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球本地化现象研究论文

经济全球化的历程随着世界各国经济交往的日益增多，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高新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世界经济步入高速发展轨道，世界各国各地区在资源、资金、人才、科技等方面的互补性进一步增强，联系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于是世界经济日益发展成为一个整体。这种趋势我们称之为“经济全球化”。探寻经济全球化的源头，可追溯到新航路的开辟。14世纪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城市国家出现了存在雇佣与被雇佣关系的工场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早期资本家、冒险家渴望得到欧洲之外的特产(如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将欧洲的商品销售到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以图发财致富；同时又要绕开控制了东西方商路的奥斯曼土耳其，所以以葡萄牙、西班牙为首开始了探索到达东方的新航路的历程。经过迪亚士、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探索，到达东方及环球航行的新航路开辟出来。新航路的开辟，彻底宣告世界各地隔绝状态的终结，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通往来日益密切。新航路开辟的过程也是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征服掠夺的过程。美洲大片的庄园被开辟出来，导致了“三角贸易”的兴起与繁荣；欧洲商品源源不断地输往非洲，但交换的是近亿的黑奴；美洲的金银和工业原料等整船整船地运往欧洲，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世纪，英国逐步征服了印度，大肆掠夺印度的棉花等原材料，并把棉布等商品倾销到印度。由此可见，欧洲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繁荣与非洲、美洲、亚洲有着密切的联系，欧洲不再是独立地发展经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强劲的动力。1765年，英国织布工人哈格里夫斯发明了“珍妮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开始了。1785年，瓦特改良的蒸汽机用于纺织部门，将人类推进到蒸汽时代。随后，交通运输等部门使用蒸汽动力，火车、汽船相继发明问世，生产效率获得飞速提高。此后，法国、美国等国也先后完成了工业革命。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品销往国外，亚非拉地区成为其工业原料供应基地和商品倾销市场，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但东方从属于西方。19世纪70年代，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科技革命开始，汽车、电报、电话、飞机等相继问世，并投入使用，密切了世界各地的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同时促使垄断组织形成、资本主义国家进入垄断阶段。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正式通航并被英法控制，1914年巴拿马运河正式通航并被美国控制，这大大缩短了世界各地的航程，便利了列强攫取世界范围内的利益，把世界经济活动从时间、空间上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技术、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等技术突破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兴起，形成了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经济，世界各地的联系更加便捷、快速。这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世界各国各地区优势互补、互相依存，日益紧密地形成一个整体，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不断发展。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东西方两大集团剑拔弩张局面消失，世界呈现“一超多强”格局。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家或国家集团的力量在不断增长，成为有效扼制美国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世界局势得到缓和，各国都制定了适合本国发展的政策，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便利条件，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便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竞争中取胜。经济全球化的催化剂是国际金融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在科技进步的推动下更加现代化，国际资金流通速度随之加快，国际金融市场的相互依存度空前加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关键因素是跨国公司的蓬勃发展。跨国公司为获得超额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企业内部分工，形成国际生产和营销网络，使一国的生产与多国的生产紧密相联。跨国公司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带动了贸易、资本、科技等各个领域的进一步国际化，从而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如2002年，中国海尔集团已在美国、意大利、摩洛哥等地建立13家工厂，在海外有8个设计中心，4万多个营销网点，12家海外销售公司，实现全球营业额602亿元。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世界各国各地区的贸易摩擦、贸易冲突不断，因而需要建立完善的国际协调机制。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负责对世贸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分歧进行仲裁，以促进成员国开放市场和公平贸易，实现世界贸易的自由化。2001年11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掀开了中国经济发展新的一页，中国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体化趋势，出现了一体化的经济区域集团，如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商品、劳动力、技术等的国际流动，有利于国际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有利于促进各国及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是把“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首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技术、资金、管理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将获得最大利益，这将压缩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空间，从而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贫富差距。其次，在经济全球化环境中，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执行同样的“游戏规则”，承担基本相同的国际责任和义务，面临巨大的挑战和严重的压力，甚至有的国家付出惨重代价。再次，经济运行风险提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对外依存度普遍增大，与国际金融市场联系更密切，因而更易受到世界经济波动的影响。