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书中探讨了与战争有关的一系列矛盾的对立和转化,如敌我、主客、众寡、 强弱、攻守、胜败、利害等。《孙子兵法》正是在研究这种种矛盾及其转化条件的基础上,提出其战争的战略和战术的。这当中体现的辩证思想,在中国辩证思维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谈兵论战,集“韬略”、“诡道”之大成,被历代军事家广为援用,《孙子兵法》缜密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深远的哲理、变化无穷的战略战术,常读常新的探讨韵味,在世界军事思想领域也拥有广泛的影响,享有极高的声誉。纵观我国研究《孙子兵法》的历史,就可发现其存在着尊奉与贬斥并存、兴衰与治乱相背、祖述与创新兼有、研史与论略相成、高深与普及并重、书生与武人共论等特点。尊奉与贬斥并存。从战国时起,各代对《孙子兵法》就既有尊奉者,又有贬斥者,二者并行不悖。如《荀子·议兵篇》中记载的临武君就唯孙子是奉,而荀子则对其持贬斥态度。汉代一些学者将“孔氏之道”与“孙吴之术”对立起来,对战国以来出现的“先诈力而后仁谊(义)”的社会思潮进行了清算;但同时官方又高度重视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书的整理和校阅。宋代出现了尊奉与贬斥孙子两个截然相反、并峙而立的高峰,尊之者奉之为“武经”,贬之者斥之为“盗术”。这种争论流风所及,至明、清而不衰。兴衰与治乱相背。即《孙子兵法》研究逢乱世而兴,遇治世则衰。中国历代和平时期大都会出现“士大夫耻言兵”的情况,《孙子兵法》研究萧条,兵学著述甚少,或应景者多,有价值者少,浮躁者多,深入研究者少;而每逢战乱时期,孙子研究就兴盛,兵学著述就繁荣。如秦汉时期的统治者对《孙子兵法》内尊而外贬,甚至实行禁锢政策;唐朝自高宗至玄宗前,宋朝自太祖后至仁宗前,均曾出现兵学萧条景象。而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唐安史之乱后至灭亡,宋仁宗之后至南宋亡,民国等时期,则都言兵者甚多,兵学著述传于世者亦繁,有价值者也较多。这一历史现象昭示后人:修文亦须尚武,治世休耻言兵。祖述与创新兼有。中国历代研究孙子,注释、阐发者居多,其间亦有创新。如对虚实、奇正、速久、形、势等军事范畴的注释与阐发,随着社会的进步,不断被注入新的内容。但总的看,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形态之中,生产力发展缓慢,军事技术进步迟滞,人们在观念上重传统而多保守,闭关锁国,缺少交流,因此,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多祖述而少创新。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大门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西方兵学理论涌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兵学理论在碰撞中相融合,对传统兵学理论进行重塑,才使之出现了新的飞跃。研史与论略相成。中国历代兵学家强调研究兵法要与研究军事历史相结合,为提高谋略水平而研究历史,研究历史为提高谋略水平服务,史与略结下了不解之缘。故其注释、阐发《孙子兵法》都列有大量史例,讲军事史者,也必以《孙子兵法》军事理论为指导。所列史事是对兵法谋略的例释和阐发;而所讲兵法谋略则是对史事的理论概括和升华,二者相互为用,成为兵学家们注释阐发《孙子兵法》思想的重要方法,亦是培养造就军事人才的不可缺少的途径。这与西方古代重史轻理的军事学研究倾向有很大不同。高深与普及并重。中国历代兵学家研究《孙子兵法》既重视深研和提高,又重视普及和实用,形成了两者并行、相互为用的研究传统。他们高度重视“古”为“今”用,为“今”而研“古”,对《孙子兵法》的精义既注意向高深处开掘,又注意为当代“武人”、“士子”等社会大众服务。《六韬》、《卫公兵法》等,都可视为当时的普及《孙子兵法》之作。叶适所谓《六韬》“似为《孙子》义疏”,杜佑所说“《卫公兵法》,悉出《孙子》”等,即是指此。历代注释、疏解《孙子兵法》之书,大都具有提高与普及并重的特点。书生与武人共论。中国历史上研究、注解、阐发《孙子兵法》者,既有武人,也有书生。前者如韩信、曹操、李靖、戚继光等;后者如张良,杜牧、梅尧臣、茅元仪、孙星衍等。武人有军事实践经验,其论多有创见而可操作性强,但往往理论性不足;书生论兵,视野开阔,学贯古今,理论水平高,但缺乏实践经验,正可弥补武人论兵之不足,二者互相结合,相辅相成,促进了中国历代兵学的发展。如何认识《孙子兵法》的特点和长处、弱点和不足,这是个很有意义的问题,要置身于中西军事理论比较,从《孙子兵法》对未来军事理论发展可能发生的深远影响来思考。中国重视经世致用,《孙子兵法》同样是从实用出发论述军事问题的,《史记》记载的孙子献书就说明了这一点,《孙子兵法》是为吴王争霸服务的“计”,是要解决争霸中的问题的。而且《孙子兵法》以《计篇》为首,重视“算”也是个证据。黄朴民先生说《孙子兵法》全书就两个字,一个是“算”,一个是“诡”,是把握了《孙子兵法》的核心精神的。“算”是一种数学应用技巧,是为解决问题服务的。所以《孙子兵法》与中算理论一样同属于一种文化传统,与吴文俊先生所说的相似,也是从问题出发,以解决问题为主旨,围绕运筹决策重谋、重用兵艺术是其特色”,《孙子兵法》影响中国兵学的发展至今,说明中国兵学有着自身的发展途径与独到的思想体系。这是《孙子兵法》的特点,也是她的长处。《孙子兵法》的这些特点是由她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造成的,又是与这个时代和社会相适应的,也就成了一种长处。但随着历史的推移,社会的变迁,这种长处也会变成短处。这也是她在清末后差点被淘汰的原因吧,在近现代军事斗争中,《孙子兵法》曾经被视为无用,可以说是毛泽东才使《孙子兵法》的长处重新得到重视的。但问题是我们不能用以她的特点和长处掩盖她的弱点和不足。《孙子兵法》重视解决问题,轻推理论证,就包含了她的先天不足,因为轻视论证和逻辑推理论证,总是理论发展的一种短处,这也是在《孙子兵法》之后中国兵学发展不大的重要原因。