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兰河传论文的参考文献在哪里找

............（二）《呼兰河传》 继《生死场》之后，1938年萧红在重庆开笔创作她的自传性长篇小说《呼兰河传》，由于颠沛流离，直到1940年底才在她寓居的香港最后完稿成书。这个时刻，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这使远离家乡的萧红更加怀念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于是，她以自己的家乡与童年生活为原型，创作了这部小说。它在艺术形式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它虽然写了人物，但没有主角；虽也叙述故事，却没有主轴；全书七章虽可各自独立却又俨然是一整体。作家以她娴熟的回忆技巧、抒情诗的散文风格、浑重而又轻盈的文笔，造就了她 “回忆式”的巅峰之作。茅盾曾这样评价它的艺术成就：“要点不在《呼兰河传》不像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而在于这‘不像’之外，还有些别的东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说更为诱人些的东西：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1．欢乐童年——寂寞心灵的慰藉 萧红的一生是被家庭、爱情和社会所放逐的一生，在她的内心深处，始终深藏着难以排解的无家的悲凉感。可以说，寂寞情绪和无家情结困扰了萧红，同时也造就了萧红，成就了她的许多艺术佳构。她把自己的孤独与忧伤、寂寞与怅惘，通过审美沉思转化为作品的情感基调和美丽的诗魂。 写作《呼兰河传》的萧红经历了内心与外在的种种变故与波折，身边没有了写作《八月的乡村》的“保护人”似的萧军，心目中的故乡也从要逃离的陷阱变成灵魂的寄寓之地。成熟的萧红换了一副眼光看待故乡。故乡，尽管她蒙昧，蒙昧得令人痛心，可是她又是包容的，爱与恨，善与恶，美与丑，都在其中。就像后花园中的小黄瓜、大倭瓜，就像那些蝴蝶、蚂蚱、蜻蜓，就像黄昏时候的红霞，他们不辨生死，既短暂，又久远。萧红用散文的笔调来书写故乡。她找到了一种最能表达自己与故乡的血肉联系的笔调。在这种书写中，萧红重新确认了自己与故乡、与呼兰河的关系。他们不再是对立性的，而是对话式的。在这样的写作中，萧红获得了心灵的慰藉。尤其在对祖父的回忆性的描写中，充满了对童年烂漫时光的回味。《呼兰河传》第三章写祖父与“我”。“祖父的眼睛是笑盈盈的”，“身体很健康”，祖父教“我”念诗，给“我”烧小猪、烧鸭子吃。而“我”在祖父的庇护下，无忧无虑，活泼任性。“我”只是玩，“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和祖父开玩笑，“我笑得最厉害，我在炕上打着滚笑。” 孤独而寂寞的童年，对于渴望爱与温馨的萧红而言无疑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作家的萧红却是一份难得的精神财富，一泓汩汩不息的生命泉源。在她寄居南国异乡的生命后期，在对男性及男权社会的彻底失望之后，她开始在现实的废墟上重构自己的精神家园。记忆中的故乡成了这个精神家园的投射和外化。借助对故乡和童年的诗性回忆，来化解内心的忧郁和寂寞。现实社会未能给萧红提供飞翔的天空，她以自己的艺术才情在文学殿堂里寻觅到一片高远的蓝天，于文学和想象的精神世界中构筑起生命的伊甸。 网上一个帖子对萧红的寂寞这样写道：萧红本身就是寂寞的，她的生，她的情感，她的生活，甚至她的死。萧红出生在黑龙江，十年漂泊，呼兰河是她的起点，香港是她的终点。去逝时，身边竟没有一个亲人，真是孤独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将孤独地离去。在弥留之际，她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从图书馆里淘到一本页面已经泛黄的《呼兰河传》，那气味仿佛是在证明她的寂寞决不矫情。打开书，寂寞的心灵盛开；合上，心灵的寂寞盛开。 2．悲悯意识——作家主体精神的投射 由于自身的生活经历和出自悲天悯人的天性，萧红在创作伊始就关注着普通人的命运遭际。而“五四”启蒙思想中个性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影响使她在抒写人类苦难命运时，更多地是关注人的生存形态和生命价值，以更深入的笔触挖掘民族文化的深层结构，揭示病态人生和病态心理的形成原因。萧红紧紧抓住生与死——人的生命的起点和终点这两个重要环节进行了突出的展现和深刻的剖析，从而表现了她独特而深沉的人生悲剧感。 《呼兰河传》将生死的意义逐出人的视野，在人们对生死的更为漠然中写出了“几乎无事的悲剧”。此时的萧红对生命的感觉似乎已超出单纯的生死界限，而更深远地思索着空虚与悲凉。与《生死场》相比，在《呼兰河传》中，尽管环境对人仍然构成压抑，但已不表现为“生死场”般赤裸裸的惨酷，小城与人似乎形成一种平和松驰的关系：“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了，风霜雨雪地，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就拉着离开了人间的世界了。至于那没有拉去的，就风霜雨雪，仍旧在人间被吹打着”。呼兰河人麻木混沌地生存（而非生活）着，感受不到生命的珍贵与死的悲哀，一切都是“自然的结果”，都是被动的生生死死。 在萧红看来，最可痛心的最足以惊心动魄的是“蒙昧”，是生命价值的低廉，是生命的浪费。染缸房里，一个学徒把另一个按进染缸里淹死了，这死人的事“不声不响地”就成了古事，不但染缸房仍然在原址，“甚至连那淹死人的大缸也许至今还在那儿使用着。从那染缸房发卖出来的布匹，仍旧是远近的乡镇都流通着。蓝色的布匹男人们做起棉袄棉裤，冬天穿它来抵御严寒。红色的布匹，则做成大红袍子，给十八九岁的姑娘穿上，让她去做新娘子。”至于造纸房里边饿死了一个私生子，则“因为他是一个私生的孩子，算不了什么。也就不说他了。” 萧红用异乎寻常的态度、语调叙述死亡，——轻淡甚至略带调侃的语调。有时甚至不止轻淡，她还有意以生命的喧闹作为映衬。《呼兰河传》第五章写了小团圆媳妇，写她如何从一个“笑呵呵”的小姑娘到一个“黄瘦”的病人，直到被折磨而死。一个仅仅十二岁的小姑娘，曾经“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大的辫子”，曾经“看见我，也还偷着笑”，因为她的生命力、因为她“不怕羞”，被婆婆打出了毛病，接着被庸医、“云游真人”、跳大神的等不断折磨、摧残，终于死去了。 