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毕业论文

从《西游记》透视官场百态 毕业论文对很多没写过论文的同学来说，可是件难事。下面为大家收集了一篇从《西游记》透视官场百态-论文范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西游记》不但是一部神魔小说，更是一部官场小说。然而，把它作为官场小说来研究的较之甚少。本文试就把《西游记》作为一部官场小说来论述，描写出了封建官场的虚伪与罪恶，以及统治阶级的残暴与冷酷。 【关键词】西游记 官场 百态 前 言 熟读《西游记》之后，从原本的对僧徒四人以及众仙、妖的爱憎中超脱出来，隐约看到了它的另外一个牵着全文的脉络，那就是“官场”两字。 对《西游记》的研究，自从它问世以来就从未间断过，特别是对书中人物的研究，如对孙悟空、猪八戒、唐僧甚至是对各个神仙菩萨的研究，可谓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也有的专家学者说《西游记》其实就是一部官场小说，之前我总是将信将疑，好端端的一部神魔小说，凭什么要硬生生地和官场扯上关系呢!偶尔浏览的几个专家的观点也觉得未免有点牵强附会。可是，当自己真正以研究的眼光来审视时，以超脱普通的爱憎情感来重新细读《西游记》之后，隐隐约约中，也看出来书中所描绘的僧徒与神妖之间的关系确乎道出了官场之百态。 自古以来，官场，就是一个让人感到神秘邪乎而又敬畏的地方，里面总是有很多的故事和丰富的内容。同样，《西游记》也是如此，书中描写的神灵妖魔，与封建社会的愚昧迷信思想以及“家天下”的封建官场制度结合在一起，让人感到神秘邪乎，而且畏惧。 然而，官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曾经看到一本书中这样描述官场：官场没有裁判，谁叫得最响，谁就是歌唱家;谁先到达终点，谁就是冠军。然而，叫得最响的，未必是唱得最好的;得了冠军的，未必是跑得最快的。官场永远只有结果，没有过程，不分春夏秋冬①。 这段关于对“官场”的定义，可谓是一针见血地说出了官场的本质。我曾经看过许多官场小说，里面都是赤裸裸地描述权钱、权色交易以及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没有硝烟的战争。而《西游记》中的官场，却写得相当隐晦，在封建官僚的高压下，作者高明地把抨击封建官场制度转化为神魔之间的斗争，今人读《西游记》，只有通过透视，才能看出其中描写的官场百态。 作者是高明的，他的《西游记》里面的人物关系很简单，不外乎是去西天取经的唐僧师徒四人与众多神仙、鬼怪之间的关系，文章的情节脉络也很清晰，就是写师徒四人如何历尽九九八十一难，最终取得真经的故事。可就是在这如此简单的故事情节中，却透视出了另一种文化——官场文化。 官场是错综复杂的，百态横生。从《西游记》里我们可以看到封建官场中一些常见的现象：官员之间互相踢皮球与官官相护、贿赂与腐朽丛生、凡事都讲究后台靠山、关系网复杂以及官场中的怀恨报复等。 注：①选自张耀南、李柏光、肖伟中 编著的《官场文化》 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第1页 一、踢皮球与官官相护 在《西游记》中，唐僧师徒的取经路上有时候碰到的妖怪太过邪乎，凭己之力无法降服，只好上天请道行更高的神仙帮忙。在请求援助的过程中，我们便有机会看到神仙们的另外一番面目：不是互相踢皮球就是互相包庇。这种处事的态度与方法，我们现在俗称为关系学，是官场上的一种关系学。有人这样给“关系”一个说法：看不透人情世故，做什么都不灵;深谙关系之道，方能处处游刃有余。 且看《西游记》书中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人(乌鸡国王的魂灵)道：“他的神通广大，官吏情熟，都城隍常与他会酒，海龙王尽与他有亲，东岳天齐是他的好朋友，十代阎罗是他的异兄弟。因此这般，我也无门投告。”三藏道：“陛下，你阴司里既没本事告他，却来我阳世间作甚?”那人道：“师父啊，……夜游神……着我来拜谒师父。他说你手下有一个大徒弟，是齐天大圣，极能斩怪降魔。今来志心拜恳，千乞到我国中，拿住妖魔，辨明邪正，朕当结草衔环，报酬师恩也!”