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范仲淹论文范文资料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来名字。

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发起“庆历新政”。

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_州、邓州、杭州、青州。皇_四年（1052年），改知颍州，范仲淹扶疾上任，于途中逝世，年六十四。追赠兵部尚书、楚国公，谥号“文正”，世称范文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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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成就

宋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

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提出了宗经复古、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范仲淹的文章，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

名篇《岳阳楼记》，借作记之机，规劝友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全文融记叙、写景、抒情、议论为一体，动静相生，思想境界崇高，成为杂记中的创新，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千古名句。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范仲淹

1：如果你只给我一百个字的话，我的回答是：范仲淹是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著名的文学家。他不仅是文学改革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积极的实践者。范仲淹的文学创作在诗、文、词、赋方面都颇有成就,尤其是诗歌、散文和词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2：如果你给我一千个字的话，我的回答是：一、范仲淹的诗歌成就据《全宋诗》所收范诗数量计,范仲淹诗作现存302首,227题,另有2首联句诗,残诗4联8句。范仲淹的诗作以庆历新政失败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以积极进取、忠君济民为主旋律,后期则增加了对倾慕闲隐、向往归退的表现,而忧心天下和旷达自适之情则贯穿他一生的诗作。在艺术上,他的诗五言七言皆有,古体近体俱备,特别是他的一些五言小诗,或寓意高古,或托志清虚,意境高远,自然清新,恬淡质朴,醇和雅静,可称得上是宋诗中的精品。1•范仲淹对宋诗革新发展的贡献概括而言,范仲淹的文学革新主张有四个方面:其一,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力倡诗文革新。在北宋中期,范仲淹是倡导文学革新的先驱。早在真宗乾兴元年,职小位卑的范仲淹就上书言政,主张革新。他的文学革新主张与其政治革新主张一脉相承,往往从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系、文学的社会功用等角度来看待文风问题。范仲淹积极倡导文学改革,主张通过变革以正文风,希望当时最高统治者能够“议文章之道,师虞夏之风”,使文章“质文相救,变而无穷”。在变革文风的途径选择上,他主张通过科举措施,推动文风变革。其二,反对无病呻吟的文学创作,主张诗作反映真性情和时代特征。范仲淹对当时西昆诗人“吟咏性情而不顾其分,风赋比兴而不观其时”的虚假文学作品深感不满。他认为,诗作应反映真性情。对表现真性情之作,范仲淹给予高度评价,尤其称赞那些能反映出时代特征的作品。其三,反对浮靡柔媚之作,主张恢复古朴雅正诗风。范仲淹对当时“靡靡增华,惜惜相滥”的西昆诗风深表不满,斥责当时西昆诗人“因人之尚,忘己之实”。他极力号召人们学习上古淳朴雅正的艺术精神,呼吁文人创作时要恢复古朴雅正之风。其四,反对悲苦哀鸣之作,提倡优游畅达诗风。范仲淹认为,处在太平时期的士人,应致力于世风淳厚的教化,其创作应“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故不应有凄婉之作。他反对“悲哀为主,风流不归”之作,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应是“或醇醇而古,或郁郁于时;或峻于层云,或深于重渊”,应是“优游之咏”,应是“格乎雅颂之致”。范仲淹的一些文学主张和革新理论,如注重文学创作的社会政治功用、主张文学反映时代特征等观点,继承了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主张,对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具有引导作用。同时,他主张表现真情,提倡淳厚、舒和、畅达的文学见解,又有异于韩柳等人的文学革新理论,颇具个体特色。这些见解,对宋代诗歌平达淡远、朴直真切的特色形成,具有理论上的引导意义。2•力矫“三体”之弊,拓宽宋诗发展空间范仲淹所处的时代,正是宋代诗歌创作由宋初诗风向宋代中期诗风过渡的时期。在仁宗朝前期,“晚唐三体”余风仍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流行。然而,当时白体余风的浅俗、晚唐体余风的工细、西昆体余风的巧靡之弊,都已明显暴露出来。诗风问题已摆在人们的面前,每个诗人都面临着对前期诗风进行继承和发展的选择。范仲淹是一位名臣诗人,在诗歌创作实践中,有意崇古复雅,探索诗作发展之路。范诗在内容上主要表现出忠君正邦、济世安民的人生追求;心忧天下、民胞物与的宽阔胸襟;旷达无欺、恬泰自适的君子情怀;倾慕闲隐、向往归退的复杂心态。在艺术上,范诗具有淳厚和静、明达、淡远、真切质朴等风格。因此,他的诗作完全摈弃了西昆体诗歌内容狭窄、缺乏时代气息的空洞,排斥西昆诗人模仿剿窃、缺乏真情实感的习气。范仲淹十分推重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创作,在诗作中自然走白体一路。他的诗作不用生僻字词,不押险韵,不矫雕饰,不故作艰深,不作苦吟,意象平实,自然平易,写眼前景,道口中语,充分表现出平实精神。范仲淹这种闲达淡远的诗作,一方面与当时宋代诗人的心态具有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宋诗的发展主流相融,有利于宋代诗作向平易方向发展。在反对西昆体、克服宋初白体余风浅陋之弊的同时,范仲淹对晚唐诗风中刻细纤小的弊端也进行了纠正。对于晚唐诗风,范仲淹既有吸收,又有摒弃。他的诗多取旷远之境,舒中和之气,用淳朴之言,明雅静之心。范仲淹对晚唐诗中寒寂细小之风的排斥,有利于宋诗向朴质阔远方向发展。他的诗歌创作无疑有利于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引导当时宋诗向平淡简约的方向发展,为欧阳修、梅尧臣等人诗歌革新拓宽了发展空间。二、范仲淹的散文成就范仲淹作为一代杰出的政治家,一个在“庆历新政”时期的中心人物,不仅他的改革精神影响了一代文人,而且也正是他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他的新政扶持,鼓励了北宋初的古文创作,酝酿和孕育了古文革新的高潮。范仲淹今存之文,有赋38篇、表状53篇、奏疏173篇、书150篇、序12篇、论8篇、记8篇、碑铭墓志52篇。其中,以奏疏等政论文为数最多。这些文章,论文剀切,文笔流畅,长短不拘,可为时辈典范;其他创作,有记叙、有抒情,多数文辞简洁、舒卷自如,且富有个性特色。范仲淹的散文创作以议论文为主,其中最著名的是政论文,代表作有《上执政书》、《奏上时务书》、“四论”(《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近名论》、《推委臣下论》)和《遗表》)等。