而尤其可痛心的是，“不惟所谓幸福者终生胡闹，便是不幸者们，也在别一方面各糟蹋他们自己的生涯”（鲁迅）。对生命价值的思考和改造民族生活方式的热望，构成了萧红小说有关生死的描写的主要心理背景。 韦勒克·沃伦指出：“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呼兰河传》深层的悲剧意蕴即在于揭示了这种强大愚蛮的背景环境——集体无意识同化／异化、扼杀人性。呼兰河人认同环境，实际上是认同它包蕴的所有的历史惰性、传统习惯和价值观念，所以比起《生死场》中的愚夫愚妇来，他们的灵魂被更深地烙上了历史文化的印痕。面对沉积着层层淤泥的给自己带来灾难的大泥坑，人们宁可想方设法地绕道而行，或者幸灾乐祸地在围观“抬车抬马，淹鸡淹鸭”中获得“乐趣”；小团圆媳妇只因“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两个眼睛骨碌碌地转”，就被好心的人们放到开水里活活烫死；那个本来口碑很好的王大姐，仅仅因为自己选择嫁给穷苦的磨倌，便一变而为“坏女人”，最终在不绝的奚落中死去……传统文化的受害者用套住自己的枷锁又去劈杀别人，在自己流血的同时手上又沾着别人的血污，而这种残忍的行为却是以极其真诚的善良态度进行的。这里的一切杀戮都是平静而安然地发生的，发生了就好像没发生一样，这是怎样一个病态的民族灵魂木然的悲寂世界!经受过人文主义启蒙思想洗涤的萧红，回顾遥远的故土仍旧生活在古老精神世界里的乡民，对其满目疮痍的生命状态，于无尽的悲悯中透露出沉重的批判。 综上所述，萧红是一个有着深广的悲剧意识的作家，她那穷困潦倒、颠沛流离的流浪生涯以及不寻常的情感经历使她在创作中具有了“直面真正的人生”的勇气，以一种开阔的悲悯胸怀始终关注思考着人的生存境遇和生命意义，呼唤着人性尊严、人生温暖和理想的生命形态。正是在这一点上，萧红的小说达到了深刻的人性深度，其悲剧意蕴具有了形而上的意味而获得了久远的魅力。 3．诗意美质——富于独创性的边缘体小说的内核 一切真正有作为的作家，无不以采用与自己的个性和生命体验相契合的“言语方式”，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为己任。萧红是个有着自觉文体意识的作家，她曾经说过：“有各式各样的生活，有各式各样的作家，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萧红是凭着天赋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进行创作的，她以独特的艺术感受力和表达才能创造了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边缘文体；这种文体突破了传统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以独特的超常规语言、自传式叙事方法、散文化结构及诗化风格形成别具一格的“萧红体”文体风格，从而构筑了一个独具韵味的艺术世界。 这种别具一格的“萧红体”小说文体风格主要表现在： （1）超常规的文体语言。萧红擅长于以一种极自然的陌生语言去描写她所熟悉的一切。她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使小说语言呈现出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情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文字，是文学作品诉诸读者的审美情感和认知活动的最原初的物质形态。它直接体现着作家的情感心理和作品的艺术风格。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具有不同艺术风格的女作家都呈现出不同的语言特色。如冰心的清莹圆润、蕴藉空灵，丁玲的细腻直白、激切酣畅，庐隐的凄丽悱恻、感伤沉郁……，均各呈异彩，各有千秋。而萧红的语言风格和表达方式别具一格，表现为超常规的句法形式及由此而来的新鲜自然、稚拙浑朴的美学意趣，形成了独特的“萧红味”。 在萧红的文学语言中，直率和自然这两种特性是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且看《呼兰河传》第三章第一节中一段写景文字：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象鸟上天了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这段文字完全以儿童的眼光来描写自然景物，借用了儿童语言的简短朴素的形式特点，率意而言，显得真诚坦率。这种语言没有着意雕琢的痕迹，它宛如白云出岫，风行水上，一派自然。 萧红的小说语言的新鲜、生疏不但表现为直率、自然，而且那种超常规的文句蕴含着一种稚拙浑朴的美，一种独特而醇厚的情调。赵园《小说十家》中说萧红的文字是“用最简单以至稚拙的方式组织起来、因而显得不规范”。你有时觉得，她所使用的那种语言是经不起转述的：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 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这里，单调而重复使用的句型，复沓回荡的叙述方式，透出儿童的稚拙和朴实，娓娓道来，节奏徐缓，却又内蕴深藏，浑朴醇厚。作家絮絮叨叨地叙述祖父年龄与自己年龄的变化，流露出对祖父的熟稔、热爱。年龄的排列之间，省略了许多具体内容，表现出祖父一生的平常。“主人不见了”，“死了”，“逃荒去了”，稚拙平淡的语言和口气中蓄积着深厚的沧桑感、失落感。“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同义反复中流淌着对故园的脉脉深情。透过那些有意的复沓，作家正以弦外之音告诉我们人世间生生死死的“单调重复”以及难以言状的人生悲凉。萧红的这种语言表达方式形成了独特而鲜明的个人风格，它同一字千钧、惜墨如金的精粹风格，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境界，但却同样具有审美价值和意义，因为，“在萧红这里，语言经由‘组织’不只产生了‘意义’，而且产生了超乎‘意义’之上的东西。”它拙而有味，情致在焉。 总之，萧红的小说语言清纯童稚，拙朴天成，纯而多韵，拙而能巧；于浑朴中带有隽逸的色彩，在清纯中内蕴醇厚的意韵，从而成为“萧红体”小说叙述风格的重要特征。 （2）自传式叙事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自传性的怀旧笔调。萧红最成功、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品，大多是那些融进她个人生命体验和生活经历的自传体小说，如《后花园》、《家族以外的人》、《呼兰河传》、《小城三月》等，它们均无一例外地运用了自传性的怀旧笔调，通过回忆的方式，“以我观物”叙事记人，写景状物。