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等论文范文资料

功能对等理论由美国语言学家尤金·A·奈达（Eugene Nida）提出，奈达师从几位著名的结构主义语言大师，本身也是有重要地位的语言学家，曾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但这位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人物，偏偏远离学术重镇，默默地在美国圣经协会供职半个多世纪。

他一生的主要学术活动都围绕《圣经》翻译展开。在《圣经》翻译的过程中，奈达从实际出发，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翻译理论，最终成为翻译研究的经典之一。奈达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功能对等”。

所谓“功能对等”，就是说翻译时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对应，而要在两种语言间达成功能上的对等。

原则：

1、努力创造出既符合原文语义又体现原文文化特色的译作。然而,两种语言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文化可能有类似的因素,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完全展现原文文化内涵的完美的翻译作品是不可能存在的,译者只能最大限度地再现源语文化。

2、如果意义和文化不能同时兼顾,译者只有舍弃形式对等,通过在译文中改变原文的形式达到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例如,英语谚语“white as snow”翻译成汉语可以是字面意义上的“白如雪”。

但是,中国南方几乎全年无雪,在他们的文化背景知识中,没有“雪”的概念,如何理解雪的内涵? 在译文中,译者可以通过改变词汇的形式来消除文化上的差异。因此,这个谚语在汉语中可以译作“白如蘑菇”,“白如白鹭毛”。

3、如果形式的改变仍然不足以表达原文的语义和文化,可以采用“重创”这一翻译技巧来解决文化差异,使源语和目的语达到意义上的对等。“重创”是指将源语的深层结构转换成目的语的表层结构 ,也就是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

例如:“He thinks by infection , catching an opinion like a cold. ”“人家怎么想他就怎么想,就像人家得了伤风,他就染上感冒。”在此句的英文原文中,原文的内涵并不是靠词汇的表面意义表达出来的,而是隐藏在字里行间里。

扩展资料：

尤金·A·奈达从语言学的角度出发，根据翻译的本质，提出了著名的“动态对等”翻译理论，即“功能对等”。在这一理论中，他指出，“翻译是用最恰当、自然和对等的语言从语义到文体再现源语的信息”。

奈达有关翻译的定义指明，翻译不仅是词汇意义上的对等，还包括语义、风格和文体的对等，翻译传达的信息既有表层词汇信息，也有深层的文化信息。“动态对等”中的对等包括四个方面：词汇对等、 句法对等、篇章对等、文体对等。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功能对等理论

