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门饰雕刻技法研究论文

篆刻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下面是由我整理的关于篆刻的学术论文，谢谢你的阅读。

浅谈清代篆刻艺术

摘要：篆刻艺术是一门独特的艺术，有悠久的历史，是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金石味”、以刀代笔、在仅有的“方寸天地”之内抒发文人的情怀、表现天地万物是篆刻艺术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文章以清代篆刻艺术为研究对象，探讨清代篆刻艺术兴盛的原因和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关键词：篆刻艺术;清代;代表人物

篆刻艺术，就是在金属、象牙、犀角、玉、石等材质上雕刻篆体文字的艺术。因以制作印章为主，故而又称印章艺术。虽然历代有隶书入印、图形入印、楷书入印等，但在历史的选择中均没有成为制印的主流，因其印面多用篆书体，所以习称篆刻。

一、篆刻艺术的发展历史

我国篆刻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自先秦古玺、秦汉印开始至今，出现了许多印人大家及风格流派。然就其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如同社会发展，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繁荣、衰落、繁荣的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

(一)印章艺术的发展

自商代出现印章，在春秋战国时，因政治经济的发展，手工业逐渐发达，印章的用途也逐渐扩大。到秦汉，印章艺术进入第一个繁荣时期。由于国家的统一和政权组织的扩大，社会昌盛，官私印章的使用更为广泛，佩印成为普遍风气，从而促进印章工艺空前发展。印章的文字、形制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印文书体上，由体势趋于平正端和的小篆、摹印篆代替了六国文字，布局均衡严谨和富有装饰，并形成了多样的因势布白手法和构图形式，线条挺劲浑厚，气势雄强，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准。秦汉时期还奠定了完整的官印制度。

(二)篆刻艺术的出现

魏晋时期的印章风格多受汉代影响，到了唐宋时，篆法开始衰微。魏晋以后因真行草书盛行，篆书脱离了实用功能，印篆中掺进了隶楷笔法，这种现象越到后来越严重，以致随意改动笔画，篆法错写比比皆是，所以，篆印艺术的衰微似乎也是历史使然。不过唐宋时期的书画艺术逐渐发展起来，开始把印章用于书画。文人士大夫官场不得志，或不满社会，消极厌世，或寄情于山林，致力诗文书画。印章因而也成了他们抒发闲情逸志、诉诸喜怒哀乐的“方寸天地”。特别是宋元以来的中国画越来越明显地趋向于“诗、书、画、印”四位一体的“文人画”形式，更加促进了篆刻艺术的发展。唐宋元是印章发展从实用向欣赏发展的过渡时期。

(三)篆刻艺术繁盛

我国真正的篆刻艺术是从明代兴起，文彭以汉印规范印学，推广石质篆刻材料，广收门徒，普及篆刻艺术。到了清代，篆刻艺术在形式和内涵上超越了前代，出现了万紫千红、派别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像皖派、浙派、邓派、吴派、赵派等众多的印学学派，造就了赵之谦、吴让之、邓石如、吴昌硕等一大批印坛巨匠，成就卓著。清代的印风一直支配和影响着中国印学的发展，对当今的篆刻家来说，仍有继承和借鉴之意义。

二、清代篆刻艺术兴起的原因

进入清代，在金石、文字学迅速复兴并推动书法界好古风气的同时，篆刻艺术也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大家为了深入研究、把握第一手实物资料，一时汉碑、汉印、金文款识等的收集、整理之风随之而起，这就大大推动了书法、篆刻艺术的繁盛，同时清朝时期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繁荣的国内经济、清廷注重文化的政策，清代主流学术的影响，以及其它艺术对篆刻艺术的滋养均对篆刻艺术的繁盛起了重要作用。

