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成因与防范摘要:“蝴蝶效应”现象作用于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之上,伴随着传播媒介的沿革扩大其影响并形成新的独特性质。在网络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确实存在,并以其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和影响的快捷性、多向性、逆变性成为传播学研究的新视域。信息全球化时代极高的信息依赖性产生结构风险,给予“蝴蝶效应”存在的社会基础;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性、强力的分众趋势和海量的低成本信息给予其发挥的时空基础;有效元对自身认知的过度自信、网络互动环境的“剧场效应”和有效元的标新立异给予其爆发的心理基础。因此,我们只有依靠加强传统媒体网站品牌建设,规范其自身行为以营造网络舆论强势空间;依靠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采取一些紧急避险措施,并长期对全体公民进行媒介素质培养,才能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本文为防范这种负面影响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制定对策的起点,以期引起学界和业界的重视,促进交叉学科的融合,从而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关键词:蝴蝶效应网络传播风险社会有效元对于“蝴蝶效应”现象的研究起始于物理学领域,而后作为混沌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近两年,“蝴蝶效应”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却多被误用与滥用。使用者通常是用来做现象描述,套用此词强调网络传播方式的巨大影响力和轰动效应,鲜有学者关注此现象的内在动因与防范问题,鲜有建设性意见。本文以传播学理论为核心,借助心理学研究成果,并结合网络新闻实践剖析“蝴蝶效应”现象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成因,并初步探讨相应的措施以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其发展方向,为维持良性的网络传播秩序提出几点建议。本文意图在于使学者、媒体从业者及网络监管部门人员等 利益相关者充分重视“蝴蝶效应”的益处与危害,并为预防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提供可靠的依据和制定对策的起点。希望本文能够在推动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促进交叉学科融合两方面做出一份贡献。一、“蝴蝶效应”的存在(一)风险社会的大环境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第一次在论著中使用了“风险社会”一词,并宣告了全球已进入“世界风险社会”。风险在此是一个中性词,意味着某种不确定性概率,它与收益相伴而生,是人们衡量是否采取某种行为的重要参考依据。社会风险日益全球化,某个地区或国家发生危机必然与整个世界相关联,并呈现不断扩散的趋势。风险具有扩散性和叠加性,“对风险信息的忽视有助于风险的增长和传播”。[1]网络传播时代,现实的地域观念被虚拟的时空所置换,既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麦克卢汉“全球村”的预言,又使不确定性可以从任意结点爆发并肆意蔓延,形成真正的“世界风险社会”。正是风险社会的大环境为“蝴蝶效应”的发生和迅速传播提供了结构可能性与理论依据。而在网络媒体中,任何有效元(笔者将介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过程的任一网络用户定义为有效元)译码、传输与编码的各个环节本身就潜伏着风险生成与扩大的可能。“正是文化的认识与定义形成了风险。” [2]每个网络用户成了迷失在“符号森林”[鲍德莱尔(Baudelaire)]中的孩子。