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日本中国关系论文题目

可以选择中国的军事扩张与美国的警惕与遏制为题材

中日经贸关系的现状与问题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利益的最大交汇点，是密切中日关系的重要因素。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经贸关系向着互惠互利的方向发展，总体上保持了良好态势.促进了两国关系的全面发展。实践证明，努力实现中日经贸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是两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客观需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推进同各国发展经济等方面的友好合作。日本是当今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拥有资金、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是我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国、第三大外资来源地和我国引进技术的主要来源地，在我国对外开放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巨大的市场和活跃的商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智力资源，又是日本经济发展所特别借重的。近年来日本对我国出口大幅上升，中国已成为日本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双边贸易总额继2002年首次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2004年达到了1600多亿美元。中日经贸关系的快速发展，拉动了两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在科技、教育、旅游等各个领域的广泛合作。但是近一段时间以来，由于日本在历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错误言行，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社会上有人提出“抵制日货”，这在感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样做是完全不妥的。在国际经济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情况下，盲目抵制日货，就会损害双方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既不利于双方取长补短、优势互补，也不利于我们很好地实施“引进来”、“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最终会损害我国的整体利益，影响我国的发展大局。我们应当立足于维护我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战略高度出发，积极促进中日两国经贸关系的健康发展。加强中日经贸合作，有利于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是发展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稳定健康的政治关系又是推进两国经贸合作的重要条件。在新的形势下，中日经贸合作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中日两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利益交汇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加强中日经贸合作，对于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令人遗憾的是，日本在历史、台湾等问题上的一些做法违背了自己的承诺，背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使当前中日关系陷入困难局面。如果这种不和谐的政治关系持续下去，必然有伤于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日本应当以严肃慎重的态度处理好影响中日关系顺利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将自己的承诺落实到实际行动上，为促进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营造必要的条件和良好的氛围。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符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合作的时代潮流。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明显加快，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在经济领域的相互影响、相互依赖日益加深。中日经贸合作已逐步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达到了彼此利益交融密不可分的程度。21世纪的亚太地区又是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地区，随着亚太各国经济快速发展，建立经济共同体的呼声日益高涨。中日两国作为世界和亚洲的两个重要国家，应当深刻认识加强两国经贸合作的重大意义，努力协调和解决相互间的矛盾和问题，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实现，为世界经济的繁荣发展作出应有的努力。“风物长宜放眼量”。中日经贸关系的良好局面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和精心维护。