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城市研究论文

绿化好！限制汽车！

（一）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建设需要走“大分散、小集中”之路新加坡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之一就是国土的均衡开发和城市的均衡布局，正确处理好国土全面均衡开发和每个地区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使每块国土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事实上，经济和人口布局的“大分散、小集中”是国土充分和均衡开发的必然形式和结果。世界上除了无人区之外一切土地都可以找到合适和有效的利用形式，这就是“大分散”的含义；任何一个地区都要处理好工业化城镇化、农业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这就是“小集中”的要求。因此，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都应该得到“大分散”式的有效合理利用，而一切适合工业化城镇化的地区也都应该得到“小集中”式的开发和发展。（二）以100万～200万人口规模城市为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新加坡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之二就是严格控制单个城镇规模，按功能组团高层密度建设，实现城镇人口的有机疏散，形成合理的中心城区、近郊新镇、远郊功能区（工业区、港口区、机场区和高校区等，以及依附于它们的花园式住宅小区和商业区）空间结构，为土地绿化提供最大可能的空间。中国人口多，人均国土面积有限，城镇化规模大、过程更加复杂，更加需要学习新加坡单个城镇规模合理、城市建筑高度集约、土地绿化空间最大化的城市土地利用和空间布局模式，实施以中间规模城市为主，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模式，以有效克服目前大城市摊大饼、小城镇浪费土地、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现象。（三）加强城镇总体战略规划的研究新加坡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之三就是高度重视城市概念规划的研究和制定，以把握城市建设的大方向，指导城市健康发展。在中国城镇规划体系中，虽然设有城镇发展总体战略的研究，也曾经引进过城市的概念规划，但在实际规划中对其重视程度不够，在城镇总体规划中也往往没有加以落实和应用。建议借鉴新加坡的经验，将城镇建设总体战略规划（或概念规划）从城镇规划体系中独立出来，让社会各界更加广泛地参与到城镇建设总体战略的设想和构思中来，以更好地指导城镇发展的大方向，更好地从理论和战略上，理清理顺城镇化和城镇建设的思路，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建设的健康发展（城镇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城镇空间形态和范围、城镇交通主框架模式、如何改变单位大院规划模式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城镇总体战略规划的独立和深化的研究）。实践证明，这些工作仅靠城镇规划专业人员是做不了的，这些专业人员的工作应该只是这些战略规划或概念规划的落实（在城镇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中）。（四）高度重视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新加坡城市空间发展的启示之四就是优先建设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良好的生态环境建设，如公共交通体系、城市绿化体系以及水源保障系统等，这应该是城镇政府的首要职责。中国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各级城镇政府最容易忽视的就是城镇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城镇建设中的一些“面子工程”，如大广场、大马路、豪华的政府大楼和公共楼堂馆所等形象工程容易引起重视，而一些看不见的“里子工程”，如高效快捷的公共交通体系、城镇绿化工程、城镇地下管网工程、居民区配套工程、便民民生工程等重视不够，往往造成很多隐患，加剧了各种“城市病”的发生。

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探讨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写过论文，肯定对各类论文都很熟悉吧，论文是描述学术研究成果进行学术交流的一种工具。为了让您在写论文时更加简单方便，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探讨论文，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摘要：

城市雕塑是指搁置在城市的公共区域中的室外雕塑，它的性能大抵可分为娱文娱、主题、装潢、留念、宗教等五类。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飞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中国各地的城市雕塑如雨后春笋般升起。许多城市道路上随处可见城市雕塑。城市雕塑不仅能够反映历史文明的发展过程，也能提高居民文化审美的能力。本文重点研究了城市雕塑对城市文明的影响在哪几个方面。

关键词 ：

城市雕塑； 城市艺术； 文明；

引言：

随着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进步，城市建立不只是注重环境的绿化，更加应该重视人文精神的表现。这些雕塑耸立在高层建筑和交通中，一是能起到缓解建筑集中的压抑感的作用，为建筑增加一丝生气，二是能在场地上起到平衡建筑的作用，具有美化城市、展现人文精神的重要意义。同时，城市雕塑也是公共环境中最具有人性的文明元素。城市雕塑用其特有的艺术语言和灵气，让群众的生活空间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提高群众的审美能力。一个优异的都会雕塑可以或许反应一个都会的特色和一个时期的特色。中国雕塑史的历史来源要从原始社会开始追溯，在历史上雕塑的历史早于修建的历史。

