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学术论文

1.〈旧民生主义不具有民粹主义的色彩〉,9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2.〈太平天国时期的湖南团练〉,12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3.〈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思想再评价〉, 8千字，《贵州社会科学》,1986年第8期。4.〈旧民生主义与民粹主义之比较〉,10千字，《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3期。5.〈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12千字,《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6.〈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13千字，《求索》,1987年第6期。7.〈重评《钦定宪法大纲》〉, 8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6期。8.〈关于清末预备立宪几个问题的商榷〉，13千字，《史学月刊》,1988年第1期。9.〈一八四七年湘桂边境瑶民起义述论〉，《吉首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10.〈梁漱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探索〉，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6期。11.〈文化保守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12.〈梁漱溟与五四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15千字，《求索》,1989年第4期。13.〈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析〉，《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6期。14.〈梁漱溟与阳明学〉，15千字，《孔子研究》,1990年第2期。15.〈自卑与自大：两种不健全的文化心态〉，12千字，《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16.〈论胡适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18千字，《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6 期。17.〈“古今之别”与“中外之异”——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反思之一〉，13千字，《江汉论坛》 ,1992年1期。18.〈梁漱溟与五四时期反科学主义思潮〉，18千字，《东方文化》,1992年第1期。19.〈“评判的态度”与“同情的理解”——论胡适与梁漱溟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 12千字，1〈3千字，《中州学刊》,1992年2期。20.〈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2年第2期。21.〈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论五四时期梁漱溟与胡适的中西文化之争〉，15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1991年第4期。22.〈“五四”是全盘性的反传统运动吗? 〉,15千字，《求索》,1992年第4期。23.〈梁漱溟新儒学思想研究〉,18千字，《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4期。24.〈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50千字，《现代新儒学研究论集》(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25.〈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15千字，《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三联书店,1993年。26.〈论“东方文化派”〉 ，18千字，《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第4期。27.〈中国向何处去——30年代张君励对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出路的选择〉，15千字，《新儒家评论》第二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995年。28.〈现代新儒学的历史考察〉，25千字《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哲学卷导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29. 〈1840—1914年中国启蒙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中国近代启蒙思潮·上卷导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30.〈不应被忽视的思想家——包世臣思想简论〉，15千字，《近代史研究所青年论坛》2000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1.〈中国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论纲〉，26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1年第2期。32.〈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思想界〉，48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2年第1期。33.〈第一次世界大战与战后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20千字，《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34.〈论民国西学传播的特点〉，11千字，《中州学刊》，2002年第4期。35.〈张君劢与西化思潮〉，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36.〈梁漱溟与现代新儒学〉，13千字，《求索》，2003年第2期。37.〈张君劢与1949年中华民国宪法〉，14千字，《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38.〈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15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3年第4期。39.〈张君劢与现代新儒学〉，11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40.〈重评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12千字，《史学月刊》，2003第4期。41.〈近代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论略〉，5千字，《新哲学》，2003年第1期。42.〈包世臣与道咸年间的经世思潮〉，450千字，（韩国）《东北亚文化研究》，2003第5期。43.〈张君劢论儒家思想与中国现代化〉，10千字，《孔子研究》，2004年第1期。44.〈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历程〉，10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45.〈梁漱溟与西化思潮〉，9千字，《求索》，2004年第3期。46.,1930年代的“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12千字，《湖南师大学报》，2004年第3期。47.〈论张君劢对现代中国学术的贡献〉，10千字，《浙江学刊》，2004年第3期。48.〈论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6千字，《中州学刊》，2004年第3期。49.〈国家.社会与个人——张君劢政治思想的演变〉，12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50.〈一战与战后（1918—1927）中国文化思潮的变动〉，15千字，《淮阴师范学院》，2004年第4期。51.