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文化研究论文

（1）大师的性格品格人格 辛弃疾之所以被后人敬仰赞叹，固然因为他留下了六百余首词作，为后世的文学室库增添了宝贵的遗产，但是穷本追源，这些词作的珍贵价值又根源于辛弃疾的光辉人格。人格是一个普通而复杂的概念，对它的解释各有不同，从伦理学的角度看，人格是指“个人在一定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统一；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格的总和。”这就是说，人格是建立在社会生活基础之上，是人处世为人、赖以生存的精神准则。它对人的行为规范，人生态度起着强烈的制约作用，具有社会意义。它反映在社会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任何作家都不能回避人格问题，没有人格的作家不能算是好作家，没有思想的作品也不能称为好作品，人格具有较高的价值取向。正如歌德所说：“在艺术和诗里，人格确实就是一切。”本文从辛弃疾先天的自然禀赋即他与生惧来的道德品格，以及他传奇经历的一生中坚持不变的为人处世的精神准则即他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英雄人格意识两方面着手，从其巨大人格魅力中解读辛词主导风格的成因。一、辛弃疾是英雄人格意识十分强烈的文人。辛氏家族是世代仕宦的大家族，因此在他的身上有着较深的传统文化教育的烙印，例如儒家文化的“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匹夫不可夺志”、“威武不能屈”，楚文化中“哀民生之多艰”、“上下而求索”、“虽九死其犹末悔”等等，这些为他赞赏和追求英雄人格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激励，在他的心灵上萌发了英雄情结。另一方面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上，涌现出了很多的时代英雄，尽管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崇拜内涵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构成是一致的，那就是被崇拜者具备这样一些人格特质：对现实苦难的敏感和深忧；由此而激发出改变现实、战胜苦难的情感冲动、目标动机和行为态势；在行动过程中显示出超人的智慧、才能、胆识、魄力、百折不挠的意志和勇敢献身精神。如远古神话中的创造神女娲、英雄神夸父、复仇神精卫等，就是先民英雄人格意识的幻想化表达。因为目睹了汉人在女真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词人英雄人格意识的时代动因由此产生。同时加上祖父“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 （《美芹十论》）的民族思想和爱国主义启蒙教育，越加激发了词人的英雄人格意识。父辈民族意识的影响、文化史上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崇拜传统等等，都是孕育词人英雄人格意识的历史和文化基因，因此，在他身上，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可以说辛弃疾英雄人格意识是他个人先天的禀赋气质，而这也是他豪放悲壮的英雄语产生的关键所在。二、辛弃疾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观念贯穿了他生命的始终，只是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不同的色彩，不同的情调，划出了一条鲜明的轨迹。但是始终不渝的抗战理念和光复故土、还我河山的志向贯穿着他，并且在各种题材的词作中顽强地执着着他的理想，英雄人格魅力成就了他“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的气势，坚定的信念和磊落的情操铸就了战士之词，英雄之词。 少年辛弃疾以一介书生率众起义，曾是沙场点兵的将帅，执戈横槊的英雄，他具有强烈崇尚的民族正气和勇武之气，如其《九议》所说的：“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跃马横槊的抗敌生涯，在词人心中有着强烈的英雄人格情结，“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鹧鸪天》），词人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因此，鏖战沙场、志图复国、奋发有为的英雄气概充斥着这一时期的作品，建功立业之志直露词表：“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回首日边去，云里认飞车。” （《水调歌头》），“鹏翼垂空，笑人世，苍然无物。…… 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从容帷幄去，整顿乾坤了。”（《千秋岁》） 渡江南下后，词人进入了他人生的第二个阶段。在这20年的时间里，他继续着复国理想，千方百计地寻找和申诉抗战主张，为筹措北伐、恢复统一而不遗余力地施展才干。