风险的生成与扩大过程很好的诠释了“蝴蝶效应”的发生机制,而风险社会中,网络用户的迷失状态恰好对应了后文详细阐述的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兴趣的迷失给“蝴蝶效应”以可乘之机。所以,正是风险社会为“蝴蝶效应”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二)网络传播中的“蝴蝶效应”上世纪六十年代,“气象学家洛仑兹()在他的计算机上计算一个热力场中热对流问题的简化模型,” [3]结果发现,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化使“系统自任意初始状态出发的相轨线成蝴蝶形态,既不重复也无规律。” [4]为了形象地说明这种现象,洛仑兹打了个比方: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一只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这就是广为人知的“蝴蝶效应”比喻。而后它作为混沌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被引入经济学,构成了行为金融学的重要分支。中国刚刚宣布发射导弹,港台就有100亿美元资金流向了美国;2004年年初大豆需求不旺价格一路下滑,由于2月初南美的旱情预报,短短数日内就引发了CBOT和连豆期货价格的大幅攀升,这都是军事和经济领域中的所谓“蝴蝶效应”。近两年,“蝴蝶效应”进入传播学研究视野,却多被误用与滥用。使用者通常是套用此比喻做现象描述或初步解释,强调网络传播方式在社会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力和轰动效应。这却脱离了此概念的本意,成为流行的时髦词汇,“换汤不换药”的阐述固有观点,也或许只是吸引目光的故作惊人语罢了。然而“蝴蝶效应”的前提是复杂系统即非线性系统,并指出总体趋势不变的情况下初始条件的微小变动将导致未来前景的巨大差异。笔者借用钱学森先生的巨系统说法,将网络与用户的人机交流整体看作复杂巨系统。笔者认为传播学层面的“蝴蝶效应”也强调初始条件的敏感性,但它更强调影响的快捷性、多向性和逆变性。所谓“初始条件的敏感性”是指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任一有效元对信息消化、吸收和释放过程中的微小改变都有可能引起网络新闻的“信息流”的扭曲和“意见流”的大幅波动甚至整体反转。其中,初始条件变化后“影响的快捷性”是指影响通过信息形式在较短时间内大面积扩散;“影响的多向性”是指不仅能影响到与初始条件同类性质的因素,还会影响到“信息流”的真实性、完整性、清晰性和“意见流”的公正性、严谨性、负责态度以及网络传播情境的情绪倾向等方方面面;“影响的逆变性”是指影响的效果在飞速扩大一段时间后受某一有效元的扰动回归原初状态或逐渐转移出有效元的注意领域,甚至有可能突然发生逆转,进一步向相反方向发展。在网络传播中的“蝴蝶效应”很可能就是一个帖子或网站上的一条小消息,引起众多有效元的卷入,进而使矛盾不断升级,事态爆炸性扩大或骤然倒向变更,导致事实信息的扭曲和舆论评价的压倒性倾向。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现象例如2004年6月,针对台湾歌手张惠妹在大陆做宣传时流露出的“台独”思想的网络谣言,从网友捏造的“大陆政府指定的台湾绿色艺人”名单和网友杜撰的“张惠妹专访”,到网络论坛每天平均300多条公开反对张惠妹的帖子,再到张惠妹被迫取消宣传活动,台湾当局抨击大陆民主,扬言封杀大陆艺人,最后大陆国台办专门举行记者会澄清,终于形成了可怕的蝴蝶效应,使艺人风波上升到政治层面。[5] 再如2003年3月29日,《中国日报》网站发出“微软总裁比尔?盖茨在洛杉矶遭到暗杀身亡”的假新闻,一些大型网站和电视台迅速跟进播发此新闻,韩国股市由此下跌了。其后不久,2003年4月1日,一14岁少年将新闻组上流传的“香港将宣布成为疫埠”的谣言复制成《明报》即时新闻网页形态并上传至近似明报网站的网址引起香港社会恐慌和抢购风潮。“蝴蝶效应”也有良性的,例如2006年3月长春绝症盲女小欣月原本是一个患绝症的平凡少女,因其上天安门看升旗的小小愿望无法实现,在网络媒体中传播后并不起眼,而东北地区小范围网民共同在长春公共关系学校告知其是在北京天安门为其举行升旗仪式圆了孩子的梦,这一小小细节的转变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巨大轰动,小欣月一时间成为点击率最高的名字,甚至打算拍成电影《欣月童话》并请梁家辉出演。