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文传播与研究学院的论文

作为最高层次的语言艺术，诗歌是我们传承民族灵魂和沟通人类情感的重要信息载体，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再到今天的新诗，诗的传统代代嬗传。海南是一座诗的岛屿，宋代著名诗人苏东坡在海南岛上播下了诗歌的种子，开始了诗歌的教化和流播。今天，不论是对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的教学与研究，还是弘扬大学的人文教育，诗歌研究中心的设立和工作将会成为海南大学人文精神的重要象征。在海南大学建设“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对于我们进一步弘扬诗歌传统，开展人文教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悉，海南师范学院已经成立“中国散文研究中心”，作为海南师范学院校级重点学科，该中心已经申报海南省高校首个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并有望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诗歌中心”在海南大学的成立将和中国散文中心互为呼应，共为声气，互相扶助，为海南的文学之教育、文化之流播尽微薄之力。“中国诗歌研究中心”成立后将致力于教学、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研究工作，研究中心成立后，将以现当代文学为学科基础，申报硕士点。除教学工作外，具体的研究设想如下：1、整理和出版中国诗歌资料，翻译并出版西方现当代的优秀诗作，逐步建立起中国的诗歌资料库；2、参与世界文化交流和对话，建立与欧洲大学汉学系和中国诗歌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联系，参与国际国内的各种诗歌交流活动，举办关于诗歌的学术会议、朗诵和学术讲座；3、创办一份诗学杂志；4、积极与国际国内的一些基金组织建立联系，合办国际诗歌节。总之，我们将竭尽全力，弘扬海南大学声名和诗歌风习，扩大海南大学和诗歌文化之影响。中心成立当年，即准备与国外基金会合作，在海南大学举办国际诗歌节，争取在二年内申请到现当代文学的硕士点。在条件成熟时创办诗学杂志。海南大学 “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已经引进或正式在编的有著名诗人多多教授，诗评家耿占春教授，现代诗学研究者、北京大学在读博士段从学。正在引进中的还有现在深圳电影制片厂任职的著名诗人王小妮（深圳大学客座教授）、现在作家出版社工作的资深评论家唐晓渡和旅居德国的著名诗人萧开愚（上海音乐学院客座教授）等。可以预期，在一批具有广泛影响诗歌界人士的努力和带动下，在海南大学学校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扶持下，“中国诗歌研究中心”能够在教学、科研方面产生扎实的成果，并且成为国内大学诗学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一个具有特色的引人注目的学科，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走出一条新路。促进人文精神在海南重新崛起和兴盛，让海南大学成为新时代的诗歌圣地和诗歌中心。 海南岛的原住民是黎族，他们是历史上开拓海南岛的先驱。是中国目前10个人口超百万的民族之一。黎族在海南岛上的历史，有史可证的年代距今已有3000年以上。黎族历来都是以土著自居，称岛上其他民族为“美”（客人的意思）。主要分布在五指山、三亚、东方、陵水、乐东、保亭、昌江、白沙等9个市县。以五指山区为中心向南呈扇形分布。部分散居在儋州、万宁、琼海、屯昌等市县的12个民族乡镇。分布面积为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陆地面积的。人口约万人（2000年统计数字），占全省总人口的。黎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上，创造了灿烂而独特的文明，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的进步，以及社会文化的趋同化倾向，黎族文化的多样性逐渐消失。其中很多物质民俗和文化民俗的遗产，如不加以抢救性挖掘与整理，必将永久消亡。这对中国民族文化多样性传承是不可弥补的损失。目前，这方面的工作还很不够。这不仅是在保留历史，更重要的是整固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从学术角度对黎族民族文化的研究，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50－60年代形成高潮。这期间有些学者做过一些调研，出版过数种著作。期间，标志性的研究成果是德国人类学家史图博1931年－1932年两次到海南黎区作田野调查，在1937年出版了德文著作《海南岛民族志》。广东省的一些民族研究学者，对海南黎族曾进行过规模比较大的综合考察。比较重要的有两次：一是中南民族学院调研组，在1954年7月至1955年1月间对海南22个黎族村点的调查，结集为《海南岛黎族社会调查》（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二是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广东省课题组民族研究学者于1956年11月至1957年2月对海南黎族村落的调查，结集为《黎族社会历史调查》（民族出版社1986年版）。限于当时历史条件和学术视野，这些论著都有相当大的局限。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原广东省的一些黎族研究学者陆续转向对其他民族研究，中央的一些民族研究机构（如社会科学院下属民族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学），虽然也有黎族研究人员和课题，但大都处于个别和个案的研究状态，科研成果稀少。