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杨伟云南财经大学学报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

在平平淡淡的日常中，大家都写过论文吧，论文是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一种说理文章。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研究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要 ：实质性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当今世界各国共同的宏观经济管理控制目标，更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共同富裕事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愿望。本文针对当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财税机制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立足于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提出具体改进策略，以期为我国财税机制的优化提供有利参考。

关键词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财税机制；

充分利用区域天然优势，改革优化财税机制是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快速发展与稳定发展的有效措施。区域优势存在差异是区域长时间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也是区域之间经济发展失调的基础性原因。而财税制度作为外部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区域优势不明显地区产生有效的弥补作用，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协调。根据对欧美等发达地区相关资料的调查，发现创新与优化财税机制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性方式。

1、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有关财税机制的问题解析

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缺陷

财税分配机制涉及范围广阔，主要包括财税收入在地方政府、经济圈与中央之间的具体比例关系。财政收入大量税收项目中，主要支柱性税收占比近90%，这些支柱性税收也就是较为常见的企业所得税、增值税以及营业税三个方面，其余非税收财政收入主要是对国有资产的有偿使用过程中产生的一系列费用。对上述现象进行合理分析，我们能够发现我国财税分配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区域产业税成果微弱。对2015年三种产业的税收供给量展开分析，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第三产业税收贡献率为，第二产业税收贡献了为，第一产业则为，产业结构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税收作为国家宏观调控财政收入的关键内容，具有极为明显的政策导向作用，有些地区过于依赖非税收作为财政收入来源，这将对税收宏观调控作用造成负面影响，征税结果无法达到预期效果，不利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

财税权限机制存在缺陷

我国现行的财税权限机制主要包括财政收入支配、财税政策拟定发布、财税执行管理等权限。将地方和中央财政支出作为案例进行分析，依照固定比例将财政支出具体分为三种类型，即地方主导型、中央主导型以及地方责任型。据统计显示，2015年全国23种财政支出项目当中，用于国防军事、国际外交、燃油物资储备等工程的财政支出占比，中央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用于公共设施、安全、设备运营等17种项目的财政支出占比地方主导型财支的一半以上，由此可见，地方财政支出支配权相对更大，但也同时肩负着更多的公共事业责任。这种财税权限机制存在比较严重的缺陷，主要问题体现在地方财政权限和公共事业责任匹配度不足。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政收入之间的比例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维持在3:7的局面，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财政收入比重逐渐上升至55%。2006年以前，中央财政支出与地方财政支出比例同样是3:7，2013年到2016年地方财政支出一度超过80%，大幅高于总财政收入。当今，地方事权与中央事权在法律层面并没有具体界限，通过二者财政支出比例可知，中央将大量支出任务交付于地方，例如上述23种财政支出项目中，就有2种为地方责任型、17种为地方主导型。地方政府肩负大量本应由中央承担的教育、交通、农林、国土等公共事业的建设，引发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公共事权偏移错位现象，使地方经济发展陷入窘境。

2、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财税机制策略

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必须对相关财税机制、政策加以优化和完善，放宽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财税管理权利，为其供应接二连三的优惠措施，进而从国家层面对经济发展形成促进作用，提升公共事业和人民生活均衡水准，不断减小东北、西北等欠发达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进而良好完成协调稳定发展的根本目标[2]。

优化财税分配

优化财税分配机制应从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优化共享税比例。在我国营改增战略事业的驱使下，地方政府能够在短时间保有地方财政实力，但就长远角度来讲，仍然不够完善。因此，应在完全取消营业税以后，重新构建增值税具体分享占有比例，使地方政府分配比例达到40%。同时，为加速我国大量欠发达地区经济进步，提高对此类地区的鼓励和支持力度，应对偏远山区、产业优势严重欠缺、资源干枯、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的欠发达或困难地区进一步增加五到十个百分点的分成。此外，还应逐渐取消城建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项目以企业、行业为基础进行税收分享的现行方式，应给予省级以下立法部门或地方政府自行规定增值税划分规则的权利。

第二，优化或重塑地方税收系统。国家应尽快推出资源税整改措施，例如将石油、天然气、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归纳为征税体系，以从量定额、从价定率的角度实现从价计税，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负税能力。然而，对于欠发达地区、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传统资源城市应依照具体情况实施减免赋税的政策；优化个人所得税，根据具体行业和普适性计税方法，拓展综合所得税内容；深化房地产税收项目改革优化，使传统土地使用税与房产税合二为一，由地区政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确定具体税率。