这类论作,务实坦诚,充满锐气,表现出超人的胆识和高妙的论辩艺术。范仲淹的写景抒怀散文虽然为数不多,但成果卓著,除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外,还有《清白堂记》、《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和《天竺山日观大师塔记》等佳作。这些散文,风格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或委婉有致,或形象鲜明,语言骈散相间,简约凝练,晓畅自然。范仲淹还写过一些墓志碑铭祭文之类的文章,其中以《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为代表。此类文章往往语言朴素流畅,真切感人。范仲淹的《上执政书》一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以周、汉、唐三代“圣贤共理”得到兴盛,而“奸雄竞起”则走向衰亡为例,提出议论:执政要尽其职责除弊革新。第二部分,论证为什么要革新,怎样革新。第三部分,阐明了他这次上书的目的。这篇文章不仅显示了范仲淹作为政治家的治国之才和作为军事家的雄韬大略,而且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文学家的横溢才华,有着很高的思想价值和艺术成就,是他政论性散文的代表之作。当时宋王朝已历三帝,约50余年,表面上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内里却潜伏着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整个社会一味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冗兵、冗政、冗官造成国力的积贫积弱,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西部、北部边境夷族虎视眈眈。所以,范仲淹的这篇文章在思想上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在艺术上,这篇散文虽然篇幅很长,洋洋万余言,但却条理清晰,结构严谨,层层推论,说理透辟,语言也极其犀利,初步体现宋朝散文“长于议论”的特色。这篇《上执政书》和《岳阳楼记》相映成趣,分别代表了范仲淹两种题材散文创作的不同风格。当时著名的诗人、隐士林通赞道:“马卿才大能为赋,梅福官卑数上书。”[1]把他与西汉的司马相如相提并论,足见当时人们对范仲淹这篇散文的评价之高。范仲淹的《唐异诗序》论诗之体,就注意到了诗歌的情感、意象和风格特质;他的政论文如《上相府书》、《签赵元昊书》、《上吕相公书》、《上十事疏》、《再进前所陈十事疏》都条分缕析、文笔酣畅;他的一些文集序、楼堂记,也写得较有文学色彩。如《桐庐郡严先生祠堂记》以政治家的气概风度,称赞了严先生的高风亮节和光武帝的礼贤下士。文章格调高古,全篇采用对照写法,将严子陵和汉光武两相对照,互为映衬,构思新巧,而文辞简洁。《唐狄梁公碑文》是作者贬守都阳,移舟丹徒郡,道过彭泽,慕唐代狄仁杰之词而写的碑志。狄仁杰的刚正不阿,凛然天气,在作者自然平易的叙写中,表现得非常生动。这种文章,比起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来,不但毫无逊色,而且语言更显得平易。再如《东染院使种君墓志铭》,为宋代著名边将种世衡而作。文章叙述种世衡在边地筑城、凿井、团结羌族、通商、教射,以及组织边地人民抗击西夏入侵的种种劳绩,详明而亲切。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历来为人们传诵的名篇。文虽名为“记”,实际是一篇抒情散文。文章表露作者作为一个政治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襟怀,抒发描述了岳阳楼游览者的览物之情。作者驰骋想象虚实并举,概括了两种景色、两种情怀:一者“有去国怀乡,优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一者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由于古今迁客骚人登临览物,受景物阴晴变化的感染而一则以悲,一则以喜。范仲淹以高超笔力在文章末段再翻出正意:“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并以博大胸怀,用“先忧后乐”统挽全局,立意深刻,结构新巧,文字精美。可见,范仲淹在北宋散文史上的巨大影响和杰出地位,是不可低估的。三、范仲淹的律赋成就北宋是律赋由兴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在这个点上最值得关注的是范仲淹。他的律赋现存35篇,在内容上主要分为两类:一类表现政治教化观点,占其赋作大多数;另一类探讨人格修养。在形式上,范赋属骈文赋,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副标题中点出主旨。范仲淹大大拓展了律赋内容,技巧运用精熟,并总结创作规律,提出“体势”说,对律赋学有重要贡献。范仲淹对律赋的贡献有二:一是辑选《赋林衡鉴》,并在序中对律赋作了理论性的总结,从而使律赋的研究由自发走向自觉;二是大量实践,创作了思想丰富、艺术高妙的作品,尤其是其对内容的拓展,对宋代律赋特点的形成有积极而深刻的影响。作为场屋之作的律赋一般是“润色鸿业”,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极少有深刻的见解。范仲淹对律赋功能的认识比前人全面,其《赋林衡鉴序》称赋可“宣心”,抒发作者的性情抱负;“或祖述王道,或褒赞国风”,为时代政治教化服务;“或研究物情,或规戒人事”①,帮助人们认识客观事物,掌握客观规律,还可以整饬人的举止。这使得律赋的内容向更广阔的空间拓展。以律赋论述治国之道,不是范仲淹的首创。王起《书同文赋》、元稹《观兵部射马赋》、王禹偁《君者以百姓为天赋》都论述过治世之道,但仅仅是泛泛而谈地讲道理,论及的范围很窄,篇目也很少;而范仲淹把律赋作为“批判的武器”、“建设的工具”,大胆提出变革主张,并针对时弊有意去探寻一套完整可行的新政措施。范仲淹还在律赋中探究儒家经义,穷理尽性地论述世界和人生哲理,积极提倡修身养性,并身体力行,这在宋人中是独一无二的。范仲淹借律赋谈《易》说理,对宋学的形成有积极的影响。朱熹把范仲淹确定为宋学的开山之祖,而“好议论”集中体现为律赋里的学术思想。无论是济世自许,或论治国之道,还是精剖义理,或倡导道德情操,都是儒者仁德情怀的体现。像范仲淹这样在律赋里如此鲜明地表达出来,在宋人中确实不多见。他的律赋内容可与《岳阳楼记》相照应,他对时政的积极干预、对宇宙人生的哲理思考,大大拓展了律赋的内涵,使律赋完成了由“歌手”到“思想者”的角色转换。四、范仲淹的词作成就范仲淹的词作不丰,《全宋词》仅存五首,存目词三首,其中边塞词两首。《渔家傲》、《苏幕遮》等词作,在宋词豪放、婉约词史上都具有一定地位。词作不仅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伟大志向,还诉说了他的百转柔情,展示了这位北宋名臣的另一个侧面。关于《苏幕遮》和《渔家傲》这两首边塞词不论在当时或以后,都一直被人们所称道所关注。这两首边塞词的出现具有重要意义:1•打破了词限于写男女私情的界限,以创作的实绩开拓了词的境域综观北宋初期的词坛,在题材上和手法上,都明显地留着花间派的印迹;但范仲淹的两首边塞词的出现,确实使人耳目一新。边塞词在宋初如凤毛麟角,因为宋词的承平气象使得君臣上下整日忙于尽情的享乐,而词正是给他们助兴的好东西。那些峨冠博带的官吏自不待说,就是一些有身价讲体面的士大夫们,也极力用词这种形式来表现其被压抑的人性。遵照“诗庄词媚”的准则,他们在诗文里表现着正人君子的一面,而在词里却尽力表现其心灵里不肯向人剖露的另一面。范仲淹边塞词的出现,可以说是对“词为艳科”、“诗庄词媚”、词限于男女私情等传统观念的一个有力的冲击,这使同时和后继的词人开阔了视野。2•范仲淹的边塞词温婉中寓豪宕之气,挣脱了宋初词坛的温馨缠绵的词风的束缚,显示出宋词的新的词风一部《花间集》吟来唱去,无非是“锦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坛”。