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调节功能研究论文

随着传统宗教复兴、新兴宗教崛起，宗教信仰已成为人们多元化信仰选择之一，宗教升温的现象难免会导致高校学在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中产生迷惑而去追求虚幻的精神寄托的现象。当代的高校学生应该是有理想、有担当的未来希望，其精神价值的走向定将影响到社会的未来发展。大学生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会影响到其自身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更会影响到祖国的未来发展，因此大学生应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去正确认识和对待宗教。一、宗教的本质认识人们最初没有宗教观念，宗教是原始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宗教有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宗教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会永久存在。马克思主义对宗教的本质进行了科学的回答，一切宗教都只不过是支配这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幻想的反应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形式。客观上是不存在的，是唯心主义世界观。邪教是与宗教相对应的一个概念，特指以宗教、气功或者其他名义建立，神化首要分子，利用制造、散布迷信邪说等手段蛊惑、蒙他人，发展控制成员、危害社会的非法组织。因此邪教是对宗教的叛逆和反动。虽然从表面上看邪教和宗教有许多相似之处，特别是邪教大都打着宗教的旗号掩饰自己，但与宗教在本质上有天壤之别，对社会的发展进步有着极其消极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和宗教都是世界观、认知论、方法论，两者不同的是马克思主义解释世界起源的方法是唯物主义，而宗教认为世界是由某个神或偶像创造的。因此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二、党的宗教政策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一定阶段的一种历史现象，是由社会发展状况和社会制度所决定，有它发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也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会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对待宗教的基本态度和原则，列宁在新的实践中加以坚持和发展。这些基本态度和原则主要包括：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享有平等权利；国家实行政教分离、教育与宗教分离；各宗教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不要求宗教信徒放弃他的宗教信仰。只是要求他们不得进行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同时，国家的宪法和法律提出了尊重和保护宗教自由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时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社会虽然不需要去发展宗教，但是作为神学观念的宗教这一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主义时期仍然客观存在并继续对社会发生影响。综上所述，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对立起来，而是要抱着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去对待宗教。如果抱定马克思主义，而否定一切，那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史观和唯物史观了。三、大学生宗教信仰认知分析随着宗教升温现象的凸显，有不少大学生对宗教信仰存在着一定的热情，并已经成为潜在的信众。大学生是国家的未来，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未来动力，而大学生信教这一现象必然会造成潜在的问题。如果个别宗教与社会主义产生对抗，那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未来建设的潜在威胁。马克思说过，宗教的消亡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久远，因此面对宗教的长期性、群众性和复杂性，我们要用严肃正确的态度来对待。大学生在对待宗教信仰的问题上应该结合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引导。一是要基于国情，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和价值，树立科学信仰的态度，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秉持我们党的政治信仰；二是要分清宗教与邪教的区别，自觉提升科学素质和人文素养，践行和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三是要认清宗教信仰与现代文明的关系，在以客观正确的态度对待宗教的前提下，也一定不能忘记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因子。不能将封建迷信当作宗教信仰而产生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现象。应学会以辨证的思维摒弃陋俗净化风气。

