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论文进行翻译研究

翻译是跨学科的，注定要采取多学科的视角研究翻译现象和翻译问题。一、选题范围 1、翻译与文化：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考虑。宏观方面，一般从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的生产、接受、翻译在目的语社会文化中所起的功能等角度讨论，可以从社会、文化、历史、交际的...1、选题意义和背景。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企业的对外联系也日益增多。中国企业要想打入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企业网站或宣传册上的企业简介扮演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通过阅读企业宣传资料，读者可以看出企业外宣材料既有关于企业的基本信息介绍，也有企业所做的文字上、句法上、结构上的这染来达到推广企业、大市场的目的。汉语企业外宣材料的翻译在英译过程中会涉及到与目的语不同的语言习惯、行文方式以及文化因素、社会政治因素、心理因素和审美因素等，这就需要译者对原文本做出适当调整，从内容和形式上对语篇进行重构，以此实现对交际意图的顺应。根据赖斯的文本类型说，本文有三种类型，分别是“信息型”、“表达型”和“诱导型”.笔者认为，企业外宣翻译属于“信息型”和“诱导型”文本兼而有之，而且更侧重于“诱导型”.因此，外宣翻译要更加注重文本的交际功能，要更多的考虑如何使译文所传递的信息更便于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接受，并让读者产生共鸣，继而付诸行动，实现译文预期的功能。比利时语用学家维索尔伦(Verschuem)提出了顺应论，将语言的使用过程看做语言为顺应不同的交际目的和交际对象进行动态选择的过程。因而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研究语言使用。翻译作为一种特殊的交际方式，也可以从顺应论的视角对其进行研究。优秀的企业宣传材料不仅会提高企业的知名度，还会为企业带来不可估量的经济效益，因此任何一个想打入国际市场的企业务必在其外宣材料的翻译上做足功夫。由于中西方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生活环境的不同，译者在翻译企业外宣材料时为了获取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并激发他们付诸行动，就要顺应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审美习惯以及心理因素、文化因素等对原文做出形式上和内容上的调整，而这一顺应的过程也是语篇重构的过程。本文突破性的将顺应论与语篇重构结合起来，并结合西麦克展览公司宣传材料和海天调味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宣传材料及其翻译，试图从顺应论的视角分析企业外宣翻译中的语篇重构现象。2、论文综述/研究基础。1987年维索尔伦(Verschueren)提出顺应论之后，在语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久国内学者就将其引进到中国来。国内学者不仅从理论层面对顺应论进行研究和探索，而且将顺应论应用到翻译理论和实践、外语教学、二语习得、文化传播等领域。在这些领域中，成果最大的当属顺应论对翻译理论和其应用的研究。我国真正将顺应论引入翻译研究开始于21世纪初希望能帮到你

英语翻译论文写作方法

随着翻译学科的发展,翻译研究在横向的广度与纵向的深度上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怎样写英语翻译论文呢?

1、选题及资料查阅

对任何一项学术研究活动来讲，选择合适的课题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研究成果具有决定性意义。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笔者以翻译研究为主要研修方向，经过广泛阅读该领域的学术期刊论文和专著，较为熟悉国内外翻译研究的现状。加之入学伊始便在导师指引下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研究，随着大量阅读和学习有关典籍英译及其研究的著述，自己对该领域尤其儒家经典《论语》的英译现象产生了兴趣，并逐渐进行较为深入的了解。

一般情况下，资料查阅在选题之前就已展开，因为资料是确定论文选题的重要依据，但其后的文献查阅工作更具重要意义。围绕《论语》英译这一现象，自己开始进一步的资料搜集和研读。初步调查和梳理发现，儒经《论语》的外译，始于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完成于1594年(一说1593年)的拉丁文译本(马祖毅、任荣珍，2003：34)，至今已逾四百年。而第一个《论语》英语全译本为柯大卫(David Collie)所译，作为《四书》(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 Commonly Called the Four Books)的一部分于1828年在马六甲出版，距今也近乎两个世纪。近年来，国内学者对《论语》英译本的关注和研究越来越多，除了较为集中于理雅各、翟林奈、韦利等所译的早期经典译本，也开始着手庞德、刘殿爵、安乐哲和罗思文(合译)等现当代译本的探讨。从手头掌握的资料来看，海外《论语》英语全译本已超过三十个。调查还发现，作为早期主要海外英语全译本之一，20世纪初就已出现的Leonard A. Lyall的《论语》英译本迄今鲜有研究，比如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未能搜寻到专门研讨该英译本的文章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由于材料新本身是学术创新的重要表现之一，因此有理由初步将该译本作为自己撰写一篇翻译研究论文的研究对象。