范仲淹的边塞词,就能以独具的风格、真挚的感情给人以新鲜的美的享受。艺术的生命在于真实。这些边塞词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激赏,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吐露真实的思想感情。范仲淹诚然是一位名震遐迩的守边名将。他为抵御西夏的骚扰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当时民歌中把他描绘成“西贼闻之惊破胆”的英雄。然而,他毕竟又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具有一般人的喜怒哀乐。边塞词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除了抒发他的“燕然未勒”的遗憾之外,也写了他的浓重的思乡之情,使人看到了一个赤胆忠心守卫边防的名将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把这些真实情感的吐露的作品与那些老调重弹、矫饰造作的作品稍加比较,它们审美价值的高低就不言而喻了。总之,范仲淹的文学成就是显著的,不仅在宋代文坛上、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上都应有他的一席之地。然而范仲淹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的光辉掩盖了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其文学创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实,范仲淹不仅是宋初诗文革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其诗论、文论、赋论别具一格;而且他也是一个诗词律赋兼擅的作家,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一些传诵已久的名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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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 （989 ~ 1052 ）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卒于皇佑四年(1052 年） 范仲淹，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吴县（今属江苏）人，少年十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卒谥文正。 范仲淹喜好弹琴，然平日只弹履霜一曲，故时人称之为范履霜。他工于诗词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内容，文辞秀美，气度豁达。他的《岳阳楼记》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忧而忧，后天下人之乐而乐」两句，为千古佳句。也是他一生爱国的写照。 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统帅，也是—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成为后来王安石熙丰变法的前奏；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经他荐拔的一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他倡导的先忧后乐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朱熹称他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千载迄今，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 自幼孤贫 勤学苦读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八月初二，范仲淹在徐州降生。他的父亲范墉，当时做宁武军节度掌书记——徐州军事长官的秘书。范墉先娶陈氏，继娶谢氏．仲淹是他第三个儿子。范仲淹出生第二年．父亲便病逝了。谢氏贫困无依，只好抱着襁褓中的仲淹．改嫁山东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附近)一户姓朱的人家。范仲淹也改从其姓，取名朱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读书就十分刻苦，朱家是长山的富户，但他为了励志，常去附近长白山上的醴泉寺寄宿读书，晨夕之间．便就读讽诵。他片读不懈的精神，给僧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他的生活极其艰苦，每天只煮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几根腌莱，调半盂醋汁，吃完继续读书。但他对这种清苦生活却毫不介意，而用全部精力在书中寻找着自己的乐趣。 这样过了差不多三年，长白山乡的书籍已渐渐不能满足他的需要。 一个偶然的事件，暴露了范仲淹家世的隐秘。他惊谔地发现，自己原是苏州范家之子，这些年来，一直靠继父的关照度日。这件事使范仲淹深受刺激和震动，愧愤交集之下，他决心脱离朱家，自树门户，待将来卓然立业，再接母归养。于是他匆匆收拾了几样简单的衣物，佩上琴剑，不顾朱家和母亲的阻拦，流着眼泪，毅然辞别母亲，离开长山，徒步求学去了。 真宗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二十三岁的范仲淹来到睢阳应天府书院(今河南商丘县)。应天府书院是宋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共有校舍一百五十间，藏书敷千卷。更主要的是这里聚集了许多志操才智俱佳的师生。到这样的学院读书，既有名师可以请教，又有许多同学互相切磋，还有大量的书籍可供阅览，况且学院免费就学，更是经济拮据的范仲淹求之不得的。应天府后来改名南京，应天府书院所以又叫南都学舍。 范仲淹十分珍惜崭新的学习环境，昼夜不息地攻读。一次，真宗皇帝路过南京，大家都争相前趋观望，范仲淹却闭门不出，坐涌如旧。一位同学怪他怎肯错过观望皇上的良机，他却回答：“日后再见，也未必晚。”范仲淹的一个同学、南京留守（南京的最高长官）的儿子看他终年吃粥，便送些美食给他。他竟一口不尝，听任佳肴发霉。直到人家怪罪起来，他才长揖致谢说：“我已安于过喝粥的生活，一旦享受美餐，日后怕吃不得苦。” 范仲淹艰涩的生活，有点象孔子的贤徒颜回；一碗饭、一瓢水，在陋巷，他人叫苦连天，颜回却不改其乐． 范仲淹的连岁苦读，也是从春至夏，经秋历冬；凌晨舞一通剑，夜半和衣而眠。别人看花赏月，他只在六经中寻乐．偶然兴起，也吟诗抒怀； “白云无颡帝乡遥，汉苑谁人奏洞萧？多难未应歌风鸟，薄才犹可赋鹪鹩．瓢思颜于心还乐，琴遇懂君恨即销．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何必怨山苗。” 数年之后，范仲淹对儒家经典——诸如《诗经》、《尚书》、《易经》、《三礼》、《乐经》、《春秋》等书主旨，已然堪称大通：吟诗作文，也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秋和八年(1015年)春，他通过科举考试，中榜成为进士。在崇政殿参加御试时，他第一次看见年近五旬的真宗皇帝。后来还荣赴了御赐的宴席。 二月的汴京(今开封市)，春花满目．进士们坐跨骏马，在鼓乐声中游街：“长白一寒儒，名登二纪余”。他吟着这样的诗句，想到自己已经二十七岁。比起旁边的膝宗谅等人，年纪显得大了许多。 不久，他被任命为广德军的司理参军（广德军位置在今安徽广德县一带，司理参军是掌管讼狱、审理案件的官员，从九品）。接着，又调任为集庆军节度推官（集庆军辖境位置在今安徽亳州一带，节度推官是幕职官，从八品）。