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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动着景物，景物感动着人心，所以使人的性情摇荡，并表现于舞蹈歌唱上。它照耀着天、地、人，使万物显现着光辉美丽，上天之神依待它接受祭祀，幽冥之灵依待它昭明祷告。（能够）感动天地鬼神的，没有什么是比诗歌更接近了。 从前《南风歌》的歌词，《卿云歌》的颂词，它们的意义是深远的。夏代的《五子之歌》说“忧郁啊我的心”，楚国的歌谣《离骚》说“给我取名叫正则”，虽然诗的体制还不全备，然而是五言诗的起头啊。到了汉朝的李陵，开始创作五言诗的（这种）体式了。古诗的时代渺茫遥远，诗人和时代的难以详考，推究它的文体，本是西汉时的制作，不是周代衰弱时的首创啊。自王褒、扬雄、枚乘、司马相如一班人，（都只以）辞赋竞相取胜，而诗歌之作还没有听说过。从李陵到班婕妤，约百年之间，只有一位女作家（班婕妤），也只有（李陵）一位诗人罢了。诗人（创作诗歌）的风气，顿时缺少丧失了。东汉二百年中，只有班固《咏史》诗，（但）质朴而无文采。下来到了建安年代，曹操与曹丕父子，非常爱好文辞；曹植、曹彪兄弟，兴起成为文坛栋梁；刘桢、王粲，成为他们的羽翼。次第有攀龙附凤，自己来做附属的，大约将要以百来计算。文质兼备的兴盛，在当时是非常完备了。之以后逐渐颓唐衰落，直到晋代。太康中间，有张载、张协、张亢这“三张”，陆机、陆云这“二陆”，潘岳、潘尼这“两潘”，左思这“一左”，都突然复兴（建安的兴盛局面），继承前代王者的足迹，（是建安文坛的）风流未尽，也是诗文的中兴啊。永嘉年间，看重黄帝、老子的学说，稍稍崇尚清谈，这时期的诗文，（述说）玄理超过它的文辞，平淡而缺少滋味。到了东晋渡江到江南后，清谈（玄理风气）的影响像微微的波浪还在流传，孙绰、许询、恒温、庾亮诸位的诗，都平淡得像《道德论》，建安文学的风力丧尽了，在此之前，郭璞运用（他）俊逸的才华，变革创新诗歌的体载；刘琨依恃（他）清新刚健的气势，辅佐成就了诗歌的美感。然而，他们（按，指“孙绰、许询、恒、庾诸公”）的人多，我们（按，指郭璞、刘琨）人少，没有能够改变世俗的文风。到了义熙中间，谢混文采熠熠地继续创作。刘宋元嘉中间，有一位谢灵运，文才高峻，辞藻丰赡，作品富丽艳逸，难以追踪，确实已经包含和超越刘琨、郭璞，压倒潘岳、左思。所以知道陈思王曹植是建安文学的俊杰，刘桢、王粲是辅佐；陆机是太康文学的精英，潘岳，张协是辅佐；谢灵运是元嘉文学的雄才，颜延之是辅佐：这些都是五言诗首要的作者，文词闻名于世的诗人。四言诗字数少而意思多，效法《国风》、《离骚》，就可以摹仿其大概，（但诗人们）往往苦于文字（用得）多而意思（表达）少，所以世人很少学习它。五言诗在诗体中居重要地位，是众多诗歌中最有滋味的，所以说合于世俗之人的口味。（这）难道不是因为（它）指陈事理，塑造形象，尽情抒情，描写事物，最是详尽切当的吗？所以诗有三种表现方法：一叫“兴”，二叫“比”，三叫“赋”。文辞已经完了意思还有余，是“兴”；借物来比喻情志，是“比”；直接描写事实，写物而寓意于言，是赋。扩大这三种表现手法，斟酌地采用它们，用风骨来强化它，用文采来润饰它，使得体会它的人余味无穷，听到它的人动心不已，这是诗中的最高的境界啊。如果专用比兴手法，弊病在用意太深，用意太深，文辞就滞涩。如果专用赋法，弊病在用意浮浅，用意浮浅，文辞就松散，（甚至于）嬉戏而造成（文意）流移不定，文辞就没有归宿，有芜乱散漫的拖累了。至于那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酷寒，这是四季的节令气候给人的感触表现在诗歌里的。好的集会寄诗来寓托亲情，离开群体依托诗来表达怨恨。至于楚国臣子离开国都，汉朝的妾媵辞别宫廷，有的尸骨横在北方的荒野，魂魄追逐着飞去的蓬蒿；有的扛着戈矛出外守卫，战斗的气氛雄起于边地；在边关的客子衣裳单薄，闺中寡居的妇女眼泪哭尽；有的士人解下配印辞官离朝，一离去就忘掉回来；女子有扬起娥眉，入宫受宠，再次顾盼（姿色动人），倾国倾城：所有这种种（情景），感动心灵，不作诗用什么来舒展它的情义？不用长篇的歌咏用什么来畅抒它的情怀？所以（孔子）说：“诗可以（使人）合群，可以（抒发）怨恨。”使得穷贱的人容易安心，隐居避世的人没有苦闷的，（要想如此）没有比诗更好的了。所以诗人作者，没有不爱好（作诗）的。现在的士子俗人，（作诗）这种风气是很炽烈了。刚刚才能禁得住穿大人的衣服，就开始学习文字，（并且）一定心甘情愿地为写诗奔忙。因此平庸的声音，杂乱的体裁（的“诗”），（却）人人自认为容貌可人。以至于使富家子弟，以（作诗）文采不如人为耻辱，夜以继日地点缀文辞，吟哦词句，独自观赏，自认为精妙绝伦，众人观看，终究沦落为驽钝平常。其次有轻薄的人，嘲笑曹植、刘桢的诗古旧笨拙，说鲍照是伏羲时代以上的人（其诗格调高古），谢脁今古无人可比（其诗雄视千古）。可是效法鲍照，终于比不上“日中市朝满”；学习谢脁，（只能）低劣地学到“黄鸟度青枝”。徒然自己被高明抛弃，与文人一流毫无关涉了。观察王公和士大夫之流，每每在广谈博论之余，何尝不借诗作谈话形式，随着他们的爱好，商讨不同意见。像淄水和渑水一起泛滥混合，像紫色和红色互相混杂改变，各种意见竞相喧哗争论，无法用正确的标准分清辨别。近来彭城人刘绘，是高明的（诗歌）鉴赏家，嫌恨诗界的混乱，要作当代的《诗品》，口里说出了（许多对诗歌的）品评，（只是）他的著作没有完成，（虽然如此）也是有感而作的呀。从前班固论人，分为九等，刘歆评论士人作者，分为《七略》，依循名称以考究事实，确实有许多是不恰当的。至于写诗的技巧（的高下），明显是可以知晓的，按类来推求，大概同评论赌博下棋的胜负（那样可以明白知晓）。当今皇上，禀赋有生而知之的上等才能，体验有丰富深沉的文思，文辞与日月同辉，学识能探究自然和人世之间的关系。从前在与贵族子弟交游时，已是称职的首领。何况（现今）已经占有宇内八方，天下响应者像从风而伏、云气腾涌，怀抱珠玉之才的，摩肩接踵而来。本来下视汉魏（之作）而不屑一顾，气吞晋宋（篇什）于胸中，确实不是农民的歌谣、赶车人的议论，敢于加以品评的。我现在记录的，近乎是在街闾里巷中交流谈论，等于是谈笑而已。在一品之中，约略依照时代先后排列，不按照优劣次序来作评论解释。再者那人已经去逝，他的诗能够论定。现在的品评，不存录在世的人。连缀词句，排比事实，是只作通常的谈论。至于像那筹划国事的文书，应该凭借广博引用古事（以成其典雅庄重）；叙述德行的驳议奏疏，应该尽量称引以往的功业。至于吟咏诗歌抒发性情，又何必看重运用典故？“思君如流水”，就是就眼前所见而想；“高台多悲风”，也只是即目所见的情景；“清晨登陇首”，没有典故；“明月照积雪”，岂是出于经书史籍？观察古今的佳句，多不是拼凑假借古人词句，而都是由于直接抒写。颜延之、谢庄的诗，用典更是繁多细密，在那时（诗风）受他们的影响。所以（刘宋）大明、泰始中间，诗文大几同于抄书。近来任昉、王融等，不看重文辞（本身）的奇特，（只是）争着运用无人用过的典故。从那时以来的作者，逐渐形成了一种习俗，遂使句子里没有不用典故的话，话语中没有不用典故的字，拘束补缀，损害诗文已经很厉害了。可是诗歌写得天工自然没有雕琢的，很少能碰到这样的人。文辞既然失去高明，就只会增加典故，虽然失去天才，姑且表现学问，也是一种理由吧！陆机的《文赋》，通达而没有褒贬；李充的《翰林论》，疏略而不切实；王微的《鸿宝》，细密而没有裁断；颜延之的论文，精细而难以读懂；挚虞的《文章志》，详细而广博丰富，很可以说是知音之言了。观这几家（的论著），都是就诗歌体裁来谈，不显示优劣。至于谢灵运收诗成集，碰到诗总是收录；张隲《文士传》，碰到文章就书写下来。诸位英俊记录的书，用意都在收录作品，未曾品评高低分别等级。我现在所记录的，只限于五言诗，虽是这样，包括古今作者，（他们的）作品大都收集殆尽，轻率地要辨明清浊，指出优劣好坏，共计一百二十人。列入这个流派中的人（按，指列入《诗品》中的人），就称为才子。至于这三品的升或降，大抵不是定论，将来要提出变置裁断，请寄托给懂诗的人吧。从前曹植、刘桢当是文章中的圣人，陆机、谢灵运体会效法前二人的才华，研究考虑得精细深远，在千百年中，却没有听说（诗歌）声调的分辨，四声的议论。有的说前人（只是）偶然没有看见，难道是这样的吗？（我们）试着讲讲它：古时说的诗或颂，都配上音乐，所以不调节宫、商、角、徵、吕的五音就无从谐合。像“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楼”，是最好的韵律。所以“三祖”（指魏武帝曹操、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的歌词，文辞有的还不工致，但韵律可以歌唱，这是注重音韵的意思，与世人讲的声调不同。现在的诗既不配合音乐，又何必采用声调呢？齐代有王融，曾经对我说：“声调跟天地一起产生，从古以来的诗人不懂得它，只有颜延之才说到韵律声调的谐和，而他的说法实际上是大错；只见范晔、谢庄很懂得它罢了。曾经要作《知音论》，没有写完。”王融最先开创，谢脁、沈约推波助澜，三位是贵族的子孙，年轻时就有作文辩论的才能。因此文士们仰慕（他们），务求（作诗运用韵律）精细严密，繁冗细微，专心一意，竞相超越，所以使得文辞多所拘谨忌讳，伤害了它的真实和美丽。我说诗歌体制，本来应该吟诵，不可滞涩，只要音调清浊相间，贯通流畅，念起来谐调流利，这就够了。至于分平上去入，那我苦于不会；（至于）蜂腰鹤膝的毛病，里巷（歌谣）就已经能够避免了。陈思王曹植有赠弟的《赠白马王彪诗》，王粲有《七哀诗》，刘桢有“思友”的《赠徐干诗》，阮籍有《咏怀诗》，苏武有“双凫俱北飞”句的《别李陵诗》，嵇康有“双鸾匿景曜”句的《赠秀才入军诗》，张华有咏“寒夕”的《杂诗》，何晏有咏“衣单”的诗，潘岳在咏“倦暑”的诗，张协有咏“苦雨”的《杂诗》，谢灵运有《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陆机有《拟古诗》，刘琨有“感乱”的《扶风歌》，郭璞有“咏仙”的《游仙诗》，王微有咏“风月”的诗，谢灵运有咏“山泉”的诗，谢混有咏“离宴”的诗，鲍照有咏“戍边”的诗，左思有《咏史诗》，颜延之有《北使洛诗》，陶渊明有《咏贫士诗》，谢惠连有《捣衣诗》，这都是五言诗中的精警的。所以说是诗歌中的“珠泽”，文采中的“邓林”啊。
钟嵘在对历代作家的艺术特点、风格进行品评的同时，还在序言中对诗歌创作中的一些理论性问题，以及当时诗坛所存在的带有普遍性的流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反对当时论诗“随其嗜欲”、“准的无依”的风尚，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品评准的。它的出现，和当时诗歌创作的发展、清谈和品第人物的社会风尚等，都有密切关系。
对历史弊病的批评
在《诗品序》及品评中，钟嵘所接触到的重要创作问题：
其一是对当时诗歌发展中所存在的堆垛典故和由于四声八病之说盛行而带来的刻意追求声律的两种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钟嵘认为，诗歌本来是作家在外物感召下真情实感的表现，而“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 *** ”。无病 *** 的结果，其一种表现就是竞尚用典。钟嵘指出,大量堆砌典故的风尚,使得“吟咏情性”的诗歌竟然“殆同书钞”，严重阻碍了诗歌创作的健康发展，所谓“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他的批评比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篇中的批评，更为前进了一步。“贵公子孙”或“膏腴子弟”无病 *** 的第二种表现,是刻意讲究声病,“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虽然，钟嵘忽视了讲求声律之美是诗歌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他的批评不免有偏颇之处，但认为诗歌应该“口吻调利”、自然和谐的意见则完全是正确的。