一、经典城市雕塑对城市发展的影响

1. 可以表现出城市文化

城市雕塑是城市文明的一种特殊的表达形式，虽然不同于城市藏馆内的历史收藏品，但它也承载着这个城市的传统文化与理念。它在高楼耸立，道路密布的城市中，能够缓解建筑物集中造成的拥堵，停滞和暗沉，也可以增加开放空间的平衡。它能够采用不同的外型元素，传达出不同的视觉效果，同时也表现出不同的城市文明。

例如新加坡的鱼尾狮，高达八米，重有40吨，其实鱼尾狮并不是真正的动物。新加坡的鱼尾狮是一个虚构的形象，它是由鱼的尾巴与狮子的头所组合而成的。这个城市雕塑的设计者是一位新加坡华人，名叫林浪新，为新加坡设计的旅游标志图像。鱼尾狮雕塑是新加坡市闻名的喷水雕塑，是新加坡这座都会的都会地标。鱼尾狮有着洁白的身形白璧无瑕，鱼尾巴上的鳞片刻的片片分明，它的双眸十分严肃炯炯有神，毛发柔韧蓬松，好不活泼。我认为最有意思的部分要数狮子嘴了，狮子的嘴是大开着的，洁白透亮的水花一刻也不停地从口中喷出，嘴里喷出水柱，水花四溅，顺着新加坡的河流，一路涌向海洋。它有着非常美丽的含义，象征着金融资源的'滚动和繁荣。

狮子抽象的形象是原自与一位圣尼禄乌达玛王子的故事。在公元14世纪时，这位王子出海时遇到了大风暴，天气突然大变，海浪翻卷起伏。王子漂到了一座岛上，他看见一只野兽——狮身鱼头，于是将此岛命名Singapure.鱼尾是用来描绘新加坡从渔港向商业港的转变，同时也为了纪念一代又一代辛辛苦苦飘洋过海求生存的祖辈先人们。

一座经典的城市雕塑，它也能成为世界认识这个国家的一张文明名片，通过这些城市雕塑，就可以使得我们感受到这座城市所蕴含的文化底蕴，更快的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和历史底蕴。

2. 可以满足居民对城市环境的需要

城市文明的疾速发展让人们对公共空间的艺术渐渐开始重视了起来，同时也对生活空间的审美才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与进步。城市雕塑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人文精神的表现，如历史文明，神话传说，以及名人故事。就比如上海，南京东路口正对着外滩的陈毅雕像就是一件具有当地文化特征的城市雕塑作品。陈奕事建国后上海的第一任市长，外滩则是上海最具有象征性的地区，当这样一副作品摆在公众面前，观者自会感受到所在城市的政治和历史气息。

城市雕塑可以鞭策城市化成长，使得人们的城市生活有着更好的成长。城市雕塑不仅仅只是一个大型的装饰物，它可以体现出城市展开的内涵，更能够表达出当地居民的审美与民众的精神状态。所以一座城市雕塑能体现出这个城市的展开方向与指标，对城市发展有着一定的积极性。

二、可以提高城市居民的审美

所以说城市雕塑不单单只是考验一个设计师的手上功夫，而是整个社会的事。艺术要取得成长，必需要让更多市民赏识和介入艺术活动，并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竭晋升观赏的目光、促进艺术的审美本领。而城市雕塑则是普及艺术教育与提高全民审美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城市雕塑建立在大众的审美经验的基础上，人们通过欣赏城市雕塑获得审美感受，也获得想象力和创造力。贝克·米歇尔创作的（相遇）位于英国托马斯莫尔广场超市外边，两个面对面的形态，紧密相连的腰身和曲线体态，没有面部细节和四肢造型，却暗示了男人和女人的靠近，简洁易懂。米歇尔是一位隐居在里昂郊外的雕塑家，她的这件城市雕塑以全人类为主体，所以看不出什么文化或人种的特征。而将这件雕塑置放在购物顾客的必经之路上表达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致意的有好心情。