现在的人们在读《孙子兵法》时,往往只看见诡道而不知她更重视综合制胜的智慧。要认清《孙子兵法》的弱点和不足,可以从《战争论》和《孙子兵法》这两部中西兵学经典的比较中看出来。《战争论》的作者克劳塞维茨就明确他着眼于理论。他从搏斗这个“细胞”出发,从“战争要素原有的暴烈性、作为政治工具的从属性、概然性和偶然性”三大战争“公理”出发,通过逻辑推理,建立起了一个演绎化的战争理论体系。《战争论》从公理出发,以推理论证为主旨,重视用兵中科学性,注重从原理出发和重视计划为其特色,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也是一致的。她也影响了西方军事重视科技制胜的发展途径和重实力制胜的思想倾向。同样《战争论》的长处也包含了她的先天不足,在战争实践中已暴露了《战争论》的弱点和不足,如唯暴力倾向,从理论出发的教条主义和从规律出发的科学倾向。因此,中西兵学理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西方军事界是开放和明智的,因为他们重视向对手学习,重视从《孙子兵法》中吸取养料去补充自己的所偏,使他们的用兵实现科学与艺术的结合。美军入侵伊拉克的过程,与孙子五战入郢何等相似!倒是我们中国人自己不善于向西方学习,在近现代《孙子兵法》研究中,或者一味向《战争论》求同,忽视了求异,失去了对自信,不敢发掘或肯定《孙子兵法》中的独特性。或者走向另一个极端,许多人沉谜于对《孙子兵法》的崇拜中而自喜,近现代有几个中国人研究《战争论》!甚至是有多少人不读《战争论》就说《战争论》不如《孙子兵法》,还引用《战略论》的作者推重《孙子兵法》人为例子,真是可悲!中国人读《孙子兵法》有其西方人所没有的优势,但也有读《战争论》的劣势,但我们并没有发挥我们读《孙子兵法》的优势,甚至还不如西方人,如对《孙子兵法》的理解就只剩下“用兵之妙,存乎一心”的诡道艺术了,对《孙子兵法》中的科学性没有认真深入地发掘;又没有认真读《战争论》,这是不如西方人的地方。西方人把《孙子兵法》译为用兵的艺术或战争的艺术,是看到了他们所缺的,他们要以《孙子兵法》的艺术性去补其偏科学性的不足,而我们却不会自觉地从《战争论》中吸取其科学性来补我们偏艺术性的不足。相比较之下,西方人正在实实在在地进行着综合创新,而我们却在不知不觉地进行着综合创旧,在倒退。科学与艺术是一体又互动的,两者的结合要在着眼于未来,要着眼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吸取《孙子兵法》和《战争论》的优点而重新进行理论的综合创新。西方人可能以《战争论》为基础进行综合创新而有其新的特色和发展,而我们则可能以《孙子兵法》为基础进行综合创新而有了中国人的个性和独创,如加强对新的时代和社会条件下“胜”的规律性地研究,使《孙子兵法》中五事知胜的“知”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上,从而吸取了《战争论》的长处。进而又要能运用《孙子兵法》“计利”的辩证法探索取胜的艺术,发挥《孙子兵法》的长处,从而也能提升《孙子兵法》的研究水平和层次。如何综合创新,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更是个艰苦的长期的创造过程,但毛泽东在这方面已经给我们树立了榜样,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的原则和方法论文
摘要 :被后世奉为“百世谈兵之祖”的《孙子兵法》是我国古代兵家思想的代表作,其内容不仅蕴含着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而且作为一部主要论述作战“方法”的经典著作,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借鉴价值的挖掘必须首先揭示二者的内在联系,明确借鉴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着力从《孙子兵法》思想体系中挖掘可以借鉴的原则方法、具体方法以及方法艺术;最后,对借鉴的过程进行辩证反思。
关键词 :孙子兵法; 思想政治教育; 方法创新;
Sun Tzu's Art of War and Methodology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bstract: Regarded as the“founder of art of war for a hundred generations”,Sun Tzu's Art of War is the masterpiece of ancient Chinese military strategists' thought and the treasur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ilitary culture. It not only embodies broad and profound military thought,but also,as a classical work dealing with methods of combat,has inherent correlations with the method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t is,therefore,of grea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developing the space of the innov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for enriching its methodology to reveal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on the above,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he Art of War from principles and methods,specific methods,and art of methodology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word: Sun Tzu's Art of Wa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ology innovation;