改革财税权限

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应对现行财税实施全方位改革。一方面，将地方和中央之间所应承担的责任进行具体划分，让其界限清晰。例如，中央应负责九年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事业，负责国家安全、外交、消防、警察等安全类事业支出，而地方政府应负责地方区域内城市中的公共交通、公共环境建设等事业的支出，将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等大型交通运输事业，水利、电网建设等大型工程建设事业设定为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支出，并根据我国目前国情，明确比例；另一方面，现阶段，我国中央占有、支配财政的权利相对较大，为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可根据地方具体情况，适度放宽该区域政府的财权。例如，以科学、客观、合理的形式重新划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确定权、解释权、减免权等。

在分税制度背景下，地方和中央均有着不同程度的独立税收，应给予地方政府关于固定税收的管理权限，并且该权限必须以独立自主的模式存在，将非全国性征收的税收立法权、减免权交予地方，在中央制定全国性征收的个人房产税、资源税等地方主要税收法律的同时，给予地方适当的减免权和细微调整权，进而为地方财政实力增加和经济增长提供有力保障[3]。除此之外，我国还应对财税绩效评价体系进行合理完善。例如，明确协调发展标准，构建以国家为主体，省级、地方政府相互配合的绩效评价规则。其中，财税评价的主体机构应包括审计部门、立法部门、税务机关以及财政机构等，将责权制度应用于财税评价工作上，实现分工明确、责任明晰、制约合理的新局面，扩大评价的内容范围，将财政分配的整体过程全部划分到评价体系当中，加大力度对税收管理、财政收入等工作的绩效评价。

3、结语

综上所述，合理、科学、符合我国国情的财税制度是确保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就目前我国现行财税机制而言，在制度、权限等多个方面存在问题，对其进行优化和改革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之路。中央和地方应立足于不同地区不同情况，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我国财政机制，进而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奠定基础。

4、参考文献

[1]马万里.中国式财政分权经济增长导向型特征分析-兼论经济持续增长与社会和谐发展的体制约束[J].社会科学,2014(09):32-42.

[2]徐丽媛,王胜伟.借鉴“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创新生态补偿财税责任制度及其立法完善[J].兰州学刊,2014(08):136-142.

[3]陈厚义.后发地区财税制度改革的特征问题、动力体系与应对策略[J].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14,30(05):3-9.

5月11日，财政部官网发布的一则消息称，当日，财政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住房城乡建设部、税务总局负责同志在京主持召开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听取部分城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及部分专家学者对房地产税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

这则消息的正文，连同座谈会日期和标点在内，总计93个字符。但正如人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官方发布的消息，文字越简短，重要性越大。比较常见的解读是，这是在向社会释放房地产税开征的信号，房地产税迟早都要开征。而且，很有可能会提前在几个城市进行试行，然后慢慢推向需要开征的城市。

房地产研究机构贝壳研究院首席分析师许小乐向《证券日报》表示，目前房地产税的法理基础、技术手段并不存在太大问题，但如何找到合适的时机出台，以保证政策出台后不会对市场预期造成过大冲击是关键。

那么，什么是房地产税，开征房地产税对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冲击？为什么这项改革已经动议多年仍难有实质性推进？

从房产税和地产税到房地产税

所谓房地产税，在中国亦称城市房地产税，是对城镇中的房屋和土地按照其价格或租金向房地产所者或承典人征收的一种财产税。

新中国成立之初，房产税和地产税是分开的。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统一全国税政的决定》和《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在全国统一设立14个税种，其中就有房产税和地产税。房产税是仅对房产征收，不包含地产价值，后来在实际执行中合并为城市房地产税。

1951年8月8日，政务院颁布《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规定对房产征收房产税，对土地征收地产税；对房价、地价不易划分的，征收房地产税。这时的房产税和地产税，属于一个税种中的两个税目。

改革开放后，1983年和1984年，我国进行了两步“利改税”和工商税制改革。1986年10月1日起，《房产税暂行条例》开始实施，上述《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对国内企业单位和个人停止使用，但仍适用于外资企业等涉外单位。这样，一套“内外有别”的房地产税制度成形。

