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发展演变历程论文参考文献

宋词的发展历程前贤今哲多有论述，然因视角不同，观点亦异[1]。本文则试图从词人群体的更迭、政治环境的变化、抒情范式的变革等方面来分期考察宋词的发展历程。两宋三百馀年的词坛，先后共出现过六代词人群体[2]，宋词的发展历程也相应地经历了六个阶段。 一、第一代词人群（1017—1067）的因革[3] 第一代词人群，以柳永（987？—1053？）[4]、范仲淹（989—1052）、张先（990－1078）、晏殊（991—1055）、欧阳修（1007—1072）等为代表。另有宋祁(998—1061)、杜安世等人。他们主要生活在真宗、仁宗两朝的"承平"时代，个体的社会地位都比较显达，除柳永、张先以外，差不多都是台阁重臣，其中晏殊、范仲淹和欧阳修官至宰辅，位极人臣，人生命运相对来说比较顺利适意。其词所反映的主要是"承平"时代的享乐意识和乐极生悲后对人生的反思。 这一代词人，从创作倾向上可分为两个创作阵营：柳永、张先为一阵营，晏殊、欧阳修、范仲淹、宋祁等为一个阵营。 晏、欧诸人，虽然词作并不少，但都不是专力为词的词人，"或一时兴到之作，未为专诣"（冯煦《宋六十家词选例言》），走的是五代花间、南唐词人的老路，继承性大于创造性，连词调、词体的选择和运用都跟五代词人一样，是以小令为主。不过，晏殊和欧阳修等人，在宋词的发展史上，仍然有其创造性的贡献。他们以众多的艺术圆熟、意境浑成的典范之作，强化了温庭筠等花间词人开创、定型的抒情范式，进一步确立了以小令为主的文本体式、以柔情为主的题材取向和以柔软婉丽为美的审美规范。在题材、艺术上也有所开拓创新。如晏殊的《破阵子》（燕子来时新社），将艺术镜头由传统的青楼歌妓、红粉佳人移到了乡村"采桑径里"的女伴，人物形象的描绘生动传神，一洗秾艳的脂粉气，给词坛带来一股自然清新的气息。范仲淹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更将艺术视野延伸向塞外孤城，让"白发将军"和戍边征夫昂首走进词世界，尤其具有开创性。伴随"白发将军"而来的，还有欧阳修笔下"挥毫万字"的"文章太守"(《朝中措》)、"四纪才名天下重"的元老勋臣(《渔家傲》)，苏舜卿笔下"壮年憔悴""耻疏闲"的大丈夫(《水调歌头》)等抒情人物形象。这些男子汉、大丈夫形象的出现，动摇了五代以来词世界由红粉佳人一统天下的格局，预示着男性士大夫的抒情形象，已开始进入词世界而欲与红粉佳人平分秋色。 十一世纪上半叶的词坛，是宋词的"因革期"。既有因循传承，又有革新创造。如果说，晏、欧们主要是因循五代花间、南唐词风，因循多于革新，那么，柳永则主要是对五代词风的革命，其革新、创造多于因循。 概括地说，柳永具有"三创"之功： 一是创体。柳永大力创作慢词，扩大了词的体制，增加了词的内容涵量，也提高了词的表现能力，从而为宋词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艺术形式与文本规范。如果没有柳永对慢词的探索创造，后来的苏轼和辛弃疾等人或许只能在小令世界中左冲右突而难以创造出辉煌的篇章(苏、辛名作多为慢词)。同时的张先、欧阳修、杜安世、苏舜卿、聂冠卿、沈唐、刘潜、李冠等人也或多或少创作过慢词。他们的推波助澜，也促进了慢词的发展。 二是创意。柳永给词注入了新的情感特质和审美内涵。晚唐五代以来的文人词，大多是表现普泛化的情感，词中的情感世界是类型化的、"共我"的情感世界，与词人自己的内心世界分离错位，不像诗中的情感世界那样与诗人自我的心灵世界对应同一。其中只有韦庄和李煜的有些词作开始表现自我的人生感受。柳永沿着李煜开启的方向，注意把词的抒情取向转移到自我独特的人生体验上来，表现自我的情感心态、喜怒哀乐。他的"羁旅行役"词，就是倾泄他在仕途上挣扎沉浮的种种苦闷。他的羁旅行役词中的情感世界，是"荡子"柳永自我独特的心灵世界，从而冲决了此前词中普泛化、类型化的情感世界的藩篱，给词的情感增添了个体化、自我化的色彩，使词的抒情取向朝着创作主体的内心世界回归、贴近。此后的苏轼，虽然词风与柳永大相径庭，但在抒情取向上却是沿着柳永开辟的自我化、个体化方向前进的。 三是创法。晚唐五代词，最常见的抒情方法是意象烘托传情法，即运用比兴手段，通过一系列的外在物象来烘托、映衬抒情主人公瞬间性的情思心绪。而柳永则将赋法移植于词，铺叙展衍，或者对人物的情态心理进行直接的刻画；或者对情事发生、发展的场面性、过程性进行层层的描绘，以展现不同时空场景中人物不同的情感心态。因而他的抒情词往往带有一定的叙事性、情节性。从小令到慢词，体制扩大，结构有变。