翻译思想史表明，随着现代语言学的形成与日臻完善，20世纪中叶以来，建立在语言学——普通语言学或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上的翻译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理论成果，在翻译研究领域逐步形成了独具“范式”的语言学派。由于语言学派的努力，翻译研究在学科化进程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而也使得翻译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经验陈述”的模式而更具有科学的特性。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就翻译的语言学研究取得的成就所作介绍或论述，虽说不是汗牛充栋，却也是林林总总，举不胜举，在此就不赘述了。然而，在对语言学派的研究文献作详尽的观察之后，我们就会发现，这一学派的翻译研究还存在着理论偏向。虽然交际理论、社会符号学等的引入使得这一理论偏向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修正。比如，纽马克（Peter Newmark）运用语义学理论分析了思维、言语与翻译的关系，阐述了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的特点，在其成名作《翻译研究途径》中所提出的“语义翻译”与“交际翻译”在理论上与实践上至今仍为人们所引用（Newmark，1981，1998）。但是，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偏向始终存在着。纵观语言学派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将它们分为两类：一类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关于翻译的论述；另一类是以现代语言学理论为基础专门从事翻译问题研究的学者的论述。前者立足于结构主义语言学自身的研究，仅将翻译问题作为语言结构分析的个例或个别途径，其有关翻译的论述与其说是翻译研究，不如说是借助翻译来探索语言研究的方法论；而后者在前者范式的指导下，对翻译过程、翻译方法等范畴进行描述，以期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翻译模式——语言学模式。布拉格学派的创始人雅可布逊（Roman Jakobson）较早注意到翻译问题与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关系。他认为，语言符号的意义在于将一种符号翻译为另一种的符号，翻译实际上就是语符和信息的诠释，因此翻译是语言学方法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雅可布逊在其著名论文《翻译的语言观》中列举了诠释语符的三种方式：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其中，语际翻译涉及到一般意义上的翻译概念。在此雅可布逊意在强调在诠释语言现象时语言学对翻译行为的依赖性。同样，英国语言学家弗斯（J. R. Firth）在《语言分析和翻译》一文中详尽地阐述了结合翻译进行语言分析的观点。弗斯肯定了翻译理论本身在语言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把翻译作为语言分析的一种形式，用来阐明语义，这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弗斯指出，在英国语言学史上马林诺夫斯基首次系统地把翻译用于阐明某些民族话语的意义，并把这种方法称之为“语言分析”。弗斯提出了“全面翻译（total translation）”的概念，既要全面运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传达意义，在语法、词汇、词的搭配和语境等四个层次上进行语言分析。弗斯将翻译的意义归纳为：其存在这一事实的本身就是对语言理论和语言哲学的挑战；语言分析与翻译结合可以为语言学家和社会学家提供广阔的研究空间。在语言学派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中，韩礼德（M. A. Halliday）的观点较为著名。他指出句子是翻译的基本单位，翻译过程包括三个阶段：寻找等值物、检验等值物以及调整译语结构。然而，韩礼德对翻译的论述，其出发点是外语教学。他认为利用母语进行语言对比可以使学生注意到两种语言的异同，因为他认为翻译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对比形式，它包括两个方面：语际等值和语法结构的全面对比。因此，他得出结论：翻译理论是普通语言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语言学家在讨论翻译问题时，首先将翻译研究纳入语言学理论研究的框架，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描述翻译现象。他们研究翻译的根本目的在于将翻译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重要途径。因此，将翻译研究作为个例以补证语言学理论、突出翻译研究的工具性功能是第一类翻译研究的共同特征。这类翻译研究由于其语言研究功利的前设性，直接导致其研究的理论偏向——研究的工具性目的，因而影响了其分析结论的普适性，给翻译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海德格尔认为，前设和前有、前见一样，是任何解释的基础，它们一起构成了理解的前结构，事物的作为结构出自理解的前结构。前设即运用一个观念来弄清作为结构。当我们面对研究对象时，总是对它预先做出假设，然后才能把它解释成“作为”某物（刘放桐等，1990：759—760）。前设就是研究翻译前我们预先已有的假设。任何解释都包含了某种假设，问题在于这种前设的客观性。上述语言学家从普通语言学出发，以结构主义范式观照翻译问题，其理论视角本身无可厚非。然而，这种研究具有明确的功利性：将翻译研究视为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结论的补证，将翻译理论视为语言学研究的途径或手段。这种以工具性为目的的翻译研究必然导致研究结论的理论偏向，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建构。或许法国语言学翻译理论的代表人物穆南（G. Mounin）从另一侧面揭示出语言学翻译研究第一类文献的特性：他主张研究翻译问题的语言学家至少在最初阶段不要将翻译作为弄清某些普通语言学问题的手段，而应该运用语言学，特别是现代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为译者解决翻译问题提出可能性（许钧、袁筱一，2001）。如果说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一类文献是基于语言学自身研究的需要，即功利性目的而对翻译现象进行分析，其结论给翻译研究带来极大的局限，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翻译理论作为学科的地位；那么，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则是基于又一功利性：为实现译文“等值”或“等效”的实用性目标的观照下，同样得出具有理论偏向的模式。