1994年，我实施了大规模的税制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制度。房地产税收体系也初步确立，其中与拥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直接相关的税种有五个：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房地产税、耕地占用税、土地增值税；间接相关的税种有六个：营业税、个人所得税、城市维护建设税、企业所得税、契税、印花税。

2001至2010年间，我国的税制进一步简化、规范，税负更加公平。房地产税制方面，取消了城市房地产税（《城市房地产税暂行条例》于2009年元旦起废止），将对内征收的房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改为内外统一征收，消除了“内外有别”的藩篱。（2003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条件具备时对不动产开征统一规范的物业税”。物业税是房地产税的别称，但这一改革一直未能进行。）

2010年起，我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收入分配不公、贫富两极分化、中央与地方的财权与支出责任错位等问题愈发突出，亟须推进以提高直接税比重和完善地方税体系为方向的新一轮税制改革。房地产税制改革成为新一轮税制改革的引擎。

2011年1月28日，重庆、上海开始实施房产税改革试点， 对个人部分住宅征收房产税。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税收法定原则”，指明了“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方向。

基于上述房地产税制的演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安体富在与其合作者的研究中认为，房地产税的概念范畴由窄到宽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对个人住房征收的房产税，房产税，房地产税，房地产税收体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房产税改革以及2011年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改革试点，是对特殊对象即个人拥有的住房开征的房产税，或称住宅房产税。这属于小口径的房产税，仅对房屋价值征税，对地产不征税。

1986年《房产税暂行条例》规定的是中口径的房产税，其计税依据是房产原值扣除一定比例后的余值。这里的“房产原值”，包括为取得土地使用权支付的价款、开发土地发生的成本和费用等。这即是说，中口径的“房产税”，是把房产和地产放在一起征税，计税依据中包含了房价和地价。

大口径的房地产税概念， 指的是房地产税收体系， 包含了与拥有房产所有权和土地使用权以及房地产建设、开发、流转等多环节的直接和间接的十多个相关税种和收费。

为什么要推进房地产税制改革

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至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官方的十余份重要文件中对房地产税改革的表述经历了从“开征物业税”到“推进房产税改革”，再到“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的改变。

安体富教授与其合作者在上述研究中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房地产税”概念，与“房产税”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

征税范围却从单纯的房屋扩大到房屋和土地

，其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重复征税问题迎刃而解。原来对房屋所有权人按照房屋价值或租金征房产税，但一些学者指出，房屋价值中含有使用土地的成本即土地出让金，对土地既从量计征了城镇土地使用税，又从价计征了房产税，出现重复征税问题。未来的房地产税，将是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两税合一，对整个房地产按照市场价值征房地产税。这一方面与《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规定的“房地一致”原则保持一致，另一方面，“重复征税”的疑惑可迎刃而解。

其次，税制设计将与经济发展更为协调。未来的房地产税，将是对房地产评估后，以房地产市场价值（按人均面积或价值做扣除）为计税依据征收，这可避免现在的房产税按照原始价值为计税基础，城镇土地使用税按照土地面积从量计征，土地的增值和房屋的溢价跌价均无法在税收收入中体现，与房地产发展现状极度不协调，与国际惯例不接轨，弱化税收宏观调控功能的问题。

第三，政府公共支出在居民房地产中的资本化可以得到合理的“回收”。房地产的增值主要体现为土地的增值，而土地的增值一方面源于土地资源的稀缺性和用途管制，另一方面源于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投人，如修建地铁、公园、学校、医院等使得周边的房地产价值增值。但依现有房产税条例，居民住房保有环节是“零税负”的，这使得有房者比无房者、多房者比少房者享受了更多公共服务，却没有尽到更多纳税义务，违反公平原则。对房地产保有环节所征收的房地产税，则是对居民对辖区内所享受的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的“购买”，是对政府公共支出资本化到居民房地产价值中的“回收”。

最后，开征房地产税将使房地产税收体系更为合理。作者强调，在增加房地产保有环节税负的同时，必须降低开发和交易环节的税费。这既可稳定税负，有利于取得民众对税制改革的支持，又可鼓励房屋流转、经营和出租，减少房屋和土地的闲置，还可在房地产市场处于“卖方市场”时，不单纯因房地产税的开征而将成本转嫁给购房者从而抬高房价。