萧红之所以如此执着地运用自传性的怀旧笔调，缘于其一种自觉的创作观。一般说来，与现实贴得太近，常常不容易把握住生活的本质与内涵；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造成适当的审美心理距离以后，才有可能看清它的全部价值。因此，萧红非常重视“思索的时间”，她曾以雷马克的创作为例强调了这种时间距离的重要性。正是这种心理距离，使她有充分观照和反思的时间，从而为她深入地揭示生活以至人生的真实底蕴创造了条件，她的自传性怀旧作品因此获得了巨大成功。由于萧红在时空上已远离故事中的题材、人物和环境，过去的一切已经经过时间的过滤与沉淀，这就使她能够抽身事外，而以一种审美静观的态度去回忆，用怀旧的笔调将自己的原始情绪升华为一种审美情绪，并进而与题材溶为一体。《呼兰河传》回忆的是故乡呼兰河的平庸的生活，刻画的是动物般生存着的人们，但这里“仍然有美，即使这美有点病态”。 其次，是第一人称限制叙述。 从总体上看，萧红小说的叙事角度是多样的，有全知叙事角度（《生死场》、《马伯乐》等），也有旁知叙事角度（《王阿嫂的死》等）。然而，她的大部分小说名篇（如《家族以外的人》、《手》、《牛车上》、《呼兰河传》、《后花园》、《小城三月》等）则重点运用了第一人称“我”的限制叙述角度。萧红小说中的“我”，实际上都有作家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影子，作品中的“我”决非是强加的旁观者和局外人，而是作为小说中的一个角色，作为生活的见证人而存在。无论用怎样的人称，那都是萧红的讲述，一派萧红的口吻，因而本质上都是第一人称的。视角的单一则由叙事人的性情的生动显现作为补偿。《呼兰河传》第一章没有我出现，你的意识里有我在，等到第二章我出现，你也不觉得很突兀。正是第一人称叙述角度的运用，给萧红小说带来了强烈的情感效果；而且这种角度所特有的叙事功能，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内容含量。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叙述省却了许多描述情节过程的铺叙文字，出现一些大幅度的跳跃，从而在限定的篇幅中增加了意蕴厚度。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角度还给萧红作品带来了真实感和亲切感，与全知叙事相比第一人称限制叙事蕴含着一种富于现代意味的平等意识。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不再君临一切，而是与读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地位，从而消解了（至少是缓和了）真实与想象之间的紧张状态，消除了读者对叙述者的信任危机。读者在叙述者真诚亲切的娓娓而谈中易于产生一种艺术的共鸣和认同，作品的艺术感染力从而在无形中也得到了加强。 在萧红对于第一人称的叙事角度的运用中，儿童视角作为一个显著的特征，给她的小说带来特殊的审美效果。在这类作品中，作者是从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我”所特有的心理视角来作出情感评价的，所以常常故意举重若轻，大事小言甚至言不及意。这样，由这种心理视角所作出的情感评价，与作品的客观倾向之间就形成了一定的暌离，于是出现了艺术的反讽。如小团圆媳妇之死，作者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我”——一个单纯幼稚的小姑娘眼睛，为读者摄下了一幅悲惨的人间画面。在这里，作者是让叙述者用儿童好奇的目光来观看这一切的，而一个儿童显然是不会完全洞察这一悲剧的意蕴的。对叙述者“我”这个童稚来说，这只是不过是一个 “有趣”的故事，于是叙述者越是平静，读者越会激动；叙述者越是超然好奇，读者就越会悲哀，愤恨而不能自已。可见，情感评价上的儿童视角既增加了作品的心理情感的容量，也增加了作品内部的张力。 （3）散文化的文体结构。 与萧红对语言的超常规运用一样，她在小说文体结构上的追求，也独具特色，呈现出一种“非情节化”的超常规趋向。在中国传统小说中，结构形式通常是以线性的时间关系和因果关系为线索来组织完整的故事情节，其结构的主要依据就在于情节，而萧红的小说常常没有完整的情节和贯穿始终的突出人物形象，更缺乏严密的结构间架。也许事件的过程还在，但这种过程常常为一些富有情致的场景和片断所打断。这样，就使她的小说结构挥洒自如，呈现出非情节化、非戏剧化的散文化特征。 我们眼里的《呼兰河传》虽然是自传体小说，但作者所写的却是对故乡呼兰城的种种印象。全书采用信马由缰的巡礼式抒写方法，从街头巷尾的情景写到喜庆病灾的种种盛典，从祖父的后花园写到童年生活的寂寞，从家中的庭院厢房写到形形色色属于下层人民的住客；既没有设置尖锐的矛盾冲突，安排头绪纷繁的线索，也没有编造曲折紧张的情节，塑造众多的人物典型，甚至没有贯穿始终的线索、故事和人物。全书七章。一二章介绍小城风貌、地理环境和风俗民情，从宏观上勾画出呼兰城的本质特征——物质上穷困匮乏，精神上愚昧保守。以下五章则是微观描写——从各个角度将呼兰城的特征具象化。三四章描写家院及“我”与祖父朝夕相守的童年生活，突出了冷酷刻板的封建环境对天真童心的摧残压抑。后三章笔触从家庭伸展到街坊邻里，叙述了有二伯、小团圆媳妇、磨倌冯歪嘴子三个下层人物的悲剧命运。这七章可分可合，似断实联——分之则每章皆可独立成篇，自成单元；合之方成小城整体，每一章都是小城不可或缺的枝节。作家运用散文化的手法来刻画这这些看似破碎的生活画面，就因为她不是在为某个人作传，而是在为整个小城的人情风俗作传，呼兰河小城就是作品的主角——这是一部以背景为主角的小说，作家所关注的是“民族大多数人的最普遍的生活，是最一般的思想，是整个社会风俗。”（钱理群《“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十月》1982年第1期）可见，作家的创作意图决定了结构形式的散文化，而散文化的结构又为从广度和深度上体现作家的创作意图提供了条件。 （4）诗化的风格。 萧红作品内蕴浓郁的诗情。在她最具风格的小说中，都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份的主要来源。情境、氛围和意味作为萧红作品最富传统特色的美感范畴，是其小说诗意美质的最显著的体现。 “第一流小说家不尽是会讲故事的人，第一流小说中的故事大半只像枯树搭成的花架，用处只在撑持住一园锦绣灿烂生气蓬勃的葛藤花卉。这些故事之外的东西就是小说中的诗。”