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性格论文参考文献

1、架空的精神胜利 阿Q在当时的社会上没有任何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是一个弱者，经常受人欺辱，处处遭到失败。但他却不敢正视失败，承认失败，往往用精神上的胜利去掩盖现实中的失败。他常常被人打，每当遭打之后，他就在心里想：“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我总算被儿子打了”。这样一想，打他的成了他的儿子，而他则成了别人的老子，他也就胜利了。在赌博时，他的一堆“很白很亮的洋钱”被人家抢走了，遭到了失败，但他却“擎起右手，用力地在自己脸上连打了两个嘴巴”，虽然“热辣辣的有写痛，打完之后，便心平气和起来，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别人一般”，他又“胜利”了。有时他挨了打，又被别人逼着自己骂成“虫”，这似乎是“遭了瘟”，但不到十秒钟，他又“胜利”了，他想自己是“第一个能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以这个空洞的“第一个”而自豪。这种架空的精神上的胜利，遮掩了现实中惨痛的失败。这种精神胜利法便得他无视欺辱，不愿去反抗欺辱，永远安于被欺辱的地位。 2、盲目的自尊 在未庄，谁也瞧不起阿Q，他处处受人歧视，但他却很自尊。他头上有几块癞头疮，他就想尽办法进行掩饰；他忌讳说“癞”，以及近于“癞”的音，连“灯”，“光”，“烛”，“亮”都忌讳。倘若别人硬要拿他的癞头开玩笑，他又会说：“你还不配！”“又仿佛在他头上的是一种高尚的，刮宫内容的癞头疮”了。他不知道自己家先前的样子，但跟人口角时却往往说：“我们先前--比你阔多了，你算什么东西！”他连老婆也没有，但他却常常想：“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甚至身上的虱子没有王胡多，放在嘴里嚼得不如王胡响，他也认为这失了体统！这种盲目的自尊，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缺点，甚至把缺点当成优点，或者用虚无的幻影来安慰自己，陶醉自己。 3、盲目地排斥“异端” 凡是阿Q看不惯的，新奇的事物，他就视之为“异端”，就盲目地加以排斥。比如城里人把长凳叫做条凳，油煎大头鱼用葱丝而不用葱叶，他就认为城里人错了。钱太爷的儿子钱少爷到东洋留学，辫子剪了，腿也直了，阿Q对他“深恶而痛绝之”。另外，他还十分讲究“男女之大防”，“他的学说是：凡尼姑，一定与和尚私通；一个女人在外面走，一定想引诱男人；一男一女在那里讲话，一定要有勾当了。”盲目地排斥“异端”，势必使得他墨守成规，因循守旧，反对变革，拒绝任何新鲜的东西，永远安于现状。 4、麻木，愚昧 阿Q又是个愚昧，麻木，浑浑噩噩的人。在一次赛神会上，他赌钱赌得正高兴，忽然间，“他不知谁和谁为什么打起架来了。骂声打声脚步声，昏头昏脑的一大阵”，“身上有几处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几拳几脚似的”。（文中着重号是笔者加的。）他的一堆洋钱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人家抢走了。赵家被抢，这本不关他的事，但被抓到县衙门，他却糊里糊涂地招认了。他被从监狱了抓进抓出，心里很坦然，认为“人生天地之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有时要在纸上画圈圈的”。最后他被拉出去杀头，在游街示众时，“有时虽然着急，有时却也泰然；他意思之间，似乎觉得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也未免要杀头的。”

阿Q的性格系统 过去，人们常常把阿Q的性格特征归结为一点，即精神胜利法。因而，“精神胜利法”几乎成为阿Q性格的代名词。但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来，阿Q性格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是由各种性格因素按一定的结构方式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性格因素就是阿Q的全部思想行为方式所表现的性格内容，它是构成人物个性特征的人格素质。那么，阿Q性格的基本元素有哪些呢?我们认为主要有如下几种。 质朴愚昧但又圆滑无赖阿Q靠出卖劳力聊以度日，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几乎是凭着本能劳动和生活。但另一方面，阿Q又表现出圆滑无赖：“口讷的他便骂，力气小的他便打”，他偷尼姑庵的萝卜，被尼姑发现了，死皮赖脸不承认，还说：“你能叫得他答应你么?”颇于应变。 率真任性而又正统卫道阿Q迫于生路参与抢劫，回未庄后毫不掩饰，坦白得可爱。他一任生理本能的需要求食求爱，不受传统道德规范的约束。可是他的思想里却样样合于圣经贤传，严守男女之大防，颇有卫道者的气概。 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所有未庄的居民，阿Q全不放在眼里，他的名言是：“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达到自负自傲的地步。但另一方面，阿Q又很能自轻自贱，打败了就轻易承认自己是虫豸而求饶；赌博赢来的钱被抢走，竟然自打嘴巴，用自贱的手段来消除失败的痛苦。 争强好胜但又忍辱屈从阿Q很爱面子，处处都想胜人一筹。这种争强好胜的心理甚至发展到与别人比丑的荒唐地步。但另一方面，阿Q却处处忍辱屈从。他受尽压迫凌辱，却默默忍受着。