中日两国都应该登高望远，本着对历史、对人民、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从维护中日友好、维护亚洲的稳定和发展大局出发，采取切实措施，尽快扭转目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困难局面，积极推进中日两国的经贸合作与交流，努力促进中日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关于中日关系的现状：【2008年】1月5日至6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1月27日至28日，新一届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双方委员围绕落实福田首相访华成果、确保胡锦涛主席访日成功这一主题广泛深入交换了意见。2月19日，全国人大与日本参议院定期交流机制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吴邦国委员长会见来华出席会议的日参议院代表团，就中日关系等交换意见。2月20 日至24日，国务委员唐家璇应邀访问日本。期间，分别会见福田康夫首相、外相高村正彦、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参议院议长江田五月、前首相安倍晋三以及各政党党首等，出席日本各界人士招待会。结束东京日程后，国务委员唐家璇赴大阪和奈良参观访问。2月26日至3月1日，日本自卫队联合参谋长斋藤隆访华。3月15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中方开幕式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开幕系列活动，与两国青少年进行了交流。3月31日，中日第八次防务部门安全磋商举行。4月15日至16日，日本执政两党干事长伊吹文明和北侧一雄访华，胡锦涛主席会见。4月17日至20日，杨洁篪外长访日，为胡主席访日做最后阶段的政治准备。5月6日至10日，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被称为“暖春之旅”。访问取得丰硕成果。双方发表《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是中日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还发表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加强交流与合作的联合新闻公报》，确定了当前落实联合声明的70项具体举措。双方就增进政治互信，促进人文交流，深化互利合作，共同致力于振兴亚洲及应对全球性挑战达成广泛共识。5月8日，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日方开幕式在东京举行，胡锦涛主席、福田首相出席。二、 经贸关系（一）中日贸易日本是中国主要贸易伙伴。截至2003年，日本连续11年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被欧盟、美国超过，退居第三。2007年中日贸易保持较快增长势头，进出口总额为亿美元，同比增长。其中我对日出口亿美元，同比增长；我自日进口亿美元，同比增长。中方逆差亿美元。（二） 日本对华投资日本是我第二大外资来源地。2007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项目数为1914个，同比下降，实际到位金额亿美元，同比下降。截至2007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9628个，实际到位金额亿美元。（三） 日本对华资金合作1、日元贷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始于1979年，双方商定2008年前结束对华日元贷款。2007年12月，两国外长签署日本对华最后一批日元贷款换文，至此，日本政府累计向中国政府承诺提供日元贷款约亿日元（约合33 0亿美元）。截至2007年9月，我实际利用日元贷款约亿日元，用于255个项目的建设。日本对华日元贷款占我国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50%左右。2、无偿援助截至2007年底，中国共接受日本无偿援助累计亿日元，用于141个项目的建设，涉及环保、教育、扶贫、医疗等领域。2008年5月双方签署2008年援助协议，日方将于本年度内向中方提供亿日元援助。3、“黑字还流”贷款1988年和1994年日本进出口银行两次向中方提供“黑字还流”贷款，共计1400亿日元。三、文化交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一直保持民间文化交流。主要形式有文艺演出、艺术和文物展览、学术和人员往来等。其中，1972年上海舞剧院访日演出等一系列重要文化交流活动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12月，两国签署《中日文化交流协定》，确定了发展两国文化、教育、学术、体育等方面交流的目标。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日文化交流与合作全面发展，呈现出官民并举和多渠道、多形式的新局面，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数量之多、活动之频繁、内容之丰富，在与中国有文化交流的国家当中处于领先地位。中日文化交流呈现以下特点： 一、共同文化渊源深厚，文物、书法、诗歌、水墨画、戏剧（京剧、歌舞伎）等传统东方文化的交流独树一帜。 二、民间交流占据主体。据统计，目前民间文化交流约占文化交流总量的95％以上。近年来，双方在商业展演、音乐影视、动漫游戏等新兴文化产业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蓬勃发展。目前，日本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文化贸易伙伴之一。近年来，中日两国举办了众多大型文化交流活动。1999年我在日本举办“99东瀛行”活动，日方在华举办“日中文化友好年”活动；200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之际，中日两国共同举办了“中日文化年”活动。2007年为“中日文化体育交流年”，全年共举办300多场活动，取得良好社会效果。2008年为中日青少年友好交流年。2008年5月，双方签署中日关于互设文化中心的协定。四、科技交流与合作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双方于1980年签署《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建立起政府间科技合作关系。此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形成了多形式、多渠道、官民并举的局面。