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论文参考文献

查了一下“经元”，经元是指乡试的第二名至第五名。经元科举制度中有一项由地方政府向朝廷贡举人才的制度。各直省每年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国子监肄业，其升贡入监者为岁贡生；每三年各省学政会同巡抚考选生员之优者，送国子监就读，称优贡生；乾隆七年始，每十二年（逢酉年）一次，各省学政选拨生员送国子监读书者，称拨贡生；各省“乡试”中式副榜者，准作贡生送国子监读书，称副贡生；凡遇国家庆典，恩诏加贡之生员，以及临雍之年、圣贤后裔入监听讲、陪祀，恩准入国子监读书的，均曰恩贡生；另有按例入国子监读书者，称例贡生。共计六种贡生，贡卷第一名称经元。 【中国的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分文、武两途，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要参加科举，必须是“生员”，为获取“生员”资格而进行的考试，称童试，也称童生试、小考、小 试。童试包括县试、府（或直隶州、厅）试和院试三个阶段。三年内举行两次。童试合格称入泮，为秀才。 乡试为省一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因试期多在八月，故又称“秋闱”。考试合格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唐制，举进士者均由地方解送入京，故后世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亦称“解首”。 会试也是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考试，应试者为各省举人，试期多在三月，故又称“春闱”，又因其由礼部主持，故也称“礼闱”。考试合格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殿试又名“廷试”，应试者为贡士，清代从顺治三年始行，多于四月在太和殿举行，殿试合格者为“进土”。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通称“传胪”；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状元”起初称为“状头”。唐朝参加考试的士子，经由各州贡送到京城，应试前需递送“投状”，

经元编辑本段经元 赵楠（枏）字让林，上海“赵家旗杆”人。科举制度中有一项由地方政府向朝廷贡举人才的制度。各直省每年于府、州、县学中选送廪生入国子监肄业，其升贡入监者为岁贡生；每三年各省学政会同巡抚考选生员之优者，送国子监就读，称优贡生；乾隆七年始，每十二年（逢酉年）一次，各省学政选拨生员送国子监读书者，称拨贡生；各省“乡试”中式副榜者，准作贡生送国子监读书，称副贡生；凡遇国家庆典，恩诏加贡之生员，以及临雍之年、圣贤后裔入监听讲、陪祀，恩准入国子监读书的，均曰恩贡生；另有按例入国子监读书者，称例贡生。共计六种贡生，贡卷第一名称经元。 (赵玉龙) 【中国的科举制度】 清代科举分文、武两途，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 要参加科举，必须是“生员”，为获取“生员”资格而进行的考试，称童试，也称童生试、小考、小 试。童试包括县试、府（或直隶州、厅）试和院试三个阶段。三年内举行两次。童试合格称入泮，为秀才。 乡试为省一级考试，乡试每三年一次，在各省城举行，因试期多在八月，故又称“秋闱”。考试合格者为举人，第一名为解元。唐制，举进士者均由地方解送入京，故后世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亦称“解首”。 会试也是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考试，应试者为各省举人，试期多在三月，故又称“春闱”，又因其由礼部主持，故也称“礼闱”。考试合格者为贡士，第一名为会元。 殿试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殿试又名“廷试”，应试者为贡士，清代从顺治三年始行，多于四月在太和殿举行，殿试合格者为“进土”。进士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第一名通称“传胪”；三甲人数最多，赐“同进士出身”。“状元”起初称为“状头”。唐朝参加考试的士子，经由各州贡送到京城，应试前需递送“投状”，即类似今日考试填写的资料，考试结束之后，将最高的成绩放在最前面，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 民间所谓 “连中三元” 的说法，即是由连中“解元、会元、状元”而来。 (赵玉龙)

提供一些科举制的参考文献，供参考。 [1] 张晓光. 论科举制的历史作用[J]. 河北经贸大学学报(综合版), 2007,(01) . [2] 陈小锦. 从科学发展观看科举选才制衰亡的必然性[J]. 广西党史, 2006,(Z2) . [3] 李福荣. 科举制度[J]. 中学政史地(七年级), 2007,(02) . [4] 谢华章. 古代科举制度史话[J]. 炎黄纵横, 2006,(04) . [5] 王艳. 论科举制度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培育和桎梏[J]. 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6,(06) . [6] 刘海峰. 重评科举制度——废科举百年反思[J].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02) . [7] 刘海峰. 中国对日、韩、越三国科举的影响[J]. 学术月刊, 2006,(12) . [8] 荀凤英. 清朝的科举制[J]. 兰台世界, 2006,(19) . [9] 杨司薇. 功过自凭后人说——对科举制度的几点见解[J]. 西南林学院学报, 2002,(S1) . [10] 王金炳. 科举制的利弊和借鉴[J]. 南方论刊, 2007,(04) .