〈国民党训政制度对孙中山训政理论的继承与背离〉，12千字，《史学月刊》，2004年第9期。52.〈辩证看待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保守与激进〉，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月8日“历史学”。；53.〈如何深化近代湖湘文化研究〉，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3月9日“史学版”。54.〈“五四”时期的思想文化斗争——以泰戈尔访华为中心〉，5千字，《光明日报》，2004年6月8日“史学版”。55.〈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三个误区〉，5千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10月21日“历史学”。56.〈论国民党的训政制度与孙中山训政理论的关系〉，15千字，《第七届孙中山与现代中国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国立国父纪念馆，2004年9月版。57.〈重评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15千字，《广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8.〈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59.〈论民国时期的东学西传〉，15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60.〈张君劢与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20千字，《绥化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61.〈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3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62.〈西化思潮的历史考察〉，16千字，《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63.〈现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历史考察〉，15千字，《求索》，2005年第1期。64.〈论包世臣在嘉道经世思潮中的历史地位〉，4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1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会，2005年。65.〈九一八事变后张君劢新儒学思想的发展〉，15千字，《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66.〈梁启超晚年的文化取向与政治取向及其疏离〉，13千字，《中州学刊》，2005年第5期。67.〈论张君劢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历史地位〉，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5年第5期。68.〈泰戈尔访华与五四时期的思想斗争〉，15千字，《2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69.〈论晚清思想家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11期。70.〈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5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集刊》第2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71.〈论晚清爱国主义的三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05年11月25日“史学版”。72.〈关于民国乡村建设的几个问题〉，15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73.〈九一八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以“新年的梦想”为中心的考察〉，13千字，《吉首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74.〈抗战时期钱穆复兴中国文化的思想及评价〉，13千字，《齐鲁学刊》，2006年第2期。75.〈关于“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的对话〉，11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3月28日“史学版”。76.〈“九一八”后的民主宪政运动〉，12千字，《求索》，2006年第3期。77.〈“九一八”后的民族复兴思潮〉，15千字，《学术月刊》，2006年第4期。78.〈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6千字，《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79.〈谋求儒学的现代转换——梁漱溟与现代中国学术〉，15千字，《孔子研究》，2006年第3期。80.〈民国思想史的几个特点〉，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81.〈胡适是“全盘西化论者”？〉，18千字，《浙江学刊》，2006年第4期。82.〈包世臣与嘉道年间的学风转变〉，15千字，《安徽史学》，2006年第4期。83.〈五四新文化运动与近代中国人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5千字，《光明日报》，2006年9月18日“史学版”。84.〈梁漱溟与马克思主义〉，20千字，《湖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85.〈晚清思想家“振兴中华”使命感的历史考察〉，13千字，《教学与研究》，2006年第11期。86.〈西学传播：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桥梁〉，6千字，《河北学刊》，2006年第6期。87.〈马一浮新儒学思想研探〉，2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6年冬之卷。88.〈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20千字，《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89.〈包世臣与嘉道时期的禁烟和抗英斗争〉，13千字，《安徽史学》，2007年第2期。90.〈30年代思想界关于中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争论〉，18千字，《求索》，2007年第3期。91.〈民国乡村建设之“公共卫生”研究〉，9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92.〈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93.〈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10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94.〈论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对学衡派的影响〉，18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7夏之卷。95.〈论“东方文化派”与五四新文化运动〉，30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第47辑，2007年4月。96.〈论东方文化派〉，30千字，《近代文化研究》第一辑，2007年6月。97.〈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转型〉，45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3集，2007年6月。98.〈中国近代思想史开端之我见〉，5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8月26日“史学版”。99.〈要加强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5千字，《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5期。100.〈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30千字，《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集刊》第4集，2007年9月。