难以进行大规模和深入系统的研究考察工作。对黎族文化的系统考察研究因此陷于长期停顿状态。随着现代化浪潮由城市推向乡村，黎族的生存方式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许多传统生活方式和传统习俗正在加速从现实生活中退出。可以说，对黎族生存状况所涉及的一些文化遗产的考察带有抢救性质。海南大学作为海南省唯一一所综合性大学，对黎族文化考察研究负有特殊的责任。黎族研究中心2003年由海南大学批准成立，由孙绍先教授兼任中心主任；周伟民教授为顾问。海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学萍（黎族）为名誉顾问。 海南方言研究所简介海南大学海南方言研究所于2003年10月在原文学院海南方言研究室基础上成立，现有研究成员4名，都是兼职语言学教师。研究所是人文传播学院中文系语言学科的主要学术支撑，还承担着本科生、留学生教学以及普通话测试等工作任务。原海南方言研究室与厦门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合作调查了海南闽语11个点，调查报告正在整理出版中。研究所成立以后，在一无经费，二无编制的情况下，克服重重困难，埋头进行田野调查，累计调查海南闽语30个点，儋州话、客家话、军话各一个方言点，临高话6个方言点。研究所的口号是“不空谈，做实事，向国际水平看齐”。我们向老一辈专家学习，坚持“田野第一，老派优先，语音、词汇、语法、民歌并重”的原则，记录了百万字的珍贵语料。这两三年，研究所成员陆续在《中国语文》、《民族语文》、《语言研究》等重要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海南岛语言研究论文，还有一些论文在重要学术会议上宣读。目前，研究所一方面补充调查的结果，整理出版，另一方面积极准备，开展黎语濒危方言调查。海南的语言及其研究现状海南岛是我国公认的语言复杂地区，有闽南系的海南话，粤语系的儋州话、迈话和疍家话，有客家话、军话，还有汉藏语系壮侗语族的临高话、村话、黎话，另有苗瑶语族的苗话以及与南亚语有关的回辉话，它们与汉语共同语差异很大。海南岛汉语方言与壮侗语族语言长期融合，使得海南岛的语言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我国独树一帜，具有很高的学术研究价值。海南方言是在海南岛这个特殊土壤上成长起来的，海南方言属于地域文化现象之一，研究海南方言在语言学方面有重要意义，也可以得到有关海南历史、文化、民俗方面的重要资料。方言是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取之不尽的宝贵源泉。对海南研究来说，历史文献资料或有缺乏，家族谱牒也可能部分造假，语言却不能。每一种语言和方言都是一个古今成分并存的异质体，研究海南方言，通过共时比较与历史比较厘清历史层次，将大大有助于研究海南人的迁移历史、他们与国内及东南亚其它地区族群的关系等。对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少数民族来说，语言跟遗传基因一样，是研究其历史的直接材料。语言是一种存在于人口头的资源，不象矿产资源，不挖掘它仍然一直存在。一代人死了，这代人口头的语言也随之而去，下一代人的语言必有变化。海南岛的语言属于弱势语言，随着普通话的强力影响，海南语言和方言正处在快速消失的过程中。就汉语方言来说，据我们调查，50-60岁的一代与80左右的老人语言差异已经明显，沿袭数百年的文读系统几近消失，只有白读系统仍在保留，但是中青年人已经有好些白读词不会说了。黎族号称有百万之众，但真正会讲黎语的估计不足50万。这50万中也汉化越来越严重，口音变化很大。侾黎中的侾炎支派本来就生活在黎族区的边缘一带，与汉人杂居，几乎都懂汉语，很多风俗都已明显汉化。杞黎中的堑对支派在1980年代初青年人就已经不懂黎语，保城支派早已用双语，现在的年轻一代大多已不说黎语，唯有通什支派多数仍讲黎语。黎语中几个人数较少的方言境况更加堪忧。在昌化江下游的美孚黎人数本来就少，边缘地区的已经完全汉化，腹地的东方、广坝、江边、抱板四镇也是双语区了。本地黎1980年代就已经兼通儋州话，现在多数人又会讲海南话和普通话。黎语加茂方言的保亭县加茂镇，人口约1万，但真正会讲黎语的不足三千。人类学家李露露1993-94年调查时就发现，加茂黎通晓汉语，青年人不讲黎语。如此下去，要不了15-20年，加茂黎语就会消失。相关的语言和民族文化特征更是荡然无存，只能在书中读到、在博物馆里看到。如果抢救不及时，书中也读不到、博物馆也看不到全貌了。海内外语言专家历来看好海南岛这个宝库。1930年我国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先生率先登上海南岛，调查了海口、临高、乐会（今琼海）三地的方言。1950年代国家组织了海南岛语言调查，积累了第一批海南岛语言资料，此后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台湾、新加坡学者详细调查了海南岛语言。如50年代到80年代，桥本万太郎曾调查过海南文昌话和临高话。70年代台湾学者丁邦新调查过儋州话，张光宇调查过海口话，何大安调查过琼海话和澄迈话。80年代到90年代新加坡学者云惟利调查过文昌话。国内1950年代詹伯慧调查过万宁话和三亚军话，50年代至70年代欧阳觉亚等人调查过黎语，1980年代欧阳觉亚、郑贻青调查过村话、回辉话，1990年代梁敏、张均如等人调查过临高话。1990年代以后，又有国外学者来调查三亚回辉话。目前国内外出版的海南岛语言研究专著有：欧阳觉亚、郑贻青《黎语简志》（1980年），欧阳觉亚《黎语调查研究》（1983年），丁邦新《儋州村话》（1986年），云惟利《海南方言》（1987年），社科院民族所《黎汉词典》（1993年），苑中树《黎语语法纲要》（1994年），符昌忠《海南村话》（1996年），陈鸿迈《海口方言词典》（1996年），郑贻青《回辉话研究》（1997年），梁敏、张均如《临高话研究》（1997年），欧阳觉亚《村语研究》（1998年），刘剑三《临高汉词典》（2000年），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2003年）。