《孙子兵法》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之一,其意义早已超出军事着作的范畴,其思想已被管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广泛借鉴。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也不例外,同样能够从《孙子兵法》中汲取营养,其根本原因在于二者存有内在的联系。同时,由于《孙子兵法》在思想上具有层次性,呈现出战略思想与战术思想的统一,因此,它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借鉴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其原则方法的完善上,而且还体现在对具体方法和方法艺术的优化上。
1、《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内在关联性
1. 1 《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具备方法论属性
继承与借鉴始终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的重要路径,但并非所有的传统经典都可以借鉴、便于借鉴。从这一层面讲,由于《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探讨“方法”问题,均具有方法论属性,因而使借鉴成为可能。《孙子兵法》中的许多思想可以直接嫁接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之中,如“知己知彼”和“因地制流”的原则方法在思想信息获取中的运用; 而即便不能直接移植的方法,也可以经过挖掘、引申、转化之后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如将“妙算”思想引申为思想政治教育预测方法,将“击虚避实”中的“虚”与“实”分别转化为教育对象的接受心理和抵制心理; 同时,正是由于其方法论属性,《孙子兵法》呈现出一个结构完整、层次分明的方法体系,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层次结构部分吻合,大体可以概括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和方法艺术三个层面,还可以划分为认识方法、实施方法与管理方法三个层面,因而大大增强了《孙子兵法》的借鉴价值,为多层次、多角度借鉴奠定基础。
1. 2 《孙子兵法》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均以人的活动为关注焦点
《孙子兵法》作为一部兵书,其实践目标在于指导一方取得战争的胜利,但它所关注的焦点并非战争本身,而主要集中在与战争相关的人以及人的活动上。例如在论述预测战争胜负的“五事”与“七计”中,人的因素占据了绝大多数; 在战争进行中,则要求坚持“上兵伐谋”的战略原则,将人的谋略作为赢得胜利的“法宝”,最终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标,从而将人的力量发挥到极致; 与此同时,《孙子兵法》对人的重视不仅体现在“以人为主”上,还体现在“以人为本”上,即不仅要挖掘和培养人,发挥其在战争中的主导作用,而且要关心和爱护人,做到“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由此可见,《孙子兵法》以人作为指导对象,以人的智谋的发展为关注焦点,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同样以人为实践对象,以人的思想行为转化为关注焦点[1],这种相似性,为深入借鉴《孙子兵法》提供了有利条件。
2、《孙子兵法》对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价值
2. 1 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
“先胜”、“全胜”、“变胜”是《孙子兵法》所追求的三大战略目标,但从动态操作的角度来讲,却是十分宝贵的原则方法,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容并相互联系,内在统一,其中的许多观点能够作为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方法的重要补充。
2. 1. 1 先胜后战
“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是《孙子兵法》“先胜后战”思想的集中体现,即参战一方要从自我出发,充分准备,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之后再发起或参与战争。具体而言,“先胜后战”思想是一个完整体系,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先知,先算,先备,先机,先势”[2]五个方面,而在辩证考量的基础上,将“先胜后战”思想作为原则方法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一方面启示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育实践时,应当推动教育准备的科学化与系统化。即注重教育信息掌握的精确性、完备性和时效性,并为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做好物资准备; 进而对教育过程及效果展开科学预测,并将理论预测与实践调整相结合; 想方设法在教育过程开始前抢占教育先机; 营造容易使受教育者接受的教育态势,从而达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要求。另一方面,“先胜后战”的原则方法要求正确处理教育准备与实际教育行为的关系,事实上是“慎教”原则的一种体现,即教育活动必须谨慎开展,必须在有科学、系统准备的情况下进行,否则,那些未经准备的教育活动可能不仅不会产生正面影响,而且还会带来负面作用。