101.〈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思想的近代转型〉，16千字，《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102.〈张君劢与1923年的人生观论战〉，12千字，《传记文学》，2007年第11期。103.〈辩证审视中国传统思想的近代转型〉，12千字，《光明日报》，2007年11月30日“史学版”。104.〈嘉道经世思潮与晚清社会的近代转型〉，16千字，《史学月刊》，2008年第1期。105.〈张治中与抗战初期的湖南教育〉，10千字，《教育史研究》，2008年第1期。106.〈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及其特点〉，24千字，《四川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107.〈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演变〉，20千字，《浙江学刊》，2008年第2期。108.〈历史为什么没有选择自由主义〉，12千字，《光明日报》，2008年5月10日“史学版”。109.〈30年代知识界的社会主义思潮〉，25千字，《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3期。110.〈盘点中国近代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9千字，《郑州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111.〈“五四”前后的民族主义与三大思潮之互动〉，18千字，《学术研究》，2008年第7期。112.〈包世臣的文论.诗论和文学成就〉，15千字，《安徽史学》，2008年第4期。113.〈《瀛环志略》与《海国图志》之比较〉，14千字，《晋阳学刊》，2008年第6期。114.〈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现代新儒家与马克思主义之关系初探〉，15千字，《当代中国史研究》，2008年第6期。115.〈中国知识界对国联处理九一八事变的不同反应——以胡适.罗隆基和胡愈之为例的考察〉，25千字，《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1期。116.〈从徐继畲看中国近代史上的爱国与卖国〉，10千字，《晋阳学刊》，2009年第2期。。117.〈论苏联“一五计划”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影响〉，25千字，《世界历史》，2009年第2期。118.〈继承五四.超越五四——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12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4月28日“史学版”。119.〈论包世臣的吏治思想〉，15千字，《安徽史学》，2009年第3期。120.〈论30年代初中国知识界的苏俄热〉，45千字，（韩国）《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121.<论“民生主义”的内容及其当代意义>，13千字，《学术研究》，2009年第7期。122.<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历史分期>，5千字，《光明日报》，2009年8月18日“史学版”。123.〈改造与五四社会主义之传入>，18千字，《求是学刊》，2009年第3期。124.<理性民族主义——九一八事变后的〈大公报〉>，20千字，《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125.<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126.<九一八事变后费希特民族主义思想的系统传入与影响>，30千字，《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6期。127.<张君劢对西学传播的贡献>，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09年夏之卷。128.<论清代嘉道时期的湖湘经世派>，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7月27日“史学版”。129.<新路：批判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第一刊>，25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130.<新世纪以来近代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回顾与展望>，15千字，《中国文化研究》，2010年秋之卷。131.<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建构及其过程>，18千字，《华东师大学报》，2010年第5期。132.<关于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的对话>，10千字，《中华读书报》2010年9月27日。133.<中国近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几个问题>，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11期。134.<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社会转型的几个特点>，5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12月14日“史学版”。135.<报刊与民国思想史研究>，18千字，《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136.<中西与新旧之间：中国近代史上的保守与激进>，15千字，《学术研究》，2011年第1期。137.<论国民观在清末的兴起>，15千字，《学术界》，2011年第6期。138.<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知识界的思考>,15千字，《浙江学刊》，2011年第4期。139.<论九一八后文化民族主义思潮>，15千字，《天津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140.<国民观：从臣民观到公民观的桥梁>，15千字，《晋阳学刊》，2011年第5期。141.<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初步建立>，15千字，《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0期。142.<论革命派在辛亥革命中的历史作用>，15千字，《高校理论战线》，2011年第10期。143.<论五四时期的世界主义>，18千字，《吉大学报》，2011年第6期。144.<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18千字，《安徽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145.<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及其理论构建>,18千字，《近代史研究》（英文版），2012年第2期。146.<论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主义思潮>,5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2月28日“史学版”。

