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木雕艺术源远流长,发现的最早的木雕艺术品是在河姆渡出土的木雕鱼和辽宁新乐出土的木雕鸟。浙江余姚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雕鱼,呈“T”字形,象手杖柄,柄上刻有横线、斜线和直线。另一件木雕鱼长11厘米、高厘米,很象一条活泼的游鱼,是一件纯供欣赏的艺术品。当时没有金属工具,凭原始的动物骨、齿和硬质的石块来磨刻,制作的艰难程度可以想象。商周时代,出现殷代王室的“六工”和周代的“八才”,说明木雕已经被纳入国家管理范围。遗留下来的木雕多为礼器,装饰方法已有施漆、镶嵌和雕花等多种。春秋战国的木雕工艺分成了建筑装饰木雕、木俑、宗教造像、礼祭等不同的木雕行业。盛行漆绘木雕,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战国木雕女俑,俑体以长木削成,形体仅具轮廓大形,面貌、服饰皆为彩绘、鬓发整齐,是代表作品。汉代墓葬出土了很多动物木雕,如牛、羊、马、狗、猪、鸡、鸭等,另外也有车、马、船、耳环等器物。俑的体态表情生动,有男女侍、人首兽身俑、说唱俑、仪仗俑、武士俑、骑马俑、生肖俑、动物俑、神兽俑、乐俑等。木材易腐烂,汉代以前的木雕流传至今非常不容易。晋代以后出现木偶,蜚声中外的福建漳州布袋木偶“源于晋、兴于宋、盛于明”。隋代至五代时,木雕的佛、菩萨、罗汉等寺院造像最为引人注目。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木雕多用于殿堂楼阁、庙宇民居的建筑装饰。日用品上的雕刻更为丰富多彩。唐代是中国工艺技术大放光彩的时期,木雕工艺也日趋完美。许多保存至今的木雕佛像,是中国古代艺术品中的杰作,具有造型凝练、刀法熟练流畅、线条清晰明快的工艺特点,成为当今海内外艺术市场上的“宠儿”。明清时代的木雕品题材,多见为生活风俗、神话故事,诸如吉庆有余、王谷丰登、龙凤呈祥、平安如意、松鹤延年等木雕作品,深受当时社会欢迎。木雕种类纷繁复杂,归纳起来有四大种类:东阳木雕、东清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和广东金漆木雕。这四大流派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形成各自独特的工艺风格,享誉全国,东阳木雕涎生于宋代的浙江东阳,擅长雕刻,图案优美、结构精巧。清代乾隆年间,被称之“雕花之乡”的东阳地区,竟有十多名工艺师被召进京城,修缮宫殿;乐清黄杨木雕从清代中期起就成为中国民间木雕工艺品之一,以雕小型黄杨木陈设品而闻名中外;明初有长乐人孔氏,利用天然疤痕树根进行雕刻,是福建龙眼木雕特有的传统工艺,被世人所重视;广东金漆木雕起源于唐代,它用樟木雕刻,再上漆贴金,金碧辉煌,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江苏木雕以其精湛的工艺,严谨的造型和细腻丰富的层次影响海内外,所雕作品如龙舟、楼图、笔筒,如意以及地屏插牌尤具浓郁的民族风格和地方特色,是木雕中的精品。现在的古玩市场可以看到明清两代的宗教造像,建筑木构件上的木雕装饰,家具的雕刻等等。尤其是清代,木雕技术达到了高峰,许多木雕工艺品作坊还从民间走向官办,并相继形成浙江东阳、乐清、福建福州、莆田、泉州,台湾鹿港、大溪、三义,广东湖州、汕头,山东曲阜、云南剑川、江苏、湖北、上海、四川等许多地方色彩鲜明的民间木雕流派。其中浙江东阳、福建福州、广东潮州被称之为我国木雕三大产地。
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都有着不同的风格和特点!1、东阳木雕 浙江东阳是木雕的传统产地,被称为“雕花之乡”。产区主要在东阳,故名。据东阳县南寺塔( 建于北宋建隆二年,961年)遗留的佛像等实物考查,已有1000多年历史。东阳著名的明代建筑肃 雍堂,建筑上的木雕极为壮丽。清代乾隆年间,约有400多名匠师进京修缮宫殿、雕制宫灯。现北京 故宫、杭州灵隐寺等处,尚保存有当年的东阳木雕作品。1910年后,在上海和杭州,集中不少东阳 木雕艺人,雕刻中西结合的家具和用具出口。建国后,技艺上有很大发展和提高,出现了壁挂、条 屏等艺术性较高的欣赏品。内容多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图案采用“满花”手法。画面布满纹饰, 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现生产的品种花色达2700多种,其中箱、橱、凳、椅、台、几等实用产 品,占总产值90%,外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员有数千名。东阳木雕以浮雕技法为主。