2. 1. 2 求全致胜
求全致胜的原则方法引申自《孙子兵法》中的“全胜”思想,其内涵主要包括如下三个层面: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目标之“全”.孙子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目标,认为战争应超越战争本身,实现“不战”.具体而言,即要“全国、全旅、全军、全卒、全伍”.思想政治教育同样应当超越教育本身,与“不战而屈人之兵”相呼应,树立“不教而化人之心”的目标,使受教育者在无形中自主接受教育信息。其次,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运用策略之“全”.为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战争方法运用策略,将方法划分等级,指出“伐谋”、“伐交”等柔性方法为“上策”,而“伐兵”、“攻城”等刚性方法为“下策”.思想政治教育为实现“不教而化人之心”的目标,应借鉴上述方法的运用策略: 一是实现方法运用顺序的梯次化,针对不同教育情境建立相应的方法选择机制; 二是使各类柔性手段发挥主要作用,将刚性手段作为补充; 三是要最大程度实现“不教”,即要大力开发隐性教育方法与自我教育方法。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运用效益之“全”.在孙子看来,“伐谋”与“攻城”相比,之所以为上策的原因之一在于前者代价小但效果明显,能够实现“兵不顿而利可全”的战略目标,因此,思想政治教育也应当注重方法运用的效益,尽可能采用代价小但效果好的方法。
2. 1. 3 变中取胜
《孙子兵法》十分强调“变”在战争中的作用,强调以变制胜,变中取胜。这一思想与当前以快速变革为特征的信息社会相契合,对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灵活性和适用性具有借鉴价值。具体而言,变中取胜的原则方法主要概括为三层含义: 其一,孙子曰: “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启示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善于运用不寻常之方法,通过“出其不意”之策激发受教育者对教育信息的接受兴趣。其二,孙子曰: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启示教育方法不能随意变化,要“因地”“因敌”变化而为之,即要跟据不同的教育对象和环境采取相匹配的措施。其三,孙子曰: “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并要从“奇正变化”实现“奇正相生”.在这里,所谓“正”可引申为正面、传统的教育方法,“奇”可以引申为多样、新颖的教育方法,而所谓“奇正之变”、“奇正相生”即要实现传统与新颖之间的深度结合与相互转化。具体而言,新旧两类方法应实现优势互补,在运用过程中,既要出新出“奇”,又要避免因单独使用全新方法而使受教育者产生突兀感与质疑感。
2. 2 优化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
《孙子兵法》中诸多战术思想可以转化为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但鉴于部分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中原有的成熟方法相统一,因而,这里只借鉴一些富有新意的思想,以期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方法的创新。
2. 2. 1 “策之,作之,形之,角之”: 构建思想信息“试探获取法”
思想信息的获取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基础,而《孙子兵法》恰为我们提供一套较为新颖的信息获取法,孙子曰: “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形之而知死生之地,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策之,作之,形之,角之”可分别简述为判断分析、引导挑动、假装示形、试探进攻四个动作,将这一策略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信息获取中,可简要概括为“试探获取法”.它综合了观察法和调查法的有利因素,但又与二者相异,有自身独特的优势。首先,“策之”与“作之,形之,角之”相结合,即实现理论分析与实地操作的统一,并从四个角度对教育对象进行试探,从而保证信息获取的全面性,也从不同侧面相互验证所获信息的精确性; 其次,试探法的运用要求达到“形人而我无形”的理想状态,因而,信息获取活动可以有效避免“打草惊蛇”,降低教育对象的防卫心理。再次,由于试探活动本身的特性,更容易将受教育者思想深处的矛盾和问题暴露于教育者面前,为彻底解决问题奠定基础。
2. 2. 2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 创立 “情境激励法”