新文化运动 （1）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 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爆发了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猛烈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 这一时期，在政治方面，辛亥革命失败后，列强支持袁世凯称帝，加紧侵略中国，中国先进分子为改变这种局面寻找新的出路；经济方面，中国资本主义在一战期间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强烈要求在中国实行民主政治，以更好地发展资本主义；随着新式学堂的建立和留学风气日盛，西方启蒙思想进一步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的思想深入人心，袁世凯的尊孔复古的逆流为民主知识分子所不容。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既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经济、政治、思想文化诸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也是近代中国经历长期的物质、思想准备基础上的必然结果。 （2）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建议在教学的时候出示有关人物的投影片，帮助学生整理相关知识，对于新文化运动中主要人物的生平可以采用讲述法。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令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像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新青年》和北大成为宣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阵地蔡元培是著名民主革命家和教育家，他在学术上实行“兼容并包、百家争鸣”的方针。他在担任北大校长期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提倡学术研究，展开百家争鸣，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中外教员一视同仁等。他聘请新文化的倡导者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李大钊担任图书馆主任。还有胡适、刘半农、钱玄同、周作人、鲁迅以及一批留学回来的自然科学家都先后到北大任教。但同时，北大也有一批以刘师培、辜鸿铭为代表的所谓旧派教授。通过改革，使北大成为当时全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培养造就了一批具有新思想的青年。 “德先生和赛先生” 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的树立，使中国许多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还造成了新思想、新理论广泛传播的大好机遇。教材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四个提倡、四个反对的阐述，真正体现出了新文化运动的“新”之所在。 （1）民主和科学的口号 “民主”是指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科学”主要是指近代自然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资产阶级宣扬民主，反对封建专制，把斗争矛头直指封建专制的理论支柱儒家思想；宣扬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这一口号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的迫切需要，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但这一口号仍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性质，有它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它不能同群众运动相结合，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因而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封建思想。 （2）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新文化运动是沿着两条战线展开的，一条是思想战线，一条是文学战线。两条战线交织进行，因而它既是一场思想革命，又是一场文学革命。作为思想革命，它倡导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愚昧、迷信，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作为文学革命，它倡导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旧文化的斗争。后期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对于运动的主要内容，在于引导学生理解和认识其内涵和意义，使之充实化、具体形象化，即与教材内容和补充资料对照、联系起来分析、认识。对于运动前后期内容的变化，教师应适当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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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文化运动空前的思想大解放，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相比，这一时期，不但中国的各种思想与文化融合，中国与西方的文化也发生了碰撞。因此规模空前。中华文化历经千年而不倒，关键在于交流融合，为我所用。春秋战国时期，国内的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与激荡，产生了光耀千秋的诸子百家。

2、从东汉一直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与印度的佛教交汇，中国的儒家文化在印度的佛教的冲击下，不但没有毁灭，反而愈战愈勇，在学习和吸纳佛教的基础上，产生了博大精深的宋明理学。在近代，中西文化碰撞，更大规模的文化融合出现，相信中国文化在原有的基础上一定会吐故纳新、前程无限。

3、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封建思想的统治地位。新文化运动前，资产阶级维新（改良）派和革命派，在宣传各自的政治观点时，都没有彻底地批判封建思想。经过新文化运动，封建思想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批判，人们的思想得到空前的解放。

4、民主和科学思想得到弘扬。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这就为新思潮的传播开辟了道路，也推动了中国自然科学事业的发展。

5、新文化运动是辛亥革命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延续，形成空前的思想解放。它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专制主义以空前沉重的打击，动摇了传统礼教的思想统治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开辟了道路。 “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更是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思想运动，使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转变为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

邢台大地震 1966年3月8日至29日，连续发生多次6、7级地震。首次地震发生于邢台地区隆尧县以东，震级为级，此后，又发生5次6级地震，以22日发生于宁晋县东南的级地震为最大。由于灾区土质松散，地下水位较高，古河道等因素影响，地震造成破坏损失严重，破坏范围大。级地震波及142个县市，级地震破坏范围包括136个县市。有感范围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等广大地区。地震共造成8182人死亡，51395人受伤，破坏房屋400余万间，损坏桥梁86座。灾区共发生事故性火灾115起，烧死16人，烧伤26人，烧毁简易房153间。邢台西部山区和井陉、武安一带发生山崩300余处，山崩飞石引起火灾22起，烧山80公顷。地裂缝、冒沙、冒水现象普遍，断续延长几十米至数公里。地裂最宽达2米。井水上升或外溢等很普遍。滏阳河上几座桥遭严重破坏。艾辛庄大桥桥面向南移动，与桥墩错开米，致使交通中断。地震影响区域广。天津市和琢县有发电机掉闸，造成短暂停电现象。石家庄以西和山西昔阳等地破坏程度也较高。国务院非常重视邢台地震，即令当地驻军赶赴灾区进行抢救。全国各地大力支援灾区，派出医疗队，支援大批食品和救灾物资。周恩来总理3月9日冒着地震危险到震区隆尧县听取灾情汇报和救灾情况，慰问灾区人民。震后进驻灾区的医疗队达到94支，医务人员达到7115人。 云南大关地震 1974年5月11月，大关发生级地震。四川盆地大部分地区有较强烈震感。有感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地震造成1423人死亡，1600余人受伤；损坏房屋万余间，其中倒塌万余间，房屋破坏区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极震区内木结构房屋的木构架无破坏，而土、石墙多倒塌，土搁梁房和毛石砌筑石搁梁房，大多数坍塌或倒平。地震还造成山坡崩滑与地裂缝，毁坏道路，农田、水渠、埋没村舍。最大规模滑坡的前缘冲抵小河对岸，形成高约30米的堤坝，堵水成湖。 辽宁海城地震 1975年2月4日，海城发生级地震。极震区面积为760平方公里。这次地震发生在人口稠密、工业发达的地区，是该区有史以来最大的地震。