另有一些学者发表了单篇论文。海南岛语言研究中，老一辈学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们在当时的艰苦条件下，亲临田野调查，得到一批珍贵的资料，他们的方法结论也给后人诸多启迪。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非本地出身又非本地工作的学者，调查颇为不易。但是，前辈学者详细调查的，只是海南岛语言资源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量的资源还没有挖掘。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后继研究人员缺少，以及海南省本土不重视，研究经费严重缺乏。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预言：“今后的时代，控制世界的国家将不是靠军事，而是信息能力走在前面的国家。”作为一门研究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的朝阳学科，今天的传播学不仅仅是服务于新闻、宣传、公关、广告等传统行业，更重要的是，传播学的诸多理论和发现还被应用到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等非传统领域。这就是传播学之所以受到政界、学界、军界、商界一致推动的原因。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成立于2004年12月。作为海南省第一家传播学研究机构，中心将充分利用海南省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优势，从微观（中国大陆）、中观（大中国区）和宏观（亚太地区）三个层次上开展国际传播和政治传播方面的应用研究。中心计划于近期从海内外聘请首批特约研究员。海南大学传播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得到了境内外部分知名学者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英国利兹大学传播学硕士课程负责人兼Media and Cultural Politics执行编辑Katharine Sarikakis博士、中华传播学会理事长兼台湾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张锦华教授、香港电台新媒体拓展副总监张玲玲女士、《传播学论坛》总编阮志孝先生、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强先生（吉林大学行政管理学博士）等海内外同仁发来了热情洋溢的贺信。新华网海南频道、《商旅报》、海南在线、传播学论坛、中国校长网、CN记者作家网、中国教育产业联盟网等多家媒体做了报道或介绍。中心主任毕研韬副教授先后就读于中国曲阜师范大学、英国考文垂大学和爱尔兰国立科克大学，于2004年7月加盟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为迎接2005年教育部本科教育工作水平评估，加强学校文科教学与科研，海南大学于2005年2月，整合相关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一所实体性研究机构——海南大学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基地。2007年1月，升格为海南省历史文化研究基地的省级文科研究单位。现任中心主任为赵康太教授（兼），学术委员会主任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和经济成长中心主任林崇椰先生。中心现收藏海南文献两万余册与海南相关的历史资料，各类谱牒、海南人文集近百余种。目前正在开展10个项目的研究。先后举办过2次学术研讨会。中心下设海南方言研究所、黎族研究所、海南省文化历史研究会、海南族谱研究室、周伟民唐玲玲工作室、东南亚文献研究所、琼崖地方史研究室、海南地方志研究室、海南现代文献研究室、特区经济研究所、特区法制研究所、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会等。采用专兼结合的方式从事科研。基地目前主要致力于四个方向的研究：◆海南岛民间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海南岛物质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南海疆域史地与南海诸岛研究；◆东南亚文化及华侨研究。中心除开展日常的学术研究活动外，还编辑大型学术丛刊《海南历史文化研究》，自2007年始，每年出版一卷。本着以学科建设带动科研的理念，基地正积极准备材料，做好2007年硕士点的申报工作，以便后续人才培养。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由政府专门机构主持的一项测试。国家语委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及地方（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站具体负责实施。非普通话培训测试中心、测试站组织的测试结果，一律不作为普通话水平的凭证。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种资格证书测试。根据测试评定应试人普通话水平的等级，为国家正在逐步推行的持证上岗制度服务。有关行业对本行业从业人员提出了相应的普通话水平等级要求，《国家普通话水平等级证书》是从业人员普通话水平的凭证，在全国范围内通用。 国家普通话水平测试是一种口语测试，全部测试内容均以口头方式进行。普通话水平测试不是口才的评定，而是对应试人掌握和运用普通话所达到的规范程度的测查和评定。