只要有机会，他的英雄本色便显示出来，但是他的胸怀大志、励精图治的作风，与南宋朝廷弥漫的粉饰太平的氛围格格不入。于是，激烈难平的忧愤，深沉压抑的怨望，飞动跳荡的激情谱写出了一曲曲壮士的悲歌。这一时期词人曾任江阴签判，官职低微，但他并未因此而放弃理想，仍然满腔热情地考察，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像著名的《美芹十论》，文中客观分析了我方诸多有利因素，提出不能因为暂时受挫而放弃恢复大计的主张，坚定了主战派的信心。及后虞允文作宰相，他又写了《九议》献给他。《九议》除包括《美芹十论》里一些重要论点外，更根据刘邦、项羽率吴楚子弟北上灭秦的史实，驳斥存在于士大夫间的“南北定势”的汉奸谬论。他一面认为“胜败兵家之常事”，不能因一次的失败而丧失胜利的信心，用以驳斥那些借口符离之败“欲终世而讳兵”的妥协投降派；一面又认为“欲速则不达”，要求国家作长期的准备，而反对那些轻举妄动，“欲明日而亟斗”的速战派。虽然辛弃疾这些意见没有为南宋王朝所采纳，但他对形势认识之清和对统一大业的关心溢于言表。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映冷淡，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两浙、福建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提点刑狱等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虽然这和词人的理想大相径庭，但他干得很出色，努力做了不少利国利民的好事。他在任福建安抚使期间又上书光宗，论经界盐钞，皆从人民利益出发。他说：“天下之事。因民所欲行之，则易为功。”他在《九议》中说：“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但由于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却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过眼不如人意事，十常八九今头白。笑江州司马太多情，青衫湿。”（《满江红》） “却笑将军三羽箭，何日去，定天山？”（《江神子》）他的词里表现出了与之息息相通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的文才武略换来的是大半生报国无门的悲愤和苦闷，因此可是现实对词人是严酷的，他的远大政治抱负，他不与投降派妥协的政治态度，以及他在南宋统治集团里的孤危地位，使他在政治上屡受打击，他在《论盗贼札子》里说自己“孤危一身”，“年来不为众人所容，恐言未脱口，而祸不旋踵”。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使他难以在畏缩而圆滑、又嫉贤妒能的官场上立足。他也意识到自己“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在《论盗贼札子》这编奏折中，他陈述了人民大众身受种种压榨敲剥之苦，他说：“田野之民，郡以聚敛害之，县以科律害之，吏以取乞害之，豪名大姓以兼并害之，而又盗贼以剽杀攘夺害之。臣以谓不去为盗，将安之乎，正谓是耳。”在他看来，所谓的盗贼只不过是被贪官污吏、豪名大姓逼迫得走投无路的苦难百姓。对这些人，他不主张武力镇压，“无恃其有平盗之兵”。而“深思致盗之由”，讲求“弥盗之术”。这个弥盗之术便是打击贪官污吏。在《千年调》中他勾勒了这类人物的丑态：“卮酒向人时，和气先倾倒。最要然然可可，万事称好。”然而正是这样的人充斥官场，把持权位，引导着一条苟且偷安的道路。他愤慨地写道：“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这时期写的词里交织着种种复杂矛盾的心情，时而表现为自我嘲笑：“千古怀蒿人去，还笑我身在楚尾吴头。”（《声声慢》）时而表现为反躬自问：“功名事，身未老，几时休？”（《水调歌头》）；时而表现为自我解嘲，反语中包含着不平与愤慨“除了醉吟风月，此外百无功。” （《水调歌头》）。故国沦陷、国耻未雪的焦虑，故乡难归、流落江南的漂泊，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压抑加上壮志未酬而无人理解的孤独，使词人萌生了退隐的念头，因言官弹劾落职，退居江西上饶的带湖时，词人取“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的意义，自号稼轩(见《宋史·辛弃疾传》)。但是，欲进不能，欲退不忍，执着的进取心和英雄无功的羞愧又使他进退两难，无可奈何的处境和同样无可奈何的心境，使辛弃疾不得不在乡居生活中寻求排遣苦闷的途径。于是，他的热切的愿望就改换渠道抒发出来，他不停地填词，并且在各种题材的词作中顽强地贯穿着他执着的理想，词人的爱国思想和抗战理念并没有发生变化，他始终坚持着为社会建功立业的英雄人格意识。这一时期词人填写了很多闲适词，当然，这类闲适词是相对他的抗战壮词而言。其实只是表面的闲适，稍加留意，就会在那些寄情诗酒、傲啸山水的词中，读出峥嵘不平的情感波澜。词人的这类作品旷达中显出沉郁，闲淡中露出激愤，山光月色背后，蕴涵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内容。他笔下的青山是“雄深雅健，如对文章太史公”（《沁园春》）笔下的流水是“又说春雷鼻息，是卧龙、弯环如许。不然应是：洞庭张乐，湘灵来去。我意长松，倒生阴壑，细吟风雨”（《水龙吟》）笔触是那么出人意表，奇妙动人。