(一)文字的影响

从乾隆朝开始，书法的发展异军突起，一批长于金石古刻的书家从帖学的包围中突围而出，举起了振兴篆隶的大旗。篆书和隶书在历史上都曾有过辉煌的年代，邓石如、钱坫、桂馥等，他们的成就可以说直接秦汉远在唐人之上了。在“帖学”之外为清代书法的发展另辟蹊径，篆书和书法的结合引起了清朝书法艺术的复兴，有了“篆隶中兴”的成功经验，书法界学习古碑刻的热情进一步高涨，在新书法形成的发展浪潮中，清朝的篆刻艺术也进入了一个全面振兴的新时代。篆刻离不开篆书，清代篆书的复兴，为篆刻艺术提供了必要的艺术载体和肥沃的生长土壤。

(二)金石学的影响

金石之学始于宋，它的任务是“研究中国历代金石之名义、形式、制度、沿革，以及所刻文字图像之体例、作风。清代金石学的兴盛对当时篆刻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金石学还有玺印的研究在清朝这一形势下，治印者与学者们一样，也接触了大量金石文字，并在赏鉴、研究过程中触发了艺术的灵感，提高着印章的审美能力，并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篆刻实践。金石学对古代印章的研究，加深了人们它的理解，也直接丰富、深化了篆刻艺术的各种风格，金石学中各门类的研究，扩大了篆刻艺术以资取法的范围，直接孕育了“印外求印”理论。从现象上看，清代著名篆刻家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在印史上都是空前的，而且他们常常是篆刻家、金石家、书法家、画家等双重甚至多重身份集于一身，也统一于一身。

(三)其它影响因素

清朝篆刻艺术的兴盛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与清朝的文化背景、政治质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清王朝的建立，割断了明末诸贤所形成的浪漫书风，把偏离主线的书法革新局面重新扳回到中和体系上来。石质印材引入制印领域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还有清代稳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生活的丰富、发展对篆刻艺术产生了需求。另外作为篆刻主体的制印者，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不断提到，文化层次的提高对篆刻艺术的发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清代篆刻艺术代表人物、作品及影响

清代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的又一座高峰，风格各异，流派独立，特别是在清代碑学盛行时，碑学家无不兼擅篆刻，可以说清代的碑学与篆刻学是相辅相成的。在清代，最有影响者当属浙派、邓派和黔山派。浙派为丁敬首创。以古玺和秦汉印为宗，有刚劲朴茂、雄健苍古之目。邓派亦称新皖派，以邓石如为代表。石如工四体书，“书自印出，印由书出”，推崇阴柔，以圆取胜，作品苍劲质朴，恢弘酣畅，洒脱清新，自成面目。对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等后学晚辈有较大影响。黔山派，为黄士陵所创。士陵早年学吴让之，取法古玺，于浙、皖两派之外另辟蹊径。布局峻峭，用刀凌厉，平洁光滑，静中见动，古雅秀美。承继者有黄石、李尹桑、乔大壮等。现着重介绍两个颇具代表性的派系―浙派和邓派。 (一)丁敬和浙派

浙派兴起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由丁敬创始，继起的有蒋仁、黄易、奚冈等人。四人篆刻风格较近，但又各具特色，蒋仁以朴拙取胜，黄易和奚冈则以秀逸著称。与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继合称为“西冷八家”。“西冷八家”是浙派的代表，反映了国人对乡先贤的尊崇，因都是浙江杭州人，后人就把他们及效法他们艺术风格的印家，总称为“浙派”。浙派崇尚秦汉玺印，应用坚挺的切刀来表现秦汉风貌，以其古朴雄健的风格有别于柔美流畅的皖派诸家，所以有“皖派阴柔，浙派阳刚”的评论，浙派艺术支配清代印坛这一个多世纪，影响极深远。