在设计上,借鉴传统的散点透视、鸟瞰式透视等构图,讲究布局丰满,散不松,多不乱,层次分明,突出主 题,表现情节,具有以小观大的艺术效果,特别适合表现故事性强的内容。1957年,为杭州灵隐寺 大雄宝殿雕制的“释迦牟尼”大佛,高19米;制作的玻璃灯,重2吨多,获好评。1981年,为新加坡 “董宫大厦”雕刻14条大型条屏等,辉煌华贵。1982年全国艺术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东阳木雕荣获银杯奖。 2、黄杨木雕 中国民间木雕工艺品之一。因用黄杨木作雕刻用材而得名。黄杨木生长缓慢,俗有“千年矮”之称。 质地坚韧光洁,纹理细密,色黄温润,具有象牙效果,年久色愈深,古朴美观。适宜刻雕小型陈设品 。浙江是黄杨木雕传统重点产区,主要分布于乐清和温州。浙江黄杨木雕发源于乐清县,距今约150年 。起源于龙灯骨架上装饰的木雕小佛像,清末发展成为艺术欣赏品。本世纪初,朱子常创作的“捉迷 藏”等优秀作品,在南洋劝业会和太平洋万国巴拿马博览会上获奖。建国后,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 上,涌现不少优秀作品。技法上,除圆雕、镂雕、深浅浮雕外,还创作了镶嵌等过种方法。著名艺人王 凤祚创作的“苏武放羊”,曾参加在莫斯科举办的“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展览”。1959年,他为 北京历史博物馆创作的大型木雕“毕升”,作为长期陈列展品。名艺人叶润周擅长镂雕技艺,他创 作了很多优秀作品,有的作为国家礼品,有的出国展览,曾荣获浙江省创作设计一等奖。现在浙江 黄杨木雕产品,畅销30多个国家和地区。我国的黄杨木雕产地,除浙江的乐清、温州外,还有广东 的潮州和上海等地。 3、龙眼木雕 福建著名工艺品。龙眼,南国异果,干果即桂元。龙眼树,姿态万状,材质坚实,木纹细密,色泽柔 和。老的龙眼树干,特别是根部,虬根疤节,姿态万端,是木雕良材。龙眼木雕在清代已有发展。龙 眼木雕,是相形度势,进行雕刻,以天然逼真取胜。传统产品以人物为主,鸟兽花果次之。这种树根 雕和利用树身天然疤节,雕刻成的作品,又称为“天然疤”。产品不论是利用木材本色,或染成棕褐 色,经磨光打蜡,光亮异常,近似红木,显得古朴、稳重、大方、精美。主要产地有福州、泉州和惠安等。
帮你找了点资料.希望对你有用.中国木雕:中国的木雕艺术起源于新石器时期,距今七千多年前的浙江余姚河姆文化,已出现木雕鱼。秦汉两代木雕工艺趋于成熟,绘画,雕刻技术精致完美。施彩木雕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木雕工艺已达到向当水平。中国木雕的雕刻材料分类:一般选用质地细密坚韧,不易变形的树种如楠木、紫檀、樟木、柏木、银杏、沉香、红木、龙眼等。采用自然形态的树根雕刻艺术品则为“树根雕刻”。木雕有圆雕、浮雕、镂雕或几种技法并用。有的还涂色施彩用以保护木质和美化。战国和汉代即有大量木雕俑和动物雕刻,唐宋时有人物、仙佛、鸟兽等木雕。明清时代小型木雕摆件、建筑木雕装饰和木雕日用器物大为发展。中国木雕有分为很多流派,如: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福建龙眼木雕,白族木雕,徽州木雕,鹤庆木雕,云南剑川木雕,等等。可以说流派繁多,争奇斗艳,百花齐放;中国木雕已成为艺术殿堂的一朵奇葩。 首先介绍一下木雕的种类。我国的木雕种类繁多,遍布于大江南北,最著名的是:浙江东阳木雕、广东金漆木雕、温州黄杨木雕,福建龙眼木雕,人称“四大名雕 ”。其它种类如:曲阜楷木雕,南京仿古木雕、苏州红木雕、剑川云木雕、上海白木雕、永陵桦木雕、泉州彩木雕……这些木雕都是因产地、选材或工艺特色而得名,有的历史悠久,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和传统特色,能工巧匠,树帜各地;有的虽是后起之秀,但木雕技艺日趋精湛,造型也日臻完美,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木雕的种类还分工艺木雕和艺术木雕二大类。工艺木雕通常是指流传在民间,有悠久的历史和强烈的民族传统色彩,讲究精雕细镂、巧夺天工的木雕工艺品。工艺木雕又分纯观赏性和实用性二类。观赏性木雕是陈列、摆设于橱、窗、台、几、案、架之上,供人观赏的小型的、单独的艺术品。它是利用立体圆雕或半圆雕的工艺技术雕制,表现的题材、内容广泛,有花卉、飞禽、走兽、仕女、历史人物等,还有一些反映现实生活,有思想意义的作品。如温州黄杨木雕,产品受清末文人画的造型风格和线条影响,刀法纯朴圆润、结构虚实相生,有诗情画意的特色。实用性木雕是指利用木雕工艺装饰的、实用与艺术相结合的艺术品。如:宫灯、落地灯、屏风、镜架、笔架、镜框、钟座、首饰盒、佛龛以及建筑部件、家具雕饰等。