可以从几个论点着手，传统文化，尊老爱幼，社会现象等等，恐怕2500都不够写

新闻传播学硕士论文怎么写

2、如何确定研究思路？

在研究中到底是问题重要还是概念重要呢？我认为，问题是研究的价值基点，概念是研究的逻辑起点。所以首先要找一个真问题，好问题，以及抵达问题的方法路径要合理和科学，这个非常重要。我有两点值得注意：

（1）关注现实（问题/现象），但必须思考理论问题，而不是套一个理论，经常有同学说我得找个什么理论，千万别被理论绑架了，是我们对现实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把握上，只有从理论上才能很好地诠释和概括，所以才要思考理论。

（2）对策性研究要用数据和方法支撑，拍脑袋谈对策是不行的。不仅要“自圆其说”，还要有足够的说服力。

研究思路要求：

（1）要交代研究命题成立的合法性，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研究问题成立，问题性到底在哪儿，不要到最后答辩的时候，老师说你这个问题是一个伪命题。

（2）研究思路不是说你要分几部分来论述，然后每一部分研究什么，而是要说明白我为什么从这几个部分来谈，每一部分之间是什么逻辑关系，这个要交代清楚。

（3）研究思路即论文框架设计，在开题时应完成总体设计，在写作过程可以进行局部设计，但最好不要进行大的修改。如果推翻重来也就说明原定思路有问题，开题工作没做好。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原来的思路是对的，但写着写着就走歪了，那就是写作的问题了。

创新性要求：

明确指出你在哪些方面进行了创新，这个一般要结合前文文献综述中的结论来谈，一般需要一二三明确指出来，哪些方面创新了。

如何思考整个研究呢？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变换自己的思路。我觉得专家与学者的区别是学者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专家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二者结合起来就比较好。既能化繁为简，也能深入浅出。站起来可以看清一群蚂蚁，蹲下来才能看清每只蚂蚁。研究视角沿着宏观——微观——宏观不断变换，形成一个“葫芦式”的研究思路。

3、论文写作

研究生论文主要有三类：课程论文、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课程论文主要是作学术训练，目的是培养研究意识和学术规范；学位论文分描述性与论述性两种，用于研究生的综合训练和学术评价，论述性论文有可能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则是体现最新研究成果，是呈现新观点新发现的.理论创新。

学术论文是科学研究工作者以理论的形式表述自己科学研究的创新成果，公开发表或宣读。学术论文与一般杂文、理论文章的不同点就在于科学和创新。学位论文是要通过答辩和专家评审并授予相应学位的学术论文。研究生学位论文首先是写给老师看的，要经得起学者的审阅和检验。学位论文的核心在创新，尽可能用自己的话、自己的材料来充分论证自己的创新观点。当然，现今的硕士研究生一般都是科研新手，要求他们的学位论文都达到以上的创新程度，一般很难，但应该是努力的方向。

学位论文完成初稿后，最好冷处理一段时间。一方面交给导师看，提出指导修改意见；一方面利用这段时间考博、找工作、继续读书研究，还可将学位论文拆成小论文发表。在这一过程中，可能又有新的思考和收获。到最后正式提交论文前，或者在预答辩之后，静下心来认真修改论文，这样才能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势，将论文修改好，精益求精，不留遗憾，顺利通过答辩并力争取得好成绩，为读研划上一个准备通过圆满的句号。

