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实践报告研究论文

《关于研究中国近代史重大事件的社会实践报告》关键词：辛亥革命 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摘要：“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伟大的历史事件，总是在推动历史车轮转动的同时，让一代代人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汲取前进的力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透过武昌城头飘过的历史烟云，回首南湖红船起航90年来的时代变迁，特别是将这两大历史事件联系起来思考、辨析，我们将从中获得感悟、启迪。1 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总是以伟大的历史事件为标识。掀开2011年的日历，我们将迎来两个不寻常的纪念日：一是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100周年，一是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这两个改变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命运的纪念日，使本来寻常的公元纪年平添了不寻常的印记。2 泱泱中华，沧海桑田我们曾经有过国力强大的盛世辉煌;我们更有着国运衰微的痛楚记忆。19世纪的世界历史呈现给人们的是：一边是生气勃勃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崛起，一边是腐朽没落的东方封建帝国的衰败。当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撞开封建王朝紧锁的国门时，中华民族的历史开始了它最屈辱的一页——国土被宰割，生灵遭涂炭，百姓在呻吟。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历史任务。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面临两大历史性课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简而言之，一要救亡图存，二要振兴发展。这就是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的中华民族发出的吼声!为此，多少志士仁人在呼号、在求索、在抗争。强国，犹如一个美好而又难圆的梦，给一代代中国人带来多少憧憬，又带来多少幻灭。100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的覆亡，成为中华民族迈向独立、富强的历史起点。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历史性巨变。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府，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在人民群众中传播了民主主义思想的种子，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辛亥革命矗起了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90年前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经过社会主义革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的发展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把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以及改革开放，列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发生的三次伟大革命。这种划分如同一把历史刻刀，切下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单元，确实具有“深刻”的寓意。在纪念辛亥百年和我们党诞生90周年之际，更是耐人寻味。因为第一次伟大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领导的，第二、三次伟大革命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可以说，辛亥革命和我们党的诞生这两大历史事件，展开了一幅中国人民百年来救亡图存、强国富民的壮丽画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3纪念孙中山每逢国庆节等重大节日，新中国的心脏——天安门广场都摆放高米、宽米的孙中山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基座浮雕，“武昌起义”与“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渡江战役”等依次排列。这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胸怀和自信。它寓示着辛亥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然联系，反映了共产党人的历史观。4历史是一条源源不息、难以割断的河流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毛泽东同志在1942年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曾经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辛亥革命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一个内在生长点。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推翻帝制，把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扫除了最初的政治障碍;辛亥革命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辛亥革命后，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更加激化、显现，在中国孕育着一场新的高于辛亥革命的革命;辛亥革命宣扬了民主和科学，为五四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条件。如1905年创刊的《民报》只能秘密传播，而1915年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得以公开发行，便是典型一例。更为重要的是，早期共产党人基本上都受过辛亥革命的洗礼和启蒙，然后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从辛亥革命说起，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这个母体中的孕育、发展过程，从而深刻揭示党的领导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国共产党成立90年来的发展，是对辛亥革命的继承、扬弃和超越。中国共产党人“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继承了辛亥革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革命精神，继承了孙中山等志士仁人的革命遗志和正确策略。同时，在民主革命的理论指导、政治纲领、依靠力量、阶段目标等方面，超越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资产阶级自身弊端。党开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真正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完成了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领导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引领中国人民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阔道路，谱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新的壮丽史诗。如果说，辛亥革命开启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门，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基，改革开放找到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路。这就是20世纪中国发展进步的历史轨迹!5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统治下的“君权神授”、“君为臣纲”观念根深蒂固。“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辛亥革命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一次大解放，为探索救国兴邦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经过维新与保守、革命与保皇的激烈较量，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的倒行逆施，终归昙花一现。“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对比封建专制时代“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的训诫，这是何等深刻的转变。连至尊至极、神圣不可侵犯的皇帝都可以打倒，还有什么陈腐、落后的东西不可以怀疑、唾弃?