城市雕塑是一种观点艺术，而城市雕塑则是可以以实际所表达出艺术家的思想追求的物体。一件优秀的城市雕塑并不在乎是否有完美的表现形式，而在乎是否能体现共同的精神价值。可以传承延续城市文化

1. 传承历史文明

城市雕塑有着娱乐、地域、纪念等特点，所以它不仅仅承担着美化环境美化建筑的任务，更肩负着展示城市文明内涵的重任。对于市民所生活的城市历史的了解，大多数人可能来自书本或博物馆，甚至有些是从影像资料里所了解的。但是，事实上大多数人没有太多的休闲时间可供他们去参观展馆，看书和录像材料的人数也是少之又少。那么我认为让这段历史成为城市雕塑，并将其设置在街道上是十分有必要的。任何经过这里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个雕塑并了解这段历史。而这座饱含了历史文明的城市雕塑，不怕的风吹日晒。跟着时候的推移，城市雕塑自己已然成为一种汗青文明。

城市雕塑可以用来纪录古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对后代有着深远的影响，展示不同时代文明风貌，弘扬国家民族精神。例如，美国为了纪念二战的成功，所建立的《胜利之吻》城市雕塑，它位于美国纽约的广场。

2. 彰显地域文明

每一个的城市都有着它独特的天文位置和民俗习惯，当设计师为这个城市设计一件城市雕塑时，往往要考虑到城市的地域性的特点。例如，临海城市所建筑的城市雕塑，其中所蕴含的海洋元素就会比较多，例如坐落在厦门市的城市雕塑《鹭岛女神》，和坐落在珠海市的《渔女》。当我们行在各个城市的大街小巷时，除了各个地区的生态环境给我们带来了印象深刻的影响外，还有的就是城市所特有的地域文明。

因此，我认为城市雕塑最需要的是创作者要深入探索和了解某个地区的历史文明和地域环境，找到属于这个城市历史背景的最佳表达，并通过具体的表现手法使城市的地域文充分的展现出来。该部分以城市雕塑的形式呈现。

总结：城市雕塑对城市文明的影响是多重多样的，随着城市的不停建立和发展，城市雕塑逐步被归入城市的布局之中。城市雕塑不只是美化城市的装饰品，同时，它也是承继了历史文明、突出地域文明、引领人生思想、增强居民审美意志的重要载体。在城市雕塑迅猛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问题雕塑不断涌现出来，我认为通过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这些问题雕塑将会很好的解决。

最后，我认为城市雕塑这座城市的人在城市发展中的思想体现，是一种精神文明的继承，城市雕塑则作为传承城市文明，历史背景的特殊载体，更是一张让全国乃至世界认识这座城市的一张名片。

参考文献

[1]王子凡，吴东蕾，吴礼程.浅析城市景观与城市形象的视觉构建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以重庆为例[J].大众文艺，2018.

[2]徐悦，张磊.城市景观的文化价值与城市形象塑造[J].美术教育研究，2018,（12上）：52-53.

[3]张如梦，李响.公共艺术与壁画--建筑与艺术的交融[J].美术教育研究，2018（01上）：33.

[4]魏平，熊瑶，窦逗.浅析城市广场的起源及未来设计趋势[J].大众文艺，2018（19）：47-48.

[5]孙祥炎，王纬.城市景观的视觉表征对城市文化传播效果的研究--以杭州南宋御街为例[J].大众文艺，2018（23）：82-83.