1、积极影响

科举制度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吸收了大量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士进入统治阶级。特别是唐宋时期，科举制度正当发展成熟之初，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

从总体上来说，史学界对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基本上持肯定的态度，认为它为唐统治者招揽了人才，为社会下层民众提供了新的上升通道，动摇了门阀制度，扩大了统治基础，推动了文化的发展。

2、消极影响

在科举制度发展成熟之初的唐宋时期，其积极性还占主导地位。但在宋代以后，随着封建专制的非人道发展，科举的消极性越来越大。宋代以后，士大夫知识阶层的文化创造能力每况愈下，人才一代不如一代。

后期的科举制度使儒学成为统治者奴化臣民的工具；官僚队伍壮大，但导致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的人才力量相对薄弱。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封建社会下，科举制度也会产生一些消极的影响。

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

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

考试科目：

各朝科举考试科目都在不断变化。唐朝考试科目很多，常设科目主要有明经（经义）、进士、明法（法律）、明字（文字）、明算（算学）。到明朝只设进士一科。清袭明制，但也开过特制（特别科），如博学鸿词科、翻译科等。

科举除了特制科目外，明经，进士科考的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考试在各个朝代也有不同，唐朝主要有时务策（策问）、墨义、口试、贴经、诗赋等，宋朝主要是经义、策问、诗赋等，到明代只有经义一门了。