他把母亲接来赡养，并正式恢复了范姓，改名仲淹，字希文。从此开始了近四十年的政治生涯。 为民治堰 热心执教 天禧五年(1021年)，范仲淹被调往泰州海陵西溪镇(今江苏省东台县附近)，做盐仓监官——负责监督淮盐贮运转销．西溪镇濒临黄海之滨，镇上虽也可偶见牡丹，其荒远情景毕竟与内地不同。乍听风浪的呼啸及野鹤的长唳，范仲淹不免略觉惆怅．而仓官既属于闲差，他便暂以疏懒饮宴采自我解嘲：“卑牺曾未托椅梧，敢议雄心万里途!蒙叟自当齐黑白，于牟何必怨江湖……一醉一吟疏懒甚，溪人能信解嘲无？” 然而，他很快发现，这里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当地多年失修的海堤，已经坍圮不堪，不仅盐场亭灶失去屏障，而且广阔的农田民宅，也屡受海涛威胁。遇上大海潮汐，甚至水淹泰州城下，成千上万灾民流离失所。官府盐产与租赋，都蒙受损失。为此，他上书给江淮漕运张纶，痛陈海堤利害，建议在通州、泰州、楚州、海州(今连云港至长江口北岸)沿海，重修一道坚固的捍海堤堰。对于这项浩大的工程，张纶慨然表示赞同，并奏准朝廷，调范仲淹做兴化县令，全面负责治堰。 天圣二年(1024年)秋，来自四个州的数万以上民夫，在范仲淹率领下奔赴海滨。但治堰工程开始不久，便遇上夹雪的暴风，接着又是一场大海潮，吞噬了一百多民工。一部分官员，认为这是天意，堤不可成，主张取缔原议，彻底停工。事情报到京师，朝臣也踌躇不定。而范仲淹则临危不惧，坚守护堰之役。 大风卷着浪涛冲到他腿上，兵民们纷纷惊避，官吏也张惶失措，范仲淹却没有动，他有意看看身旁的同年好友膝宗谅，宗谅正从容不迫地评论着一段屹立的堤堰。大家发现他两人泰然自若，情绪也安稳下来。 经过范仲淹等人的努力坚持，捍海治堰又全面复工。不久，绵延数百里的悠远长堤，便凝然横亘在黄海滩头。盐场和农田的生产，从此有了保障。往年受灾流亡的数干民户，又扶老携幼，返回家园。人们感激范县令的功绩，都把海堰叫做“范公堤”。兴化县不少灾民，竟跟着他姓了范。 “有客狂且淳，少小爱功名”，“风尘三十六，未做万人英”。这是范仲淹三十六岁时写的诗句。他大约至三十四、五岁才结婚，这年得了一子，并被调回京师，做大理寺丞。从此，他跨入京官的行列。 仁宗天圣四年(1026年)，谢氏病故。范仲淹含泪服丧，回南京居住。当时南京留守官晏殊，已风闻仲淹通晓经学，尤长于《易》经。他邀请仲淹协助戚氏主持应天府学的教务。仲淹慨然领命，还把另一位青年朋友富弼，推荐给晏殊。 为了便于工作，范仲淹搬到学校去住。他制定了一套作息时刻表，按时训导诸生读书。夜晚，还经常深入宿舍，检查和责罚那些偷闲嗜睡的人。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 应天府书院的学风，很快就焕然一新。四方前来就读和专意向范仲淹问业的人，络绎而至。范仲淹热诚接待这些迢迢而来的学者，不倦地捧书为他们讲授。有时，还用自己的微薄俸禄招待他们吃饭，以至自己家中窘迫不堪。 一次，有位游学乞讨的孙秀才，前采拜谒范公。范仲淹即刻送了他一千文钱。过了一年，孙秀才又来拜谒范公，范仲淹一边送钱给他，一边问他为何匆匆奔讨，不坐下来静心读书。孙秀才悲戚地说，“家有老母，难以赡养；若每天有一百文的固定收入，便足够使用。” 范仲淹对他说：“听语气，你不象乞客。待我帮你在本校找个职事，让你一月可得三千文，去供养老人；如此这般，你能安心治学不能?”孙秀才大喜拜命，从此，跟着范仲淹攻读《春秋》。第二年，范仲淹离开南京：孙秀才也辞去职事。 十年之后，朝野上下传诵着有位德高望重的学者，在泰山广聚生徒，教授《春秋》，姓孙名复．就连山东著名的徂铼先生石介，也师事于他。这位学者，便是当年那位孙秀才。范仲淹感慨地说：“贫困实在是一种可怕的灾难。倘若孙复一直乞讨到老，这杰出的人才岂不湮没沉沦。” 除了孙复之外，范仲淹还联络和帮助过许多著名的学者。如胡瑷、李觏、张载，石介等。或邀聘他们到自己的管界主持教务，或荐举他们出任朝廷的学官，或指点他们走上治学之路。从海陵到高邮，从苏州到分州(今陕西彬县)，范仲淹每到一处，总是首先兴学聘师，关心教育．后来做到宰相时，更下令所有的州县一律办学．而经他指教和影响过的很多人，往往都各有所成。 几起几落 百折不挠 天圣六年(1028年)，范仲淹服丧结束．经过晏殊的推荐，他荣升秘阁校理——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秘阁设在京师宫城的崇文殿中．秘阁校理之职，实际上属于皇上的文学侍从。在此，不但可以经常见到皇帝，而且能够耳闻不少朝廷机密。对一般宋代官僚采说，这乃是难得的腾达捷径。 范仲淹一旦了解到朝廷的某些内幕，便大胆介入险恶的政治斗争．他发现仁宗皇帝年巳二十，但朝中各种军政大事，却全凭六十岁开外的刘太后一手处置，而且，听说这年冬至那天，太后要让仁宗同百官一起，在前殿给她叩头庆寿，范仲淹认为，家礼与国礼，不能混淆，损害君主尊严的事，应予制止，他奏上章疏，批评这一计划。 范仲淹的奏疏，使晏殊大为恐慌。他匆匆把范仲淹叫去，责备他为何如此轻狂，难道不怕连累举主吗？范仲淹素采敬重晏殊，这次却寸步不让，沉脸抗言：“我正为受了您的荐举，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一席话，说得晏殊无言答对。 回到家中，范仲淹又写信给晏殊，详细申辩，并索性再上一章，干脆请刘太后撤帘罢政，将大权交还仁宗． 朝廷对此默不作答，却降下诏令，贬范仲淹寓京，调赶河中府(今山西省西南部永济县一带)任副长官——通判．秘阁的僚友送他到城外，大家举酒饯别说；“范君此行，极为光耀呵！”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了。仁宗把范仲掩召回京师，派做专门评议朝事的言官——右司谏．有了言官的身份，他上书言事更无所畏惧了。 明道二年（1033年），京东和江淮一带大旱，又闹蝗灾，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仁宗马上派人前去救灾，仁宗不予理会，他便质问仁宗：“如果宫廷之中半日停食，陛下该当如何?”仁宗惊然惭悟，就让范仲淹前去贩灾。他归来时，还带回几把灾民充饥的野草，送给了仁宗和后苑宫誊。 这时的宰相吕夷筒，当初是靠讨好刘太后起家的。太后一死，他又赶忙说太后的坏话．这种狡诈行径，一度被仁宗的郭皇后揭穿，宰相职务也被罢免．但夷简在宫廷中的因缘关系，依然根深蒂固．不久，他便通过内侍阎文应等重登相位，又与阎文应沆瀣一气，想借仁宗的家务纠纷，而废掉郭后。堕入杨美人、尚美人情网的年轻皇帝，终于决定降诏废后，并根据吕夷简的预谋，明令禁止百官参议此事。 范仲淹懂得，这宫廷家务纠纷背后，掩藏着深刻而复杂的政治角逐。他与负责纠察的御史台官孔道辅等，数人径趋垂拱殿，求见仁宗面谈。他们伏阁吁请多时，无人理睬：司门官又将殿门砰然掩闭。范仲淹等人手执铜环，叩击金扉，隔门高呼质问：“皇后被废，为何不听台谏入言！”看看无济于事，大家在钢虎畔议定一策，准备明日早朝之后，将百官统统留下，当众与吕相辩论。 次日凌晨，妻子李氏牵着范仲淹的衣服，再三劝戒他勿去招惹祸机。他却头也不回地出门而去。刚走到待漏院，等候上朝，忽听降诏传呼，贬他远窜江外，去做睦州(今浙江桐庐县附近)知州。接着，朝中又派人赶到他家，催促着要押他即刻离京。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无一幸免。 这次至城郊送别的人，已不很多，但仍有人举酒赞许说：“范君此行，愈觉光耀！”在离开谏职去浙江的路上，范仲淹心中并无悔恨，只是略觉不平：“重父必重母，正邦先正家。一心回主意，十口向天涯！”有人笑他好似不幸的屈原，他却认为自己更象孟轲：“分符江外去，人笑似骚人”，“轲意正迂阔，悠然轻万锺”! 过了几年，他由睦州移知苏州，因为治水有功，又被调回京师，并获得天章阁待制的荣衔，做了开封知府。前时一同遭贬的孔道辅等人，也重归朝廷。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剔除弊政，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仅仅几个月，号称繁剧的开封府就“肃然称治”。 范仲淹看到宰相吕夷简广开后门，滥用私人，朝中腐败不堪。范仲淹根据调查，绘制了一张“百官图”，在景佑三年(1036年)呈给仁宗。他指着图中开列的众官调升情况，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的批评。吕夷简不甘示弱，反讥范仲淹迂腐。范仲淹便连上四章，论斥吕夷简狡诈．吕夷简更诬蔑范仲淹勾结朋党，离间君臣。 范、吕之争的是非曲直，不少人都看得分明．