赵太爷不准他姓赵，打了他嘴巴，他没有抗辩；地保训斥了他一番，他又谢了地保二百文酒钱；他向吴妈求爱，赵太爷趁机敲诈，剥夺了他的劳动和生活的权利，他也没有反抗的表示。 狭隘保守但又盲目趋时阿Q自以为见识高，其实是偏狭，凡是不合未庄老例的，他都认为是错的，阿Q的逻辑是存在即合理，不容任何变革，惟祖宗成法是尚。但阿Q又善于赶时髦，进过一趟城，就鄙笑乡下人不见世面，夸耀城里连小孩也能“叉麻酱”。革命党进城，看到未庄的人将辫子盘在头上的逐渐多起来，他也学着这样做。 排斥异端而又向往革命阿Q很有排斥异端的正气。小尼姑不合儒教，是他排斥的对象；而假洋鬼子进洋学堂，剪掉长辫子自然也是异端。他对造反也是深恶痛绝之。但后来革命来了，尽管他也懂得这是杀头的罪名，是最大的异端，但看到革命对自己有利，也就想搞革命，甚至不惜去投靠他最厌恶的假洋鬼子。 恶权势而又趋炎附势阿Q受欺负愤愤不平，对压迫他的权势者赵太爷之流心怀怨恨，只要有反抗报复的机会，他就会狠狠报复，因此看到赵太爷们在革命浪潮到来之际慌张的神情，他便十分快意。但在赵太爷权高势重之时，阿Q却又想攀附他。总想借重赵太爷的权势来提高自己的地位。 蛮横霸道而又懦弱卑怯阿Q欺软怕硬，在比他弱小者面前表现得十足的霸道。他被王胡打败，遭假洋鬼子的哭丧棒，就无端迁怒小尼姑；他受赵太爷的迫害，丢了生计，就把不满发泄到小D身上；革命到来，他不许小D革命。在这些弱者面前，阿Q俨然如赵太爷的威风。但在强者面前，他又十分懦弱卑怯。被抓进县里的公堂，他的膝关节自然而然的宽松，便跪下去了。 敏感禁忌而又麻木健忘阿Q对自己的弱点神经过敏，那头上的癞疮疤成了他的禁区，因而犯了禁忌症，但一面对实际的屈辱却又麻木健忘。刚刚挨了赵秀才大竹杠的痛打，却很快就忘了，反倒跑去看热闹。最后被把总抓进大牢，判了死刑，他仍不知死期已到，反而因圆圈画得不圆而后悔。示众时还想设法去博取观众的喝彩。真是惊人的麻木。 不满现状但又安于现状阿Q每当受到欺侮而不平时，总是感慨：“现在的世界太不成话，儿子打老子……”并且他也希望改变自己的现状，对革命的幻想就是阿Q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但实际上他却安于现状，任凭赵太爷们的算计和迫害，他都能随遇而安。到了山穷水尽之时，他就用命运来宽慰自己，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要游街示众，有时也未免要杀头。因而内心也就释然了，直至战胜了死亡的恐怖。 从阿Q性格整体的基本元素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阿Q性格充满着矛盾，各种性格元素分别形成一组一组对立统一的联系，它们又构成复杂的性格系列。这个性格系列的突出特征就是两重性，即两重人格，阿Q两重人格的实际表现往往是：一方面退回内心，耽于幻想以维护自我，另一方面是泯灭意志、适应环境以维护个体的生存。

阿Q《阿Q正传》通过生动的情节，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艺术形象，特别是阿Q，血肉丰满，栩栩如生，有鲜明的个性，包含深广的社会和历史内容，成为不朽的艺术典型。20世纪80年代，学者林兴宅概括了阿Q性格的十大方面：质朴愚昧又圆滑无赖；率真任性又正统卫道；自尊自大又自轻自贱；争强好胜又忍辱屈从；狭隘保守又盲目趋时；排斥异端又向往革命；憎恶权势又趋炎附势；蛮横霸道又懦弱卑怯；敏感禁忌又麻木健忘；不满现状又安于现状（见“有关资料”中的《论阿Q的性格系统》）。这比较全面地概括了阿Q矛盾复杂的性格特征。阿Q是未庄的一个流浪雇农，他上无片瓦，下无片地，只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过活，“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和凌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这本已十分可悲，但是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对来自统治阶级的残酷迫害竟然麻木健忘，自轻自贱，自欺自慰，甚至用欺侮弱者来发泄自己被别人欺压的不平之气。小说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层面上展开了对阿Q性格的刻画。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事实上的屈辱和失败，用一种自譬自解的方法，在想像中取得精神上的满足和胜利。“优胜记略”和“续优胜记略”两章，集中刻画了阿Q的这一性格特征。他对于自己的身世很是渺茫，与别人口角时却会说：“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他生活困窘，地位低下，连老婆也娶不上，却偏偏要虚妄地夸口“我的儿子会阔得多啦”，表现出盲目的妄自尊大；他忌讳头上的癞疮疤，且颇为苦恼，可人们偏要拿他的癞疮疤寻开心时，他会说“你还不配”，于是就觉得自己头上的癞疮疤非同寻常，是“一种高尚的光荣的癞头疮”了；当他被人揪住黄辫子在壁上碰了响头之后，站了一刻，心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像样……”表现出他的自欺欺人；后来人家打他，还要他承认不是儿子打老子，而是人打畜牲，阿Q被迫说：“打虫豸，好不好？我是虫豸，还不放么？”这下他该自认失败了吧？并不，他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余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他在精神上又胜利了；他赌博赢得的洋钱被抢，无法解脱“忽忽不乐”时，就自打嘴巴以假想打的是“另一个”而在精神上转败为胜，表现出他的自我摧残；被王胡撞头遭到“平生第一件的屈辱”，吃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而遭到“平生第二件的屈辱”，和小D摆“龙虎斗”，调戏小尼姑，表现出他的畏强凌弱；阿Q向吴妈求爱，被赵秀才用大竹杠教训了一顿，过了一会，他听见外面有声音，一看是吴妈在那里哭闹。