对五言诗做了说明
其二，是为五言诗的出现从理论上作了说明。由于《诗经》主要是四言体，而《诗经》在已往又被奉为儒家经典，因此，在魏晋南北朝五言诗已经普遍发展起来、代替了四言诗而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诗歌形式(七言并已开始形成)时,由于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理论批评在诗歌的形式问题上也表现了强烈的正统的保守观点：重四言而轻五言。例如挚虞的《文章流别论》(《艺文类聚》)就认为“古诗率以四言为体”,“雅音之韵,四言为正;其余虽备曲折之体,而非音之正也”。刘勰的《文心雕龙·明诗》篇主要是论述五言诗的，却也说“四言正体”、“五言流调”，不承认五言的诗歌形式在诗坛的应有地位。钟嵘却提出四言的形式过时了，“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而五言诗方兴未艾，“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它在诗歌的“指事造形，穷情写物”这些根本特点方面，“最为详切”。这种议论为诗歌形式的历史发展，从理论上开辟了前进的道路。
为了倡导五言诗，钟嵘还对五言诗的起源及历史发展作了探讨，其中虽有不确之处，但论述中不乏精到的见解。
自己的见解
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
其四是关于作家的艺术流派及品评。钟嵘从作家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着眼，很重视历代诗人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及不同艺术流派之间的区分，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看法。他不仅为风格流变的研究开创了一个新途径，而且对具体作家、作品也有一些言简意赅、颇有见地的评论。如评阮籍诗的特点是：“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自致远大，颇多感慨之词，厥旨渊放，归趣难求”等等。但是，由于他不大重视作家的生活阅历对于作家风格的决定性影响，以及他不曾周密地考虑到作家思想艺术方面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通常只是着眼于不同作家在某一方面的某些相似之点来研究他们诗风的同异，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使他的风格流派的研究不仅显得混乱，而且很多牵强附会之处，引起了后世不少非议。
《诗品》虽有历史局限性，却仍然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部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
《诗品》现存最早版本为元延v七年（1320）圆沙书院刊宋章如愚《群书考索》所收本，较常见版本是《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和《历代诗话》本。近人陈延杰有《诗品注》(1927年，1961年初修订本变动甚大）、古直有《钟记室诗品笺》（刊于1928年`，为《隅楼丛书》第四种）、许文雨《诗品讲疏》。今人研究《诗品》较有成就的有曹旭等人。
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晋中散嵇康“颇似魏文。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 雅之致。然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认为嵇康的文章与魏文帝曹 丕相似。嵇康之文，过于严峻激切，亢直敢言，对于自己的文才毫不含蓄隐藏， 文章没有幽深文雅的情致，但他的作品托喻清远，有审查事物的能力，就这一点 来说嵇康的作品仍算作上乘。总体上来说钟嵘对嵇康的评价偏向于褒扬。钟嵘的 评价在嵇康的作品中都有体现。 就“颇似魏文”这一条来说，《诗品》评曹丕曰:“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 之体则，所计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从嵇康和魏文帝的部分作品中可以看 出二者的相似，就作品主题来说，二者部分诗作都表达了超脱尘世，想要逍遥遨 游的主题。 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一云：“双鸾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 首漱朝露，晞阳振羽仪，长鸣戏云中，时下息兰池，自谓绝尘埃，终始永不亏。 何意世多艰，虞人来我疑，云网塞四区，高罗正参差; 奋迅势不便，六翮无所施， 隐姿就长缨，卒为时所羁。单雄翻孤逝，哀吟伤生离，徘徊恋俦侣，慷慨高山陂。 鸟尽良弓藏，谋极身心危，吉凶虽在己，世路多崄巇，安得反初服，抱玉宝六奇， 逍遥游太清，携手长相随。”此诗前为自伤之词，感叹世事多艰; 后为劝诫之意， 希冀兄早日避凶返归，携手“逍遥游太清”，于赠词中表明自己的心志。 在《赠秀才入军五首》中也表达了这一的心志。“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 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泰玄。嘉彼钓叟，得鱼 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嵇康想象嵇喜行军之暇领略山水乐趣的情景， 虽然写了征人生活，但不如说是抒写诗人自己纵心自然的情趣。最后诗人用《庄 子》中“匠石斫垩”的典故来表达自己对嵇喜从军远去的惋惜心情。此诗中“目 送归鸿，手挥五弦”二句是历来为人们所称道的妙句。它以凝练的语言传写出高 士飘然出世、心游物外的风神，传达出一种悠然自得、与造化相侔的哲理境界。 曹丕诗作中也有超脱凡尘，快意其志的主旨。其《芙蓉池作诗》云：“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卑技拂羽盖，修条摩苍天。惊风 扶轮毂，飞鸟翔我前丹霞夹明月，华星出云间。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寿命 非松乔，谁能得神仙。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此诗是曹丕与刘桢一行建安 十六年至十七年间宴游时所作。诗中运用“嘉木”、“修条”、“惊风”、“飞鸟”等 优美意象，营造出一派祥和景象。其“邀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不仅体现了曹 丕对此时此刻美景的陶醉，更显示了其平稳祥和，不为物所役的心态。同期所作 《善哉行》云: “比翼翔云汉，罗者安所羁。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也表 现出同样的心态。 总之在写作主题方面，嵇康与魏文帝确实颇为相似，陈长青先生在《诗品注》 解析说:“叔夜有超绝尘世之想,遨游快志,亦颇似魏文焉”。陈长青也认同钟嵘 评嵇康作品颇似魏文。 就“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致。”这一条来说，嵇康在《与山巨源绝 交书》一文中就自述道:“刚肠疾恶，遇事便发。” “吾直性狭中，多所不堪， 偶与足下相知耳。闲闻足下迁，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独割，引尸祝以自助， 手荐鸾刀，漫之膻腥，故具为足下陈其可否。” “吾昔读书，得并介之人，或谓 无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强。今空语同知有达人无所不堪， 外不殊俗，而内不失正，与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明确的表达了自己 性格刚直。 这首绝交书的写作背景是山涛，即山巨源，投靠司马氏作了官，随之 他又出面拉嵇康。嵇康采取了拒不合作的态度。于是写下了这篇有名的《绝交书》。 《绝交书》直观地看，是嵇康一份全面的自我表白，既写出了他“越名教而任自 然”，放纵情性、不受拘羁的生活方式，又表现出他傲岸、倔强的个性。 在《答二郭三首》中嵇康也表现出了这种峻切和讦直：“详观凌世务。屯险多 忧虞。施报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路值枳棘。安步将焉如。权智相倾夺。名位 不可居。鸾凤避罻罗。远托昆仑墟。庄周悼灵龟。越稷畏王舆。至人存诸己。隐 璞乐玄虚。功名何足殉。乃欲列。所好亮若兹。杨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 敢谢道不俱。氏叹交衢，去去从所志，敢谢道不惧。” 该诗言辞激切直露，明确 指出“功名不足殉”，于字里行间透露着嵇康思想的严峻。 嵇康的诗歌没有做到诗歌“温柔敦厚”的传统，也没有多少雅致可言，他的 言辞大多刚直，情感表达激烈，这与他本人的性格和社会环境有关。就“讬喻清远，良有鉴裁，亦未失高流矣”这一条来说，钟嵘认为嵇康的诗 虽然峻切、讦直，但其中不乏“讬喻清远，良有鉴裁”的高流之作。 《述志诗》其二:“斥鴳檀蒿林，仰笑神凤飞; 坎井蝤蛙宅，神龟安所归。恨自 用身拙，任意多永思，远实与世殊，义誉非所希，往事既已谬，来者犹可追，何 为人事间，自令心不夷? 慷慨思古人，梦想见容辉，愿与知己遇，舒愤启其微， 岩穴多隐逸，轻举求吾师，晨登箕山巅，日夕不知饥。玄居养营魄，千载长自绥。” 改诗叙述了嵇康在认识到现实的黑暗后，对自己以后的人生道路所作出的一种规 划。并通过“斥鴳” 与“神凤”和“蛙”与“神龟”这两组鲜明的对比，显现了 它们之间的天壤之别，并映射了“小人”当道、“君子”无所适从的社会黑暗现 实。该诗情感激烈悲愤，意在言外，综合运用赋、比、兴三种修辞手法，将魏晋 之际的黑暗现实暴露无遗，也流露出嵇康对“神鸟”、“神龟”那种自由自在生活 的向往。 此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里嵇康陈说自己的旨趣、好恶，居高临下， 旁若无人，嬉笑怒骂处，涉笔而成文。