还有专为其他工艺品配制装饰的几、案、座、架,如玉器、牙雕、花瓶、首饰,瓷器等,这些艺术品配以木雕装饰,烘托了主体,丰富了整体,并增加了艺术欣赏价值。在木雕艺术中,工艺木雕虽然是根据某种装饰需要(它们大到传统建筑、古典家具、寺庙、神坛;小到生活用具、案头摆设),但却是雕刻艺术中的精华部分。由于这种木雕需要量大,应用范围广,所以一般是由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老艺人或工艺美术师设计雕制,再由工艺娴熟的工人大量雕刻复制的。因此在题材上表现形式上就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制作工序也很明确,分出坯、修细、打磨、上光、配置、底座等流水作业。艺术木雕通常是指构思精巧内涵深刻,有独创性,能反映作者审美观、艺术方法和艺术技巧的作品。艺术木雕一般都是由作者一手设计制作完成的,所以他能始终贯穿并把握创作的意念与追求。艺术木雕的创作方法除了与其它雕塑材料一样是用形体来表现客观世界的人和物,或写实、或夸张、或抽象,还要结合利用木材的特性,从原始材料的形态属性中挖掘美的要素,以充分体现木雕艺术的趣味和材质美。艺术木雕的题材内容及表现形式一方面取决于作者的艺术素养及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取决于木材的天然造型和自然纹理,也就是“因材施艺”。艺术木雕的表现手法丰富且不拘一格,有大刀阔斧、粗犷有力;有精雕细刻、线条流畅;有简洁概括,巧用自然美。好的艺术木雕不仅是雕刻家心灵手巧的产物,而且也是装饰、美化环境、陶冶性情、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与所有的雕刻一样,木雕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二种,一种是“独立式”一种是“依附式”。前者是指可以用来自由放置,并且从任何方向任何角度都能看见的所谓三维空间艺术的圆雕而言,通常是被作为室内的陈设品或案头摆件。后者是指用于装饰建筑物室内墙面或门窗等固定空间的浮雕而言。这类浮雕通常采用高、低、镂、透、通等多种手法来表现。雕像略微突出的称作低浮雕;雕像在底面上十分突出的称作高浮雕;浮雕的周围被镂空使雕像如剪纸般显出清晰的影象效果被称为镂空雕;雕像的构图层次多,一层一层雕进去,除了最后的背景,前面部分与底面没有关系的又被称为透通雕。透通雕的特点主要融合各种雕法在一个画面上,是表现多层次的作微俯立体型的全面镂空雕刻,作品有玲珑剔透的艺术效果,主要用于传统的古建筑木雕装饰上,如广东的金漆木雕就是把人物山
寄命于商的徽州人尤其重视村落的“水口”,建构了一些独具特色的水口园林。徽式宅第结体多为多进院落式集合形式(小型者多为三合院式),体现了徽州人“聚族而居”的特点。一般均坐北朝南,倚山面水,讲求风水价值。布局以中轴线对称分列,面阔三间,中为厅堂,两侧为厢房,厅堂前方称天井,采光通风。院落相套,造就出纵深自足性家庭的生活空间。民居外观整体性和美感很强,高墙封闭,马头翘角,墙线错落有致,黑瓦白墙,色泽典雅大方。装饰方面,清砖门罩、石雕漏窗、木雕楹柱与建筑物融为一体,使房屋精美如诗,堪为徽式宅第的一大特色。徽州的祠堂和牌坊也是徽派建筑中的重要建筑形式。村皆有祠,祠一般均规模宏大,富丽堂皇。而散缀各地的各式牌坊,则是古代徽州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传统的建筑流派,徽派建筑一直保持着其融古雅、简洁、富丽于一体的独特艺术风格。徽派建筑工艺特征徽派古建筑以砖、木、石为原料,以木构架为主。梁架多用料硕大,且注重装饰。其横梁中部略微拱起,故民间俗称为“冬瓜梁”,两端雕出扁圆形(明代)或圆形(清代)花纹,中段常雕有多种图案,通体显得恢宏、华丽、壮美。立柱用料也颇粗大,上部稍细。明代立柱通常为梭形。梁托、爪柱、叉手、霸拳、雀替(明代为丁头拱)、斜撑等大多雕刻花纹、线脚。梁架构件的巧妙组合和装修使工艺技术与艺术手法相交融,达到了珠联璧合的妙境。梁架一般不施彩漆而髹以桐油,显得格外古朴典雅。墙角、天井、栏杆、照壁、漏窗等用青石、红砂石或花岗岩裁割成石条、石板筑就,且往往利用石料本身的自然纹理组合成图纹。墙体基本使用小青砖砌至马头墙。徽派建筑还广泛采用砖、木、石雕,表现出高超的装饰艺术水平。砖雕大多镶嵌在门罩、窗楣、照壁上,在大块的青砖上雕刻着生动逼真的人物、虫鱼、花鸟及八宝、博古和几何图案,极富装饰效果。木雕在古民居雕刻装饰中占主要地位,表现在月梁头上的线刻纹样,平盘斗上的莲花墩,屏门隔扇、窗扇和窗下挂板、楼层拱杆栏板及天井四周的望柱头等。内容广泛,多人物、山水、花草、鸟兽及八宝、博古。题材众多,有传统戏曲、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渔、樵、耕、读、宴饮、品茗、出行、乐舞等生活场景。手法多样,有线刻、浅浮雕、高浮雕透雕、圆雕和镂空雕等。