语言学翻译理论的第二类文献，其理论基础是普通语言学理论或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该理论基础的选定是根据这样一个常识：翻译是特定形式的言语行为，而语言学则是研究语言的科学，它能够提供关于语言研究的基本概念、理论模式和方法，因此翻译理论无法回避语言学。对翻译性质、过程和方法的分析和描述必然要用语言学的基本概念、范畴和方法。从广义上看，索绪尔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创始人。他认为，语言是一个体系（或系统），即一种结构。语言的特点并非由语音和意义本身所构成，而是由语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构成的一个网络，即成为一个体系，也就是语言的结构。这种语言体系被视为一个符号体系。索绪尔认为，一切符号都可以分为能指和所指，语言的研究可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共时性研究是对特定时期语言横断面的研究。索绪尔十分重视语言的共时性研究。他还指出，由词结合成一个结构有两种关系：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总之，索绪尔的语言学模式是以共时性研究为基础的、将语言与言语加以区别的语言体系，这个体系由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构成语言中的差别体系（索绪尔，高名凯译，1982：100—176）。继索绪尔之后，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则强调语言学研究对象为语言能力而非语言现象。它将语言分为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乔姆斯基提出的短句结构规则和推导模式说明了他的结构与转换的方法。短语结构规则是形成句子的一整套规则。这个规则先有一整套短语结构改写规则。在实践上，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均以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某种语言模式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如奈达（E. A. Nida）就以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法为基础，提出由原语结构转换成译语结构的核心句模式，而卡特福德（J. C. Catford）则以韩礼德的系统语法理论为其翻译研究的基础的。奈达认为，一般意义上翻译过程包括以下几个阶段：分析、转移和重组（analysis, transfer, and reconstruct），即首先分析原作语言的信息，将其剖析成结构上最简单明了的形式，在此基础上转移，然后再重新组织成正常的译作语言。分析阶段包括三个方面，即各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语义单位的外延意义以及语法结构和语义单位的内涵值。转移阶段：将事件名词从一种语言转移成另一种语言时，一般先将它转换成动词形式；同理，通常先将抽象名词转换成形容词和副词。奈达认为，在将表层结构的各种表达形式转换成核心结构时，产生了四种基本的结构单位，即事物单位（thing）、事件单位（event）、抽象单位（abstract）和表示关系的单位（relation）。另外，奈达提出了限制和确立词汇单位在特定上下文含义的方法，即通过句法结构限定词义，以及通过语义结构辨别含义。词义相近的的关系有三种，即邻近关系、内涵关系和重迭关系。奈达强调，对原语语言进行分析时，不能局限于研究语言单位间的句法关系和这些语言单位的外延意义，文体风格在传达信息中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在转移阶段，奈达就语言的意义非对应现象——喻体差异、喻体缺省、语义缺省等现象提出了翻译对策。翻译时应注意内涵结构和外延结构，为此奈达提出了转移外延内容的三种方法：全新组合、分解组合和综合组合。奈达认为，重组过程涉及到两个主要范畴：形式范畴和功能范畴。前者要求根据文体风格和文学体裁进行重组，后者则要求译者关注读者的接受效果。由此可见，奈达所谓的翻译时对原、译语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语义单位、文体风格进行分析，在传达风格、功能的基础上为处理语义非对应现象设定语义层面上的对策，其核心在于语言对比分析和寻找语义对应（谭载喜，2002）。卡特福德关于翻译理论的论述同样遵循与奈达相同的研究模式。他在其《翻译的语言学理论》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翻译是用语言进行操作的工作：即把一种语言文本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文本。因此，任何翻译理论都必然利用语言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他还认为，翻译的中心问题是在译语中寻找等值物，而翻译理论的中心任务则是描述翻译等值的本质以及达到翻译等值的条件。卡特福德的理论核心在于它提出实现等值关系的途径：等值关系可以由“层面”（语法形式和词汇形式、语音实体和字形实体、语境）到“等级”（句子、子句、词组、单词、词素）在任何一个交叉点上建立。如果在较低的某一等级上不能确立等值关系，可以在较高等级上求得。与奈达相同，卡特福德翻译研究的中心仍然立足于语言分析，即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Catford，1965）。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表明，这种研究一般始于语言（双语）的结构分析，诸如语言各层次的划分、话语实用关系类别以及话语功能类别的确定，经由翻译单位的选定，最终规定翻译具体操作方法。这种方法在语言学翻译研究中通常表述为模式、方法和步骤等。然而，我们应当指出，首先，翻译作为特定形式的文化活动，是以双语（原语和译语）的互动性转换为其表征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翻译仅仅局限于某种语言操作或语言活动。这种以语言为中介的双语互动或文化互动现象，以及由此导致的语音、语词、语法、文体等变异现象，决非语言学理论所能涵盖的。所以，现代语言学理论必然为翻译研究带来空白，从而造成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偏向。翻译研究的基点应为语言的差异性，亦即双语的非等值性。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翻译中原语和译语之间并合现象（不同语言的共同之处）的认同表明，该研究偏离了翻译研究的本质问题；同时，它对原、译语这一现象及其对策的解释和选定则又使该理论由于强烈的功利性而成为教学研究或应用研究。对一个学科而言，舍弃基础理论研究而进行应用研究，其结论的偏向性是不言而喻的。包括语言学翻译研究在内，世界范围内多数学派对翻译研究的核心是如何实现等值或等效。这表明，翻译研究始终停留在对翻译方法（翻译模式）的探索和选定上。语言学翻译研究以其对翻译过程的描述而获得了科学性或客观性，因为“过程”与“现象”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应当指出，这种对“过程”的考察，其实质是对方法以及模式的操作程序的设定，和所有规范选择一样，它的研究结论带有浓重的经验色彩。其次，语言学翻译研究的第二类文献认为，在具体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原语本文接受的结果——深层结构的表述最初是由核心结构（核心句）来实现的。