特别是在应用技术合作方面成绩显著，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中日政府间的科技合作主要包括：根据《中日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开展的合作，在政府科技合作协定框架下两国政府部门的对口合作（包括部门间签署的合作协议等），通过日本国际协力机构（JICA）渠道的技术合作以及《中日核能合作协定》等。此外，双方许多部门、地方、研究院所、大学都开展各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两国科研人员的交流、开展合作研究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近年来，伴随中国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社会，双方节能环保领域技术合作发展迅速。2007年底福田康夫首相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气候变化科学技术合作的联合声明》。五、军事交流与合作中日两国于1974年互设武官处，70年代末开始军事交流，关系发展良好。1989年后两国军事交流一度中断。1995年日本防卫厅参联会主席西元彻也访华，中日军方高层交往得以恢复。1998年实现国防部长互访。2000年实现两军总参谋长互访。2007年8月，国防部长曹刚川访日。11月，中国军舰在二战后首次访日。1997年至2008年，中日防务部门举行了8次安全磋商。中日双方还在防卫医学、院校和学术研究等领域开展交流。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日时，双方同意加强防务交流，日防卫大臣将于年内访华。中日关系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现在中日关系总的来说还是冷的 ， 虽然近来两国高层交流不断，，但是在一些敏感问题上还是有很大分歧的 ，组最典型的 钓鱼岛 问题 ，另外还有台海问题，历史遗留问题等等。 在以后的发展中，中日还会有更多的问题，，日本是岛国，资源全部依赖进口，与实施运输 就是大问题，而日本运输船都是从台湾海峡通过 ，日本怕中国统一台湾以后会切断他们的海路，素以他们会百般阻挠， 所以预计 2020年中日还将一战。。。中日关系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发展历史上中日之间从未同时强盛，所以两国谁强盛，另一个就是附庸或者被侵略，被压迫。现在两国同时强盛，必然出现对立与分歧，可能要互相僵持数十年以上。未来我想大家都会明白和则两利，战则皆亡的道理两国的关系可能像英国和法国，总的来说都属于同一个东亚联盟之中，然后在内部会在理性的规则中争夺联盟主导权，这一联盟应包括东亚，东南亚以及太平洋一些国家，这一联盟的首领之争中，统一后的朝鲜，印尼，越南以及澳大利亚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力。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特别是两国政治家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从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问题，主要就是从历史、全局、未来角度思考问题和处理问题。一、要善于从历史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镜，可知兴衰”。中日关系的现状很大程度上与中日关系的历史相关，“以史为鉴”就成为处理中日关系的基础和前提。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中国就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作为指导中日关系的基本原则。“以史为鉴”的“史”，即中日关系的历史，如何理解和看待中日关系史，并从中找到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将是两国人民必须完成的历史课题和现实任务。提到中日关系史，历史上的中日甲午战争和日本侵华战争就历历在目，它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刻骨铭心。难怪人们在中日关系上一提到“以史为鉴”，就会自然想到这一段历史，并把这一段历史上升到民族尊严和国家荣辱的战略高度。这样理解中日关系史并不算错，但不能算全面和正确。周恩来总理当年曾用十个字说明中日关系历史，即“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这是中日关系历史最全面最准确的说明和表达。中日关系，从历史的角度讲，友好是长期的，对立是短暂的；友好是历史主流，对立是历史主流中的“艰难和辛酸”的一页。只看见“五十年对立”而无视“两千年友好”，或只看见“两千年友好”而无视“五十年对立”都是不全面的，都会得出错误，甚至有害的结论。“两千年友好”使中日长期和平，并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的交往，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朝，唐朝是两国文化交流的高峰期，既有日本使者云集长安，又有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漫长的交往过程中，中国的文化得以传播，日本的文化得以迅速发展。在一衣带水的地理关系上，慢慢地形成了具有许多相同因素的东方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就是到了近代，两国也不约而同地开始了推动社会发展的“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充分说明了两国在社会自身发展周期和韵律上的“近似性”。“两千年友好”，使两国人民长期享受和平邦交环境，长期享受彼此文化营养，长期享受社会文明成果。就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仍然有孙中山、鲁迅、郭沫若、周恩来等人为了革命及两国友谊的需要，来往于中日之间。“两千年友好”的历史证明，“和则两利”，和处才能共生，和谐就会共赢。“五十年对立”使中日关系破裂，社会停滞不前。日本“明治维新”后，在其迅速强大的国力支持下，忘记了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扩张野心膨胀，悍然挑起了“中日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民蒙受耻辱。