偏偏吕夷简老谋深算，善于利用君主之势而最终取胜．仁宗这年二十七岁，尚无子嗣。据说范仲淹曾关心过仁宗的继承人问题，或许谈论过立什么皇太弟侄之类的事。这事虽出于兴旺宋廷的至诚和忠直之心，却不免有损仁宗的自尊。加以吕夷简的从旁中伤，范仲淹便被递夺了待制职衔，贬为饶州知州。后来几乎又贬死岭南。 台官韩渎为迎合宰相意旨，请把范仲淹同党的人名，写成一榜，张挂于朝堂。余靖、尹洙、欧阳修等人，因为替范仲淹鸣不平，也纷纷被流窜边远僻地．从此，朝中正臣夺气，直士咋舌。 这次到都门外送范仲淹的亲朋，已寥寥无几。但正直的王质，却扶病载酒而来，并称许“范君此行，尤为光耀！”几起几落的范仲淹听罢大笑道：“仲淹前后巳是三光了，下次如再送我，请备一只整羊，作为祭吧!”第二天，有人警告王质说，他昨日送范仲淹的一言一动，都被监视者记录在案，他将作为范党被审查。王质听了，毫无畏色，反引以为荣。 饶州在都阳湖畔。从开封走水路到此，至少须经十几个州。除扬州外，一路之上竟无人出门接待范仲淹，范仲淹对此，也并不介意．他日经习惯于从京师被贬作地方官了。他捻着花白的髭缵，在饶州官舍吟起一诗；“三出青城鬓如丝，斋中萧洒过掸师”，“世间荣唇何须道，塞上衰翁也自知！” 范仲淹自幼多病，近年又患了肺疾．不久，妻子李氏也病死在饶州。在附近做县令的诗友梅尧臣，寄了一首《灵乌赋》给他，并告诉他说，他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希日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之外，只管翱翔高”。范仲淹立即回答了一首《灵乌赋》，禀复说，不管人们怎样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却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五十岁前后，范仲淹先后被调到润州(今江苏镇江一带)和越州(今浙江绍兴一带)作知州。这时，一桩重大事件震动了全国，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西陲守土 边帅军功 原来住在在甘州和凉州（今甘肃张掖、武威）一带的党项族人，本来臣属于宋朝。从宝元元年(1038年)起，党项族首领元昊，突然另建西夏国，自称皇帝，并调集十万军马，侵袭宋朝延州(今陕西延安附近)等地。面对西夏的突然挑衅，宋朝措手不及，朝廷内有的主攻，有的主守，吵成一团，宋仁宗也举棋不定，莫衷一是。 边境上更是狼狈，由于三十多年无战事，宋朝边防不修，士卒未经战阵，加上宋将范雍无能，延州北部的数百里边寨，大多被西夏军洗劫或夺去。仁宗与吕夷简商议，派夏竦去做陕西前线主帅：又采纳当时副帅韩琦的意见，调范仲淹作另一员副帅——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后来又把尹洙也调至西线。 五十二岁的范仲淹，先被恢复了天章阁待制的职衔，转眼间又荣获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进京面辞仁宗之后，范仲淹便挂帅赶赴延州，仕途上的艰辛蹉跎使他早已霜染鬓发，但是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不减当年。范仲俺亲临前线视察，他发现宋军官兵、战阵、后勤及防御工事等，各方面都颇多弊端；如不改革军阵体制，并采取严密的战略防御，实难扭转战局。韩琦的看法却不同；他低估了西夏军优势，并激于屡受侵扰的义愤，主张集中各路兵力，大举实行反击。 夏竦为请仁宗批准反攻计划，派韩琦和尹洙兼程回京，得获仁宗诏准后，尹洙又奉命谒见范仲淹，请他与韩帅同时发兵．范仲淹与韩、尹虽为至交，却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坚持不从。尹洙慨叹道：“韩公说过，‘且兵须将胜负置之度外’。您今天区区过慎，看来真不如韩公!”范仲淹说：“大军一发，万命皆悬，置之度外的观念，我不知高在何处!” 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韩琦接到西夏军侵袭渭州(今甘肃平凉一带)的战报。他立即派大将任福率军出击。西夏军受挫撤退，任福下令急迫。直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却在好水川口遇伏被围。任福等十六名将领英勇阵亡，士卒惨死一万余人。韩琦大败而返，半路碰上数千名死者的家属。他们哭喊着亲人的姓名，祈祷亡魂能跟着韩帅归来。韩琦驻马掩泣，痛悔不迭。 范仲淹的战略防御，并非单纯或消极的防守措施。他初至延州，便全面检阅军旅，并实行了认真的裁汰和改编。他从士兵和低级军官中提拔了一批猛将，由当地居民间选录了不少民兵；又开展了严格的军事训练。按军阶低高先后出阵的机械临阵体制，也被他取缔，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在防御工事方面，他采纳种世衡的建议，先在延北筑城；后来又在宋夏交战地带，构筑堡寨。对沿边少数民族居民，则诚心团结，慷慨优惠，严立赏罚公约。这样，鹿延、环庆、泾原等路边防线上，渐渐屹立起一道坚固的屏障。 庆历二年(1042年)三月的一天，范仲淹密令长子纯佑和蕃将赵明，率兵偷袭西夏军，夺回了庆州西北的马铺寨。他本人，又随后引军出发。诸将谁也不知道这次行动的目的。当部队快要深入西夏军防地时，他突然发令：就地动工筑城。建筑工具事先已经备好，只用了十天，便筑起一座新城。这便是锲入宋夏夹界间那座著名的孤城——大顺城。西夏不甘失利，派兵来攻，却发现宋军以大顺城为中心，已构成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 从大顺城返回庆州的途中，范仲淹觉得如释重负。头年，在延州派种世衡筑青涧城，东北边防已趋稳定。西夏军中私相戒议的话，也传到他的耳朵里。他们说“不能轻易攻取延州了，如今小范老子胸中有数万甲兵，不似大范老子那般好对付”。现在庆州北部的边防，也大体接近巩固。只是他自己的身体，却感到十分疲乏。此刻正是暮春季节，山畔的野花刚刚开放。如果是在江南，早巳百花烂漫了。他随口吟起四句诗：“三月二十七，羌山始见花；将军了边事，春老未还家。” 转眼又是夏去秋来．范仲淹为了严密防务，不能不赴大顺城等处踏勘．他今年已逾五十四岁，满头白发，在朔风中摇曳，望望天空南飞的大雁，心中有无尽的感慨。深夜失眠，他便挑灯填起词来；一连数阕《渔家傲》，都以相同的四个字开头：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范仲淹还采取了一些办法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宋朝皇帝的诏旨中曾规定了各级将领统率军队的数目，若遇敌侵犯，地位低的军官就带军队先行出阵抵御。范仲俺说：“战将不选择适当的人，只以官阶高低作为出阵先后的标准，这是自取失败的办法。”于是，他认真检阅了延州的军队，淘汰了一批怯懦无能的将校，选拔了一批经过战火考验的有才干的人代替他们，他又淘汰老弱，选择18000名合格士兵，把他们分成6部，让每个将领统率3千人，分别予以训练，改变了过去兵将不相识的状况，临战时根据敌军多寡，调遣他们轮流出阵抗敌。 范仲俺又积极召募士兵，因为原来守边的大都是从内地调来的已经腐化的禁军，这批人既不耐劳苦，又因久戌思乡，斗志不高，而从本地人民中召募士兵，熟悉山川道路，强悍敢战，又因保卫家乡，斗志较强。精练士卒，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此外，范仲俺能以身作则，将士没喝上水他从不说渴，将士没吃上饭他从不叫饿，朝廷赏赐给他的金帛都分发给将士。范仲俺赏罚分明，奖励勇猛杀敌的士兵，提拔重用立功的将领，对克扣军饷的贪污分子则当众斩首，毫不留情。这样，在范仲俺的率领下，西北军中涌现出许多像狄青、种世衡那样有勇有谋的将领，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直到北宋末年，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劲旅。 在范、韩等人苦心经营下，边境局势大为改观。这时，西夏国内出现了各种危机，西夏军将领中间，也矛盾重重．至庆历二年以后，边界自西夏向宋朝投诚的人，已陆续不断。宋夏两国的百姓，都希望尽快停止军事行动。双方议和的使节，也开始秘密往返于兴庆府(今银川市)与汴粱之间。庆历四年（1044年）双方正式达成和议。宋夏重新恢复了和平，西北局势得以转危为安。 庆历新政 改革图强 从元昊叛宋起，宋军的边防开支便突然膨胀起来。政府为了扩大收入，又不得不增加百姓负担。于是，包括京城附近在内，各地反抗朝廷的暴动与骚乱，纷然而起。 庆历三、四年间(1043—1044年)，急待稳定政局的仁宗皇帝，似乎显得格外开朗和进步。他将西线的三名统帅——夏辣、韩琦和范仲淹，一同调回京师，分别任命为最高军事机关的正副长官——枢密使、枢密副使：又扩大言官编制，亲自任命下三、四名谏官——欧阳修、余靖、王素和蔡襄，后来号称“四谏”。 “四谏”官一声奏言，撤掉了略无军功的夏竦，以杜衍和富弼为军事长官。“四谏”官又一声奏言，彻底罢免了吕夷简的军政大权。“四谏”们第三声奏论，则驱逐了副宰相王举正，以范仲淹取而代之。面对这前所未有的出色班底，石介喜出望外。他写诗赞颂说：举擢俊良，扫除娇魅！提升众贤，就象拔茅一样，大批群起，驱逐奸邪，就象切掉鸡爪一般，永难长续。 庆历三年(1043年)九月，仁宗连日催促范仲淹等人，拿出措施，改变局面。范仲淹、富弼和韩琦，连夜起草改革方案。特别是范仲淹，认真总结从政28年来酝酿已久的改革思想，很快呈上了著名的新政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改革主张