由于我国地震部门对这次地震作出预报，当地政府及时采取了有力的防震措施，使地震灾害大大减轻，除房屋建筑和其他工程结构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和损失外，地震时大多数人都撤离了房屋，人员伤亡极大地减少。伤亡人员总数为29579人，占总人口的，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伤亡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的人。地震造成城镇房倒塌及破坏约500万平方米，公共设施损坏165万平方米，农村房屋毁坏1740万平方米，城乡交通、水利设施破坏2937个，各种设备、物资也遭到严重损失，总计约亿元。地面喷沙孔大的直径达米。有一地震断裂，长约公里，裂缝带宽处达40米。营口市破坏面积占全市总面积的。震后，及时展开救灾工作。解放军出动了万余人，1173部汽车，12架飞机参加救灾。派进灾区的医疗队达到101个，人员3480人。震后两天供水修复；2月7月灾区全部恢复供电。灾民群众在“三防”简易房欢渡了春节。交通和工农业生产一个月后基本上得到恢复。海城地震预报的成功取得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据推测，如无预报，人员伤亡将达15万人左右，经济损失将超过50亿元。 云南龙陵地震 1976年5月29日，云南西部龙陵县先后发生两次强烈地震。第一次发生在20时23分18秒，震级为级，第二次发生在22时0分23秒，震级级。这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余震活动额度高，强度大。每次地震各出现了两个极震区。自5月29日至年底共记录到3级以上地震2477次，其中，、级19次，级、级及级各一次。这次地震使云南省保山地区、临沧地区、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9个县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人员死亡98人，重伤451人，轻伤1991人，房屋倒塌和损坏42万间。受灾面积约1883平方公里。地震引起的滑坡也造成较严重损失。滑坡毁坏农房180幢，稻田、牧场、森林茶园近3900公顷，破坏渠道1126条，摧毁一座装机容量为240千瓦的水电站和三座20千瓦以下的水电站。破坏道路185公里，塌方量达78万立方米。龙陵地震经历了中期和短临预报的过程，并在震前采取了相应的防震措施。浅层崩塌性滑坡是此次地震的典型现象。 河北唐山地震 1976年7月28日，唐山市发生级地震。地震的震中位置位于唐山市区。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罕见的城市地震灾害。顷刻之间，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化为一片瓦砾，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财产遭到惨重损失。北京市和天津市受到严重波及。地震破坏范围超过3万平方公里，有感范围广达14个省、市、自治区，相当于全国面积的三分之一。地震发生在深夜，市区80%的人来不及反应，被埋在瓦砾之下。极震区包括京山铁路南北两侧的47平方公里。区内所有的建筑物均几乎都荡然无存。一条长8公里、宽30米的地裂缝带，横切围墙、房屋和道路、水渠。震区及其周围地区，出现大量的裂缝带、喷水冒沙、井喷、重力崩塌、滚石、边坡崩塌、地滑、地基沉陷、岩溶洞陷落以及采空区坍塌等。地震共造成万人死亡，万人受重伤，仅唐山市区终身残废的就达1700多人；毁坏公产房屋1479万平方米，倒塌民房53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高达到54亿元。全市供水、供电、通讯、交通等生命线工程全部破坏，所有工矿全部停产，所有医院和医疗设施全部破坏。地震时行驶的7列客货车和油罐车脱轨。蓟运河、滦河上的两座大型公路桥梁塌落，切断了唐山与天津和关外的公路交通。市区供水管网和水厂建筑物、构造物、水源井破坏严重。开滦煤矿的地面建筑物和构筑物倒塌或严重破坏，井下生产中断，近万名工人被困在井下。唐山钢铁公司破坏严重，被迫停产，钢水、铁水凝铸在炉膛内。三座大型水库和两座中型水库的大坝滑塌开裂，防浪墙倒塌。410座小型水库中的240座震坏。6万眼机井淤沙，井管错断，占总数的67%。沙压耕地万多公顷，咸水淹地万公顷。毁坏农业机具万余台（件）。砸死大牲畜万头，猪万多头。唐山市及附近重灾县环境卫生急剧恶化，肠道传染病患病尤为突出。震后，党中央和国务院迅速建立抗震救灾指挥部。解放军和全国各地的救援队伍、物资源源不断地云集唐山，展开了规模空前的紧张的救灾工作，及时控制了灾情，减少了伤亡。市区被埋压的60万人中有30万人自救脱险。解放军各部队出动近15万人。唐山机场一天起降飞机达390架次。京津唐电网3000多人组成电力抢修队。全国13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铁路系统的2万多名医务人员，组成近300个医疗队、防疫队。空运重伤员到外省市治疗，共动用飞机474架次，直升机90架次；共开出159个卫生专列。各级政府及时解决了群众喝水、吃饭、穿衣问题。重建家园工作1976年底着手准备，1978年开始，10年后一个欣欣向荣的新唐山出现在中国大地。 四川松潘－平武地震 1976年8月16日，松潘、平武之间发生级地震。地震属震群型，主震之后又发生22日级地震和23日级地震。这次地震有感范围较大，西至甘肃高台，南至昆明，北至呼和浩特，东至长沙，最大半径1150公里。震后连降暴雨，造成山崩、塌石、泥石流等，致使农田、道路、河床等破坏严重，通讯中断。耕地被毁十几万公顷，粮食损失达500万公斤，牲畜死亡2000余头。地震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加之震前已有预报，采取了人员撤离的措施，因此，人员伤亡仅为800余人，其中轻伤600余人。多数是由震后泥石流、山崩、滚石等次生灾害所致。四川省各级政府在震前建立了防震抗震救灾指挥部，要求各部门做好各方面准备。地震发生后成都市及附近地区群众，由于受唐山地震的影响，产生了严重的恐震心理，从而出现了惊慌、外逃、外迁、跳楼现象，给社会生活带来影响。同时地震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加剧了社会不安定状况，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厂矿停产现象。 河北尚义地震 1998年1月10日11时50分，尚义以东地区发生级地震，造成了严重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是当年中国大陆地区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地震灾区涉及张北、尚义、万全和康定县的19个乡镇，灾区人口近17万。地震中有49人死亡，11439人受伤，其中重伤362人，伤亡人数占全国当年总数的。由于当地居民房屋的结构和选址不合理，房屋的建筑质量和抗震性能不强，有些房屋本身就已经危险，因此，房屋破损较为严重，破坏面积达到650多万平方米，其中完全毁坏万平方米。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亿元，占当年总数的。与该县相邻的山西大同高天镇县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也达到万元。震后政府和各方面共投入救灾款项亿元。回答者：银矿 - 经理 五级 5-18 18:331976年7月28日03点42分在唐山发生了7. 8级地震。当天18点45分又在滦县发生了7. 1级地震，同年11月15日宁河发生了6. 9级地震，主震后的余震更加加重了地震灾害。唐山地震无明显前震，余震持续时间长，衰减过程起伏大，余震活动历经二十余年未平息，至今仍有4级左右地震发生。 邢台大地震： 时间：1966年3月8日5时29分14秒/3月22日16时19分46秒 地点：河北隆尧县/宁晋县 震经/震中：级/9度；级/10度 波及范围/损失:北到内蒙多伦，东到烟台，南到南京，西到铜川/地震发生后，漫天飘雪 死亡人数: 8064人 汶川大地震 时间: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秒 纬度:°N 经度:°E 深度:33km 震级: 震中位置:四川汶川县 都江堰市西21km(267°) 崇庆县西北48km(327°) 大邑县西北48km(346°) 成都西北75km(302°)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在高中历史书上的课本里能找到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字数在几百字左右，关键要自己写啦，不要搞什么现成的

