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科学技术规则的强调,就是要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纳入全人类共同的利益和价值的考量表中,就是要平衡科学技术发展与人类其它同等重要的价值原则之间的关系。生态价值,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价值原则,是一种基于关注所有生命形态和谐共生的价值形式,它把人类视为生态系统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与其它生命系统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构建生物共同体的和谐、健康、稳定、完整与统一。生态价值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当科技发展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为基础,就会朝着有利于全人类以及整个生态系统的福祉方向发展,而将可能造成的不利后果降至最低。科学技术的应用离不开物质生产领域,人类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直接动力,所以对科学技术进行生态价值考量的同时,也需要对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进行相应的价值考量,即这种生产过程和生产方式是否既符合人与社会的需要原则,同时又符合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原则。当前,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已经开始了生产方式的“生态化”转向,以适应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需要。生态化生产方式应该说是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有机结合,是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进行的彻底的生态化改造,比起开发和使用具体的环保技术来解决生态问题更加有效,是从生产源头截断可能造成的环境危害。因此,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可行性评估非常重要,既要保证“它是一种高效率获取所需物质资料的技术,而且是一种无公害技术;是一种能对生产过程及其环境影响进行全程监控的技术,即对生产与自然关系进行有效控制的复合技术,……它不仅体现为对自然的改造能力,而且还体现在对自然的建设能力”。也就是说,对于技术的评估,不能片面追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要全面考量它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综合价值。只有建立这样的技术评估体系才能有效保障生态化生产方式和生产过程的顺利进行。 2.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 前面我们谈到,科学技术除了生产力的属性之外,还具有意识形态属性,虽然在现代工业社会,这一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隐蔽和难以察觉,但它确确实实存在着,并在潜移默化中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灌输到民众的思想意识当中。科学技术作为统治阶级赋予的具有合法地位的意识形态,不仅要人们相信它能解决任何问题,还要他们感觉到:不存在某种外在力量的压迫或意识形态的灌输,是他们通过自己的价值判断所作出的理性选择。他们相信科学技术的无限力量,更相信科学技术的缔造者和应用者——科技专家的无限力量,他们的话就是金科玉律,只有他们能带领人们走出危机,走向光明。所以,当出现某一社会问题时,总会听到“专家论证”、“专家预测”之类的话,他们的话总是具有神圣的权威性和不可辩驳性,以至于他们认定的结果,往往就是民众认定的科学的结果,至于论证的过程—因为是科学—太专业化和技术化,民众难以企及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科学技术的论证结果有时会与民众的切身感受不相符合,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思索一个问题:究竟该相信科学技术,还是相信他们自己的眼睛?在冲突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质也从合法化外衣下逐渐显现出来。 以生态案例为例,来分析一下科学技术作为意识形态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前段时间有关环境事件的报道很多,其中很多事件都涉及到科学技术对污染的评估与民众切身感受到的污染程度之间的差异。一则事件是说,民众普遍反映当地饮用水受到严重工业污染,因为当地的癌症发病率在近几年明显升高,但专家的检验报告却说,水质合格,达饮用水安全标准;另一则报道称,几个村民把漂浮在河面上的死鱼烂虾背到乡镇府门口作为水污染的证据,但却被告知无法证明那些死鱼烂虾就是来自那条重污染的河流;还有一起事件,村民状告一家化工企业排放有毒废水,造成许多村民鱼塘里的鱼大量死亡,但专家却说不能认定排放废水与鱼死亡之间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甚至通过技术认定,得出该化工厂达到国家污水排放标准的结论,令人瞠目结舌。另外一则案例可以说把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表现得淋漓尽致,就是前些时候由几名自称具有科学良知的科学家所披露的全球气候变暖的内幕,他们声称:全球气候变暖并不是政府所大力宣传的二氧化碳气体的超标排放造成的,二氧化碳气体排放与全球性气候变暖之间根本不存在必然性因果联系,太阳黑子的活动才是气候变暖的真正原因。政府不惜花大价钱扶持科学家群体来论证二氧化碳对气候变暖起决定性作用,就是纯粹的意识形态目的——引起全球性生态恐慌,使某些政治家能利用环境问题来捞取政治资本。科学作为政治的附庸上演的这出闹剧让世界哗然。于是有学者站在民众立场上提出质疑:如果科学技术走到了常识的对立面,如果看似精确、量化的数据却不能客观公正地反映认识对象,那么科学技术是否还能称之为“真科学” 。 当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无限膨胀时,生态价值将如何体现?原本客观真实的价值标准因为政治的横加介入而蒙上了灰暗的国家意识色彩。以平等、和谐、共生、统一为基础的生态价值观也因此遭到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化的严重践踏。生态价值不再是人们平等共享的价值权利,而沦为被少数人御用的政治工具。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不但成就了“无声的统治的艺术”,同时也造就了“沉默的大多数”。绝大多数民众实际上被阻挡在科学技术大门之外,或者说被阻挡在所谓的专家系统之外,科技符号仅仅是少数人掌握的密码,而普通大众只有在门外等待技术专家为他们做出“意识形态化”的“解码”,而无权搭建起与科学技术直接对话的通路。科学技术变成了一种权力,科学技术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和信息传递的非对称性也造成了普通大众制度性的弱势地位。在环境问题上,科学技术如果不淡出意识形态色彩,不但会误导普通大众的生态价值观念,而且还会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笔者在对环境事件的调研中深有感悟:仅仅依靠技术指标或者官方公布的调查结果来判定环境污染状况,不仅对环境治理无益,而且更加有害。 四、结论 对于如何协调好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就生产力方面来说,需要转变工业化生产方式,代之以生态化生产方式来协调科学技术与生态价值的关系;就意识形态方面来说,因为生态环境问题关乎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所以就不能把做为社会绝大多数的普通民众排除在科学技术之外,他们拥有对科学技术的开发、进展、使用等情况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与否决权;科学技术知识有必要走出专家世界的狭小范围,而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世界,并与民众所能理解的生活常识进行平等对接和对话,要让他们感到科学技术是常识的深化和精确化,而不是常识的对立面,或者仅仅是一种“技术语言”;此外,科学技术的研究机构应该成为独立运作的部门,工作其中的科学家共同体应该具备公正、正义的“科学精神”和生态伦理道德,以全人类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利益为重,这样既能有效规范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科学技术的发展以生态价值的基础性原则),也能有效约束科学家自身的行为,同时还能引导全社会积极构建健康和谐的生态生存理念和生态生活方式。因此,在科学技术发展中引入生态价值考量,对于科学技术本身、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发展都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