柳永的铺叙衍情法，正适应、满足了慢词体制、结构变化的需要，解决了词的传统抒情方法与新兴体制之间的矛盾，推动了慢词艺术的发展。后代词人，诸如秦观、周邦彦等，多承此法并变化而用之。 张先的年岁与柳永相仿而高寿，他享年八十九岁，创作活动一直延续到第二代词人陆续登上词坛后的神宗熙宁年间(1068—1077)，颇受新一代词坛领袖苏轼的敬重。张先创造了不少脍灸人口的抒情写景名句，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他创作的慢词，数量仅次于柳永，对慢词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张先词又常用题序，缘题赋词，写眼前景，身边事，具有一定的"纪实性"。词的题材取向开始由远离创作主体的普泛化情事转向贴近于创作主体的日常生活环境，由因情"造境"转向纪实"写境"。从此，词像诗一样也具有表现创作主体自我生活世界和心灵世界的功能。其后苏轼词多用题序，点明词作的时、地、环境和创作动机，就是受到张先的启发和影响。 二、第二代词人群（1068—1125）的开创 第二代词人群，是以苏轼(1036—1101)、黄庭坚(1045—1105)、晏几道(1038—1110)[5]、秦观(1049—1100)、贺铸(1052—1125)、周邦彦(1055—1121)等为代表的元佑词人群。此外著名的词人还有王安石(1021—1086)、王观、李之仪(1048—1127)[6]、赵令畤(1051—1134)、晁补之(1053—1100)、陈师道(1063—1101)、 毛滂(1064—1121)等。 这代词人的创作历时半个世纪，大致始于十一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终于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初。第一代词人柳永、范仲淹、晏殊等已于十一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去世，只有张先、欧阳修两位词坛老将活到七十年代而亲手传下接力棒。第二代词人中，王安石、苏轼的词创作开始于六十年代。而作为一代词坛领袖的苏轼，其词风直到七十年代，亦即欧阳修、张先行将退出词坛之际，才走向成熟。其他如黄庭坚、秦观、贺铸等，也是到七十年代后才崭露头角。故第二代词人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神宗、哲宗、徽宗三朝(1068—1125)。 这代词人所处的时代，是政治"变革"的时代，也可以说是政局多变、新旧党争此起彼伏、党派之间相互"倾轧"的时代。神宗朝(1068—1085)，新党执政，推行新法，反对变法的旧党人士大多被排斥出朝廷。哲宗元佑年间(1086—1093)，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旧党人士而力斥新党，属于旧党的苏轼及苏门诸君子纷纷回朝，会师于汴京，诗词酬唱，酒酣耳热，文坛盛况空前。高太后归天后，在哲宗亲政的绍圣、元符(1094—1100)年间，新党卷土重来，并大肆迫害旧党人士。苏轼及其门下士都受到残酷打击，贬谪放逐，无一幸免。徽宗即位之初(1100)，还想调和新旧两党的争斗，但一年之后，新党的投机分子蔡京等执政，又大开杀戒，对旧党实施了更为严酷的打击。政局的动荡变化，直接影响了卷入党争漩涡的词人的命运。苏轼及苏门词人的升沉荣辱紧随着政局的动荡而变化。这一代词人比上一代词人更普遍、更多地体验到命运的坎坷、人生的失意和仕途的蹭蹬，他们都是文坛(词坛)上有盛名而政坛上无高位的失意文士。因而，这个时期的词作主要表现的是个体生存的忧患和人生失意的苦闷。 从社交群体看，这一代词人大致可划分为两个群体：一是以苏轼为领袖的苏门词人群，黄庭坚、秦观、晁补之、李之仪、赵令畤、陈师道、毛滂等属之。晏几道、贺铸等虽不属苏门，但与苏门过从甚密。二是以周邦彦为领袖的大晟词人群：晁冲之、曹组、万俟咏、田为、徐伸、江汉等属之，他们都曾经在大晟乐府内供职。 就创作时代而言，这两个群体略有先后。大致说来，十一世纪下半叶后三十馀年（神宗、哲宗二朝）的词坛，是苏门的天下，周邦彦虽然在此期也有名作问世，但笼罩在苏门的光环之下而没有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苏轼及黄、秦、晁、陈等苏门中坚词人，在十二世纪的头几年都先后去世，故十二世纪一、二十年代(徽宗朝)的词坛，则由周邦彦等大晟词人唱主角，虽然李之仪、赵令畤、毛滂等苏门词人仍继续在创作，但力量和影响都难与周邦彦等抗衡。 