本来，这封书信是为辞谢荐引而作，但他 没有粘滞在这一具体事情上，而是从处世原则，交友之道大处着眼，引古喻今， 挥洒自如。所谓“清远”者，正在于此。 在嵇康的《幽愤诗》中，钟嵘评价的“高 流”也有体现。《幽愤诗》的写作背景是嵇康好友吕安被其兄吕巽诬陷入狱，于 是引康证明吕巽之丑恶及已无不孝之罪。正直的嵇康义不负心，保明其事，遂牵 连入狱。钟会乘机谮之，一代奇士嵇康竟至被杀。这首诗即为嵇康因吕安事被收 狱中所作。”实耻讼免，时不我与。虽曰义直，神辱志沮。澡身沧浪，岂云能补。 嗈嗈鸣雁，奋翼北游。顺时而动，得意忘忧。嗟我愤叹，曾莫能俦。事与愿违， 遘兹淹留。穷达有命，亦又何求。”从部分诗句中就可以体会到嵇康的刚正不阿， 但也表现出了他生平的忧郁和对时世的愤慨。 嵇康的性格特点与社会环境造就了他“过为峻切，讦直露才，伤渊雅之 致。”的文章特色，但这其实也是他诗歌清远，不失为高流的原因。虽然钟嵘 对这种峻切、讦直提出了批评，但仍认为嵇康的诗歌“未失高流”。可见钟嵘 对嵇诗还是十分推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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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瞿秋白．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A]．罗荣渠．从西化到现代化[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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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文化在德育教育中的渗透论文
摘要： 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拥有宝贵的文化内涵与教育资源。茶诗、茶歌、茶典籍中不仅包括了饮茶文化，还带有浓厚的情感色彩，有利于传播爱国、乐友、孝亲的良好思想。依托优秀的茶文化，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德育渗透有重要性以及必要性，因此，本文将针对茶文化在高职院校德育教育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进行探讨，并提出一些建议。
关键词： 茶文化；高职院校；德育教育
在我国的源远流长的经典文化中有重要的体现部分就是茶文化。它不仅仅将民族性、地域性、与历史性完美结合，而且还实现了我国的文化传承。因此，当我们动用资源去探索茶文化所蕴含的深刻意义，找出有助于当代学生健康成长的、具有积极意义的茶文化内容时，无疑都将推动发展高水平教育并有助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1茶文化的概述
我们在习惯上将所谓的“茶文化”分为两种。即狭义和广义。在古人的《中国茶叶大辞典》中有明确对茶文化的定义：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有关茶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业界中把这个认为是广义的含义。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普遍认同与喝茶品茶相关的文化即是我们狭义的茶文化。中国的传统就有将茶文化的发展和精神文化不断结合的习惯，它贯穿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始终。最开始的茶文化是以物质作为体现的。饮茶用具、茶艺体现、展现茶艺等。在精神层面上就是在不断体现为道德和人性品质上。随后的发展又新生出了应用于当时符合制度范围的茶艺政度、茶艺法制等，它便是在文化内涵与物质载体的介中的体现形态。所以，我们认为目前的茶文化主要是三个方面组成完整的结构，分别是茶的制度、精神以及物质载体。
2优秀茶文化在高职院校德育教育中的作用
茶文化体现的不单单只有一点，它还带有着休闲和礼仪，也还渗透着道德意义。在高等院校中，我们不断对学生渗透该文化并时刻加大对茶文化的宣传力度，目的就是希望能够积极的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同时也希望在学生完成正常的课程任务后能体会茶艺中所蕴含的高雅气质。为了这点，高校第一步就应该当认同茶文化自身就具有教育意义，其次高校也有义务使得茶文化能够在高校校园中传承下去。
优秀茶文化的教育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茶德，我们可以认为的茶本身具有的品质。追溯到五代十国末期，我国已经将茶本身的道德思想引入到中国周边的国家，并对周边的国家补充该国家的茶文化起到不可磨灭的突出作用。陆羽被誉为中国茶圣，他在其经典著作《茶经》中论述了他对茶德的看法，也表达了饮茶之人在日常饮茶、修养中应具备的怎样的德行。只有具有这样修养的人，方能继承和弘扬我国传统的道德精神，同时也能够以严标准来约束自己，起到维护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的作用。如此看来，茶文化中的茶德思想和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品质不谋而合，随着继承和弘扬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的优良的品质，丰富了茶文化中的茶德思想，并赋予深厚的传统文化道德内涵。这也认同了我们大力在高校中宣传茶德思想，不单单能够引导高校大学生的思想、行为，也能够发扬与继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目前看来普遍的大学生还正在不断的树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这个时候，怎样正确的帮助大学生建立新的思想便成为当务之急。在学生的正常工作、生活中，不积极的价值观会给学生的意识形态带来超乎寻常的破坏、也十分有可能表现出不同的问题，比如说紧张、恐惧等。我们将茶文化中的道德思想传送到高等院校中，有利于使大学生理解茶艺本身的思想内涵，并从中审查自己、发自内心地改变自己对外来事物的看法，为调整自身的心态打下基础。
优秀茶文化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奉献精神
“茶人”，一般来说是通过种茶和卖茶谋求生路的人，世事变迁，通过一代又一代对茶文化的传承，许多只要从事与茶叶有关的人同样也是“茶人”。而“茶人”精神不单是说这些人身上所伴随的高尚品质，在某些时候也指通过茶树加上“茶人”优秀品质衍生出来的精神和道德。“茶人”精神的含义主要由以下两个方面组成。第一，用茶指代人，表现出对毫无私心甘心奉献精神的高度赞扬。茶树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顽强生长，这些地方包括深不见底的深谷、巍峨耸立的高山，哪怕是陡峭艰难的山坡，茶树都可以适应本地的土壤，生根发芽。无论严冬腊月或者高温难耐的三伏暑季都能在其生长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即使生存环境不令茶树满意，但茶树依然可以为神州大地献作出自己的贡献。当然，在茶树上生长下来的茶叶，同时亦延续茶树的生命和奉献精神，并奉献自己给人类，使人们享受了来自大自然的神奇;第二，用茶表达自己的志向，表现出来视世间名望财富如粪土的高尚意境。综上所述，“茶人”精神不只是由奉献、视名利如过眼云烟组成，还有克服困难，力争上游的精神贯穿一生。发扬“茶人”精神必然能够指引社会不贪恋世间繁华、远离灯红酒绿，并用自身的努力与勤奋为全人类的进步做出不可磨灭的作用。当代青年不单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接班人，还承担着中国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这些品质精神贯彻到高等院校的教育中去，必然对培养大学生艰苦奋斗、努力、拼搏有利，这些精神的领悟有利于完善大学生自身的身心修养，还可以源源不绝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动力。
3优秀茶文化对加强高职院校学生德育教育的必要性
几千年的中华民族传播下无数的优秀文明，茶文化亦是其中一点。它可以说是民族节气的现实体现，有着巨大的政治教育资源，同时和大学生的思想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藕断丝连的，这也就对日后大学生的思政教育提供帮助。高等院校的思政教育是为了日后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来作为保障的，它应该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我们努力宣传优秀的高尚的民族文化，根本目的就是有利于当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同时能够培养出高尚的节操和修养素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全面成熟，它带来了或多或少的多元文化和价值取向，大学生们正在从心智上趋向成熟，处于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和关键阶段，如果使大学生既缺乏当代先进的人文精神影响，又缺乏几千年传承下来的优秀民族传统，人生观上非常容易受到严重的腐蚀。
4茶文化在高职院校德育教育中实施的策略
创新茶文化的教育方式和手段
茶文化本身包含着巨大的宝藏，然而如果我们单单通过上课的方法传达对茶文化的宣扬我们很不难传授得全面完整，并且课堂的宣传方式也过于呆板，容易使学生产生抵触心理，不利于茶文化的传播。高等院校展开对茶文化宣传活动中，我们更应该注重教育方法的不同发展，加强学生的自主领悟水平和能力，我相信通过这种方式，学生一定能够传承茶文化的内涵。
开展茶文化教育以及吸取文化的精髓
我国茶文化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当我们说到茶文化的价值层面，茶文化自身的广泛性不仅可以使高等院校的大学生不断完善自身的知识体系，而且还可以鼓舞大学生提升自己的修养。传承和巩固茶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高等院校大学生自身就应该积极肩负的历史使命。所以，高等院校的茶文化教育必须进行有目的的筛选，保证茶文化的教育能够为学生日后走向社会，走向成功发挥关键的作用。我们通过茶文化鼓励大学生完善自己，充实自己，提升自己，但不可能一蹴而就，它是一个慢慢积累的过程，就是所谓的量变会引起质的变化，所以说高等学校发起的有关宣传教育茶文化的活动，还必须使用全社会的力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茶文化才能够体现其教育意义。