列宁在高度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时，曾用了5个字来概括：“东方的觉醒”。如果说，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觉醒，那么，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五四新文化运动继承了辛亥革命思想解放的成果，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及其与工人运动的结合，催生一个新型政党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壮大的过程，也是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过程。没有思想解放，不突破对马克思主义机械理解“条条”、“框框”的束缚，就没有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开辟，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没有思想解放，不摆脱“两个凡是”的羁绊，就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业的辉煌成就。实践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时代在前进。思想解放永无止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有坚持继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才能突破传统的思维模式和发展定势，进一步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6马克思主义建党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指出，革命的人们要实行“主义的结合”，“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立起的旗帜，就是马克思主义。说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并不缺乏“主义”。鸦片战争以来，为拯救民族危亡，先进的中国人尝试过、寻觅过各种思想武器。西方的各种思潮，如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等等，都曾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粉墨登场，又都成为匆匆的历史过客，因为它们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孙中山把他的三民主义叫作“救国主义”，那是当时旧民主主义所能达到的历史高度，是同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前中国历史舞台上“诸子百家”相比较最具进步性的主义，但孙中山和他的主义没能看到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中国国情的复杂性和中国命运的严峻性，未能指引中国摆脱受奴役、受欺侮的命运，他临终还在深切地呼喊：“和平、奋斗、救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90年，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起来的90年。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在波澜壮阔的实践基础上，经历了艰难的探索，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历史性飞跃，为解决近代以来两大历史课题提供了科学指南。90年来的实践雄辩地证明，只有与本国国情相结合、与时代发展同进步、与人民群众同命运，马克思主义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结合新的发展实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一定能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7 历史是一部博大的教科书。20世纪的中国的历史，向人们展示了一幅千回百转、绚丽多彩的雄浑画卷。辛亥革命虽然“起共和而终帝制”，谱写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新篇章，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决定了它既没有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和决心，也没有能力将民族民主革命引向最后胜利。辛亥革命建立政权后3个月，便被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所窃夺，孙中山提出的包括联俄、联共在内的新三民主义也被国民党反动派所背弃，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完全破灭。从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的失败，一系列的史实说明，中国革命不可能由农民阶级或资产阶级来领导，资本主义道路不能行之于中国。要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就必须有一个新的领导阶级和代表人民和民族根本利益的政党。1921年7月23日，一个新兴政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108号)召开。这次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除了会场一度遭到巡捕骚扰，不得不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在社会上没有引起任何注意，但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却在漫漫黑夜中点燃。从此，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适应了近代以来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拥有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先进的思想武器，因而能够为中国革命指明前进的方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中国共产党能够从几个人、十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今天拥有7000多万党员、领导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执政党，展示了一个先进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强大生命力和凝聚力。8 兵权——革命的关键回首辛亥革命和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在军事上没有建立一支完全由革命党自己掌握的有强大战斗力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则是有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人民军队。当时武昌起义的成功，虽为革命党人组织策划，却只是对武汉守军的一次策反，南方各省的独立之举也是一时的革命影响所致，临时政府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都势单力薄，无法与手握北洋重兵的袁世凯相抗衡。当袁世凯军队攻占汉阳、通电南京以派兵镇压要挟时，孙中山不得不将临时大总统之职拱手相让。鲁迅在评论孙中山失败的原因时，曾指出：“最大原因还在于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人。”这样的“迁就”，是多么惨痛而深刻的历史教训!尽管中国共产党一大通过的党纲就明确提出，“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但由于特殊历史条件的局限，我们党在初创时期并没有独立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直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才从血的教训中认清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那就是：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战国时期政治家管仲说过：“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凡是繁荣昌盛的时期，都是国富兵强的盛世，反之则是屈辱、衰败和没落。坚定不移地走富国强军之路，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胡主席以高度凝练的语言对富国与强军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新概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富国和强军，是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基石。富国是强军之本，强军是富国之盾。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是全局性、交互性、融合性的协调统一。坚持富国与强军的统一，既是强国之策，也是强军之道。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军队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不断提高我军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才能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军队历史使命，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航船到达成功的彼岸。