其表现内容和手法因不同的建筑部位而各异。这些木雕均不饰油漆,而是通过高品质的木材色泽和自然纹理,使雕刻的细部更显生动。石雕主要表现在祠堂、寺庙、牌坊、塔、桥及民居的庭院、门额、栏杆、水池、花台、漏窗、照壁、柱础、抱鼓石、石狮等上面。内容多为象征吉祥的龙风、仙鹤、猛虎、雄狮、大象、麒麟、祥云、八宝、博古和山水风景、人物故事等,主要采用浮雕、透雕、圆雕等手法,质朴高雅,浑厚潇洒。徽州古建“三绝”徽派建筑以祠堂、牌坊、民宅最具特色,号称“古建三绝”。祠堂有宗祠、支祠、家祠等不同类型,建筑方面有严格的区分,不能随心所欲。一般都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牌坊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有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多种式样,造型雅致。根据功用可分为旌表坊和题名坊两类。旌表坊必须经朝廷颁旨才能兴建,只有官绩显赫、孝行义举突出的人以及贞女烈妇,才有资格享受。题名坊一般建在府邸、书院、祠堂、墓门道前,作为庄重、权威的标志。民宅的形式一般俗称为“三间屋”,有明三间、暗三间、回廊三间之别。徽州境内地貌以山地、丘陵为主,属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热量丰足,雨水充沛,土脉厚良,因此石材、林木、土壤资源都很丰富。如石材有黟县青、茶园石、庙前青等;而土种多样,有鸡肝土、黄红土、紫色土、猪血土等;至于木材则种类更丰,目前仍存有千余种,如银杏、樟树、黄松、赤松、金叶松、马尾松、杉树、柏树、樽树及椴树等。徽州三雕正是取材于当地的这些材料用于雕刻。徽州三雕都是在一定的材料上雕刻物体,因此雕刀是其基本工具。徽州三雕采用的刀具形状大同小异,刀头形状有大有小,有尖有圆,但所用材料不同。三雕用刀以前都是用钢打制,现在除了木雕外,砖雕和石雕的刀头大多用钨钢制成,这种刀头硬度大,耐用,不容易磨损。徽州三雕的雕刻类型大致有线雕、浅浮雕、深浮雕、透雕、圆雕、镂空雕等,工艺流程也大体相同。一般包括备料、放样、粗胚、细胚、修整等几个阶段。民间艺人在进行三雕创造时,就如同用刻刀来作画一样,而作画是很讲究笔法的,象提顿按挫、钩回曲直、刚柔疾徐等,同样用刀方法也多种多样,如直人刀、斜人刀、切刀、冲刀、涩刀、轻刀、迟刀等等,不同的用刀,会产生不同的刀力,如冲、切、削、铲、刮、挑、凿、划、疾、徐、迟、顿等,便能在材料上雕出不同特点的形象,这点在砖、木雕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徽州三雕题材广泛,工艺精巧,形象细致生动,而且层次丰富,少则几层,多则十数层,尤其是清朝三雕鼎盛期的木雕、砖雕则更显突出。这就要求三雕艺人在雕刻时,尤如画家、书法家创作时讲究章法气韵、笔墨意境一样,更要讲究刀法的运用,要将各种刀法有机地结合起来。
雕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其独特的魅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雕塑艺术以一种物质形态与意识形态相交融的方式存在着,它以静态的美传达艺术家们的思想情感与审美理想;而两种不同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使同一种艺术形态形成了各自独特的艺术风格特征。本文从题材、表现手法、造型手法、材料的运用等不同角度,对这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差异进行分析、归纳和比较,并作以简要评述。如果说历史是人类谱写的一部气势宏伟的交响曲,那么雕塑艺术就是其中一部精致而独立的乐章。雕塑是造型艺术种类中最早出现的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也是建筑艺术以外的另一种表现实体空间的艺术。雕塑是有三维空间的由人类创造的存在于实际空间的立体形象。像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罗丹的《思想者》、中国的四大石窟、兵马俑等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作品。雕塑永远表现动态,甚至完全静止的雕像也被看作具有一种内在的运动,一种不但在空间、也在时间上持续的伸展的状态。人们可以从这一瞬间的造型中想象静态向动态的转变,想象行为的连贯,持续的活动过程,从而体味出它的活力和精神,体味出它的冷冰冰的物质材料后面的体温和感情。雕塑是可视的、可触摸到的并能反映一定意识形态及较高审美意义的实体。雕塑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也是根植于自己民族传统文化土壤上的一颗常青树。