一、现代化意识的曲折显现—— 从“中体西用”到“西化”、“中西互补” 现代化并不是一个单向的历史过程，而是近代西方的冲击与东方国家内部回应两者相结合的一个错综复杂过程。对于受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东方国家来说，自强图存的第一个回应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它的具体措施就是模仿西方的先进技艺。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悠久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西方冲击在传统知识分子思想中激起的最大反响是文化回应，即东西两种不同文化体系的冲突，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观的论战的由来。 从自强运动（即洋务运动）到“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初期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居于领导地位的士大夫阶层应付“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最早的现代化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哲学上来看，这种两分法可能是谬误的，但中体西用论的基本精神是以西学来补中学之不足，承认中学不是完美无缺而有可补之处，这毕竟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思想界的一个进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统治阶级包括它的知识精英从御夷图强到变法图强，都是一种“防御性现代化”，其中心思想都是突出一个“保”字——保种、保教、保国、保民。在“保”的前提下进行“变”，就是在中国的旧“体”的框架内引进西方的器用。这种现代化模式在世界上也是有而且获得成功的，那就是东邻日本在“尊王攘夷”、“和魂洋才”的口号下进行的明治维新。中国的维新运动就是学日本的维新而来。日本的成功并不是丢弃自己东方文化而全力推行“西化”，而是在发扬狂热的“神国主义”保持自己的国本的条件下，急速建设“军国主义的工业制度”，建立了一个可与西方匹敌的准现代国家，通过侵略战争赢得世界声誉。“日本精神加西方知识”的畸形现代化打败了“中体西用”的现代化，固然证明中国现代化的失败，但如果把失败完全归之于中体西用论的失误，那就把复杂的历史过于简单化了。 “西化”论的主流思潮并非“全盘西化”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社会进化论的输入为革新志士提供了新的思想武装，于是激进的革命派提出种族革命的理论（孙中山、章炳麟等），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则从保国保种的思想转向根本改造国民素质的“新民”理伦。“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氏这种除旧布新的“新化”思想中，已包含中国处在过渡时代的意识、现代竞争意识等现代化思想的闪光。这显然已开始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他为现代国家的国民设计的新德性，诸如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尚武、进取冒险、权利思想、国家思想、义务思想等等，与当代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在《人的现代化》一书中开列的现代人特征比较，有许多观点是吻合的。新民运动就是人的“新化”运动，是从“中体西用”观向“西化”观过渡的桥梁。 在辛亥革命以后，中体西用的思潮日趋衰落，但是主张中西调和的观点仍一直占居上风。到“五四”前后，陈独秀、胡适等人在报刊上以毫不妥协精神向封建旧文化挑战，在思想界才激起了轩然大波。陈独秀以毫不调和的立场来对待中西文明的冲突，旗帜鲜明地主张接受近代西洋文明来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就彻底否定了“中体西用”论。他写道：“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礼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答佩剑青年》）陈独秀所说“欧化”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西化”，即梁启超所说的“新化”，这是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对现代化的理解，其内涵就是科学化和民主化。对此胡适加以发挥，提出了东方落后民族应当以西化方式实现追赶型的现化化观点（《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他在《我们对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又进一步提出要打破所谓东西方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对立这种流行成见，并充分肯定西洋文明是理想主义的。清末以来，对西方文明的估价从器物层次上升到制度层次，现在又从制度层次上升到精神领域，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进步。在十余年内中国现代启蒙思想的猛进，由此可见一斑。总之，五四时期的西化论的主流思想是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 从“西化”论到“中西互补”论 有关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在“五四”前后历时达十余年，在这场论战中彻底反传统的西化派到底取得多大成果，还有待于深入研究。从近百年中国启蒙思想运动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主要并不在于已经批倒了各种旧礼教和旧道德，而在于破除了对自由探索的各种桎梏，形成了一个各种新思潮百家争鸣的局面。只有在这样的思想黄金时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才得以迅速传播。在“五四”前后发生的形形色色的思想论战中，围绕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1年）一书展开的论战，是后斯关于东西文化问题讨论的一个新的热点。 近代中国涌现的所有新思潮都是世界思潮的某种反映，世界思潮的变化也必然影响中国思潮的转变。“五四”以前，中国维新志士倡导的新学，留学生提倡的新文化，实际上都是十九世纪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各种问题，才引起了西方信仰危机，使西方思潮发生了大变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新形势下，从俄国和西方输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潮，持激进的观点批判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从西方、印度、日本输入中国的罗素、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则持温和的观点重新估价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这样，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东西文化的论战，都面临全新的复杂形势。曾经讴歌过西方文明的梁启超到欧洲旅游归来，对西欧文明的幻想破灭了。曾经鼓吹过西方的民主自由的陈独秀转向了俄国社会主义新文明。梁启超号召青年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拯救西方文明的最新观点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欧游心影录》）。这一观点可以称之为“中西互补”论，但其骨子里却是“以中补西”，也就是以重新“孔化”来代替“欧化”。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是一种开倒车的思潮。但这一思潮中包含了对西方现代化的批判的审视，从这个角度来看，又有其合理的内核。 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接受并全面发挥了梁启超的观点，并把它归结成为一个新的命题：东方化还是西方化，也就是孔化还是欧化的问题。该书的特色是不局限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比较，而是第一次从更广阔的视野把中国、印度与西洋三种文明放在一起加以比较，主要是从人生哲学的角度分析研究。该书以独创的文化多元论来反对当时西化论的文化一元论，即认为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文化分别代表三种不同的发展“路向”，各自有不同的价值观念和伦理哲学，而否认东西文化属于人类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因此，中国人无论走多久也走不到西方人可达到的地点。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西化论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作者又认为这三条路向是可以穿行的，并提出了西洋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三大文明循序演化的世界文化观，认为在最近未来将有“中国文化复兴”，将来继之以“印度文化复兴”。