而所谓核心结构则指对特定深层结构最基本、最具代表性的表述形式。这类研究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核心结构在其完形的初始，已经导致意义的缺省。事实上，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翻译家对深层结构的把握是通过“统觉”来实现的。然后，翻译家直接在译语中找寻与这种“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相对应的译语表层结构。再后，根据原文的深层结构对译语表层结构进行语义修正，以完成译语本文的建构。所谓的语体风格在此应列为语义构成。而“非语言”或“超语言”的结构通常表现为意义指向（在应用性文本中）和心理意象（在艺术性文本中）。总之，翻译家的基本任务是通过译语语言对意义指向和心理意象进行表述和修正。因此，对于奈达所谓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之说，尽管他在分析阶段和转移阶段表现出结构特性——层级性或步骤性，然而，这并未使翻译过程得到客观的、经验性的描述，同时也使得这种翻译模式即使作为教学型模式也失去了可操作性。同样，卡特福德的理论也缺乏得以实现翻译等值的可操作性。他的翻译模式的核心在于界定等值成分的本质和条件，认为，等值关系可以在由“层面”到“等级”的任何交叉点上建立。这表明：他的论述与其说是对翻译模式的设定，不如说是在比较语言学范式中探求原、译语双语对应的可能性，只是卡特福德在此将双语对应表述为等值而已。换句话说，卡特福德虽然在主观上力求以结构主义语言学为基础对翻译问题进行详尽的探讨，但是，实际上在探讨翻译的过程中，他不自觉地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展开了原、译语双语的静态分析与比较。所以，卡特福德的翻译模式又可以界定为以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第二类文献为表征的第一类文献。翻译的语言学研究的第一类文献以及建立在这种范式基础上的第二类文献，他们或以翻译研究作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研究自身的途径和手段，或在结构主义语言学观照下对翻译过程作语言学的静态分析。特别是由后者设定的翻译模式，他们或由于其层级性或步骤性使得自身失去了应用价值（可操作性），或以对双语言静态比较分析为转移，最终偏离了翻译研究而归于对比语言学范畴。综上所述，17世纪以来，随着当时社会的文化转型，在逻辑实证主义和唯理论的刺激和推动之下，新兴的语言理论受到青睐，西方译学的语言学范式亦随之渐露雏形。语言学家、翻译理论家们开始对语言分析、语篇分析产生浓厚兴趣，对从前一些零散的争论也开始了系统的整体性思考，既关注文本的结构层次，又重视形式本身，从而破除了语文学式的“得意忘言”的陈规。语言学范式强调意义的构成特征和语言结构,努力制定对等转换的规则，以语言分析代替直觉感受，克服了语文学派的主观主义，使翻译活动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此，根茨勒把翻译的语言学派也称之为翻译的“科学派”。布龙菲尔德的结构语言学、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为翻译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以雅可布逊、奈达、卡特福德、威尔斯、纽马克、斯坦纳、弗斯、弗米尔、费道罗夫和巴尔胡达罗夫等为代表的翻译语言学派筚路蓝缕，为现代翻译研究奠定了学科和学理基础，翻译理论也开始走上了系统化、科学化、客观化的研究道路。然而，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派认为翻译只能是一门语言学学科，翻译活动就其实质来说是语言学的任务，重要的是对比原作和译作语言单位意义上的相同，以达到内容上的等值；认为语言是透明的，翻译是一种纯语言的转换过程，所涉及的只是两种不同语符中的两个对等信息；把翻译视为一门精确的科学，集中研究语言系统的差异和语言形式的转换，注意寻找语言转换规律以及语义的对等模式，迷信语言的共性；译者的任务只是按照语言规律去解码与编码。这样一来，整个翻译过程被简单化、机械化、程式化了，而起作用的只是语言的工具理性及其规律性。翻译理论由于长期受语言学的影响，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认为语言是一个规范的、同一的和稳定的符号系统，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工具，因此，语言被类比为数学符号系统，成了理性和规律性的象征。翻译的语言学研究范式给人们带来了理性思维，破除了原来语文学研究范式的神秘性和主观直觉的研究方式，从主观性走向客观性使翻译研究取得了很大进展。但由于语言学范式使译者过多依赖于语言的规律性，忽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排除言语活动的社会制约性和规定性，从而突出了原文文本的中心性，追求同一性和一致性，最终堕入语言逻各斯中心。由此可见，语言学范式的翻译研究太拘泥于原文的信息层，不甚注意作品的美学功能，忽视文艺作品的艺术再现，忽视文本主题结构以及文本的话语和语篇结构，忽视更大范围的文化与这些因素对译文的生成和接受所产生的影响；没有考虑语用维度、语用意义和文本的社会与文化语境，对这些方面的理论描述比较薄弱。其范式是封闭、静止的和自足的。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们对语言的研究也由语言本身扩大到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心理、语言与生理等方面，后期的语言学翻译思想把原作、原作者、原文读者等因素都考虑了进去，所以也就更科学、更完整地描述了翻译过程，突破了微观语言学的文本模式，开始关注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上述封闭的、静止的和自足的翻译研究范式被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的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化转向所打破。参考文献：Newmark, Peter.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 Oxford and London: Pergamon Press, 1981. Reprint in 1998. New York: Prentice Hall International.刘放桐等. 现代西方哲学（下），修订本.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许钧 袁筱一. 当代法国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索绪尔，高名凯译. 普通语言学教程[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谭载喜编译. 新编奈达论翻译[M].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atford. A Linguistic Theory of Translation[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 穆雷译. 翻译的语言学理论[M]. 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1991.

