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礼部教化功能研究论文题目

书籍装帧的 论文 可以从历史角度、文化角度、写写国内的和国外，以及不同民族之间书籍装帧的发展过程。 一、对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理解和设计思想 古典文学书籍装帧的设计,需要对被装帧书籍内容的理解和提炼。我国的古典书籍中的线装书虽然看起来比较简单随意,但从总体上考察,并非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精心设计的,从色彩调赋、材料应用,都蕴藏着深厚的文化底韵。而现代装帧设计,因为新技术、新材料的运用,未免能够达到这种效果。那么,我们现在对古典书籍进行装帧设计怎样才能达到这种味道呢? 一味地追求古典, 将使整个设计缺乏现代的审美情趣; 一味地追求现代, 又将使古典文学书籍的装帧缺少古典文学的“气韵”, 也会偏离现代人对古典文学作品装帧美的需要。当今对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应充分吸收古今中外对书籍装帧设计的精华,使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气韵, 与现代的美学要求有机地融合。在整个总体设计上, 既不失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含蕴和意境,又能融合现代人对书籍装帧的审美要求。古今装帧审美学方式的统一,是当代对中国古典文学书籍进行装帧设计的需要。 书籍从人类文明产生至今,作为一种大众媒介的传播工具,越来越发挥着它自身的作用。人类从最早的刻骨、刻竹的记事,到现代印刷技术、书籍的装帧,在长期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并形成了专门的学科。一个国家对书籍装帧水平的高低,书籍品种的多少,出版发行量的大小,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和发达的一个标志。书籍装帧走过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道路,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它由简单到复杂,从单纯的书籍加工到当今艺术创作。现在,书籍装帧已不再只是简单地一页页纸的装订,而是装帧设计者对书籍的二度艺术创作,是装帧艺术家思想和智慧的结晶。书籍装帧设计发展至今,已成为一门综合的艺术门类,它是绘画、摄影、书法、金石等艺术形式的综合应用, 需要设计者具备文学、艺术、哲学、历史、科技等方面的知识, 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良好的审美情趣。对书籍的装帧设计, 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 还应赋予装帧设计的商业性。书籍是放在书架上的,在具有展示性的同时,还应有吸引读者的功能。因此,它在具有欣赏价值的同时,要能刺激读者阅读书。 二、中国古代书籍装帧的几种形式和演变过程 1、绳串联 中国的书籍出版有着悠久的历史，书籍的装帧形制，也是随着书籍的生产工艺和所用材料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演变着。 一般认为，中国最早的书籍是商代刻有文字的龟甲或兽骨，距今已有3000余年。当时，为了便于保存，将内容相关的几片甲骨用绳串联起来，这就是早期书籍的装帧形式。 从商代后期开始，出现了青铜器铭文，统治者将重要文书铸于青铜器上。特别是到了西周，铭文可以容载较多的文字。西周的毛公鼎的铭文达500字，因人们多把古代这种铸之铜器上的铭文看作古代“原始书籍”形式之一，故多数书史家认为，它也是古代书籍装帧的一种形制。 2、竹简 竹简是纸发明前最具代表性的书籍形制。它可以根据文章的长短，任意确定简数，一简书字一行，最后用上下两道绳编串起来，卷捆后保存，还有苇编和丝编两种，考究者用织物缝袋装入。竹简约起源于西周后期，一直延用到公元4世纪。竹简除以竹制成外，也有用木者称木简。与竹简 并行的还有木牍，制成长方形木片，用于书写短文。 3、帛书 帛书是略晚于竹简的一种书籍形式，它是将文字书写于丝织品上，其装帧形制是缝边后成卷存放，由于材料昂贵，多为统治者书写公文或作绘画用，一般书籍使用较少。 4、石经（石碑） 石经也是古代书籍的一种形制。最有代表性的是《熹平石经》，它开刻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将儒家七经刻于46块石碑上，总字数20多万字。它立于洛阳太学门前，供人们阅读、传抄和校正，它的功能超过了一般书籍。其形制是双面刻字，文字竖向阅读行列整齐，碑呈U字形排列。其它如隋代开刻的房山云居寺佛教石经，虽年代晚于《熹平石经》，但其影响更大，价值亦高。 5、拓印（卷轴） 纸张发明后，出现了一种拓印形式。它可以将各种石刻文字复制在纸上，经裱装成卷后便于保存和阅读。后来这种方法又用于青铜铭文的拓印和陶文的拓印。从南北朝到隋代的宫廷藏书中，各种拓印件是一个重要的类别。 纸发明于公元前二世纪；从公元二世纪起，纸才较多地用于书写；公元二世纪，纸的使用才更为普遍，成为书籍载体的主要材料，纸质写本书籍的装帧形制有多种变化，最早的写本书延用了简策和帛书的形式，即卷轴装。