“他想打听，走近赵司晨的身边。这时他猛然间看见赵大爷向他奔来，而且手里捏着一支大竹杠。他看见这一支大竹杠，便猛然悟到自己曾经被打，和这一场热闹似乎有点相关……”表现阿Q令人难以置信的健忘麻木。阿Q在现实中处处失败却用这种法宝取胜。这种“精神胜利法”如同麻醉剂，麻醉了他的每一根神经，使他不能认识自己所处的悲苦命运，过着奴隶不如的生活，至死也不觉醒。生命将要结束时，阿Q还自我安慰地想“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无师自通”地喊出一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他的性格至死未变。阿Q的“精神胜利法”是整个国民劣根性的集大成。小说通过塑造阿Q这个典型，深刻地揭示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种种表现和它的严重危害性，“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启示人们振奋起来，抛弃阻碍自己前进的精神枷锁。

『关天茶舍』暧昧？清晰？——日本人的性格两极 作者：wssxasd 提交日期：2005-9-8 8:52:00 访问：258 回复：2 ��十多年前，我有机会到日本，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打过各种工，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在大学里做过客座研究，对日本学界有所了解。实际的生活体验，纠正了我对日本的想象和认识。——李兆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专家，艺术评论家,《暧昧的日本人》的作者。在以往的中国人关于日本的叙述中，日本人要么是杀不不眨眼的恶魔，如小说《烈火金刚》里的“猪头小队长”、“毛驴大队长”、“猫眼司令”之类，要么是温文尔雅、成天蹶着屁股鞠躬的礼仪的符号，两者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这种分裂,无疑是近代以降特殊的历史处境与险恶的中日关系造成的。中国人对于日本，大而化之、自以为是的想象中藏着种种错觉和无知，尽管中国与日本已有近两千年的交往历史，而且，近代以降屡屡吃日本的大亏，差一点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无知是很难原谅的。我考察过一百年来中国作家笔下的日本和日本人，大体上经历了漫画化→妖魔化→符号化这样几个阶段，与真实的日本和日本人总是隔着一层，这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民众对日本的认识，当然,这本身未尝不是中国民众对日本的集体想象，暴露了认识上的巨大盲点。中国人看日本，常常受三种不良心态左右：一曰“大中华”，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在许多人的心目中，日本的一切都是从中国照搬过去的，许多人到了京都、奈良，一看见古色古香的建筑街道，就情不自禁地叫起来，这也是汉代的，那也是唐代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这种认宗归祖也许不借，但是仅仅只看到这些，我觉得就很危险。由这种“大中华”的心态，必然派生对“小日本”的蔑视，当年，昏聩的清朝官员将日本称作“蕞尔岛国”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日本的确切地理位置，结果是，“小日本”打败了“大中华”；二曰“受害者”心态，近代以降，日本确实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但仅仅记住这些，而不知反思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尤其是不知反省自己的弱点与劣根性，就很危险，谁也不敢担保类似的受害从此不再发生；三曰庸俗社会学，比如关于那场战争，多年来我们总是认为，日本人民是爱好和平的，是反战的，充其量只是受了蒙蔽，好战的只是一小撮日本统治者。作为一种外交策略，这种做法固然很必要，真的这么认为，就很危险，只要对日本的社会历史稍有了解，就可发现这种看法是多么错误。当然这并不是说日本没有反战人士，没有正义之声，然而他们的声音与占绝对多数的同仇敌忾的宣誓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到后来，在各党派对战争议案的投票中，连日本共产党都投了赞成票。战后追查战争责任，日本首相东久迩就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从军纪和道德方面检讨战争失败的原因，日本共产党则干脆认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可见，连日本人自己都不相信“日本人民反战”，这种把统治者和老百姓一分为二的庸俗社会学思维方式，至少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民族并不合适。那么，日本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日本人文化心理的内在机制是什么？