“蝴蝶效应”也有可能发生嬗变,令人触目惊心的虐猫事件本身是违背社会道德和人类情感的,然而仅基于此,有效元就将虐猫女子及拍摄者的相片做成“通缉令”广为传播,甚至有人“悬赏追凶”,进而使虐猫事件的矛盾激化达到顶点,虐猫女子成了十恶不赦的舆论征讨对象,无法保障自身的隐私权,道德谴责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异化为诅咒谩骂的语言暴力。还有许多事件不胜枚举,都是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的最好注脚。二、网络传播过程中“蝴蝶效应”的成因分析 (一)信息全球化现状随着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全球化”日益成为日常生活中的高频词汇。尹鸿曾经论断:“如果没有一个全球性的商业传媒系统来推进全球市场并鼓励消费价值,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大概就不可能发生。” [6]由此可见,网络新闻传播对于全球化趋势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网络切断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和信赖关系,造成了人理性判断的疲劳。而且网络中新闻传播者具有隐蔽性,传播者和受传者相互作用、界限模糊,在某种意义上说,传统意义上的传播者和受众都已经不存在了,因此,笔者将介入网络新闻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过程的任一网络用户定义为有效元,是借用医学神经系统中的“神经元”概念中的元字,“元”者,“源”也,流转之源头枢纽,暗示网络用户对信息的消化、吸收和处理过程,是有其意义和价值的。“把关人”的作用被淡化,许多国家政府都难以作为,互联网管制仍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信息在大量传播中消除了原有的不确定性,但也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出新的不确定性。所以说风险在社会中扩散,不仅由于风险本身,更由于我们对风险的纷陈解释――社会及媒体建构。“词语的意义具有一个不稳定的特征,它有赖于其在话语结构里的表达。语言提供给我们的仅仅是对现实的描述,而不是现实本身。” [7]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现代人生活中的真实,是媒体构造的“拟态环境”的现实。信息泛滥乃至信息爆炸是这一时代显著的特征,在许多情况下,每个人都不得不被纷杂的信息骚扰,无聊的传言、糟糕的音乐、乏味的广告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互联网不仅影响政治决策,影响经济运行,而且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所有人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信息虽多,有用的却难找,人成了漂浮在信息海洋上的小小浮萍,其主体意识逐渐被信息的巨浪吞没而丧失。这也就是约翰?塔洛克给出等式“危险社会=传播/知识/信息社会”的原因所在。网络传播时代如此高的信息依赖性和如此快的信息扩散率,注定了在当今风险社会中,网络新闻传播的蝴蝶效应将掀起狂暴的龙卷风。(二)网络媒体特性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中指出,电子媒介的属性是非线性的、重复性的、非连续的、直觉性的,它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他有句名言:“我们塑造了工具,此后工具又塑造了我们。”(We shape our tools, and thereafter our tools shape us.)网络以其独特的媒体性质使网络新闻在传播过程中的“蝴蝶效应”在最大限度上得到了响应与增强:1、高效的互动网络媒体由于提供了公共意见和信息交流的平台,从而打破了传统媒体的话语垄断,改变了受众反馈的弱势地位,将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的天然强弱势地位解构为有效元之间的充分交流,从而形成了新的交往秩序。