虽然此期词坛分为两个交际圈，但词风并不只两种，而显出百花齐放、百川争流的多元态势。就苏门而言，苏轼独树一帜而开宗立派，但师法其词的仅有晁补之、黄庭坚两人。秦观另辟蹊径，俊逸精妙，自成一体，并不恪守师承而为苏轼所囿。李之仪、赵令畤等标举"花间"词风，继续用小令建构他们的词世界。 本不属苏门的晏几道、贺铸，更是"各尽其才力，自成一家"（王灼《碧鸡漫志》卷二）。晏词构筑的是一个纯真执著的恋情世界，并把令词的艺术推向高峰。贺铸词豪气与柔情并存，时如豪侠硬语盘空，时如少女软语呢喃，各种风情韵味并存于一集。词集名《冠柳集》的王观，似乎有意要与柳永一争高低，宋人王灼说他"才豪"气盛，"其新丽处与轻狂处，皆足惊人"（同前）。 万俟咏等大晟词人，作词也不受其领袖周邦彦的制约而另择师门。王灼说万俟泳与"沈公述、李景元、孔方平、处度叔侄、晁次膺"等六人，"源流从柳氏出"，师法 效仿 的是柳永开创的"柳氏家法"（同前）。至于曹组，则别属滑稽幽默词派，"作《红窗迥》及杂曲数百解，闻者绝倒，滑稽无赖之魁也"。又有"兖州张山人以诙谐独步京师"，王齐叟"以滑稽语噪河朔"(同前)。可惜这些诙谐词多已不传。唐宋词一直以悲剧性的感伤忧患为基调，而滑稽幽默词则以喜剧性的情调、手段调侃社会、调侃人生，在唐宋词苑中独具异味。滑稽幽默词在唐宋词史上虽然是一股涓涓细流，却也是不绝如缕。曹组之后，"祖述者益众"（同前）。连后来的词坛巨擘辛弃疾也曾染指，写了不少品位甚高的诙谐幽默词，从而为诙谐词增添了新的光彩和亮色。总之，元佑前后半个世纪的词坛，是多种风格情调并存共竞的繁荣期。其中创造力最强盛、影响力最深远的是苏轼和周邦彦。 十一世纪七十年代初，文坛主将欧阳修去世后，从四川盆地冲出的大才子苏轼在欧阳修生前的大力扶持下继起而执掌文坛。他以文坛领袖特有的胸襟和悍然不顾一切的气魄对词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开拓和变革，"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同前）。 词是抒情的文学，苏轼无意于改变词作抒情的文体特性，而是要拓展词的情感领域，扩大词的抒情功能，将只表现"爱情"的词扩展为表现"性情"的词，将只表现女性化的"柔情"的词扩展为表现男性化的"豪情"的词，使词作像诗歌一样可以充分表现创作主体的丰富复杂的心灵世界、性情怀抱。由于苏轼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丰富了词的情感内涵，拓展了词的时空境界，从而提高了词的艺术品位，把词堂堂正正地引入文学殿堂，使词从"小道"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 苏轼以后的南宋词坛，主要有两种创作趋向，并形成两大派系：一是注重抒情言志的自由，遵守词的音律规范而不为音律所拘，词的可读性胜于可歌性；二是注重词艺音律的精严，情感的抒发有所节制而力避豪迈，强调词的协律可歌。前者是骚人志士的"诗化"词、"豪气"词；后者是知音识律者的"乐化"词、"风情"词。前者以苏轼为宗，主要词人有叶梦得、朱敦儒、向子諲、张元干、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刘过、戴复古、陈人杰、刘克庄、刘辰翁和金源词人。后者以周邦彦为祖，主要词人有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诸人。前者习惯上称为"苏辛"派，后者习称"周姜派"。 周邦彦，作为一大词派的领袖，给后代词人提供的抒情范式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一、重音律。周邦彦填词按谱，审音用字，十分严格，不仅分平仄，而且严分平、上、去、入四声[12]，使语言的字音高低与曲调旋律节奏的变化完全吻合。宋吴文英等作词严分四声，就是以周词为范式；而方千里、杨泽民的《和清真词》和陈允平的《西麓继周集》，严格按照周词的律调音韵赓和作词，字字趋从，声声不异，虽是误入歧途，却也从反面说明南宋部分词人对周词的极端崇拜，奉周词为不可变更移易的金科玉律。 二、重法度。如果说苏轼作词如李白作诗，天才横放，纵笔挥洒，自然流露，无具体的规范可循；那么，周邦彦作词似杜甫，精心结撰，"下字运意，皆有法度"（沈义父《乐府指迷》）。周词的法度，集中体现在章法结构和句法炼字两个方面。周词的章法结构，是从柳永词中变化而来。