(节选自《西游记》第三十七回) 从下划线的语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在神界的政治关系，和人世间的政治关系是一样的，打官司，讲得是亲戚朋友的关系，自古衙门一个口，有理没钱莫进来，有钱没关系也免谈!官与官结亲，官与官是友，那些地位低下、没有人事的人要打官司，要想扳倒地位比自己高的人，谈何容易!只有两个字：没门! 这种情况不但在神界鬼界，人间照样也存在。在封建社会，一个人一旦进入了官场，就会千方百计地去结识比自己官大的、地位高的人，并与之或称兄道弟，或沾亲染故，总会绞尽脑汁地攀上点关系，为自己的仕途铺好路子，甚至是一旦自己出了问题，上面也好有人担保庇护。这种现象，即为“官官相护”。平民百姓以及那些小官们被这些人侵害，莫想讨回公道，也无从告起，只能是忍气吞声，含冤饮泣。再看衡阳峪黑水河神的遭遇，讲的就是这种现象： 只见那下湾里走出一个老人，远远的跪下叫：“大圣，黑水河河神叩头。”行者道：“你莫是那棹船的妖邪，又来我么?”那老人磕头滴泪道：“大圣，我不是妖邪，我是这河内真神。那妖精旧年五月间，从西洋海趁大潮来于此处，就与小神交斗。奈我年迈身衰，敌他不过，把我坐的那衡阳峪黑水河神府，就占夺去住了，又伤了我许多水族。我却没奈何，径往海内告他。原来西海龙王是他的母舅，不准我的状子，教我让与他住。我欲启奏上天，奈何神微职小，不能得见玉帝。今闻得大圣到此，特来参拜投生，万望大圣与我出力报冤!”(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三回) 对于那些饱受欺凌的弱势群体来说，如上面划线的语句，黑水河神伸冤无门，自身又无力报仇，结果往往是会寻找另一条出路：找个英雄替自己出气。于是乎，孙大圣便成为他伸冤昭雪的一根救命稻草，一个可以寄托的希望。在封建社会，这种打抱不平的事常有发生，源头就是为官者的踢皮球或官官相护，不能为民排忧解难，使得生活在底层的人民的利益受到侵害，冤屈难申，只好另谋出路。英雄也就应运而生。正所谓官逼着民反，为官者不作为，只顾一己之私，弄得百姓怨声载道。 《西游记》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官场的本质上来讲，这种踢皮球或官官相护其实就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又不得罪于人，摆出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不想因为一点在他们看来是鸡毛蒜皮的事而影响自己的前程，所以明哲保身。我们再看书中这样一段情节： 如来听说，将慧眼遥观，早已知识，对行者道：“那怪物我虽知之，但不可与你说。你这猴儿口敞，一传道是我说他，他就不与你斗，定要嚷上灵山，反遗祸于我也。我这里着法力助你擒他去罢。”(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二回) 如来明明知道青牛是什么妖怪，与何人有关，可是他就偏偏不点破，只叫孙悟空去找太上老君。如此看来，这个如来佛祖的城府是何等的深!他深谙官场中的人际关系学，懂得领导之间要“官官相护”，不要互相拆台，更是不超越彼此的管辖范围，“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清理门户也不需要由他来强出头，况且说不定人家是“故意”放青牛下界去考验唐僧师徒来着，何必为这事去得罪于人呢! 其实这就是所谓的“踢皮球”现象了。一个“皮球”， 一个有点刺头的皮球，踢来踢去，谁也不接招，谁也不想也不敢接招，从哪里来的，踢回哪里去，甚至是踢给别人，迂回包抄，往来反复，就是得不出一个结果，白白耗费了时间和精力。上级安排任务踢皮球，下面出事情了踢皮球，同事之间在工作上、处理问题上踢皮球，谁也不想多干活，谁也不想自己吃亏让自己的利益受损，更不因为自己多做了事情出了风头结果招来人家的嫉恨报复，却又得不到上级的赞许和提拔。 二、“潜规则”原来是“显规则” 曾经有一位官员这样定义“潜规则”：“潜规则”是一种不讲原则、不讲法理、不分是非、上不了台面，但在一些社会生活领域却行得通、能管用的行事规则。 这句话说的很精辟，把潜规则的本质揭露了出来。在封建社会，要想在官场上混，要想混出个名堂，不懂得一些“道道儿”是行不通的，是迂腐的表现。“道道儿”就是潜规则，不需要别人点破，但一定是彼此间心知肚明，无师自通。 在《西游记》中，也有不少故事情节反映了“潜规则”的存在。不过，有这么一个情节是这样写的： 阿傩、伽叶引唐僧看遍经名，对唐僧道：“圣僧东土到此，有些甚么人事送我们?