网络传播时代,人际互动在时间和成本上都能降到最低,几乎是零摩擦的互动环境,麦奎尔认为网络强化了受众介入、反馈、选择、接近和使用媒介的能力,咨询型、对话型受众出现,因此使“互联网具备去大量化、去集中化、去国家化、去专门化、去中介化、去集体化等特性”。 [8]正如美国学者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认为的,网络引入游戏身份的新的可能性,重新建立交往等级,分散主体在时间和空间上脱离原位。网络经典传播学中传播模式的划分是依据信宿的多寡和组织形式,而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此标准无法适用,因此可以说,网络媒体自身具有多重媒介属性,集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甚至人内传播(有效元利用各种符号表达思想的同时也是在理顺个人想法)于一体,表达渠道畅通。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特性,同时构成了它的风险:多重媒介的传播模式交织,带来了有效元个体的多样化背景,随之而来的就是管理的复杂性和“把关人”作用的削弱。与传统媒体的事前审查事后追惩的严格把关不同,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的起点,几乎没有任何等级森严的审查程序,多以事后追惩为主,而商业网站和个人网站总是想方设法绕过人为壁垒,将自己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辐射式的扩散出去,而几乎无须任何关卡损耗。原先存在于新闻传播源头的强大“把关人”群体――记者、编辑等的控制作用十分微弱。很多情况下,新闻网站只是新闻的初级生产者,新闻发布后就脱离网站轨道,很大程度上由其它有效元控制。有效元有意无意地提供新闻线索,转发与自己趣味相投或利益相关的新闻,或者通过广泛讨论和对新闻事件的意见反响左右网络新闻的传播过程中“信息流”的客观真实和“意见流”的主观倾向。总之,网络媒体高效的互动特性使弱势反馈演变为多向交流,提高了受众地位;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把关人”作用薄弱,议程设置混乱。2、强力的分众网络媒体由于其自身具有跨越时空的特性,而使网络用户能够跨越地域的区域界线,突破基于血缘、业缘和地缘的社会团体的组织约束,成为几乎没有任何社会背景且面向所有人开放的匿名个体,在共同的兴趣、爱好、观点和希望的基础上达成认同,结成“以议题(issue)、共识与认同感的所建构的虚拟社会空间”即“网络世代(Net Generation)” [9]分众后的小众群体有效地集中了个人需求和价值偏好,更加便于同性质信息的快速扩散和行动诱发,有利于信息和广告等的针对性达到最大的影响效果。然而在网络环境下,网络用户以浏览代替阅读、以兴趣决定内容,不断漂移的情绪使绝对的注意时间减少,而相对的注意时间延长,注意力过分集中,极易产生非权威意见的意见领袖。而意见领袖靠其独具特色的个人魅力随意篡改新闻信息或发表意见言论,对其它网络用户产生信念影响和行为诱发。而且在网络新闻传播的过程中,细节被有效元忽略或任意填充,事实被简化,信息被放大,而伴随信息的意见影响也会在特定群体迅速散播,引发群体行为。总之,网络媒体强力的分众趋势有效地集中了用户需求,然而这种相对的过度注意会导致对意见领袖的盲目崇拜。3、海量的低成本信息信息具有共享性即使用不灭性,这是信息区别于物质的显著特点。所以新闻传播必然否定在任何传播范围上的限定,也就是说,在理论上,新闻传播不应该有来自任何方面的排除性,否则就和其寻求最大传播面相背离了。而网上个人出版方式――博客实现了“零进入门槛”:零编辑、零技术、零成本、零体制、零形式。这种低成本的信息生产和交换方式改变了传统的媒介使用形式和效率,促使更多人接近媒介,形成了有效元的多样化状态。最大范围的信息源头,大量信息备选,赋予网络用户庞大的信息选择自由。然而信息高速的更新换代,在尚未形成较完整的知识体系时即已成为明日黄花,《大趋势》的作者奈斯比特曾说:“我们被信息淹没,但却渴求着知识。”在虚拟网络中的人的信仰易产生也易消失,流行周期逐渐缩短。信息过载消耗着现代人的时间精力和耐心热情,加重了社会整体的浮躁情绪。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犹如“公地悲剧”它发生的根源在于,“个人在决策时只考虑个人的边际收益大于等于个人的边际成本,而不考虑他们行动所造成的社会成本,最终造成了一个给与他们无限放牧权的经济系统失败和崩溃” [10]网络中的低成本也有造成人们远离网络的可能性。