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大最鲜明的文明。尽管两者都产生于奴隶制和封建制这同一种社会基础上,都受制于人类思维发展和文化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但由于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故而在雕塑艺术上形成两种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 一、题材差异 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中国田园牧歌式的乡村文明,使人与自然及生态系统始终保持着和谐的关系。因而中国早期雕塑题材以动物为主,《四羊方尊》、《莲鹤方壶》等就是其中的杰作。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宗教佛像也成为中国传统雕塑的表现对象之一,最有名的当推云岗石窟、龙门石窟、麦积山和敦煌石窟这四大雕塑群,此外还有大量的寺庙造像。同时在中国厚葬习俗的影响下,君主及达官贵族大势修造陵墓及陪葬品,使得陵墓雕塑成为中国雕塑艺术上的又一珍宝,最具代表性的就属秦始皇陵的兵马俑。 对比之下,西方的社会基本上是一个宗教性的商业社会,城市化的生产培养了西方人的外向性和冒险性的性格,再加上海上,陆路交通发达,同东方交流广泛,这一切都有利于科学、文化和艺术的发展。神话传说是两方雕塑题材之一,如希腊人认为每一种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力量显现的结果,人和神是同源的,神就是人最完美的体现,神同人一样有血有肉,有喜怒哀乐。不同的是他们长生不老、神通广大而已。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下产牛了关于缪斯、阿波罗为主神及其统率下的缪斯的神话。 对人体美的表现也是两方雕塑家们的又一题材。体育竞技和大型的敬神是古希腊社会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体育竞技大多以裸露身体的方式进行,这也许是为了在竞技比赛的同时显露强悍,优美的体型。这种社会风尚的流行无疑给雕塑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和创作的环境,给比赛胜利者雕像也成为雕塑家的一项任务。如米隆的《掷铁饼者》。 二、精神追求上的差异 在中国人看来,主体与客体相通、感性与理性共融,视“天人合一”为宇宙观核心,相信天人感应、天人相类。这种思想的必然结果即自然的入化和人的自然化,确信人们心中所要抒发的东西,都能在宇宙世界找到相应的事物,并以其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汉代霍去病的陵墓,墓前有十多件石雕,如马踏匈奴、跃马、卧马、卧牛、伏虎、野猪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马踏匈奴》。为了表现霍去病的赫赫战功,作者别出心裁的雕造出一匹气势轩昂、庄重雄强的战马,马的神情果断沉着,仿佛在时时刻刻警惕着,防止被踢翻在地的匈奴败将挣脱而逃,体现出霍去病“匈奴未灭,无以为家”的坚定意志。虽然没有直接雕造霍去病的形象,但是通过《马踏匈奴》整个作品不难体现他的品格与精神,使人联想到英勇无敌的青年将军,似乎听到击败匈奴的胜利呼声。其它石雕也分别体现出将士们不顾艰险,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昭陵六骏》是唐太宗李世民生前所乘六匹战马的雕刻形象,艺术家概括地塑造了六骏的立、行、奔、驰的健美姿态,并显示六匹骏马那英勇而温顺、刚毅又善良的性格。造型饱满剽悍,神韵充沛飞扬,层次转折有力,在外光映射下富于变化,具有节奏感。雕刻的是马反映的是人,象征唐太宗李世民的品格,歌颂了李世民的伟业丰功。 除了表现人的精神品格和功绩外,也成为体现当时统治阶级权力的载体。例如清代十三陵,墓前的石象背加鞍鞯,上托宝瓶,头施笼佩,四足平衡,完全依照皇帝的仪仗,其寓意为“太平有象”——动物失去了自身的个性特征和活力,成为皇权的象征。 以上以物喻人,“天人合一”的例子在中国雕塑艺术中举不胜举。而西方则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突出了人的意志。西方雕塑的表现题材基本上是以人体为主,就算是神话人物也是以人为衣钵,体现人体的美。每个时代的雕塑家几乎都共同关注人体与精神的统一。如古希腊雕像就是通过人物整体,在单纯与静穆中显示出一种理想的美。