此外，写论文要从看论文开始，要多读论文读好论文。还要会读论文，研读论文的三种方式：学习知识型、批评讨论型、启发研究型。

4、学术规范

20世纪英国哲学家布朗在一篇题为《科学的自治》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学术共同体”这个概念。学术共同体指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价值取向、文化生活、内在精神和具有特殊专业技能的人，为了共同的价值理念或兴趣目标，并且遵循一定的行为规范而构成的一个群体。新闻传播学尽管尚未形成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但是需要学术规范已形成共识。所谓学术规范是指学术共同体根据学术发展规律参与制定的有关各方共同遵守的有利于学术积累和创新的各种准则和要求，是整个学术共同体在长期学术活动中的经验总结和概括。学术规范的内容涵盖以下三个层面：

逻辑层面，主要规范逻辑思维与创造性等方面的内容；论文各章节之间要有一个递进的逻辑关系，形成一条问题链，不要采用教科书的写法，前后章节只是并列关系。

方法层面，主要规范研究的路径、边界与方法等；问题决定思路，思路决定方法，而不是反过来。同时要注意问题的边界，把问题讨论限定在一个合适的范围内。

形式层面，主要指文本规范，包括文献索引、引证出处、参考书目、注释体例等。

研究要讲学术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就是科学性。但任何一种极致离荒谬只一步之遥，任何东西强调过头了也会有问题。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不能代替原创。有的一万多字的论文可以有100条以上的引文。不妨做个试验：将文中的引文全部抽去，还剩下什么？再将转述的话删除，还只剩下什么？

论文要有学术性，那么什么是学术性呢？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就是你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学术概念，就是你的标题里面最起码应该有个学术概念。有人说我要研究电视台做的活动，这只是一个研究范畴，如果聚焦到电视台活动中的仪式传播，仪式传播就是一个学术概念，这样学术性就上来了。

不是学术概念或尚未形成学术概念者难道就没有研究的价值吗？例如“新闻立台”、“网络问政”，是不是学术概念？研究民生新闻、传媒产业到底有多少学术性？处于急剧发展的新闻学和转型中的传媒，有太多的现象需要关注，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解决，难道因为它还没有成为一个学术概念我们就不去研究它吗？我们完全可以用学术的方法来研究这些现实问题、中国问题。

三、研究方法和方法论

研究方法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生的核心竞争力。研究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找到合适自身的方法和路径。这里说的方法有三个层面，狭义的层面是作为分析工具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广义的方法包括什么是可以研究的问题，怎样设计一个回答问题的研究计划，用什么方法搜集和分析资料，怎样从资料中提出对问题的解释，怎样阐明自己的发现并把它表述出来等。最高层次的就是哲学层面的方法论，它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世界观主要解决世界“是什么”的问题，方法论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在此我着重谈后两个层面的方法。

1、方法论

“方法论的自觉是学科成熟的标志。”从方法论层面来看，研究新闻传播用什么方法呢？科学的结论通常用两种方法来保证其有效性：要么由经验事实（尤其是数据）予以支撑，要么由逻辑推理予以保证。研究方法本身并没有优劣之分，应该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可谓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受美国实证主义的影响，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加强实证研究，这是好事，但也会走进另一个极端。我参加一次传播学硕士论文答辩时发现，有的同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做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和分析，但却感觉他是认真真地去做一个毫无价值的东西。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社会系统，简单生硬地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来讨论和分析某一问题往往是力不从心的。人文科学回答“为什么？”，社会科学回答“是什么？”，应该互为补充，相辅相成。

我国新闻传播学方法论的演变：人文学科方法论——社会学科方法论——人文、社会、自然科学结合的方法论。1987年，祝建华教授发表的论文《传播学定量研究方法的科学来源》，可能是最早的以“科学方法论”为论证对象的文章。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传统的研究方法——哲学思辨、历史求证、法规判别——已不能适应科学研究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需要借鉴“科学方法论”。文章指出了科学方法论的要义：科学研究的关键不在于结论是什么，而在于得出结论的过程是否合乎科学原理。目前我国新闻传播学质量较高的文章，通常是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相结合，新闻学话题与传播学方法相结合。陈力丹教授认为：“新闻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的整合方向，除了证实研究的量化分析与质化分析的结合外，更为长远的整合，应该是人文——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与‘科学方法论’的思维方式的结合。”①