丁敬远承何震，博采众长，不主一家。著有《武林金石录》、《砚林印谱》等，以“碎刀”为技法，千变万化，强调节奏起伏，锋颖明快，线条呈现轻重疾涩的变化，能有效的克服明人浮华的风气、纤巧的弊端。丁敬的篆法特点在于简洁工稳，自然平淡，不假华饰，达到脱尽豪华见真淳的境界。他的“两湖三竺万壑千岩”、“洗句亭”、“采菊东篱下”、“心无妄思”、“启淑私印”诸白文印，篆法逐渐删繁就简，参以隶法，简古平淡，尚率真而厌华巧，颇有高古含蓄、大智若愚之风度。如其中的“水”字旁，多参用隶书写法，“无”字写法则完全借用隶书结体，“启”字则参用简体字。尤令人惊异的是，丁敬在五十五岁时为其诗友大恒和尚所刻祝寿印，以佛教的一个吉祥标志“�”来代“万”字，此符号本梵文“吉祥万德之所集”之义，丁敬将此字置于印的中部，取佛典所云“如来佛胸现大人相”之义，蕴义甚深。自此，后世多有模仿者。

蒋仁诗书画兼工，印风师丁敬，朴拙苍劲，洗练简古，自有创格，别具情趣。因性情耿介，不轻易奏刀，流传作品不多，其代表作有 “真水无香”“邵志纯字曰怀粹印信”等。

黄易著有《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秋景庵印谱》等。专研金石学，善山水画，书法以篆隶名世。其治印受业于丁敬，而以稳中求变、灵动清劲出之，章法注重虚实对比，耐人寻味。有“蒋仁尚拙，黄易尚巧”之说。他的“小心落墨，大胆奏刀”，深得个中三昧。

奚冈著有《蒙泉外史印谱》，诗词书画皆有声于当时。篆刻服膺丁敬，印风能拙中见放，透落秀逸之气。篆法方圆互见，更得自然率真。

总之，蒋、黄、奚三家从不同方向对丁敬平方正直一路的朱文印和仿汉白文印有所发挥并走向精熟稳定的阶段，碎刀、短切的刀法进一步强化，呈现出浙派上升期的勃勃生机。

(二)邓石如和与邓派

在清代的印坛上，邓石如是一位别开生面的杰出巨匠，有《完白山人印谱》传世。清代魏锡曾对其作过“书从印入，印从书出”的评论，可以说是对他的艺术特征及其形成因素的深刻剖解。在书写工具上，他突破“秉笔烧毫”之法，充分发挥羊毫刚柔相济的特性，形成体势方圆互见，结构宽阔开张，意态千变万化，线条富有笔情墨趣的雄浑朴茂的篆书新体。篆书风格的变革，为他印风的更新奠定了基础，在书法和刀法、笔意和刀味完美统一上，邓石如大大超越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人。

他的代表作“意与古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淫读古文甘闻异言”，具有“古不乖时，今不同弊”的独特印风。前二方在章法上颇有特色，“意”印三密一疏，构图自有空灵之处;“江”印篆法流动自然，婀娜不失刚健，拿浙派驻涩势切刀相异，对角虚实交叉，读来饶有起伏，堪称绝胜之作。“淫”印可以视为邓氏的基本风格，以小篆作白文，颇为大胆，不落陈规。无显匠意，一气呵成，流露明确的自然主义倾向。在刀法方面，此期作品则开始走出徽派印人讲求笔画匀整、工致的习尚，以较为自由的运刀手法表现线条，走刀如笔、转运轻浅的特点已经形成。从这一点上看，邓石如刀法的“写意”性格也已经十分鲜明。

邓石如的篆刻美学思想，直接催生了他的艺术新面目并启迪了后世印人。他提出“刻印白文用汉，朱文用宋”，阐发了不同形式的印章用篆的差异性：他以“刚健婀娜”这一审美境界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在章法上强调“计白当黑，奇趣乃出”、“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的对比效应。以求生动出奇趣，呼应得平衡的视觉效果。