如2008年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已导致世界经济严重下滑，大批银行倒闭、大批企业破产、大批工人失业。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我们要规避其对我国不利的一面，利用其对我国有利的一面，顺应世界发展潮流，抢抓机遇，积极引进外资、先进技术、先进管理经验，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权。浅议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的改革方向摘 要：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关键词：工程管理；项目管理一、传统管理体制不适应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基本建设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长期以来，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工程建设采用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设计单位、施丁单位、物资供应单伦分工协作的体制，对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积极员献。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工程建设项目的规棋越来越大，上程内容越米越复杂，建设要求越来越高，涉及的方面越来越广。传统的以工程建设单位(建设指挥部)为主体的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日益显示出其各主要环节设计、施工、物资供应之间互相分割与脱节，工程建设周期长，工作效率不高，投资效益低下等缺点。二、现代工程项目管理呼唤专业管理组织建设项目是一个系统工程，由于系统工程有其内在的规律，需要通过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模式、管理程序、管理方法、管理技术去实现，也就是说，需要有专门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组织为之服务。这种组织应该有与项目管理相应的功能、机构、程序、方法和技术；有相应的资质、人才、经验，能够为业主提供最优秀的项目管理服务，能够为业主创造最大限度的效益。FIDIC(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英文简称)推荐的项目管理模式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FIDIC《土木工程施工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委托完成设计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承包商，但承包商不负责设计。另一种是以FIDIC《设计——建造与交钥匙工程合同条件》为代表的模式，这种模式业主在完成雇主要求或项目定义的基础上，通过招标选择总承包商，这种模式承包商负责设计、采购、施工管理全过程服务，这就是EPC总承包模式。FIDIC合同条件是在总结近百年来工程承包合同经验的基础上，经多次修改出版的范本。它反映了建设项目的共同规律；充分考虑和兼顾了业主、承包商、分承包商各方的责、权、利，力求不偏袒任何一方：它的有关条款以法律为依据，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改进，按照国际工程承包的惯例进行编写，许多条款在工程承包界都有共同的理解，具有科学、公正、严谨、规范化和国际化的特点。三、有关当前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一）大力推广采用FIDIC项目管理模式和FIDIC合同条件我国已在一些大型工程和国际承包工程中采用并积累了一定经验，但采用还不够普遍，宣传面也不够广泛。1999年，FIDIC出版了一套新的合同条件范本．对老版本从结构上、定义上和适用范围上作了较大改进，这对我国工程项目承包业将起积极作用。我们应尽快组织制定以FIDIC合同条件为基础的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合同范本，加大推广和宣传力度，改变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滞后，一些业主单位和部门主管领导观念陈旧．地方和部门条块分割，在项目管理上政企不分，行政干预盛行，保护主义严重的局面。尽快让工程项目管理从传统的自营式管理走向社会化、专业化的市场运作模式，实现同国际惯例接轨。（二）大力培育EPC全功能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公司目前我国设计力量和施工力量总体过剩，设计队伍和施工队伍都存在“僧多粥少”现象，而专门从事EPC全过程项目管理的力量却十分路弱，能为业主提供全过程项目管理服务和具有EPC承包能力的工程公司寥寥无几。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一是对全过程项目管理能为项目和业主创造可观效益这一点认识不足。实践证明，全过程项目管理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服务活动，是最能为业主创造价值和效益的一种服务。二是对项目管理要求具备较高的知识和技能，也就是项目管理需要专业化这一点认识不足。国内有相当多的业主和主管领导认为项目管理很简单，谁都可以管理，因而不愿意委托专业化的工程承包公司实施工程项目管理。为迅速扭转这种局面，必须在我国大力培育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或项目管理公司。我国大型设计院最有条件改建为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因为设计在工程建设中起主导作用，设计院人才较集中，人才资源丰富。把一批骨干设计院转变为具有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是当前工程项目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而又迫切的任务。（三）加快落实投资项目法人制，组织业主培训1992年国家计委颁发了《关于建设项目实行业主责任制的暂行规定》，并随后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国家十五计划纲要又指出：全面实行投资项目法人责任制、招投标制、工程收理制、合同管理制，健全投资约束机制。这使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改革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在实际运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二点：一是业主责任问题。业主责任问题的根本还是“真业主”和“假业主”的问题没得到彻底解决。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而由于所有权和机制上的各种原因，业主真正关心的或者在决策时实际上考虑的，往往不是项目的最终效益，在立项阶段，他们往往考虑怎样使项目能被批准，什么时候能被批准；在决定项目管理模式时，他们必须考虑如何附和政府官员的意志；在决策是否推行EPC总承包时，他们更关心本邪门人员安排及利益等。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浪费和腐败，最终后果是损害项目的效益，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就是项目法人责任制没有真正落实到实处。二是业主素质问题。业主是项目的投资主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有最大的决策权，能否正确决策取决于业主的素质。业主不一定必须是项目管理专家，但作为工程建设项目的业主应该具备必要的项目管理方面的知识。他们应该了解项目管理费用、进度、质量三大控制，他们应该懂得项目的费用不一定越低越好，费用低到不能保证工程质量的程度，工程就会出质量事故。进度也不一定越快越好，建设周期压缩到不合理程度，就会不得不增加费用或影响质量；质量也不一定越高越好，质量的标准应是适宜和合格，质量过剩是一种浪费。也就是说，应该用最终创造的效益来衡量和决定项目的合理费用、合理周期和合格的质量标准。当业土盲目拍板一个不合理的费用、不合理的周期或不合理的质量标准，实际上往往已适得其反，埋下了项目失败的祸根。业主的项目管理涉及到项目管理模式的选择、设计和承包商的选择、项目的协调和控制、项目的合同管理和接收等诸多方面。业主既不要代替和过多于预专业化的工程公司的项目管理，又不放弃对项目的监督和控制，这要涉及到项目管理方面的许多知识。实践证明，业主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决定项目的成败，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以后，对业主(项目法人)进行培训是很有必要的。（四）组织开展项目管理技术研究开发，提高项目管理水平我国建设项目管理体制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体制影响，项目设计、采购、施工是分离的。EPC全功能的工程公司和项目管理咨询公司还为数不多。我国现有的工程咨询公司主要业务是项目建议书、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编制或评估；现有的设计院不负责采购和施工管理。现有的监理公司主要任务实际上是项目施工阶段的现场施工质量监督，因此，对于项目管理作为一门科学，EPC全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过程以及项目管理技术作为一种科学的先进工具，还缺乏研究、总结和提高。发达国家的某些业主和承包商甚至认为中国的工程公司和承包商目前还不具备独立管理和控制大型工程项目的能力，主要是指我国项目管理技术水平还比较低。提高项目管理技术水平是我国工程建设界的当务之急。为了提高我国建设项目管理水平，应重视和提倡工程项目管理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和推广。