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斯德哥尔摩的颁奖仪式上，作了题为《暧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说，其中这样讲到——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公民。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指获得196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川端康成）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下面一段话很要紧——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坚定地、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大江主要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对近代以降日本的所作所为和由此导致的尴尬处境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揭示，可谓目光如炬。在它的启发下，长期以来我对日本文化的思索和困惑也豁然开朗。我觉得“暧昧”这种说法，至少在现象上，精到地概括了日本文化的特征，为我们认识日本的提供了重要门径。暧昧，自然不是日本独有，世界上一切国家、一切民族的文化，都有它暧昧的地方，只是程度与表现方式有所不同罢了。然而，像日本那样走得如此之远，表现得如此极端，足以成为国民性格“品牌”的，却是十分罕见。就日本而言，“暧昧”绝不是近代催生的新生事物，而是由来已久的性格，大江所揭示的日本在近代的“暧昧”表现，其实不过是日本固有的民族性在近代的延伸和发展罢了。换句话说，当日本土著的世界观（本质上的虚无主义、现世主义）与先进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结合到一起时，便产生大江所指出的上述种种“暧昧”现象。从地理风土中看，东瀛岛国本身就是一个“暧昧”的存在，包围在辽阔在海洋中，它介于封闭与开放、狭窄与辽阔之间；位于极东，使它在东亚册封体系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与大中华帝国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国际地位介于宗主国与藩国之间；生存资源的匮乏与自然风景的优美，涵养了尚武与爱美的国民性；地震、火山、海啸、台风等天灾，培养出搏击命运、顺从命运的二重性；四季分明、变动不居的地理气候，发展了日本人的不匀整美感，视“瞬间”为“永恒”，——所有这一切，构成一幅幅似是而非、自相矛盾而有内在联系的图景。 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著名的《菊与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是：“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如此迥然不同，以至于我们必须认真加以对待，这种情况在其他战争中是没有的。”在描绘过西方人对日本人性格的种种迷惑之后，作者这样概括——所有上述这些矛盾成为有关日本论著中纵横交织的经纬，而且，都是千真万确。菊与刀，两者都是一幅绘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意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的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其罪恶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作为一位既不懂日语、也没有到过日本、对东瀛生活缺乏切身感受的西方学者，本尼迪克特凭借渊博的知识和西方的理论模式，对“琢磨不透”的日本人进行了解读和严密的逻辑推理，发现了日本文化“菊与刀”的二重性，显示了西方理性思辨的强大威力。然而，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更喜欢直接的、一针见血的把握。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一句话就很有穿透力，他说：“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这个“特别”是什么呢？李光耀有详细的讲述，概括起来，就是隐藏在“暧昧”表象之下的、无以伦比的单一民族集团性和不择手段的进取性；也就是说，不管“菊”也好，“刀”也好，都是维护大和民族共同体、进取扩张的手段——不同的手段而已。在日本人的世界里，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构成了奇特的“互补”。在我看来，日本人的“暧昧”，恰好表现了日本人特有的明确；日本人纵然有一千个暧昧，一万个暧昧，一旦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它从来不暧昧，只要有利于日本，怎么都行，甚至改变人种也行，废除日语也行，成为美国的第五十一个洲也行。惟其如此，历史上，日本时而开放，时而闭锁；时而崇洋媚外，时而英美鬼畜；时而脱亚，时而入亚；时而入欧，时而脱欧……一切都是以这个大前提为转移。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暧昧”，其实是清晰到极致的一种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