（《朱光潜美学文学论文选》第2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萧红“是一位富有诗人气质的小说家和散文家”，她采取合乎自己情感意向和审美心理的创作方式，在奔涌的创作灵感的驱动下、急切地倾泻出久贮于记忆中的印象片断，以文字组织来捕捉情调并表现情绪的流动，从而打破了传统小说完整的故事情节结构；赋予小说以形式自由、韵味浓郁的抒情诗格调。萧红的小说在“不象小说”之外，却有比“象一部小说”更诱人更令人回味的特质——诗意之美。这是“萧红体”小说最显著又是最潜在的美质。 萧红对诗意诗境的追求，使她的小说创作有着强烈的抒情意味。她有自己的抒情方式，既不象鲁迅小说那样，以在深沉浓烈的抒情中包孕着对生活哲理的概括来发人深省，也不象郁达夫小说那样，以直抒胸臆、大胆坦露心理苦闷来震撼人心。在她的小说中，抒情性以抒情主体——“我”的存在为前提。她的小说常用第一人称“我”的形式，把自己整个地融化到故事和人物的际遇中，浑然一体，其丰富的艺术情愫构成了作品抒情成分的主要来源。《呼兰河传》中有一个作为抒情主体的“诗魂”的自我形象存在。这个自我形象本身就是一首诗，有诗一般的心怀、诗一般的情趣。她不但增加了写人叙事的深度，更增加了抒情的浓度。而且，这个自我形象就是作家命薄才高，心秀眼慧的诗化体，她通过真诚地抒发自己感情，使接受对象在超越审美心理的障碍和隔膜之中，体验社会的悲剧，生命的哲理和诗人的灵性。正是萧红诗人的赤子情怀汇成了小说诗意的潜流，深深地打动着读者。 萧红的创作重视对氛围的渲染。在她的小说中，氛围主要体现为一种浸透了创作主体自身情感色彩因而具有浓郁抒情气氛的环境与背景——茫茫东北平原上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地理环境、历史变迁。萧红常以满蕴情致的笔调情深地描绘这些浸润着作者主体情思的氛围，其中，她最着力也最具特色的是她对东北地区风俗习惯的描绘。在《呼兰河传》等一系列的作品中，她描摹五月节挂葫芦、七月十五放河灯等岁时风俗，状写了生与死的人生仪礼，叙写了跳大神、拜龙王的信仰风俗。第二章则是一首呼兰河的风俗诗，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这些俚俗甚至不无蒙昧的习俗，在萧红笔下，俨然生发出异样的光彩。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跳到了夜静时分，又是送神回山。送神回山的鼓，个个都打得漂亮。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这是描写跳大神，从司空见惯的所谓迷信中，萧红体谅到人生悲凉的况味。 “眼看台子就要搭好了，这时候，接亲戚的接亲戚，唤朋友的唤朋友。……看戏去的姑娘，个个都打扮得漂亮。” “大戏还没有开台，就来了这许多事情。等大戏一开了台，那戏台下边，真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人们笑语连天，哪里是在看戏，闹得比锣鼓好像更响。” “戏台下敲锣打鼓震天地响。那唱戏的人，也似乎怕远处的人听不见，也在拼命地喊，喊破了喉咙也压不住台的。那在台下的早已忘记了是在看戏，都在那里说短道长，男男女女的谈起家常来。” 这是描写野台子戏，在紧锣密鼓、喧闹争吵中，萧红道出了呼兰河人生命中飞扬的一面。 由于她是带着感情来抒写这一切的，因而比那些不动声色的客观介绍更具有一种动人的情韵。萧红对这种无处不在，具有弥散性特色的风俗氛围的着意渲染，既为作品中所有人物性格的形成、发展提供了一个充满情感色彩的背景，同时也使她的作品增加了情感容量。“重视主观抒情、重视小说语言的表现功能，再加上重视背景描写与氛围渲染，使郁达夫的小说以至五四作家的小说的确带有一种特殊的诗的韵味。”陈平原的这一段论述用来评价萧红的小说同样非常恰当。正是对风俗环境等内容的描写所制造的“氛围”，使萧红小说的生活画面之中荡漾着诗情。

苦难的女性悲歌——论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 萧红是一位女性意识很强的作家,她从女性平淡的日常生活着眼,描写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命过程,写出了北方农村苦难女性的血泪生活,唱出了女性挣扎在生存与毁灭之间的悲歌,揭示了男性对女性的冷漠和迫害。萧红虽然揭示了两性之间的对立,但是她的真正意图并不是要男女互相仇视,而是为了唤起社会对于女性人格尊严的重视,为了建立一个由和谐的两性关系所构成的世界。 在20世纪的中国女作家中,萧红虽然算不上一个大家,但却是最具有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的女作家之一。萧红的女性意识具有清晰的发展脉络,她的小说描绘了一个时代的妇女生活,在二三十年代的女性文学创作中占有独特的地位。那么,何谓女性意识呢?乐黛云教授认为应从三个层次来理解:“第一是社会层面,从社会阶级结构看女性所受的压迫及其反抗压迫的觉醒;第二是自然层面,以女性生理特点研究女性自我,如生理周期、生育、受孕等特殊经验;第三是文化层面,以男性为参照,了解女性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独特处境。” 萧红的小说体现了浓重的女性意识。她塑造了一系列女性悲剧形象，探讨了女性悲剧形成的原因，并进一步揭示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萧红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才华横溢、风格独树的女作家，她写出了作为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的种种不幸，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从民族文化的深处揭示了封建主义对妇女的精神奴役，探索了造成女性悲剧的社会根源。 一、女性悲剧形象 作为女性作家，萧红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尤其是北方妇女的苦难和挣扎。她塑造了一系列不幸女性的悲惨形象，并以此形成了她小说的独特的艺术形象体系，使她的作品产生了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 通观萧红全部作品，主角几乎都是女性，并且主要是她所处的那个时代被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寡妇、弃妇、农妇、佣妇、乳娘、童养媳等形象，她们的命运是悲惨的。有的被地主糟踏，如王阿嫂，丈夫死后被地主的大儿子奸污，后来又活活地被地主踢打致死（《王阿嫂的死》）；有的被传统习惯势力折磨致死，如小团圆媳妇，只因她长得活泼、作风大方了一点，那愚昧的婆婆就根据几千年传下来的旧规矩，不分白天黑夜地打她。