宗教在救灾、救援过程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在非典时期，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就提到过这个问题。我们生活在无神论社会，这个传统已经非常深厚了。但是，当人们碰到巨大的灾难、碰见命运的无常的时候，仍然会非常本能地回落到宗教。一个正常的社会，宗教应该担当维持社会基础性秩序的功能，一个社会要有秩序，那秩序的基础就是安顿人的心灵，构建一个精神的秩序。胜任这个职能的，肯定是宗教，可能其他东西也有，但宗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理性的因素，是在宗教因素之后才可能涉及到的。尤其是发生这种较大灾难的时刻，宗教的作用会超过所有的世俗因素，不管是政府，还是一般的民间慈善公益机构。因为，它可以直接触及人的心灵。这次汶川大地震后，我们看到，宗教组织是非常活跃的，只不过我们官方媒体都没有报道，只是报道了一些佛教、基督教组织捐款之类的消息。其实，在救灾现场，活跃着很多宗教组织。我听到比较多的是基督教的一些教会组织，现在仍然活跃在灾区从事救灾工作。面对灾难，宗教可以发挥多重作用，一重作用与一般公益组织相同，提供一些物质性帮助。但是，宗教组织除此之外，还可提供精神上的支援。这一点，不论政府还是民间公益组织都不具备，而对于受灾的民众来说，这却是一个最重要的需求。由此延伸到理论层面，基于自由主义立场如何看到宗教和自由社会的关系问题。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对于宗教与自由社会的关系，有非常恰当、精辟的分析。其基本看法是，一个自由社会是不能没有宗教的，离开了宗教的自由社会是不可能的。离开了宗教，自由的秩序是不可能的。我觉得，这个看法被很多声称是自由主义者的人忽视了。他们恰恰做了与此相反的事情，一门心思摧毁宗教对社会的价值。他们中很多人还在充当社会丑恶势力的帮凶。这是以自由主义之名所从事的非常糟糕、非常阴暗的行径。自由主义当然是一个很伟大的思想传统，但是，自由主义也有一个黑暗的历史。自由主义试图消解宗教，实际上是把人还原到单纯肉体的层面，是一个物质的存在。这样解释自由主义，最终导致我们生活的世界完全物质主义化。现代性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与此有着深刻的联系，尤其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中国历史上，自由主义积极地反对宗教，而这与集权主义、专制主义异曲同工。在中国，如何看待宗教、如何看待传统，更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问题。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与现代西方自由主义面临的完全不同。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是一个现代现象，19世纪以后才有现在看到的自由主义。西方形成宪政制度，形成一个好社会的基础性秩序的时候，发挥作用的实际上是另外一套理念，宪政主义。这套理念在自由主义的历史叙事中被忽视了。英国的宪政主义者跟宗教有一个很复杂的关联，我们也可以看看，美国的立宪者是如何对待宗教的，他们是如何看待一个宗教对宪政秩序的价值。我觉得，自由主义应该放宽视野，探究西方在形成现在我们看到这样一套好社会所必需的优良制度体系时，宗教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看问题，因为现在中国面临的是构造这么一个几千年来一直梦想的优良秩序的问题。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立宪。那么，在立宪的过程中，宗教以及宗教组织，究竟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关于宗教与宪政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宪政结构里面怎么安排宗教。宪政制度要处理宗教和宗教权利问题、宗教与国家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却是，在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宗教可以发挥什么作用？一个是宪政制度发生学中的宗教，再一个就是宪政结构里的宗教。在这两个问题中间，自由主义者更多的考虑了政教分离之类的宪政原则，而没有认真思考，在一个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在现代宪政秩序生成过程中，貌似保守的宗教，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我们认真去研究。下面来谈谈儒家或者儒教发挥社会作用的问题。近年来，在救灾的公益活动中，在我们所说的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场景里面，儒家的表现大概是比较差的。基督教的表现是最活跃的，其次是佛教，尤其是现在，大陆很多佛教组织学习台湾的人间宗教，积极投身于社会自治事业之中。相对来说，儒家的表现是比较滞后的。这与现在所说的大陆儒家复兴形成了一个反差。一方面自己觉得在复兴，但是，当民众真正需要某些带有宗教情怀的关怀的时候，却看不到儒家的身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儒家的朋友，将怎样处理这个问题？我想起两年前，我跟蒋庆在广东开会，争论过儒教问题。我的基本看法是，不管是考虑到当下的制度环境，还是从应然的角度来说，儒教都应该走“社会化”的道路。它应该从参与、组织、领导社会自治开始做起。我们处在一个现代社会，尤其是处在中国这么一个具体的制度架构里，你去幻想和君王对话，或者是直接改造君王，既不恰当，也不可能。这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实践当中是不可行的。我觉得唯一可行、而且正当的做法，就是建立一个“人间儒教”，从民众生活的社区、从民众关心的领域开始，组织其具有儒家价值追求的自治组织，儒者在其中充当自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这大概是儒家真正可行的一条出路。如果放宽视野，这本身就是一种立宪的活动。通过广泛的自治上，比如说儒家办学校，办教育，办社会公益事业，文化事业，艺术事业，就成为社会的一个个治理中心。你已经分享了原本属于国家的部分权力，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权力的一个限制。所以，儒家需要在作为一个宪政秩序的社会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我自己一直想写一篇文章，讨论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我觉得，现代儒家缺乏这么一套东西。像现代新儒家发展了形而上哲学，蒋庆发展了公羊家的政治哲学，在这之外，是不是还需要一套儒家的社会治理理论？儒教在现代的这种衰落，社会结构的变化应该是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比如，城市化，乡村生活解体，家族不复存在。