周词像柳词一样长于铺叙，抒情性与叙事性兼融，但他是变直叙为曲叙，往往将顺叙、倒叙、插叙错综穿插[13]，时空结构上体现为一种跳跃式结构，过去、现在、未来的时空场景交错叠映，使结构繁复多变。后来吴文英词作的章法结构，又从周词变化而出。周词的句法，主要决窍是融化前人诗句入词，贴切自然，既显出 博 学，又见出精巧。因其词法度井然，追 随者有 门径 可入，故 后 来" 作词者多 效其体制"( 张炎《词源》卷下) 。 三、言恋情，善咏物。恋情词，并不始于周邦彦，唐五代早已大量存在，但到周邦彦手中，恋情词发生了两大变化：一是自我化，二是雅化。所谓自我化，是变女性中心型为男性(词人自我)中心型。以前的恋情词，失恋的主体多为女性，表现女性对男子的追求思恋；周词中的失恋主体，则多是词人自我，女性已成为他所思所恋的对象。温庭筠等花间词人的恋情词，写的是一种普泛化的恋情，恋爱的双方无确切的指向，恋人是符号化的，如"楚女"、"谢娘"之类，恋情是类型化的。柳永有些恋情词，虽然也是以词人自我为中心，但他所恋的对象似不具体，只是表达对异性佳人的渴望。而周邦彦的恋情词则往往是写词人自我失恋的经历，他的恋爱情事、恋爱对象有具体明确的指向。所谓"雅化"，是指自花间词至柳永词，有些恋情词写得过于直露、失于庸俗轻浮，而周邦彦的部分恋情词，则写得比较含蓄、高雅，并且将自己的人生失意融汇入恋情词中，丰富了恋情词的情感内涵。其后姜夔、吴文英等人的恋情词，也多是写自我的失恋或忆恋离散、去世的情人(多为妓、妾)，雅而不俗，其源即从周词中来。周邦彦写的咏物词也比较多，而且善于将身世飘零之感、仕途沦落之悲、情场失恋之苦与所咏之物打成一片，也为后来姜派词人的咏物重寄托开了不二法门[14]。 三、第三代词人群（1110—1162）的新变 第三代词人群，是以叶梦得(1077—1148)、朱敦儒(1081—1159)、李纲(1083—1140)、李清照(1084—1155?)、张元干(1091—1161)等为代表的南渡词人群。其他比较著名的有陈克(1081—1137后)、周紫芝(1082—1155)、赵鼎(1085—1147)、向子諲(1085—1152)、李弥逊(1089—1153)、陈与义(1090—1138) 、岳飞(1103—1141)等词人。 这代词人主要生活在十二世纪上半叶徽宗、钦宗、高宗三朝(1100—1062)社会由和平转向战乱的时代。由于时代的巨变，他们的创作环境明显地分为两个阶段。他们的前半生，即靖康之难以前，是在徽宗朝(1110—1125)畸形的和平环境中渡过，生活比较安定适意，大多数词人是在绮罗丛中吟风弄月，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个性风格和新的时代特色。而此时周邦彦、贺铸等老词人仍占领着词坛。因此，严格说来，第三代词人此时只是做着创作"前期"的艺术准备。 宣和七年(1125)冬，金人在与北宋联手灭辽之后挥师南下侵宋，年底即逼近北宋都城汴京(今河南开封)。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金兵围攻汴京，在以李纲为首的守城将士的顽强抵抗下，被迫退师。同年底，金兵再度进攻夺取了汴京，俘虏了北宋徽、钦二帝。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建炎元年(1127)，高宗赵构即位，建立南宋王朝。可这位乘乱登基的皇帝，不思抵抗，在金人步步进逼之下，渡江南逃，一直被金兵赶到东南的大海上。直到建炎四年(1130)春天，金兵才退出江南，占据着淮河中流以北的中原领土。从此，宋金分疆而治，但战火并未停歇。南渡词人的后半生就生活在这个亡国、战乱时代。战火硝烟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和创作倾向。他们在建炎南渡以后(1127—1161)的词作，主要是表现战乱时代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壮怀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动乱的岁月，苦难的生活，悲剧的时代，铸就了新的词风和词境。 这代词人群人数众多，有词集传世的就有40多人，超过了前两代词人有词集传世者的总和(不到30人)。从词人的角色身份和创作倾向来看，这代词人群可分为三个创作阵营或三种创作类型： 一是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群。这主要有叶梦得、陈克、朱敦儒、向子諲、李弥逊、陈与义、王以宁(1090?—1147?)