几十年后的侵华战争，在中国人民未愈的伤口上，日本军国主义又犯下滔天罪行。两场战争在半个世纪中发生，使两国人民祖祖辈辈辛辛苦苦创造的财富瞬间破坏殆尽，使两国“两千年友好”的历史传统突然断裂，使两国人民失去了和平稳定，饱受着战争的煎熬和战争创伤的折磨。两场战争使中国社会倒退、国家分裂，使日本的繁荣瞬间变成废墟，国家主权受到限制。“五十年对立”的历史证明，“斗则两伤”，对立必然同输，战争一定同败。如果说“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的中日关系历史，仅仅证明了“和则两利，斗则两伤”的文明智慧显然是不全面的。“两千年友好”的关键是什么，“五十年对立”的关键是什么，今人必须认真总结。“两千年友好”的关键在中国。在“两千年友好”历史中，中国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但中国并没有利用领先地位向日本扩张，更没有发动战争，而是信守睦邻友好的民族传统，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利。“五十年对立”的关键在日本，在“五十年对立”历史前后，日本发展快于和强于中国，日本在发展领先后有恃无恐，野心膨胀，向外扩张，结果于己于人都有害。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领先地位，如何看待和对待自己的大国地位，正确的做法是：领先而不称霸，强盛而不扩张；领先不忘睦邻，强盛更要友邦。二、要善于从大局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关键的敏感时期，处理不当，就会对大局造成不利影响。从大局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最为重要。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指出，要把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作为判断国际事务和国家关系的根本标准。何为大局？国家利益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大局。和平和发展就是我们的国家利益，就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是中日关系中的共同利益。顾全大局，维护国家利益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就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成员的神圣使命。和平和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也是当今世界的大局。在饱受20世纪前半期的战争蹂躏和中期的冷战恐吓后的21世纪，人类最需要的就是和平与发展。和平与发展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在此大背景下，中日关系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大局。中日关系既是重要的双边关系，又是重要的国际关系，既影响着双方，又影响着世界，必须慎重处理。进入21世纪后，中日两国都进入重要的历史时期。日本经过二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经济上已经成为世界强国，由于二战原因，日本的政治军事国际地位受到限制，现在正积极推动从经济强国向政治经济强国的转变；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不断增强，正在实现从传统的政治大国向经济政治大国的转变。中日两个国家都处于向更高的国际地位、更重要的国际角色转变过程中，两国的经济总和对世界经济影响很大。中日两国都处于亚洲，又是近邻，又有历史遗留问题，必然产生各种各样的摩擦。如果对两国摩擦不能正确对待和处理，势必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成为世界和平发展大局中的消极因素。中日两国应从世界和平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和处理两国在向重要的国际角色、国际地位转变过程中产生的摩擦。为了使中日关系处理中具有大局意识，至少有两点需要重点加以解决：一是正确认识世界大国应当承担和履行的国际责任。中日都是世界性大国，主观和客观上都在向综合性世界强国迈进，但在成为世界强国之前，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这个心理准备就是对世界和平发展大局有深刻认识，对历史问题有深刻反思，愿意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对日本来讲，首先就是对历史上给世界和平发展造成的破坏进行真正反省，对其侵略行径对亚洲各国造成的伤害进行忏悔和道歉，并用其和平发展道路及对世界，特别是对周边国家的睦邻富邻实践，取得相关国家和人民的信任，真正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是世界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建设者。对中国来讲，首先要以世界和中日大局为重，正确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中的摩擦，不以暂时的关系紧张而牺牲未来，不以局部的不和谐影响两国的全面关系。多作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努力，不作激化矛盾扩大紧张的举动，是中日两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大国形象的基本要求。二是中日两个世界大国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过程中，必须做到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支持。中日同属亚洲，又都处于东北亚，在各自向世界强国转变中不可能没有竞争关系，不可能不产生摩擦，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及摩擦。