以上所述，实际上解释了房地产税的一般功能，即：

取得财政收入，调控经济运行，调节收入分配

。

所谓取得财政收入，是指房地产税分别从房地产开发、转让和持有三个环节征收，相较于我国目前不在持有环节征税，将征税扩大至持有环节，无疑将提供新的税源。

所谓调控经济运行，主要是指房地产税影响房地产价格，从而直接影响房地产供求，间接影响整个市场供求的功能。

所谓调节收入分配，主要是指房地产税作为财产税，实行有财产者纳税、无财产者不纳税、财产多者多缴税、财产少者少缴税的原则。这有利于公平收入分配。

房地产税的负面效应

但亦有研究指出，贸然开征房产税对宏观经济存在不容忽视的负面效应。

基于银行是否能区分企业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两种情形，一项分析了将房产税（对家庭存量住房征收）引入住房市场前后对宏观经济影响效应的研究发现：

首先，房产税开征对房地产开发投资、房价和新住房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由于房产税增加了房产的持有成本，住房市场会承压。

其次，房产税开征对实体经济投资具有双重效应: 一方面产生正挤入效应，增加实物投资; 另一方面因企业家财产净值的下降而产生负抵押效应，减少实物投资。

第三，在长期，因实体经济投资需求减少的负抵押效应大于实体经济投资需求增加的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导致产出下降。

第四，在短期，当银行无法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因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大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减少，产出下降; 当银行可清晰区分二者时，因银行可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前期的负抵押效应变为小于正挤入效应，总实物资本增加，产出上升。

第五，在短期，当银行无法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随着杠杆率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前期下降得更少，后期上升得更多，因而产出前期减少得更少，后期增加得更多; 当银行可清晰区分二者时，随着杠杆率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增加得更多，因而产出增加得更多。

第六，在短期，当银行无法区分贷款是投入实体经济还是房地产业时，随着回报份额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前期下降得更多，后期上升得更少，因而产出减少得更多; 当银行可清晰区分二者时，随着回报份额的上升，总实物资本前期增加得更少，后期增加得更多，因而产出前期增加得更少，后期增加得更多。

如上文所述，房地产税的功能之一是调控房价，从而直接影响房地产供求，间接影响整个市场供求。但一项利用家庭微观数据和地区宏观数据，区分房地产税推出后的短期和长期影响的研究发现：

房地产税推行之初，将带来存量房供给的一次性释放，短期内供需失衡将造成房价回调，但随着市场供需达到新的均衡，在房地产税平稳运行后，地方政府将成为影响房价长期走势的关键因素，随着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财政依赖程度进一步加强，房价长期内反而会被推高。

这样的调控结果短期内造成房价“硬着陆式”下跌的波动风险，不符合中央“房地长市场健康平稳发展”、“防止房价大起大落”的调控原则，长期内则会通过加重地方政府对房地产的财政依赖度倒逼经济的房地产化，同样与中央政府“建立房地产调控长效机制”的治理初衷相背离。

简言之，这样的调控效果不符合中央治理初衷和政策预期。

有效开征房地产税的时机

考虑到房地产税效应的复杂，一些学者强调有效开征房地产税需要时机。

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本贵认为，只有当城镇化水平趋于平稳，个人住房在个人总资产中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一定程度，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情况下，对个人自用住房普遍开征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才有社会和经济基础。

西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研究员周文豪也认为，有效开征房产税或者说房产税生成的前提和条件是一国城市化完成或者接近完成。

具体来讲，如果一国城市化率达到70%，意味着该国城市化接近完成; 而当这一数字超过75%时，通常认为该国已经完成城市化。只有当城市化完成，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投资与建设结束，各类数据信息的时间序列以及空间排列都呈现出规律性，住房不再是普通居民家庭生产生活资料而升格为“财产”，直接税征税基础形成，房产税才能水到渠成。

或许是因为诸多约束因素的存在，虽有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将近八年前明确提出 “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但房地产税改革的推进依旧“断断续续”。

比如，在近五年（2017年到2021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仅2018年和2019年提及“房地产税立法”，其余年份均未提及。

按照监管部门确定的“立法先行、充分授权、分步推进”原则，立法是房地产税的关键性节点。早在2015年，房地产税法就被写入当年的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中。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2016年、2017年、2018年立法工作计划中，房地产税法均列为当年的“预备项目”。但2019年以后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当中，均未涉及房地产税。