唐代初期，在卷轴装的基础上，又出现一种旋风装，过去，由于只见记载，未见实物，因而对旋风装的形制众说不一。宋代张邦基称这种装帧为“逐页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清代叶德辉称其为“鳞次相积”；也有人认为是将经折装首尾相连即为旋风装。后来发现了唐代《唐韵》写本，是将所写书页逐张依次错开贴于卷轴底纸上，阅读时打开逐页翻阅，读毕仍卷为一轴，其外观与卷轴相同，从而证明前两种说法是正确的。 6、经折装、旋风装和蝴蝶装（印刷术发明初期、辽金时代的书籍装帧） 经折装起源下南北朝，其形制是将所写书页按顺序裱贴在一起，再一正一反连续折叠，再裱以前后护封。 印刷术发明前，书籍的装帧形制，一般只有上述几种。印刷术发明后，卷轴装、经折装仍在继续使用，但在使用材料，开本的大小，装潢工艺等 方面，仍不断有新的发展。并且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新的书籍装帧形式也不断出现，先后有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 印刷术的发明，标志着书籍的出版进入了新的时期。由于生产手段的改变，使书籍能够快速大量地生产，使更多人能有读书机会；书籍需求量的增加，又促使了出版印刷业的繁荣和发展。出版者对书籍的装帧形制则越来越重视，从开本的选用、版芯的大小、字体和行格、装帧形式、封皮的用料等，都体现了完整的古代书籍装帧艺术。 印刷术发明于隋未唐初，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刻印于公元704年前后的《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敦煌发现的《金刚经》。刻印于公元868年，都为卷轴装。由此可知，卷轴装为印刷术发明初期最常用的一种装帧形式。最早印刷的一般书籍是《唐韵》，其装帧形式可能是旋风装，约印于唐晚期。 从唐到五代，印刷还不普及，只有西安、四川、淮南、汴京、吴越等地有印刷记载。到宋代，出版印刷业才逐渐普及，政府印书、民间印书、学校印书、寺院印书都发展起来，印书的地域也更为广阔。与此同时，北京也出现了出版印刷业。过去对辽代北京印刷的书籍，多数只见于记载，实物留传的很少。例如：辽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年）燕京僧行均编的《龙龛手镜》，乾统年 间（公元1101～1110年）刻印的医书《时后方》、《百一方》，以及辽代刻印工程浩大的佛经总集《契丹藏》。1974年在山西应县木塔四层佛像胸中，发现了一批辽代印刷品，大部分为北京所刻印，其中刻印年代最早的是辽统和八年（公元990年）“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的《土生经疏科文》一卷，最晚的为天庆年（公元1111～1121年）刻印的《菩萨戒坛所牍》一书。其他书籍有《契丹藏》及辽代刻印经卷47件，辽刻书籍8件，雕印着彩佛像6件，其刻印年代为公元990～1121年之间。从这些印刷品的题记中，我们还知道了一批辽南京（今北京）的刻印单位，其中有“燕京仰山寺前杨家”、“燕京檀州街显忠坊南颊住冯家”、“大吴天寺福慧楼下成家”、 “燕京悯忠寺”、“燕京圣寿寺”等。由此可以看出，辽代北京的印刷业已十分兴盛。 北宋最早刻印的书为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尚书》和《经典释文》，《开宝藏》则刻印于开宝四午《公元971年》至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而北京最早刻印的书籍，比北宋只晚18年，由此可见北京出版印刷的历史，也是十分悠久的。

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所以，明代文学可以选择浅谈明代小说特色为主线作为论文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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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科举制度摭谈--------------------------------------------------------------------------------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要为统治者服务，就有个选什么人、用什么标准选人，用什么方法选人的问题。中国封建时代长达二千多年，这历代统治阶级是如何利用选考、招生来网罗人才的呢？从选拔制度来看，汉代以后、隋朝以前，实行的是“选举”制；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至清光绪27年（1903年）大约一千三百年，实行的是“科举”制；到近、现代则实行的是招生考试制度（人们一般比较熟悉）。这项工作可以在学校进行，如太学、国子学以及各类学校在学生中招生、考试；也可以通过选考，即“选举”和考试进行。 太学学生基本是按等第、身份来选拔的，不需要入学考试。但学校内有定期考试制度。这种考试只是为了确定官阶官职。考试内容完全是儒家经书。所谓“选举”，一是以身份、门第来挑选“贤良”、“孝廉”、“九品”等；二是以儒家经书作为选举考试的唯一内容。