三、结语

篆刻艺术作为国粹之一，它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记载着厚重的悠久传统。篆刻是书写、刻印、转印相结合的艺术，是浓缩的、有蕴含的美，其融万千气象于方寸之间，篆刻艺术作为中华民族多种艺术形式中的奇葩，除了它具有实用价值以外，还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寸方天地、刀石生趣的篆刻艺术，以其独特的创作形式和艺术魅力，深受历史文人雅士的青睐。千百年来，传承演进、异彩纷呈、经久不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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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褚晓琼()，女，浙江嘉兴人，本科，副研究馆员，浙江省嘉兴市文化馆，群文专业书法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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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便门东南城角楼文物保管所所长王长生正在细述门墩的历史。 北京地区门墩的起源，应该与蓟州郡县的建制有关，最早的门墩如今当然很难见到了，而早期的门墩，仍可以寻出一些蛛丝马迹来。北京现存最早的门墩是中山公园社稷坛门前的一对石墩，有人说它是隋唐时期遗物。其中还有唐代时期的翼兽（存五塔寺），辽金时的石虎（存五塔寺），元代的石狮（存妙应白塔寺，贤良寺）。北京门墩的发展和辽中都、元大都的兴建也密不可分，而明清两代则是北京门墩的繁盛期。北京的门墩不但历史悠久，而且数量也很多，文化内涵丰富。从现存的门墩看，总量仍在万件以上。北京人称门楼下的左右门枕石叫“门墩儿”，“门墩儿”相连的有“门坎儿”，人们从这里出出进进，把门墩儿视为守护大门和纳福相结合的艺术化了的实用物。北京的门墩儿品种和文化内容是极为复杂的，追溯到更早，元代有铁狮子胡同，即现在的张自忠路，当时确因铁狮子而得名，明清时大兴以汉白玉和青石为原料制作门墩儿。门墩儿的外形大体有两种，一种是抱鼓形，一种是长方形，这两种最有代表性，具体地代表了户主的愿望和对人生的要求。借物寓意。植物中的梅、竹、菊、牡丹、荷花、松、柏等；动物有龙、虎、鹿、狮子、麒麟、鱼、鸟、蝙蝠，还有人物和文字，通过这些谐音或吉祥的内容，表达户主对福、禄、寿、子孙、事业、前途诸方面雕刻在门墩上。北京的门墩儿处处可见，个个不同，在这样大的门墩儿博物馆中找不到相同尺寸、相同内容、相同雕琢技巧的门墩儿。门墩儿从内容上看主要有以下几大类：吉祥兆瑞门墩儿。天马行空、宝相花、麒麟、鲤鱼、化鱼为龙、四艺、如意、绶带、祥云、拐子龙等。鸿福相传门墩儿。五谷丰登、富富有余、花瓶等。长寿康宁门墩儿。松鹿园、寿字纹、福寿双全、五福捧寿、暗八仙等。世代相传门墩儿。狮子滚绣球题材，清代武官的门楼下，有独立狮子为门墩儿，狮子同师谐音，代表军队的含义。喜上眉梢门墩儿。喜鹊登梅，也是门墩儿常用的手法。人品类门墩儿。古都北京是文化人集聚的地方，特别注重人品修养方面的文化内容。菊花门墩儿的官宅也好，文人宅也罢，包括民宅无不共称菊花的性傲、色佳、香晚的个性和品质。竹子内容很多，竹子霜雪不凋，四时常茂，身直、心空、节贞。以此表明门楼户主的人品。梅花是北京文人选择的重要题材，梅不怕严寒，能独天下而春、香韵清高，常与美人相比。又与松、竹相结合成为岁寒三友。官品门墩儿，北京的当官人处处可见，所以当官的，首要的一条不贪污，要当清官，如荷花门墩儿，荷出于污泥而不染和一品清廉的门墩儿。刘墉曾为自己写下一副对联“粗茶淡饭布衣裳，这点让老夫消受；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些等由儿辈担当。”门墩儿艺术是中国的民间艺术发展到高峰时期形成的石雕艺术，民间的工匠作品能立在古都北京城内权贵的门前，制作的精美，雕工的不俗，题材的广泛，比例的协调，石料的考究是北京门楼文化中又一枝花朵。雕刻技术在不断变化和发展，浅浮雕、圆雕、镂空等多种技法相结合，在一个几十厘米高的石料上表现出多种画面，没有纯熟的技巧是很难完成的��从建筑的功能上看，门墩当初只是起支撑固定院门的作用，为的是让门栓基础稳固，防止大门前后晃动，这非常符合力学原理。它的起源与宅院同步，根据建筑结构与技术发展的历史规律，门墩儿在脱离了原始穴居以后就开始逐步发展，到后来，门墩的功能多样化了，除了建筑功能，还增加了观赏性，这样，门墩就逐渐成为一件精美的艺术品了。��作为一种文化，自然就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一位哲人说过：任何时代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作为历史悠久的古都北京，其文化也必然浸润着帝王色彩。��这种特权在门墩文化中也有着明显体现。门墩与四合院密不可分，就四合院子而言，它的朱漆大门就是至尊至贵的标志。“朱户”在古代被纳入“九锡”之列。而九锡是天子对诸侯的最高礼遇。北京四合院中的金柱大门都是朱漆大门。与金柱大门相匹配的门墩，其等级之高可以想见。��且不说禁城、宫苑内置放的铜鳌、铜鹤、麒麟等仁禽瑞兽，它们当然是帝王皇权的象征：就是皇亲国戚、王公大臣的府邸门前也置放石狮，这当然也是一种等级标志，只不过他们门前的石狮个头小点儿罢了，等级是一定要体现的，标志是必不可少的，狮子墩就是这方面的标志。现在西城府右街、西城大翔凤胡同、西城恭王府（内）、东城东板桥胡同、东城帽儿胡同等处还可以见到。