快拿出来，好传经与你去。三藏闻言道：“弟子玄奘，来路迢遥，不曾备得。”二尊者笑道：“好，好，好!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矣!”……行者嚷道：“如来!我师徒们受了万蜇千魔，千辛万苦，自东土拜到此处，蒙如来吩咐传经，被阿傩、伽叶掯财不遂，通同作弊，故意将无字的白纸本儿教我们拿去，我们拿他去何用!望如来敕治!”佛祖笑道：“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白本者，乃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因你那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耳。”即叫：“阿傩、伽叶，快将有字的真经，每部中各检几卷与他，来此报数。” 二尊者复领四众，到珍楼宝阁之下，仍问唐僧要些人事。 三藏无物奉承，即命沙僧取出紫金钵盂，双手奉上道：“弟子委是穷寒路遥，不曾备得人事。这钵盂乃唐王亲手所赐，教弟子持此，沿路化斋。今特奉上，聊表寸心，万望尊者不鄙轻亵，将此收下，待回朝奏上唐王，定有厚谢。只是以有字真经赐下，庶不孤钦差之意，远涉之劳也。”那阿傩接了，但微微而笑。被那些管珍楼的力士，管香积的庖丁，看阁的尊者，你抹他脸，我扑他背，弹指的，扭唇的，一个个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须臾把脸皮都羞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 二尊者开口便把话说得很白，伸手向唐僧要人事。然而唐僧师徒欲取真经，沿途跋涉，一路化缘而来，亦不受人家的赠送，哪里会有什么“人事”相送?阿傩、伽叶见捞不到好处，便把无字经蒙师徒四人。后来事情暴露，仍是厚着脸皮讨要“人事”，嘴里还振振有词：“白手传经继世，后人当饿死”!说得多么理直气壮!就连如来也如是说：“经不可轻传，亦不可以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教后代儿孙没钱使用。你如今空手来取，是以传了白本”。 如此看来，在如来佛祖那里取真经，是有规矩的，不过这规矩并不是“潜规则”，而是成了名正言顺的“显规则”了。没好处费就想来讨要东西，只能是白纸相送，还谎称“无字真经，倒也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由此折射出的封建统治阶级蒙百姓的手段是多么的不要脸!伸手要贿赂，赤裸裸地刻画，绝妙的讽刺。 让“潜规则”变成“显规则”，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是因为上梁不正下梁歪，领导的缘故也。 三、背景是保护伞 一个人在官场上混，混得如意不如意，前景能不能被看好，有没有出头，很大程度上得看这个人有没有背景，背景深不深，后台硬不硬。平步青云和原地踏步甚至是一落千丈肯定是有原因的，而这个原因，也得归功于“背景”二字。 我说“背景”是一个人在官场上混的保护伞，是因为背景既可以保前程，也可以保性命。有了好背景，前途一片光明，提拔有望;有了好背景，出了问题也可以弄个“保外就医”，就算丢职也能保命。 在《西游记》故事里，孙悟空跟随唐三藏上西天取经途中，数次遭遇邪乎的妖怪，不得已到天竺请如来帮忙解决。我们暂且来看这两次孙悟空上西天请如来降魔的情节： ⑴、孙悟空遭遇大鹏精，如来如是说：“但那三怪，说将起来，也是与我有些亲处……自那混沌分时，天开于子，地辟于丑，人生于寅，天地再交合，万物尽皆生。万物有走兽飞禽，走兽以麒麟为之长，飞禽以凤凰为之长。那凤凰又得交合之气，育生孔雀、大鹏。孔雀出世之时最恶，能吃人，四十五里路把人一口吸之。我在雪山顶上，修成丈六金身，早被他也把我吸下肚去。我欲从他便门而出，恐污真身，是我剖开他脊背，跨上灵山。欲伤他命，当被诸佛劝解，伤孔雀如伤我母，故此留他在灵山会上，封他做佛母孔雀大明王菩萨。大鹏与他是一母所生，故此有些亲处。”行者闻言笑道：“如来，若这般比论，你还是妖精的外甥哩。”如来道：“那怪须是我去，方可收得”……大鹏金翅雕开口对佛应声叫道：“如来，你怎么使大法力困住我也?”如来道：“你在此处多生孽障，跟我去，有进益之功。”妖精道：“你那里持斋把素，极贫极苦;我这里吃人肉，受用无穷!你若饿坏了我，你有罪愆。”