借助网络平台，提高茶文化的德育实效性
随着高新科技的慢慢成熟，慢慢变得大众化，我们应该通过高新技术来达到宣传茶文化的目的，更应该借助网络平台，通过我们的努力来博取学生的关注，最终达到让学生自己亲身体会并且自愿去宣传的目的，我们可以QQ平台、微信平台、易信平台，通过QQ空间，微信朋友圈，或者学校自己的官方微信订阅号来实现这一点。当然了，微博也一定是必不可少的，网络宣传的速度是惊人的，它会用自己的方式快速的传递着我们需要的消息。另外我们也可以让学生利用自己的专业，自己的人脉，或者通过学生会组织活动来实现。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学生更好的继承和弘扬传统的中华文化，即是传统的中华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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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轼茶诗看其豁达个性的由来》
杨 升 （浙江农林大学 艺术设计学院人文·茶文化学院， 浙江 临安 311300） [摘 要]盛唐是中国诗歌创作的巅峰，但从茶诗创作的角度而言，却只是初兴阶段，可它在中国茶诗的创作史上 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盛唐的茶诗作者们奠定了后世茶诗的基本风度和格调：淡泊俭约随遇而安、和谐宁静崇 尚自然、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它以其独特的开创性，对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的创作，有着重大的引导 意义。 [关键词]盛唐；茶诗；风格；茶文化；禅文化 [中图分类号]TS971/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621(2014)02-0012-05中国的 茶文化 发展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可以 说结合雅俗，融冶儒道释三种文化精髓于一炉，早 已成为民族生活与精神思想的表征。茶文化在中国 起源很早，但饮茶与生命境界的思想结合则是到六 朝以后才发展起来的，随之而来的是茶文学的勃 兴，其中又以茶诗为代表。中国古代茶诗的兴起，主 要是在中唐，中唐以前的盛唐，算是一个过渡的阶 段。随着茶事逐渐进入文人的日常生活，盛唐的茶 诗也明显增多，不仅在数量上明显超过前代，而且 不少名家也开始在诗歌中吟咏茶事。虽然茶诗盛于 中唐，但其中体现出来的基本艺术格调和风格—— 淡泊俭约、和谐宁静、清幽闲适等，已经比较全面地 表现在盛唐茶诗之中。盛唐茶诗的数量虽然不算很 多，但却无疑是中唐茶诗艺术风格的前奏和奠基。 一、淡泊俭约随遇而安 同中唐以后茶诗大量涌现相比，盛唐茶诗不 多，这也说明当时饮茶仅限于较小的圈子中，比如 佛门、少数文人或上流社会的家中。茶因此也是淡泊名利、随遇而安的象征，那是中国历代文人追求 的精神境界，也是饮茶之人的精神特质。陆羽《茶 经·一之源》中说：“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 行俭德之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一诗中对茶 的描绘和评说，无疑是对陆羽的话进行了进一步的 提升和阐释：“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 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喜随众 草长，得与幽人言。” 盛唐诸诗人，在茶诗兴盛之初，便将这种茶人 的思想核心注入创作之中。盛唐著名田园山水诗人 储光羲，曾写过一首《吃茗粥作》，其诗云：“当昼暑 气盛，鸟雀静不飞。念君高梧阴，复解山中衣。数片 远云度，曾不避炎晖。淹留膳茗粥，共我饭蕨薇。敝 庐既不远，日暮徐徐归。”这首诗描述了这样的场 景：作者去友人家做客，正当盛夏，酷暑逼人，连鸟 雀也躲藏起来，周遭因炎热而显得十分安静，虽然 有高大的梧桐树遮阴，仍然热得要解开衣服取其凉 意。远处有几片云在移动，却遮不住烈日炎炎。主人 待客吃茗粥和蕨薇，直到日暮作者才缓步回家。此 诗的笔调一如其田园之作，质朴淡雅，诗中的情调，也与文字一样，透露出一种淡雅脱俗的气息。 茗粥即茶粥，一种用茶粉煮的粥，是古人吃茶 的原始方法。我们知道，在人类的幼年时期，是不太 可能想到将茶作为一种饮料的，而更多的将它作为 一种食物。将茶叶加工为茶粥食用，是当时茶叶的 主要消费方式。唐代杨晔《膳夫经手录》云：“茶…… 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北人初不多 饮，南人饮之。”[1] 无独有偶，王维也在他的诗《赠吴 官》中提到过这种食物：“长安客舍热如煮，无个茗 糜难御暑。”这首诗描写的也是盛夏时节，从诗中可 见，茶粥在当时还不是家常必备的用品，但已经是 众所周知的解暑妙品了。 王维自己是饮茶的，他也不缺乏茶人所必须的 闲情逸致和艺术气质。王维自己说：“一生几许伤心 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叹白发》）半隐半官、半城 半郭、半山半水的生活，就是他无奈的政治选择。这 也是他在诗中劝告热衷功名的朋友“不如侬家任挑 达，草履捞虾富春渚”（《赠吴官》）回家归隐去的原 因。在作于上元元年（758）的诗《酬严少尹徐舍人见 过不遇》中，他写道：“不知炊黍谷，谁解扫荆扉。君 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 别人赋十韵》中又有“花醥和松屑，茶香透竹丛”的 诗句，是写同友人一道在山居竹园里饮茶的情景。 可见王维对茶的爱好，这在盛唐时期是十分难得 的，而茶之清新绝俗与王维质朴淡雅的诗风也极为 切合，故此成就了一段“诗佛”与茶文学的渊源。 与王维同时代的诗人钱起，是吴兴人，那正是 唐代产茶的圣地。作为“大历十才子”之一，钱起的 茶诗自然不少。他长于应酬之作，诗歌技巧熟练，风 格清奇，理致清淡。如这首《过张成侍御宅》：“丞相 幕中题凤人，文章心事每相亲。从军谁谓仲宣乐，入 室方知颜子贫。杯里紫茶香代酒，琴中绿水静留宾。 欲知别后相思意，唯愿琼枝入梦频。”这首诗是典型 的酬唱之作，诗人过访长官宅居，遂作此诗，表达了 惺惺相惜之意，也赞颂了对方的清高脱俗。从诗中 也可见以茶代酒在盛唐已经风行，并成为文人清新 脱俗的标识。孟浩然初到京城时，也曾在清明时节 以茶代酒，遣送内心失意的愁思：“空堂坐相忆，酌 茗聊代醉。”（《清明即事》） 与钱起并称“钱刘”的刘长卿，也曾写过一首茶诗《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这是一首较早出现的 描写与茶相关的集会的诗歌：“到此机事遣，自嫌尘 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映高枕，空花 随杖藜。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吏方见狎，真 僧幸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这首诗描绘 的是在寺院的一次茶会，参与者却多是文人官员， 诗的前四句，是对寺院环境带来的心境变化的烘 托。平时冗务缠身的官员们，到了寺庙里，便觉“机 事遣”，顿感之前的劳碌是“尘网迷”，从而悟出“万 法幻”的道理。而佛寺中脱俗的生态人文环境，亦令 人忘却俗世的烦恼，进入一种全新的境界。一缕茶 香袅袅，机事全销，即便是平日里不可亲近的“傲 吏”，在此时也变得相处甚欢了。这首诗无疑称颂了 茶在当时文人社交场合的重要作用，即唤醒官员们 安适闲淡的“初心”，忘却缠身公务所带来的烦恼。 “诗圣”杜甫所作茶诗有六首，其中《重过何氏 五首》（之三）一诗，描绘位于长安南边的明德门外 樊川北原上的何将军山林，写尽丘园之静美，读这 首诗时，一种安宁而悠闲的意境跃然纸上：“落日平 台上，春风啜茗时。石阑斜点笔，桐叶坐题诗。翡翠 鸣衣桁，蜻蜓立钓丝。自今幽兴熟，来往亦无期。”杜 甫的诗歌多描写当时人们的生活状态，这首诗却透 露出一股清新脱俗的气息，在春日傍晚的平台上， 和风拂面，一边坐着喝茶晤谈，一边斜着身子在置 于石栏的砚台上蘸墨濡毫，题诗于桐叶，多么萧散 自得！而眼前的闲趣又是悠长的。夕阳西下的余晖 中，沐浴着和煦的春风，悠然品茗，看着如画美景， 翡翠鸟停在晒衣的竹竿上鸣叫，蜻蜓立在浮水移动 的钓鱼丝绳上，寥寥几笔，勾画出这静寂的境界，透 露出一种闲适自在的幽雅情趣。这种幽静的情趣和 极自然而又极常见的景观正是诗人幽兴之所注，故 而诗人说, 从今以后, 如此情怀自是极其谙熟了。 杜甫的诗境，难得如这首诗般空灵悠远，茶之幽香 高品，更衬托诗人的心性高洁，使我们从杜氏传统 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之外，看到另一个高洁散漫的 “幽人”形象。 二、和谐宁静崇尚自然 前文言及诗歌中的“茶会”描写，盛唐时期，饮茶在民间尚未完全普及，因此茶往往与士大夫阶层 的雅集相联系，当时文人崇尚以茶当酒。茶宴的正 式记载见于中唐，钱起就曾与赵莒一块办茶宴，选 址在竹林，但不像“竹林七贤”那样纵饮，而是以茶 代酒，故能聚首畅谈，洗涤尘心，在蝉鸣鼓噪声中袖 手而谈，直到夕阳西下。钱起为记此盛况，写下《与 赵莒茶宴》一诗：“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 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全诗采用 白描的手法，写作者与赵莒在翠竹下之下举行茶 宴，一道煮饮钱起故乡吴兴的名产紫笋茶，并一致 认为此茶的味道比流霞仙酒还好。饮过之后，已浑 然忘我，自觉脱离尘世，杂念全无，一心清静了无 痕。俗念虽全消，茶兴却更浓，直到夕阳西下才尽兴 而散。这首诗里描绘的是一幅雅地啜茗图，除了令 人神往的竹林外，诗人还以蝉为意象，使全诗所烘 托的闲雅志趣愈加强烈。蝉与竹一样，被古人用以 象征高洁的品质。人们试图在自然山水的幽静清雅 中拂去心灵的尘土，舍弃一切尘世的浮华，与清风 明月、浮云流水、静野幽林相伴，求得心灵的净化与 升华。 盛唐著名的边塞诗人岑参，曾作有一首茶诗 《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意境极为静谧安详，亦 能窥见岑参早期作品风格之一斑，与其边塞诗作的 壮丽奇美相比，别有一番情趣。其诗云：“京兆小斋 宽，公庭半药阑。瓯香茶色嫩，窗冷竹声干。盛德中 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竹影 遮窗暗，花阴拂簟凉。君王新赐笔，草奏向明光。”岑 参心好清宁，天性恬淡，在居官前曾隐居嵩阳山中， 二十方出。这首诗是写一个官员的闲居景象的，其 中反映的生活样貌和精神状态，无疑是和诗人的追 求相契合的。