现在的城市年轻人对门墩儿是不会有印像的!过去的门不象现在的门靠铰链来活动自如!那时的门是门板一侧上下两端各有一个突出的门轴!一般为硬木制做!很大的门其门轴会用铁制的!上下两门轴穿在上下两门框的洞里!门就可活动了!但由于门的重量都落在下门轴一端!磨擦很利害!故门很难活动自如!于是便在下门轴底部垫了一块石头!石头上凿个窝!将下门轴放在窝里顶起来!在窝里再滴点油!这样门的大部份重量都落在了底部的这个窝里!窝里又又油!磨擦就小多了!门活动自如了!声音也小了!这块凿了窝的石头就叫门墩儿!有钱的大户人家门大门墩儿也大!而且还雕狮画虎的很气派!穷人家屋破门小!有的连个门墩儿也买不起!干脆在门轴下垫一只破碗底做门墩儿了!......大户家的大门墩儿大都往外伸出一块来!大门两扇!两边个有一只很气派的青石门墩儿!人们常爱坐在门墩儿上唠家常,晒太阳!因此就有了小小子!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的歌谣了!

近读一篇关于北京城区建设“传统与现代结合”的专题报道，笔者对“文化兴区”、“物的文化”与“人文文化”并重、展现隐性文化底蕴等观点十分赞同。阅读此文，让我想起去年旧鼓楼大街扩建时，这条街南口路西31号院的百年门楼和一对可爱的门礅儿惨遭“焚尸灭迹”的事。我想，北京的人文环境建设是否先从“学会珍惜”的教育入手？ 我先来描绘一下这座门楼和门礅儿，因为，不了解它的珍贵，就不理解为什么要珍惜它。 这是一座高于路面五层台阶、坐北朝南的门楼，灰砖灰顶，两层椽檐。青石台基之上是已经褪色的朱漆对开大门。最令人心动的是，它配有一对雕刻十分精美的门礅儿。老北京门楼下的门礅儿分为狮子型、抱鼓型、箱子型等。其作用一是支撑，二是装饰，三是显示主人身份。无论形制、尊卑上有什么区别，门礅儿最讲究图案的精细与寓意，可以说，件件都是艺术品。31号院的这对门礅儿属于抱鼓型。按老礼儿，抱鼓寓意是通报来客的鼓，抱鼓型门礅儿应显示主人的文官身份。门礅儿最上方是呈卧姿一大一小俩狮子。狮乃“世”的谐音，大狮小狮即“世世同居”之意，而且小狮卧于大狮胸前，更显“父慈子孝”、“和谐美满”。在狮下方，是一江崖海水图。山水间一只怪兽咬住似鼠样的一只动物，象征以正压邪、家宅安宁。此两幅图案分别雕在抱鼓的上面和正面。抱鼓的两侧（鼓面）分别雕有蝠（福）、鹿（禄）、桃（寿）和穗（岁）、瓶（平）、鹌（安）等图案。抱鼓沿儿有非常规整的两排圆脐儿。在抱鼓的枕托之下，一束飘带缠绕着一卷家书，寄托着主人盼望佳音频传、好事不断的美好心愿。 