这是一篇非常理论难啃的文~可以直接跳到文末读一读，哈哈哈哈哈哈哈╭(╯ε╰)╮ 翻译理论家简介 尤金·A·奈达 Eugene ，翻译理论家。1914年11月11日，出生于美国俄克拉何马市。2011年，8月25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与世长辞，享年96岁。功能对等理论 是美国翻译家 尤金奈达 提出的翻译理论，其定义是 the 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to the source language（在目的语中产生与源语最贴切的自然对等）从而再现源语的文化。 功能对等这个概念是奈达在提出动态对等和形式对等后提出来的，其定义与动态对等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强调了“功能”这一概念。 与形式对等不同的是，功能对等理论强调的是目的语读者对译文的反应应该与源语读者对源语文本的反应一致。译者应努力追求同时体现原文语义和原文文化两个目标，若原文意义和文化无法得兼，则舍弃形式，通过改变原文形式来再现原文语义和文化的目的。若舍弃形式也无法达到目的，那么我们只能通过“重创”来实现，即将源语文章的文化内涵用译语的词汇来阐述和说明。 我们现在划重点！ 奈达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而功能对等和动态对等差不多，可以放在一起，形式对等强调的是原文的形式特征被一成不变地复制到目的语文本，尽量再现原文的形式与内容（主要通过语法单位、用词的一致性体现）。 我们今天讲的是 功能对等，即用与源语最贴切的自然对等再现源语的文化。 简化一下功能对等的定义，用与源语最贴切的自然对等再现源语的文化，其实就是要追求自然的表达，而要做到自然的表达，我们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以下 五个因素 ： 1）word classes词性 2）grammatical categories 语法范畴 3）semantic classes 语义范畴 4）discourse types 语篇类型 5）cultural contexts文化背景从而实现自然的表达（natural expression） 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实现3）语义对等，再现5）原文文化背景 做笔记：功能对等=追求自然表达=考虑五个因素=实现语义对等和再现原文文化 这里我将通过一则商业信函的翻译，讲解语义对等、句子层面上的对等和原文文化背景的体现 语义对等就是在翻译时把意义放在第一位 ，这是无可厚非的，由于存在不同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语义对等往往需要通过语义上的调整得以实现。 商务英语的翻译非常讲究词汇意义的准确翻译，其特点是大量使用专业术语 ，译文中的on the attached slip恰当翻译成了“附件”， me翻译成了“本公司” 而不是“我，”firm翻译成了“公司”而不是“商行”或者“市场”， 这些准确翻译有利于实现语义上的对等。 光有语义对等还不够， 在商务信函中往往会出现很多结构复杂的句子，这时候译者需要理清原文结构，在译文中以适当结构翻译出来。 仍以本句为例，如果按照原文的语法结构（主谓宾+by引导方式状语+named做firm的后置定语）翻译，则会译成：你会让我心怀感激，通过…。 这样不符合句子层面上的对等。因为 汉语习惯是将背景放前面，主要事情放后面。 译文中的“有幸”、“不胜感激”都是汉语书面语中的“敬语”，体现了汉语的文化背景，也符合用与源语最贴切的自然对等再现源语的文化这一要求。 我很久以前写的一篇小文章，发出来分享一下~                            尤金 奈达 参考资料：《中外翻译理论教程》 黎倡抱 《当代西方翻译理论选读》马会娟 欢迎关注~不定期更新翻译相关的文章！╭(╯ε╰)╮