团圆媳妇被虐待、折磨病了以后，婆婆不是请大夫诊治，而是请巫医跳大神，把团圆媳妇扒光了按在装沸水的缸里驱邪，给她烧替身、看香火，直到把活泼可爱的团圆媳妇作弄死（《呼兰河传》）；有的惨遭资本家杀害，如小岚，她只因休息时间跑出工厂，去关照一下自己的哑巴爷爷，让工头发现，被活活地打死（《哑老人》）……萧红通过对这些妇女生活、命运的描写，揭露与鞭挞了封建社会制度下统治、压迫、残害妇女的罪恶。 二、女性悲剧探询 萧红的小说是她的一种生命形式，她的女性意识也是一种生命的体验。也许正是因为自身不幸的生活经历，恰好成为萧红洞察女性悲剧的起点，她在作品中对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悲剧命运的反思和体验尤为强烈而深刻。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甚至是悲剧命运的根源。 在阶级压迫深重，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北方农村，女性不仅连应有的情感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即使是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分娩，也遭到了无情的忽视与遗忘。萧红超乎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作了触目惊心的描绘，在生命价值、意义层面上关怀着女性。在《生死场》中，萧红更为深刻而细致地描写了女性这种无意义无价值的生育，女人的生育更和猪、狗等动物的生产毫无二致。“大肚子的女人胀着肚子，身上浇着冷水跪在满是灰尘的土炕上，一动不敢动，仿佛是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丈夫”。生命的诞生成了一种罪行：“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整个村子里，人和动物生产构成互为喧嚣的背景，人的生命活动降低为低等动物的本能活动，而女人比动物更不如的是除了生育之痛，还受到他们的丈夫的折磨，女人在遭受这一刑罚时还遭男人的打骂。他们让妻子怀了孕，却又憎恶妇女生育的痛苦扰乱了他们的耳目。 女性的悲剧不仅仅来自男权的残暴无情，来自女性自身的性别悲剧，更为可怕的是来自女性自身的自我扼杀。传统文化的束缚和男权社会的欺压，使妇女们的命运已经极为可怜了，可是有些女人对比他们更弱小、更可怜的同类，不仅不施以仁慈之心，而是更冷酷地对待她们。当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的金枝遭到强暴与蹂躇后，她那颗破碎的心灵不仅引不起周围那些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注意与关切，就连自己朝思暮想的亲生母亲，也只对着那张浸透了金枝羞恨与屈辱的钞票痴迷，而忘却了对女儿的抚慰与怜惜。不仅如此，在物质欲望的诱惑下，母亲还急不可待地鼓励女儿尽早返城。金枝那颗渴望爱抚与慰藉的心，就这样被母亲无情而冷酷地遗忘了。《呼兰河传》对两位年轻女性生命毁灭的叙写，说明萧红已经注意到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积弊的巨大残害性，注意到了女性存在的阴森的氛围。灾难不仅来自表层，在顽强的传统意识与文化惰性中，结成了一张巨大的网，强行主宰、制约着妇女的言行，甚至扼杀生命。当她以含泪的微笑回忆这寂寞的小城和不乏温馨的童年的时候，分明又向人们提示了当时的呼兰河威胁女性生存的一大祸首，那便是封建意识、习俗和封建礼教。 三、社会深层探索 萧红的女性意识还触及到一个复杂而敏感的社会性命题：在男性中心主义的社会里，女性形象是空洞的，她们没有自己的思想和意识，女性的爱是无意义的，她们不仅得不到回报，而且最终使自己变成男人欲望的对象或家务劳动的工具，被男性蚕食掉了自己的生命。正如萧红所描述的：塑泥像的人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似乎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地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未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他塑成那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了头站起再看看，也绝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是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或是招打的原由。 萧红发掘出了女性在历史文化中所处的作为审美对象的地位和形成这种地位的原因。在顽固的愚众心理中，形成了一整套对女性的规范，如果有违反者，他们必千方百计来进行束缚甚至绞杀。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都死去了，她们是在那司空见惯的人群的冷漠、麻木、幸灾乐祸中死去的，她们身上浓缩了几千年女性饱受折磨的整部历史。在这里，萧红的笔触有力地伸向了中华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和为其提供养分的现实土壤，在她笔下展现出来的就不仅仅是小团圆媳妇和王大姑娘的悲剧，而是中国社会的一隅呼兰小城人们的悲剧，悲剧的根源，就在于那种病态社会心理和精神状态。历经人间沧桑、尝遍酸甜苦辣人生滋味的作家不由得发出如下的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萧红在近九年的创作实践中，始终以她所特有的女性视角，关注着故乡人们的生存状态，特别是不幸女人们的生存状态。描绘女人们动物似的生存状态和生命意识的麻木，描写她们的追求与幻灭，揭示出在背负民族及个人双重苦难下女性命运的悲剧意蕴，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谈萧红小说的女性意识这一论题，应该从三个层面入手：1、自然层面2、社会层面3、文化层面自然层面 女性的自然性别给她们带来了种种不幸。“生育这本是人类最崇高、最美好的创造性行为，在萧红笔下，却成为女性的一个永难摆脱的劫数和苦难之源。” 在《王阿嫂之死》中对生育过程做了如此触目惊心的描绘：“她的身子是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扎动物在挣扎。”