“药栏”之名，当来自《九歌》中诗句“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药”在句中指的是白 芷，用这种香草以比拟不与小人同流合污的君子， 也可泛指优雅的花草。明代文震亨《长物志》曾云： “罂粟，……药栏中不可缺此一种。”[2] 岑参早期隐居 山中所作诗歌至今留存者并不多，但却奠定了诗 一生诗歌创作的基调之一，那便是平易自然、冲淡 宁谧的林下之风，这一风格，是伴随诗人创作生涯 的始终的。 茶能消愁解困，令人神清气爽，齿颊生香，乃文人生活必之必需，明代文徵明有“书卷茶炉百虑融”[3] 之语。 茶事自是文人闲暇生活中一大乐趣，历代文 人诗中对煮茶品茗绘声绘色的叙述，也是不厌其 繁，盛唐大诗人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 茶》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首，这首诗（包括诗 前的序）写仙人掌茶： 余闻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诸山，山洞往往有乳 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 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 悬，盖饮乳水而长。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枝叶如 碧玉。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年八十余岁，颜色如 桃李。而此茗清香滑熟，异于他者，所以能还童振 枯，扶人寿也。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示余茶数十 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 乎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赠诗，要余 答之，遂有此作。后之高僧大隐，知仙人掌茶发乎中 孚禅子及青莲居士李白也。 常闻玉泉山，山洞多乳窟。 仙鼠如白鸦，倒悬清溪月。 茗生此中石，玉泉流不歇。 根柯洒芳津，采服润肌骨。 丛老卷绿叶，枝枝相接连。 曝成仙人掌，似拍洪崖肩。 举世未见之，其名定谁传。 宗英乃禅伯，投赠有佳篇。 清镜烛无盐，顾惭西子妍。 朝坐有馀兴，长吟播诸天。 这首诗的风格在盛唐茶诗中可谓十分独特， 李白突破了歌咏茶之煮饮或品茶之境的传统路 数，一反常态地细致描写了仙人掌这种名茶神秘 而独特的生长环境、不凡形态、品性特点和功能 效用等，用的是他惯有的奇丽雄豪的语言，把一 种生长于自然界的茶叶描绘得恍若产于天外异 境。李白独特的诗歌语言“造就”了异于其他诗人 笔下茶的“绝品仙茶”，从李白的描述中我们仿佛 可以想见喝了这种茶可以得道升天，至少，也可 以达到延年益寿的效果。这种对自然产物用迷幻 的手法进行呈现，至少在盛唐，是属于李白的专 利。这首茶诗也因之而具有独特的魅力。李白在 另一首与茶事有关的诗《陪族叔当涂宰游化城寺升公清风亭》，与前诗同样文笔恣肆，想象奇丽， 而“茗酌待幽客，珍盘荐雕梅”一句，则把读者从 上述的“异境”中拉回了人间，展现了盛唐时期人 们的饮茶实况，更写出“雕梅”（在青梅果上雕刻 花纹）这种精细的点心作为茶食，在茶事活动中 的引人注目的地位。李白的茶诗，可谓纵情想象 与自然写实的完美结合体，在茶诗的历史上别具 一格。 三、清幽闲适充满禅意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饮茶”条云：“开 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 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举饮，从 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4] 这是盛唐时期茶禅大兴 的记录，众多僧人在修禅之余，多以饮茶助修，不仅 用饮茶的方式来辅助参禅，也以茶供奉佛。事实上， 禅宗早已将坐禅饮茶列为规式，写入 《百丈清规》 中。丛林制度，由唐百丈禅师立《百丈清规》而建立。 《百丈清规·住持章第五》有“新命茶汤”、“受两序勤 旧煎点”、“挂真举哀奠茶汤”、“对灵小参奠茶汤”； 《百丈清规·节腊章第八》有“赴茶”、“旦望巡堂茶”、 “方丈点行堂茶”等条文，这也进一步促成了茶文化 与禅宗的结合。 当时的僧人过午不食，由于茶能使人神清气 静，因此成为他们最理想的日常饮料，有助于僧人 坐禅之静心、敛心、专注、清神，以达到观照“明净” 的禅境参悟。寺院的清幽环境，也有利于茶文化与 禅的结合。佛教禅寺多在高山丛林，云雾缭绕，得天 独厚，多有茶树生长。唐代禅林一直保持农禅并重 的优良传统，禅僧务农，大都植树造林，种菜和茶， 且制茶饮茶，相沿成习。许多名茶，最初皆出于禅僧 之手。如佛茶、铁观音，即禅僧命名。禅林于茶之种 植、采撷、焙制、煎泡、品酌之法，多有创造。《景德传 灯录》卷八“韶州则川和尚条”、“镇州临济义玄禅 师”[5] 等，都有禅师入茶园内摘茶并在茶园当机示教 的记载。 唐代佛教不仅开创了自身特有的禅文化，而且 使中国原有的茶文化更趋成熟。茶与禅就在这种氛 围中高度结合，并展现在僧人的茶诗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大量以茶会友的诗篇；其次是在茶境中结 合禅法、化入禅境。这当中，茶成了僧俗之间最佳的 沟通媒介，也成了助禅的最佳凭借。唐代茶事因禅 而提升了其哲学内涵，正如裴汶《茶述》所谓：“其性 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至和。参百品而不 混，越众饮而独高。”（《续茶经》卷上）[6] 茶因其浩洁、 精雅的滋味与涤烦、去眠的功能，能与禅清逸、冲 和、幽寂的境界融合为一。民间，尤其是文人们，对 这种茶禅合一的境界多加仿效，于是形成了禅茶成 风的局面。 盛唐文人茶集，往往也是文人与僧侣的集会， 王昌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 人房》就记载了一次这样的雅集：“良友呼我宿，月 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府县理， 豁然神机空。自从三湘远，始得今夕同。旧居太行 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诗题中 的“茶集”，或指一种茶会的形式。这类与茶有关的 文人雅集在当时已经十分流行，对以茶代酒的崇 尚，象征着文人和官员的知识涵养的道德境界，成 为一股风潮。诗人们笔下对“茶会”、“茶宴”等类似 活动的记载，也十分常见。钱起曾写过两首相关的 诗作，其一为《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偶与息心 侣，忘归才子家。玄谈兼藻思，绿茗代榴花。岸帻看 云卷，含毫任景斜。松乔若逢此，不复醉流霞。”其二 为《与赵莒茶宴》：“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 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片影斜。”前者写三 人茶会，后者写的是两人对啜。作者在诗歌中展示 了为茶痴迷的文人们在空寂的心灵境界中品茗玄 谈的场景，读之使人意犹未尽，俗虑全消。 岑参早年也写过一首与在寺院中品茶的诗作 《闻崔十二侍御灌口夜宿报恩寺》，其诗云：“闻君寻 野寺，便宿支公房。溪月冷深殿，江云拥回廊。然灯 松林静，煮茗柴门香。胜事不可接，相思幽兴长。”此 诗描写禅门空寂，有一种凄冷的味道，独坐煮茗，灯 火昏暗，与世隔绝的心境，靠着一缕茶烟维系着生 命的律动，此诗纵然是对友人寄宿寺庙生活的想 象，却无疑夹杂着自身早年隐居深山与僧侣隐士怡 然相处的经历，与其后来的大漠铁蹄的风格，自有 别样的不同。 无独有偶，同是盛唐边塞大诗人的高适，也曾写过不少同类题材的诗歌，如《题净眼师房》：“白鸽 飞时日欲斜，禅房寂历饮香茶。倾人城，倾人国，斩 新剃头青且黑。玉如意，金澡瓶，朱唇皓齿能诵经。 吴音唤字更分明。日暮钟声相送出，袈裟挂着箔帘 钉。”高适在唐代诗人中属于官位最达者，故即便是 写僧侣茶事，依旧充满凌烟之气。僧房饮茶时看到 白鸽，是对岑寂境界的一种反拨，对僧侣外表的描 写，更显诗人个性的豪壮，整首诗虽然点出茶事，但 意图并不仅仅在于茶，而是描绘了大唐风骨中僧侣 多彩有趣的生活场景，在盛唐茶诗中，无疑是最具 有盛世豪迈特征的一首。 茶诗在盛唐渐趋兴盛并非偶然，这与当时文人 和僧侣中逐渐开始的饮茶习俗密切相关。而盛唐之 后，“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 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 事者家藏一副。有常伯熊者，又因鸿渐之论广润色 之，于是茶道大行，王公朝士无不饮者。”[4] 正所谓 “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梅尧臣《次韵 和永叔尝新茶杂言》），茶随之开始有规模地进入文学作品中，并逐渐成为传播中国文化、精神、影响的 代表和象征。从这个角度来讲，盛唐的茶诗奠定的 基本风度和格调：淡泊俭约、随遇而安、崇尚自然、 和谐宁静、清幽闲适且充满禅意，具有独特的开创 精神，对于后代诗人围绕着茶和茶事进行创作，有 着重大的引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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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the prosperous period of the Tang Dynasty; tea poetry; styles; tea culture; Buddhist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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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诗经·王风·丘中有麻》这首诗只有三章，章四句，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对于诗的内容以及诗中人物的姓名，却仍有争议，迄无定论。《小序》云：“《丘中有麻》，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毛认为是“思贤”诗，《笺》、《疏》并无异议。[1]《传》的故训由于最接近于《诗经》时代，大体上是可信的。但是，对于“国风”中某些诗篇的诗旨，尤其是那些反映男欢女悦的情爱诗篇，囿于思想的保守性，《小序》往往牵扯到帝王后妃的身上，其说多半不可考之于史。