这对儒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儒家，或者儒教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在现代大社会中，在我们通常说的开放社会或者陌生人社会，也即，在一个血缘关系并不是很重要的社会里面，你的这一套理念、这一套价值的社会依托究竟在哪里？李鸿章讲，中国面临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但实际上，这并不是历史上第一次。所有诞生于古典时代的高级宗教都曾经面临过这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个挑战最早是基督教遇到的。传统的基督教也是依托在家庭的。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现代商业社会发展，是基督教早就面临的挑战。整个教会，从宗教改革开始，一直到罗马教会在当代召开的几次宗教会议，一直都在试图应对这个问题。佛教也是这样的情形。上个世纪初，中国曾经出现过佛学繁荣，可能也是因为面临现代性挑战。而台湾的人间佛教，恐怕就是佛教找到的一个答案，它回答了，在一个现代社会，一个有着3000年或者是2000年传统的宗教，如何找回自己的生命力？我们中国人总认为自己的经历很独特，30年增长以为是奇迹，但其实，现代世界历史上已经发生或几次这样的奇迹了，还有比中国经济增长更好的奇迹，比如美国、德国、日本、甚至苏联。儒家也经常有一种悲怨的心情，认为自己是独家遭遇3000未有的大变局，但实际上，所有的正统宗教、伟大宗教都经历过这样的转折。村子里的宗教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对象，当然是有价值的，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但作为宗教实践是没有出路的。村子里的宗教永远不可能成为高级宗教。这种高级宗教，比如基督教、佛教的出现乃是伟大的神秘事件，基督、孔子、佛陀这种人物是奇迹，因而才能够创造出伟大的教条，具有神秘的吸引力。村子里的宗教永远是低级的。而且，村子里的宗教通常情况下是反宗教的。高级宗教通常要破除这种迷信。历史上，儒家的伟大人物都是要摧毁这些迷信的。你看韩愈，就写过这类文章。正统的儒家是反对村子里的那些迷信的，包括家族中原始崇拜的因素。儒家确实面临一个根本性的挑战，在汶川大地震就可以看到，在汶川这样一个社会里，似乎没有宗族，每个家庭都是一个小家庭，一个家庭就是父母和孩子，这个时候，你的那套价值依托何处？你必须要找到一种超越血缘关系的组织方式，让儒家的价值理念在那里体现出来。

摘 要：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是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强调宗教的公共性，就是强调宗教团体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存在的差异，是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引起的。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 关键词：宗教公共性；中国传统宗教；当代中国宗教 Abstract：Religion is not hollow but substantial，as an organization to link social this sense，no religion is private or publicity of religion is emphasized here to draw religious groups' notice to public affairs in there is a tendency of development to emphasize the publicity of religion，theology and philosophy in the Western world of social ，in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and environments of existence，Chinese and Western scholars differ in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tatus quo，China will not tend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ng state with a “public” for th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hurch，the best policy is mutually adapting，sharing woe and weal and harmoniously getting along. Key Words：publicity of religion；traditional Chinese church；contemporary Chinese church 当前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非常热烈。笔者认为，诸如此论的名称皆是处于不同语境下的思想者为了强调某个具体对象(宗教、哲学、神学)之某种性质(公共性)所使用的术语。这些术语在特定语境下有其具体的内涵及意义，不能到处套用，而应分析其适用性和限度。 一、公共性与宗教的公共性 对“公共性”和“宗教的公共性”进行反思，首先使笔者联想起古希腊哲学家的一个故事。古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和犬儒派哲学家第欧根尼在一起讨论哲学。柏拉图鼓吹他的“型相论”(理念论)，并使用了“桌子性”(tablehood)和“杯子性”(cuphood)这样的名词。第欧根尼说：“柏拉图，我可以看到桌子和杯子，但我看不到你的桌子性和杯子性。”柏拉图则说：“那是因为你有一双看得见可见的桌子和杯子的眼睛，却没有可以用来识别桌子和杯子的本质的理智。”[1]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肯定事物性质的实在，并进而认定事物的性质有独立存在的地位；而第欧根尼否定事物性质的独立自存。我们可以评价说，柏拉图的睿智穿透了事物的表面，达到了对事物性质的一般性认识，但他将事物的性质视为独立自存则是错误的；而第欧根尼认为事物的性质不可能有像实体那样的独立存在，这是对的，但他要是认为人的认识只能停留在感性经验层面，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达到一般性的认识，那么这是错的。 现今学界对“公共性”这个概念的解释相对明晰，而在理解“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时若不联系这些名称的具体所指，就会使人感到不知所云。