如来道：“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节选自《西游记》第七十七回) 我们来分析这个故事情节，大鹏金翅雕和如来有沾亲带故的渊源，所以即使这妖怪之前如何折磨欺侮唐僧师徒，仍然会得到赦免，得到法外开恩，甚至如来还说：“跟我去，有进益之功……我管四大部洲，无数众生瞻仰，凡做好事，我教他先祭汝口”。看看，这就是有背景的好处!犯了法，又如何?!! 我们再来看孙悟空另外一次请求如来帮忙的情节： ⑵、我佛合掌道：“观音尊者，你看那两个行者，谁是真假?”……我观假悟空乃六耳猕猴也。此猴若立一处，能知千里外之事，凡人说话，亦能知之，故此善聆音，能察理，知前后，万物皆明。与真悟空同象同音者，六耳猕猴也。”那猕猴闻得如来说出他的本象，胆战心惊，急纵身，跳起来就走。如来见他走时，即令大众下手，早有四菩萨、八金刚、五百阿罗、三千揭谛、比丘僧、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观音、木叉，一齐围绕。孙大圣也要上前，如来道：“悟空休动手，待我与你擒他。”那猕猴毛骨悚然，料着难脱，即忙摇身一变，变作个蜜蜂儿，往上便飞。如来将金钵盂撇起去，正盖着那蜂儿，落下来。大众不知，以为走了，如来笑云：“大众休言，妖精未走，见在我这钵盂之下。”大众一发上前，把钵盂揭起，果然见了本象，是一个六耳猕猴。孙大圣忍不住，轮起铁棒，劈头一下打死，至今绝此一种。如来不忍，道声：“善哉!善哉!”大圣道：“如来不该慈悯他，他打伤我师父，抢夺我包袱，依律问他个得财伤人，白昼抢夺，也该个斩罪哩!”如来道：“你自快去保护唐僧来此求经罢。”(节选自《西游记》第五十八回)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六耳猕猴死于孙悟空的金箍棒下。同样是妖怪，同样是孙悟空对付不了而求救于如来，可是为什么六耳猕猴的命运和大鹏金翅雕的命运竟如此不同?一个犯了罪不但能够赦免，还能够“有进益之功，可以先祭汝口”;而另一个犯了罪，却只能就地正法，毫不足惜。 出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结果，就是有无背景的缘故。一个是如来的娘舅，一个是不入类的化外之猴，其命运当然会不同!大鹏金翅雕作难，如来是好言劝慰，许下诺言;而六耳猕猴作难呢，如来先是明知故问地询问观音谁真谁假，继而恼羞成怒地下令大伙动手，待妖精被悟空打死时，又假惺惺地不忍道：“善哉善哉!”面对这两种结果，旁人作何感想呢?就连孙悟空如此叛逆，也不多言语，返身继续保唐僧去了。 如来佛祖是西天的最高统治者，法力无边。他所说的话就是圣旨，所作出的`决定人人都必须服从，心不服也得口服，没人敢反抗。这就是权力的好处，权力可以使一个人欲望膨胀，为所欲为。如来想赦免谁想打死谁，就在于他的一张嘴。正事有这等利害关系，谁不想拼了命和他结交攀关系呢!有了如来作背景做靠山，即使下界为妖害人，也不是不可以的。 神界犹如此，人间何以堪! 四、关于山神土地与妖怪 那行者打了一会，打出一伙穷神来，都披一片，挂一片，裩无裆，裤无口的，跪在山前，叫：“大圣，山神土地来见……那洞里有一个魔王，神通广大，常常的把我们山神土地拿了去，烧火顶门，黑夜与他提铃喝号。小妖儿又讨甚么常例钱……把我们头也摩光了，弄得我们少香没纸，血食全无，一个个衣不充身，食不充口……”行者道：“汝等乃是阴鬼之仙，有何钱钞?”众神道：“正是没钱与他，只得捉几个山獐野鹿，早晚间打点群精;若是没物相送，就要来拆庙宇，剥衣裳，搅得我等不得安生!万望大圣与我等剿除此怪，拯救山上生灵。”(节选自《西游记》第四十回) 山神土地本是一方管理治安的官员，可是在《西游记》里，往往有这样一种情况：一旦一座山头有了妖魔入住，那这里的山神土地就一个个变得畏畏缩缩，不要说管治抵抗，就连上告的勇气都没有了，甚至是任由妖魔欺凌宰割，天天忍气吞声，颜面扫地，只一味地企盼有人来搭救。如上面材料中的山神土地，被红孩儿百般ling辱，连一点反抗的勇气都没有了。虽说自身的力量不足与红孩儿抵抗，可是也不懂上天入地寻求帮助，只是愚昧地等待有人搭救。好不容易来了个孙悟空，便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了。 在我看来，作者在书中反复多次地安排这样的情节是有深意的。山神土地就好似人间的地方官员，妖魔鬼怪就犹如地方上的黑恶势力。有多少的地方官打黑除恶不力，不但没法保境安民，连自个儿也被那些黑恶势力的操纵了，任由恶魔为非作歹残害百姓。