从世界格局演变的历史看，区域发展和区域一体化，既有以美国为单一核心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有以法德为双核心的欧洲国家联盟，还有多核心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中日两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东北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亚洲一体化，特别是东北亚一体化过程中，中日应当成为双发动机，共同推动包括东北亚在内的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在21世纪的大局及国家利益很清楚，那就是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保持国家稳定，促进社会发展。和平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和平的周边环境，是当前中国的重要国家利益，这是因为和平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保持国内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基本条件和前提。没有和平的环境，什么都谈不上。中日关系是周边环境和周边关系的重要因素。保持国内稳定是当代中国的根本利益，社会稳定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又是人民和谐生活的保证，更是社会文明的重要体现。周边关系摩擦会影响国内稳定，国内人们情绪不稳更会威胁稳定。促进社会发展是当今中国的核心利益。“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后列。日本是一个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列，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性远远比对日本更重要。发展问题解决不好，中国就不能真正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经过2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国，日本与美国、欧盟一起成为中国的前三大贸易国，经济利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中日关系直接关系到维护和平国际环境、保持国内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在此大局面前，人人必须清醒，处处必须理性，一切爱国情感和行为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国家大局和国家利益。有利于大局和国家利益的感情和行为，就是爱国，否则就会走向爱国的反面。三、要善于从未来的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其中“以史为鉴”是前提，是基础，“面向未来”是目的，是根本。中日作为亚洲乃至世界上的两个大国，应该对亚洲的未来和世界的未来作出贡献。必须以未来目标和未来要求引导过程行为、制约过程行为。对于中国来讲，从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就显得极端重要。未来的世界应当是和平发展的世界，未来的国际秩序应当是公正合理的新秩序。中国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应当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努力、作出贡献。用理性和和平方式解决国际关系和国家争端，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实践。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持续发展，必将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发挥重要的作用。中国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努力理应从亚洲开始，东北亚新秩序的建立定将首当其冲。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在处理东北亚国家关系和新秩序建立中接受着考验。不以现在代表未来，不以当前牺牲长远，不以情感代替理智，不以对抗牺牲合作，就是我们应当具备的正确态度。社会各界，特别是青年学生，应当理解、支持国家和政府在建立国际新秩序、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方面所作的任何努力，决不能因为一时冲动作出的过激行为使我国建立国际新秩序和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的努力遭受挫折，甚至成为他国误解和攻击的理由。一体化是亚洲，也是东北亚未来的基本走向，东亚各国在这个问题上存有共识，并且在作着各种努力和实践。中国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亚洲一体化，东北亚一体化符合中国、符合地区各国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是亚洲有重要影响的大国，是东北亚的核心国家，两国关系直接关系到亚洲未来一体化，东北亚未来一体化的建设。中国和日本都是“10+3”的成员，都是未来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主体国家，都是自由贸易区的倡导者和推动者。中日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这一地区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一体化的进程。从亚洲未来和东北亚的未来着眼，中国和日本应当彻底解决历史问题，放下包袱，共同融入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在一体化进程中发展，在一体化进程中强大。区域一体化对中国更为重要，它既可以保证中国和平的周边环境，又可以改变世界不合理的经济政治格局；既可以促进中国的发展，又有利于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树立，更有利于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基于此，我国应当妥善看待和处理当前的中日关系，善于用大智慧看待问题，善于用大勇气处理问题。