因为，这世上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完全不具有任何公共性?又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或神学不能在特殊意义上给自己冠上公共之名，或称自己为公共的呢?重要的不是一般地判断宗教、哲学或神学有无公共性，而在于联系具体对象，判断它在什么范围内、什么意义上具有公共性。 我们在英文辞典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publicity是形容词public的名词形式。Public的释义有两大类，第一大类：(1) 公众的，与公众有关的；(2) 为公众的，公用的，公共的；(3) 从事公共事务、群众娱乐活动、社会服务的。第二大类：(1) 向大众公开的；(2) 众所周知的。[2]我们要注意的是，publicity虽然是一个名词，但它的所指仍旧是事物、对象的某种性质，而不是某种事物和对象。 宗教不是一个空名，而是一个实在，一个以信仰为纽带把社会成员联系起来的组织。就此而言，任何宗教都不可能是私人或个人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像宗教信仰自由、政教分离、宗教与教育的分离等原则的确立使得宗教团体变得私人化或个人化，乃至于使人们生出这样的幻像——可以有完全私人的宗教或者完全私人的神学。然而，我们只要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所谓宗教、哲学、神学的私人化(个人化)只是表示其公共性的削弱，或公共程度的压缩，而非完全丧失。 一般说来，使用公共性字眼的学者想要倡导扩大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但正因为公共性的概念太一般了，乃至于我们必须将它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方能判断这样的倡导有何意义，而在这里，在何种领域中扩大公共性就成为最关键的问题。在不同场景下一般性地倡导宗教公共性的扩大是无意义的，甚至是危险的。 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强调基督教及其教会具有的公共性，教会(ecclesia)的本义就是一个开放的集合(open assembly)，原本就含有“公共”的意思。启蒙时期以前，基督教的社会功能与西欧社会的方方面面紧密相连。基督教的公共性达到极致，而人民的公共生活受到教会的统治和支配，在教会建制(church institution)中私化(privatised)了。默茨在分析基督教传统的私化时把启蒙时期的教会与国家和社会的分开视为基督教目前所处困境的根源。他说：“区别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是有价值的，但似乎并不能弥补基督教所丧失的公共地位与角色。”[3 ] 新教神学家弗勒斯德尔(Duncan )探讨建立一门公共神学的可能性。他说：“公共神学是一门讨论有关神的神学，它具有指向公共可共享之真理，并参与公共讨论及见证那真理对世上所发生的事之正当性及关怀今日人民与社会所面对的严峻问题。它从所受托的传统提供坚定的信念、挑战和见解，而非寻求共同的表述或重述每人的说法。”[4]这样的呼吁有其特殊用意，其主旨无非是要神学更多地关注公共事务，参与社会的改革与建设。 在我看来，这些倡导呼吁公共性的学者们用来解释公共性的那些概念更加值得注意。例如，潘兰特(Raymond Plant)力陈神学本身的公共性，并指出明了神学公共性的关键在于对一般与个别之关系的理解。他说：“一般与个别的张力位于政治神学的核心。神学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学科，试图寻求达到某些一般的关于神在这个世界上的性质和行为的真理。而另一方面，政治的社团，他们的信仰和价值是非常专门的和个别的。神的本性(至少在古典有神论中)可以被认为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而政治总是涉及具体的社团在特定的时间和在特定的地点的生活方式。”[5]17他又说：“神学……怎么能够和政治领域相关联呢?政治完全是在一个充满差异的领域中形成的，在其中，不同国家、种族、性别、群体的成员有着不同的、相互之间并不和谐的利益和目标，而这些利益和目标又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环境下得到不同的解释和拥有不同先后秩序。”[5]18这种意思在莫尔特曼那里说得更清楚。他说：“基督教神学的主题就使它成为一种公共的神学。它涉及社会的公共事务。它在对基督的期盼的光明中思考什么是神的王国的普遍关怀。”“公共神学不得不与神学的公共相关性发生关系，这种相关性处于基督徒身份的核心处，它关心的是神国莅临在人类历史的公共世界中。”“没有公众的关联性就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反过来说，没有基督教神学的定位就没有公众的关联性。”[6]可见，强调神学的公共性就是强调神学主题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关注，就是宗教信仰的公共关联性。 总而言之，强调宗教、哲学、神学的公共性是西方社会思想的一种发展趋势。它是对传统宗教、哲学、神学的一种挑战，是在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全球化以及人类文化多样化和生活世界科技化的处境中建构或重建宗教、哲学、神学的尝试。二、中国传统宗教的公共性 西方学术界有关公共宗教、公共哲学、公共神学的讨论对中国学术界有影响。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中外学者对公共性的理解是有一些差异，但并不大，而且这些差异的产生并非语词本身引起的混乱，而是由中外学者各自所处的不同文化背景和处境所引起的。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和中西差距之缩小，这些理解上的差异将会削弱，不会阻碍中外学者的相互理解。 在现代汉语中，“公共性”一词译自英语publicity。我们知道，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在词法上的最大差别就是喜用双字词，少用单字词。与现代汉语词“公共”最接近的古汉语词是“公”。它作为形容词时的现代释义主要有：(1) 公正；(2) 公有(共有)；(3) 公开。[7] 中国先秦时代的“公”，有三层含义，一是公家、朝廷、官府；二是共同；三是公平、公正。第一层含义是最主要的，而且具有深刻的宗教内涵。那些具有公共身份的国君、贵族就是当然的宗教领袖，是宗教祭仪的主持者。国家、政治、社会、个人、道德、宇宙、自然、宗教、鬼神大都统一在这个“公共”领域(政治统治领域)。 中国古人对宗教的理解也体现出“公”的意思。“宗”指宗族、宗亲、宗庙等；“教”指学说、伦理、规章、教化、教导之意。