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编辑系统

近代史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依托，成立于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前身是抗战时期成立于延安的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1946年该室整建制转为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1948年秋随北方大学与华北联合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研究部历史研究室。1950年5月1日，整建制转划归中国科学院，改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是新中国成立后纳入中国科学院体制的第一个研究所。1953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近代史研究所，后一度曾改称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1977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成立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10年的中国历史，并适当向1840年之前和1949年之后延伸，研究的内容涉及此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外交、教育、学术、社会等各个领域。编辑出版《近代史研究》、《中国近代史》（英文）、《抗日战争研究》、《近代史资料》等学术杂志。

近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提出了诸多新的见解。其中有些涉及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原则性问题，已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和讨论。现将有关情况介绍如下: 一、关于中国近代的社会性质 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思想理论界就曾围绕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了一场持续近十年的大论战。参加讨论的人在政治理念、学术主张、所用依据方面虽不尽相同，但是，凡是否认近代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人，同时也就不赞成中共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反之，则大都会肯定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必要性。这说明单从学术层面上看，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无关大局的问题，它同时关系到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改良和革命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事实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理论工作者正是通过这场论战，不仅判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而且重新研究、勾画了中国社会从古至今的发展进程和未来趋向，对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史作出了许多新的阐释，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科学的史学体系。中国共产党也在对近代社会性质这一基本国情认识基础上，明确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一观点，为史学界所普遍接受，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实践，则被公认为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证明。但是，近年来，有些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有的学术刊物还曾专门开辟了专栏，邀请学者对此发表意见。有人认为，近代中国社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系统全面冲突的产物，对此很难以形态区分标准来分析，所谓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封建半殖民地等等概念，都带有认识上的偏差。有人则提出，半封建半殖民地并不是个统一的整体，半殖民地与半独立相对应，是对国家地位的描述；半封建的另一半则是半资本主义。中国近代的总趋向是封建主义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毛泽东“两半论”的失误，就在于忽视了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和发展的巨大进步意义。以往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仅仅着眼于它的掠夺和奴役，而讳言它对中国社会经济的推动和促进。有的文章认为，帝国主义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所以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仍是封建社会，此后则是半封建或半资本主义社会（也有人认为是资本主义社会）。 总的来看，一些学者虽已明确对“两半论”提出了质疑或否定，但对随之而来的一些问题尚缺乏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尽管如此，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影响。因为它们大都是在讨论中国近代史研究如何取得突破、发展这样一个大问题的背景下提出的。有的学者明确表示，否定毛泽东的“两半论”，重新检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就是要为设计新的近代史构架寻找理论基点。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近代史研究应该努力论证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全面总结民主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的历史经验。这样，我们对中国近代史的认识才是深刻的。如果重写近代史突破了这个基本思路，就会使我们的史学研究倒退到旧中国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史学著作的老路上去。