9为新中国奋斗我们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而来，向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而去。100年前，孙中山在檀香山和香港建立“兴中会”时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100年来，这一宏愿始终是燃烧在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熊熊不息的火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无数革命先驱孜孜以求的理想，是当代中国人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列宁曾经指出，对一个节日最好的纪念，就是完成我们未竟的事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信和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正逢其时。我们党正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实现国家富强伟大事业的继承和发展。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我们对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这三大任务充满信心，对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信心。参考文献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孙中山对待新文化的态度评议．张艳国．中州学刊，5孙中山开发西北思想之影响．沈社荣．宁夏大学学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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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应当重视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 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在一段时间里，相对而言，显得有些被冷落。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是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兴起，并成为热点。当时回顾过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着重在革命史、政治史，觉得有拓宽领域的必要，于是文化领域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在“文化热”中，又出现贬政治史的现象，有的研究者认为政治史的研究是浅层次的、表像的，只有文化的研究才进入到历史的深层，才是中心。随后，中国近代社会史也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对它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也出现与“文化热”中类似的说法，贬抑政治史的研究，甚至有主张用社会史取代历史的。这些说法是否确切，是值得推敲的。我虽是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但并不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中心。在同白寿彝教授的一次谈话中，曾经谈到什么是历史的中心的问题。白先生认为：历史主要是写政治，政治是历史的脊梁，经济虽是基础，但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更要受政治的制约，文化不能作为历史的中心。话虽不多，却很精辟。 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前几年曾发表《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了国际上强烈的反应。这篇文章认为未来国际冲突不是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是西方文化和儒学文化、伊斯兰文化的冲突。显然，这是把文化作为社会的中心，是起决定作用的。不论是历史上还是现实社会中，文化无疑有其应有的作用，但它不居于中心地位，不起决定作用。就现实国际社会而言，首要的是经济、政治利益，美国向他国推销其价值观、文化，也是为了实现其经济、政治利益。海湾战争，其根本因素也不是所谓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这篇文章的基础上撰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他在“文章中提出的问题提供一个充分的、深刻的和更详尽论证的解答”。尽管他在书中仍然力图说明根本因素是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冲突，但也不能不承认“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文明间发生的第一次资源战争”。他说：“最关键的问题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将由依靠西方军事力量保护其安全的沙特政府和酋长国政府控制，还是由有能力并有可能利用石油武器反对西方的独立的反西方政权的控制？西方未能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却获得了某种使海湾国家在安全上依赖西方的胜利。战争之前，伊朗、伊拉克、海湾合作委员会和美国曾为获取对海湾地区的影响展开了竞争。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1]这里认为这场战争的关键是争夺对“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备”的控制权，“战争之后，波斯湾变成了美国的内湖”，都说到了实质所在。同是伊斯兰文化的国家，为了石油、战略地位等经济的、政治的利益，彼此之间可以打起仗来，也可以支持、参与美国组织的对伊拉克的战争。这正说明，海湾战争的根本因素不是由于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两种“文明间”的战争，而是经济、政治利益的冲突。 贬抑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一个缘由，是有些研究者认为以往中国近代史写的政治史，是阶级斗争史，有的人甚至指责为“阶级斗争为纲”。恩格斯在1888年为《共产党宣言》英文版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是“构成《宣言》核心的基本思想”[2]。列宁也说：“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就没有马克思主义[3]。如果坚持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那就离不开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说。至于将阶级斗争等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对不同性质问题的混淆。 对于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的弱化，还因为以往史学界着重于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战争这些重大事件的研究，成果颇多，再做研究起点较高，向前推进难度较大，要下更大的功夫。然而这些大事件也不是没有可以继续研究的，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完全弄清楚，有些问题也有待深入。即如孙中山，近些年又陆续发现一批有关的资料，还没有很好地加以运用研究；关于他的思想等方面的评论，研究者的见解也颇有分歧；何况迄今尚未有一部学术价值高的、有份量的传记。 重大事件自是中国近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但不等于中国近代政治史，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不应当忽视。中国近代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扩展了中国近代史的领域，无疑是有意义的。但不宜扬此抑彼，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军事、外交等都同样需要研究，都有研究的必要和价值。 二 注重微观研究，也要重视综合研究 近些年来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趋向细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受到重视，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具体的、微观的研究很有必要，这是综合研究的基础，但是过分细化就会流于“碎化”。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历史，时间不短，人、事繁多，对全部细节或微小问题逐一加以研究，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即使研究了，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细化的研究需要斟酌所择取的题目有没有研究价值，而有研究价值的题目也不应只是就事论事，叙事清楚，还要将它置于大背景中来考察，以小见大，说明问题。 在具体的微观研究的基础上，要注意开展综合的研究。