而且在海量信息背景下,有效元为了使自己的信息或言论引起更多网络用户的主意,往往采用极夸张或煽情的语汇及表现形式,有可能成为引发“蝴蝶效应”的初值微小偏差。总之,网络媒体海量的低成本信息为网络用户提供了庞大的信息选择自由,然而信息过载会对网络用户的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产生消极影响。(三)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1、有效元对自身认知的过度自信使“蝴蝶效应”迅速覆盖在网络中,有效元对声音、影像的操纵造成一种自恋情绪,信息接受者反而自己是“拟态环境”制造者。“信息加工心理学强调认知中的结构优势效应,即原有的认知结构对当前认知活动的影响。” [11]也就是说,有效元依据自己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储备,去判断、审视和转载他所接触到并自认为有用的信息或一致的意见,而他自身对网络新闻的介入和解释又使其创造的“拟态环境”产生了光环效应,强化了自身固有观念。这种过度自信的自恋情绪的出现在心理学中的解释就是:“面对同一个投射刺激不同人所看到的东西是不同的,而每个人所能知觉到的东西恰好反映其人格的内部情况”。 [12]针对有效元,由于信息的不断选择性接触、选择性接受与选择性内强化,信息看起来也似乎向着有利于自己的结论方向发展。这也是弗洛伊德发现的“投射”是将思想、印象与欲望加诸外部环境的一种过程,否认对自己的不快指责,而将这种指责投射到他人身上。而有效元自身工作性质的轻体力性和名誉取得的迅速性令其自身产生了光环效应,这种光环效应更使其加强了对自身的过度自信,强调有利信息,忽略有害信息,使自己处于成功永恒的美妙幻象的悬崖边处。2、网络互动环境的“剧场效应”使“蝴蝶效应”迅速扩散无论麦克卢汉和技术决定论者如何夸大媒介作用,媒介都只是信息内容的附着品,是合作产生信息的要素。没有传受双方意义的共通空间,媒介形式并不产生意义。而在共通空间意义互换基础上,形式才赋予内容新的信息和价值。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开放的互动环境使有效元之间的情绪相互感染,形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剧场效应”。最明显的是在BBS多对多的传播形式,有效元发表意见往往不是在孤立环境下深思熟虑的结果,而是在互动情境中完成,易于言语极端,甚至脱离事实;互动辩论中与个体表白,使言论偏离个人思想的表达,而仅限于口舌之争甚至人身攻击。极易发生经典传播学理论中的“沉默的螺旋”现象。压抑非主流声音,形成接近一致的较主流意见。3、有效元的标新立异使“蝴蝶效应”有了逆变的可能性在前文网络的海量低成本信息特点中已经论述,由于有效元的数量众多且众说纷纭,并且处于匿名环境下全无社会背景的标榜,使其具有表面同一性,任一有效元若想在“鸡群”中“鹤立”就必然寻求独家的信息、独到的见解、犀利的言词和夸张的表现,而在这种寻求过程中,很可能偏离了新闻真实和意见公正。虚拟环境下的匿名心理在社会心理学中指的是在一种没有社会约束力的匿名状态下人可能失去社会责任感和自我控制能力,做出单纯为吸引注意的特异举动。这种标新立异无疑显示着有效元的个体存在,但片面强调某信息因素而忽略其他因素难免引发和助长“蝴蝶效应”。三、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网络新闻良性传播(一)加强传统媒体网站品牌建设,规范自身行为以营造网络舆论强势空间“风险传播是在个人、团体、机构间交换信息和意见的互动过程。它不只与风险相关,还包括风险性质的多重信息和其他信息,这些信息表达了对风险信息或风险管理合法的、机构的安排的关注、意见和反映”。 [13]在共时性与历时性的风险传播过程中,媒体发挥了关乎风险的告知、倾听、言说和影响功能。“人类进入‘风险社会’后,风险的‘不确定性’挑战了‘全能政府’以及专家知识的权威性”。[14]尽管挑战存在,根据美国Jupiter媒体调查研究公司(Jupiter Media Metrix)的调查显示,网络用户的注意力越来越集中在少数的知名网站,呈现出“马太效应”。尼尔森网络评估公司电子商务部副总裁肖恩?卡得尔(Sean Kaldor)称:“搜索引擎网站、门户网站和社区网站已经成为每一个在线冲浪的网民必然要访问的站点,这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习惯。”