在当时，这本书确是从世界比较文化这个新角度来探讨中西化问题的一部论著，引起思想界的轰动并非虚妄。这是儒学现代化的一部开路之作，而且是在反儒学的高潮中诞生的。西化派高呼打倒的儒学转眼之间就披着振兴世界文化的道袍重新登场，这说明对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单靠猛烈的文字讨伐是无济于事的。 在“五四”后期关于中西文化观论战的新争论中，有必要提醒注意一部长期被人遗忘的书，那就是杨明斋写的《评中西文化观》。杨在十月革命前就到过俄国，加入过布尔什维克党，后来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有数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评中西文化观》出版于1924年初，全书共分四部分：第一卷评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二卷评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第三卷评章士钊的《农国辨》，第四卷总解释，从理论与历史的结合来阐明一种新的文化观。如果说《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反映文化折衷论观点的集大成之作，那么，《评中西文化观》就是从广阔的视野对各种折衷论观点进行较系统地分析批判的独一无二的著作。此书通篇没有引用马克思的词句，而是用“大多数社会的事实及其历史”来研究文化问题，“从大多数平民生活方面观察中国文化”，然后对历史的复杂现象进行理论概括。作者把人类社会的演进分为渔猎、畜牧、农业、工业四个阶段，指出长期生活在农业生产组织下的社会的经济变迁是依靠于“自然转机的大流”，从而长期停止了进化。他用这个观点，对中国文化的特征、儒家的学说和人生观，孔老墨的思想发展背景、实行儒家文化的后果等，提出了新解释。指出“儒家的政治法律思想道德伦理等在中国之所以能生存不变至二千余年的原因，便是全凭农业生产组织”。农业生产方法进到工业生产方法，才能引起生产力的大变动，这样，最重要的就是产生了资本、知识、教育、组织、秩序五种新生产之要求。“有了以上五种新生产之要求的设备，这便是由农渐化为工，于是‘新世界’生。”这里所通俗表述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进化史观，实际上是关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进化的现代化理论的最基本观点。这在当时是极其难能可贵的。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转向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来研究中国与世界的演进历程，《评中西文化观》大概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系统性论著。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启蒙运动、中国现代化启蒙思想运动留下的珍贵遗产。 必须指出，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并不始于梁漱溟，在梁启超、蔡元培的文章中早已提出，严复的后期言论也露此端倪，孙中山更是一贯有此思想。正如蔡元培所说：孙氏“是为国粹与欧化的折中”（《中华民族与中庸之道》）。孙中山没有参加东西文化观的论战，但他热情赞扬“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他早就深知近代西方文明的弊端，所以一贯主张把中国固有文明与近代西方新文明相结合，认为这样才能使中国“驾乎欧美之上”。他一贯反对盲目抄袭西方，在他制定的第一个现代化纲领《建国方略》的“物质建设计划”中，讲完总的建设计划之后，特别指出中国建设不能追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他打了一个比喻，哥伦布航行美洲时，从欧洲绕道极远而到美洲，而现在则可采取“直捷方向”航行。我国的经济建设也要取得“最直捷之途径”。他一再提倡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用日本学习欧美文化取得成功的经验来鼓励国人的现代化的斗志。在这方面，他显然高出于同时代的那些启蒙思想家。但孙中山以为中国对于外国的长处只要能够“迎头去学，十年过后，虽然不能超过外国，一定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三民主义》）。很显然，这一估计失误是与他对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深层结构缺乏认识，对于旧体制改造的艰巨性缺乏深刻理解是分不开的。 二、现代化概念的初步形成—— “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之争 过去审视30年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起伏变化，局限在文化“围剿”与“反围剿”的框架之中，这里扩大视角，提出探索中国现代化概念的形成问题。 “现代化”一词，在“五四”前后东西文化观的争论中，已偶尔出现，如有所谓“近代化的孔家思想”的提法。1929年胡适为英文《基督教年鉴》写的《文化的冲突》一文，正式使用了“一心一意的现代化”的提法。但“现代化”一词作为一个新的词汇在报刊上使用是在30年代。1933年7月《申报月刊》为创刊周年纪念发行特大号，刊出“中国现代化问题号”征文特辑，大概是这个新概念运用的正式开端。这次征文是在世界经济危机导致国民经济衰落和东四省丧失的背景下举行的，重点讨论两个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障碍是什么；二、中国现代化应当采取的方式以及实现这个方式的步骤。 这次讨论会共收到10篇短论和16篇专论，作者包括了当时学术界知名之士如陶孟和、吴泽霖、金仲华等人。征文提出的观点五花八门，论述深浅不一；但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总的趋向性意见，多数人都是一致的，即认为在当时中国的现状下，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如大体作一统计：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道路的，只有1篇；认为应采某种社会主义形式或以社会主义作为终极目标的，约有5篇；认为应兼采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者之长，或主张采取非资本主义形式、统制经济、节制资本的，约有9篇；未正面回答采取何种方式而强调或专论工业化、产业革命、国民经济改造为先决条件的文章，约有5篇；没有明确回答问题或讨论其他问题的，有3篇。虽然论者对现代化缺乏统一认识，但认为应“着重于经济之改造与生产力提高”以及类似的论文，在讨论中明显占上风。这次征文讨论可以看作是知识界一次小型的民意测验，对民族危机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思想回应，较之20年代东西文化之争时对西方文明进行抽象而空洞的辩护有很大的不同，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对世界潮流的趋向认识的讲步。 在这次讨论之后不久，1935年初，陶希圣等十位教授发表了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是当时国民党授意作的一篇洋洋大文，实际上尽是浮词和同语反复，空洞无物，“宣言”的未宣之言是要用三民主义文化统一中国。无论它的政治用意如何，“宣言”一经抛出，就立即引起全国文化界的热烈讨论。这是继“五四”前后那场大争论之后思想界的又一场大争论。涉及的不只是文化问题，而是由此引出中国的出路即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 所谓本位文化建设，从中西文化冲突的角度来看，是本位文化受到外来文化严重冲击而引起的“重整反应”。20年代有过一次，30年代是第二次。在这场论战之初，站在“宣言”即中国文化本位论的对立面、观点最激烈的是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1934年1月出版）中首先提出自己的新观点，指明是针对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观点而发，因此实际上是20年代论战的继续与发展，于是对十教授宣言的评论也引起对全盘西化论的观点的评论。 胡适的“文化惰性”理论 在这里，有一学术公案必须予以澄清。近年来，海内外学者都有人根据胡适在这场论战中偶尔使用“全盘西化”一词，把他划为“全盘西化派”。事情是这样的：在讨论开展之初，陈序经或别的论战者都没有把胡适归入全盘西化派，而是归入“折衷派中之一支流”。这是有案可查的。胡适由于被人说成是折衷论者，就在陈序经逼他明确表态之后，在《独立评论》142号的《编辑后记》中声明：“我很明白的指出文化折衷论的不可能。我是主张全盘西化的”。这一声明为全盘西化论大为张目，一时群起而攻之。