本土化在我们国家是一种现象。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改革开放20多年，外资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控股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这些企业的确实现了中国本土的制造，促进了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工厂的进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稍加研究这些本土化制造企业，就不难发现：外资对其控股企业实施的是全面的技术控制，这些企业基本没有核心技术。因为外资看上的只是中国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制造只是他们降低成本、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即使有些独资企业目前在中国本土制造了全球最先进的产品，但核心技术仍然掌控在外资手中。由以上的这些可以说明:本地化战略就是力求产品国产化,或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在国内进行生产和经营

百度知道本土化战略的意义...展开本土化在我们国家是一种现象。我们仔细回顾一下，改革开放20多年，外资在中国建立了一批控股的合资或独资企业，这些企业的确实现了中国本土的制造，促进了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工厂的进程，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我们稍加研究这些本土化制造企业，就不难发现：外资对其控股企业实施的是全面的技术控制，这些企业基本没有核心技术。因为外资看上的只是中国丰富而便宜的劳动力资源，在中国实现本土化制造只是他们降低成本、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即使有些独资企业目前在中国本土制造了全球最先进的产品，但核心技术仍然掌控在外资手中。由以上的这些可以说明:本地化战略就是力求产品国产化,或利用国外先进技术,在国内进行生产和经营

全球化800字璧山中学高1的同学

这里有：举例：【内容提要】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经济全球化不仅为我国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而且有利于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成长和发展。但经济全球化也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挑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下，必须：（1）树立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的意识；（2）培养核心竞争力；（3）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4）转变政府职能；（5）为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努力。【摘 要 题】经济全球化【关 键 词】经济全球化/机遇/挑战【正 文】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商品和服务贸易扩展到全球，实现更大范围的国际分工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在上述定义下，经济全球化意味着主权国家开放国内市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作为“市场化”的延伸，经济全球化可以从交易范围和制度建设两个方面理解，一是贸易和投资范围扩大到全球，在更广阔的空间配置资源；二是市场制度在全球范围的推广和采用，这两个方面是经济全球化同一过程中并行的两种趋势。然而，经济全球化是“双刃剑”，它必然给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带来机遇，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一、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机遇1.经济全球化为我国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经济全球化使资本、技术、人才等重要资源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国际上流动，使我们有机会利用国际上的资源来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使我国能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市场优势和后发优势。有人认为，中国是开放和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2000年，中国的gdp是开放之初1978年的倍。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加快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我国逐步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使国内和国际市场接轨，使我国企业能够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这些都有利于我国熟悉市场经济运行和国际市场规则，建立市场经济机制。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内企业的成长和发展。（1）经济全球化使国内企业可以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降低成本，获得更多利润，从而促进企业的发展。（2）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产品具有更广阔的市场，国内企业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经济利益。（3）在国际竞争的压力下，可以加速国内企业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促进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资金和管理经验，增强国内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实力。4.经济全球化有利于提高我国社会福利水平。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由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可以避免人为因素对产品和生产要素流动的限制，避免产品价格和生产要素流动的扭曲，商品可以在世界范围内更加自由的流动，各国的消费者可以享受更加丰富的商品，进一步提高生活质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受益最大的就是消费者。二、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的挑战1.