“礼”亦与今日“宗教”之内涵重合，既有伦理制度、教义思想，亦包括宗教仪式及祭典。“神道设教”更是反映了统治阶级或社会圣贤对宗教公共性的关注。“天”具有先验的公共性与至上性。“天帝”、“天命”、“天意”是中国社会秩序和精神信仰的基础。它以宇宙观形式，成为古代社会秩序合法性证明的基本方法。正所谓“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天”是“公”的起源。“天”是至善、至公、至大。“公”作为公平的准则而演变为公共、公益、公道、公正。天命就是大公无私的意义呈现。 这样一种“公”的模式，既是政治思维方式，又是社会行为规范；既是宇宙秩序，又是道德精神；既是王权专制，又是宗教崇拜。在这样一种模式的制约下，宗教被纳入公共政治的领域，直接成为统治架构中的组成部分。宗教是一种权力或资源，非私人所能完全拥有。相对于“公”的宗教，那些非官方的、非正式的、不合法的事情，比如祭拜私鬼、私建庙宇、私自入道、私自度僧等等，被列为公共性的对立面，称之为“私”。公、私的区别，在宗教是正统与异端，在政治上是合法与非法，在道德上则是公正与偏狭。[8] 中国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不仅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而且也使中国语言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国古代汉语中的“公”的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用于不同的对象，则派生出多项语义，例如公安、公案、公报、公布、公差、公产、公道、公德、公断、公法、公房、公费、公愤、公告、公海、公函、公家、公开、公款、公理、公立、公例、公粮、公路、公墓、公判、公平、公仆、公然、公审、公事、公诉、公堂、公文、公务、公物、公休、公议、公益、公用、公寓、公园、公约、公债、公正、公职，等等。“公”几乎可以添加于任何“在者”，而无论其是实体，还是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上述辨析表明：西方的“公共”概念和中国古代“公”的概念的含义并不完全对称，但经过长期的交流和发展，现代汉语有足够的表达手段转述publicity的各种含义，不会造成太大的误解。[9]相反，倒是这些语词的使用者若是不明了其所指对象的性质，加以滥用或乱用，那么倒是令人困惑的。 三、当代中国宗教对公共事务的参与 就“公”的主要意义而言，中国的传统宗教并不缺乏公共性，但具体不同的宗教在不同时期的公共性有程度上的差异。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公”字的涵义发生了变化，宗教的公共性的存在及其表达形式也已经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化简要地说来就是大一统的“公”(官)变成分层次的“公”，原先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弱化，公共空间逐步增大。 新中国建国初期，宗教管理是“内部行政事务”，视宗教为控制性上层建筑，实行了封闭型行政管理方法。正是这种单纯的行政制度安排及管理，依靠少数宗教工作干部，按政策使用行政方法对宗教进行严格的封闭式管理。在此制度空间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宗教团体则在此前提下从事各种宗教活动。这种管理方法，基本沿袭了中国历史上“公共宗教”模式，宗教及其活动难以适应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公共性。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宗教的管理方法，已由单向式行政管理趋向宗教组织的自治与行政管理相结合，宗教团体能够以“非政府组织”的形式参与社会公共事业。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公共性得到初步呈现。宗教事务具有了公共、公开等性质，改变了原来把宗教作为“内部事务”来处理的行政方法及“宗教不对外”的行政习惯。(注：《上海市宗教事务条例》第四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宗教事务，指宗教与国家、社会、群众之间存在的各项社会公共事务。”国务院宗教局局长叶小文曾经在《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指出：要把宗教工作靠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内部工作，变为进一步由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社会事务来管理，并把这种管理推向法制化、规范化轨道。参见叶小文：《社会主义与宗教的历史篇章》，《中国宗教》2002年第1期。)这样的公共性成了宗教在中国社会合法存在的标志和必要条件。 在建立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上，传统宗教的公共性转换为公共制度问题。宗教的教化功能不再泛化，无所限制，并以社会团体的身份结束了传统公共宗教的发展模式。政府、宗教团体、个人信仰之间的界限得到明确，进而政府与宗教团体各自与社会公共事务的关系界限得到明确，这是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重大现象。[10]在这样的宗教制度变迁中，私人信仰取得法律的保障，而宗教团体则消除政府组织的形式，成为社会团体。 这样的社会化将是中国宗教的发展趋势。中国宗教由此将具有越来越大的社会性和公益性。这样的发展趋势相对于传统的公共性(政治性、官性)而言，是私化了，但相对于现代意义的公共性(社会性)而言，则是公共化了。政府对宗教由控制转变为依法管理，而宗教团体则自治自理，非行政、非营利、非市场，以社会团体的身份参与社会公共事务。 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无神论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度里，任何一种宗教要想正常地发展，都必须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与其他宗教团体和社会团体的关系。历史和现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再走政教合一的“公”的宗教道路，而就政府与宗教团体的关系来说，其最佳状态应当是相互调适，共存共荣，和睦相处。在当代中国，合法的中国宗教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很多，这就需要宗教团体思考把自己的力量主要用于何处。方立天教授指出中国宗教要走文化宗教之路。他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发挥中国宗教文化内在的积极因素，这是社会对中国宗教的要求、时代对中国宗教的要求；同时，这也为中国宗教开辟了广阔的、健康的、良性的发展道路。”[11]我相信，这条路将给中国宗教带来更多的公共性。