更有甚者，有些官员还助纣为虐，充当这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搞得乌烟瘴气，民怨沸腾。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不肯与黑恶势力同流合污，却没有办法治理这些害人毒瘤，采取听之任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黑道横行，天天只盼望上级会派人来处理，而不是自己积极主动地寻找办法解决。这样的态度，虽不似那些与之同流合污为虎作伥的官员，但这种“不作为”的为官态度照样也没法使百姓安居乐业。 五、你犯我一尺，我犯你一丈 唐僧师徒上西天取经目的是为了救助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南赡部洲的人民，是一种纯粹的义举。根据如来的说法，取经路上所有的妖怪，都是他们故意设置的，是为了考验唐僧师徒的取经的诚心，也为了凑足九九八十一难。然而，就是这样纯粹的义举，为了解救南瞻部洲的人民的动机，在我看来，却是一场政治，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报复。 我们先来看下面这几个例子，就可以明白了： 行者道：“菩萨，这是你坐下的一个青毛狮子，却怎么走将来成精，你就不收服他?” 菩萨道：“悟空，他不曾走，他是佛旨差来的。”行者道：“这畜类成精，侵夺帝位，还奉佛旨差来。似老孙保唐僧受苦，就该领几道敕书!”菩萨道：“你不知道;当初这乌鸡国王，好善斋僧，佛差我来度他归西，早证金身罗汉。因是不可原身相见，变做一种凡僧，问他化些斋供。被吾几句言语相难，他不识我是个好人，把我一条绳捆了，送在那御水河中，浸了我三日三夜。多亏六甲金身救我归西，奏与如来、如来将此怪令到此处推他下井，浸他三年，以报吾三日水灾之恨。一饮一啄，莫非前定。今得汝等来此，成了功绩。”行者道：“你虽报了甚么一饮一啄的私仇，但那怪物不知害了多少人也”。(选自《西游记》第三十九回) 菩萨由于一己之仇，便要教一国之民受苦难。俗言一人做事一人当，乌鸡国王将菩萨浸入河水，理应由国王一人承担此罪过，可是，我佛慈悲，却教妖怪篡了国王的位，霸占了他的后宫，害了不知多少百姓!更有甚者，有天竺国凤仙郡一案： 玉帝道：“那厮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朕出行监观万天，浮游三界，驾至他方，见那上官正不仁，将斋天素供，推倒喂狗，口出秽言，造有冒犯之罪，朕即立以三事，在于披香殿内。汝等引孙悟空去看，若三事倒断，即降旨与他;如不倒断，且休管闲事。”(节选自《西游记》第八十七回) 玉帝因凤仙郡侯三年前的一次过失，触犯天颜，惩罚凤仙郡三年不下一滴雨，结果呢?受苦的当然是黎民百姓，使得当地“连年亢旱，累岁干荒，民田菑而军地薄，河道浅而沟浍空。井中无水，泉底无津。富室聊以全生，穷民难以活命。斗粟百金之价，束薪五两之资。十岁女易米三升，五岁男随人带去。城中惧法，典衣当物以存身;乡下欺公，打劫吃人而顾命”。 百姓有何罪?因为皇帝郡侯的过失，却要老百姓来承担痛苦，天理何在?就是这样残害百姓的作为，却还要美其名曰“考验唐僧师徒的九九八十一难”，考验固然需要，却为何要搭上黎民百姓的身家性命?其实不然，考验是假，报复是真。考验只是一个借口，报复一己之仇方才是目的。官场险恶，为了达到目的而玩弄手段权术，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此乃“权”之过也。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领导要惩治下属，总会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即使是莫须有罪名。在封建社会，官场上尔虞我诈的事多了，统治者往往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处罚下属，完全没有法理可言，就像上面例子中的玉帝、菩萨，为了报私仇，便纵容自己的爪牙胡作非为，报的私仇之快，也陷百姓于苦难之中。 六、尾声 《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也是一部官场小说。冷眼看书中各色人物的乖张举止，影射的是封建官场的险恶，人世的炎凉，社会的腐朽。