在国际商务交往活动中,大部分资讯都需要通过语言交流来进行传达,然而由于文化差异会导致语言差异的出现,并且不同国家所处的文化背景也具有不同。下文是我为大家蒐集整理的关于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篇1 浅谈国际商务交流中的文化差异 [摘要] 在进行国际商务交流时，文化冲突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为了避免这种现象的出现，我们就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民族文化的差异。本文试图谈谈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关键词] 国际商务交流文化差异 在人类文化中有着许许多多共性的东西，但不可否认，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历史背景、风俗习惯、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因此，在从事国际商务交流时就必须了解掌握本国与异国民族文化的差异，设法使这些差异在传译过程中消失，同时在译入语中找到准确的词语，使异国文化在译入语中得以再现。这就是“功能对等Functional Equivalence”或“动态对等Dynamic Equialence”。语言Language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仅是人类思想感情表达与交流的工具，而且是文化的载体。对同一客观现象，不同的民族语言会给它“刷上不同的颜色”。由于缺乏了解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所导致的交际障碍、冲突和误解，被称之为“语用失误Pragmatic Failure”。本文所谈的文化差异不是指语法结构出错而导致的词不达意，是指说话人未能按照西方人的社会风俗、习惯来交谈所造成的失误。本文就国际商务交流中的文化差异这一现象，谈一谈自己的认识。 一、生活习惯的差异 1.称呼与打招呼 在西方国家，人们相互间称呼和招呼与我们的习惯差异极大。比如：小孩对长辈可以直呼其名、年轻人称老年人可在其姓氏前加Mr、Mrs或Miss。在汉语里，我们常用“老师、经理”等这些表示职业的名词与姓氏连用作称呼语，而在英语中正确的说法是Mr、Mrs、Miss与姓名连用，以示尊敬或礼貌。我们彼此较为熟悉的人见面时，一般用语“吃过了吗?”、“上哪去?”等，而英美人的问候时常用 “Good morning”、“How do you do?”、 “How are you doing?”， 在关系亲密者之间还可用 “Hello!”或 “Hi!”。 2.寒暄与道别 中国人见面寒暄通常是“你多大年纪?”、“结婚了吗?”、“你每月能挣多少钱?”，为了表示对对方的关心，常会说“你又长胖了”、“你又瘦了”。在西方文化中“It’s fine, isn’t it?”、“Your dress is so nice!”是寒暄最频繁的用语，如果英美人听到“You are fat.”、“You are so thin.”这样的话，会感到尴尬的，因为这是不礼貌的。接电话时，我们常问“你是谁?”，而英美人通常是先报自己的电话号码或单位名称。我们寒暄之后的道别，主客人常说“请留步”、“走好”、“慢走”， 而西方人这时常会微微一笑，并做一个表示再见的手势或说“Good-bye.”、“See you later.”。 3.赞扬、祝贺和其他社会礼节 中国人视“谦虚”是一种美德，所以当别人向我们说“You look beautiful today.”、“Your English is very good.”我们习惯答道“Where、Where.”、“No, no. My English is not good enough.”。 而西方人习惯以“Thank you!”、“Thank you for saying so.”的方式来接受。又如：我们通常在别人提供帮助时才说“谢谢!”。 而“Thank you!”在英语中是无处不有。再如：英语中的“Please”也不完全相当于汉语中的“请”。如让别人先行或上下车时，常说“After you.”，在餐桌上常用“Help yourself.”。 二、对事物认识的文化差异 1.数字的文化差异 由于受东西方文化传统、宗教信仰、语言崇拜、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数字的神化存在着东西方的差异。如我国有 “666”、“999”、“三元”、“十三香”等这些数字用作商标的商品， 在欧美同样可以看到以 “7-Up”、“Mild Seven”、“7-Eleven”等商标的商品。但把“666”、“十三香”这样的商品出口到英美就会遇到麻烦。因为“Six”象征魔鬼;“Thirteen”是不吉利的数字。而“Three”在贝南等地含有“巫术”之意。 2.颜色的文化差异 在人类语言中，颜色词语可表现出的独特魅力，令人刮目相看。汉英语言中，表示各种不同颜色或色彩的词非常丰富。我们即要注意观察其本身的基本词义，也要留心它们的象征意义。如：红色在我国文化中象征著吉祥、喜庆、漂亮，而西方文化中常说red revenge血腥复仇、a red battle血战、red alert空袭报警、a red waste of his youth他那因放荡而浪费的青春;白色在中国文化中是一个基本禁忌词， 西方人常说a white soul纯洁的心灵、white wedding新娘、white men有教养的人、white day吉日、white market合法市场、a white lie 无害的谎言等;黑色在中国文化里象征严肃、正义，又象征著邪恶、反动， 西方文化中black是基本的禁忌色，如black words不吉利的话、black deed极其恶劣的行为、black mail敲榨、black dog沮丧情绪、give me a black look怒气冲冲地看着我;黄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权势、威严，而西方文化中的yellow带有不好的象征。如yellow dog卑鄙的人、yellow streak胆怯、yellow-livered胆小的;绿色在中国文化中除了表示狭义外，还表示野恶，西方文化中的green表示新鲜、幼稚、没有经验、妒忌。