1、要点：科举制度在中国延续了一千三百多年，对中国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对文化的影响。诚然，任何一个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同样，我们评判科举制度也是一分为二，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积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过科举考试吸收了不少寒士进入政权，有益于扩大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政治基础，改变了封建社会前期豪门士族把持朝政的局面；广大庶族通过科举入仕做官，给封建政权注入了生机与活力；选拔官吏从此有了文化知识水平的客观依据，有利于形成高素质的文官队伍；把权、位与学识结合起来，营造了中华民族尊师重教的传统和刻苦勤奋读书的氛围；促进了文学的繁荣。随着科举制度的发展，明清时实行八股取士，严重束缚应考者，使知识分子不讲求实际学问，束缚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对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清末科举制度严重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是导致近代中国自然科学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更不利于创新人才的培养。2、详情：追溯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种熠熠发光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制度——科举制度。科举文化博大精深。中国是一个科举大国，科举制度延续了一千多年，在中国历史上承负着整合传统社会生活并维系社会内部的文化生态平衡的功能。它对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经济与社会生活的运行均起到枢纽与调节作用。这种制度创立于隋代,完善于唐,发展于宋,中落于元,鼎盛于明,终结于清。100年在中国文明史上不过短短一瞬，但科举的施行历史却超过1300年。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制度与精英选拔制度，既是维系社会精英与政治精英相互依存关系的纽带，也是维系社会个阶层对君主、儒家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效忠的基础。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都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人才，国家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断探索、逐步建立了一套考试与选官制度，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科举制度的创立与完善。科举制度与以前的各种人才选拔制度最大的不同，也使得它在最大范围内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贤能志士。它的确立似乎为那些出生贫寒的人指明了一盏明灯，为他们带来了终有一天将飞黄腾达的美好希望。科举制的发明，最大限度摒除了权力的干扰，保证了官员选拔的公正、公平。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科举制度所坚持的是“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对我国古代社会的选官制度是一个直接有力的改革。它给中小地主阶级和平民百姓通过科举入仕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平台，在使大批地位低下和出身寒微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同时，也扩大了封建统治基础。特别是在科举制度日趋完善的宋朝，历代皇帝几乎都以奖掖孤寒、抑制势家自诩，采取了特别举措限制“贵家”子弟，这客观上给了平民子弟更容易崭露头角的机会。宋朝不但出现了“平民”状元的现象，而且很多普通百姓子弟通过科举改变了自身及其家庭的命运。然而，科举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制度，它一直在发挥着无形的综合能力，将文化、社会、经济诸领域与政治权力的结构紧密的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多面互动的整体。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因为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名位，一般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都强烈要求进学读书。科举制度的产生在客观上推动了封建教育的发展。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结束魏晋以来学校教育所流行的清谈学风和玄虚思想，对于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对于造成当时出现的所谓“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风气，也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科举制度促进了传统儒学文化的传承与普及带动了民间社会崇尚人文、教育。其对于国内民族文化融合、社会整合以及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的历史贡献，它推动了汉语言文字的规范化及书法艺术的发展。同时，科举对民俗文化也有重大影响，对文化习俗的流行具有自发性，有的科举甚至转化为民俗。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科举产生出一大批善于治国安邦的名臣、名相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众多有杰出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教育家、外交家等，如唐代的王维、韩愈、柳宗元、刘禹锡、颜真卿、柳公权、白居易，宋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司马光、朱熹、包拯、寇准，明代的张居正、汤显祖、海瑞、徐光启，清代的纪晓岚、刘墉、郑板桥、林则徐、翁同龠、张、蔡元培等文化名人都出自状元、进士和举人之中，都是中华民族的英才。时至今日，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了计算机、多媒体的时代，但是传统的制度还是影响着我们的文化。因为制度和文化相辅相成，制度是文化的载体。所以看今日的高考，我们不难发现科举与现代高考有很多相似之处,从探索科举与学校教育教学关系的历史发展规律入手,看现代高考与学校教育教学的关系,可以为当前的高考改革提供历史借鉴,使高考改革有利于中学的育才,大学的选才育才。科举有如古代的高考，高考有如现代科举。两者都是竞争性的公开的选拔考试，只认成绩不认人。在当代中国，高考制度是社会上最为公平的制度之一，考试选材所遵循的是能力本位的原则，就像游泳一样，游得过去就游过去，游不过去，权力、出生、金钱等其他的办法都旧不了你。科举和高考都能选拔出文化素养较高的人才。科举调动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和士子的积极性，推动了文化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澄清吏治，以任人为贤取代任人为亲。科举制度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的存在既依赖于专制王朝，又促进国家的统一与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发展的历史。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的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客观上使中华文化统一到儒家文化的前提下来，这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科举制度的弊端不断暴露，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由于科举制度是以儒家的政治标准和价值来选拔人才、凝聚人心和构成获取地位、权力的基本途径的，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科举制度也产生了家庭悲剧。由于科举制度及第者享有丰富的优待的荣誉，而且科举也是普通人出头的重要途径，因此经常会有贫士高中之后抛妻弃子的悲剧发生，相信陈世美的丑名是无人不知晓了。这虽然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当事人的思想价值观，和责任感，但是科举毕竟给了它这样一块生存的土壤。最后，科举制度导致官场腐败。科举制度随着历史车轮的推进，出现了科举制度的政治化，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又造成了师门关系的盛行。这样造成了严重的师门裙带关系现象。这些师门关系在官场中互相拉帮结派，并且官官相护。清朝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绅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他借着乾隆皇帝对他的宠爱而一手遮天，收受贿赂，富可敌国。而且就多次利用科举考试的题目为饵收取考生贿赂的钱财。这就不利于国家建设一个公正公平公开的社会良好制度。造成了官场的黑暗和社会的混乱。由于科举的这些弊端，改革科举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共识，终于在1905年9月2日，科举制度结束其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从而使这一年成为新旧时代的分水岭。科举制度的废止，从长远来看，就使国家丧失了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的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这就导致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资源与新时代的价值之间的最重大的一次文化断裂。在中国相当一部分地区的农村，文盲率反而较之传统社会更为上升。中国近代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断层，至少可以由此得到部分的解释。科举兴废影响深远，意味着中国历史的一个根本性断裂，相对与此前中国的“千年”传承，他是终结之时，相对于此后的“百年变革”它又是开端之时，它构成中国社会变迁链条中关键的一环，其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如今，科举制度已经消失100多年了，尽管科举已如失去的流水，但其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中国原创力的重要基础。它代表的是一种趋势和追求，包括对知识的追求、对人才的渴望和不问背景的公平竞争。百年回眸，我们感到科举制度虽有种种的局限和弊端，但着却是我们民族智慧的一大创造，一个重大发明。科举制度无论过后多少年，它依然功不可末，人们依然能记起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参考文献：杨齐福：《科学制度与近代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