、张元干、岳飞和"南宋四名臣"——李纲、李光(1078—1159)、赵鼎、胡铨(1102—1180)等人。他们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直接或间接地投身过抗击金兵的战斗，如李纲指挥过靖康元年的"汴京保卫战"；张元干为其幕下参谋，也亲冒矢雨指挥杀敌；王以宁在李纲率兵援救太原的战斗中曾生擒敌兵数十人；向子諲转战南北，在潭州(今湖南长沙)城与金兵巷战八日；李光、李弥逊、叶梦得先后任地方长官，都建有守城保土之功；岳飞更是战功赫赫的名将；赵鼎任宰相时曾亲临抗金前线指挥；具有"文武全才"的朱敦儒也做过前线军幕的参谋官；陈克晚年投笔从戎，在绍兴七年(1137)的淮西兵变中遇险；胡铨虽未驰骋于战场，却用笔杆子投身于抗金的斗争，上书力主抗战，请斩卖国求和的秦桧，声震朝野[15]。他们都是坚定的抗战派，但因朝廷的主和势力常常占着上风，尤其是在绍兴八年(1138)秦桧专权之后，一味向金人屈膝求和，这批抗战的志士词人更倍受打击迫害，而报国无门。创作上，他们面向激烈变化的时代现实，表现民族的苦难生活，抒发对国事的痛愤和英雄失路的苦闷，词风悲壮慷慨，代表着南渡词坛的主流和词史进程的新方向。 二是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群。这有周紫芝(1082—1155)、吕渭老、扬无咎(1097—1177)等人。他们虽然也历经战乱，但时代风云、战争乱离、国家破亡似乎并没有激起他们心底的波澜。他们只是封闭在个人生活的圈子里吟诵着林泉风月中的逍遥自在，词作缺乏鲜明的时代感和现实感。志士词人群在遭受打击、被迫隐退之后，也写了大量的隐逸词。"隐逸"避世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一种 流行的心理和行为方式，也是当时的一种热门题材。不过，志士词人群的"隐逸词"，并未真正忘怀现实人生，而蕴含着压抑与不平之气。隐士词人的隐逸词，则多几分宁静与闲适自得，他们的词风在南渡前后也没有太大的变化，战争乱离似乎既没有改变他们的人生命运，也没有改变他们的创作态度和创作风格。 三是颂世和谀世的宫廷词人群。这有康与之、曹勋(1098—1174)、史浩(1106—1194)、曾觌(1109—1180)、张抡等人。他们或是嬖客、或是内廷宠臣，专门在宫廷里遵命创作，或歌功颂德，或应制献谀，以讨得主子皇上的欢心。这批词人年寿较高，登上词坛的时间也比前两群词人稍晚，他们的创作活动主要是在高宗朝的后期，并延续到孝宗朝，而与下一代词人辛弃疾等人的创作时代交叉重叠。 此期词坛的发展走向，可以从词人对待苏轼词风的冷热变化上看出。南渡前徽宗朝二十多年的词坛，苏轼颇受冷落。 当时的"少年"讥讽苏轼是"移诗律作长短句"， "十有八九，不学柳耆卿(永)，则学曹元宠(组)"[16]。南渡词人，也是走"花间"的老路， 或是跟着周邦彦等人随声附和。直到靖康之难爆发以后，南渡志士词人群才"重新"发现苏轼， 而沿着苏词的"诗化"方向前进， 把词当作诗来写，其词可歌却不追求入乐歌唱，重在发挥词的抒情言志功能，从而把一度冷落了的苏轼开创的抒情范式经过充实提高后直接传给后来的辛派词人。 就词史的进程来观察，这个时期是词史的新变期。说其"新变"，是因为南渡词人在南渡以后空前地将词的抒情取向贴近了激烈变化的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视野不再是局限于个体化的情感世界或普泛化的超时代的情感思绪，而扩大到社会化的民族心理、社会心声，加强了词的现实感和时代感，并进一步扩大了词的表现功能[17]。 南渡词坛，是以群体的力量和优势推动着宋词的发展，尚未产生像苏轼、周邦彦那样开宗立派、领袖一代的"大家"，但此时出现的杰出女词人李清照，也足以使南渡词坛放出异彩。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词作虽只50多首，但几乎首首是"精品"。这种"精品"现象在中国诗歌史上是颇为少见的。她具有天才般的艺术表现能力，能用从日常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最平常的语言准确地表现复杂微妙的情感心态，用一两个日常动作细节的勾勒就能传达出人物内心情绪的波动变化。她的语言，具有"清水出芙蓉"般的天然纯净之美，自成一种风格。约略与李清照同时的女词人朱淑真，以其独特的悲剧性体验，充实和丰富了这个时期词的艺术世界。 