美国学术界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影响”的争论_经济学【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战时动员促使西部摆脱了在全国经济中的落后地位。1973年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教授杰拉尔德?纳什在史学界率先提出了二战是美国西部发展转折点的观点。此后他又在一系列论文与专著中深入探讨了二战对西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术界围绕这一问题也不断提出不同的看法。概括起来说，美国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西部经济在战时迅猛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美国西部”是一个时间性很强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代表不同的空间范围。就20世纪而言，根据美国联邦人口统计署的区域划分法，西部包括华盛顿、俄勒冈、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犹他、亚利桑那、新墨西哥、科罗拉多、怀俄明、爱达荷、蒙大拿，共11州；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划分法，认为西经100度以西的17州（除上述11州外， 还有北达科他、南达科他、内布拉斯加、堪萨斯、俄克拉何马、得克萨斯6 州）属于西部地区〔1〕。本文采用后一种划分法。美国著名新闻记者伯纳德?德沃托（Bernard Devoto）作为20世纪西部发展的见证人，曾为《星期六文学评论》（SaturdayReviewofLiterature）和《哈帕月刊》（Harper’s Monthly Magazine）等杂志撰写有关现代西部的主题论文达20年之久，真实地记录了西部发展历程。他的文字丰富了现代西部的历史写作，更提出了理解不同时期西部发展特征的概念。1934年德沃托在《哈帕月刊》上发表了题为“西部，一个被劫掠的省份”的文章，其中阐述了一个基本思想：在经济关系上，美国东部劫掠并控制了西部，西部成为东部的殖民地〔2〕。 这一提法很快流行起来，“被劫掠的省份”（Plundered Province）成为30、40年代解释美国东西部关系时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组。1944―1947年间，德沃托仍在为《哈帕月刊》撰写专栏文章，且越来越关注西部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西部经济的未来发展等问题。1946年他在一篇论文中写道：“战争工业已经给西部带来了较之以前更大、更广泛的繁荣。而且在战时，一场根本性的革命发生了，西部的动力和工业发展已经在全国经济中形成了一种结构性变化……如果说已经发生的变化是革命性的，那些已经规划并注定要实施的就更为革命性了……”〔3 〕德沃托再领风气之先，特别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近三十年后，西部史学家才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二战对美国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1973年新墨西哥大学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完成了一部开创性的西部史著作――《20世纪美国西部――城市绿洲简史》（The American We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AShortHistoryof an Urban Oasis）。该书把20 世纪美国西部史划分为两个大的时期，即殖民地时期（1898―1941年）和先导（pacesetting ）时期（1941―1971年），明确提出二战是20世纪西部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此后纳什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与专著，集中阐述了二战对西部所起的转折性作用。 其中以《美国西部的转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TheAmerican WestTransformed:The Impact of the Second WorldWar）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西部：重塑经济》（World War ⅡandtheWest:Reshaping the Economy）最具代表性。在这些著作中，纳什论述了20世纪西部发展的阶段性，强调二战对西部发展的转折性影响。纳什的论断影响了几代美国西部史学者，成为解释二战与西部发展关系的经典之说，被称之为“纳什论题”（Nash Thesis ）或“转折假说”（Transformation Hypothesis ）。