摘要：当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又是一个信仰缺失的国度：上帝不在，孔夫子已远。这是一个尴尬的时代。社会主义，中国，信仰都是非常庞大的概念，想要凭笔者一人之力，再加之本人才疏学浅，更是无法驾弩，故写此小文实为一种冒险行为。限于篇幅、自身条件以及外界种种原因，本人许多问题也只是只能点到为止，不会深究。此外，笔者承认文中部分论点、论据有些须借鉴之处，在前人的肩膀上，我诚惶诚恐，却又心存钦佩与感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是我引用的初衷，同时也希望能为传播他们优秀的思想做出一份努力。 关键词：社会主义 信仰 宗教 政治 一、当今社会主义中国的信仰状况初探 （一） 什么是信仰？ 这是本文要论述的一个重点问题之一。要讨论社会主义中国也就是当今中国的信仰问题，或者是社会主义、中国、信仰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理当先对社会主义进行诠释，然而出于多年来我国的各种教育，使得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几乎无必要在此深究和赘述。信仰才是我首要阐述的一个问题。 按照马克思理论，信仰可以很轻易的划归为意识形态当中，紧接着又可以让它和宗教捆绑在一起，而宗教又是与唯物论势不两立的。本人所要叙述的信仰也是和宗教紧密相关的，说的直白些，本文所称的信仰主要是指宗教信仰，因为只有宗教才能真正代表一种信仰，信仰宗教才是真正的信仰。当然，为了全面表达出本文的观点，笔者在一定程度上亦会在广泛意义上使用信仰一词，也就是适当扩大信仰的概念，例如：信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本文所要讨论的信仰限于两个方面：一是宗教信仰，这是主要的。二是社会主义信仰，它是一种制度信仰，是一种官方（强制）信仰，准确的说是一种政治信念。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宗教是人们对于无法解释的包括自然界在内的各种现象因为恐惧而产生的一种幻觉，是人类由于生产力极端低下造成的历史产物，其实这是一种“有罪推定”：先认定宗教是一种“幻觉”，是一种不良产物，进而使用人类有限的思维，再利用一些确凿的证据（生产力低下），推断其假设成立——即宗教“有罪”。宗教是一种信仰，所以按马克思的观点，信仰也是一种幻觉，或者说是一种稳定的幻觉的集合，是人类因为自身渺小、无能、无明而产生的自卑感，并由此“进化”成一种解释不可知物的内在行为。当人类自身渐渐“强大”，不再“渺小”，便可以摆脱宗教，丢弃信仰，完全理性，也就是说在完美的社会形态当中是没有信仰的存在的，也不需要信仰，比如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这都是马克思主义观点及推论。 比较是必须的，我们再来看看宗教界人士是怎样谈信仰的：基督教思想集大成者奥古斯丁认为人类（即始祖亚当和夏娃）是完全信仰上帝的，当时的伊甸园毫无疑问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他们这时候的信仰是有神信仰，也是一种“宗教信仰”，是一种健康的信仰。而当始祖因自由意志犯罪堕落，使得整个人类陷于无知无能无明的状态，信仰从此丢失，如果有的话，那也只是信仰自己或者把世界万物（被造物）当成上帝来信仰，这是秩序的颠覆，也是一种错误“幻觉”。后来上帝道成肉身耶酥基督，与世人订立新约，重建人类新的真正的信仰。在这无须多述，笔者也只是比较两种关于信仰的观点。 信仰的另一种表述是中性的，不含阶级意识的。信仰是信念的最高表现形式，它更为抽象和隐秘，对于一个心智健全的成年人而言，它通常是许多信念生发的根源。信仰的本质属性就是超越性，是相对于“此在”的虚拟性的抽象存在。超越的目的就在于到达另一个自我精神满足的地带，这种地带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存在的，是一种思想，一种自我解释和对世界的解释，是朦胧和模糊意识之中的火光。一切过于清晰的东西都难以成为信仰，因为它缺乏终极的诱惑力而容易使人满足或疲惫，这就是说，超越性、神秘性往往是信仰的前提。在神秘性上来说，所有的哲学都具有宗教性，而所有的宗教都具有哲学性。 （二）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状况概述 当今中国社会的信仰状况，主要是讨论当代中国人有没有信仰？有的话，又有什么信仰？之所以提出这么看似简单的问题，不是因为它简单，恰恰是因为其异常的复杂性。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到美国或放到印度，它便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当它被设置到中国，尤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却会是另外一番景象。 从字面上看，“中国人没有信仰”这句话显然不对，因为只要有一个中国人有信仰，这句话马上就错了，问题立即变得荒谬。所以，就所讨论的这个问题而言，学界应该是约定俗成地把“中国人”作为一个笼统的、集体的概念提出的，是“以多概全”的说法，而绝不可能是指全部。 首先必须指出，“信仰危机”指的是为集体共有的信仰的危机，而不是具有个人色彩的独特的个人信仰。个人所拥有的集体信仰和个人信仰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而言，个人信仰不存在“危机”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本文将在“人类信仰的演变轨迹”部分给出详细的阐述。） 当下的中国人普遍没有信仰的观点基本上为多数人认可，但是，历史上的中国人有没有信仰则是争鸣的焦点。这一焦点集中而又具体地表现为：儒家文化（也有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但这并没有大的不同）是不是中国人的信仰。在肯定的观点中，有的认为儒家可以作为宗教看待，自然是一种信仰；有的认为儒家虽然不是宗教，但作为具有宗教性的文化体系，也是中国人的信仰；持否定观点者则否认把儒家纳入宗教的体系，并且认为，即使具有宗教性，儒家也不是中国人的信仰。应该说，将儒家视为宗教的看法很难成立。 另外我们可以感受得到，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不仅是宗教信仰，而且更广泛意义上的共产主义信仰也是没有的，或者说是没有建立！