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诗品论文参考文献

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对历史弊病的批评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

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 *** ”。无病 *** 的结果，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钟嵘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为前进了一步。“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 *** 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

对五言诗做了说明

其二，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其中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

自己的见解

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等。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

《诗品》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延v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所收本，较常见版本是《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和《历代诗话》本。近人陈延杰有《诗品注》(1927年，1961年初修订本变动甚大）、古直有《钟记室诗品笺》（刊于1928年`，为《隅楼丛书》第四种）、许文雨《诗品讲疏》。今人研究《诗品》较有成就的有曹旭等人。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晋中散嵇康“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 雅之致。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认为嵇康的文章与魏文帝曹 丕相似。嵇康之文，过于严峻激切，亢直敢言，对于自己的文才毫不含蓄隐藏， 文章没有幽深文雅的情致，但他的作品托喻清远，有审查事物的能力，就这一点 来说嵇康的作品仍算作上乘。总体上来说钟嵘对嵇康的评价偏向于褒扬。钟嵘的 评价在嵇康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就“颇似魏文”这一条来说，《诗品》评曹丕曰:“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 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从嵇康和魏文帝的部分作品中可以看 出二者的相似，就作品主题来说，二者部分诗作都表达了超脱尘世，想要逍遥遨 游的主题。 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一云：“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 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 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翻孤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 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此诗前为自伤之词，感叹世事多艰; 后为劝诫之意， 希冀兄早日避凶返归，携手“逍遥游太清”，于赠词中表明自己的心志。 在《赠秀才入军五首》中也表达了这一的心志。“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 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鱼 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想象嵇喜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 虽然写了征人生活，但不如说是抒写诗人自己纵心自然的情趣。最后诗人用《庄 子》中“匠石斫垩”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嵇喜从军远去的惋惜心情。此诗中“目 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它以凝练的语言传写出高 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曹丕诗作中也有超脱凡尘，快意其志的主旨。其《芙蓉池作诗》云：“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技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 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 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此诗是曹丕与刘桢一行建安 十六年至十七年间宴游时所作。诗中运用“嘉木”、“修条”、“惊风”、“飞鸟”等 优美意象，营造出一派祥和景象。其“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不仅体现了曹 丕对此时此刻美景的陶醉，更显示了其平稳祥和，不为物所役的心态。同期所作 《善哉行》云: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也表 现出同样的心态。 总之在写作主题方面，嵇康与魏文帝确实颇为相似，陈长青先生在《诗品注》 解析说:“叔夜有超绝尘世之想,遨游快志,亦颇似魏文焉”。陈长青也认同钟嵘 评嵇康作品颇似魏文。 就“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这一条来说，嵇康在《与山巨源绝 交书》一文中就自述道:“刚肠疾恶，遇事便发。” “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 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 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 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 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明确的表达了自己 性格刚直。 这首绝交书的写作背景是山涛，即山巨源，投靠司马氏作了官，随之 他又出面拉嵇康。嵇康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绝交书》。 《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 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 在《答二郭三首》中嵇康也表现出了这种峻切和讦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 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 不可居。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至人存诸己。隐 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 敢谢道不俱。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惧。” 该诗言辞激切直露，明确 指出“功名不足殉”，于字里行间透露着嵇康思想的严峻。 嵇康的诗歌没有做到诗歌“温柔敦厚”的传统，也没有多少雅致可言，他的 言辞大多刚直，情感表达激烈，这与他本人的性格和社会环境有关。就“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这一条来说，钟嵘认为嵇康的诗 虽然峻切、讦直，但其中不乏“讬喻清远，良有鉴裁”的高流之作。 《述志诗》其二:“斥鴳檀蒿林，仰笑神凤飞; 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恨自 用身拙，任意多永思，远实与世殊，义誉非所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何 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 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 改诗叙述了嵇康在认识到现实的黑暗后，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所作出的一种规 划。并通过“斥鴳” 与“神凤”和“蛙”与“神龟”这两组鲜明的对比，显现了 它们之间的天壤之别，并映射了“小人”当道、“君子”无所适从的社会黑暗现 实。该诗情感激烈悲愤，意在言外，综合运用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法，将魏晋 之际的黑暗现实暴露无遗，也流露出嵇康对“神鸟”、“神龟”那种自由自在生活 的向往。 此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嵇康陈说自己的旨趣、好恶，居高临下， 旁若无人，嬉笑怒骂处，涉笔而成文。本来，这封书信是为辞谢荐引而作，但他 没有粘滞在这一具体事情上，而是从处世原则，交友之道大处着眼，引古喻今， 挥洒自如。所谓“清远”者，正在于此。 在嵇康的《幽愤诗》中，钟嵘评价的“高 流”也有体现。《幽愤诗》的写作背景是嵇康好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陷入狱，于 是引康证明吕巽之丑恶及已无不孝之罪。正直的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遂牵 连入狱。钟会乘机谮之，一代奇士嵇康竟至被杀。这首诗即为嵇康因吕安事被收 狱中所作。”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嗈嗈鸣雁，奋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 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从部分诗句中就可以体会到嵇康的刚正不阿， 但也表现出了他生平的忧郁和对时世的愤慨。 嵇康的性格特点与社会环境造就了他“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 致。”的文章特色，但这其实也是他诗歌清远，不失为高流的原因。虽然钟嵘 对这种峻切、讦直提出了批评，但仍认为嵇康的诗歌“未失高流”。可见钟嵘 对嵇诗还是十分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