当然，在美国史学界，关于二战对西部发展的影响这一问题，亦陆续提出不同的观点。例如，北卡罗莱那大学的罗杰?洛特钦（Roger ）在《城堡化的加州，1910 ―1961：从战事州到福利州》一书中就提出了二战对美国西部的影响是一种“演进而非革命”〔4〕的观点，成为与纳什对立观点的代表人物。 同年美国西部史学会在纽黑文会议上专门就纳什的“转折假说”进行了讨论；1994年8月《太平洋历史评论》（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发表特辑，共发表五篇以加州城市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就“转折假说”展开讨论。就二战对西部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美国学术界的意见分歧是围绕两大基本问题展开的：一是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是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本文拟结合这两个基本问题评价一下有关争论的情况。一、战时西部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二战期间美国西部经济经历了巨大发展，这是美国史学界公认的基本事实。问题在于，这种巨大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是什么？是二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的外在推动力，还是地区经济具有的自身发展动力？杰拉尔德?纳什所持的是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大规模的防务开支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1940―1945年间，联邦政府通过政府采购合同、军事设施网络、联邦拥有与运营的科学设施、联邦军事及文职人员薪金等渠道，在西部共投入资金约400亿美元。 通过这些资金西部发展了已有的制造业，创建了铝、镁、合成橡胶业，并由此推动了航空航天、电子等技术导向经济的发展。同时，重塑经济的努力还带动了新定居者的涌入，刺激了服务业与金融机构的扩展〔5 〕（P1―3）。简言之， 二战期间的联邦防务开支有助于西部产业结构的调整、完善与升级。正如纳什所言：“正当西部人争取追赶其他地区时，他们发现战时联邦防务开支提供了他们几十年来所缺乏的资金。”“二战所释放出的能量激发了巨大的变化，战后西部拥有了更发达、更多样化的经济。”〔5〕（P1―2）纳什在强调联邦开支是战时西部经济扩展的主要驱动力的同时，也不否认私人企业的作用，只不过在纳什看来，私人企业只是“承担了多数的实际工作”〔5〕（P4）。持后一种观点的学者以加州城市地区经济发展为考虑研究对象，认为二战前夕加州已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战时经济扩展是建立在该州以往经济成就的基础之上的。至于纳什强调二战对西部的转折性作用则是“极大地夸大了加州发展历程的不连续性，而低估了其连续性”〔6〕。洛特钦研究了加州人口增长状况，认为二战期间加州人口增长与联邦防务开支之间并无明显联系。他首先分析了二战期间美国不同地区防务开支和人口增长的情况，结果发现中央北部（North Central ）诸州防务开支无论绝对值还是人均计算方面都高于西部，而其人口并没有出现转折性增长，只有适度的增长，有时还出现停滞甚至负增长的情况。战时人口增长最多的，是那些大萧条期间就已经有积极增长的地方（如加州）〔7〕。再从加州本身人口增长曲线来看， 二战期间的人口巨增，并不是加州人口增长史上的创纪录的最高值。以10年为期进行比较，本世纪70年代以前加州人口增长高峰出现在20年代〔7〕（P408―411）。北卡罗莱那大学经济系的保罗?罗德（）分析了加州制造业发展的情况，认为从各种主要经济指标来看，1940年的加州城市地区的工业化已达到相当水平，具备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这才是战时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大量防务资金的前提基础。罗德特别以加州飞机制造业和造船业的发展为例，论证了他的观点。罗德指出，飞机制造业通常被视为一种军事驱动的工业，然而太平洋沿岸飞机制造业领导地位的取得从根本上说是源于技术突破。此种突破早在30年代初期就已经实现，到1939年太平洋沿岸诸州已成为美国飞机制造业中心，仅加利福尼亚一州就雇用了该行业全国近一半的工人。战前加州在美国飞机制造业中的领导地位，正是联邦政府在加州投入巨额防务开支的重要基础。所以罗德说，加州飞机制造业的“扩张是加州战前居于领导地位的结果，并非是战时军方对该州特别偏爱的结果”〔6〕（P373）。 为进一步论证这一观点，罗德还介绍了二战期间美国军方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的情况：在战争动员初期，军方生产权威出于国家安全和工业密集的考虑，希望对飞机制造业进行重新布局，在西部内陆地区建设新工厂。