生和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毁灭为代价的。 “自然性别造成的劫难再加上男人的无知、粗暴与冷酷，构成了女性生命的非人境地与悲剧性质。”这种动物般的生存是中国农村妇女的共同写照。 萧红在她的十多部小说中，几乎篇篇涉及死亡问题，而且所涉及死亡描写基本上都发生在女人身上。《王阿嫂的死》中怀着身孕的王阿嫂产后和新生婴儿一起死亡；《生死场》中王婆的自杀和自杀未遂的情形，小金枝被父亲活活摔死，美丽的月英姑娘瘫痪后遭到丈夫的折磨而死，其中最震撼人心的是美丽多情的月英的惨死。“月英是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生就的一双多情的眼睛”，常使人感到“落到绵绒里那样愉快和温暖”，可是在病魔的摧残和丈夫的虐待下，“她像一个患病的猫，孤独而无望”，姣好的身体也只剩下“线条组成的人形，只有头阔大些，头在身子上仿佛是一个灯笼挂在杆头”。这些原本美丽强健的女性，她们美好而富有活力的生命被沉重的生活和无法把握的命运所吞噬，最终走向了死亡。 面对女性生命毁灭的悲剧，萧红的叙述是直白、平淡、客观的，没有进行多余渲染。对王大姐的死是这样描写的：“在这样的一个夜里，冯歪嘴的女人死了。第二天早晨，正遇着乌鸦的时候，就给冯歪嘴的女人送殡了。”对小团媳妇的死未作正面描写：“……还没有到二月，那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媳妇就死了。”）两个埋葬她的人回来，议论“酒菜真不错，鸡蛋汤也热乎”，关于埋葬小团媳妇的经过却只字未提。在这些貌似轻松淡薄的叙述背后，我们感到萧红内心深处的悲悯与不平，感受到由女性无声的死亡所散发出的欲哭无泪的沉重与悲凉。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个端点。对萧红笔下的妇女们来说，人生的起点是生育的灾难，人生的终点是死亡的悲凉，中间是日复一日的艰难的求生。萧红没有去虚构曲折奇巧的故事，也没有制造尖锐激烈的冲突，她只是写普通农妇的日常生活片段，人人都必得经历的生老病死等等，然而她凭借用忠实地描写这种生活来震撼人的心灵，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妇女的非人生涯和悲剧命运。社会层面 求生的艰难——《生死场》、《呼兰河传》中描绘了在贫苦生活、阶级压迫以及男性权威围攻下艰难求生的画面，是作者有意识有目的地表现女性群体命运。 人格的践踏——《生死场》中，有不少细节生动描绘了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人的压迫。在男人的眼里，女人只是丈夫的工具和奴隶。《生死场》中甜美温柔的农家女金枝怀着美好的爱情憧憬爱上了成业，但是成业只把她当做泄欲的工具，使她未婚先孕，不得不匆匆嫁了过来。她带着身孕从早忙到晚却常常被丈夫打骂。成业在外边生意亏本，回来就拿妻子当出气筒，甚至不惜摔死才一个月大的婴儿。成业死后，成了寡妇的金枝为了生活来到都市，又遭到男人的强暴，受尽男性欺凌侮辱的金枝悲愤的表白：“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历尽艰苦的金枝为了寻求一块身心栖息的“净土”，决定出家当尼姑，可是尼姑庵在日本军进来之后早已空了，孤独的金枝依然无路可走。萧红在金枝身上表现的则是男人如何诱惑女人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如何把她们当成满足本能需要的工具和伏侍生活的奴隶并冷漠残忍的对待她们。 自然生理、穷困生活、社会压迫、男权权威等固然是造成女子肉体生命被大量虐杀的原因，然而更多的广大妇女却是在心灵上被封建传统道德所毒害所虐杀了。萧红还从无数女性和自身的悲剧中痛切地发现更为深刻的封建文化意识对女性的戕害。文化层面 千百年来，女性卑贱，女人不是人，女人就应温顺、服从、奴颜婢膝……这种种封建道德文化已经深入到民族的精神、思想、心理和言行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主宰力量，迫使女性按照这种道德准则来规范约束自己的行为。12岁的“黑忽忽、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发育良好，活泼健壮，因为个子高大，不知害羞，头一天到婆婆家一顿吃了三碗饭而被“热心”的邻居们说长道短，认为她没有规矩，不象个媳妇，婆婆用严厉的打骂来管教她，这些“热心”的邻居们还踊跃疯狂地参与到摧残小团圆媳妇的行列中去。这些顽固的愚众大都是女性，如赵三奶奶，杨老太太……身为女性她们当初也遭受到类似的痛苦，几十年陈规陋习都这样实施下来，她们把曾经的痛苦抛到九宵云外，已经自觉地把陈规陋习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为虎作伥，和它一道来镇压起姐妹们来。这些麻木愚昧的女人们，她们本性是善良的，是照祖传的老例办事，是为了规矩出一个好人。小团圆媳妇的婆婆不得不打得狠一点，打出毛病，平时舍不得吃喝的她舍得花大把钱给媳妇跳大神、请巫医，人们似乎没有理由指责婆婆的残害与谋杀。在封建思想文化的毒害下，她们都变得如此残忍冷酷，她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无意识或有意识地违背了几千年传统的人活在世上。她们的心已经死了，没有爱憎、没有活力、没有感情、没有人性。 在倡导男女平等长达一个世纪的今天，人们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认同了女性作为人的权利，女性虽取得了与男人一样的政治地位、工作权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已经获得了真正的解放，女性生活的两难处境依然普遍，矛盾更加尖锐——大量存在于文字之中体现男尊女卑的字眼依然在传递着封建文化意识的毒瘤，影响着下一代；大量语言中指向女性的花样繁多的骂人词汇，代代口耳相传，愈发骂得过瘾了；更为可怕的是，女性在长期沦为男权中心社会的奴隶，出现了严重的如小团圆媳妇婆婆类的“异化现象”，她们已内化了男性观念。不管是现实生活还是意识形态，她们甚至还要面对因女性地位提高带来的对男性特权的冲击而形成的新的文化围剿。但我们不能把女性的奋斗归于无望…… 无数的当代女性已身体力行地支撑着女性天空，无数的当代女作家正在充实着女性天空，我们要奋力“浮出”沉沦于地表千年的“水面”，说出我们的生存真相，大胆创造自己的女性文化，涂抹女性天空。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总之，小说《马伯乐》争议颇多，虽有一些研究文章问世，但深度和新意不够，还有待后继研究者来提高！