孙子曰: “故兵之情: 围则御,不得已则斗,过则从”,即士卒在不同的外部情境中,会产生与之相应的心理状态: 陷入包围就会竭力抵抗,形势逼迫就会拼死战斗,身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将这一思想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可以进一步完善其激励方法,即通过创设相应的外部环境来激励受教育者。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的研究也证实了外部环境对人的激励作用,认为: “人的行为是对外部环境刺激所做出的反映,只要改变外部的操作条件,人的行为就会随之改变。”[3]45在辩证吸收这一思想合理性的基础上,应当认识到,环境的改变涉及纷繁复杂的变量,可控性和操作性较弱,因此不妨将环境缩小为情境,通过操纵若干可控变量,创设不同的思想政治教育情境,形成具有明确目标指向的群体氛围,以达到相应的激励目的。事实上,孙子也是从“围”、“不得以”、“过”等具体情境来阐释这种方法。需要指出的是,情境激励法是一种综合激励方式,其优势在于可以根据需要在情境中结合传统的奖惩激励、目标激励、竞争激励等,因而对受教育者的激励作用是经过多重强化的.。
2. 2. 3 “围之,攻之,战之,分之,逃之,避之”: 改进“冲突化解法”
《孙子兵法》中蕴含着丰富的冲突化解思想,孙子曰: “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即在用兵作战时,我强敌弱则可直接“围之,攻之,战之”,势均力敌则需设法分散敌人各个击破,敌强我弱则要避免与之正面对抗。在运用思想政治教育化解冲突时也可以采取相似的三类操作模式。即在教育主体能够调动的力量较大,而冲突较小时,要果断处置,迅速化解; 在教育主体力量有限,而冲突态势复杂时,应当重视分解冲突,使冲突化整为零,进而依次解决,或在有条件时直接抓住冲突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化解,切不可平均分配力量; 在教育主体的力量严重不足,而冲突来势凶猛时,应在制止冲突进一步蔓延的前提下,尽可能不与之正面交锋,而采用迂回策略。例如,教育者并不直接对过错一方批评教育,而是先安抚双方情绪,并寻找恰当机会邀请亲友等进行劝导,待其思想有所转化,再采取下步行动。
2. 3 改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艺术
《孙子兵法》不仅揭示了战争所内含的客观规律以及应对战争的一般套路与方法,而且结合前人用兵智慧将方法运用提升至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因此,其英译名为“The Art Of War”,即“战争艺术”.具体而言,《孙子兵法》中的“势”论最能体现其艺术境界,而“势”又体现在“分数”、“形名”、“奇正”、“虚实”四个方面。
2. 3. 1 巧用“分数”---依靠组织编制施展借力育人的艺术
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往往需要面对人数众多的受教育者,如果单靠教育者个人的力量承担全部教育工作,是必分身乏术,顾此失彼。因此,如何化解“少”与“多”的矛盾,时刻考验着教育者的智慧。《孙子兵法》同样注意到在将帅用兵中遇到的类似矛盾,并提了解决办法: “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即将帅应当学会运用组织制度,进行分级编制,递相统属来治理军队。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者来说,就是要熟悉自身以及教育对象所处的组织及其运用模式,从而借助组织成员的力量展开教育活动,实现借力育人。以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为例,教育者要重视发挥班委、团委、党支部、学生会、社团等组织及其相应学生干部的影响力; 也要重视探索学生中存在的非正式组织,关注“意见领袖”或其他有较强号召力的人物,优先转化其思想,进而推动其发挥自身影响,带动周围同学思想的积极转化[4]; 同样,还要重视发挥家长、社区等校外力量展开教育。
2. 3. 2 妙用“形名”──改善信息传播提升沟通实效的艺术
良好的沟通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顺利开展的一把利剑,但在对象人数众多,性格各异的条件下,要实现准确、顺畅的沟通并非易事,需要教育者掌握并熟练运用相应的沟通手段与技巧。孙子曰: “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孙子认为,只有因地制宜的选择并运用恰当的工具进行指挥,才能够达到指挥大部队如同指挥小部队一样的境界。事实上,沟通与指挥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也遵循同样的道理。一方面,如上所述,《孙子兵法》就提出了巧用“形名”的思想,曹操将其注释为: “旌旗曰形,金鼓曰名。”孙子也引用《军政》中的观点说明“形名”的具体用法,曰: “言不相闻,故为之金鼓; 视不相见,故为之旌旗。”即通过刺激听觉与视觉两种知觉,来促进指挥信息的有效传递。这启示教育者在沟通时,工具的选择应多样化,尽可能使沟通对象的不同知觉器官都能接受到教育者发出的信息,从而发挥各类知觉器官的信息接收优势。另一方面,也要特别重视多种沟通手段运用的主次与方向问题。既要根据沟通情境的不同选择主要与次要手段,又必须保证多种手段作用方向的一致性,正如孙子云: “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
2. 3. 3 善用“虚实”──探察薄弱环节寻找教育突破口的艺术