但由于战略需求紧急，最终不得不在具有生产与管理优势的加州增加生产能力。随着战时生产的发展，军方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飞机生产的重新布局，加州的飞机生产份额也相应地缩减，1941年占全国产量的50％以上，而到1945年却降至25％。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凭借管理和技术方面的擅长和优势，加州飞机公司仍在飞机制造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果以管理公司总部所在地而不是以实际生产地为考虑标准，战时加州管理了飞机制造业中约一半的工作人员。1943―1944年生产高峰期过后，全国飞机制造业就业人数迅速下降，而恰在此时，加州这一行业在全国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却相对增长〔6〕（P382―383）。通过上述分析，罗德想证明的是，战时联邦防务开支不仅不是加州扩展的基础，相反，还一度因军方提倡分散工业布局而削弱了加州的优势地位。换言之，罗德要证明加州经济发展靠的是自身内在的动力，从而也就削弱了战时联邦防务开支的刺激作用。如何评价洛特钦与罗德的观点呢？首先应肯定他们用翔实的资料、数据，客观地反映了加州战争前后的经济情况及战时经济在加州经济发展史中的地位。但从罗德对加州飞机制造业在二战期间发展情况的分析中，可以看到以军方为代表的联邦政府有在西部对制造业重新布局的愿望，并且在战略需求相对缓解的情况下确实进行了重新布局。这种重新布局实际上就是联邦政府利用战时动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找到了在相对欠发达地区直接投资开发的机会。在资本主义经济中，私人资本不愿或无力承担在落后地区大规模兴办制造业，特别是新兴产业的风险，再加上当时自由放任的传统经济思想仍束缚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因此和平时期政府不大可能直接投资于某一地区的生产领域。在这种背景下，战争这一国家紧急事态有助于联邦政府投资于相对欠发达地区，解决了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客观上起到了推动该地区发展的作用。关于战时联邦政府防务开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犹他州的战时经历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犹他史学家托马斯?亚历山大（Thomas ）和列奥纳德?阿灵顿（Leonard ）对犹他州战时防务设施的经济社会影响有过详细的分析，其中对雷明顿兵工厂（Remington Arms Plant）这一联邦小型兵工厂建立、运转及战后处理的个案研究，清晰地显示了联邦防务开支对相对欠发达地区工业发展的作用。作者认为犹他州战时大量军事设施的建立，其直接影响是增加了就业，提高了工资水平，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商机。它们的建立对犹他州的长远影响则更为突出。仅以雷明顿兵工厂为例，战时它利用联邦政府资金培训了大约15000犹他工人， 技术培训增加了犹他技术人员的数量，从而提高了劳动者素质。另外，通过战后对剩余生产能力和剩余物资的特殊处理，大量的联邦资金转移为地方资金。以1900万美元建设的雷明顿兵工厂，仅以不足其造价9％的价钱出售； 通过这座兵工厂，联邦政府又将价值两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成本价的大约20％处理给商人、退伍军人、地方政府和非盈利组织。总而言之，战时防务开支“创造了一个犹他人在战后可资利用的货物、企业工厂和技术的储备”〔8〕。二战前后的犹他是与加州经济发展程度、发展类型完全不同的州。犹他是一个相对欠发达的、人均收入历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偏远的内陆小州，而加州是一个工业相对发达的、富裕的沿海大州。正如上述学者分析所反映的，二战对这两个州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纳什所考察的西部地区恰恰就包括了上述两种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类型。而且当时大多数西部州属于前者的经济类型，就整体而言西部是一个相对欠发达地区。1940年西部各州拥有全国％的人口，但它们只占全国制造业增值的％〔9〕（P20）。诚如罗德所言，1940年加州的收入与人口达到或超出西部其他各州的总和，二战期间各种与军事相关的活动，特别是飞机生产和造船又都集中于加州的城市地区〔6〕（P3）， 但加州却不能代表整个西部。尽管罗德、洛特钦等学者对加州的分析是符合实际的，但不足以驳倒以整个西部为考察对象的纳什的论点。实际上如果以西部为整体考察的话，1940―1945年间，西部各州得到的战斗装备合同额占全国的％，联邦资助的战时工业设施工程占全国的％，都远远高于其现有工业能力所应得的比例额〔9〕（P21）。