胡适察觉到“全盘”一词不妥，于是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用字的疏忽”，声明“全盘”的意思不过是“充分”而已，提出改用“充分世界化”一词来代替“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从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始终是近代西方文明最积极的鼓吹者和传播者，他对西方文明的政治制度和道德价值观的推崇简直是五体投地，甚至否认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存在，但是对祖国的文化遗产从未采取过否定一切的态度。早在“五四”时期，他就提出“研究学问，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就是用科学的精神、批判的态度去重新估定文化遗产的价值。因此，只能说胡适是一位“一心一意的西化”派或“充分的西化”派，决不能说他是全盘西化派。 胡适之所以一心一意鼓吹“西化”，是由于他持激进的文化革命观，其基础是他有一套独特的“文化惰性”理论。胡适认为，在多种文化冲突中进行自我调整，绝不能采取折衷态度。因为旧文化有一种“惰性”，这种惰性的根子可能在于某种固有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生活习惯，构成为某一文化的“本位”，即使物质生活骤变，思想学术改观，政治制度翻造，那个本位都不会有毁灭危险。因此有远见的领袖们不应焦虑中国本位的动摇，而应焦虑那固有文化的惰性太大。要改造中国，“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全盘接受了，旧文化的‘惰性’自然会使他成为一个折衷调和的中国本位的新文化”（《编辑后记》）。胡适的这种独特的西化理论，当时就有人称之为“文化的自然折衷论”。我认为这就是胡适坚持必须尽量接受西方文明的重要根由。这种看来非常过火的西化观，同我们常说的“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其精神是一致的。从文化人类学的观点看，可说是一种颇有独到之见的文化的“涵化”理论。拚命走极端，再让文化的惰性拉向折衷调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倡导此说还是可以理解的。只要看看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经历了多次大革命的震荡仍未能彻底冲掉旧文化的惰性，就知道此说确有某些可取之处。不管怎样，这一激进文化革命观决没有意思要根本否定祖国的历史文化。这一点，在胡适对中国本位文化观提出尖锐批评的同时，有明确的表白。他认为应该虚心接受西方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的朝气锐气来打掉我国“老文化的惰性和暮气”；中国本位文化中“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辉光大的”（《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这些观点，胡适几年前就在《文化的冲突》一文中阐明过。如果认为胡适为了政治上倒向国民党而修改自己的观点以与十教授调和，那是完全错误的。 现代化概念：中国思想界自身认识深化的产物 1935年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讨论，实质上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文化问题的讨论。这次讨论较之“五四”前后中西文化观的讨论和1933年中国现代化问题的讨论，广度与深度都前进了一大步，学院习气也要少得多。在几个月中就留下大约150多篇论文，参加讨论者包括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各种观点都自由地畅抒己见，看法非常分歧，有主张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非资本主义化的，有主张民族资本主义性的文化即三民主义的文化，也有主张介绍社会主义文化的，但这场大争论仍反映了当时思想界的一般动向。 一、在这场争论中，全盘西化论刚亮出旗帜，就遭到从西化派到中国文化本位派的批评与责难，可见其立论之脆弱。有人指出，既然全盘西化最终也仍要折衷和妥协，这实际上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全盘西化论的观点（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胡适也在讨论中收回了自己支持全盘西化的提法。也有人在讨论中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并解释为“全盘吸取西洋文化之根本精神”来“调整中国固有之优美文化”，这可视为是“全盘西化”论的修正观点（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但总的说来，在这次讨论之后，“全盘西化”这个昙花一现的口号，在中国思想界几乎完全无人再提起了。 二、“五四”以来中西文化之争，辩论的双方大多是持僵硬的文化观，采用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胡适对近代西方文化的执迷态度是一个突出的表现。在这次讨论中，对如何认识西方文化的问题，持分析态度的意见显然占上风，不论对资本主义文化或社会主义文化，都提倡进行客观的科学研究。就是大力支持西化论的人也客观地分析了西方生活方式之缺陷，指出西方文化也有历史的惰性，特别是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是“奢侈文明”、“拜金主义”，以及阶级斗争、国际斗争之残酷；指出中西文明之不同是农业经济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之不同，中西文化比较从文化层次扩大到经济层次。 三、“中国本位文化”论与西化论的两极对立，在讨论中逐步接近，或者说是互相吸收。西化派放弃了“全盘”的提法，而本位派也不断充实对“本位”的阐释，提出建立“中国本位意识”的观点。一是要彻底检讨我们自己民族的优点与缺点，这叫作“认识自己工作”；二是须尽量探索欧美各强的实情和欧美文化的本质，这叫作“认识他人工作”；三是多多研究各民族各文化过去的盛衰兴亡史实，发现其所以兴盛、所以衰亡的因果法则，以衡量我民族文化的生存能力，这叫作“比较认识工作”（刘jié＠①敖：《中国本位意识与中国本位文化》）。这较之东西文化讨论时的泛泛空论，有明显的进步。 四、在讨论中，不论是主张西化论者还是主张中国本位论者，都逐步产生一种新认识，即用“现代化”这个新概念来取代“西化”或“中国化”等概念。“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努力方向：第一，发展自然科学，这是现代化的根本基础。第二，促进工业发展，一个国家若无现代工业，平时无法生活，战时无法进攻。第三，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没有现代学术也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第四，思想方面的科学化，以使我们的思想、态度和做事的方法都现代化、效率化、合理化（张熙若：《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 30年代的文化争论是20年代文化争论的继续和扩大。从“东方化”引出“中国本位”观点，从“西化”引出“现代化”的观点，表明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认识在逐步深化中。把现代化的基本概念确定为工业化、科学化、合理化、社会化，在这些年中也基本形成。中国知识界通过自身的思想论辩与探索得出的现代化概念，与战后西方学者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提出的现代化概念是基本一致的。到40年代初，现代化一词引起哲学家讨论的兴趣。冯友兰曾指出“西化”改为“现代化”是一种见解上的改变：“这表示，一般人已渐觉得以前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的，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底或现代底。我们近百年之所以到处吃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国底，而是因为我们的文化是中古底，这一觉悟是很大底”（《新事论》）。 近年来西方流行的一种现代化理论，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学术界提出来的，对中国人来说是一种舶来品。实际上中国从自己的实践中提出现代化的概念和观点，早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约20年。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理论界对于自己的丰富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对于现代化理论的探索都远远地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