经济全球化使我国的民族工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和冲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工业一直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在我国加入wto后，这种冲击对一些产业来讲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据有关方面分析，加入wto后，汽车、制药、农业、电信、航空、计算机、金融等七个方面受冲击较大。其中，汽车工业是受冲击最大的产业之一，主要表现在：第一，面临缺乏规模经济的冲击。汽车工业具有典型的规模经济特征，只有规模上去了，价格才能降下来。而我国1998年全国汽车产量是163万辆，轿车是万辆，只相当于外国一家汽车制造厂的产量，甚至只相当于外国汽车制造厂一条流水线的产量。第二，面临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的冲击。目前全球汽车生产能力过剩2000万辆，通用、福特、大众、丰田等几大生产巨头纷纷加大开拓海外市场的力度，中国目前200人拥有一辆汽车，显然是一个潜在的汽车大市场，必然会受到外商的青睐并尽最大可能挤入中国市场，这无疑会对我国汽车工业产生严重的冲击和威胁。第三，面临关税逐步下降的冲击。目前我国汽车平均关税为80％～100％，尽管正式文件尚未面世，但关税降低20％是起码的，这意味着关税降低后的进口汽车的竞争优势更加明显。此外，汽车工业自主开发能力弱、劳动生产率低下、缺乏竞争优势等都使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中国的轿车工业可以作为幼稚产业进行保护，但保护的时间也只有五年左右，充其量十年。那些规模小、成本高、技术水平落后的企业将难以生存。汽车工业进入大规模资产重组将是大势所趋。2.经济全球化可能使我国产业结构低级化、边缘化。经济全球化虽使我国的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得到较大发展，但无法改变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也无法实现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现代化。同时，过度发展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还会使自然资源受到污染、生态平衡遭到破坏、资源浪费严重。3.国际经济运行中“游戏规则”的适应问题。对于发达国家来说，它们适应以自己为主导制定的经济规则和经济秩序，没有制度和体制方面的限制，只有协调各利益集团方面的困难。而对处于经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由于市场机制还没有充分建立，对市场制度的支持能力较弱。在此时，适应不熟悉甚至不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显然是困难的。4.我国所处的经济发展起点和实力决定了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中处于相对劣势。尽管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这样那样的挑战，但由于其具有经济发达、技术经验、产业结构优化等优势，且处于“中心”，因而能有效地避免全球化的挑战。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不具备上述优势，且处于“外围”，因而处于相对劣势。5.我国企业竞争力薄弱。在全球化趋势不十分明显的时期，我国企业在规模、效益、研发能力等方面表现得不尽人意，此时，企业的竞争范围主要以本土为界，这就意味着本地企业由于长期的经营历史和对本地的深刻了解，以及国家和地方政府的一些保护政策，使企业处于优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将在更为广阔的国际市场上与更为强大的对手竞争。而我国企业竞争力薄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想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恐怕并非易事。三、经济全球化下我国的发展策略1.树立在国际竞争中求发展的意识。闭关锁国，游离于全球化主流之外显然没有出路。从正面效果看，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增长财富和发展经济的机遇。综观中国近现代史，我们已经错过了太多的发展机遇，因此，我们应该学会懂得珍惜机遇，利用机遇。从中国改革开放自身的实践来看，过去2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动参与者。世界银行认为，中国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少数几个最大的赢家之一。截至2000年，中国的国际贸易规模在过去的22年里扩大了约22倍，世界排名从开放之初的第32位上升到第9位，年均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从80年代初的不到20亿美元，上升到现在的200亿美元左右，从1993年以来一直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外商投资东道国，如今累计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已达3500亿美元。2.培养核心竞争力。从企业的角度讲，只有具有相当规模和实力、具有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具有创新能力和开拓精神的企业才能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因此，中国企业必须面对现实，树立信心；必须考虑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更重要的是要培养核心竞争力，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必须认识到创新的重要作用。创新是企业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对中国企业来说，创新能力不足是影响中国企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关键因素。因此，必须从制度创新、技术创新、营销创新和文化创新等方面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此外，政府也应在培养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1）政府应打破垄断，打破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培养企业竞争力；（2）政府应在wto允许的范围内，为企业提供适当的保护；（3）政府应在培养企业竞争力方面提供相应的支持。3.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加深，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各国都在积极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力争在国际分工中占据有利地位。我国也必须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要进一步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张和强化资本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有选择、有重点、有突破地发展智力密集或知识密集型产业。今后五年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要突出这样几个方面：——用高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要把传统产业的改组改造放在重要位置，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主体，以技术进步为支撑，抓好关键环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要有选择地加快信息技术、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重点支持建设高速宽带信息网络、关键集成电路、新型运载火箭等重大高技术工程，形成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群体优势和局部强势。——加强水利、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建设，高度重视资源战略问题。——加快服务业发展。发展服务业是促进结构升级和增加就业的重要途径，要采取必要的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环境。