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最起码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如果这不是事实，谁又能驳斥这样的现实存在。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渐渐步入法治民主的轨道，诸如基督教、伊斯兰教有较大的发展，但相当来说，就普遍意义上，中国这片土地并没形成占统治地位的信仰，不论是狭义上的宗教信仰，还是广义上的信仰。无神论不是一种信仰，关于这个论点的证据可以参看关于信仰的概念部分。所以，从这个层面说，中国人（普遍）是没有信仰的。 二、当今社会主义中国信仰缺失状况原因分析 中国人是个很务实的民族，历史上没发生过对某种信仰达到狂热的程度，比如对宗教问题。这部分的应归功于儒家的世俗倾向。“信鬼神而远之”，充分体现了孔子这位东方哲人的睿智与深沉。而文革却使中国人达到了狂热的地步，当那一切最后都变成了“水中月，镜中花”时，出现信仰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认为我国即将进人公私对半的“半社会主义、半资本主义”的社会,进而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长期存在的必要性产生。宣传和教育工作,势必会加深社会信仰危机的程度。 从理论宣传教育的， 要想重建新的信仰体系，有必要先来分析导致信仰危机的原因。我们以为，信仰危机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传统思想体系瓦解，新的信仰体系未建立 我们暂且认为当代中国的社会信仰体系主要因自两个方面的传统：一是传统文化信仰，二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主义信仰（以下称作“主义信仰”）。前种信仰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受到猛烈冲击，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它已几乎被彻底击溃，而最终获得胜利的则是主义信仰，遗憾的是这种主义信仰在当代的中国似乎已经不存在了。 我们知道，传统的东西尤其是表现为社会文化的传统绝不会轻易死亡，而是内含着一种历史惯性。由此，尽管在某些特定时期，它们可能因为受到暂时的压抑而削弱其影响，但其历史惯性将导致其必将在后续社会中产生持续作用，这可称作“历史惯性的作用”。对此，我们在分析国人道德素质和心理素质时曾做过分析，时至今日的社会现实已经足以证明了这一点：传统思想的回光反照不但表现在不少普通平民那里，甚至一些学者和“士人”也大有张扬“国学”以求再生的心态和行为。 但我们认为，以上这种传统无论怎样地回光反照，也不可能在对当代社会信仰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因为至今它已经遭受了三次打击，元气大伤：一是旧民主主义革命，二是五四运动，三是新中国运作这些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诸方面产生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所以，我们这里更关注第二种信仰传统（主义信仰）在当代所产生的另种相反的作用——“历史惯性的反作用”：对此种信仰的强调所带来的实际效果，反而会伤害这种信仰本身。 所以，面对今天的社会现实，那种试图依靠单一信仰来“统治”人类思想和心灵，以及那种试图单纯地通过思想教育就能用大公无私的崇高信仰来提升已经回落了的道德素质的任何做法（哪怕是想法），也许根本就是“缘木求鱼”，要么就是得过且过、自我陶醉。 （二）改革政策的不配套导致“主义信仰”丧失 任何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改革，必然存在不同政策、不同领域之次序的先后和步调的差异，必然存在新旧两种体制混合运行的情况。由于两种体制具有各自不同的运行规律和内在逻辑，就难免产生一些两不遵循的“真空”地带，导致社会成员处在无是非评判标准、无行为规范可循的心理失衡状态。这一点，基本上可以看作是社会改革的必然逻辑，无可厚非。 然而，我们的现实中却突出地存在着三个问题：一是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的不配套；二是缺乏对改革的统筹谋划（既表现在改革理论上，也表现在改革措施上）；三是社会所推崇的信仰与社会现实不配套。结果，经济体制改革孤军深入，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经济上私有化和自由化，政治上却依然要四个坚持；主观上打击腐败，客观上却又为腐败的滋长提供养分；一方面号召“五讲四美”，另方面却又给唯利是图提供便利。纵观现时代，在我们所反对的对象中总可以找寻到我们所提倡的对象的影子，反之亦然。 还必须注意到，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大众传媒曾一度出现模糊导向，甚至有一定程度的失控，以至一度出现价值评价的颠倒和是非观念的混乱，出现淡化主旋律、过分宣传“贵族生活”、轻视文化、不要文化、抛弃文化的现象。这必将对国民精神、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等产生不利影响。值得指出，当代各种思潮也对信仰危机也有推波助澜之效，但它所负的责任却远不如以上两个方面：与其说各种思潮的泛滥是信仰危机的原因，倒不如说是信仰危机的结果。 三、当今中国社会信仰缺失造成的影响 （一） 对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此，我们有必要把信仰的含义扩大化，即不仅局限于宗教。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追求是一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仰”。但问题是，当代中国还有这种广泛意义上的信仰吗？我们在又可以用到上文已经叙述过的话：如果可以说真话的话，最起码在我的周围，无论是社会的哪个阶层，信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几乎找不到几个。如果这不是事实，谁又能驳斥这样的现实存在。自改革开放以降，共产主义这种信仰便在某种意义上上死亡了（当然不排除它死而重生即重建的可能），但在短期可预见的时期内是无法实现的。把中国共产党党章用形象的话解说就是：共产主义是我们的一个梦想，是我们最后要建立的“理想国”和乌托邦。只是那具体的时间还无法知道。 真正的社会主义无疑是美好的，是每个人都向往的。这里就要澄清一点，中国并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当前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正是因为假社会主义，或先天不足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搞臭了，因为老百姓很直观的看：“哦，这就是社会主义？