通过对更多资料爬梳剔抉，笔者掌握了译者Leonard A. Lyall及其《论语》英语本的基本情况。譬如，Leonard Arthur Lyall中文名叫赖发洛，是英国汉学家。1886 年以海关洋员的身份来华，在华40余年。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书名为The Sayings of Confucius, 由位于伦敦的朗曼斯·格林公司(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在1909年9月初版刊行，并先后于1925年10月和1935年9月印行第2版和第3版。这里所采用的研究对象是第3版，全书不足130页(其中正文共计102页)，是篇幅较为简短的《论语》英语全译本之一除了英译《论语》之外，他还分别翻译《中庸》(1927)和《孟子》(1932)两书并数次再版。1934年，他编著的现代世界丛书《中国》在伦敦出版，向西方介绍中国。然而，由于有关赖发洛《论语》英译本专门研究的学术论文迄今付诸阙如，因此决定将对该译本的文本细读作为自己进一步研究的基础，希望有所发现，或许为当下中华典籍外译及其相关研究提供些微借鉴和思考。

2、提纲构建

在研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过程中，笔者发现译者所贯彻始终的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翻译操作方法与其对汉语特点的认识、翻译理念的追求等息息相关，而这些又充分体现在该译本的“前言”(Preface)和“导语”(Introduction)中。例如，第3版“前言”(1935)仅一句话，告诉读者再次修订译文旨在使其“更接近于汉语原文”(bring it nearer to the Chinese)(Lyall，1935：vi)。值得一提的是，第2版“前言”(1925)不仅强调该版译文“比初版更加接近字词对应”(more nearly word for word than it

was in the first)，而且指出汉语原文的两个特点：难懂(hard to understand)和多义(more than one interpretation)，并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易读的译文绝非“真实翻译”(true translation)(同上：v)。而篇幅稍长的“导语”写于1909年，一定意义上亦可看作初版的“前言”。这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既包括孔子生平、《论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时代背景和社会状况，又有春秋之前中国古代史简介，并谈到道家、墨家等思想。这些很大程度上也表明译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广泛认知和深入了解。

经过细读赖氏《论语》英译本发现，为了使译文与原文“更加接近字词对应”，译者尤其注重原文的遣词造句和形式结构，比如原文较为突出的数字小句的行文特点，译文往往采用类似排比的洗练短语、清晰而果断的语势，使原文的字词概念和句式语序尽可能在译文中再现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概而言之，赖发洛通过运用多种具体翻译操作方法，贯彻以“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较为有效地践行了以质直求真为特色的“真实翻译”思想。赖氏追求的“真实翻译”尽管不同于几乎同时出现的、本杰明所倡导的旨在再现“纯语言”(pure language)的“真正翻译”(real translation)思想，但两者又似乎至少在一点上是相似的：因为后者为了实现译文的透明性，也强调直译原文(literal rendering)的必要性(Benjamin，2004：21)。

基于以上对赖译本的研读和思考，笔者着手构建论文的基本框架，初步拟订如下一个写作提纲。论文大致分为五个部分，包括引言、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翻译基本策略和具体方法、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和结语。其中，翻译基本策略为倾向直译且以“字词对应”为基础，具体翻译方法分为为四种，即字词对应、语序一致，字词对应、语序变换，字词调整、语序一致和字词调整、语序变换;译本的不足以翻译目的论为参照分为三类：悖离目的性法则的翻译失误、悖离连贯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和悖离忠实性法则的翻译失误，对每类译误又根据译本的具体情况加以细分，便于更好的例证和评析。

3、撰写与修改

论文撰写是整个论文工作的最重要阶段，也是需要付出时间和精力最多的阶段。论文初稿的撰写主要是基于以上拟订的提纲，虽然在写作过程中也碰到一些困难，但通过适当运用学习有关专业课程所掌握的知识，最终得到有效的解决。譬如，细读赖发洛《论语》英译本时，笔者做了大量的笔记，众多的例子和不同的想法着实令人难以取舍。根据所学专业知识及研究需要，决定围绕主题和材料价值来加以分类和取舍。此处通过一个具体的做法加以说明。基于四种具体翻译方法，自己首先为每一种方法挑选出典型的例句(暂不考虑译文的准确与否)，然后抽样统计各类译文所占的大体比例，进而评判译文的整体风格特点。例如：

1. 字词对应语序一致：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第一”)

The Master said, Smooth words and fawning looks are seldom found with love.

2. 字词对应语序变换：

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先进第十一”)

Nor would they follow, said the Master, if told to kill their lord or father.