北宋名臣范仲淹（989-1052）的名作《岳阳楼记》，以其立意高迈、抒情真切、写景雄奇而传诵千古，“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几乎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背诵，而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成为他们取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之源。这篇名作的诞生，同时也是一个事件。围绕着这篇仅有360字的散文，千年以来，聚讼纷纭。本文拟就范仲淹究竟是否到过岳阳楼，宋代撰写“记”一类的文字是否一定要亲历其地，当时同辈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传奇”之作或不以为然，明代文人为何以为《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等等问题，一一剖析，以厘清事实，帮助读者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岳阳楼记》，并就正于学界同仁。一、疑生于后世自庆历六年《岳阳楼记》问世，从北宋到南宋，二百多年间，尚未发现宋朝的学者文人议及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有没有到过岳阳楼这一问题的，如南宋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予于此楼，既未得往寓目焉，无以写其山川风景、朝暮四时之变，如范公之书岳阳也。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后有君子，得以览观焉。意思是他的好朋友张栻（敬夫）请他撰写《曲江楼记》，他无法如范仲淹写《岳阳楼记》那样亲自去看一看，只能将敬夫提供的材料梳理编排出来，加上自己的感想以成文。很明显，朱熹认为范仲淹到过岳阳楼。提出此点疑问，不知起于何时何人。现代古典文学学者和宋史学者，多认为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并没有到过岳阳楼。他们的理由主要是，范仲淹自署《岳阳楼记》作于宋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而其时作者遭贬知邓州（治所在今河南省邓县），从邓州到岳州有近千里路程，其间隔着汉水、长江等大河，那时又没有飞机和火车，要让年已58岁的范仲淹远道赶去，显然是不可能的。惟一合理的说法，是范仲淹在邓州写好了《岳阳楼记》，再派驿使专程送去。这种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是无可辩驳的。他们还说，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为什么能把八百里洞庭湖描绘得有声有色如此逼真？道理很简单，他到过太湖、鄱阳湖。他曾出知苏州，并因官职调遣多次往来于苏杭间，有机会游览太湖。他又曾被贬知饶州，流连于鄱阳湖。他正是综合概括了太湖等江南湖泊的特色，以此联想洞庭湖的自然景色的变化，并看了滕宗谅寄来的《洞庭秋晚图》，参以唐贤今人的诗赋，才逼真地描绘了洞庭湖的自然景观，达到使人恍如亲临其境的效果。这种说法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前提是“范仲淹一生并没有到过洞庭湖”，恰恰是这一点，也还有探究的余地。二、《岳阳楼记》的来历《岳阳楼记》是范仲淹应滕宗谅之请而写的。滕宗谅（991-1047）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同年同僚好友。范仲淹在西北经略边防事务，宗谅以天章阁待制知泾州，与范仲淹密切合作，抗御西夏。范仲淹调京参政，推荐宗谅知庆州。滕宗谅是一位有抱负、很能干的人，他在办理公务时，常常为达目的，不注意方法甚至不顾及规矩。在与西夏发生战事的西北前线，他为了搞好与地方酋豪的关系，减弱西夏政权和军队在民众中的基础，花去了大量的钱财，大大越出了预算，被检举擅自动用公使钱，一直闹到皇帝那里，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大力营救，对方韧劲十足，事情久拖不决，滕宗谅最后终于得罪，被贬到了岳州。到了岳州以后，滕宗谅勤于公务，仅一年多时间便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他看到岳阳楼破败不堪，颇为感慨，决心加以修缮。他知道重修岳阳楼一定要花很多钱，也许是吸取了在西北战场的教训，用了一种非常奇特的办法来解决经费问题，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九：滕宗谅知岳州，修岳阳楼，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献以助官，官为督之，民负债者争献之，所得近万缗，置库于厅侧自掌之，不设主典案籍。楼成，极雄丽，所费甚广，自入者亦不鲜焉。州人不以为非，皆称其能。“不用省库钱，不敛于民”，就是既没有动用政府的公款，也没有直接从老百姓那里搜括。那么钱从哪里来呢？他发了一个告示，要求民间凡有别人欠了多年而又不愿意偿还的债务，献出来帮助政府，由政府代为催讨，于是债主先行告发，欠债者争相献出，竟然得到了近一万缗的钱，这是一笔相当大的数字。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滕宗谅在自己的办公室旁边设置了一个钱库，将这笔巨款放在里面，也不设专门的主管官吏和账目，由自己亲自掌管。岳阳楼盖得“极雄丽”，“所费甚广”，而那些钱并没有花完，他占为己有的也不少。好个滕宗谅，在修建岳阳楼的过程中又发生了“经济问题”，非法集资，私设小金库，还有贪污的嫌疑，但老百姓不以为非，反而称其能干。这次没有人去告他，也就安然无事了。看来，滕宗谅真是一个很有魄力、很有办法的人。但他的心胸并不开阔，总觉得自己在西北的那些事情是冤枉的，钻在里面跳不出来。朋友们去祝贺岳阳楼落成，滕宗谅竟说“落什么成，我只想依着栏杆大哭数场”，实在是有点过分了。这些事，想必作为同年好友的范仲淹也是知道的。庆历六年岳阳楼落成以后，滕宗谅希望有一篇“记”以张大其事，他想起了自己的同年好友范仲淹这支大手笔，而范仲淹也正要借机规劝滕宗谅，于是就催生了这篇名作。三、《求记书》滕宗谅没有文集传下来，他为求《岳阳楼记》而写给范仲淹的信保存在方志里面，信的名称叫《求记书》，其文篇幅几乎是后来求到的《岳阳楼记》的两倍，内容很值得玩味。滕宗谅认为，“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钜卿者不成著”，滕王阁等著名楼观之所以历经修缮，就是因为有著名的记。岳阳楼虽然历史悠久，经过精心收集，才发现前人留下的，只有篇咏，“率无文字称纪所谓岳阳楼者”，而一座著名的楼观如果没有一篇好的记，“曾不若人具肢体而精神未见也”，这问题可是相当严重的。怎么办呢？