这写国家都很穷啊，还是资本主义好，你看人家多有钱，多民主。”如果硬要说，只由欧美一部份强国基本具备了迈向社会主义的一些必备条件。而实现社会主义三步能过于急躁的，我们要坚持的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像我们现在最失败的莫过于对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作社会主义大加宣传，还有什么经常讲体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些空口号说的越多，人们对社会主义就越失望，社会主义就这样？就这水平？要知道，真是情况是中国的这种社会主义优越性还远远比不上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社会福利，生活水准，还是国家实力等等。正是这些中国=社会主义宣传，空洞浮夸的口号掩盖了真正社会主义的许多先进方面，使意识形态本就十分落后的中国人民更加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从而在与资本注意的直接对比中得出对社会主义失望的结论，从而产生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中国下一步走难以预料！ （二）对当代中国的影响 首先，信仰是一种人的思想“行为”，对思想影响是极其深刻的。由于信仰具有超越性，所以因为这超越性，信仰才从变化无穷的世间万象和人类意识中作为某种稳定的、持久的意志被抽象出来，指向未来，并在历史的延绵中与推移，不断地通过对自身加以调整，长期地适应岁月的变迁，成为人的思想和行为的指南针。信念通常建立在很多实际的需要之上，信仰则不大直接地关注实际，而是通过转化为信念来指导实际行动；信念通常是认识事物的基点、评判事物的标准、非做什么不可的坚决态度，信仰则是一个人做什么和不做什么的根本准则和行为的最终统帅。 当今中国由于旧的“信仰”（即广泛意义上的儒家思想）崩溃瓦解，而新的信仰（主要指官方倡导的共产主义信仰，亦指宗教信仰）没有建立，导致中国人在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在这个特殊的社会制度下产生信仰危机。夹杂着西方各种不良思想畸形盛行，由此必然致使我们自己在思想上一定程度上混乱，道德亦有沦丧的迹象。这与具有5000年的中华文明古国之称谓是极为不相称的。 其次，政治与宗教从来是密不可分的。从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国家形式，我们完全可以窥探出宗教与政治的太多的联系。自宗教改革以来，政教逐渐分离，但这并意味政治完全不受宗教信仰的影响。当前西方发达国家无不例外都与基督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没有人可以否认基督教文明对西方社会的重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就像没有人可以否认儒家思想对古代中华文明的影响！ 当代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我们似乎看不到宗教（信仰）对这个国家尤其是这个国家的政治层面有任何影响，亲身感受到的、看到的只是宪法中对宗教信仰的规定，还有各个层次的教科书上对宗教信仰近乎教条的解说，所以在当代中国似乎只有政治在影响（统治支配）着信仰，而信仰对政治似乎不起任何反作用。这是违背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反作用的论断的！任何走向极端的行为都是愚蠢而又危险的。 如果我们可以把眼光看远点的话，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的单向作用。马克思的基本哲学是值得学习研究的——反作用永远存在。从中国宪法与中国现实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矛盾：宪法文本中宣布的信仰自由与现实中的信仰禁锢（不自由）。产生这个矛盾的原因，本人是这样推断的：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因为这个在宪法中明文规定的国家属性，必然要求在整个社会中推行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信仰”、无神论“信仰”、唯物论“信仰”，并进而在国家的各层面的教育、媒体等众多方面加以贯彻与巩固！这也几乎限制和断送了其他信仰的发展，也就是宗教信仰。在事实上剥夺了人民信仰自由的权利，按照宪法理论来说，这是对宪法的无形修改，甚至可以说是实际意义上的违宪。另外一个方面，社会主义国家又必须是民主文明多元化的国家，这就要求其宪法明文规定信仰自由！从此，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法律文本中的信仰自由与现实中的信仰不自由产生了巨大的矛盾。矛盾如果得不得解决，紧接着唯有冲突的降临，冲突带来的只能是双方利益的损益！就如基督教里一首歌曲唱到：“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这简单的一句话，又蕴涵着多少的潜台词了？这就是（宗教）信仰的反作用，也就是对中国政治现在或将来潜在的影响。 信仰的缺失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它涉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例如，对民族稳定、社会团结、文化发展（精神文明、历史遗产、社会艺术）、法治建设、道德教化、经济发展、国际交流、国家廉正建设等等微观与宏观方面，不一而足。 四、社会主义中国信仰问题的解决方法 众所周知，这个解决方法的实施在当前的中国来说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又是一个几近乌托邦的梦想。它不是一个人所能设计的、一个政府所能完成的，尤其是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这似乎接近一个未知，解决未知的方法，只有时间，让其成为历史，或许我们还可以用毛泽东同志的一句话来解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主人！ 大概这是唯一的方法。 哈蔓德•J•泊尔曼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设。笔者冒昧模仿一句： 社会主义必须被信仰，否则形同虚有。 是为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