如in the green wood在青春旺盛的时代、as green as grass幼稚、a green hand生手、green with envy充满妒嫉;蓝色在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什么象征意义，但在西方文化中常说blue blood 名门望族、blue laws严格的法规、blue Monday不开心的星期一、blue talk下流言论、out of the blue突爆冷门; 粉红色在中国文化中可代表女性，西方文化中常用the pink of perfection十全十美的东西、the pink of politeness十分彬彬有礼、 apink-collar worker高层次女秘书。 3.习俗和信仰的差异 东西方习俗和信仰的差异是多方面的，最典型的莫过于在对动物的态度上。喻体构成的比喻，它们形象、生动、直观、容易使人产生直接的意象效果，进而联想到它们所承载的内在喻义。以as … as 为例:as poor as a church mouse贫穷、as lucky as dog幸运、as mad as a March hare匆忙、as proud as a peacock傲慢、as busy as a bee忙碌等。我们只有通过同中有异、异种有同的对比，才能克服母语的干扰，将两种语言转换自如。 三、造成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 造成中西文化冲突现象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究其根本，就是因为中西双方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历史背景，这必然使人们在意识、行为等多方面形成差异。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分析一下其主要原因。 1.价值观念存在差异 人们的交际能力是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产生的，是不能脱离具体的文化而独立存在，它与价值观念的联络密切的，有其特有的价值体系，帮助人们区分美与丑、善与恶，这就是人们的处世哲学、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因而，每一种文化对事物判断的标准是不同的。如在中国文化中“龙”是吉祥的象征，而dragon在西方神话传说中表示“邪恶的怪物”。 2.逻辑思维模式存在差异 既然文化会影响人们对外界事物的看法和认识，那么逻辑思维模式就必然存在差异。思维定势往往忽视个体事物的差别，而夸大与另外某一社会群体相关的认知态度，它常常带有浓厚的感 *** 彩和固定的信条。东方人的思维模式则表现出直觉整体性，西方人的思维模式则注重逻辑和分析。如伸出食指和中指，中国人表示“二”，可西方人表示V胜利;我们用大拇指和食指表示“八”，可在西方人的眼里却是“two”。 3.行为规范存在差异 在跨文化交际时，经常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使用自身所在社会的行为规范来判断对方行为的合理性。正确地识别和运用行为规范是保证跨文化交际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要保障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就必须了解对方的行为规范，最好的方法就是“入乡随俗”的原则。比如说中国人轻拍小孩子的头部而表示一种友好，西方人认为这是一种极不尊重小孩子的做法。 4.语用的迁移造成的影响 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评价和解释通常是建立在自身的文化基础之上的， 这种文化的标准规范只能在自身中按其特的定条件加以解释，如以此为规范来描述另一种文化，就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由于缺乏对文化差异的了解，常会无意识地进行语用迁移，其后果有时会非常严重，甚至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如某厂曾出口一种“双羊”牌高档羊绒被，商标被译成Goats，结果销路特别不好。原因就在于goat这个词除了本意外，还有“色鬼”之意。有了这样的商标，无论其产品的质量有多好，有谁会去使用呢?又如:要将我国电影的“金鸡奖”译成Golden Cock Prize，就会产生奇异，cock除“公鸡”外，还有“雄性器官”之意，在英语里属于禁忌语。再如，将“白象”牌电池翻译成White Elephant，其语义资讯虽对等，而从文化资讯对等来看却是糟糕的翻译。因为white的意思是“没有用反而累赘的东西”， 有哪个消费者愿去购买“White Elephant”的电池呢?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造成这种文化的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正是由于这些文化差异的存在，使得文化翻译的可译性受到了限制。我们研究其现象，是为了澄清“信”与“美”、“同”与“异”的关系问题，也是我们在进行国际商务英语交流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篇2 试论国际商务谈判中的跨文化差异 [摘要] 随着商业全球化的步伐加快，涉及国际商务的谈判与日俱增，文化差异对国际商务谈判而言，是极其重要而又繁琐的变数。正确认识跨文化差异是我们从事国际商务谈判的前提条件，本文试图从跨文化差异的角度探讨国际商务谈判的某些特点。 [关键词] 国际商务谈判 文化 差异 在21世纪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密切。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国际商务谈判受到各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而其中最难以把握的就是文化因素。