小说运用象征主义以及暗喻的手法，讽刺了为官者的虚伪与冷酷，口口声声说是救民於水火之中，仔细分析开来，却是为了一己的利益，才无故生端些是非出来而已。所以说，在官场上，神亦是鬼怪，鬼怪也可以是神。 一部《西游记》，道出了官场之百态。 参考文献： [1] 张耀南、李柏光、肖伟中等。 《官场文化》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2] 陆 钦。名家解读《西游记》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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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神秘数字“四”的崇拜历史上，“四民”意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渗透力。《西游记》的角色构成照顾到了以“四民”为主体的社会各个阶层，正如清人张书绅在《新说西游记总论》中所指出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无非一部《西游记》也。以一人读之，则是一人为一部《西游记》；以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诸子百家各自读之，各自有一部《西游记》。”[5]这里从读者的角度说明了社会各阶层均能从《西游记》中感受到自身角色扮演的存在。唐僧师徒“四众”身份复杂，他们基本上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一方面要扮演持规受戒的和尚角色，另一方面又在角色行为上流露出强烈的士农工商“四民”意识。众所周知，唐僧作为很有资历的和尚，其行为举止和言语规范虽然是佛教徒式的，但又无时无刻不在热衷于“士”角色的扮演，张锦池先生曾经指出：“唐僧对李世民的感恩情结，是种‘士为知己者死’，属士大夫的文化心态。”[6]在取经路上，他不时地流露出文士的雅兴。据统计，整部《西游记》共九次写到他吟诗，其中第六十四回写他在荆棘岭木仙庵与树妖木精和诗，显出了诗人气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角色还发挥着“以文制武”的文化功能。在我们的文化中，《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中的“二桃杀三士”最先投下了以文制武的悲剧阴影。宋代统治者一开始就通过“杯酒释兵权”的谋略来限制武将的权利，形成了以文臣节制武将的统治氛围。直到明代，依然表现出“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7]。这就是武艺高强的孙悟空等三个高徒之所以依附于近乎窝囊的唐僧的文化背景。正是唐僧这种文弱士子角色扮演导致的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才使得整部《西游记》经常处在险象迭生的摇曳叙事中。猪八戒，这个被通天河和平顶山上的妖精称为“半路上出家的和尚”，其角色扮演的确打上了世俗社会“农”这一阶层人物精神气质的烙印。在《西游记》中，猪八戒虽然最先是以一个妖精的身份出场的，然而这妖精却与众不同，他是高老庄高老的上门女婿，高老对他的评价是：“一进门时，倒也勤谨：耕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来，其实也好。只是一件，有些会变嘴脸。”而猪八戒也对孙悟空变的假高翠莲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这样，作者就把猪八戒写得颇像个农夫了。连他用的九齿钉钯那件兵器，也非常像件用来平整土地、施肥倒粪的农具。在取经路上，猪八戒经常因“恋家”而受到来自各方面、特别是孙悟空的嘲笑和戏弄。猪八戒作为“农”角色亮相于江湖舞台，不亚于“刘姥姥进大观园”，其尴尬样和滑稽相是可想而知的。作者正是抓住了这种不和谐做尽了妙趣横生的文章。取经路上的孙悟空尽管在总体上自始至终扮演着豪侠角色，但是他的言语经常流露出商人的口气，他经常把“生意”、“买卖”等商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语挂在嘴上，如小说写他初次见到猪八戒就暗笑道：“原来是这个买卖。”