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的新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它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激发了人们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热情,但未能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指明真正的道路。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文化运动有了新发展。
尽管1920年后意识形态的要求日益强硬,知识分子言论的内容日益政治化,但不能把新文化现象仅仅轻视为开场或结尾时的一个插曲。它为富有创新精神的思考和新鲜政治社会观念的普及化,创造了一个相宜的环境。
它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民国初年的幻灭感中失落了的自信和自尊。因此,一方面,它为有计划地继续追寻目的和方向准备了道路;另一方面,它确立了对新文化思想极为重要的价值——自由探索和自我表现的价值,务实判断和合理瞻望的价值。
这些价值的确立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判断标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他们据此继续严格地评估后来政治的合法性,直至1949年的巨大转折,甚至延续到这以后。
“ 这个新世界与我们的文明如此不同,身处其中,我们怎能安然无动于衷?”1917年,胡适准备回国承担大任,他在美国已为此做了多年的准备,他写道,“我们如何吸收现代文明,以使它跟我们自己创造的文明互相融合,协调发展?”
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的批判者和敌人,都会认同这样的态度。甚至那些怀旧情绪很浓的人,都很清楚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时代的形态和制度。只有极少数康有为的追随者,支持清廷于1917年7月短命而愚蠢的复辟。
对于五四前后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例如胡适来说,问题在于,如何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或创造一种连续性,以使中国的存在具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