“选举”盛行于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下面着重谈科举的兴起、废止及其影响。一、科举的兴起与废止。科举亦叫开科举士。即由国家设立许多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人才、分配官职。这种制度是从隋炀帝大业二年设立进士科为开端，一直到光绪二十七年举行最后一科考试为止，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隋朝采用士科的方法来选拔官职，以此来代替九品中正（即九品三等，分上、中、下三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三级，层层上报直到吏部尚书。始于魏朝，晋及南北朝都相沿袭用）和地方官的选职。从而将读书、迎考、做官紧密地联在一起。这一方面使得世族地主沿着这一方向取得参与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又可以从世族手里夺回选人权力，以此来巩固他的统治势力。所以“科举”是一项新的政治举措，它有力于中央集权，故被以后各个朝代所沿用。不过由于考试内容专重儒经，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先天不足之症。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腐化没落，官方规定的儒经范围、标准，越来越狭窄，从而路子也越来越狭窄死板，直至废除。隋末农民大起义给世族地主以沉重打击，但也有一些世族地主在夺取政权中担任了唐王朝要职。地主阶级内部的这种新变化，不仅为科举制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到贞观、永徵年间又有了更大发展。唐制取士之科，多沿袭隋制。但参加科举的范围扩大了，来源有三：一是学校出身的学生，每年中央由国子监祭酒和地方各州县学校挑选学业成绩合格的学生，送到礼部应试；二是乡贡。一般读过儒经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应试。从县到洲，再到尚书省，逐级考取；三是科举，由天子直接招考，大都根据统治者本人喜好和切合当时政治需要而特设科目。据说唐文宗前后共考过数十种科目。武则天还亲自命题考试，开了科考中殿试的先例。此外，还允许学武之人参加科举考试。这种考试由兵部主持，叫武举。唐代科举科目（如秀才、明经、进士等）虽然很多，但最受社会重视的还是进士科。录取的比例差别很大，一般百人中选一、二人。当时有人把中进士比喻像登天一样。有“五十少进士”之说，五十岁作了进士还属年轻的。白居易29岁及第进士，是十七个进士中最年轻的一个。及第进士后，“凡旨授官，悉由于尚书。文官属吏部，武官属兵部，谓之铨选……其择人有四事：身、言、书、判。”（《通志、选举志》）“铨选”，即衡量选定的意思。其标准指：体貌丰伟，言辞辩正，楷法遒美，文理优长。经吏部考取后才给官做。而皇亲国戚、功臣子孙、贵族则可直接应吏部考试；五品以上子孙还可不考试。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和内容，沿袭唐、五代之旧，仍以孔孟之道为唯一内容。不过，由于建国后为防止地方势力的滋长，加强中央集权，需大量补充官员到国家各级政权中去，故大力提倡科举，并在形式上作了调整和改革。首先，放宽考试、录取范围，扩大录取名额；其次减少考试层次，取消了吏部考试一关。一旦录取后立即授予官职，名茅列前的可得到较高官职。再次，确立了殿试制度。宋代考试内容十分重视帖经、墨义，几乎各科都考。王安石变法，还实行“经义”取士，颁布了“三经新义”。后“经义”演变为八股文。元朝带有明显的民族政治色彩。元代科举终止了七十八年。在延佑二年（1315年）才开科取士。以《朱注四书》（宋代朱熹解释的《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开始于元代，到明清成为法定的唯一内容。明朝“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士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明史、选举志二》）以八股文取士始于成化年间。清代科举基本沿用明代旧制，但所贯彻的则是民族歧视政策。明清科举弊端更多。清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政权，对知识分子实行软、硬两手。硬的，大兴文字狱，实行血醒镇压；软的，控制人们的思想，而科举制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二、八股文的起源、形成及危害。八股文大约从宋朝开始，到明朝己完全形成了，清朝最盛行，“惟读《四书》，谢绝学问，帷事八股。”（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文是什么？“是完全没有内容，专讲形式的文字玩弄。这种文章的每一个段落都要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人们只是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就八股文格式而言，死硬规定每篇必须有破题、承题起讲、题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等几个段落，每段又规定一定的句数。