大智大勇的核心就是以地区和平稳定、地区一体化的未来大势巧妙解决中日摩擦和化解各种消极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些都是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未来核心利益的实现，都依赖于从现在起“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任何松懈、怠慢或者被其他因素干扰，都将严重影响或阻碍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的实现。邓小平曾明确指出，除非发生了大规模的外来入侵，否则我们都应当牢牢抓住发展生产力不放。现在，实现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恰遇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抓住机遇，促进发展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邓小平讲，我们曾经丧失过大的机遇，现在再也不能失去机遇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世界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我们没有抓住，日本则抓住了，当我们“噩梦”醒来的时候，我国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日本则在战争废墟之上，发展成了世界经济强国。21世纪初，世界又出现了有利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对于中国来讲，真是千载难逢，只能抓住，不能放弃，也不能受干扰。当前中国正处于实现未来民族核心利益的关键时期，任何局部的暂时的不和谐因素都要关注和重视，决不能使不和谐因素影响到未来中国核心的实现。“小不忍则乱大谋”。中日关系虽然复杂，虽然责任在于日方，但处理不好，对中国影响更大。我们要善于从未来中国的核心利益出发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从暂时看，问题很大、麻烦很多，但从未来中国核心利益看，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中日关系必须妥善处理，从战略高度，即从历史、大局和未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当是理性选择和最佳方式。

论中美之间的汇率之战 近来关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争论日益激烈，美国越来越多的政界和经济界人士不分政党异口同声地指责中国政府有意低估人民币汇率，致使美国经济复苏艰难，甚至认为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 的复苏。进而美国国会可能通过一项法案将人民币列为被政府操纵汇率名单，中美之间一场贸易大战似乎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展到今天，似乎所有的关注焦点开始集中到人民币汇率上，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矛盾日益集中化、局面日益明朗化的发展趋势。人民币比较美元的汇率问题是一种经济现 象，这种经济现象背后包含了一系列复杂的原因，尽管本文还难以对所有这些因素及相互关联做出全面详细的分析，但可以大胆简要地概括为：这反映了由于中美两国文化传统观念和价值取 向的巨大差异造成在现实世界中基本权利的严重失衡。由于这种差异在近一二十年里，起初表现了某种互补性，致使两国国内各项经济、政治政策沿着各自的方向自认为可以放心地一路走下 去，而实际上形成了在中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于缺乏基本权利的忍耐力和美国社会大多数民众对于无节制放纵的约束力之间某种无形的“竞赛”，终于这种差异的严重失衡发展到了一个无法 持续的程度。首先是美国的这种约束力发生了崩溃，出现由信用危机开始导致金融危机，再发展到经济危机，继而波及到全世界。 现在问题集中到了人民币汇率，表面上是汇率问题。但牵动的是中美两国社会各种深刻的矛盾和利益关系。 从美国方面来说，长期以来由于两国基本权利的严重失衡，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依赖于中国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极端廉价的劳动，为其无节制的放纵提供了“输血”机制，同时也在相当大程 度上丧失了自身的“造血”机能，表现在制造业的日益空洞化，实体经济相对于虚拟经济严重萎缩。以至于经济危机爆发后突然发现美国经济已经大部分成了泡沫，实体经济的严重萎缩不仅 造成不得不依赖于各国（主要又是中国）产品对美国的出口，同时长期的不劳而获、少劳多获也严重腐蚀、伤害了美国社会自身的健康和活力。美国社会民主党和共和党代表了两种主要的价 值观念和政策方向，小布什的两届共和党政府在美国综合国力最强劲的顶峰，曾经认为可以凭借超强的军事实力（这种实力很大程度上也是靠中国在“输血”）长期维持不劳而获的世界霸主 地位，但是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战争的实际进程让大多数美国人看到了这种政策的前景，加上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不得不认真全面地检讨共和党的政策以及造成的后果，因此出现民主党奥 巴马一边倒的大选胜利。然而，民主党的价值观念认为美国首先要重温民主平等的立国精神，在现实生活中要求大多数普通民众不仅仅要节制消费，更要付出劳动，可惜已经持续了十几年的 生活方式不是短时间就能轻易改变的。美国民众曾经一边倒地支持奥巴马的“改变”，但是一旦这种“改变”涉及到民众现实生活方式的时候，普通美国民众的态度自然比较以前就要打折扣 了。而这种鼓励中小企业恢复竞争活力的政策首先直接面临的就是中国大量廉价产品的挑战，而人民币比较美元的低汇率就成了美国中小企业生存和发展的严重障碍，也是美国希望真正摆脱 经济危机首先要克服的第一道难关。于是，美国两党一致就人民币汇率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实际上美国人也在经历转变经济结构的相当痛苦的过程，“世界上没有（永远 ）免费的午餐”。 而从中国方面来说，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制定经济政策的指导思想十几年一直坚定信奉GDP至上的原则，邓小平一句“发展是硬道理”便垄断了经济政策智囊和制定者的所有思想活动 ，只要GDP年年增长就是正确方向，就是最终目标，却长期没有人深入思考问一句：“究竟什么是发展？”