3. 字词调整语序一致：

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第七”)

The Master’s manner was warm yet dignified. He was stern, but not fierce;humble, yet easy.

4. 字词调整语序变换：

子曰：“吾不如老农。”(“子路第十三”)

The Master said, An old husbandman knows more than I do.

根据笔者的粗略统计，这四类译文所占整个译文的比例大致为：第一类超过五分之三，第二类比第三类略多，但两者皆不足五分之一，而第四类最少，远低于十分之一。这一结果较为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对赖译本的判断，即译者贯彻“字词对应”为基础的、倾向直译的翻译策略，旨在诠释“真实翻译”的理念。

再如，囿于极为有限的参考文献，且线索难觅，自己想到专业课程所学的“滚雪球”文献检索法，运用后发现助益很大，效果颇佳。这里仅以查询译者Leonard A. Lyall的汉语名字为例加以说明。最初从掌握的资料来看，译者英文名字叫Leonard A. Lyall，然后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在一篇关于《论语》英译史的文章中发现其汉语音译名为莱尔;接下来，通过利用该汉语音译名及其原名查得一篇论文谈及此人曾为海关洋员，进而在《全球化视野：中国海关洋员与中西文化传播(1854-1950年)》一书中找到其更为常用的中文名：赖发洛，以及更多有价值的信息。同时，还发现了译者的另一个中文名：兰雅。这样，通过对相关数据库再次就译者英文名和三个汉语名字进行逐一搜索，结果更为充分地表明赖发洛《论语》英译本的研究迄今尚付阙如。

关于修改文章，清梁章钜说：“百工冶器，必几经转换而后器成;我辈作文，亦必几经删润而后文成，其理一也。”(梁章钜，1973：1000)的确，要想写好论文，一个人必须在论文修改上下功夫。随着更多文献资料的查阅，笔者对论文初稿无论从遣词造句还是到篇章结构都进行了反复修改，既涉及到文中论点和论据的修正，也包括对所运用理论的调整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比如，论文初稿第四部分“译本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分析”有段补充说明赖氏译本特色的文字，包括“淡化译语(英语)形合之法，如用‘，’代替‘;’或连接词以贴近源语(汉语);用词基本不用缩略形式”等内容。后经反复斟酌，尤其考虑到论文内容和观点之间的相关性，最后决定将该文字移至第二部分“赖发洛及其《论语》英译本”，用以说明赖译本的特色。

关于文中的理论运用，笔者借鉴专业课程所学知识，如理论的'工具性、理论运用和学术价值的关系等，通过比较不同翻译流派理论的特点，结合论文研究的内容和目的，最终决定选用翻译目的论来分类评鉴赖译本，并有效地揭示赖氏译本追求英语译文“更接近于汉语原文”、最大限度地实现以理想化“真实翻译”为标志的翻译目的。

4、文体和引用之规范

翻译研究论文属于学术论文的范畴，既需要体现学术论文的基本性质，又应当符合学术论文的规范要求。其中，符合文体和引用的规范是对一篇合格的学术论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关于学术论文的文体，要求十分丰富，包括从语态到语气，从术语的运用到避免歧视用语等内容。如关于术语，不仅要意识到使用专业术语的必要性，也要注意语言精炼，尽量少用术语，更要避免歧义。鉴于此，笔者在撰写尤其修改赖译本研究论文时都进行了仔细参照和认真检验，对那些欠妥如口语化的表达甚至讹误之处，如对翻译目的论个别术语的误用，都逐一加以修正和改善。

引用的规范对撰写合格的翻译研究论文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就引用而言，文章切忌断章取义，并应关注引用的核实及可靠性。为了避免引用的断章取义，熟悉引用文字的上下文十分关键。自己清楚记得老师曾在专业课上要求学生课后做引用查证练习，其中就有查阅“学而优则仕”的上下文。通过查阅，自己发现该语源自《论语》的“子张第十九”篇，上文是“仕而优则学”，并惊奇地发现该语为子夏所说，而非孔子所言。显然，这样的查证很有利于对该语的全面理解和准确使用。在修改关于赖译本研究的论文时，笔者努力查实引文，确保引用的可靠性。比如，为了更好地理解赖发洛所追求的“真实翻译”的涵义，文中引入了本杰明的“真正翻译”思想翻译学的论文写作技巧

为了查得“真正翻译”的出处，笔者在不同数据库中找到许多涉及该思想的论文，但基本上都是给出较为笼统的汉语解读，甚至还存在抵牾之处。为了更好地把握该思想，自己通过追根溯源，最终找到其原文具体出处，并发现本杰明这一思想与其“纯语言”哲学观密不可分，加深了对该思想的认识和理解。