“题比”又名“入手”，是引入正文的开始。“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四个部分属正式议论，又称起股、中股、后股、束股。“股者，对偶之名也。”四个段落各有两股两相比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一般称八股文。据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六介绍，成化二十三年会试“乐天者保天下”文，要求，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连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再如宏治九年会试“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共两扇立格，则每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今人相传，谓之八股。”八股考试是以《朱注四书》为中心内容的，大约有四百多年。由于题目的限制，为避免重复，防止应举人抄袭成文（实际当时就有应敷科举在市场出售的八股文选本——新科利器），于是出偏题、怪题。有什么单扇题、双扇题、三扇、四扇起，上全下偏，上偏下全，截上截下，甚至有单词独句字的所谓“枯窘题”。“譬如《中席》‘及其广大草木生之’，则上回去‘及其广’，下去‘木生之’三字，但以‘大、草’二字为题，如此之例，不可殚书。无理无情，以难学者。”（康有为：《请废八股试帖楷法试士改用策论折》）八股取士，从内容看，以孔孟之道为唯一的，存在明显局限性；从考试形式上看，偏题怪题，死记硬背，牵制了人的思想和智力发展；另外，考试要盘查身体看有无藏匿，以考生为敌。不仅场内派军人监督，连场外也要派军警守卫。为防止考生作弊携带东西入场，在入场前要洗澡，换上官方特制的衣服。到清代，考生在考场上的全部用具都作了严格规定。当时有这样的诗句来形容考场实情：“三场辛苦磨成鬼，两句功名误煞人。”“闺房磨人不自由，英雄便向彀中求。一名科举三分幸，九日场期万种愁。负凳提蓝浑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袜穿帽破全身旧,襟解怀开遍地搜。”（摘自《浙江乡闱诗》）由此可见八股陈腐，形式陈旧，八股取士的科举制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它只能摧毁人才，只能使国家文化学术水平大大下降。可以说八股科举毁掉了一代知识分子。“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当代很少有称职（胜任）的官吏。”（《通志、选举志》）这说明八股科举是培养不出、也选拔不出真才实学的人来。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进步思想家都大声疾呼批判科举，连蒲松龄、吴敬梓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把对科举制度的批判，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地步。他们是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来全面批判八股科举的。三、科举考试的程序、级别。现以清代科举考试为例，一般包括三级考试：院试、乡试、殿试。院试，在府城或直隶洲地举行。考试对象是及格的童生。在院试前有两次预备考试，在童生参加考试的基础上，选取部分及格者。主考官称“学道”、“学台”，又称宗师。如《儒林外史》第7回说：范进中了进士，‘钦点山东学道’，即由他去主持院试。学道任期三年，期内必须逐个到直隶府、洲去主持两次考试。院试是从童生中考取秀才，并要对秀才进行甄别。院试录取名额，根据府、洲、县的生源多少来定，多者二十几人，少者七八人。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都是考了几十回、几十年才考中的。“秀才”一般来说没多大学问，只要八股能成篇就有录取的希望。秀才身份比普通人高—等。高在他有了接近官员的资格。秀才见了知县可以不下跪，甚至可以和知县分庭抗礼。中了秀才，生活一般没问题，至少可以教书。乡试，在南京、北京，各省省府举行，三年一次，逢子、卯、午、酉年举行。考试时间八月初九至十七。每场三天，一般考三场或四场，故有“九日场期”一说。因考试时间在秋天，故称秋闱。考场一般称“闱房”。参加乡试者必须是秀才。通过了这次考试的秀才，才可取得举人的称号。主持考试的官员称主考。录取名额各省不等，大省百余人，小省五六十人。在明清时代，考上举人对一个读书人来说是—件大事。因考上举人后，不但可以参加更高一级的会试，考取进士；既或考不上进士，但也有了做官的资格。范进中举，他自己高兴地发了疯；邻人也多来奉承，送田产、送银子、送奴仆等。这说明一个读书人考上举人，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一件大事，因把自己列入了特殊阶层。对老百姓来说，一个举人简直是天上的星宿下凡。范进中举后，他的丈人胡屠户说：“如今却做了老爷，就是天上的星宿。”殿试，由会试、复试、殿试三种组成。