黑格尔说过,“希腊民族性格的特点在于他们对直接呈现的而又受到精神渗透的人身的个性具有高度发达的敏感,对于自由的美的形式也是如此,这就使得他们必然要把直接呈现的人,即人所特有的受到精神渗透的躯体,作为一种独立的对象来雕塑,并且把人的形象看作高于一切其他。形象的最自由的最美的形象来欣赏。”①(注:参见〔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三卷(上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58页。) 三、表现手法上的差异 雕塑是三度空间的立体造型艺术。雕塑品的实际体量与绘画的虚拟体量从视觉感受上是不一样的,绘画中的虚拟体量要达到雕塑的实际体量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是雕塑魅力所在,它以各种不同的表现手法带给人的视觉冲击和震撼是其它艺术形式无可替代的。 作为精神的实际存在,西方人体雕塑在“理念”世界的支配下具有了自身的独立价值,它不是凭借自然景物的烘托,而是凭借光线与阴影的变幻以展现形体的空间实在性,因此西方人体雕塑是严格意义上的空间艺术,在20世纪以前,希腊雕塑的物理性的立体空间概念,成为西方雕塑家共同参照的范式。 中国美学突出强调情景交融,虚实相生,艺术家们共同追求着那种“天地浑溶一气,明暗高低远近,不似之以似之”的境界,营造着“往不复,天地际也”的独特空间。北京天坛的圜丘面对着一片虚空的天穹,以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的庙宇,反映出中国人与生存方式密切相关的时空互渗的空间意识。因而中国的雕塑往往不是以孤立的实体出现的,而是尽可能采用“借景”、“虚实”等种种方式,以求与自然景象合为一体。那些石窟造像多是通过背景热烈激昂的雕绘故事的陪衬和烘托,而显得更加宁静和睿智,从而弥补了独立的圆雕在表现空间容量方面的局限性,构成了一个空间形式包含时间节奏和动感的艺术世界。唐代的帝王陵墓所确立的“以山为陵”的体制,使陵墓、陵前雕刻与自然起伏的山势巧妙结合,令观者“身所盘桓,目所绸缪”,西方那种瞬间直观把握的空间感受在这里变成长久漫游的时间历程。 除了空间表现手法上的差异,中国雕塑以写意为主的表现手法与西方雕塑的写实性表现手法也形成反差。由于中国雕塑很晚才与实用美术真正分离,在漫长的岁月中,雕塑大多只是实用美术的一种装饰手段。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形成了中国雕塑不求形似,只求神似的特征。不讲究描摹写实,在塑形上注重写意传神,气韵生动,虚实相生,“神似胜于形似”,这种中国式的美学观念可以说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即使有时表现出一定的写实性,也只是比较细微而已,在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正因为中国艺术以表现、抒情、写意见长,追求艺术意境,中国古代雕塑也具有浓郁的东方情调和意境特色。“所以汉代那些女陶俑会有着细柔的腰肢,有着如盛开的喇叭花一样美丽形状的裙裾和翩翩起舞般的拂袖姿态;所以敦煌北朝的彩塑佛像会有着不可言说的微笑,并且在这微妙的笑容中透露着内心的智慧和远离尘世的洒脱风采;所以敦煌唐代的彩塑菩萨会有着如血脉在流淌搏动的肌肤和薄如蝉翼的透体天衣;宋代晋祠的彩塑侍女会有着美人鱼一般的身段。”而我们在欣赏的时候,必须使用我们本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才能够真正感觉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 而在西方,就雕塑而言,他们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写实性雕塑。这种写实性雕塑风格的产生是由于“模仿说”的明确提出。古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最好的艺术必须“照事物的应当有的样子去模仿”。而模仿是人的“一种自然的本能”。强调对外事物的模仿和反映是发端于古希腊的西方艺术传统。“模仿说”如同一面镜子,反映视觉的真实。如《米洛的阿芙洛狄特》与《大卫》都是对人体的真实再现。并且,围绕着人体塑造,古希腊令创造出一系列的标准法则,如1:7和1:8的人体比例。文艺复兴时期又创立了透视学和解剖学两大成就,有些雕刻家如多纳太罗、米开朗基罗等还亲自动手做人体解剖实验。这些都是为了能更好、更准确的模仿自然,更完美的刻画雕塑形象而服务的。 四、造型手法的差异 中西雕塑艺术家都重视线条的表现力,重视以线条造型为共同的媒介,而西方的用线仅服务于造型。黑格尔认为速写或草稿卓越的表现了画家的天分及其特点,安格尔认为线和形愈简练愈美和有魅力。