后来，小说不只一次地写他遇到强盗，心中总是暗笑道：“造化！造化！买卖上门了！”第三十七回写他遇到妖怪，又说：“照顾老孙一场生意。”第八十三回写他在与李天王打官司时，也声称：“老孙的买卖，原是这等做，一定先输后赢。”将商人的生意经都搬弄出来了。另外，孙悟空还善于从事物品交换，第三十四回写他机关算尽地用自身毫毛变的假葫芦来换取精细鬼、伶俐虫的两件宝贝。这种交换尽管带有欺诈性质，但是为了正义的事业，孙悟空还是懂得让贪便宜者吃亏这一经营之道的。况且，从为争名分大闹天宫白手起家，到被压到五行山下功亏一篑，孙大圣的角色扮演既显示了以工商业者为代表的市民阶层渴望民主、公平的强烈愿望，又表明他们试图打破固有封建秩序的艰难。孙悟空最终加入取经队伍，走上了取经的道路隐喻着商人阶层若想在封建社会里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出路就是倚傍文士去建功立业。总之，在孙悟空身上，我们多多少少地能够嗅到一种商营者角色扮演的味道。“工”本来在“四民”中就显得默默无闻，他们在社会上只有埋头苦干的份儿，沙僧不正是这类角色的写照吗？在《西游记杂剧》中，沙僧被贬下界的流沙河，从事着“推沙受罪”的职业，这理应就是“工”者要干的苦差事。《西游记》写他自吹自己的法宝降妖杖是“鲁班制造工夫盖”，这就使之与工匠的祖师爷鲁班建立了某种特殊关系。总之，作者在组建“四众”这支取经队伍时是兼顾到古代社会“四民”各阶层的情况的。三、“四角”定制与取经队伍的巧妙搭配就审美结构而言，对《西游记》取经队伍“四众”构成具有决定影响的是中国古代戏剧以及说书等传统曲艺文学经久探索所形成的四大角色定制。“西游”故事虽然与其他章回小说一样都曾经经过了戏曲艺术表现阶段，但“三国”故事与“水浒”故事都是以个别片段的形式上演的，而“西游”故事则是整部被编写到戏剧文本中的，它有利于角色设计的通盘考虑。这样，戏剧家的“四大角色”设计经验必然影响到了《西游记》取经队伍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西游记》里的“四众”形象具有鲜明的角色特征，他们纷纷以某种力学结构模式显示出特殊的审美张力，令人百读而难以释卷。中国古代戏剧的角色构成经过大浪淘沙逐渐形成了按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性格等特点而分出的不同类型，这在元杂剧中被固定为“末、旦、净、杂”四大角色，在明清传奇戏以及后来的京剧中又演化为分工更加精细的“生、旦、净、丑”。面对复杂的社会人生，四大角色的设置，以不变应万变，在正、邪、内、外几种力量的组合碰撞，在男、女、庄重、滑稽诸种角色扮演中，产生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这种角色模式是人们根据丰富的审美经验经过万道工序提炼的。《西游记杂剧》作为现存惟一完整的“西游”杂剧，虽然在角色安排上没有明确给师徒四众挂上“旦、末、净、杂”的大牌，以至于使我们无从确认作者赋予人物的角色性质。但是，作为一部戏剧著作，各个戏剧角色所负载的功能还是很清楚的。《西游记杂剧》等戏剧的这种叙事力学结构必然渗透到小说《西游记》的角色设计之中，由此产生出未必是与“旦、末、净、杂”四大角色一一对应的人物形象系列组合，“四众”取经队伍的配备便应运而生。黄周星在《西游记》第八回附录的“回后评”中指出：从来戏场中，必有生、旦、净、丑。试以此书相提而论，以人物，则唐僧乃正生也，心猿当作大净，八戒当作丑，沙僧当作末；若以道理言，悟道者全凭此心为主，则心猿之大净，未尝不可为正生。唐僧慈善温柔，宛如妇人女子，则正生又未尝不可为老旦。”[3](P99)经过这番分析，我们可以从中充分感受到一种“戏”的味道，角色之间的相互牵制和冲突，特别是正统英雄悟空（相当于扮演正气凛然武士的大净）和喜剧英雄八戒（相当于扮演花脸的丑）之间的互动性冲突，构成了整部小说充满“戏”味的基础。于是，“四众”角色设计的张力就通过人们对“生、旦、净、丑”四大角色叙事功能的联想而充分展现出来了。同时，西游故事曾经以说书艺术的形式流传，作为《西游记》主要蓝本的《西游记平话》应当是这种说书艺术的最佳文本。从《西游记》中，我们隐隐约约感受到评书艺术“四梁八柱”角色设置经验的遗存。换句话说，说书艺术中的“四梁八柱”经验为师徒四众的“编制”设置再次提供了审美的基本构架。