而在我国,传统媒体网站是其习惯的落脚点。在网络新闻传播过程中,从网络用户角度看,他们需要媒体对海量信息进行“过滤”和“把关”,这是由人类大致固定的信息接收量的生理条件制约的,而且网络信息的真实性难以辨识。而只有传统媒体的品牌效应承接到网络中,他们身份公开,便于接受监督;而且具有专业经验、职业道德和时间、能力。根据经典传播学理论的“沉默的螺旋”现象,一旦若干主流媒体网站加强了其自身的品牌建设,而且共同营造出强势的舆论区,削弱非主流声音,整合网络用户观念,达到“正音”效果。而现在我国的传统媒体网站的问题在于:其主媒体的品牌建设本身存在问题;它对信息的编制方式与人们的真正需要存在偏差;“舆论一律”和同质化现象明显,没有合理的对立意见呈现等等。因此应当恪守新闻真实和意见公正,加强自身建设,树立品牌效应,正确引导“蝴蝶效应”的发展方向,规避其负面影响,强化其良性因素,从而保证网络新闻的良性传播。(二)加强网络监管,完善网络传播的法律体系,部分网络区域实行有限的实名制,有效元承担相应的责任限定应当在网络技术层面加强网络监管,在网络技术人员中选取设立“网络警察”队伍,实时监控网络变化,解除恶意攻击,对于恶性“蝴蝶效应”的原初的微小变化引起重视和化解。但网络监管要以不侵犯、不利用公民隐私为基础维持和谐的网络环境。积极建立和完善适用于网络新闻传播的法律体系,例如法学界争论最多的网络知识产权问题,网络媒体是知识产权问题变得异常复杂,引起具有隐蔽性和罪证难以收集等特点。为了使有效元承担相应的责任限定,可以在网络部分区域实行有限的实名制,比如可以在某些校园论坛实行实名制,或者后台实名而前台匿名等形式。而建立实名制之前要首先重建网络用户间的诚信,否则实名制只会带来不良后果。(三)对全体公民进行普遍的媒介素质培养,端正其看待媒介的态度、增强其使用媒介的能力和自我道德规范网络传播方式本身倡导的就是一种平等和对霸权的蔑视,要求互助合作、追求公平公正,而“知识沟”现象在网络传播时代仍是十分明显。因此要进行全民的媒介素质培养,这是一项艰巨然而受益深远的任务。我们要端正全体公民看待媒介的态度、增强其使用媒介的能力和自我道德规范。亚当?斯密曾经指出道德是“出自一种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一种对伟大和尊严的爱,一种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15]道德是法制社会最微妙却极其有效的必要补充,虚拟环境中也不例外。美国哲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回答“每个人应当怎样去适应这个网络社会时”指出:“首先要培养‘自我编程能力’,人是世界上最好的计算机。” [16]也就是说,每个网络用户都要正确选择、分析、处理信息,使其为我所用,要作电脑的主宰者,而不是被其迷惑或为其所累。(四)恶性“蝴蝶效应”发生时的紧急避险措施以上是“蝴蝶效应”爆发前的长期防范措施,而一旦网络中恶性“蝴蝶效应”爆发,应急措施并非我国惯用的政府出面行政干预,而最好是如James(2000)提出的在相同环境中解决,即“以网路对付网路危机”。具体措施例如立刻利用媒体网站或组织专题网页阐明事实真相和政府态度;实时更新网页资料和联系方式;利用网络如论坛、电子邮件等形式双向沟通;建立重要的背景链接,介绍相关知识,讲解处理办法;注意相对立的攻击者所传递的新闻信息或相关评论,及时做出回应或澄清;组织技术人员及时检修,随时解决网路硬件问题。四、结语综上所述,“蝴蝶效应”在风险社会的理论基础上发生作用,其巨大影响力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确实存在。信息全球化现状和网络媒体的特性是“蝴蝶效应”存在的客观原因,而网络用户接收与转载信息的心理基础是其存在的主观原因。只有加强传统媒体网站的品牌建设,加强网络监管,并对全体公民进行媒介素质培养才能规避“蝴蝶效应”的负面影响,正确引导网络新闻的良性传播。对于“蝴蝶效应”在网络传播过程中的成因与防范问题还有待进一步地发现与探讨,在学术界下一步的研究中,将有可能形成完整的论述体系,甚至开创一项新的传播学理论。我是新闻专业的,这些仅仅是提示,最终论文还是得好好自己写,加油满意请采纳