思想政治教育要实现受教育者思想的转化,犹如攻打一座处处设防的坚固城堡,如果集中力量进攻其重兵把手的城门或其它防御工事,必定事倍功半,即便攻克也是损失惨重。因此,必须善于寻找相应的突破口,以求达到事半功倍,“以瑕投卵”的效果。而孙子曰: “兵之所加,如以瑕投卵者,虚实是也。”即攻击敌军,如同用石头砸鸡蛋一样容易,关键在于正确处理虚实关系。具体到操作层面来讲,则要“避实而击虚”.也就是说,要将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和手段运用于受教育者之“虚”,避开受教育者之“实”,在容易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地方下手。这里的“虚”即我们所探求的突破口,它既可以是某一受教育群体中容易内化教育思想的个人,通过首先转化他们的思想带动整个群体思想的快速转化; 也可以是某人思想体系中与教育思想相契合的部分,通过以这部分思想为切入点,进而转化其全部思想; 还可以是一个群体或个人对教育思想的防御心理有所松动的某一时间段,通过把握时机,迅速介入,有效转化受教育者思想。
3、借鉴《孙子兵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辩证反思
3. 1 在充分认识《孙子兵法》内在局限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孙子兵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我们在借鉴其思想时,不仅要大胆取其精华,更要注重识别和剔除其思想局限,正如孙子在文中所指出的: “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即在看到事物优势的同时不能忽视其劣势所在。对于《孙子兵法》的局限性而言,首先要看到其哲学思想的朴素性,特别是其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如孙子认为“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过分夸大了将帅的作用,这类思想决不能被思想政治教育所采纳。其次,要看到其立论的根据在于维护奴隶社会统治阶级的利益,因而其思想中存在一些愚民策略。如孙子曰: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而目的在于达到“使之无知”,这类方法策略已不再适用于现代社会。再次,要看到《孙子兵法》毕竟为一部兵书,提出的全部思想均针对战争这一特殊环境,许多方法在和平条件下的思想政治教育中并不适用,如孙子提出“以诈立”的恶意欺思想,通过“用间”获取信息的思想等,有些甚至涉及到违法犯罪,切不可直接借鉴。
3. 2 在充分掌握《孙子兵法》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借鉴《孙子兵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首先必须尽可能尊重原着,如果脱离原着,或错误理解原着思想,即便生发出精彩的启示,也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也就无借鉴可言。但与此同时,借鉴的过程也绝不能总是从起点开始,而应“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在批判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就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而言,一方面,要特别关注前人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对《孙子兵法》的借鉴,着力弥补前期研究的缺失,修正借鉴中存在的明显错误。事实上,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角度借鉴《孙子兵法》的相关成果相对较少,研究缺乏系统性,因而尚大有空间可为; 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其它学科对《孙子兵法》进行借鉴的成果中汲取营养,即进行适度的“二次借鉴”.例如,当前对《孙子兵法》思想借鉴最多的非经济管理领域莫属,《孙子兵法与企业战略》《〈孙子兵法〉的管理学阐释》等书籍层出不穷。因此,可以从这些成果中关注《孙子兵法》对营销策略、管理方法、商战谋略等内容的启示,进而将其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相关联,以寻求可借鉴之处。
3. 3 在充分赋予《孙子兵法》时代特征的基础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法
《孙子兵法》诞生于2 5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局限性,必须将鲜明的时代特征注入其中,因为借鉴的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中所遇到的问题,只有赋予《孙子兵法》以时代性,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其思想的局限性,进而才有可能解决当前遇到的问题。具体来说,赋予其时代性,体现为如下三个层面: 将《孙子兵法》的思想精髓与现代科技成果的工具价值相结合,使其方法策略通过现代科技得以延伸。如将“妙算”的信息预测思想与大型计算机或网络“云计算”相结合,通过现代化工具使“妙算”的结果更加精确。再次,要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话语体系阐释并表述《孙子兵法》,例如,将《孙子兵法》中内含的方法体系按照现代方式划分为“原则方法”、“具体方法”、“方法艺术”3类,将“击虚避实”的思想转化并表述为“寻找突破口的艺术”等等。