自然亦有少数可考者，如《鄘风·君子偕老》、《邶风·新台》、《齐风·南山》、《齐风·载驱》、《陈风·株林》，但大多数情爱诗篇，往往是诗人即事即景抒情之作，并不反映什么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何可考耶？窃以为《丘中有麻》就属于此类民歌。对于这些诗歌，只能就诗论诗，味之以文情，审之以辞气，衡之以语法，核之以训诂，来探索其主题。朱喜作为一个理学家，思想也是保守的，但他的《诗集传》尚能遵循就诗论诗的原则，如《丘中有麻》，朱子就认为是一首爱情诗，其说一出，后人多有信之者，但朱说亦有瑕疵。朱子云：“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在首章之后评点曰：“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2]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揆之以情理，今天虽然有如此荒唐之事，但在古代确是够大胆的了，纵有，当事人也不会形之于诗，即使作诗人未必诗中人，亦不会如此津津乐道地赋之于诗。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引崔述《读书偶识》驳那些认为《齐风·东方之日》是讽刺诗者，曰：“夫天下之刺人者，必以其人为不肖人，乃反以其事加于己身，曰我如是，我如是，天下有如此之自污者乎？”[3]其理亦可用于此。《诗经》中确有刺淫刺秽之诗，如《新台》、《南山》、《载驱》、《株林》，但决非当事人自作或以当事人口吻所做。《株林》刺陈灵公，作为一国之君，竟然偕大夫孔宁、仪行父通于夏姬，君臣宣淫，终为夏姬之子夏征舒所弑。朱子评曰：“灵公淫于夏征舒之母，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与语曰：君胡为乎株林乎？曰：从夏南耳。然则非适株林也，特以从夏南故耳。盖淫乎夏姬，不可言也，故从其子言之，诗人之忠厚如此”[2]。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鄘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诗经注析》认为《丘中有麻》“也不像朱熹所说的这位女子和子国、子嗟父子有私情，而这二人在丘中有麻处又为新欢所留。”《诗经注析》认为朱子和方玉润都将“留”解释为挽留之留，致有此误。窃以为误则误矣，因为倘若“留”解释为挽留之留，第三章“彼留之子，贻我佩玖”语句不顺，但朱子并没有说子国、子嗟是父子，齐襄公淫乎其妹，实有其事，而这首民歌，查无史据，父子聚麀，有悖天伦，以朱子之智慧及其人生哲学，断不会作如此主观臆测。方玉润《诗经原始》亦误解了朱子，他说：“子嗟、子国既为父子，《集传》且从其名矣，则一妇人何以私其父子二人耳，此真逆理悖言，不图先贤亦为是论，能无慨然？惟是《序》、《传》亦有所疑，子嗟、子国既为人名，则‘之子’又何指？”方氏又驳姚际恒“嗟”、“国”皆为助辞说，曰：“嗟为助辞可也，国亦为助辞乎？”方氏主张嗟为助辞，国即“彼国”之“国”，犹言彼留子于其国，其国不可久留也，何不就我？方氏主张此诗为招贤偕隐之诗，云：“《丘中有麻》招贤偕隐也，周衰，贤人放废，或越在他邦，或互相招集，退处丘园以自乐。”[4]窃以为诗中看不出招贤偕隐的痕迹，更何况“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明显为同一种句型，而按方氏说，独独“彼留子国”要在“国”前加“于”才能解通。高亨的《诗经今注》认为《丘中有麻》是“一个没落贵族因生活贫困，向有亲友关系的贵族刘氏求救，得到一点小惠，因此作诗以述其事。”[5]《传》以为子国为子嗟父，而高亨以为子国是刘氏家族的另一个人的名字，把“彼留之子”解释为“那刘氏的人们”。窃以为这种解释值得商榷，因为《诗经》时代人称代词固然无单复数之分，但是“子”是名词，无论是用来替代第二人称代词还是作为偏正结构的中心语，“子”指二人或二人以上这样的用法恐怕没有，此种情况，先民是用加数词的方式来表示的，如《邶风·二子乘舟》。其次，既然是没落贵族救助于刘氏，刘氏施与一点小惠，恐怕还不至于“贻我佩玖”。窃以为赠玉不外乎以下三种情况，或是主恩浩荡，或是朋友之间因有深情厚谊而分手脱相赠，寄予平生一片心，或是恋人或夫妻之间情到深处感情的流露和表示。笔者认为此诗按第三种情况来理解更显得贴切、自然，把诗理解为女子的口气更为吻合。正因为“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故女主人公反复咏叹之，此所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咏也。引文见《大序》）。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的说法令人耳目一新，他们认为：“这是一位女子叙述她和情人定情过程的诗。首先叙述他们二人的关系，是由请子嗟来帮忙种麻认识的。后来又请他的父亲子国来吃饭。到明年（应说‘第二年’）夏天李子熟的时候，他们才定情，子嗟送她佩玉，作为定情的礼物。”[3]这种说法，笔者大体赞成，但仍有疑问。首先，这种说法固然解释了诗中何以出现两个男人的名字，但仍不能令人信服，因为，子国既为子嗟父，女主人公直呼恋人父，就显得不恭。据我所知，《诗经》中没有直呼恋人名字的诗篇（一般用代称），更何况连姓带字，更何况称恋人之父连姓带字？其次，笔者认为此诗作为叙事诗欣赏还不如作为抒情诗欣赏，因为作为抒情诗欣赏不须那么多猜测，我主张，“丘中有麻”、“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首先应作为起兴手法来理解，这是国风多数诗篇常用的表现手法，其次《诗经》的起兴虽说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但并非与所咏之事毫无关联，恰恰相反的是往往是有所关联，如这首诗的起兴，就反映了季节的变换，“丘中有李”寓意爱情的成熟，“贻我佩玖”是爱情成熟的标志，正如《卫风·木瓜》所写：“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非报也，永以为好也。”《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闻一多先生信之不疑。他认为“将其来食”之“食”是性欲的廋语，古谓性的行为曰“食”，如《株林》“朝食于株”，而“将其来施施”，《颜氏家书·书证》：“江南旧本单为施”，闻氏认为施指天施地生之施，亦是性欲的廋语（见《风诗类钞》）[6]。果真如此，施与食对文同义，全诗皆为四字诗句。这是极有可能的，从风格上来说，《诗经》里不乏大胆、泼辣的爱情诗篇，从结构上来，全诗唯一的五言诗句“将其来施施”在诗中也显得不相称。可能是因为古人误解了施字之义，故又加一施字，这样一来，“将其来施施”就有语法问题了，因为他处不再有“来施施”的说法，按上古汉语语法，只能说，施施而来，或曰其来施施，或如《孟子》言：“施从良人之所之”、“施施从外来”，置于介宾短语前。从口气、语法、结构、古训等方面全面权衡，笔者认为《丘中有麻》作为一首爱情诗，最无疑义。既然《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所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即使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是谁呢？故姚际恒、方玉润有“嗟”为语助说，立意弥合这一矛盾，而黄焯先生有互足说，立意解决这一问题。《毛诗郑笺平议》焯案：“首章《传》云：‘丘中硗确之处尽有麻麦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传》统三章为言，则次章之麦，卒章之李，皆以为子嗟所治也。其知子国为子嗟父者，以卒章称子嗟为‘彼留之子’，明次章子国为子嗟父矣。诗有重章互文以足意者，此篇次章言子国，盖下省‘之子’之语，末章言‘之子’，盖上承‘子国’为言，意皆谓彼刘子国之子，而为子嗟之变文耳。”[7]黄氏发明《毛传》，指出名字不同其因在于变文以协韵，是正确的。不过，窃以为不必如此征实也，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传》曰：“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窃谓嗟、国、都、充是常用字，可以想见是当时的男子取字的常用字，如子产之父就叫子国，至于子都，《孟子》曰：“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春秋郑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都，美也，《诗》曰：“洵美且都”（见《郑风·有女同车》），充亦有美的意思，古人认为充实而有光辉，是美也，嗟，嗟叹之，以上诸字，以其常见，故诗人信手拈来作为美男的代称或情人的代称，故子国、子都与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并无多少关联。同样，《鄘风·桑中》亦更换所思者之名以协韵，诗是以一个男子的口气写的，首章云：“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次章换云“美孟弋矣”，卒章更言“美孟庸矣”。朱子曰：“姜，齐女，贵族。”《陈风·衡门》曰：“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孟姜为美女的代称，用来称呼情人。孔颖达疏《陈风·东门之池》“彼美淑姬”曰：“美女而谓之姬者，以黄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后，子孙昌盛，其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为妇人之美称。”[1]陈奂《诗毛氏传疏》考订，“淑”为“叔”之误，陆德明《经典释文》本作“叔”[8]，叔姬如孟姜也，孟（伯）、仲、叔、季为排行，古代女子无名无字，故称之排行和姓。孟姜、子都为代称，大家不会怀疑，孟弋、孟庸、子充根据文理，亦为代称，是不必去考证也无法去考证是否实有其人的。同理，子嗟之名亦不可考。如承认《山有扶苏》、《桑中》换名以协韵，则《丘中有麻》换名以协韵，极有可能。综上所述，我们可知，这类男欢女悦之词，多半以男女一方的语气写出，诗中主人公的情人名字均为代称，并非实名。后世犹有此风，如《孔雀东南飞》、乐府民歌《陌上桑》里的“罗敷”即为美女的代称。总而言之，笔者认为《传》以子国为子嗟父，并无实据，不过是从下文“彼留之子”猜测出来，其实“子”在《诗经》指男子或女子比指儿子更为常见。笔者认为，“之子”，是子也，有如《东方之日》“彼殊者子”之“者子”。王引之《经传释词》曰：“之，是也。故《尔雅》曰：‘之子者，是子也。’”“之”为“者”之借词，《说文》曰：“者，别事词也。”不过，之字在《周南·桃夭》“之子于归”中显然是指示代词，“彼留之子”、“彼殊者子”中的之字、者字指代意义已虚化最后，笔者想从文学语言的角度，通过对诗的修辞以及句法研究，对《丘中有麻》“留”通“刘”说予以献疑。