可见线条对画家的造型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对雕塑特别是圆雕来说,线的因素更是不见其痕迹,雕塑家刻意追求的是团块和体积、重视三维空间的立体效果,素描中的线条只是充当表现这种效果所界定的轮廓线。米开朗基罗曾说过,一个好的雕刻作品即使从山上滚下去也不应有一处磨损。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都来自于原始实用美术,从彩陶时代起,绘塑便相互补充,紧密结合。中国雕塑不仅吸收了绘画的线条色彩的特点,而且还习惯在雕塑上绘色描线。中国古代长期绘塑不分家,而且对绘画更为重视,因而雕塑具有了明显的绘画性。这种绘画性导致中国雕塑区别于西方雕塑追求团块和体积,因而是线条在雕塑中发挥重要的造型辅助作用。雕塑家“运刀如运笔”,通过富有弹性而又丰富多变的线条,或表现飞奔的情态,如汉代的“四灵”瓦当、龙门莲花洞中的飞天等;或表现不同质感;或表现不同体型;或表现不同个性……。总之这种“净化了的线条”既体现了各自的时代风格,又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行云流水,骨力追风,刚柔相济,状物抒情,充分展示了中国雕塑中线条的灵活性和自由美。 另外,中国古代雕塑还喜好在雕塑上绘色。如新石器时代的彩陶艺术、战国的随葬木俑、汉代的画像砖石,唐宋的“影壁”形式,无不是塑绘与雕绘相结合的产物。晋唐以来的佛教塑像更具有绘画的风貌,莫高窟盛唐时期的彩绘菩萨,设色浓艳华美,体态雍容华贵,生动的表现出盛唐时期的贵族妇女的风度神韵,这种艺术效果充分显示了中国雕塑家的创造才能和民族特色。这与西方雕塑很少设色区别也很大。在这方面,西方雕塑与其它门类艺术之问有着严格的界限以及各自独立的表现方法。从古希腊时代直到20世纪之前,西方雕塑作品很少有设色者,中间仅18世纪法国“洛可可”风格产生时,出现一丛敷彩的建筑装饰雕像,以适应王室贵族的审美趣味和感观享受。但那种净素妍雅。强调光影感的大理石刻雕塑则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西方雕塑家大多尽力排除从色彩的优越性中择取绘画的辅助方法。法国雕塑家法尔孔奈说过:“如果雕刻能保留在自己确定的范围之内,它就不会丧失自己任何一项优点;但是,如果它要使用绘画的全部手段,它就会受到失败的威胁。这两种艺术各有各的表现手段,色彩不是雕刻的手段。” 五、材料的差异 雕塑是使用真材实料来实现作者的创作意图的。材料不仅有坚硬的质地,而且也能像色彩一样借物传情,发挥和延伸设计者的思想。如花岗石的坚硬能使人产生出坚如磐石之感;大理石的洁白能使人产生出纯洁无暇之感等等。罗丹的作品大家都熟知,在他的雕塑作品中,可以看到作者彭湃的激情。他那双天才的手用泥土塑造的肌肤下似乎流动着生命的血液,假使没有以能保留住作者手印的青铜来铸造,那么可想而知我们将无法欣赏到这动人的一幕。 在雕塑材料的使用上,中国雕塑较之西方尤为丰富,如土、木、石、玉、铜等等,其中以与自然密不可分的土木居多。从仰韶文化的人像陶塑到长沙汉墓中的彩绘木俑;从秦陵兵马俑到唐代木雕迦叶像,从敦煌莫高窟的彩塑菩萨到明清时代的小品雕刻,皆体现出中国人对土木的依赖性和亲切感。西方由于工商文明的发展而较早地摆脱了人对自然的依附性,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也较早地扬弃了土和木的利用,在雕刻材料的选择上创造了以石雕为主流的雕塑艺术史。 总之,中西方历史与文化背景的不同特征,决定了西方艺术的注重写实性与而中国艺术崇尚写意性的两种不同审美取向;同时在造型手法和材料等运用上也造就不同层度的差别与异同。中西雕塑艺术虽有风格特征之别,但无优劣高低之分,以上只是对各自风格与观点的评述,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雕塑这一艺术领域的奇葩。
第一点先从多个城市的建筑雷同说起,有效地发挥地域文化特色城市建设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建筑师等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建设者、发展商、城市居民的细小处入手。举例一个写的不错的论文给您借鉴下。引言:在江浙一带的旧宅第中,如小桥流水一般的园林景观不胜枚举。然而说到木雕、砖雕、堆塑和彩绘的集大成者,就要首推浙江东阳的卢宅了。到过卢宅的摄影界人士都可能不会忘记,那鬼斧神工的精雕细琢实在是让人留连忘返。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进了东阳卢宅。从全国著名的小商品集散地——浙江义乌回北京,只有周一和周五有火车,而我正好在周三就办完了事情。偷得浮生半日闲,我迫不及待地搭上了到东阳的的士,奔向那个让我神往已久的江南旧宅。