显然联邦防务开支分配给西部各州的份额，不是只考虑其已有的工业能力或基础，而是更多地考虑其他因素，如“地理位置及提供给军事基地、造船厂和机场活动余地的广阔空间以及为初级金属生产提供电力的地区资源”〔 9〕（P20 ）。对不同地区特别是发展程度不同的地区进行考察必然得出不同的结论，因此，不能以对加州这个局部的研究视为西部整体的情况。战时西部经济发展是靠“外力推动”还是由于“历史连续性”，这两者说法哪一种更具说服力？美国女学者波士顿学院的玛丽莱恩.S. 约翰森（Marilynn ）曾针对这场争论有过如下论断：这种争论如同多数历史争论一样，被人为地两极化了……历史上很少有完全史无前例的事件；战争的影响和其他许多剧变事件都发生在预先确立的社会体制之中，并通常加强了长期存在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战争通常极大地加速了社会变化的步伐，产生了能于潜在地改变现状的紧急状态〔10〕（P315―316）。本着这种看法， 首先即使是对西部相对欠发达地区而言，联邦防务开支所推动的经济发展至少是建立在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电力等）已初具规模，具备了经济起飞的前提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其次即使是对加州城市地区而言，二战的作用仍可称之为转折性的：1939―1944年间，加州制造业产值从万美元增加到 万美元，增加了270％；制造业就业人数从1939年万多人增至53 万多人，增加了95％。〔11〕（P26）正如加州埃尔?卡米诺学院（ ElCaminoCollege）的阿瑟.G.维吉（Arthur ）对二战与洛杉矶发展之间的关系所做的概括：尽管战争确实是在极大地加强业已运转的几股社会经济力量，……但二战也带来了一个新的、根本不同的、较之没有战争而发展的洛杉矶、在经济上更为强大的洛杉矶。”〔12〕二、战后西部的经济地位问题关于战后西部经济地位，纳什的结论是：二战使西部经济地位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即由具有殖民地经济特征的阶段转变为全国经济的先导（pacesetter）。他通常的表述是：1940年西部经济作为工业东部和中西部的原材料出口者，仍旧以殖民地因素为特征。但在1945年，经过战争时期的西部拥有一个发达的制造业体系、一个忙乱的服务业经济、一批航空、电子及科学导向的工业，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后工业经济的崛起。在四年间，战争使一个落后的殖民地区转变为国家经济的先导。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纳什强调战争加速了西部各地的科学活动。以波音公司战时在飞机制造业中的研究开发为例：波音公司建立了专门的研究设施和研究小组，投入更多精力从事研究开发。如果1941年该公司花在研究开发上的时间为100，1942年为212，1943年达到了470，1944年则高达840〔5 〕（P87）。同时它还推动了华盛顿大学应用物理实验室的发展， 这就在西部开始了产、学、研的最初结合。此外，南加州的航空医学、核裂变、潜艇侦察研究。西南部的核链反应、火箭、航空防火器研究开发以及曼哈顿原子弹制造计划，犹他州的生化研究等〔5〕（P6―7），这些二战期间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研究开发项目，其长远影响是使“美国科学人才的重心西移”，在1945年为西部留下了一个必定要对民间经济产生影响的新科学复合体〔5〕。所以纳什说， 新近制订的科学与工程行动计划现在给予西部一把“利刃”，将使西部在战后数十年成为一个经济先导〔5〕（P2）。针对纳什关于美国西部“经济先导”地位的提法，洛特钦等持有不同意见，认为二战并没有改变美国地区间工业平衡，战争结束时的西部既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也没有迹象表明它正在成为经济先导〔7 〕（P407）。洛特钦首先从地区间横向比较入手，根据二战前后加州及西部其他州在全国经济中的相对位置变化情况，论证西部在战争结束时并非经济先导。他以制造业就业人数的变化为例，指出经过战争，西部大多数州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与人口的比例绝对增长显著，高于东部；但是从全国排序来看，相对位置并未发生根本变化，仍属于落后地区。（见下表）美国各州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例（1939年，1947年）人口与制造业岗位比 全国排名州别1939年1947年1939年1947年罗德艾兰 2康涅狄格 1……… ………俄勒冈华盛顿加利福尼亚 2627科罗拉多犹他得克萨斯爱达荷堪萨斯蒙大拿内布拉斯加怀俄明俄克拉何马亚利桑那内华达南达科他 新墨西哥北达科他 4949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人口统计署，《制造业调查：1947年》第三卷：《各州统计》，华盛顿特区，1950年，1～638页。转引自罗杰?