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分门别类的研究，专题的研究，已经做了不少，有条件做综合的研究。 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分科、分专业，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各自属于不同的学科门类。在历史学中，又有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世界史以及各种专门史之分。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人，又有专攻某一重大历史事件之别。这种分工过于狭窄，过于专门，不利于历史学科的发展，不利于人才培养，不利于出精品，也难以做综合的研究。中国历史上的人物不少都是通晓经、史、子、文学、佛学等，对他们的研究不能仅限于一个方面，应当是全面的。例如魏源，在中国近代史、思想史学著作中，主要是写他的经世思想，尤注重于《海国图志》及其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的经世思想，他的具有代表性的名著《海国图志》，无疑要着重论析。然而魏源博学多闻，年轻时究心阳明心学，好读史书，后随父至京师，从胡承珙问汉儒家法，问宋学于姚学shuǎng＠①，学《公羊》于刘逢禄，晚年又修禅礼佛。他一生著述甚多，除《海国图志》外，如《曾子章句》、《大学古本》、《庸易通义》、《说文拟雅》、《小学古经》、《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老子本义》、《孙子集注》、《董子春秋发微》、《诗古微》、《书古微》、《圣武纪》、《元史新编》、《古微堂内外集》等，涉及经、史、子、佛学、诗文，仅经学又及今古文、汉宋学。要对魏源有精深的研究，不能只谈论某些方面，需要综合的研究。这关乎研究者的知识结构问题，应“通识”的要求。一个学科也有上下通、左右通的问题，力求改变过于专门、相互割裂的状态。 三 现实与历史不能混同 今天的中国由历史的中国发展而来，现象和历史不能割断。历史的研究者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的，现实社会中的问题无疑会引发研究者去思考历史。但是，现实和历史不能等同，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这是无须赘述的常识，似乎是很明白的。然而在实际研究中，二者的界限却时常被混淆。例如，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引进外资等等，于是有的研究者就以此去反思历史，阐释历史，认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里，西方列强在中国倾销商品、投资建厂、开矿筑路、掠取原料农业品……，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应当欢迎他们进来，不应该反抗，当年如果不把帝国主义赶出中国，现在可能就现代化了。 出现这种说法，原因不止一端，但其中有一点，就是将历史与现实混淆起来，将现实中进行的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与近代史上的外国入侵混为一谈。近代史上的所谓“开放”，外国人在中国的投资设厂等等，与现在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不能混为一谈，必须历史地去看待它。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通过对中国进行的侵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在华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等方面的许多特权，把持了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操纵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而现在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其历史背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并进行数十年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中国今天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等是独立自主的，不允许外国附加任何条件，外国人在中国从事经商投资等活动，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相比，其社会性质根本不同，不能以现在的情况和观念硬往历史上套，将历史与现实同等看待。 又如我们现在说和平和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国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稳定、安定团结，于是有些研究者就以之去阐释历史，认定中国古代社会为什么发展缓慢，不能走向现代化，就是因为农民战争破坏了稳定，破坏了经济；近代中国没有实现现代化，是革命的结果，革命革糟了，只有改良才能使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为什么会发生农民起义、革命，它们是否只是破坏，这些问题不用多说，如果不存偏见，并不难公正地回答。拿现实去规范历史，用现代人的思想去要求历史人物，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研究历史需要用历史观点来观察问题，“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4]。 四 要重视历史教育 历史教育包括学校的历史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的教育，它对提高全民族的思想、文化素质是不可缺少的。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5]。 历史学要在提高民族思想、文化素质上发挥作用，就不能局限于专门学术研究方面。历史研究对于提高学科学术水平、发展历史科学当然很重要，但只做提高方面的工作是不够的，还要重视历史教育，做普及方面的工作。史学工作既要提高又要普及，是两手问题，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现在的问题是提高方面比较硬，史学工作者注重撰写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而这与评职称、提高自身地位等等都有关系。普及工作得不到重视，认为是小儿科，不算学问，评职称也不算数，这种思想观念和实际问题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对普及的重视，削弱了历史教育。 在知识普及方面，科技工作者做得比较好，出版了许多科普书籍和影视片，实际效果也很好。相形之下，历史工作者就做得不够。从学科要求上说，历史工作者对历史普及、历史教育也要重视，学问不能只停留在专家圈子里。我们的历史著作不用说一般青少年不看，就连干部也没有多少接触。因为这些书籍、论文太专门，难懂，人们读不下去，引不起兴趣。一个学科、一门学问如果离开群众，离开社会，恐怕是很难生存的。 事实上，广大群众和干部并不是不喜欢历史，不需要历史，而是缺少适合他们喜欢的读物或影视片。史学工作者忽视的历史普及工作，影视工作者都很重视。他们编了许多历史题材的影视剧，有正剧，有“戏说”，吸引了众多的观众。但是，这些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存在着随意编造历史的严重问题，不仅给观众以歪曲了的历史知识，而更重要的是给予观众错误的历史观、价值观，危害很大，应当受到史学工作者的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青年中历史知识薄弱。据2001年2月在北京、上海、武汉、深圳四个城市对14～28岁1065名青少年的调查中，历史试题25道，每道4分，以百分计算，平均分为，及格率只有。其中有一道题是“谁在1860年烧毁中国的圆明园”，只有的人答是英法联军，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八国联军。而在中学的历史教学中，有的教学大纲存在着明显的科学性问题，如不写太平天国，却将太平军打洋枪队归之于反侵略斗争；近代化的开端有洋务运动，但没有民族资本企业，等等。历史教育的薄弱，甚至误导，其后果堪忧，史学工作者有责任加强历史普和教育的工作。

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中国的近现代发展史，是一卷被鲜血浸满鲜血又惨遭蹂躏的长卷。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论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中国近代史的3000字论文篇一 《近现代中国救国道路探索》 摘要：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的儿女们为救国图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在这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 总结 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 方法 ，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 关键字：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史 中国出路 历史必然性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其主流和本质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中国人民群众为救国图存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尤其是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伟大而艰苦的斗志，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赢得民主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我们大学生是祖国未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者，各条路线的主力军，通过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习，认识到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艰辛历史进程及其简略的发展规律。