去年“十一”长假期间，正是施工热火朝天之时。街两侧的房屋大多已拆除，只有街南口路西大槐树下这座门楼还孤零零地矗立在原位，从路边看去，十分惹眼。 6日下午，31号院门前人流不断，一群群的民工有的挖墙基，有的推车送挡板，始终没有给我为门楼留个完整照片的机会。天色渐暗，人员渐少，但仍有人在忙进忙出。笔者正要离开，忽然听见清脆的“喀嚓”声。我急忙返回，迈上五层台阶跑到门前，只见有人抡着锹镐往下扒墙头的砖和土，滚落的渣土把门墩儿完全掩埋了。我想，那门礅儿肯定凶多吉少。果然，第二天一早我就发现，昨天还栩栩如生的狮子被砍掉了头！ 事后得知，有许多和我一样热爱老北京这些好玩意儿的人，在为保留31号院的门楼而奔走呼吁。当时，我曾看见中央戏剧学院舞台设计专业学生郑博在现场,他拿着盒尺测量门楼的高、宽度。不久，又见北京石刻艺术馆副研究馆员、文物鉴定员刘卫东也曾在现场勘测，并与房主马先生取得联系。据马先生讲，他在此院已居住59年，是在他4岁时，父亲从别人手中买得。刘研究员与马先生约好，他回馆做门楼整体搬迁的准备工作，想以原貌在该馆展现老北京门楼的风采。然而，不仅一座百年门楼在铲车的轰鸣声中片瓦无存，门礅儿也不见了踪影。 我以为，这对门礅儿虽非价值连城，但却沉淀着“正在消亡的历史记忆”：有皇上的年代，它见识过“老佛爷回銮”的威风劲儿；兵荒马乱的岁月，它被日本兵的皮靴踩在脚下；跟着爷爷逛庙会回来的时候，还留下了“小小子儿坐门礅儿”的屁股印儿。学舞台设计的郑博当时想为这座门楼做个模型。他为这座模型起名为：“为了失去的怀念”。我想，这既是一种对岁月的追忆、对老北京人善良、睿智与审美情趣的怀念，也是对历史和先人的尊重。所以，珍惜是一种文化心态，一种基于认同、热爱的文明本能。 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说：“北京是历史留下的杰作。”学会珍惜，就要脱离愚昧，因为愚昧蕴蓄野蛮，野蛮践踏文明。事实上，挥锹砍向门礅儿与抄起酒瓶子打架，在文明素质上并无高下之分，只不过一个是“文盲”，一个是“法盲”。所以，教人懂得什么是美好的，什么是值得珍惜的，是一个文化熏陶、文明基因置换的过程。如此精美的门礅儿如果不值得我们珍惜的话，那么还有什么值得我们守护？ 试想一下，如果当初人们懂得珍惜，在整饰一新的旧鼓楼大街南口，矗立着一座被精心保护起来的百年门楼和一对古老的门礅儿，“胡同游”乃至人文奥运将会平添多少内涵？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