四、第四代词人群（1163—1207）的辉煌 第四代词人群，是以辛弃疾（1140—1207）、陆游（1125—1210）、张孝祥（1132—1169）[18]、陈亮（1143－1194）、刘过（1154—1206）和姜夔（1155？—1209）[19]等为代表的"中兴词人群"。另有袁去华、刘仙伦、杨炎正（1145—1216）、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和张辑等词人。 这代词人，都是在靖康之难后出生，对国家的苦难、民族的屈辱有着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他们生活的时代，主要是在孝宗、光宗二朝，是一个号称"中兴"，给人希望最终又令人失望的时代。孝宗刚登基时（1162），摆出一副与金人决斗的架式，朝野上下，人心大振，给收复失地、一统河山带来了希望。可不久因战败兵溃，孝宗丧失了收复中原的信心，长期坚持固守讲和的战略。"隆兴和议"之后，宋金长期处于"冷战"对峙状态，孝宗及其子孙据守着半壁河山，安心做着向金朝屈膝称臣、半是主子半是奴仆的皇帝。然而，时代的要求、民族的愿望是要恢复失地，夺回中原。应运而生的辛弃疾等一代文武通人，期待着横戈跃马，登坛作将，收复中原，一统江山，可希望渐成泡影，理想最终幻灭。一代英雄豪杰只能虚度青春、消磨岁月。南渡以来已经与时代脉搏一起跳动的词作，自然要表现英雄志士们的情怀和个性。因而，此期的词作，主要是表现英雄们的壮怀理想和壮怀成空后的压抑苦闷。 他们是在南渡词人相继辞世后登上词坛的。他们的创作年代，主要是在十二世纪下半叶。宁宗开禧三年（1207），词坛主帅辛弃疾含恨去世，标志着这一阶段词史的结束。这个时期的词坛，创作队伍阵营强大，有词集传世的知名词人就有50多位，而且大家辈出，名作纷呈，多元化的艺术风格和审美规范并存共竞，是两宋词史上最辉煌的高峰期。 从词人的社会角色和身份来看，这代词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像辛弃疾、陆游、陈亮这样有 救 国 壮 志且具方略、勇于进取而未获重用、无法施展其文经武略的英雄志士；一类是像姜夔那样的才高名盛而毫无政治地位的江湖名士。刘过虽属江湖名士，词风却与辛、陈相近。 创作倾向上，也壁垒分明。以辛弃疾为领袖的英雄词人禀承苏轼的抒情范式，沿着南渡志士词人的创作方向，写"豪气"词、"诗化词"。他们把词的表现功能发挥到最大限度，词不仅可以抒情言志，也可以同诗文一样议论说理。从此，词作与社会现实生活、词人的人生命运和人格个性更紧密相连，词人的艺术个性日益鲜明突出。一人之词，就是一个独特完整的生命世界。词的创作手法，不仅是借鉴诗歌的艺术经验，"以诗为词"，而且吸取了散文的创作技法，"以文为词"。词的语言在保持自身特有的音乐节奏感的前提下，也大量融入了诗文中的语汇。虽然词的"诗化"和"散文化"，有时不免损害了词的美感特质，但此期词人以一种开放性的创作态势，在词中容纳一切可以容纳的对人生、自然、社会、历史的观察、思考和感受，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创作手段和蕴藏在生活中、历史中的语言，则空前地解放了词体，增强了词作的艺术表现力，最终确立并巩固了词体与五七言诗歌分庭抗礼的独立的文学地位。 姜夔则远承周邦彦写"雅词"、"乐化词"，而自树一帜，与其追随者史达祖、高观国、卢祖皋、张辑等人别成一派，而与辛派形成双峰对峙之势。 中兴词坛，艺术成就最高、创造力最强劲并雄居词史艺术峰巅的词人，无疑是辛弃疾。辛弃疾原是出身行伍的英雄豪杰，本无意于做舞文弄墨的词人。由于历史的颠倒错位，他无法使用刀枪去战场上建立丰功伟业，只得拿起笔杆在词坛上创造辉煌。词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把自己的全人格、全生命融注在词作中的词人。他的词作，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独特完整的、丰富阔大的英雄的词世界，在词境上有着多方面的拓展，在词艺上也有多方面的创造和提高[20]。 辛派词人是远承东坡而近学稼轩，而从东坡到稼轩，其间直接的桥梁则是张孝祥。张孝祥比辛弃疾年长几岁，是南渡词人群与中兴词人群之间的过渡人物。高宗绍兴三十年（1160）前后，南渡词坛的李清照、朱敦儒和张元干等著名词人已先后辞世，而辛弃疾到孝宗乾道四年（1168）后才逐步在词坛崭露头角[21]。从绍兴末到乾道中（1161— 1168），词坛上最著名的词人，就首推张孝祥。 张孝祥与苏轼的气质有些相似，都是天才型的诗人，他作诗填词也以东坡为典范。他的名作《六州歌头》，把抒情、描写、议论融