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个天才型女作家。在短短9年的创作生涯（从1933年5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弃儿》算起）中，共出版过11部集子：《跋涉》、《生死场》、《商市街》、《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回忆鲁迅先生》、《萧红散文》、《小城三月》、《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创作总字数近百万，显示了不可多得的艺术才华和创作生命力。从上个世纪30年代跻身文坛以来，萧红一直以她特有的魅力吸引着众多研究者的目光。然而萧红又是不幸的，她的作品跟她的人生一样，长久在风雨飘零中饱受寂寞之苦，因为她的作品长久以来并没有获得应有的理解。自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萧红研究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第一是确立期（1935-1942），鲁迅和胡风对《生死场》的经典性评价，开创了萧红研究的先河。二是回忆期（1942-文革结束前后），此时多为悼念性文章，表达了友人、朋友对萧红本人及其作品的感性印象，较有影响的是茅盾为《呼兰河传》作的序，骆宾基的《萧红小传》，许广平的《忆萧红》、《追忆萧红》，聂绀弩的《在西安》，丁玲的《风雨中忆萧红》。茅盾对萧红后期创作滞后于大时代的评价代表了那个时期主流评论话语的声音。三是发展期（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以来，萧红研究一度形成热潮并呈纵深发展趋势，主要集中在这样6个方面：1.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2.对萧红作品研究，特别是萧红后期的一些作品在此时也引起了广泛关注和研究；3.对萧红其他小说、散文及诗歌的研究；4.研究角度的多元化，如从比较学的角度关照萧红，从女性主义视角研究萧红等；5.对萧红创作源流的研究；6.对萧红独特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追求的研究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萧红研究的向前发展。新时期以前的萧红研究除了鲁迅、茅盾等权威评价外，成果不多。本文主要以新时期以来的萧红研究为主，着重从以下6个方面对萧红研究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寻找萧红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新的突破口。一、对萧红生平、身世和情感经历的研究萧红个人的复杂身世和传奇经历在新时期研究的初期就吸引了广大研究者的目光。一时间许多研究者致力于萧红生平经历的考证，撰写了大量的回忆录，并且还陆续有许多萧红传记问世。如美国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日本中村龙夫的《火烧云——萧红小传》（哈尔滨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萧凤的《萧红传》（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12月出版）、王观泉的《怀念萧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出版）、松鹰和刘慧心的《落红萧萧》（四川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李重华的《呼兰学人说萧红》（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孙延林和姜莹编的《怀念你——萧红》（ 哈尔滨出版社，1991年6月出版）、铁峰的《萧红传》（北方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王小妮的《人鸟低飞——萧红流离的一生》（长春出版社，1995年5月出版）、季红真的《萧红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9月第一版）、曹革成的《跋涉生死场的女人萧红》（华艺出版社，2002年3月出版）等等。这些对于我们更好地进入萧红的文学世界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有很多关于萧红身世和经历中有所争议的问题在此得到解决，如1980年萧军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版）问世，其中谈到“疑心以致确定他（张秀珂）现在的父亲张选三并不是他和萧红真正的亲生父亲”，由此引发了萧红“生女说”和“养女说”的身世之辩。后经调查，得出萧红为张选三亲生女的结论。2004年3月孙茂山主编的萧红研究最新研究文集《萧红身世考》由哈尔滨出版社正式出版，从此“生女说”、“养女说”之争画上了句号。对作家身世及生活道路上一些谜团的澄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作家和进入作品，但是假如在一些无关痛痒的细枝末节上过多地纠缠，花费过多的精力，似乎有些失当。而且在一些问题上由于当事人的健在，众说纷纭，也会使许多原本简单的东西变得复杂了，这些都应当引起研究者们的注意。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问题的关键不是事实的真相，而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对萧红创作的影响”。二、对萧红作品的研究作为一个真正的研究者，吸引他们目光的还是萧红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那一部部表现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语）的作品。由于鲁迅和胡风两位大家的序跋，《生死场》一出来，就让上海文坛接受了它，也使萧红一夜成名。并且这篇序言和读后记从一开始就给《生死场》树立了一个权威评价，影响至今。以前的研究者一般把《生死场》定性为“抗日文学”，但新时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从新的角度来观照，发现了其中被忽略的内涵，提出了不同意见。