其实，为了引用的规范，本篇论文也是如此。譬如，上文引用了清朝学者梁章钜有关作文修改之语，最初找到的出处有二：《退庵论文》和《退庵随笔》，且没有出版社、具体页码等信息。通过多次搜索和查阅，笔者最终在《退庵随笔》第十九卷“学文”中查得原文，并通过阅读下文——有关欧阳修对《昼锦堂记》原稿起首两句的修改，更好地理解了引文，尤其是修改之于作文的重要性。

2012年02月13日 09时56分，《英语:英语论文：关于文化视域下的翻译研究[1]》由英语我整理. 之后，佐哈尔的学生吉迪恩?图里(GideonToury)又在多系统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描述翻译学。他引进了“常规”norms)概念，即社会文化对翻译的约束力。他认为常规是解释社会活动的最根本的概念，是社会秩序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解释文化、翻译活动的关键。译语文化中的社会规范(socialnomrs)和文学惯例(1iteraryconventions)制约着译者的审美趋向并影响译者所做出的具体选择。图里的描述性翻译研究主张接受并承认所有既成的翻译结果，探索影响其形成过程的所有社会历史因素，以及翻译作品在目标语文学系统中所处的地位和产生的作用，并对此进行全面的历时性描述和分析。在图里看来，语言学和美学在翻译中并不是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是文化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的抉择。描述性翻译研究可以有效地避免由于审美不同带来的干扰，客观地描述所有译作的特点和价值。这种理论为对多年以前产生的翻译文学或者是不同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同一文学作品的不同译本进行研究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研究方法。 论文论文参考网1990年，巴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在其合编的《翻译、历史与文化》一书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CulturalTum)的口号。他俩的研究超越了语言，着眼于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注文化影响和限制翻译的方式，研究有关语境、历史和习俗的问题。他们认为，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不应割裂孤立，而应相辅相成，在文化平等原则基础上，尽可能保留源语的文化内涵，从而达到文化共享。根茨勒(Gentzler)认为“文化转向”的提出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项真正具有突破性意义的成果”，1]1它标志着翻译理论研究时代的来临。谢莉?西蒙也指出：“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中最激动人心的一些进展属于被称为‘文化转向’的一部分。转向文化意味着翻译研究增添了一个重要的维度。不是去问那个一直困扰着翻译理论家的传统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去翻译?什么是正确的翻译?’——而是把重点放在了一种描述性的方法上：‘译本在做什么?它们怎样在世上流通并引起反响?’……这种转向使我们理解到翻译与其他交流方式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并视翻译为协作实践，贯穿所有文化表现的种种张力尽在其中。”20世纪的90年代，文化研究从三个方面影响着翻译研究：1．翻译作为一种改写，这是系统理论的一种发展；2．翻译和性别；3．翻译和后殖民主义。把目光投向文化层面之后，翻译研究迎来了一系列的转变：“从原文中心到译文中心，从规定性到描写性，从翻译过程到翻译产品，从语言研究到文化研究。” 四、翻译实践中的文化意识的培养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都有着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彼此相互渗透和影响，“文化进化的主要趋势是趋同，即随着文化的发展各种文化越来越趋向于统一”。[61但在文化趋同的过程中，不同民族的思维方式、信仰、价值和态度不仅会造成跨文化交际的失误或误解，而且也会成为翻译理论家和翻译工作者的难题，给语言的翻译带来种种障碍和困难。因此，许多译界学者提出应在翻译实践领域加强文化意识，应将文化而不是文本作为翻译的单位，把文化研究纳入到译论研究中来。． 那么什么是文化意识呢?文化意识就是译者认识到翻译是跨越语言文字、跨越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文化的差异跟语言文字的差异一样，可能成为交流的障碍，他在进行语言文字的转换的同时，还要注意克服文化差异造成的障碍，以保证信息交流的顺利实现。为此，译者不仅要精通译出和译人语言，还要了解研究诸多语言背后的文化，并且要在正确翻译观的指导下知道在每一具体情况下如何处理文化差异、文化障碍。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A．Nida)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为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所以，在翻译实践中，我们应该注意到翻译不仅仅传达语言信息，语言表象下也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源语中特有的文化因子可以通过解构和移植加入目的语中。缺乏文化意识的译者，可能只顾到字面上的转换而忽略背后的文化问题。 五、小结 翻译必定受到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制约。所以，译者在翻译实践中除了要提高自己的理解和使用语言文字的功底，还应注意培养文化意识，加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分析和归纳，从而达到源语和目的语契合，真正实现两种文化的互动和移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