000万贯，宋中期前官府控制较多，之后则采取了由私商包销的办法使酒税更加扩大。在矿冶业方面，由于官府矿业效率底下，得不偿失，因而采取鼓励民营矿业发展的政策，对金银铜铁等实行“二八抽分”税率，其余自由贩卖，宋代民营矿业由此得到较大的发展。王安石在宋代商品经济较为发展时期，将轻重论灵活运用，当国家专营的某一行业效益不好时，就将之改为民营以税之；当大商人包销分利太多时就适当控制，总之，减少管理弊端、提高效率，倾向于增加民间经营以税之是王安石适应时代潮流的思想宗旨。三、明清反轻重论思潮的兴盛明朝继承唐、宋、元的工商业政策，盐茶实行禁榷专卖钞引制；矿冶以官营为主，民营辅之；海外贸易则变宋元的官民并存双轨制为朝贡贸易单轨制，同时在全国建立了庞大的丝织、造船等官府工业体系。明政府严密控制工商业的政策在明初商品经济尚待恢复的情况下运作良好，但随着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如同前朝一样，其专卖政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榷盐和榷茶政策在私商的参与下逐渐破坏；实行海禁以维持朝贡贸易的政策在走私猖獗的情况下也难以进行；官府工业则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效率低下，举步维艰，无法满足朝廷的各种需要。明中期国家控制工商业政策出现的各种问题迫使统治集团重新考虑应对方法，传统的轻重论受到非议，主张工商业私有化的观点开始抬头。其实，早在轻重论形成的初期，司马迁就曾系统地加以批驳。他从好利好富是人的天性出发，认为农、工、商都是衣食之源，它们越扩大，社会财富越增加，从而“上则富国、下则富家”。所以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是听任各种私人经济活动的发展而不加干预。司马迁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不能适应封建国家专制集权的需要，自然不会被重视。当轻重论成为封建社会正统的经济思想后，千余年间没有人敢于公开批评，只有叶适打破沉默，公开批判和否定轻重论的核心——重本抑末，但由于轻重论经过刘晏、王安石等改善后仍具有一定的活力，而私营工商业者的势力又相当弱小，所以响应叶适者寥寥。随着明中期商品经济的活跃，轻重论日益不能适应封建统治者的需要，以丘浚为代表的新经济思想的出现并最终取代轻重论就是很自然的了。丘浚的工商思想主要是反对盐茶的禁榷专卖，主张私人经营和开放对外贸易。丘滩在《大学衍义补》一书中认为盐等自然资源都是“天地生物”，应该由全体民众“公共之”；君主应以其权威保证百姓共享这些资源，禁止少数人垄断。因此，他主张废除盐茶专卖，实行国家监督下的私人生产和运销。为此，他设计了一套食盐官督商卖方案，即灶户向官府交纳一定“举火钱”后煮盐自卖，盐商则直接从炉户处购买，然后按数纳税，凭引到指定地区贩卖。这样就将明初切断的商灶购销关系恢复起来。政府只用征税和引制进行间接控制，比刘晏的就场专卖更为松弛。丘浚还反对官府经商及以场务等机构垄断控制市场，主张发展私商，改革漕运，扩大国内商品的流通。同时，他看到东南沿海居民必须依赖出海贸易互通有无才能生存，海禁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因而主张开放海外贸易。他根据唐、宋、元鼓励对外贸易、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增加的事实，认为舶税“不扰中国之民，而得外邦之助”，比之增加国内民众负担、妨碍内域商品生产和流通的苛捐杂税要好得多。丘浚朦胧意识到互通有无的好处，比仅是为了赏玩国外珍奇物品的思想显然有所进步。明王朝在官营专卖和官府工业日益难以维持的情况下，被迫于明后期放弃对工商业的直接控制，实行盐茶商专卖和鼓励民营手工业以税之的政策，从而开始了向官督商办的转变，以丘浚为代表的反轻重论理论终于被统治者所接受。明中后期新的经济因素的出现和明末清初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当时士大夫的思想发生了新的变化，像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从新兴市民阶层的人性论出发，反对封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的不仁暴政，对传统的重本抑末、贵义贱利理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提出了工商皆本的观点。这些思想不仅比司马迁更明确地指出了封建君主控制工商业的实质并强烈反对君主专制，而且比前代拥有更雄厚的社会基础，因为此时商人已经过宋、明两代的发展而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阶层，所以他们反对国家干涉工商业、主张私有化更有力。康熙初年战争结束、社会安定之后，清政府继承明末工商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国家对工商业由直接控制向官督商办、间接控制的转变，但清王朝仍然实行限制民间商业资本使其发展不至超出控制范围的政策，因而清前期的进步思想家继续进行抗争。如王源主张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使之“附于缙绅”之列，在中央设立“大司均”，由商人代表主管国家商业经济工作；主张以资本税和利润税代替苛捐杂税，以减轻工商业的税务负担。在对外贸易观点上，蓝鼎元主张扩大海外贸易，活跃沿海地区经济，增加就业和税收，比丘浚仅强调增加国家税收、减轻人民负担又前进了一步。魏源主张更大范围的工商经营私有化，强调“师夷长技”，发展生产技术，并建议成立欧洲式的公司进行经营。这些思想不但是对传统重本抑末观念的彻底否定，而且已初步具有近代经济的意识，反轻重论从此进入了一个更高的思想境界。随着西汉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巩固和发展，高度集权下国家控制工商业的经济理论——轻重论也随之产生，并成为以后历代王朝制定工商管理政策的根据。唐宋时期，刘晏和王安石对轻重论进行了修改，使其主要宗旨由国家全面控制利源，以商人为打击对象变为官商分利，以商人作为推行政策的助手，从而取得了较好效果。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商人阶层的崛起，禁榷专卖日益受到市场作用的冲击，官府工业效率低下，难以为继。为此，丘浚等力主废除禁榷专卖，实行工商业私人经营，在社会现实的逼迫下，明末清初封建王朝终于完成由国家直接控制工商经济向官督商办、鼓励私人经营的转变，轻重论在历时千六百余年后也被新的经济理论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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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范文 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 事迹 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 教育 ，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 留学 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 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 辩论 ，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 总结 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