滕宗谅称颂范仲淹“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希望范仲淹“戎务鲜退，经略暇日，少吐金石之论，发挥此景之美”，以能传之久远，使后人知道我宋朝有人。写信的目的直截了当地表达出来了，那就是请范仲淹来写一篇记。《求记书》的最后一段话很关键：“谨以《洞庭秋晩图》一本随书贽献，渉毫之际，或有所助。”这就奇怪了，滕宗谅不但在信中详细介绍了岳阳楼的历史和现状，还附送一幅图供范仲淹参考，这不明摆着不劳您大驾光临了吗？由此看来，滕宗谅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本来就没有要求范仲淹亲自去岳州跑一趟，那么范仲淹没有去岳州而在邓州写下了《岳阳楼记》，是极有可能的了。四、撰“记”本不必亲历其地滕宗谅的这种做法，在宋代是常见之事。滕宗谅在岳州短短两三年间，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比如兴学校、修水利等等。据初步查证，他当时写了好几封求记信，请他的好友、文章高手为他的事业树碑立传。除了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以外，一封给尹洙求《岳州学记》，一封给欧阳修求《偃虹堤记》，时间都在庆历六年。范仲淹、尹洙、欧阳修三人的文章都求到了，而滕宗谅写给尹洙、欧阳修的信则已佚失。尹洙《岳州学记》，第一段以“三代何从而治哉？其教人一于学而已”起首，是有关办学的历史回顾和思考，可能出自尹洙本人的胸臆，也不排除在滕宗谅的信中有此内容。第二段记述滕宗谅在岳州的作为，其内容应该出自滕宗谅写给尹洙的信。第三段记述了滕宗谅的遭际，称颂滕宗谅在“由大而适小”的情况下，仍能有所作为的精神。整篇文章表明，作者也没有去过岳州，没有实地考察岳州州学。文章写于庆历六年八月，而由文中的“今年录其事来告”之语，可知滕宗谅的求记信写于同年。欧阳修的散文《偃虹堤记》，其撰文之缘起与《岳阳楼记》全然相同。文章开头即交代说：“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接着以“予发书按图”起首，记述偃虹堤的具体情况和滕宗谅的深谋远虑。“发书按图”，就是拿出信，打开图。可以想见，欧公的这篇文章，其所记录的情况，均来自滕宗谅的信中。最后一段是议论。看来欧公写这篇记的时候也没有到实地去考察过，是可以肯定的了。欧阳修和尹洙的文章写法套路比较接近，只是欧阳修没有回顾历史而已。以上两例均与滕宗谅有关，再举两个与他无关的例子。欧阳修的名文《李秀才东园记》，首句叙作此文之由说：“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所居之东园，今年春，以书抵洛，命修志之。”又是以一封书信请人作记。当时欧公在洛阳，而李秀才的东园在随县。欧阳修的文章先写随的历史，再写李家的情况以及他自己少时与李氏诸儿为玩伴的乐事，最后发感慨说：“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复几闰？幸而再至，则东园之物又几变也！……随虽陋，非予乡；然予之长也，岂能忘情于随哉！”整篇文章都可以说明，欧阳修并没有为了写这篇文章而再一次去过李氏东园，但他巧妙地避开了具体的写景，而以历史资料和回忆代之，文章仍然写得很动人。欧阳修的《真州东园记》，是一篇与《醉翁亭记》齐名的好文章。文章第一段写真州之形胜及东园之来历。第二段首句说，“岁秋八月，子春以其职事走京师，图其所谓东园者来以示予曰”，以下全借子春的话写东园之美景，段末云，“凡工之所不能画者，吾亦不能言也。其为我书其大概焉”。第三段还是借子春之语而叙。最后一段说，“是皆可嘉也，乃为之书”，这里的“书”是记录的意思。整篇文章都是记述子春的口头描述，当然没有去实地考察过。以上三例是与范仲淹同时代的情况。再举一个南宋的例子，就是前述朱熹《江陵府曲江楼记》。其文之格局与《岳阳楼记》颇为相似。张敬夫守江陵，修了一座曲江楼，“而以书来，属予记之”。就是张栻写了一封信来，请他作一篇记。而他“方守南康，疾病侵陵”，未得前往寓目，“独次第敬夫本语，而附以予之所感者如此”。其所发感慨和所表达的思想亦很相似：“昔公去相而守于此，其平居暇日，登临赋咏，盖皆翛然有出尘之想，至其伤时感事，寤叹隐忧，则其心未尝一日不在于朝廷，而汲汲然惟恐其道之终不行也。于戏悲夫！”说明在当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就已经有巨大的影响。求记者本无奢求，写记者凭借其写文章的技巧，或避实就虚，或移花接木，或从本已烂熟于胸的历史资料和往事回忆中选择材料，或纯粹将对方提供的书面材料加以剪裁，或索性要求对方详细口述，再形之于笔墨。这样的做法，至少在宋代应该是惯例。这也是为什么对于范仲淹不能亲临岳阳却写出了《岳阳楼记》没有提出异议的原因。正常的事情，当然不提。五、《岳阳楼记》文本分析现在回过头来用同样的视角考察一下《岳阳楼记》文本本身：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余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霪雨霏霏，连日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第一段叙作记的原因，是交待性质的文字，“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余作文以记之”云云，显然出自滕宗谅的《求记书》。第二段并没有描写重修后的岳阳楼如何壮丽，而是总写巴陵洞庭胜状，应出自前人之记述以及过去之印象。以下笔锋一转，“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表明要描绘不同的情景感受了。第三段和第四段，是最有名的写景、抒情的文字，文字极其优美，但都是假设。一个人如果去了实地，写实景，就不可能有如此雄奇的想象之景。但这些想象也是有依据的。如关于洞庭波浪：“气蒸云泽梦，波撼岳阳城。”（孟浩然《望洞庭湖赠张丞相》）关于天和水：“洞庭漫汗，粘天无壁。”（韩愈《祭河南张员外文》）与一碧万顷相关的：“层波万顷如熔金。”（刘禹锡《洞庭秋月行》）与皓月千里相关的：“洞庭明月一千里。”（李贺《帝子歌》）范仲淹在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一定查阅了大量前人歌咏岳阳楼和洞庭湖的诗赋，融进了自己的文章之中。最后一段是思想的升华，全文的重点，即古人所谓“结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上，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后世都是引用率极高的名句。经过以上考察，已经可看得很清楚了，这整篇文章除了第一段以外，没有真正的实写，一段总写和两段分写都是假设中的情景，至于最后的议论，更是出自肺腑。当然，假设中的情景，也绝非凭空撰造，是有平时的生活积累的。六、范仲淹到过洞庭湖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时未专程去过岳阳楼，内证、外证都已具备，无可怀疑了。但范仲淹是否如一些学者所说从来没有到过岳阳楼、岳州甚至洞庭湖呢？不是。滕宗谅《求记书》云：“恭惟执事，文章器业，凛凛然为天下之时望，又雅意在山水之好，每观送行还远之什，未尝不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矧兹君山洞庭，杰然为天下之最胜，切度风旨，岂不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者哉！”说明滕宗谅读过范仲淹许多相关诗文，深知范仲淹“雅意在山水之好”，又能“神游物外，而心与景接”，写出好诗文，对于君山洞庭，也一定能“摅遐想于素尚，寄大名于清赏”的，“素尚”二字，可以理解为“以往的观感”。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在《送韩渎殿院出守岳阳》一诗中说：“仕宦自飘然，君恩岂欲偏？才归剑门道，忽上洞庭船。坠絮伤春目，春涛废夜眠。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岳阳楼上月，清赏浩无边”，正是《岳阳楼记》中所描述的“皓月千里”。景佑元年(1034年)元月，他又写下了《新定感兴五首》，其四云：“去国三千里，风波岂不赊。回思洞庭险，无限胜长沙。江上多嘉客，清歌进白醪。灵均良可笑，终日着离骚。”