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议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上行公文文体,是古代臣下上奏帝王文书的统称,包括奏、议、疏、表等。由于自身的特性,使其具有极大的社会功能和文化意义,曾国藩说“奏议是人臣最要之事,弟须加一番工夫。”而奏议在析事明理,加强公文的说服力、震慑力、感召力方面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尤其是它的修辞运用,在实用性与可读性的实现上奠定了坚实基础。许多奏议是集突出的实用性和极强的可读性于一体,因此研究奏议修辞对于当今公文的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当代秘书工作者及其公文写作提供理论参考概观今同的公文写作实践,最为薄弱、最没引起足够重视的是公文语言表达和修辞。很长时间以来,公文写作中大量存在格式化的“官样文章’’,相互仿效,上下蹈袭,依葫芦画瓢。相当一部分公文写作者对“辞达而已矣”的公文修辞原则做片面理解,以为只要把话说明白通顺就可以,用不着在遣词造句和表达技巧上下工夫,甚至误认为公文表达排斥创新,不求生动,不讲究修辞。新的党八股已成公害,文牍主义越来越严重,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妨害了政令的贯彻,影响了公文的权威和效果的发挥,损害了组织和机关的形象。古代奏议通过巧妙的修辞运用,真正做到了言炼意精、言巧意新、言之有文、言之有采。从事文秘工作及公文写作的同志可以从古代奏议的研读中,比较其中的继承与革新,从而使自己的写作更为娴熟自如,尤其是古代奏议的诸多语言表达和修辞运用,值得广大秘书及公文写作者反复揣摩,理解其中真谛,以便使当今的公文写作更为严谨,更富有表现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