4.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治经济体制。中国已加入世贸组织，就要按照世贸组织的规则转变政府职能，要求政府必须按照公开、透明、非歧视等原则改变管理方式。首先，要完善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政府要健全市场体系，强化市场功能，不断完善各种市场规则，规范和维护市场秩序，创造公平、平等的竞争环境。其次，要实行依法治国，用法律规范政府对国家的管理，规范政府的行为，提高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5.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致力于建立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现行的国际经济规则大多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因此它更能反映发达国家的意志和利益，对发展中国家带有歧视性。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增强，我们应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一道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规则而努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受益于经济全球化。【参考文献】[1] 秦晓，凌晓东.经济全球化：目标、途径和我们的选择[j].国际经济评价，2002，（1-2）.[2] 陈涛涛.培养核心竞争力受益于全球化的关键[j].国际经济合作，2002，（2）.[3] 蔡芝芳.经济全球化下的发展中国家[j].兰州学刊，2002，（1）.【原文出处】黑龙江社会科学【原刊地名】哈尔滨【原刊期号】200302【原刊页号】48～50【文章日期】2003-01-10【作者简介】蒲明，黑龙江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8蒲明（1976-），男，黑龙江哈尔滨人，黑龙江工程学院管理系教师，从事经济管理、国际贸易研究。中图分类号：f120. 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937（2003）02-0048-03

从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探讨中国城市化道路城市化是现代化过程中最富生气和活力的形态之一，产业革命以来城市化浪潮靡满全球的社会现实已充分证明其本身的普遍性。与此同时，在人文社会科学界，至少有社会学、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专家学者对此给予热情的关注。纷繁复杂的城市化理论，林林总总的城市化研究成果，又使“城市化”概念本身显得模糊不清，甚或无所适从。大体而言，社会学家从人类行为方式的角度考察，认为城市化是人们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人口学家强调城市化是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地理学家视城市化为一种地理景观，认为城市化是乡村地域向城市地域的转化过程；经济学家侧重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认为城市化是人们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变的过程；历史学家则认为，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农业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历史过程。应当说，从不同学科的基本特征出发，给予“城市化”不同的概念和内涵，是学术史上的正常现象。值得重视的是，无论学者们给予“城市化”多少不同的概念，有一种“较为主要的提法”已被多数学科所接受，这就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即为城市化，因为，社会是一个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口集团，城市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单元，必定集中一定数量的人口；而人口集中的来源必然来自农村。较早提出这一概念的埃尔德里奇()认为：人口集中的过程就是城市化的全部含义。人口不断向城市集中，城市就不断发展。人口停止向城市集中，城市化亦随即停止。（注：参见于洪俊、宁越敏：《城市地理概论》，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年版，第17-18页。）《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城市化(Urbanization)一词，是指人口向城镇或城市地带集中的过程。这个集中化的过程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城镇数目的增多，二是各个城市内人口规模不断扩充。（注：北京市社会科学研究所城市研究室选编：《国外城市科学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由此可见，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乃是城市化的核心所在。城市化也是中国近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随着城市史 研究在国内外的普遍展开，人口流动与中国近代城市化的研究已经取得相应的成就，对此进行学术史意义上的检讨，或许会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一检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近代人口流动与城市化的研究历程，以本世纪70年代为分界，我将此分为两个阶段。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国社会的人口流动和城市化现象即已引起学界重视。然而，直至70年代初的整整半个世纪中，本领域的研究仍然主要停留在有关资料的整理方面，“足够系统的研究”尚未出现。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先生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的英文本《现代中国人口》中如此写道：国内的迁徙运动，是最普通的一种移民运动。在近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着乡村与都市的人口移动，这种移动的结果，不断地使许多年青人从乡村徙入都市里，包括长江流域和沿海各城市如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及天津等地。潮水似的继续不断的徙民都是来自乡间的。虽然移民运动的进行，其吸引力及离心力究是如何，还没有足够系统的研究，但大量人口朝向都市流入，确是普遍的事实。（注：陈达：《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7-88页。）国内对本研究领域的关注首先出现在20、30年代活跃的社会学界。1929年由世界书局出版的吴景超的《都市社会学》首开中国城市社会学的先河，该书简明扼要地指出了都市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介绍了西方都市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并对都市经济、人口、区域和控制进行了初步论述。一些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著作也开始涉及此一领域，如1922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的黎世衡的《历代户口通论》，就有根据海关报告整理的各商埠人口资料和10万人口以上都市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许仕廉《中国人口问题》（此书为作者在燕京大学所讲“中国社会问题”之一部分），列有“城乡人口之分布”一节并对当时中国城乡人口比重作出估计。20年代以降，农民离村问题成为中国社会严重问题之一，初步统计对此进行研究的论文至少在20篇以上。其中最有份量者，乃是《东方杂志》第三十四卷，第十五号（1937年8月），第二十二——二十四号（1937年12月）连载的吴至信的《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专文。