如果“留”通“刘”作为姓氏，“彼留子国”、“彼留子嗟”、“彼留之子”这样的句子不仅无文采可言，实在不象诗句，而且《诗经》也没有这样的句型。“留”本可通“刘”，如《大雅·常武》“不留不处，三事就绪”，陈奂《诗毛氏传疏》：“留，古刘字。《武》，《传》云：‘刘，杀也。’处，犹安止也。《传》意以诛其君，释经之留。吊其民，释经之处。两不字，皆发声也。”[8]留也是姓氏，《广韵·尤韵》：“留，姓。出会稽。本自卫大夫留封人之后……”，一说即古刘字。我认为这是可信的。但我认为《丘中有麻》中的“留”通“刘”，就诗之本事而言，《传》并无实据，故朱熹、姚际恒、方玉润不从《传》说。如上文所述，称人以字，表示尊敬，再加上姓氏，则有画蛇添足之嫌，若是晚辈称长辈，还显得不恭。更重要的是，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语句不顺，有点类似的句子有《陈风·东门之枌》“子仲之子”，但后者流畅一些，诗人何不曰彼留氏之子或彼子国子？窃以为“留”可通“懰”，因为《陈风·月出》“佼人懰兮”之懰字，《经典释文》本作刘，刘当是《诗经》原字，心旁为后人所加，《说文》无懰字，懰亦作嬼，《埤雅》：“嬼，妖也。”《广韵》：“嬼，美好。”妖亦美好也。表示杀的意思，《说文》有镏字，古书亦借用留字，如《荀子·议兵》：“不屠城，不潜军，不留众”，按理，表示美的意思，古书自然也可能借用留字、刘字，因为刘、镏皆从留得声。声符相同，古多通假，之所以如此，有两种情形，一、声符是古字，后人加意符，形成形声字，许多古今字就是如此形成的；二、当时古人以字代词时，不可能像今天这样有规范化的要求，更何况，匆促之间也来不及深思熟虑，求其音同音近可矣，故声符相同者而多借用现象。加之，国风是民歌，采风者记下来苛求其字字本字，那是不可能的。即使今天采风，也做不到，因为现在的民歌，也像古代的民歌一样，有些词，是本无其字的。故《诗经》中一篇之内尚且本字、借字同现，何况是不在同一篇呢？古书中刘、镏、榴、瘤、鶹皆有借用留[10]的现象，最初本无其字也；又刘，为木名，字亦作榴（与石榴有别，见《尔雅·释木》），《文选》左太冲《吴都赋》“ 榴御霜”，榴，一本作刘；古“浏亮”亦作“溜亮”，流亦通留，因为刘、留、流同音也。《文选》潘安仁的《笙赋》：“懰檄籴以奔邀，似将效而中匮”，李善注引《埤苍》：“懰，留宿也”，懰自然是留的借字。由此观之，留与刘、懰本可相通。刘或懰字表示美貌，《诗经》中仅《月出》一例，似乎是孤立的用例，但如果我们把与其音同音近的一系列词联系起来来看，它是不孤立的。《月出》用刘字，不过是借音，毫无疑问，当时有这样一个词表示美的意思，与留、刘同音，其本字当为僚也，《说文》：“僚，好皃”（即美貌）。《月出》首章僚字、卒章燎字，与懰字互文同义，陈奂曰：“燎，当作嫽。……《方言》、《广雅》云：‘嫽，好也’。”《说文》：“嫽，女字也。”[8]，嫽与嫽音义同，因嫽是美好义，故女人用做表字。此三字同声同为来母，上古韵部同为幽韵，好亦幽韵字。窃以为僚、懰、燎三字民歌本为一词，载之于书，写成了不同的字。从留得声的字，多有美的意思，应该不是巧合，留，流也，《诗经·郑风·溱湋》“浏其清矣”，水以清而流动为美，人们常以行云流水以喻文章流畅之美，马跑得快，今人犹说“跑马溜溜”，亦并非无因也，溜溜本是形容流水的，形容马，行云流水意也，故古俊马曰骝；瑠，琉璃，流光溢彩，故曰瑠、琉；琉实际上也是从流得声，旒亦如此，旗之飘扬似流也，故古之冕饰或垂玉，造字为上下结构，上为流字，下为玉字，徐锴《说文解字系传》曰：“自上而下，动则逶迤，若水流也”，字亦作鎏，经典借用旒字，鎏还可指美金也；柳字得声之由亦如此；璙与留、流同音，《系传》曰：“金美者谓之璙，然则璙亦美玉也”[10]；榴为安石榴的简称，本是外语借词，古人借用留然后造榴字，不为无因，因为石榴子光溜溜的。综上所述，从古人用字的习惯上来说，《丘中有麻》“留”可与《月出》“刘”（懰）相通，而皆为“僚”之借字。如上所述，“留”作为姓氏，“彼留之子”义有不安，但如通“懰”（从共时的角度应该说通“僚”），表示美貌，如此句型，则《诗经》中不显得孤立，如《月出》“彼姝者子”。窃以为“彼留之子”与 “彼姝者子”不仅结构完全相同，而且意思也相同。《诗经》中结构相同的句子还有《秦风·黄鸟》“彼苍者天”，而《苑柳》“有苑者柳”，《小宛》“有漼者渊”之类的句子句前用词头“有”，窃以为此处“彼”已虚化，与“有”并无实质差别，这种句型可以表示如下：彼（有） 形容词 之（者） 逻辑主语。亦有不用词头者而形容词重叠者，如《四牡》“翩翩者鵻”，《皇皇者华》、《菁菁者莪》、《裳裳者华》、《渐渐之石》（首句与标题同）。亦有“彼”置于形容词之后者，如《召南·小星》“嘒彼小星”，《信南山》“信彼南山”。大体相同的句子还有上文提到的“彼美淑姬”、《郑风·有女同车》“彼美孟姜”以及《小雅·都人士》“彼都人士”，此三句与“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同。由此观之，《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国”、“彼留之子”整齐而有变化，而按旧说，则会打破这种整齐的美感。如果“留”通“懰”，那么这些诗句就不再是简单地呼喊对方，而是在诗句中带有赞美和欣赏的字眼（此种情况《诗经》中比比皆是），那么此诗用反复和呼告的手法，这实在是女主人公深情的流露。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女子盼望意中人亲近她，最终如愿以偿，对方赠送佩玖作为定情物，故她情不自禁地唱出这首歌。每章中间二句，是呼告，也是叹美之词，或因情之所系，或因盼之心切，或因意中人“贻我佩玖”而内心喜悦，故反复咏叹之。主要参考文献：[1]十三经注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第333，第337页[2]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月新1版，第47页，第84页[3]程俊英, 蒋见元.诗经注析[M].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70页，第216页[4]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12月，第201-202页[5]高亨.诗经今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0月，第105页[6]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风诗类钞[M].北京：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82年8月，第13页[7]黄焯.毛诗郑笺平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6月，第72页[8]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第613，367，628页[9]汉语大字典[M].武汉, 成都：湖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2年12月缩印本，第1061页[10]徐锴.说文解字系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第7页，第5页[11]向熹.诗经字典[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第2版，第515页
这个不是高二课文吗？？我记得有学过也~~就从女子的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以及男子的不忠写也可以，还有，文头的匪我愆期，子无良媒。 将子无怒，秋以为期。可以看出，女子对爱情是自主的，那就可以从古代的封建的婚姻制度父母之命写也可以，还有男子的不忠女子的敢爱敢恨等等..............《诗经-卫风-氓》鉴赏 《氓》是一首夹杂抒情的叙事诗。它通过一位弃妇的自述，激昂、生动地叙述她和氓恋爱、结婚、受虐、被弃的过程，表达了她悔恨的心情与决绝的态度，深刻地反映了古代社会妇女在恋爱婚姻问题上受压迫和损害的现象。在婚前，她怀着对氓炽热的深情，勇敢地冲破了礼法的束缚，毅然和氓同居，这在当时来说，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按理说，婚后的生活应该是和睦美好的。但事与愿违，她却被氓当牛马般使用，甚至被打被弃。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当时妇女在社会上和家庭中都没有地位，而只是的丈夫的附庸。这种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决定了男女在婚姻关系上的不平等，使氓得以随心所欲地玩弄、虐待妇女而不受制裁，有抛弃妻子解除婚约的权利。"始乱终弃"四字，正可概括氓对女子的罪恶行为。因此她虽曾勇敢地冲破过封建的桎梏，但她的命运，终于同那些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压束下逆来顺受的妇女命运，很不幸地异途同归了。"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也，不可说也！"诗人满腔愤懑地控诉了这社会的不平，使这诗的思想意义更加深化。诗中女主人公的惨痛经历，可说是阶级社会中千千万万受压迫受损害的妇女命运的缩影，故能博得后世读者的共鸣。 《氓》诗的结构，是和它的故事情节与作者叙述时激昂波动的情绪相适应的。全诗共六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是追叙，第一章，叙述自己由初恋而定的。第二章，叙述自己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诗人叙述到这里，情绪极度激昂，悲愤与悔恨交并，使叙述中断。第三章，她对一群年青貌美的天真少女，现身说法地规劝她们不要沉醉于爱情，并指出男女不平等的现象。第四章，对氓的负心表示怨恨，她指出，这不是女人的差错，而是氓的反复无常。第五章，接着追叙，叙述她婚后的操劳、被虐和兄弟的讥笑而自伤不幸。第六章，叙述幼年彼此的友爱和今日的乖离，斥责氓的虚伪和欺，坚决表示和氓在感情上一刀两断。这些，都是作者的经历、内心活动、感情变化的再现，结构严整，形成一首千古动人的诗篇。
这个不是高一课文吗？？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欢天喜地之中女主人公成了初嫁的新娘，第三章至第五章便转入对她婚后遭遇的叙写。新婚燕尔，“桑之未落，鲥沃若”，年轻的新娘艳若桃李，光彩照人，那“氓”也情深意浓，二人确曾渡过一段令人留恋的甜蜜生活。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桑之藩矣，其一 黄而陨”，女主人公的容貌逐渐衰败，“氓”之所谓情意也便如黄叶落地般消失殆尽了。昔日“蚩蚩”之夫君，一变而为一曲煞般的恶魔，他不仅“言既迷矣，至于暴矣”，粗暴地虐待对自己一片真情的妻子，而且无情地抛弃了她.