宋词的演变发展历程曲折，其经历几个世纪，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其演变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一）唐、五代、北宋初年——宋词的诞生期

词最初在唐代就开始出现了，词的产生最初源于燕乐，其作为一种与燕乐相配合的唱词，在晚唐五代以后才被人们简称为“曲子词”。唐代诗人李白的《菩萨蛮》，以及白居易和刘禹锡的《忆江南》都属于最早的文人词作，它们标志着词体形成的萌芽状态。

这些唐代诗人在词中继承并发扬了民间曲子词清新流畅、情真意挚的优良传统，不仅增加了词作的底蕴和表现力，而且其沉郁雄放的词风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唐代的这些文人词作被称为“百代词曲之祖”。

后来，五代的花间派与南唐词又为宋词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的词人有晏殊、欧阳修、张先、晏几道等，他们承袭“花间”优点，进一步奠定了宋词疏淡清丽、婉约精致的词风，并且在形式上，使词完全走向了配乐填词的道路，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

同时，南唐李煜等人在词坛上独开了一片新的题材领域，并促使了其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的转折，从而奠定了词在上流社会的地位。

词至宋初，在题材与语言风格上，大体已经形成定局。尤其是以柳永为代表的时期，词的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达到了“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的地步。

柳永不仅发展了长调的体制，而且还丰富了词的创作方法，同时，他还善于吸取民间歌词的养分，采摘民间曲调入词，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境界，对宋词后来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

（二）北宋中叶到南渡——宋词的发展期

北宋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人口日益集中，加上北宋词人懂得音律的更多，不仅自己能调曲，而且尤善作词，因此词调大盛。这一时期，宋词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

北宋中期以后，苏轼首先举起改革旗帜，开创了豪放一派，不仅打破了词的狭隘的传统观念，扩展了词的内容，而且还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并提高了词的意境。在这之前，宋词依然流连于写作男情女爱与离愁别恨，而苏轼词的出现开始在词中强烈表现个人的建功立业愿望和明确的爱国主题，

其词风开始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精神与气概，并且苏轼敢于“以诗入词”，不仅突破了词在音律方面过于严格的束缚，而且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这极大地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并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词发展到南渡时期，其主要代表词人有李清照、朱敦儒、张元干、陈与义等。由于时代的巨变，这些词人都亲身经历了由北而南的社会变革，他们的生活遭遇、思想情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这些都影响到了他们的词作、词风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因此其词作内容更贴近现实生活，情感更显得沉郁忧愤。

他们的词作大多表现出记忆中民族昌盛景象与眼前耻辱地位的对比，昔日享乐生活与眼前窘迫情状的对比，全社会收复失地的激情呼声与朝廷孱弱懦怯的对比等，因此这些词主要表现出了南渡战乱时期民族、社会的苦难忧患和个体理想失落的压抑苦闷。

尤其是李清照的词，更是确立了宋词词体独立的文学地位。她自成一家，独创易安体，词风朴素清新，手法细腻完美，并且雅俗兼用，达到了形式和内容上的和谐统一。

（三）南宋前期——宋词的繁荣期

词至南宋前期，开始出现空前的繁荣局面。这一时期，词坛更是大家辈出，名作纷呈。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词人是辛弃疾、陆游、姜夔等人。他们继承并发展了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使得词的内容越发博大精深，风格更为浑厚雄健，因此把宋词的创作推向了高峰。

在这一时期，词人的革新更加鲜明突出，词作的内容更加贴近现实生活，他们开始以诗为词，以文为词，词体得到了更大的解放，词的表现力也变得更加强烈并富有感染力，这一时期，宋词开始真正走向了成熟和辉煌。

这一时期最杰出的代表词人当属辛弃疾，他不仅继承了苏轼的革新精神，进一步扩大了词的内涵，把词推向了更高的阶段，并且他创新式地以散文化的笔调写词，并且几乎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尤其是他创作的词风雄壮慷慨，意境阔大，表现出了词人坚定不移的爱国思想。

因此他的词作影响了一大批南宋词人，比如陈亮、刘过、刘克庄等人，他们都被称为是“辛派词人”，他们以词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发出了强烈的救国呼声，这些都为宋词的繁荣局面注入了生机和活力，从而使宋词发展到了顶峰。

（四）南宋后期——宋词的衰微期

词发展到南宋后期，由于时代的原因、文人地位的变化等，因此开始走向衰落。继而被元曲、元杂剧等取而代之。比如南宋灭亡以后，元政府的文化政策决定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倍受歧视，他们变得“门第卑微”“职位不振”，这些促使当时写词的文人开始从事戏曲活动。