结果，几十年经济发展最值得自豪的成果就成了数万亿美元的外汇贮备，就成了万亿 美元的美国国债债券。几十年时间里数以十亿计普通劳动者创造的数十万亿人民币的劳动价值躺在国库中，或者提供给美国人民无节制的超前消费。而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生存质 量却几乎没有得到什么提高，全社会的综合发展指标、各项人均指标经过三十年含辛茹苦、甚至付出无数生命代价的劳动却仍然排在世界第100位前后。全世界的人也许都会奇怪，中国人究竟 是如何理解生命的意义？难怪基辛格就在前几天还在说：“中国一直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国家。”笔者认为，人民币汇率的低估在中国国内来说综合反映的正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劳动价值被 严重低估，再深入一步说就是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生命价值的被严重低估！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问题是一个综合指标，反映了中美两国在文化、政治、经济各个方面的差异和失衡，解决人民币汇率问题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因此不能简单地按 照美国方面的愿望和要求规定一个人民币对美元立刻升值的幅度，而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目前大多数普通劳动者实际的生活质量、劳动效率和基本权利的实际状况的逐步改善而逐步升值。美国 也绝不应该以各种方式强迫人民币升值，中美两国的现状已经是由于多年来基本权利的严重不平等造成的结果，这种不平等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美国应该（实际上 也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用强迫的手段（包括战争的手段）迫使中国按照美国的意愿行事。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利益，并且知道怎样合理地、理智地、 坚定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具体到现实问题，目前的实体经济缺乏与中国廉价产品竞争的实力对美国来说是一个现实难题，确实会影响美国经济的复苏。但是，中国目前又不可能在几个月或几年内很快地完成社会经济 结构、特别是政治结构的转型，而且如果继续以廉价劳动力依赖于出口维持经济增长只会进一步积累社会矛盾，受到伤害的是中国长远的核心利益。因此笔者认为，中国根据现状不应该也不 可能大幅度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如果美国认为不得不发起贸易战保护、鼓励美国中小企业恢复生产，提高大多数民众就业从而加快经济复苏，只要不是有意与中国对抗，适当的贸易保 护对双方反而都有好处。低烈度的贸易战可以略带强制性的迫使中国加快摆脱出口依赖，转向提高劳动效率，提高大多数劳动者生活质量，实现真正的社会发展。而从中国方面来说没有必要 惧怕美国某种程度上的贸易保护，这种贸易战应该可以做到大致上限于中美之间，因为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来往并没有像中美之间那样严重不平衡。 总而言之，中美双方的现状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任何一方的恶意挑战都会伤害到自己，明智的决策是双方都考虑到对方的实际情况，而不要刻意利用对方的困难。

摘 要：中日邦交正常化30多年以来，特别是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两国的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合作领域日益扩大，彼此的依赖关系越来越紧密。但挑战与机遇并存，两国也经历了诸多曲折与摩擦。理性分析并全力推动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必将给中日两国带来“双赢”局面，对整个亚洲的经济腾飞同样意义深远。本文对现阶段中日贸易状况及相关要素进行全面考察与系统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中日经贸，贸易摩擦，直接投资，贸易收支 一、中日经贸关系的总体状况及主要特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日双边贸易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按中国海关统计，1972年恢复邦交时双边贸易额仅有亿美元，2005年达到亿美元，34年中增长倍，占中国当年进出口贸易总额的13%，而2006年第一季度达到亿美元，同比增长，其增长之迅速可见一斑。随着中日经贸关系的不断深化，两国已相互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1993~2003年的连续11年间，日本一直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2004年，受欧盟东扩等因素的影响，日本下降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两年以来双边贸易额仍继续着快速增长的势头。另一方面，2001年以来，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出口市场；2002年起，中国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总体上作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不可动摇。通过对最近几年中日贸易发展状况及相关要素的全面考察与分析，中日经贸关系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一)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由“垂直互补型”向“水平竞争型”方向发展 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是以垂直型国际分工为基本特征的,这是由两国生产要素禀赋差异产生不同的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这一特征反映在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上,就是日本对华出口以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为主,而中国对日出口则以技术和附加值含量较低的劳动资源密集型的低端产品为主。