越是了解国史、国情，我们越是深刻体会到历史和人民是在怎么是困境下经过怎么样的波折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一章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国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划时代的重大事变，中国社会从封建社会开始走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近代历史就是以此为开端的。鸦片战争的爆发，引起了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和历史任务的改变。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战后，中国的社会矛盾变得复杂化了，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一对矛盾，并且这种矛盾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中国人民除了继续遭受残酷的本国封建压迫以外，还遭到来自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的残暴的民族压迫。亡国灭种的阴影。笼着在中国人的心头。争取民主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强成了人民群众最迫切的渴望并成为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都是围绕两大历史任务而展开的。鸦片战争后，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封建社会危机四伏。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夜间，中国各个不同阶级对于国家的出路都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农民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随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自1851年初开始，爆发了一场席卷半个中国的农民阶级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是一次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运动，是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它沉重的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但是，太平天国起义必定是会失败的，不过它也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和重大的历史意义。太平天国起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根基。它把千百年来农民对拥有土地的渴望在《天朝田亩制度》中比较完整地表达了出来。《资政新篇》作为太平天国继续反封建反侵略的纲领，它有强烈的革命性。它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性质。因此，太平天国具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 然而，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他们无法克服小生产者所固有的阶级局限性。因此，太平天国对国家出路的探索，其本质只不过是以往朝代更替的老路，不可能是中国未来的出路。同时，太平天国起义表明，在半殖民半封建的中国，农民阶级具有革命性，却不具备先进性，是一支拥有巨大潜力的革命力量，是一支对历史产生巨大改变的力量。 地主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统治阶级对如何解决一系列的内忧外患分裂称为「洋务派」与「顽固派」，洋务派主张利用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强兵富国，摆脱困境，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手段来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师夷长技”的运动洋务运动。洋务派想通过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来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试图学习国外的先进技术来对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于是，洋务运动从中央到主要的地方发展洋务。通过办实业、建海军、创学堂来探索富国强兵的道路。 不过，与太平天国起义一样，洋务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注定是要失败的。甲午战争，北洋海军的全军覆没标志着以“自强”、“求富”为目标的洋务运动的失败，究其根源是：一是洋务运动具有封建性。洋务运动本身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清政府的统治而兴起的，这就注定了它失败的命运。因为新的生产力是同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不相容的，是不可能在封建主义的压迫下充分地发展起来。二是洋务运动对外国具有依赖性。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利益，是不可能让中国通过洋务运动变强的。三是洋务企业的管理具有腐朽性。清政府的腐败官僚的作风的普遍性连洋务企业也不能避免。 综上所述，可知洋务运动不可能为中国摆脱弱小找到出路。 资产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 《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人普遍感到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应当推翻;清政府的一些改革客观上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为资产主义民主革命准备了一些物质条件;新式学堂的勃兴和 留学 教育 的发展，革命知识分子的队伍不断壮大;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是不断传播;上海和东京成为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阵地。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以及清政府“新政”的破产，爆发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的发生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矛盾激化和人民顽强斗争的必然结果。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面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和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屈服，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抗争。中国人民从反抗斗争中逐渐认识到，要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必先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清王朝是中国反动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已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不扫除这个障碍，要获得人民的解放和幸福是不可能的。辛亥革命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振兴中华的深切愿望。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反动政府，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辛亥革命，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 但是，从历史看，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在帝国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建国方案是行不通的。帝国主义与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以及旧官僚、立宪派一起勾结起来，从外部和内部绞杀了这场革命。其次，从主观方面来说，在于它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具有软弱性,妥协性：一是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二是不能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三是不能建立坚强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强有力的核心。