有的文章强调，中国近代史研究，应当以为实践充分检验的科学“两半论”为其基点之一，这个根本性的科学论断有待丰富与发展，但决不能轻率地否定。 二、关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侵略 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给近代中国造成的深重灾难，肯定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在这方面我们的史学工作者曾做了许多的工作。近年，一些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一）殖民化与近代化的关系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促进了近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打破了封建主义的禁锢，带来了近代文明，迫使中国走向近代化。对此，不能再仅仅从侵略与反侵略、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立场出发去审视，否则会对这段历史作出消极的、片面的、情绪化的彻底否定。只有从价值论角度去重新评价“世界走向中国”这一历史问题，才有可能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更为本质的认识。很显然，论者强调的是殖民化对近代化的促进作用，虽然他没有使用殖民侵略的说法，而是代之以“世界走向中国”这样一种中性的描述。 一种观点认为，殖民化无碍于近代化。有学者提出，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独立不存在必然的关联。近代中国所受的军事侵略，对中国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但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外国在促进中国近代化发展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对于以上新观点，也有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其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是实现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历史前提。帝国主义促使中国走向了某种程度的近代化，但它又是被严格地限定在是否有利于殖民统治范围内的。另一种近代化则是要突破帝国主义所允许的范围，争取实现民族的独立自主，从而实现近代化。对于近代史上这两种不同的近代化趋向应加以区别。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来看，民族独立地位的不断丧失和政治上封建专制主义的顽固存在，堵塞了近代化前进的道路。当历史前进到一定阶段，解决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两大问题，就越来越成为实现近代化的首要问题。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帝国主义也是从自身利益出发，把殖民地中各处妨碍民族进步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关系有意保留下来，使资本主义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发展。 其次，对于随侵略而来的近代文明的影响和作用，需要有一个全方位的客观评价，并确定其主导方面。有学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为了侵略和掠夺的需要，在中国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和设施，但侵略带给中国的更重要的还是灾难，它造成了中国的贫穷与落后。况且这些近代文明也没有为广大的中国人民所拥有和享用。入侵近代中国的资本、帝国主义，既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不同，会走上一个极端；不区别两种作用的主次，会走上另一个极端。 （二）抵抗侵略与学习西方 在这个问题上，一些学者提出的新见解突出地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从性质上看，中国人对侵略的抵抗，实质是对西方先进文明的排斥，不利于中国的进步，违反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因为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是近代历史的基本矛盾，这是在世界近代史范围内的先进对落后、文明对野蛮、进步对保守、革命对反动的矛盾。马克思等经典作家也从历史进步的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所充当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在近代中国，所谓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属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这时的中华民族仍然是中世纪的封建民族，他们对外来侵略的反抗，实质上都是站在维护本民族封建传统的保守立场上，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本能的反抗。 其次，从实力上看，落后的中国也无力抵抗西方的侵略。故此，近代中国的首要任务是忍辱负重，维持和局，努力实现近代化。有些学者强调，落后就要挨打，每次失败的抵抗，都给中国招致了更大的灾难。由此出发，有人对中国近代史上的“和”、“战”问题进行了重新评价。认为李鸿章等人奉行的“委屈求全”的对外政策，其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只有保住和局，中国才能有强盛的一天。有人还提出，对于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也应该信守，因为这条约就是当时中外力量对比的纪录，反映了中西方全面的、深刻的差距，改变之道在于先图自强。同时，即使是不平等条约，也是国家信誉所系，今天签字，明天推翻，既足以招祸，又必然进一步失去尊严。 对此持相反意见的学者认为: 首先，不能以资本主义文明先进为由，否定落后的封建国家对西方入侵的抵抗。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肯定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进步作用，却丝毫也不意味着落后国家应当欢迎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形成了把世界上所有国家联结成统一的经济整体的进步趋势；另一方面又造成了全世界广大地域内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使之成为被掠夺的对象，阻碍了这些落后国家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所以，殖民地、半殖民地反抗侵略的斗争是一种更为重要的进步的历史趋势。