该文分农民离村之时代背景、原因、数字分析、出路、社会影响、展望、结论七部分，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另一篇重要的研究论文是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的《论江浙两省人口之密度》（《东方杂志》第二十三卷，第一号1926年1月），该文在研究江浙两省人口密度的基础上，对江浙地区人口在一万至十万以上的城邑进行统计分类，并与全国及世界主要国家进行了对比。日本学者对本领域的研究具有自己的学术风格。20-70年代，加藤繁、佐伯富、中村治兵卫等人对明清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的集市作了大量细致的研究，其中一些论文对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集市人口作出了统计或估计。（注：参见（美）施坚雅(Skinner)“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注释20，原文载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University Press,1977。按，笔者至少见到施坚雅此文的三种中译本，即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2辑；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城市史 研究》第1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施坚雅式》。惟《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有注释译文，后两种均删去未刊（或未译？），亦属憾事。本文以下引用施坚雅此文者，均依前者。）加藤繁的《清代村镇的定期市》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该文根据康熙、乾隆以来，以至光绪、宣统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方志，考察了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福建、广东、广西七省各州县的定集市，并尽可能地估计了各州县定集市的平均人口。（注：原文载1936年2月《东洋学报》第23册第2分册，中译文见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另一位不应忘记的日本学者是饭田茂三郎。1934年10月，根据饭田茂三郎在“望月军四郎氏基金中国问题讲座”的演讲稿，由洪炎秋、张我军合译《中国人口问题研究》由北平（北京）人人书店刊行，该书专辟“中国人口的都市和村落别的构成”一节，对30年代初的中国都市化提出看法。另外，在1929年《社会月刊》第一卷第六号上，还刊登过曾任上海《每日新闻》及《上海周报》记者的田中忠夫《中国农民的离村问题》一文，该文分农民离村的沿革、农民离村的数量、农民离村的质量，农民离村的原因、农民离村的类别、农民离村的时期、农民离村的职业、农民离村的影响，共八章近两万言，对此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比吴至信同题文章早8年）。大洋彼岸美国学者也对本领域资料的整理和初步研究作出了贡献。笔者所见最早的此类资料整理是夏之时(Father Richard)的《中华坤舆详志》，辑录范围主要限于20世纪头十年。（注：Father Richard:Comprehensive Geographyof Chinese Empire.）此后40年均有城市人口资料的论著出现：如史杜弗(stuffer)在《中华归主》中辑录了1922年的数据；（注：Stuffer:The Christion Occupation of China.）杜格谢夫(Boris. )在其论文《中国城市人口》中辑录了1920年代末的城市人口资料；（注：Boris P. Torgasheff:TownPopalation in China,The China Critic April ）Gleen T·Trewartha则综合40年代以前的各种资料，著有《中国城市：数量与分布》；此类资料集大成者乃为莫里斯·B·厄尔曼(ullman,morris B)的著作《大陆中国的城市1953-1958》。施坚雅和珀金斯(Dwight H·perkins)均认为此书是此类资料最为完整的一部。（注：参见施坚雅“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54-55页，帕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86页。）70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中最富理论色彩的是施坚雅的集市体系理论。1964-1965年施坚雅的长文《中国农村的集市贸易和社会结构》连载于《亚洲研究学刊》（注：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Journal ofAsiaStudies 。），在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lter chirstaller)中心地理论的基础上，施坚雅根据其在1949-50年间在四川成都东南25公里处的集市高店子所作的田野调查以及对许多定居海外的大陆移民的采访，并参阅各地方志和其他出版物，提出了这样一个基本论点：同下一级的中心地相比，上一级的中心地能够提供更为专门化的货物供应，并拥有更为广阔的腹地。据此，施氏还划分出了五个等级的中心地：基层集市、中型集市、中心集市、地方城市、区域城市。应当说，40年代陈达先生概括的本领域缺乏“足够系统的研究”局面一直沿续到70年代。1966年，新当选的美国亚洲研究会主席奈特·毕乃德在其题为《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的就职演说中，仍然不无遗憾地讲道：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近代交通运输和商业的扩展以及十九世纪末以来近代工业的扩展，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非同一般的刺激。虽然这种发展与现代化的大部分其他方面的发展一样，首先出现在外国控制的通商口岸，但在1919年以前，纯粹的中国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成长起来。遗憾的是，这个时期中国人口的可靠数据几乎没有，也几乎没有人去把分散的资料收集起来，以说明城市化的趋势。（注：奈特·毕乃德《现代化与近代初期的中国》，译文见（美）西里尔·E·希等主编《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版，第218页。）二七十年代后，本领域研究开始打破长期沉寂的局面，而新局面的出现首先来自美国汉学界。大体而言，七十年代以前，美国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主要受费正清(John )为代表的“冲击——反应”模式(Impact-respense model)和利文森()为代表的“传统——近代”模式(tradition-modernity model)的影响，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处于一个长期停滞的状态，循环往复而缺乏突破传统社会框架的内部动力，只有到19世纪中叶遭遇西方冲击后，才发生向近代社会演变的剧变，柯文(PaulA. Cohen)批评其为典型的“西方中心论”。六、七十年代之交，在美国方兴未艾的历史反思潮流中，年轻一代的史学家一面尖锐地批评“西方中心论”的弊端，一面又倡导以中国为出发点，以实证的研究成果向其发起挑战。柯文将此概括为“中国中心观”(china-centered Approach)，并将其特点归纳为四点：(1)从中国而不是从西方着手来研究中国历史，并尽量采取内部的（即中国的）而不是外部的（即西方的）准绳来决定中国历史哪些现象具有历史重要性：(2)把中国按“横向”分解为区域、省、州、县与城市，以展开区域与地方历史的研究；(3)把中国社会再按“纵向”分解为若干不同阶层，推动较下层社会历史（包括民间与非民间历史）的撰写；(4)热情欢迎历史学以外诸学科（主要是社会科学，但也不限于此）中已形成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巧，并力求把它们和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注：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5页。）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的“怪杰”施坚雅先生是“中国中心观”的代表人物，而其主编的《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注： Skinner,The CityinLate Imperial .）