如邢富君、陆文采的《农民对命运挣扎的乡土文学——〈生死场〉再评价》（《北方论丛》1982年第1期）指出这部作品其实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是以农民对命运的挣扎为主题的。也有学者认为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先行主题来解释《生死场》，而应该从作家对生与死的人类命运的思考出发，许多不能解释或解释牵强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皇甫晓涛《一语难尽——〈生死场〉的多层意蕴与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多维结构》，《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0年第3期）。刘禾的《文本、批评与民族国家文学》在讨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实践与国家民族文学的关系问题时，以萧红的小说《生死场》为例，从生产层面与接受层面上指出了“萧红在小说的空间里与民族国家话语的交锋”〔1〕，为我们研究萧红提出了新的角度。而摩罗的《〈生死场〉的文本断裂及萧红的文学贡献》（《社会科学论坛》，2003年第10期）认为，《生死场》主要不在于写抗战，其三分之二的内容与抗战毫无关系……简单来说，就是写生民的生、老、病、死，这体现了萧红最深彻的人生感触。新时期以来的许多评论都试图摆脱萧红研究中旧有权威的框架，并力图全方位地接近作家本身，这是可喜的现象。萧红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受“抗日救亡”呼声震天的这样一个潮流的裹挟，加上萧红本身是个爱国的热血青年，在她的第一本小说里写抗日是理所当然的。但由于个人的经历和学养，使她无法深入直接地描写抗日，所以才会在她的文本中呈现出对农民底层生活的大量描写，而对抗日主题描写不多。可以说萧红的《生死场》在当时是无意识地打了一个擦边球，由于时代关系，把它定性为“抗日文学”无可厚非，但我们今天的研究就应该更深入到文本本身了，把作品原有的主题意义、思想内容等还原出来。萧红自《生死场》之后的所有创作都与时代要求显得很隔膜，1940年萧红创作完成长篇《呼兰河传》。“当萧红写《呼兰河传》时，其他中国作家们大都在写战时报道文学、短文、戏剧，或者写抗日性的小说或短篇宣传品等作品”〔2〕。对当时的萧红来说，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批评界的责难。20世纪40年代影响最大的评论文章无疑是茅盾的《〈呼兰河传〉序》：“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3〕。这与鲁迅先生的“生的坚强”、“死的挣扎”一样成为评论萧红作品的名句。但是艺术上的有限肯定之后,茅盾作为一个现实主义创作的代表作家和权威评论家，对萧红这样一个以《生死场》崛起文坛的作家却“在1940年前后这样的大时代”，怀着“苦闷而寂寞”的情绪，“回忆这寂寞的小城”，认为“多少有点不可解”。因为在萧红的这部小说里“看不到封建的剥削和压迫,也看不到日本帝国主义那种血腥的侵略。”这就在思想上否定了《呼兰河传》。在当时的语境中，茅盾的这一评价与其说是赞扬，不如说是否定，这也就直接导致了以后几十年评论界对《呼兰河传》的低调处理。新时期以来，随着萧红研究热潮的掀起，萧红后期的作品也备受瞩目，并在20世纪80年代初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产生了争议。铁峰在《萧红的文学之路》中认为：“《呼兰河传》的最大缺点，就是由于作者在抗战时期创作思想出现偏差，否定文学作品的阶级性，把揭露批判的笔触‘对着人类的愚昧’，从而过分夸大了劳动人民的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没有写出一个积极的人物，也没反映出时代的根本特点，更没表现出抗战时期人民的要求和愿望。这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政治思想和教育意义。”〔4〕但是大多数学者对萧红后期创作思想则持肯定态度。韩文敏《〈呼兰河传〉我见》（《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认为《呼兰河传》是《生死场》之后对生活的认识和理想的深化，她较早地指出了《呼兰河传》深刻的思想性，认为其并非思想创作上的退步。皇甫晓涛在《萧红现象——兼谈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几个困惑点》（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1年出版）中认为，《呼兰河传》与时代审美要求在整体上是一致的，同时也为“国民性”主题的发展寻找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因而是萧红“走向成熟的标志”。此外，刘乃翘和王雅茹在《萧红评传》（哈尔滨出版社2002年版）中认为：从萧红“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们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的主张中（在1938年4月的第三次文艺座谈会上提出），我们也看出了萧红创作思想的逐步提高和深化，她创作的着眼点不仅仅局限在国民抗战意识的鼓动、激发和歌颂上，更将视角深入到国民觉醒并抗争的根本——国民性上，这一点同鲁迅先生的创作思想是相通的。萧红后期的长篇《马伯乐》一直无人问津，研究甚少，一般认为《马伯乐》是一部失败之作，主人公马伯乐更是一个自私自利的逃跑主义者。不过李重华在《也评马伯乐形象》（《绥化师专学报》1991年第2期）中却为之辩驳，认为马伯乐是一个复杂的新人形象，他有着进步的倾向，此观点较为新颖。秦林芳《论萧红的创作道路——从题材说起》（《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马伯乐》是萧红师承了鲁迅的文学观，站在“改造民族的病态”的高度来选择并表现题材的，是“改造病态思想”的继续。另外黄晓娟在她的博士论文《雪中芭蕉——萧红创作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中也认为萧红的《马伯乐》写的是在当时作品中几乎被遗忘的国民性病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