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就非常关注亚洲国家的反侵略斗争，并给予高度的评价。这种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不仅促成了国家的独立、解放，也能促进本地区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其次，抵抗侵略不等于排斥文明。在近代中国存在着既要抵抗侵略，又要学习西方文明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运动。实际上，只有民族独立以后，才有真正吸取西方文明的积极因素为我所用的可能。而且所谓反侵略斗争，不仅包括实际的反侵略运动、武装斗争，也包括反侵略思想的设计和提炼，还包括民族的实业家同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争夺经济平等权和争夺利权的斗争。反侵略斗争在初期是原始的，但随着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总结，中国人民的斗争的水准不断提高。在整个反侵略斗争的过程中，也始终贯穿着对西方文明积极因素的学习。 第三，不能盲目颂扬主“和”论而贬低抵抗。近代中外“失和”的根本原因，是西方不断扩大侵略所致，绝非中国政府和人民好战的结果。有些论者恰恰颠倒了这其中的因果关系。李鸿章等人主和的思想前提是错误的，即没有认识到列强正一步步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是相信洋人无害中国之心。其主和也没有给中国带来和平的国际环境。关于落后就要挨打，有学者指出不能将其解释为落后就应该挨打，从而否定中国人民的反抗。因为以小胜大、以弱胜强，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乏其例的，而且失败为成功之母，中国人民正是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积百年之抗击，终于打倒了帝国主义。对信守和约问题，有文章指出，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后，可以随时违背条约，从而再逼迫中国签订更为苛刻的新约，以扩大其侵略权益，而中国人民稍有不满和反抗，却被指责为“违约”，是以“愚昧”抗拒“文明”，这是一种强盗逻辑！ 三、关于革命与改良 如何评价中国近代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是一个热点问题。对此，一些学者提出了以下新的观点: 首先，肯定近代的改良活动，特别是统治阶级所进行的改革。认为从洋务运动的开展、清末新政的实行，到北洋政府的统治政策的实施，都推动了中国近代化，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有人提出，西太后、李鸿章、曾国藩等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也是渴望中国的富强与进步的，他们所设计的近代化方案如果能得到实施，本来是可以挽救中国的。有人肯定北洋政府在政治上多元化，经济上私有化、自由化，思想文化、社会风俗也是呈现改革开放的势头，认为袁世凯推行的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正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其次，对近代的革命提出批评和否定。近代革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孙中山等革命者不顾中国的国情，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必然阶段，陷入了理想主义和革命的误区。其结果不仅导致了社会的长期混乱，而且开启了20世纪中国政治浪漫主义的先河。还有人提出，应该彻底否定近现代历史上的革命，断言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并把这种对革命的看法，进一步概括提升为一种规律: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 也有许多学者认为，上述对革命和改良的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一，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反抗。有学者指出:对革命和改良，不能作抽象的价值评估。辛亥革命并不是主观意志的结果，而是当时民族危急严重和社会矛盾尖锐的产物，是腐朽的清朝廷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许多革命者，都是在改良道路走不通时才提出了革命的主张。 第二，革命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许多学者肯定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扫清了历史前进的障碍，带来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进步。历史证明，靠封建统治阶级自身的改革，是不可能完成中国的近代化任务的。只有走革命的道路，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取得民族独立，才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打开了新的天地。要革命，就必然会有破坏、流血和牺牲。但是，如果不进行革命，而容忍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联合统治，中国人民必将长期遭受更大的痛苦和牺牲。辛亥革命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是革命不够彻底的结果。不应笼统地说中国近代斗争太多、动荡频繁，致使社会无法发展，而应该进行阶级分析，指出其原因所在，是中国侵略、压迫了别的民族，还是别人侵略、压迫了中华民族？统治阶级之间的争斗与人民反抗斗争是否可以混同？动荡是怎么引起的？矛盾来自何方？被压迫者进行反抗造成的破坏，其责任是否也应由被压迫者承担？