则将晚清 城市史 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该书按不同主题分为三编，每编各收入论文五、六篇，并冠以施坚雅所撰的专题导言，其中施氏本人的《十九世纪中国的区域城市化》、《城市与地方体系层次》、《中华帝国的城市发展》等重要论文均收入其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诺顿·金斯伯格(Norton Ginsburg)评论道：“此书标志着对中国城市的研究，已经跳出了晦涩难懂的传统汉学的窠臼，开始进入了历史社会科学的比较城市研究的轨道。”（注：引自陈桥驿：《读〈中国王朝时代晚期的城市〉的两篇书评》，载《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施坚雅对晚清城市史研究的最大贡献是其提出的区域体系理论(regional system theory)，在他看来，“工业化前期，以中国作为整体的全国城市化率实际上几乎毫无意义，要重新系统地阐述这一问题，就必须从各个区域出发。”（注：《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第二辑，第1页。）按照河流系统从支脉到干流的层次，施坚雅将中国划分为九大区域：长江下游、岭南、东南、西北、长江中游、华北、长江上游、云贵及东北（施氏认为，19世纪90年代以前，此区尚在开发之中，不宜列为完整地域进行系统分析）。施坚雅的这种划分，不仅打破了传统以政治边界（即省份）划分中国的方法，而且改变了自2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认为中国城市化无从谈起的韦伯模式，其意义重大且影响巨深。施坚雅的理论并没有停止于此，他还在其宏观区域理论中引入了中心边际论，即每一个宏观区域都包括中心和边际两大部分。中心地区是人口众多，耕地面积较大，交通运输发达的大城市所在地；而边际地区则是较中心地区各方面均为萧条的、联系较为松散的地区。换言之，人口和资源往往集中在中心地区，并随着从中心向边际地带外移越来越稀落。柯文对此评论说：“在我看来，施坚雅取向的最大优点在于他同时突出了各个区域之间以及每一区域内部的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之间，在空间与时间上存在的差异。”（注：柯文前揭书，第145页。）应当说，施坚雅的理论并不是无懈可击的，例如许多学者对施氏理论忽略各巨区(macroregion)间的联系，忽略全国性因素在区域研究中的重要性就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注：Barbara Sand. Ramon H. Myers,The Spatial Approach to Chinese Hstory: a Test.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Aug,1986). Gilbert Rozman,Population and Marketing in China. Co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不能忽略的是，施坚雅的理论受到过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罗兹曼(Glbert Rozman)的影响。（注：有关罗兹曼的介绍，可参见郑羽：《美国历史学家汉学家吉·罗兹曼教授》，载《世界史研究动态》1989年第3期。）罗兹曼在1973年出版的《清代中国和德川幕府时代日本的城市网络》（注：Clbret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 Princeton UniversityPress,1973.此书由罗兹曼先生赐寄，谨致谢意。）中创立了城市空间网络学说。罗兹曼认为，在中日两国的工业化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落后于日本，在此书的扉页，他特别绘制了两个金字塔形的图形来说明中日两国城市结构的差异。罗兹曼强调，由于中国人口集中于城镇和乡村，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寥寥可数，因而金字塔的形状是“上小下大”的锥形结构。这种城市网络，使中国难以形成一体化的城市体系，从而削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日本的情况则恰恰相反，19世纪初期开始，伴随着各地大城市的出现，农村的集市却呈衰微之势，日本的城市网络表现为规格的金字塔形状。中日两国城市网络的差异，正表现在城市化指数的巨大差异，罗氏认为，18世纪日本的城市化指数已是中国的两倍多，之后的一个多世纪内，这种差距愈发加大。还应注意的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珀金斯的相关成果。珀金斯在60年代末出版的《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注： Dver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中译本由伍丹戈翻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出版。）一书中，曾专辟《城市人口资料，1900-1958》一节作为附录，罗列了约1900-1910年、20年代初期、1938年、1953年、1957年、1958年6个年份（代）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据，并对此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也是研究中国近代城市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威斯康辛大学经济学教授赵冈先生长期致力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据笔者陋见，80年代后赵冈先生对中国 城市史 研究给予关注，1983年作者的长篇论文《中国历史上的城市人口》在台湾《食货月刊》第13卷第3-4期发表，可以视其为城市人口的代表作。该文估算了自战国迄至近代的城市人口，并判断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的发展有两个重大的转折点，即十二世纪的南宋和十九世纪的清末。他认为，南宋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是中国历史上的最高峰，至19世纪中叶降至最低点。90年代初，《历史研究》杂志又发表了赵文《从宏观角度看中国的城市史》（注：《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1995年，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又出版了赵冈先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收录了他有关中国城市史研究的主要成果。最后，有关美国对中国近代城市研究的个案著作，最应注意的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罗威廉(wlillan,T. Rowe)有关汉口的两本著作，即1984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1989年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976-1985》。（注：William andSociety in a ChineseCity,1796-1889,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84;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其中，在1989年的著作中，罗威廉在第一个部分就将“城市人口”作为重点首先进行了讨论，涉及到汉口城市人口总量、人口移动、人口异质度增强等问题，以便展开对其冲突与社区主题的讨论。罗威廉此书还以汉口为个案深入探讨了八、九十年代以来风靡美国汉学界的“市民社会公共领域”范畴，正如杨念群先生概括的那样：“罗威廉的汉口研究以史实勾勒出了一幅国家向社会公域让渡权益的斑斓画面。”（注：杨念群：《“市民社会”研究的一个中国案例——有关两本汉口研究著作的论评》，载《中国书评》，1995年5月总第5期。）台湾学者刘石吉对江南市镇研究多有贡献，其《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198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收入作者有关江南地区专业市镇、太平天国后市镇发展、市镇数量分析三篇论文，其中即有“市镇人口的一个估计”。又，台湾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项目，迄今所出版的湖北、山东、闽浙台、湖南、江苏、安徽六种，均有对人口及城市化的专门论述。三七、八十年代之交，伴随着国内史学研究新局面的出现，“中国 城市史 研究进入前所未有的繁盛时期”（张仲礼语）。“七五”期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小组将上海、天津、重庆、武汉四城市历史列为重点研究课题。