2017年11月,湖南一中学发生学生学霸杀师案。一位初三的家长转发给我一篇文字,叫“从疯狂补课到学霸弑师:教育被‘剧场效应’绑架引发的惨剧,值得每位家长深思” 这是一篇典型的分析目前教育弊端的文章。大意是目前中国的教育存在很严重的剧场效应,导致学生,家长,老师,学校各方都疲惫不堪,危害巨大,无法给孩子带来真正的发展。看完后我既震惊遗憾有觉得很受触动。跟那位发我文字的家长讨论了目前教育的一些情况,同时自己也不完全同意文章的说法,在思考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所谓的“剧场效应”。 文中有段话:“... ...这个畸形的教育生态可以用“剧场效应”来分析:剧场效应最早是由法国教育家卢梭在提出:一个剧场,大家都在看戏。每个人都有座位,大家都能看到演员的演出。忽然,有一个观众站起来看戏(可能是为了看的更清楚,也可能因为身高较矮),周围的人劝他坐下,他置若罔闻,求助剧场管理员,管理员却不在岗位。于是,周围的人为了看到演出,也被迫站起来看戏。最后全场的观众都从坐着看戏变成了站着看戏。 有什么区别吗? 先站起来看戏的人在短时间内看的更清楚了,等到大家都站起来了,所有人看的效果和原来几乎相同。 只是,所有人都成了站着看戏,所有人都更累了。 所有人,比原来付出了更多的体力成本,得到了和原来一样的(甚至更差)观剧效果。 更悲剧的是,虽然大家都更累了,但不会有任何人选择坐下来看戏。” 首先我搜索了有关剧场效应的一些词条,并没有发现上面的解释。所有的解释都是从这条很火的文章上面来的。既然文中解释也很形象生动,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叫剧场效应也无可厚非。而且文字确实可以反映部分事实:比如整体数据而言,北方(长江流域及以北)早在8年前许多重点高中就已经大部分两周一次假期了,或一月一次假期了。南方(除了上海之外)相对在这方面孩子明显轻松很多,奥数的竞相效仿学习低龄化。评价纬度单一等等。 文章结尾的分析:谁制造了“剧场效应”? 是学生吗?可是努力学习、出人头地并不是错啊。 是家长吗?可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也不算错啊。 是教师吗?提升考试分数,就是教师的责任啊。 是学校吗?学校在种种压力下,要生存啊。 秩序的破坏是集体合谋的后果。 人人既是秩序失衡的破坏者,又是秩序失衡的受害者。人人既是受害者,又是凶手。 当雪崩到来时,每一片雪花都说和自己无关。正是无数片自认无辜的雪花合谋了雪崩;当洪灾袭来时,每一条小溪都说和自己无关,正是无数条小溪合谋了洪水。只要灾难的链条足够长,参与的人足够多,每个人都可以用“没办法”“和我无关”来推脱责任。 是评价尺度的单一,是过度恶性的竞争,是监管的缺位,是相对匮乏的优质教育资源,是生存的焦虑,是下一代不能输的恐惧,绑架着家长、孩子和老师们。 以上的分析我觉得有在点上。 但是整篇文章只看到了中国,我们不妨把视野放宽,看看其他国家: 日本,很多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不断的参加各种学习,至少70%的孩子上各类补习班。62万考生,13万复读生。日本典型的名校难考,大学并不难考。非常重视笔记,名牌大学录取学员的笔记可以卖钱。 韩国首尔,最著名的学院街,整条街都是补习班。周末教室座无虚席。全国各地的学员跑来补习,租住在5平米只有一张桌子一张床的房间。考生们看来没有比中国的学生真的幸福到哪里去... ... 印度联合入学考试JEE,想要考入印度理工IIT录取率不到。每天平均12小时以上的拼命学习,对很多印度低种姓的人来说,是唯一摆脱贫穷和出身的方法。 整个东南亚,日本韩国等等国家,没有哪个真的想要成才,通过social ladder上升阶层改变命运的孩子会比中国孩子轻松的。 美国,传说中的精英教育,孩子的成长并没有传说中的每天4点放学,没有作业这么简单。孩子不仅需要阅读大量课外读物,提出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也需要完成各种报告论文(欧美重视培养孩子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想考上好的大学,仅仅成绩好远远不够,更需要各种体育和艺术方面的造诣。整体上讲,也丝毫不会比中国孩子轻松。 归根结底,想要上进和成为精英,都是需要不断付出非常努力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掌管着父亲的商业帝国,已经是精英阶层,但仍然忙到经常每天只睡4小时。 如果根据剧场理效应类比,宏观到国家层面,科技方面A国发明了原子弹或者某先进武器,实力相当国际地位接近的B国也是会大力发展军备。不管有没有所谓的世界警察管理员,大家还是会暗中竞赛。到头来还是所有国家都拼命发展科技和军事。一纸合约或者和平协议裁军约定各国不要发展武器是非常不现实的。怎么办,车轮只能滚滚向前。