完成几代学者夙愿 《中国近代通史》问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集体编撰的一套500多万字、10卷本的《中国近代通史》由江苏人民出版社集结出版。主编张海鹏表示，“本书的问世完成了范文澜、刘大年等几代史学家的心愿，不仅在同类著作中篇幅最大，而且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中国近代通史。”张海鹏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范文澜先生任所长时，即多次布置撰写《中国近代通史》的任务，均未能完成。范文澜自己有一部《中国近代史》上册，只写到义和团。七八十年代，刘大年所长也曾努力推动，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稿》三册，也只写到义和团。虽然力图加入经济、文化思想、边疆与少数民族方面的内容，但毕竟比较单薄，而且没有涉及社会史方面的内容；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出版过数百种通俗近代史读物，又大多缺少新意。“这个项目2000年正式立项，原计划2004年完成，因为种种原因拖延至今。”张海鹏说，“《中国近代通史》的问世，可以说是完成了几代史学家未竟的心愿。在写作上，吸收、总结几代学人，包括港台和海外学人大量中国近代史研究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取得的成果。” 一、该书打破了以1919年为分界的老框框，将长期以来中国近代史研究分为中国近代史（1840~1919）和中国现代史（1919~1949）两个时期贯通起来，从1840年~1949年的中国历史进程出发，宏观把握住了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基本特点，结构完整系统，体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体现了从“沉沦”到“上升”的历史过程。二、该书以政治史、革命史的叙述为基本线索，同时客观地看待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际，从现代化进程的视角，全面客观地叙述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主题是谋求中国的独立和平等，中国人谋求近代化或现代化的努力是在谋求国家民族独立的主题之下进行的。如果脱离这样的主题描述近代中国历史，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历史上发生过的为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进行的启蒙、改革、革命的真实过程，就无法反映近代中国的主导面和客观实际。但是，历史的内容是无比生动和丰富的，如果仅仅局限于革命史、政治史，也难呈历史全貌。该书在以政治史、革命史为主干的前提下，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生活、思想文化、边疆地区发展等都作了全方位的描述。三、该书充分体现历史研究是一个不断累积推进的过程，注重在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该书可以说是数十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成果的积淀之作、总结之作、集成之作。各卷广泛参考了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凡是重要成果均作出说明和注释，以合学术规范。该书关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清末新政、北伐战争和国共两党关系等等重大问题和事件，都对已有的学术成果作了全面整合和梳理，在此基础上力求创新，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和分析，或依据新的史料发现提出了新的认识和见解。四、该书各卷叙述清楚透彻，文字流畅可读。各卷充分反映出注重叙事的特点，对所写时段的历史事件及其发展进程和相关关系、对历史人物在其中的活动及其背景与由来，都注重翔实的叙述，并以流畅的文字，娓娓道来，使读者在阅读时感受到了愉悦。五、该书在编纂过程中，广泛搜集和使用了各种历史资料，尽可能利用了已经出版的各种档案文献、报纸期刊、历史文献汇编、文集、地方志、日记、书札等资料，注重发掘研究者以往较少注意的史料，同时还注重综合参照运用海峡两岸就相同人物或主题出版的史料，如运用大陆出版的《孙中山全集》、《孙中山年谱》和台湾出版的《国父全集》、《国父年谱》等。各卷作者还费力搜集和利用了尚未出版的各档案馆存档资料，其中不仅有以往利用较多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档，还有以往利用较少的中共中央档案、军事档案馆和一些地方的档案馆，以及台北国史馆资料、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档案和美国斯坦福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珍本与手稿图书馆藏国民党军政人物档案、苏联解密的档案等历史资料。由于既充分利用新史料，又重新检阅旧史料，对一些过去因史料未能弄清的史实得以澄清本相；对传统的一些观点，依凭新史料，重构史实，能够得出令人信服的新见解。各卷还尽量参考了台湾的中国近代史同行的著作，以及国内外相关著作。 推进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李文海（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国近代通史》以500余万字的宏大篇幅，如此全面、详尽地反映1840－1949年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活、民族、边疆等各个方面的历史状况，应该说是国内第一本。这本书的出版，无疑是对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个推进，为历史学的繁荣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该丛书有三个值得称道的优点和特点：一是尊重历史真实；二是着力学术创新；三是关注历史和现实的统一。发扬严谨治学传统龚书铎（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近代通史》是中国近代史领域第一部完整的近代通史专著，三点看法：一是第一卷《概说》提纲挈领，观点明确；二是体现了通史的“通”；三是发扬了近代史所严谨治学的传统。该丛书的出版，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时代进步造就客观史书章百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近代通史》能够出版的时代原因。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对研究近代史起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没有改革开放以后的思想解放和对外开放，一方面对近代史的研究不可能做到如此广泛和深刻，另一方面在研究中的许多史料收集工作也不可能进行。该丛书的两点创新：第一是对前人的成果有准确的判断；第二是对前人没有探讨过的领域、没有探讨过的问题作了研究。比如书中关于清末政权的结构的变化，视角就是新的。关于戊戌维新，则对维新者策略上的失误探讨得比较多。关于新政，也作了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国共关系史的研究，在多方面对此专题研究有了很大的推动。另外关于抗日战争的研究，既有自己的创见，也吸收了史学界的大量成果。集大成通史的四“通”熊月之（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近代通史》的四个“通”：通前后、通左右、通内外、通繁简。他认为，这本书规模宏大，内容丰富，既综合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又有编著者独到心得，结构完整，资料翔实，征引规范，文笔畅达，堪称集科学性、综合性、系统性于一体的集大成性通史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