这也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商品结构以垂直互补型为主、水平竞争型为辅。 从动态变化看,20世纪90年代以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和产业结构的升级,中日贸易赖以发展的分工基础逐渐向水平型国际分工转化,在中国对日出口的商品结构中,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高端产品所占的比重正在逐步提高,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越来越显现出“水平竞争型”特点。中国从日本进口最大的变化是钢铁比重逐渐下降，同时一般机械和电器机械迅速上升；中国向日本出口最显著的变化是原料性产品和纺织品比重下降，同时机电产品的比重大幅度上升。 当然，目前在中国对日出口的高端产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日本在华投资企业提供的。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增长带来的产业内、企业内贸易迅速扩大，直接推动了中日贸易的商品结构向“水平竞争型”转化。 (二)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经历剧烈波动后稳步增长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始于1979年，当时投资额仅为1400万美元，一直呈增长趋势,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于1997年达到最高点，此后开始出现剧烈波动,项目数到1999年减少至1167件,合同金额减少至亿美元,而实际使用金额到2000年减少至29. 2亿美元。最近几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又开始显现出迅速增长的势头,按照中方统计,项目数在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分别增长、和,实际使用金额分别达到亿美元、亿美元和亿美元。 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对中日经贸关系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带动其生产和经营活动所需机器设备和主要零部件大规模向中国出口，从而产生了越来越大的“诱发出口效果”；另一方面，日本企业不断将主要的生产和经营基地向中国转移，导致日本国内市场所需的大量产品要通过从中国进口来满足，产生了越来越大的“逆进口效果”。中日双边贸易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发展趋势基本一致，形成了中日贸易与投资的良性互动。 (三)中日贸易依赖关系发生变化 近年来，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日本经济停滞的背景下，中日贸易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为中国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和日本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对华贸易占日本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1990年的扩大到2005年，而同期对日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从下降为。还可以从贸易密集度角度分析，贸易密集度是反映两国贸易依赖关系强弱的一个最重要指标。贸易密集度又可以分为出口密集度与进口密集度。其公式为： 出口密集度=(A国对B国的出口额/A国的出口总额)/(B国进口总额/世界贸易中进口总额) 进口密集度=(A国从B国的进口额/A国的进口总额)/(B国出口总额/世界贸易中出口总额) 如果贸易密集度大于1，则表明两国的双边贸易关系比较紧密，两国互为重要的贸易伙伴；如果贸易密集度小于1，则表明两国的贸易关系还比较弱。贸易 密集度的绝对数值表明，中日双边的贸易关系一直处于极为密切的状态，两国的贸易依存关系非常强。表1贸易密集度的数值变化则表明，中日两国的相互依赖程度在不断加强，特别是近些年日本对中国出口贸易密集度和中国对日本进口贸易密集度一直呈上升的态势。这实质上意味着中日双边贸易的相互依存关系在迅速扩张的过程中发生着明显变化,日本对华贸易依存度相对提高,而中国对日贸易依存度相对下降，日本对中国出口的增长已经成为其恢复经济景气的重要引擎之一。 (四)中日贸易收支向中方逆差型转变 按照中方统计口径,在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中早已呈现出双方在不同年份交互出现逆差的特点,而近年则形成中方逆差(日方顺差)不断扩大的特征。在2001年的中日贸易中，中方尚有顺差亿美元,2002年则转为逆差亿美元，2003、2004和2005年逆差扩大，分别为亿美元、亿美元及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最新统计,2006年1—2月中国对日出口亿美元,由日进口亿美元,逆差已达亿美元，同比增长。步入新阶段的中日贸易在收支关系上之所以朝着中方逆差型发展,主要是基于两大背景:一是中国加入WTO后,正在逐步履行市场开放承诺,而日本早已按照WTO的要求达到了较高的市场开放度,进一步开放市场的潜力明显小于中国；二是中日双方经济增长差异导致了明显的进口扩张能力差异。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中国进口增长率也大大高于日本，这势必导致双方在吸纳对方进口商品的能力上也存有很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这种经济增长态势差别导致的进口扩张能力的差异在未来还会持续下去,由此势必导致中日双边贸易收支关系继续朝着“中方逆差,日方顺差”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