“四梁八柱”本来是建筑学上的用语，指的是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构造，这种构造为当年气派高雅的“四合院”整体建筑的稳固提供了保障。人们在总结评书艺术经验时，将“四梁八柱”这一术语引入。所谓的“四梁”，即指“书根、书领、书胆、书筋”，是故事的主要角色，“八柱”是陪衬、保梁的次要人物[8]。“书根”通常是一部书赖以把社会背景、历史使命体现出来的人物，应菩萨之约、奉唐王之命前往西天取经的唐僧基本上起到了这一作用。有裨世道人心是唐僧作为“书根”出现的主要叙事功能，这一形象的意义在于教化，他可以满足听众和读者的道德和情感需要。从生理上看，唐僧身上充满了种种诱惑：由于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恶魔们纷纷在取经路上拭目以待，随时挑起事端；由于他有男性的玉体美颜，女妖们也纷纷不顾廉耻地做好了截留的准备，一旦得手，就马上拉唐僧成亲，随时破坏取经大业。作者赋予唐僧这两方面的资质，从而使八十一难有了自圆其说的合理起因。就身份而言，“师父”的地位使之拥有家长式的最终决定权，他的一言一语似乎都体现了一种合乎常规的理念，都需要认真贯彻执行。别看他一路上满口都是圣经贤传之语，动辄念动咒语教训悟空，但这都是伦理社会长者角色扮演的风范。不过，唐僧良善的动机获得的却是代价惨重的恶果。在现实社会里，人们可能会对唐僧这样的“师父”望而生厌，但在艺术的天地里，假如唐僧明察秋毫，不是一位屡屡惹是生非的“师父”，西游故事也就不会波澜迭起。可见，唐僧作为“书根”的功能是非常强有力的。“书筋”就是情节和人物关系之间的针线人物，是使全书生色、跳动的角色，猪八戒就是这样一位充满喜剧色彩的艺术形象。相对于唐僧这一庄重严肃的角色而言，猪八戒生来就是一副滑稽相。他本是天上的天蓬元帅，因调戏嫦娥，被贬下界，却错投猪胎，长成猪头大耳；来到高老庄，又强娶良女为妻；被悟空降伏后还恋恋不舍，取经路上几次要打退堂鼓。离开高老庄的猪八戒，本来已经走上了“人间正道”，却又不时地触发怀旧之情；本来从此可以认真修身养性，却仍然贪吃、贪睡、好色，恶习不改。作者在对人性缺陷的尽情嘲弄中生发出许多有滋有味的话题，从而使读者在开心解颐、尽情欢笑中获得特殊的审美享受。就此而言，猪八戒作为“书筋”的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书领”是提领全书的统帅人物，那蹦蹦跳跳地冲锋在前的孙悟空堪当此角色。在《西游记》中，无处不可见孙悟空的身影，作为拥有“书领”性能的他，俨如当今电视剧中的领衔主演，每次从出场到收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妖魔找事，靠他处理；别人惹事，由他摆平——没有本领高强、智多见广的孙大圣，取经事业自然会寸步难行。可以说，西游故事的开合自如就寄托在这位发挥“书领”作用的猴行者身上。“书胆”乃是书中的正面形象，能够起到黏和人物的作用，这一角色自然责无旁贷地落到了沙僧头上。在《西游记》中，沙僧可以说既无大功也无大过，扮演着一个堂堂正正的“君子”角色。相对而言，虽然他本领略差，但没有他看护师父和行李，两位师兄就无法主动出击；没有他压阵，唐僧就少了几分安全感；没有他多次从中调和，取经队伍内部就可能出现更多的纠纷。一心要成就正果的沙僧办事稳重而细心，决不会顾此失彼。如第五十七回写他把被打昏的师父安排停当才去寻找肇事者。又如第九十八回写取回的经书散落尘埃，三个徒弟中惟沙僧发现书中“并无半点字迹”。沙和尚性格还有务实识俗的一面，他信奉的是：“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人。”当孙行者与红孩儿怪论亲时，他引用俗语“三年不上门，当亲也不亲”提醒悟空不要轻举妄动。这说明，在取经队伍中，他并非是可有可无的冗员，而是能够发挥“书胆”功能的最佳人选。当然，“四梁八柱”之说绝非只是就单个角色在说书中的功能和效果而言的，实际上，它包容量极大，涵盖着各个角色之间正反、刚柔、主次、庄谐等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这进而使得《西游记》“师徒四众”的编制构成增添了更多的内在魅力。

都是象征的 手法。一个想象代表一种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