沉醉山水风光，确实有忘情闲适之时，但往往书唱完如画的风光，又有说不清的惆怅袭上心头：“书咄咄，且休休，一丘一壑也风流。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觉新来懒上楼。”（《鹧鸪天》）这时他受老庄思想影响很深，自述“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感皇恩》）。老庄哲学让他暂时忘怀世间的烦恼，贴近自然与日常生活，感受并在词中表现“一壑一丘”中所蕴涵的哲理与美感。这类词作，一事一情，似信手拈来，但极具咀嚼，如《西江月·遣兴》写自己放旷的生活： 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功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着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 借醉写愁而又独立倔强。特别是下阕写醉后情态，生动有趣，激愤中见潇洒，最能表现词人的个性。这只是一时的忘情，也是悲愤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读一下《丑奴儿·书博山道中壁》就可以知道了： 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这并不意味着辛弃疾悲愤的心境随着年岁的增长与生活的闲适而谈化。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许多世事沧桑，积蓄了太多太深的苦闷，深知人生的无奈，才“欲说还休”。他只能在恬静的田园乡村中为自己的感情寻找寄寓，抚慰饱受创伤的心灵，这是一个英雄人物在一个平庸苟且的社会中的不得已的选择。在那样的处境中我们不难明白词人写这一类词时真正的心态。但是，作为一个热血男儿、一个风云人物，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贡献给统一祖国的事业，在正是大有作为的壮年被迫离开政治舞台，这又使他难以忍受。所以，他常常一面尽情赏玩着山水田园风光和其中的恬静之趣，一面心灵深处又不停地涌起波澜，时而为一生的理想所激动，时而因现实的无情而愤怒和灰心，时而又强自宽慰，作旷达之想，“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破阵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在抒发报国之志时，辛弃疾的词常常显示出军人的勇毅和豪迈自信的情调， “马革裹尸当自誓，蛾眉伐性休重说”（《满江红》），“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 等等，无不豪情飞扬，气冲斗牛，这些词句都是以英雄人格追求难以实现的深悲大恨为深层心理动因的。其中埋藏了词人深深的感慨，他也就是在这种感情起伏中度过了后半生。 强烈的爱国精神是词人思想的向导，他火一般的爱国热情，贯穿在他的一切言论行动中，也贯穿于他的文学作品中，当六十六岁的老词人镇守镇江， 当他北望扬州，想起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想起自己青年时期的战斗生活时，写下了一首生气勃勃的《永遇乐》词：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种永远不能在平庸中度过人生的英雄本色，伴随了辛弃疾的一生，也始终闪耀在他的词中。它奏响了宋词的最强音。但是，但是宋王朝基本上剥夺了他实现英雄理想的机会。他不得不将满腔雄心壮志化作杜鹃啼血式的悲愤的长歌。这是英雄人格意识的变向表达，从中我们也能品味出他对英雄人格的悲壮追求。结语：综观词人一生，他个人禀赋、气质的先天优越和文才武略的后天习得，为他赞赏和追求英雄人格提供了良好的心理激励。政坛受挫、壮志难酬是他的不幸，但是始终不渝的抗战理念和光复故土、还我河山的志向贯穿着他，并且在各种题材的词作中顽强地执着着他的理想，英雄武士成就为一代词杰，这又是词坛的大幸，文学的大幸。豪放悲壮，是辛词艺术的主导风格，也是词人巨大人格魅力的写照。豪纵奔放，源于词人强烈的爱国激情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广阔胸怀；沉郁悲壮，则可归纳为二：第一，悲剧时代的反映。广大人民要求驱金复国，南宋朝廷却游移于和战之间，且常是主和力量得势，这就使广大爱国志士处于报国无门的境地。第二，个人身世遭遇和思想性格的表现。词人以北来之身遭人猜忌，更两次罢居十八年，壮志难酬；又秉性执着，“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胸中常盘结一股勃郁愤懑之气，触处辄发。从而形成辛词所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风格。