加上进入元代以后，只有宋的一批遗民还在写词，比如张炎、王沂孙、周密等，但他们的影响毕竟有限，因此，宋词开始日渐衰微，并由元代活泼口语化的、受民众欢迎的新的文学样式——曲所代替了。

同时，由于南宋词强调高雅，并有严格的韵律要求，在格律上尤其讲究四声阴阳等，这导致民间新声词人唯恐避之不及，因此日渐同民间新声断绝了联系，这也堵塞了词调的来源。加上南宋后期词人作词严守清规，词调守律日严，取径日窄等，这些也导致宋词的流行范围越来越小，因此宋词逐渐走向衰落。

加上新的时代，开始出现大量新的乐种、曲种、剧种等，比如嘌唱、唱赚、赚等乐种，鼓子词、诸宫调等曲种，杂剧、院本、南戏等剧种，这导致以前繁荣的宋词词曲失去了音乐文艺的中心地位，加上南宋词调不能从当时这些新兴音乐中吸取养料，因此，这也导致它的发展趋势只能是走向没落。

宋词从唐、五代、北宋初年的诞生期，到北宋中叶到南渡的发展期，再到南宋前期的繁荣期，直至南宋后期的衰微期，其演变发展过程可谓曲折而丰富。其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在深受人们喜爱的同时也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北宋词的发展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直接说情,为“花间”与“尊前”的继续;第二阶段,说情、布景,互相配合,柳永与张先的开拓;第三阶段,在情景之外,渗入故事,周邦彦的特别贡献。

宋词的发展历程如下：

一、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二、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

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余绪”的同时，已出现“革新”的苗头。张先创制了若干慢词为词体的变革作了准备。晏几道在思想内容上为宋词的革新开了先例，至张先、晏几道，真正完成了由唐入宋的过渡。

2、第二个阶段

柳永、苏轼在形式与内容上所进行的新的开拓以及秦观、赵令畤、贺铸等人的艺术创造，促进宋词出现多种风格竞相发展的繁荣局面。其中柳永大量创作慢词，有效地扩大了词的体制，将词大众化，是第一位对宋词进行全面革新的大词人。

之后的苏轼继承柳永的革新成果彻底破除“诗尊词卑”，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开创了辛派词人的先河。

3、第三个阶段

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的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与成熟。周邦彦兼采众家之所长，进行了一系列集大成的工作，促进词体的成熟。在思想内容上增强了词的“体质”；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注重词调的整理与规范化，为词的创作提供了典型。

南渡后，一方面，江左偏安，出现了经济、文化的“繁荣”局面，社会上唱词之风仍然盛行，为歌词创作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历史的大变革，由北宋而南宋，政治上的动荡必然波及词坛与歌坛，对词体的发展演变产生一定的影响。

扩展资料：

宋词分类按不同性质可分为三类：

1、折叠按音乐性质分类：

词可分为令、引、慢、三台、序子 、法曲、大曲、缠令、诸宫调九种。

2、折叠按拍节分类：

常见有四种:令，也称小令，拍节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长之的;近，以音调相近，从而引长的;慢，引而愈长的。

3、折叠词牌来源划分类：

关于词牌的来源，大约有下面的三种情况：

（1）本来是乐曲的名称。例如《菩萨蛮》，据说是由于唐代大中初年，女蛮国进贡，她们梳着高髻，戴着金冠，满身璎珞(璎珞是身上佩挂的珠宝)，像菩萨。

当时教坊因此谱成《菩萨蛮曲》。据说唐宜宗爱唱《菩萨蛮》词，可见是当时风行一时的曲子。

《西江月》、《风入松》、《蝶恋花》等，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这些都是来自民间的曲调。

（2）摘取一首词中的几个字作为词牌。

例如《忆秦娥》，因为依照这个格式写出的最初一首词开头两句是 "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 ，所以词牌就叫《忆秦娥》，又叫《秦楼月》。

（3）本来就是词的题目。

凡是词牌下面注明"本意"的，就是说，词牌同时也是词题，也就不再另拟题目了。《踏歌词》咏的是舞蹈，《舞马词》咏的是舞马，《唉乃曲》咏的是泛舟，《渔歌子》咏的是打鱼，《浪淘沙》咏的是浪淘沙，《抛球乐》咏的是抛绣球，《更漏子》咏的是夜。

发展历程如下： 一、基本分为：婉约派、豪放派两大类。 二、北宋词的发展共分为三个阶段： 1、第一个阶段 晏殊、张先、晏几道、欧阳修等承袭“花间”余绪，为由唐入宋的过渡；张先、晏几道二人，在承袭“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