尽管她“自我组尔，三岁食贫”，出嫁以后，一直伴丈夫过着又苦又贫的生活；尽管她“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在贫苦中辛勤地操劳家务；尽管她“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从早到晚没有虚度一天；尽管“女也不爽”，从来没有丝毫的差错！
她怀着不尽的委曲踏上了娘家的归途，又一次来到了洪河边，汤汤淇水溅湿了她的车慢，昔日情意绵绵，“送子涉淇”，今天却……，悔恨、忧伤、哀怨、愤懑，感情的洪永如汤游淇河猛烈地冲击着女主人公的心房。
一个痴情而无辜的女子。被朝三暮四的丈夫无端地休弃了，这本来就够痛苦、够不幸的了，然而却得不到应有的同情，甚至自己娘家的兄弟还要“痒其笑矣”，讥笺于她!面对如此无情无义的丈夫.
如此冰冷残酷的世道，女主人公清醒地认识到男人和女人在恋爱婚姻中的不平等地位，她痛呼“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阿极，二三其德”，勇敢地为自己申辩，强烈地谴责男子的彘心.
并且以斑鸠贪吃桑葚面导致昏醉作比，沉痛地告诫姐妹们： “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千万不要对男子沉迷过分，因为“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谎也”。
这浸透着血泪的呐喊，确实振聋发聩l诗篇在这里把女主人公个人的不幸与许许多多妇女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使女主人公的悲惨遭遇具有了一种普遍意义。
第六章写女主人公与“氓”决裂。先是以当初“及尔偕老”的誓愿与如今“老使我怨”的事实对比，指斥丈夫的背信弃义；再是雌“淇则有岸，隰则有泮”的比喻，控诉丈夫的背信弃义；继而又追溯到两小无猜时的欢乐聚会与定情时的海盟山誓。
诗句的跳跃反映出女主人公此时心绪的纷乱和感情的复杂，真实地表现了一个至情的女子决意要同自己曾经爱过而又负心于自己的丈夫一刀两断时复杂而微妙的心理梧动。
痛定思痛，她终于下定了决心， “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毅然同喜新厌旧的“氓”彻底决裂。这个断绝，学涵着多少痛苦呢?
然而正是这浸透着痛苦的宣言，把她酊个性全部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使她的灵魂放射出美丽的j色彩：面对虚情假意、轻浮自私的男子，一旦识破本质，她就 不再缠绵，毫不犹豫地撒手拉倒，面对痛苦与不章，她悲哀伤心，委浊愤懑，但终于挺直了腰杆。
这既是对一个男人的抗争，也是对那个冷酷现实的抗争，想一想该需要怎样的勇气，怎样的剐强啊!在她面前，那些只知褒哀怨怨而不思独立，不恩反抗的弃妇不免黯然褪色!
《氓》这首诗在叙事串带着浓郁的感情，在抒情串又显示了事倚的发展。“事”与“情”绵密交织，极其自然地震示了女主人公的性格从单纯走向成熟的历程。同时，谋碣布篇也颇具匠心：先从求婚靶相思写起，热烈喜悦之情溢于言外。
第三章酋句比兴，喻新婚之情景；接着却突转笔锋，尽情抒发如长河决堤般被遗弃的激愤，奇峰陡起，感情大起大落，跌宕奔突，给人以巨大的震憾。
四、五两章才叙写缘由，如诉如泣，令人心碎。最后一章交待结局，深沉冷静，耐人回昧不巳。全诗波澜起伏，变化多姿，章与章之间形成了强烈的跳跃，真实地表现了女主人公复杂曲折的心理活动。这种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艺术形式，正表现出我国幼年诗歌在艺术上的成熟。
原文：
《氓》先秦：佚名
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送子涉淇，至于顿丘。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
乘彼垝垣，以望复关。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尔 一作：尓)
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于嗟鸠兮！无食桑葚。于嗟女兮！无与士耽。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陨。自我徂尔，三岁食贫。淇水汤汤，渐车帷裳。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也罔极，二三其德。
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及尔偕老，老使我怨。淇则有岸，隰则有泮。总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释义：
憨厚农家小伙子，怀抱布匹来换丝。其实不是真换丝，找个机会谈婚事。送郎送过淇水西，到了顿丘情依依。不是我愿误佳期，你无媒人失礼仪。望郎休要发脾气，秋天到了来迎娶。
爬上那垛破土墙，遥向复关凝神望。复关远在云雾中，不见情郎泪千行。情郎即从复关来，又说又笑喜洋洋。你去卜卦求神仙，没有凶兆心欢畅。赶着你的车子来，为我搬运好嫁妆。
桑树叶子未落时，缀满枝头绿萋萋。嘘嘘那些斑鸠儿，别把桑葚吃嘴里。哎呀年轻姑娘们，别对男人情依依。男人若是恋上你，要丢便丢太容易。女人若是恋男子，要想解脱难挣离。
桑树叶子落下了，枯黄憔悴任飘摇。自从嫁到你家来，三年穷苦受煎熬。淇水茫茫送我归，水溅车帷湿又潮。我做妻子没差错，是你男人太奸刁。反覆无常没准则，变心缺德耍花招。
婚后多年守妇道，繁重家务不辞劳。起早睡晚不嫌苦，忙里忙外非一朝。谁知家业已成后，渐渐对我施凶暴。兄弟不知我处境，个个见我哈哈笑。静下心来细细想，独自伤神泪暗抛。
当年发誓偕白头，如今未老心先忧。淇水滔滔终有岸，沼泽虽宽有尽头。回想少时多欢乐，谈笑之间露温柔。海誓山盟犹在耳，哪料反目竞成仇。莫再回想背盟事，既已终结便罢休！
扩展资料：
我们很熟悉的《氓》，出自于《诗经 卫风》中，为先秦时代卫国华夏族民歌，是一首弃妇自诉婚姻悲剧的长诗。在我们学习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印象中似乎只剩下了女主人公那一句句幽怨的语句，但其中所体现出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民风民俗和西周时期的风俗有很大的联系。
我们可以将《氓》中所体现出的婚姻习俗与西周时期的婚姻缔结的原则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
1、西周时期的婚姻原则第一条就是需要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诗经 氓》之中的女主角却自己由初恋而定的婚，然后陷入情网，冲破了媒妁之言的桎梏而与氓结婚，这就与西周时期的的婚恋观有所不符。
2、西周时期婚姻关系的缔结程序：六礼六礼：中国古代结婚的六道程序，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徵、请期、亲迎。纳采指男家请媒人去女家提亲，女家答应议婚之后，男家用一只大雁并备上其他礼物前去求婚。
3、问名指男家请媒人问女家的名字和出生年月日。纳吉指男家卜得吉兆之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婚姻。纳徵指男家向女家送聘礼。请期指男家选定婚期，备礼告诉女家，求得同意。亲迎指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
这就与《诗经 氓》中比较符合了，憨厚农家小伙子，怀抱布匹来换丝。其实不是真换丝，找个机会谈婚事。送郎送过淇水西，到了顿丘情依依。不是我愿误佳期，你无媒人失礼仪。
因为氓来谈婚事的时候并没有带着媒人来，所以女主人公家里便把婚事给延期了，并让氓秋天再来。“尔卜尔筮，体无咎言。以尔车来，以我贿迁。”这就是让氓要提前占卜，让氓赶好车子，替她搬好嫁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国风·卫风·氓
一般入题较多的是关于新女性的人生价值观或者爱情观。你可以看舒婷的《致橡树》可以从正反两面去议论。因为《氓》中的悲剧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