东坡是我喜欢的古人，我对这位天才般的人物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崇敬。东坡留下了传世的华章，也留下了值得让人深入研究和品味的为官为人之道。他这个人才华横溢，以至于让人惊叹，而且他还他诙谐幽默，率真自信，慷慨厚道。他十分热爱生命，亲切热情，关怀百姓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我们值得学习敬佩的。东坡给我的震撼，是人格上的，也是灵魂上的。苏轼擅长写议论文。他早年写的史论有较浓的纵横家习气，有时故作惊人之论而不合义理，如《贾谊论》责备贾谊不知结交大臣以图见信于朝廷，《范增论》提出范增应为义帝诛杀项羽。但也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留侯论》谓圯上老人是秦时的隐君子，折辱张良是为了培育其坚忍之性；《平王论》批评周平王避寇迁都之失策，见解新颖而深刻，富有启发性。这些史论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翻空出奇，表现出高度的论说技巧，成为当时士子参加科场考试的范文，所以流传极广。史论和政论虽然表现出苏轼非凡的才华，但杂说、书札、序跋等议论文，更能体现苏轼的文学成就。这些文章同样善于翻新出奇，但形式更为活泼，议论更为生动，而且往往是夹叙夹议，兼带抒情。它们以艺术感染力来加强逻辑说服力，所以比史论和政论更加具备美文的性质。如今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为了写这篇论文我也读了关于苏轼的书，之后随着阅读的深入，东坡的形象在我脑海里更加丰满和生动起来。就如李一冰先生自己所言:“苏轼是一个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欢和朋友作毫无遮拦的谐谑，恣意说笑，但却绝对容忍不了庸俗，特别厌憎虚伪的做作。他是一个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骂，他就用‘嘲讽’来发泄这种情绪。充满机智的嘲讽使旁人称快，却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一千年来，同情他的多数人，从那些讽喻中，领略他的热情，欣赏他的正直。”的确，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有几个人能像东坡那样拥有丰富的一生？有几个人的为人处世能像他那样旷达超然？书中的苏轼经历了九死一生之后，东坡已经看透了让人疯狂的政治斗争，因此也很明白权力如何让他昔年的好友章敦变得那样歇斯底里。他没有简单地情绪化地把章敦当作小人看，而是照旧把他当作人来怜悯。这当然需要广阔的胸怀、慈悲的心肠，但也得力于东坡认知的通达。如果说钻牛角、认死理、走极端是传统文人的通病的话，那么东坡则是一个相当难能可贵的反例。“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东坡的这首颇有哲理的诗最能说明他对人间万物的认知态度，而他的人生态度与这种认知态度密切相关。读完此书，不仅对东坡的才华、东坡的人格、东坡的胸襟有了一种更具象、更感性的认识，而且对他的诗词也有了更深的体悟和理解。从他的笔端，我们能听到人类情感之弦的振动，有喜悦、有愉快、有梦幻的觉醒，有顺从的忍受，如，写送别，“谁似临平山上塔，亭亭，迎客西来送客行”，让人感叹人生的离多聚少；写友情，“记取西湖西畔，正春山好处，空翠烟霏，算诗人相得，如我与君稀”，让人仿佛回到了九百年前的宋朝；写留人，“雪意留君君不住，从此后，少清欢”，东坡那种寂寞寥落的神情恍如在眼前。只有洞彻了“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的道理的人才会说出“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样平淡而优雅的话来。这就是那世人皆知的苏轼。

1. 前言在《中国文学史》上，袁行霈已经明确提出，“稼轩词所创造的战争和军事活动的意象，又使词的意象群出现了一次大的转换。”[1]（162）即已经认识到辛弃疾词的军事意象的存在，并且明确提到弃词中含有“刀、枪、剑、戟、弓、箭、戈、甲、铁马、旌旗、将军、奇兵等军事意象”。[1]（162）但是书中并没有深入探究这些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含义，只是说到“密集的军事意象群，连续成雄豪壮阔的审美境界，更能体现辛词的个性特色”，那究竟这些意象体现了词人什么个性特色呢？词人大量运用这些意象词语究竟是要表现他一种怎样的思想呢？鉴于这些疑问，本文就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词语进行一些探讨，希望能了解到其中的含义。2 军事意象的内涵 刘宗朝在《试论辛弃疾词中意象的运用》[2]中也有对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做了分析研究，其文章中提到“辛词中仅‘剑’这一意象就有十八处”，然后列举了其中的一些句子，最后得出“这里的‘剑’是作者壮志难酬的象征”的结论。这种运用统计学的分析方法是科学的，但是但是通过列举了统计出来的句子就直接下结论，未免过于牵强。因此，笔者把统计学的数据分析方法和传统的具体词作内容分析法结合起来，最后才给辛弃疾词中的军事意象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下一个总体的结论。 数据分析 笔者以“唐诗宋词网”下载的《辛弃疾词全集》电子版[3] 作为蓝本，运用计算机统计工具，对一些宋词中描写战争普遍出现的词语做了统计。具体数据是：“剑”字在辛词中出现过4处，“醉里挑灯看剑”，“剑气已横秋”，“想剑指三秦”，“倚天万里须长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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