文化上的差异导致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碰撞甚至冲突，相当一部分谈判因此失败，直接影响了国际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正确把握文化因素至关重要。 一、语言差异 国际商务谈判中，当两种语言都有类似的表达但含义却有很大差别时，以及某种表达只有在一种语言中存在时，极易引起沟通上的混淆。如在中国， *** 管理企业的方法之一是根据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及企业规模等评定企业的等级，如“国家级企业”、“国家二级企业”等，在美国则没有这种概念。简单地将“一级企业”、“二级企业”解释为“first class enterprise”和“ second class enterprise”，很难让对方理解这种表达的含义，起不到在国内谈判中同样表达所能起到的效果，并且有可能使对方产生误解，如将“二级企业”理解为“二流企业”。 即便是在使用同样语言的国家，如使用英语的美国、英国，在某些表达上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例如：first floor在英语时指二楼，而美语则指一楼，英语指一楼时要用ground floor.“corn”在英语里指谷物、小麦，等于美语的“wheat”小麦，美语的“corn”玉米等于英语的“maize”玉米。 在拟定谈判协议时，语言差异问题值得予以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二、行为语言差异 行为方面的文化差异往往较为隐蔽，难以被意识到。当外国谈判者发出不同的非语言讯号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谈判对手极易误解这些讯号，而且还意识不到所发生的错误。有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在进行口头表达的同时，伴随着大量的动作语言;而另一些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则不习惯在较为正式的场合运用幅度较大的动作语言。对行为语言认识和运用的差异，同样会给谈判中的沟通带来许多问题。 如：日本商人的交流风格是最为礼貌的，较多采用正面的承诺，推荐和保证，而较少采用威胁、命令和警告性言论，他们礼貌讲话的风格最突出的是他们不大显示面部凝视状态，但常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巴西商人谈判风格较为放肆，且在谈判中较为不甘寂寞，不时地凝视对方并触碰对方;法国商人谈判风格更为放肆，他们使用威胁和警告语言的频率较高，还很频繁地进行插话，常做面部凝状。 可见，惟有弄清楚这些差异，方能避免对日本人的沉默寡言，巴西人的过于热心或法国人的威胁和误解，取得国际商务谈判的成功。 三、沟通方式差异 不同文化的人群有其所偏好和习惯的沟通方式。国际商务谈判中的双方经常属于不同的文化圈，有各自习惯的沟通方式。习惯于不同沟通方式的双方之间要进行较为深入的沟通，往往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在中国、日本等，人们的表达通常较为委婉、间接;而在美国、德国等，直截了当的表达则较为常见。中国、日本的谈判者比较注重发现和理解对方没有通过口头表达出的意思，而美国、德国的谈判者则偏爱较多地运用口头表达，直接发出或接受明确的资讯。来自这两种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在进行谈判时，一方可能认为对方过于鲁莽;而另一方则可能认为对方缺乏谈判的诚意，或将对方的沉默误解为对其所提条件的认可。 四、思维方式差异 国际商务谈判时，来自不同文化的谈判者往往会遭遇思维方式上的冲突。以东方文化和英美文化为例，两者在思维方面的差异有：东方文化偏好形象思维，英美文化偏好抽象思维;东方文化偏好综合思维，英美文化偏好分析思维;东方人注重统一，英美人注重对立。如中国哲学虽不否认对立，但较强调统一方面，而西方人注重把一切事物分为两个对立的方面。 跨国文化交流的一个严重通病是“以己度人”，即主观地认为对方一定会按照我们的意愿，我们的习惯去理解我们的发言，或从对方的发言中我们所理解的意思正是对方想表达的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Yes”和“No”的使用和理解。曾经有家美国公司和一家日本公司进行商务谈判。在谈判中，美国人很高兴地发现，每当他提出一个意见时，对方就点头说：“Yes”，他以为这次谈判特别顺利。直到他要求签合同时才震惊地发现日本人说的“Yes”是表示礼貌的“I hear you”的“Yes”，不是“I agree with you”的“Yes”。实际上，“Yes”这个词的意思是非常丰富的，除了以上两种以外，还有“I understand the question”的“Yes”和“I'll consider it”的“Yes”。“No”的表达方式也很复杂。有些文化的价值观反对正面冲突，因此人们一般不直接说“No”，而用一些模糊的词句表示拒绝。 总之，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任何一个谈判人员都必须认识到，文化是没有优劣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的谈判方式也迥然不同。只有我们意识到文化差异在商务谈判中的影响，懂得文化对谈判的作用，尽量避免模式化地看待另一种文化的思维习惯，才能有助于在我们商务谈判上的成功。 参考文献： [1]刘园著:国际商务谈判.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英比尔.斯科特著:贸易谈判技巧.中国外贸出版社出版 [3]唐德根著:跨文化交际学.中南大学出版社 [4]张河清著:谈判学.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5]宛磊:商务英语谈判的文化差异.中国市场，2005,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