《孙子兵法》成书于春秋末期,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最早、最完整、最著名的军事著作。它在中国军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军事思想对于中国历代政治家、军事家以及军事理论家的影响非常深远。三国时曹操曾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唐太宗李世民也说:“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也受到世界上众多的外国军事家的重视。英国著名军事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以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兵法》这本书了。”美国的军事理论家约翰*柯林斯在《大战略》一书的序言中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孙子十三篇可与历代名著,包括2200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著作媲美。今天没有一个人对战略的相互关系、应考虑的问题和所受的制约比他有更深刻的认识。他的大部分观点在我们当前的环境中仍然有其和当时同样重大的意义。”可见,《孙子兵法》以其对战争规律的科学总结和对战略战术所作的精辟论断,不仅受到了中国军事家的推崇,而且得到了外国军事家的极高评价。因此,我们向普通读者介绍《孙子兵法》原文和介绍孙武生平的同时,介绍一下孙子的军事思想也是十分必要的。《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兵书的奠基之作。孙武在这部军事学圣典中,系统地揭示了战争的客观规律,提出了一套十分完备的军事思想体系和战略战术原则。 首先,孙子对于战争胜负有着十分科学的、整体的认识。他认为战争是“国之大事”,关系到国家的存亡与人民的安危,因此,必须慎重地对待。孙子认为,进行战争要从政治、经济、军事、自然条件、气候条件等各个方面出发,立足于国家的全局,认真地分析战争的利弊,“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交战前,要通过这种对交战双方利弊的分析,先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为了阐述战争与国家全局的关系,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详尽地论述了战前进行“五事”、“七计”的衡量和比较的重要性,并指出:“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要求战争的决策者必须在战争前首先发现敌我双方的各种基本条件,从而把握战争的全局。除此而外,孙子认识到战争的胜负还决定于军队与国家(国君)的密切协调。孙子认为:国君应做的事是修道而保法;国君不可”怒而兴师“,不可以随便干预军队的事务。如果国君“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其结果只能是自乱其军。可见,孙子对决定战争胜负手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一点,有较深刻而全面的认识。其次,孙子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孙子认识到,战争必须以国家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做后盾,战争是无法取胜的;同时,战争还会给国家的经济造成破坏,给人民增加沉重负担。基于这种认识,孙子提出了三个重要观点:1.兵贵胜,不贵久。战争需要“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其“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因此,为了尽量减轻战争对于国家经济造成的负担,就应当争取速战速决。2.因粮于敌。孙子指出,国家在战争中会因为远道运输而导致贫困。因此,战争中应当就地征粮,以解决粮食的补给问题。3.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孙子指出,为弥补战争中物资供应以及兵源的不足,可以将缴获的敌方战车和我方车辆掺杂在一起使用,对俘虏的敌军士卒给予优待,让他们为我所用,以补充自己兵源的不足。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孙子在2500多年前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就已有相当的认识了。还有,孙子对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也有独到的见解。战争会给经济造成破坏,这是战争不利的一面;然而,军事家孙子在那个时代看到的不仅仅是战争有害的一面,同时,也看到了战争的有利的一面。战争的胜利能实现政治目的,可以弥补国家土地与资源的不足,能够暂时解决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总之,战争的最终取胜与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开明的政治观点、能得到大多数人民拥护的政治主张,会为战争的胜利奠定坚实基础。所以,孙子在兵法中将“道”列在“五事”的首位,指出国君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需要“令民与上同意”。孙子还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可见,孙子不仅认识到了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同样,他也认识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以朴素的辩证法的观点,论述了战争的胜负与主观、客观之间的关系。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做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有指出,在战争中如果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致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我欲战,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性,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地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的条件。