进入90年代，大部头的四城市研究专著陆续问世；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论文10年间已超出千篇；各种有关城市史的学术讨论会在各地相继召开；专门的《城市史研究》杂志应运而生。有学者预言，城市史有可能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个突破口。虽然本领域的研究只被视为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的一项内容，但其成果也足以令人欣喜。除“七五”期间被列为重点研究的四城市史均辟专章或专节对城市人口以专门论述外，（注：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199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19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罗澍伟主编《天津 城市史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皮明庥主编《近代武汉城市史》，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还出版了对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人口研究的专题著作：邹依仁的《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1980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李竞能主编的《天津人口史》1990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韩光辉的《北京历史人口地理》1996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另外拙著《人口问题与近代社会》、姜涛《中国近代人口史》、葛剑雄主编、曹树基著《中国移民史》第六卷、史明正《近代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社会生活》、唐振常主编《上海史》、张仲礼主编《东南沿海城市与中国近代化》、茅家琦主编《横看成岭侧成峰——长江下游城市近代化的轨迹》、以及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池子华《中国近代流民》、何一民《中国 城市史 纲》、顾朝林《中国城镇体系——历史、现状、展望》、胡焕庸等《中国人口地理》、王育民《中国人口史》等专著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本领域的研究。有关江南市镇研究的论著也有两部：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陈学文《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史研究》。与有关专著相比，本领域的学术论文相对为少，初步统计不过30余篇。1989年拙文《略论中国近代的人口城市化》或许是最早涉及本领域的学术论文，此文初步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化水平领先，近代落伍的史实，并对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模式及城市化与近代化的关系提出了拙见，虽不免粗略缺陷，似亦抛砖引玉。90年代后，本领域的学术论文逐渐增多，其中乐正先生的《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的城市化问题(1840-1911)》及《近代城市发展的主题与中国模式》对开埠通商与近代中国城市化的启动与迟滞、近代城市化、城市近代化及中国近代的城市化发展模式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宫玉松《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研究》对中国近代人口城市化的概况、原因、特点也有粗略的罗列和论述；王跃生《近代中国人口地区流动》，以人口城乡流动为主线，论述了人口流动的形式及流动者身份、流动人口的归宿及地域构成两个问题；张景岳《北洋政府时期的人口变动与社会经济》也对此期人口城市化的加速与社会经济的近代化趋势有概略阐述；张庆军《民国时期都市人口结构分析》就民国时期都市人口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婚姻结构、职业结构、教育结构五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有关农民离村问题的研究则有王文昌《20世纪30年代前期农民离村问题》和鲁西奇《中国近代农民离土现象浅析》两文。（注：以上可谓本领域的综合研究成果，分见《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天津社会科学》1992第2期；《中国人口科学》1989年第6期；《人口经济》1991年第4期；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近代中国》第3辑；《民国档案》1992年第1期；《历史研究》1993年第2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3期。）个案的城市人口研究论文也时有发表，主要有：周源和、吴申元《上海历史人口研究》、王跃生《清代北京流动人口初探》、戴一峰《近代福建的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沈毅《近代大连城市人口略论》、竺菊英《论近代宁波人口流动及其社会意义》、吕实强《清末民初期间四川城市的发展》、何一民《近代成都城市人口发展述论》、徐曰彪《近代香港人口》、王笛《清代重庆移民、移民社会与城市发展》、吉石羽《传统期之天津城居人口探析》、张利民《论近代天津城市人口的发展》、许擅《16-19世纪山东人口的非农业化趋势》等。（注：分见《复旦学报》1995年第4期；《人口经济》1989年第6期；《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社会科学辑刊》1993年第2期；《江海学刊》1993年第5期；《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3期；《 城市史 研究》第1、2、4、11-12辑。）另外，笔者所见的未刊论文尚有杜语博士的毕业论文《近代中国通商口岸研究》、夏明方博士的毕业论文《灾害、环境与民国乡村社会》、马学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人口问题——1368-1911年江南地区分析》等，也对本领域问题有所研究。对于明清以来城镇的研究，尤其是对江南城镇的研究可谓成果斐然。涉及本领域的两篇综论性的城镇研究论文是黄苇《中国近代集镇墟集的兴衰存废问题》和慈鸿飞的《近代中国镇、集发展的数量问题》。（注：分见《学术月刊》1979年第3、4期；《中国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至于地区性和个案城镇的研究论文至少在数百篇以上，兹不赘录。四对本研究领域作上述扫描式的回顾之后，这里有必要就城市发展史与城市化史的区别稍费笔墨。笔者认为，城市史与城市化史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研究范畴。就联系而言，二者研究的对象都离不开历史存在的城市客体；就区别而言， 城市史 要回答的问题是城市本身发展的历史，而城市化史回答的重点则在城市的“化”这一过程，当城镇或城市出现于地球之时，并不意味着城市化的历史已经开始，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城市化乃是一个发端于18世纪后期产业革命而迄今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现代的历史是乡村的城市化”，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上述回顾主要限于本领域的研究，而没有宽泛到整个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领域。（注：有兴趣全面了解国内外有关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状况的读者，可参见刘海岩《近代中国城市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2年第3期）、王笛《近代美国关于近代中国城市的研究》（《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史明正《美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城市史的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5期）。详细的论著目录则见《 城市史 研究》第1辑，第11-12辑附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