洛特钦，“加州城市与飓风之变：二战在旧金山、洛杉矶和圣迭哥大都市区”，《太平洋历史评论》，第63卷，1994年8月，第404页，405页。其次，洛特钦认为从近期工业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全国经济先导的迹象。洛特钦利用的论据是1946年（全面和平的第一年，战争合同已取消或正在取消，和平建设重新开始）美国国内新工厂和工业设施的投资情况。该年加州人均投资额位于全国第17位，仅相当于第 1位的印第安纳州的一半左右。其余西部州中，除俄勒冈（第15位）、得克萨斯（第16位）、怀俄明（第20位）、华盛顿（第21位）外，均位居第32位到最后一位〔7〕（P405―406）。评价上述两种观点，首先应明确“经济先导”的涵义。它既可指称经济发展的状态、成就，也可以指称一种经济趋势、经济潮流。从上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纳什更多强调“经济先导”预示了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的反驳看起来很全面，他从状态和趋势两方面同时否定了“经济先导”说，洛特钦先将“经济先导”地位视为一种经济状态，并证明从这一角度讲，战争结束后西部并非全国经济的先导，他的论据也很有力。紧接着洛特钦又指出，即使从发展前景来看，西部也没有成为经济先导的迹象。为什么同样是考虑经济发展趋势，洛特钦会得出与纳什不同的结论呢？问题在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生产要素来衡量经济发展的趋势。洛特钦从资本投入的角度，认为战后初期西部没有成为先导的迹象。纳什则选择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等因素，认为“科学导向的工业预示了经济发展的新阶段”，“战争所创造的经济类型主导了下一个30年的西部经济”〔5〕。那么究竟哪一种生产要素最能代表经济发展的前途呢？早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经济学界在此问题上就已基本形成共识：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率先超过了资本等其他要素。科技进步不仅有助于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且现代经济增长已不是单纯的经济总量增长，它是包括科技进步、产业升级等因素在内的系统工程。二战期间联邦政府在西部的相关活动有助于西部的技术进步、产业升级，从而使西部代表了美国经济发展的新方向。波特兰州立大学城市研究与规划系主任、美国城市史研究会主席卡尔?艾博特对此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二战作为西部与过去决裂的重要性，次于它引发西部未来的重要性，它奠定了西部城市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的长周期（注：美国第四个工业发展长周期的提法源自于经济学中的“康德拉捷夫周期理论”，后由约瑟夫?熊彼特吸收到他的“创新周期论”中，将长周期称之为“康德拉捷夫周期”，并用他的“创新”理论加以解释。该理论认为自18世纪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已经历了四次长周期，第四次的起点是20世纪30、40年代，结束时间为90年代初。）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9〕（P39―40）第四次长周期发展的动力来自于西部城市，“包括较早的创新被大规模推向市场……，以及电子、电信和航空航天方面一连串创新发明。当然，西部城市在这些工业中居领先地位均由二战使然。”〔9〕（P39―40）美国学者迈纽尔?卡斯特尔斯（Manuel Castells ）曾根据一些实证研究总结出一个地区吸引高技术产业的五点特征，其中两点恰与二战对西部的影响相符合：（1 ）因为高技术产业是以科学为基础和知识密集型的，它们需要与重要的大学和研究单位有密切联系，并接近技术和科学人员储备。（2）由于对政府市场，特别是对军事和空间项目（尤其60 年代末）的依赖，高技术活动倾向于聚集在军方建立了试验地点的地区〔13〕（P13）。到70年代， 西部高技术产业在美国领先的地位已经相当明显。 据1983年的一项统计表明，1972～1977年间，美国高技术领域领先的十个城市依次为圣何塞（硅谷）、阿纳海姆、休斯敦、圣迭哥、波士顿、达拉斯、沃切斯特、俄克拉何马城、莱克兰和菲尼克斯〔13〕（P34 ）。其中只有3个城市在西部以外。可见， 从科技优势将引发新的经济时代的角度出发，二战后的西部确可称之为“经济先导”。以上就西部战时经济扩展的动力和战后经济地位两个方面评介了围绕纳什“转折假说”出现的一些争论。迄今为止纳什的观点仍有待进一步的证明。尽管如此，纳什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开拓者，仍然受到广泛的尊重，其论著依然产生着广泛的影响。而围绕纳什观点展开的争论必然不断深化人们对于“战争与经济”的关系、对20世纪美国西部发展等问题的研究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