孙子总结出了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孙子的军事思想时时处处闪烁着哲学的智慧与光辉。孙子的军事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其战略战术原则也是备受人民推崇的。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对于战略战术的总结如下。1.避实击虚。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指出,战争中兵力的布置是战争指挥者依照所掌握的实际情况而定的,其兵力必定是有强有弱。我方在作战中应当避开敌人兵力强大的部分,而重点进攻敌军兵力薄弱的部分,这样就能夺取战斗的胜利。这一点,孙子在其兵法《虚实篇》中有精辟而形象的阐述。孙子说:“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同时,对于如何实施之一作战原则,孙子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如集中优势兵力,攻其所不守;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总之,这一原则的关键是集中力量,寻找弱点并迅速出击。2.致人而不致于人。 《孙子兵法》的另一作战要点是:致人而不致于人。“致人”,即调动敌人,让敌人依照我的意图行事;“致于人”,即被敌人调动。孙子指出,在战争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要掌握战斗的主动权,没有主动权,便会被敌人牵着牛鼻子走,就会陷入被动、消极防御甚至处处挨打的境地。而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则能改变不利的形势,让敌人“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这一点是取胜的必备条件。3.先胜而后求战。 孙子在其兵法的首篇写道:“兵者,国之大事,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由于孙子认识到战争是关系到国家、民族存亡的大事,因而提出了以慎重的态度对待战争的观点。孙子提出,在战争前,应认真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弱点,力求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善于作战的人,总是打有把握之仗,而不打无把握之仗。孙子说:“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这些话的意思,立意均在于此。4.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孙子指出,在战争中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了解自己,也了解敌人。知彼知己,才能去实施避实击虚之计,才能掌握战场的主动权,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最终战胜敌人。同时,孙子还指出,要真正做到“知彼知己”,就必须舍得花大力气去探知敌情,掌握敌情,这是进行“庙算”的基本前提。5.以正合,以奇胜。 孙子在其兵法理论中,提出了一个“奇正”的命题,即在作战的战术部署中,兵力部署以承担正面作战为正,进行侧击、包围、迂回的为奇;担任钳制敌人主力的为正,列阵对敌、明攻的为正;承担突击的为奇,采用机动、偷袭或者特殊战法的为奇。孙子提出作战必须有“正奇”的变化,要“以正合,以奇胜”,才能最终赢得主动。孙子的这一军事思想,已为后来众多的军事家所运用。以此战略战术为指导而赢得战争胜利的战例几乎俯拾皆是。6.识众寡之用者胜。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还总结出了兵多与兵少的不同用法。孙子一方面指出了兵力的多少在作战运用时的一般规律,孙子说:“凡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这是使用兵力的一般原则。另一方面,孙子又说:“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者也。”他指出,打仗、用兵应视不同的情况而灵活地使兵力分散或集中,在我方兵力不如敌人时,要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这样,在局部上造成“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的相对优势,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孙子在他的兵法中总结了兵多与兵少的用法后,指出:“兵非益多也,惟无武进,足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可见,孙子提倡兵力的部署要以敌我力量的对比为依据,在作战中要采取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从以上孙子提出的战略战术中可以看出,孙子战略思想的精髓在于他的“避实击虚”的观点,其军事战术的立足点在于如何卓有成效地打击敌人。孙子强调必须在对敌情、作战地理条件等情况有充分了解的前提下,选择适宜的作战形式,出奇制胜。这些战略战术思想,对后世均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