今次座谈会之前，今年官方有四次提及“房地产税”。3月13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发布，“推进房地产税立法”被写入其中。4月7日，财政部税政司司长王建凡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财政部将“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和改革”。5月6日，财政部长刘昆在财政部官网发表的《建立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财税体制》一文中做了同样的强调。此外，今年3月的财税工作座谈会间接提及这一工作。

关于财政部于5月11日召开的座谈会，多个受访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座谈会透露的信息表明，房地产税已从制度设计阶段进展到试点推进阶段，并将在部分城市试点。

不论有多么困难的现实约束，我们都希望，至少房地产税的试点工作能尽早展开，毕竟有了试点，我们才能具体了解这项改革的利弊，才能确定今后的进一步取舍。

参考资料

（只列出学报论文）：

李本贵：《对我国房地产税改革的几点思考》，税务研究》，2021年第1期

周文豪：《试析中国现阶段是否具备有效开征房产税的前提和条件》，《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20年第11 期

刘建丰、于雪、彭俞超、许志伟：《房产税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效应研究》，《金融研究》2020年第8期

刘金东、杨璇、汪崇金：《高房价、土地财政与房住不炒：房地产税能抑制房价吗？》，《现代财经》2019年第1期

胡怡建、范桠楠：《我国房地产税功能应如何定位》，《财政研究》2016年第1期

安体富、葛静：《关于房地产税立法的几个相关问题研究》，《财贸经济》2014年第8期

李亚军： 男，汉族，生于1970年10月，云南武定县人，中共党员，副教授。1993年7月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政教系，哲学学士，2003年7月于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研究生班毕业。工作以来，先后担任学校机关三分工会主席、学校党委组织部副处级组织员、党委组织部（统战部）副部长等职。2006年4月至2007年1月在中共云南省委组织部挂职任干部三处副处长，2007年11月任云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在《经济问题探索》、《思想战线》、《云南财经大学学报》等学术期刊和论文集上发表学术论文10余篇，参编教材1部。2007年获“云南省高校优秀组工干部”称号。 姚建峰：男，1973年9月生，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在读博士。曾任继续教育学院副院长，现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1992－1996年在重庆工商大学国际贸易专业读书，1996－1999年在昆明市国家税务局工作，1999年至今在云南财经大学任教。1999－2001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西方经济学专业研究生课程进修班学习；2000年－2003年在昆明理工大学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2003年至今昆明理工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在读。2002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5年破格晋升为教授，2005年被国家公派赴英国格林威治大学学习。至今为止，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一篇被《新华文摘》摘登，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转载，出版专著一部。2004年获云南财经大学科学研究奖一等奖。2004年获云南省第七次社会科学优秀论文一等奖，为省政府颁奖的4篇论文一等奖之一。张强： 男,汉族,1970年11月生,云南腾冲县人, 博士、教授, 现任工商管理学院副院长。1992年,毕业于云南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获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云南民族大学国民经济管理专业;,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5-1999年,留校任教。与997年获得讲师职称;1999-2002年,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企业管理专业,获管理学博士学位。2001年8月，破格晋升副教授职称，并于当年担任企业管理专业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小企业管理、战略管理。在攻读博士研究生期间，研究方向为中国家族企业的发展与变革。完成博士学位论文《中国家族企业的用人模式：一个基于信任观点的考察》。近几年，共公开发表学术论文19篇。代表作有“自家人、自己人和外人——中国家族企业的用人模式”（《社会学研究》2003年第1期，14000字）、“家庭企业与家族企业”（《中国农村观察》2002年第3期，12000字）。两篇文章所载期刊均为社科类国家级刊物。姜法奎：男，中共党员，教授，硕士生导师，省级重点学科带头人，曾任工商管理学院院长，现任工商管理学院调研员，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研究与开发促进会理事、云南省市场学会常务理事、云南省系统工程学会理事.生于1949年10月，毕业于西南交通大学，获哲学学士、经济学学士学位，1980-1982年曾被学校选送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与上海交通大学合办管理科学和计算机科学双硕士班学习，曾先后4次到新西兰、英国、美国的名牌大学留学、深造和讲学。已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问题探索》等专业期刊发表论文五十余篇，主编教材五部，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七项，译著三部，现主要从事管理学、战略管理、市场学教学与科研工作。历任云南财贸学院院商业经济系营销教研室主任、工商管理系副主任，工商管理学院常务副院长，院长。主要研究领域为：营销管理、战略管理和中小企业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