会试由礼部主持在北京举行，三年一次，即在乡试的第二年（逢丑、辰、未、戌年）举行。某年举行的称为某科，如壬午举人，就是壬午科举人的省称。考试范围是全国的举人。考试日期为三月初九至十七，考三场，每场三天。四月发榜。因在春天考试，又称春闱。录取名额二、三百人不等。录取者，先以礼部名义发表，称为贡士。主持贡士的官员称大总裁。复试仍由大总裁主持，参加考试者必须是会试录取的贡士，只考一场，考八股经义。复试分一、二、三等，这等级与后来的授职有密切关系。殿试是最高一层，地点在太和殿，由皇帝亲自主持，只考一场。通过会试考取的贡士才可取得进士的称号。殿试分三甲，一甲三名，称进士及第，各有其号，从上往下：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六、七十名，称进士出身。三甲称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总称进士。中了进士，对读书人来说，功名到头了。殿试后还有一个考试，叫朝考，与功名没什么关系，只是为了授予官职。在殿试后若干日举行。通过此次考试，进士可获得他们应得的官职。明清规定：一甲三名在会试揭晓以后，立刻授予官职。状元照例授翰林院修撰（从六品），榜眼、探花授翰林院的编修（正七品）。清代翰林院主管编修国史，记载皇帝言行起居、典籍文件。四、科举制对人们的影响。从以上介绍可看出，科举制与读书、做官是直接相联的。可以说，越读书，越往科举制度上爬，就越有做官的希望。请看“久旱逢甘雨，异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学乃人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选白坊刻《千家诗》的眉头）这历代流行的诗歌，讲的中心思想都是读书做官，追求功名富贵。由此可见，科举制极大的剌激了读书人的功名心。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崇尚科举，是因通过这一途经可以走上仕途，获得荣华富贵。它不仅具有强大的刺激力，而且读书做官成了一种强烈社会意识，强烈社会心理。这种意识、势态、风气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势力。这股强大的社会势力挤压着读书人去走科举之路。不仅读书人、知识分子要沿着这一阶梯往上爬、走上仕途；更可怕的是社会上广大阶层的人也都受到这一影响，并且大而且深。他们也都认为这是一条正轨的路，读书人必经的路。在《红楼梦》一书中，史湘云、薛宝钗，包括袭人都劝说过宝玉要走这一正轨之路。事实证明，在封建社会里，谁在这条路上走得好、爬得高，谁就受重视，谁就能得到荣华富贵。宝钗不就登上了宝二奶奶的宝座吗！而林贷玉由于不说这些“混账话”，不走仕途经济之路，就为贾家所不容。不仅社会是这样，家里人甚至连妻子也是这样。在唐代德宗贞元初，有个读书人叫杜告，他考好多次都落榜了。他妻子压力很大，在杜告又一次落第后，她派人给杜送去一首诗，说他丈夫的的确确有奇才，可为什么年年都没被录取呢？感到害臊，“君若来时尽夜来。”说她丈夫若回家，只能半夜回来，别叫旁人看见。我们看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这妻子也对丈夫摆出了一副势利眼。在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一篇微型小说《镜听》，说一家两个儿子都是读书人，两个儿媳妇在家料理家务。一年两个儿子都去赶考。报子来报，大儿子考上了，此时两儿媳妇都在厨房里做饭，父母高兴，就到厨房告诉大儿媳妇说，你丈夫考上了，你别在厨房干了，到外面凉快凉快去吧。二儿媳妇一个人在厨房干活，只因丈夫没考上，眼泪汪汪。一会儿报子又来报，二儿子也考上了。二儿媳听说后还没等婆婆说话，把手上活一撂也到外面去凉快了。我们看这种社会心理、这种社会风气，非但进了闺房，也伸进了厨房。所以有人这样总结：“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两句是极好的概括、总结。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读书人才十年寒窗去苦读；也正因为一举成名天下知，所以大家都往这条路上挤、去奔走、去苦读。读书人在八股科举的诱惑下，变得灵魂空虚、道德低下。由于八股的禁锢，使知识分子，穷则百无一能，愚顽酸腐，做统治者的奴才；达则贪赃枉法，期压百姓，做统治者的帮凶。在这一点上，吴敬梓、蒲松龄等是有比较清醒、深刻认识的。在《儒林外史》第一回里，吴敬梓借助理想人物王冕之口说：“用《五经》、《四书》八股文，这个法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在这里文木山人指出了读书人腐化堕落的根源之—，就是来自八股取士制度，说它不好并给予深刻批判。由于走八股取士之路可以通向富贵，因此人们都往这条路上挤，不惜把自己灵魂变得空虚，道德变得低下。因此把文章学业、道德品行看得轻了，去追求做官，或逃避现实，退隐遁世。这不就把路引偏了吗！这第一回不仅是我们读《儒林外史》一书的总纲，同时也可见吴敬梓那对封建科举制持批判的鲜明态度。他所提倡的是文行出处，而否定、批判的则是功名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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