不断的继续发展科技,军事科技慢慢民用化也造富了很多民众让大家生活更便捷。 所以我觉得用剧场效应来形容当下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的教育比拼是不太贴切的。因为剧场是固定的场所和视野,一个人站起来破坏规则会导致整个环境的变化。而教育和现实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是飞速发展变化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的领域和方向上取得进展和突破。今天我们所谓的那些宝贵知识,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全部都被人工智能超越。所以关于教育,人类从古至今都在不断思索,还一定需要继续探索下去。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确实是经济发展迅速,竞争压力变大,市场竞争规则明确和社会上升通道相比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逐渐明晰。以前没有条件或者不太重视的家庭更多重视教育。大量家长在努力打拼赚钱,自己却并没时间真正教育关注孩子,单纯把教育等同于成绩和学历,急切迫切希望孩子拿高分,成功成才,所以难免有揠苗助长的时候。 部分学校为了追求升学率和名声,确实也衡量纬度单一,没有重视到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发展。导致孩子心理失衡没有及时发现引导疗愈,酿成惨剧。 老师方面,我确实有接触到非常多的老师公立校,补习机构都有,都在不断的尝试能够让孩子有兴趣的去学习的方法。不同的科目也有各种各样的上课模式。希望更多的老师能够注重提升自我的内在,希望全社会都更加关注个人的心理健康(不仅是学生,更有老师和家长)。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接触过很多非常优秀的孩子,都是从很小的家庭教育有很好的抱持性(包容性)环境,并且注重孩子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家庭。对于孩子的要求不会很放松,有的甚至有点严苛。但是一旦孩子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后期受益无穷。当然,这需要父母有一定的学识和修养,同时也不断更新教育理念。 任何时候孩子的身心健康都是第一位的,然后才是全面发展和学习成绩。 每个人都从自己出发,读更多的书,做更多的独立思考。不管是做父母,做老师还是社会角色,多向内求诸己。 教育要改革任重道远。希望科技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能够解决一些问题。这个过程,每个平凡的人,都会有自己的贡献。
剧场效应( theatre effect )在经济学中是指,如果剧院着火了,按照个人利益最大化,那就是先跑出去,如果每个人都这么想这么做,其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拥堵在门口,谁都跑不出去,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不考虑他人利益的行为,导致了群体悲剧的上演。 囚徒困境的故事讲的是,两个嫌疑犯作案后被警察抓住,分别关在不同的屋子里接受审讯。警察知道两人有罪,但缺乏足够的证据。警察告诉每个人: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如果两人都坦白,各判八年;如果两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放出去,抵赖的判十年。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然而,不管同伙选择什么,每个囚徒的最优选择是坦白:如果同伙抵赖、自己坦白的话放出去,抵赖的话判十年,坦白比不坦白好;如果同伙坦白、自己坦白的话判八年,比起抵赖的判十年,坦白还是比抵赖的好。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结果好。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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