辛亥革命的失败说明,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 第二章 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探索救国道路的新变化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中国工人阶级从此登上了政治舞台，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显示了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从五四运动到新中国成立期间，在对中国探索救国道路的历史长河中活跃着三种政治力量，推动着中国朝着三条道路的徘徊。 以大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长时间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力量，他们主张继续实行地主阶级与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军事独裁统治，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道路。 地主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建国方案违背了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个方案是祸国殃民,毁国害民的方案,它最终遭到了广大中国人民的唾弃,并且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他们的反动统治也在根本上被推翻了。 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在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始终没有占据统治地位。它们的基本政治主张，是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便使资本主义得到自由的和充分的发展，使再过过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社会。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基本国情从客观上决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当时的中国工业极度落后，农村自然经济占主体，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只限于沿海和河口发达地区。而从主观上看，民族资产阶级革命不够彻底，软弱妥协性，大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属于小资产阶级也注定了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在中国行不通。同时，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拥护。 以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建国方案 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动力和主要依靠。他们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主张，中国人民应当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首先进行一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以便建立一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并且经过这个人民共和国，逐步到达社会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从一成立就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章 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马克思主义道路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期间的历史背景 自鸦片战争爆发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开始了对中国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驱使中国人民走上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在辛亥革命以后的近代中国，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利益的，1927年前主要是北洋军阀，1927年以后，主要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外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对内以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作为社会支柱，把自己置于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抗日战争后，蒋介石集团无视中国人民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统治和内战政策，把全国各阶层人民推向饥饿和死亡，迫使他们奋起团结自救。所以中国人民革命的发生和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雄厚的群众基础。 中国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必然性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这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由于没有一个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先进的革命政党作为领导核心，这些斗争都失败了;是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斗争的目标，在长期斗争的实践中找到了使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并且把被人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团结和凝聚成万众一心的不可战胜的力量。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二十八年艰苦曲折的英勇斗争，终于取得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客观决定的，也是人民的选择。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不是单凭任何人的愿望或意志就能造成的。在很长时期内，中国面临三种可供选择的建国方案：第一种方案先由北洋军阀后由国民党统治集团代表。他们主张实行地主买办阶级的专政，使中国社会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第二种方案由某些中间派或中间人士代表。他们主张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使中国社会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第三种方案由共产党代表，主张建立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共和国，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三种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实践中反复地受到检验。结果是：第一种方案被中国人民抛弃了，它的代表者的统治也被推翻了;第二种方案没有得到中国人民的赞同，它的代表者的多数后来也承认这个方案在中国无法实现;只有第三种方案最终赢得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在内的拥护。 由此可见，中国人民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上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他们郑重作出的历史性选择，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第四章 结论 本文根据《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历史理论与知识，通过对这段时期各个阶级对国家出路的探索的总结与分析，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从历史的客观性出发，结合作者对《中国近代史纲要》的学习与体会，研究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性的历史原因，并得出社会主义道路是当时中国的唯一出路。通过学校开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一门课，对于国家的近现代历史，了解到很多的历史知识，让本人更深刻到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幻与厚重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本人更加热爱和珍惜现在的生活。

诶，大家都一样一样，LS的，你也看MIT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