“当代学术发展，正面临着两个基本现实：一是没有哪一个学科，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解决任何一个重大社会理论和实践问题；二是实现学科进步，越来越多地需要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也就是说，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依存度在加强。正是这两个现实，是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不但成为可能，而且成为必须。”②因此，跨学科研究和系统研究的方法日益显得重要。

2、研究方法

时常有些同学还在尚未确定选题时就跟我讨论研究方法，试图通过研究方法的优势而确保论文的品质，这是一种为方法而方法的做法。研究方法的选取应该是为研究选题度身定做的。不要过分关心方法，重要的是某研究有没有意思，逻辑是否成立，经验根据是否充分可靠，结论是否有助于社会变革的思考和对策。

实证研究

实证研究主张研究真实的世界，有别于语词构成的概念世界或由信条构成的理论世界。实证研究用可经验感受和验证的方式，有别于概念界定和演绎的方法，运用特定研究所必备的多学科知识，努力追求功能性和因果性，理解社会中的各种现象，进而有助于人们审慎但有效地改造世界。实证研究也完全可能做得不好，同样可能毫无学术意义，同样可能自觉不自觉地研究假问题，仅仅是把概念或意识形态争论演绎成所谓实证研究。因此，所谓的实证研究，不是以方法来界定，或者是以概念来界定，而是要看这个问题是不是有意思，是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不要以为实证研究只有定量分析，它包括定量和定性两种研究方法。量化研究主要是回答“是什么”，而质化研究主要回答“为什么”。当然，质化研究对于样品的选取十分严格，如果能够辅助其他研究方法，可以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偏差与片面。量化研究同样面临挑战，一是假设和取样，二是对数据的解读，对结果的解释。长期以来，人类学和民族志的“田野调查”没有引起新闻传播学者足够的重视，少有学者把新闻实践和传媒业务作为调查研究的“田野”。为此，我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质化研究：新闻传播被忽视的分析工具》，之后在《湛江师范学院学报》作了更详尽的介绍和讨论。

个案研究

在国内外学界，问卷调查成为主流研究方法；个案研究方法则备受批评。在各种批评意见中，代表性问题成为个案研究方法遭受最多批评的问题。例如，人们常常发出疑问：对单个个案的研究，能有代表性吗？能有多大的代表性？个案研究的结论怎么能推论到总体？可以说，个案研究的代表性问题是国内外社会学界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其实所谓“代表性”属于统计调查研究的问题，主要是指在概率意义上“样本”能否估测“总体”的特征（谢宇，2006；彭玉生，2011）。因为没有涉及“大数”现象，个案研究无从谈及这一问题，但这也并不意味着个案研究的意义就限于其本身，研究者都试图“走出个案”（卢晖临、李雪，2007）。

像统计调查研究一样，个案研究最终呈现的结果也是一项知识，这一知识是否有意义在于它能否增加新的认识，即能否促进知识的增长。知识包括经验知识和理论知识，相应地，知识增长也包括两个方面：扩充对经验事实的认知与提出新的理论见解。个案研究如何能获得对更大范围事实的认知？如何能获得更具一般性的理论概括？即基于个案研究能否获得超过个案适用范围的知识？这是个案研究始终要面临的问题，我们称之为超越性问题，也是个案研究的典型意义所在。在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脉络中，三种研究取向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深具影响，它们分别是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格尔茨的“深描说”和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对超越性问题的处理主要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将个案视为“整体”中的“部分”，探寻事实层面上通过“部分”认识“整体”的途径；一是着眼于个案研究的理论意义，试图通过个案进行理论启发或检验。

研究方法是为研究服务的，没有一种研究方法是可以轻而易举取得效果。思辨推理需要很强的理论功底，实证研究不仅要求数据采集和分析的严谨，还要有解释力和说服力。往往单一的研究方法难以解决问题，可以采用多种分析工具相结合的方法，如定量研究加深度访谈，个案研究为主，比较研究为辅。但一般不宜超过三种研究方法。我们要充分认识各种研究方法所能和所不能，了解它的适用范围和局限性，才能把它用对用好。此外，除了史学研究之外，文献分析一般不能算是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前必须做的文献综述。

①陈力丹：《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分化、整合与研究方法创新》《现代传播》2011年第4期，第29页

②卷首语：《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