既曰“回思洞庭险”，必然经历了洞庭风波。在滕宗谅被贬到岳州不久，范仲淹有《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云：优游滕太守，郡枕洞庭边。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晩楼前。旋拨醅头酒，新炰缩项鳊。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岂信忧边处，干戈隔一川。这是一首写给滕宗谅的诗，“几处云藏寺，千家月在船。疏鸿秋浦外，长笛晚楼前”，与岳阳楼周边的景观相合。“宦情须淡薄，诗意定连绵。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髙眠”云云，语含规劝之意，又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吻合。此外，在湖南省岳阳市的岳阳县、临湘市民间多次重修的《毛氏族谱》中，明确记载了范仲淹在岳州府临湘楚里中(在今岳阳市云溪区云溪乡、岳阳楼区梅溪乡境内)购有田产。范仲淹购田产应在他的邓州任上，而滕子京在岳州的任上。后来，范仲淹的孙女即范纯仁的女儿同苏州太守、岳州人毛斌公的儿子祥公结婚，范仲淹就将这份田产作了陪嫁物。七、第一时间的评论《岳阳楼记》问世以后，很快就获得了美誉。但其朋友圈中的第一时间的评论则不是如此。第一个对《岳阳楼记》作出评论的是尹洙。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范文正公为《岳阳楼记》，用对语说时景，世以为奇。尹师鲁读之曰：传奇体尔。传奇，唐裴铏所著小说也。”“世以为奇”，所奇者乃“用对语说时景”。但在散文中使用一些骈语，是常用的写作手法，何奇之有？尹师鲁谓《岳阳楼记》乃“传奇体尔”，陈师道说传奇就是“唐裴铏所著小说”。《岳阳楼记》的写作手法竟如唐传奇？尹师鲁的原意究竟是什么呢？据毕仲询《幕府燕闲录》记载，范仲淹非常敬重他的这位朋友尹师鲁，有一次，范仲淹为人写了一篇墓志铭，已经封好将要发出去了，突然说：不能不让尹师鲁看一看。明日给尹师鲁看了。尹师鲁说，老兄你名重一时，所写的文章，将为后世作为可靠的依据，所以不能不谨慎啊。然后他就提出了几个问题。范仲淹听了，摸着自己的额头说，幸好让您看了看，否则就会发生失误了。看来，范仲淹在尹师鲁面前非常谦虚。那么在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之后有没有先给尹师鲁看过呢？不能确定。但尹师鲁一定很快就读到了这篇文章，而且作出了评论。上文已经说到，滕宗谅谪守岳州以后，颇有作为，做了几件大事，一时兴起，广发求记之信，请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请尹师鲁写《岳州学记》，请欧阳修写《偃虹堤记》，他的面子很大，三篇记都求到了。这件事在朋友圈子里应该都是互相知晓的。尹洙的《岳州学记》，除了对地方办学的历史回顾以外，大多是纪实的，而且对滕宗谅在个人遭到不公平待遇之时的兴学之举，称颂有加。在这种情况下，他见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以后诧为“传奇”，可以说是一种惊叹，因为范仲淹的文章与他本人的文章的写法形成了鲜明的比照，范仲淹的大段写景，凭借的是超凡脱俗的丰富想象，而这些想象中的景色的描绘，又都是为他最后提出观点服务的，尹洙有些不理解，“记”这样的文章怎么能这样跳出时空而且几乎全用对语来写作呢？这就是“传奇体尔”所表达的含义了。至于欧阳修，据《可斋杂槁》尤焴原序：“文正《岳阳楼记》，精切髙古，而欧公犹不以文章许之。然要皆磊磊落落，确实典重，凿凿乎如五谷之疗饥，与世之�章绘句、不根事实者，不可同年而语也。”欧阳修同时也应滕宗谅之邀写了一篇《偃虹堤记》，他既没有到岳阳去亲眼看一看，也没有如范仲淹那样花许多心血精心撰写，而是纯以滕宗谅的信中所说的话排比成文，聊以塞责，说实在的，在滕宗谅求得的三篇文章中，古文大师欧阳修的这一篇是比较弱的。但他见到范仲淹的文章以后，就有点不服气了，颇不以为然。这其实是一种妒忌。所以尤焴并不赞同欧阳修的态度，而对范仲淹的文章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八、《岳阳楼记》是模仿之作范仲淹的这种写作手法，是不是前无古人的、首创的呢？明朝人孙绪说，“范文正公《岳阳楼记》，或谓其用赋体，殆未深考耳。此是学吕温《三堂记》，体制如出一轴”，“但《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矣。夫以文正千载人物，而乃肯学吕温，亦见君子不以人废言之盛心也。”他认为《岳阳楼记》是模仿唐朝吕温的《三堂记》而作的，不过《岳阳楼记》比《三堂记》写得更好。吕温（772-811），字和叔，曾任衡州刺史，世称吕衡州，与柳宗元、刘禹锡友善，为文颇富文采，其《凌烟阁勋臣颂》等传诵一时。他的《虢州三堂记》见《吕衡州集》。两篇文章的写法确实比较接近。大体都分为缘起、四时之景和思想升华三大部分，写景又都有总写和分写，分写均按季节。不同之处在于，《三堂记》的缘起中有一段议论性质的虚写说明宗旨，《岳阳楼记》则直接交代文章缘起；《三堂记》写景总写很简单，四时之景则分春夏秋冬，《岳阳楼记》写景总写很有气势，分写则只有春秋两季；最后一段表达思想观点，则一详一略。从文章构造和表现手法方面的异同来说，显然是同多异少，若要说范仲淹从吕温的文章中得到了启发，是可以肯定的，若要说范仲淹模仿了吕温的文章，也能说得过去。我们不妨作这样的想象：收到滕宗谅的《求记书》，范仲淹查阅了许多“唐贤今人”的有关作品，《求记书》提到的吕衡州（有诗云“襟带三千里，尽在岳阳楼”）的诗文集，一定是阅读的重点之一，于是从集中的《虢州三堂记》得到了灵感。但要说两篇文章的高下，也是很分明的，范高于吕。在写景方面，范既更为精致，更有节奏感，而又更为简明，更有气势。在思想观点的表达方面，《岳阳楼记》全文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不可缺少的铺垫，第二部分已经将情和景结合在一起，景中有情，情从景出，第三部分更是口吐金石、简明扼要、易记易诵，而《三堂记》全文不够精炼，三个部分缺乏有机联系，情与景甚少结合，所表达的思想，未能达到掷地有声、超凡脱俗的境界。所以孙绪谓“《楼记》闳远超越，青出于蓝”，是完全正确的。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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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大多只记得范仲淹如下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这句话就够了，太多的噜嗦没有多大意义

范仲淹（989年—1052年）（即太宗端拱二年——皇佑四年） 字希文。和包拯同朝，为北宋名臣，政治家，文学家，军事家，谥号“文正”，汉族，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家贫但好学，当秀才时就常以天下为己任，有敢言之名。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宋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元昊造反，以龙图阁直学士与夏竦经略陕西，号令严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称为龙图老子，夏人称为小范老子。1043年（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对当时的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注意农桑，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傜役。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陆续推行，史称“庆历新政”。可惜不久因为保守派的反对而不能实现，因而被贬至陜西四路宣抚使，后来在赴颍州途中病死，有《范文正公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