东转西拐,的士终于停在了一条颇具意趣的老街面前。下了车猛抬头,但见黛瓦粉壁,清淡高雅;封火山墙,错落穿插;卵石铺路,曲径蜿蜒。看来这条绵延数百米的,就是著名的卢宅老街了。卢宅本非宅,而是一个完整的雕刻艺术建筑群落老街并不是卢宅的全部,只是它的主体。卢宅,实际上是位于东阳市城东的这个古建筑群的统称。它是一组集江南民居之精华,融东阳木雕、石雕、砖雕、堆塑和彩绘等艺术于一体的经典建筑群,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瑰宝。1988年,国务院新公布了多个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卢宅就是其中之一。卢宅的整个村落以卢氏大宗祠为中心,由复荆堂、肃雍堂、树德堂三条轴线延伸出去的几组建筑呈拱月之势围绕周围。长500米的卢宅老街和东西两条雅溪形成了卢宅的交通干道。共40多处园林、书院、寺观和26座牌坊点缀其间,不仅让卢宅的建筑形式愈加多样化,更给卢宅的整体风格平添了几分秀丽和雅致。卢宅总共占地23000平方米,比起规划严谨气势恢弘的云南大理董家大院、山西祁县乔家大院等大型古建筑群的规模,它似乎是小巫见大巫了。但若论建筑群的华贵典雅、建筑构件的雕刻细缕之精美绝伦,则任何一个建筑群落也难与号称“百工之乡”的卢宅相比。卢宅的主要风格是明清民居风格。据《雅溪卢氏家乘》记载,卢氏源自河北涿州(古称范阳),原是齐太公姜尚(即姜子牙)的后裔。据传,姜太公第11代孙卢员甫于南宋初年(1127年)由河北迁往浙江,并在东阳建宅。明朝景泰到万历年间(1456—1607年),卢氏的第19代孙卢洪澜及其子扩建卢宅,方使其初具今日之雏形。历时近千年,卢宅大部分仍保存完好,足可见当时建屋者功夫之一斑。卢宅的主人诗礼传家,建筑规制处处以士大夫府邸为典范卢氏家族尊师重教,诗礼传家,登科及第者绵延而不绝。涉足仕途者众,跻身学林者多,它的规制就不同于普通的江南民居,属山东曲阜孔府一类的士大夫府邸。走过卢宅老街,就见路南是一个五开间三进深的砖雕磨砖大照壁,这就是卢宅主体最外侧的入口了。因为照壁把门街与房屋主体完全隔开,所以它又被称作外照壁。照壁内卵石铺地,青石须弥座,8个石雕望柱,石栏杆内有两根留作节日悬挂灯笼之用的高高的木杆。照壁上镌刻着“双狮滚绣球”、“鲤鱼跳龙门”、“文房四宝”等造型,这是为卢氏家族世世代代的秀才举子们祈福,均有祥瑞之意。从照壁向北是两座明清时盛行的四柱三间的石牌坊,上书“大夫第”。“大夫第”门楼以北的照壁与前面的外照壁围合的主要入口空间呈“〔〕”形,此寓意为“藏风纳气”,就是说保证卢家的文风和官气,以便仕途能永远春风得意。过了“大夫第”的石牌坊,转上一条卵石铺地的甬道,才看到了卢宅真正的大门——“捷报门”。此门建于明景泰年间,门上原明代所书“捷报”匾额已毁,现为今人所书。“捷报”匾上用小字记载了卢氏家族从明朝到清朝光绪年间共中8名进士、2名解元、29名举人的历史。过了捷报门举目回望,门框恰好框住了南面的一座远山,山形酷似一个直立的笔架,因此得名笔架山。而卢宅的东西两侧又各有一条雅溪——这一切就好像是特意为卢氏子孙安排的“面山环水”的独特风水,保佑着他们世代出仕。这种祈福的建筑形式还表现在卢宅的几个大厅堂中。跨过第二道“国光门”,是一个约400平方米的跨院,同样是卵石铺地,院子一角有条2米宽的曲尺型廊道,向北与肃雍堂连接。到了卢宅,肃雍堂是必到的,因为这座建筑是明清古建筑群卢宅的核心建筑和主轴线。“肃,肃敬也,礼之所以立也;雍,雍和也,乐之所以生也。”《诗·周颂·有瞽》中曰:“潘厥声,肃雍和鸣”。堂名因之而来。据说肃雍堂是为祭祀第14代卢榕之妾金氏所建。肃雍堂呈工字形,朝南成三开间,开间面阔25米。从第一进仪门开始,一条全长320米的中轴线贯穿南北。这条中轴线上布置了9幢大小不一的建筑(即九进),又分前四后五。前四总长180米,作为礼仪场所,可议事、迎送和祭祀等等,这里一向不允许女人进入。后五进总长140米,为生活区,如住房、厨厕、库房等。另外东西两侧还有几间厢房,取名“雪轩”,当年是卢氏家族的“三味书屋”,供族内弟子上学之用。肃雍堂尤其独特的是,它的前四进中有可分合的移动式石库门,大厅的双跨顶上还有一防水的天沟,整个建筑排水极为畅通。倘若遇到暴雨,水位达男人额顶,雨住后只要半个小时就能全部排出大厅。除了肃雍堂这条轴线外,南北向还有树德堂和复荆堂两条轴线,房间也十分众多。看来无论是面积或先进设施,肃雍堂都可谓全国民居之最了。若拿建筑群比绘画,卢宅是一幅以细腻见长的工笔画在走马观花式的参观中,我常常因卢宅建筑一些细微之处的巧夺天工而驻足。卢宅的建筑结构形式多种多样。主厅大多是抬梁式木构架,雪轩则是穿斗式构架(穿斗式构架即立柱细且多,柱间用串穿接成整体,每柱上顶一檩条,用料较少且能争取较大空间,极为方便),又如肃雍堂是五架梁连穿枋结构,墙身用空斗砖墙,延长了进深。总的来说,卢宅的建筑以单体建筑为单元,形成了独具艺术魅力的空间序列,显示了丰富的内涵和意趣。若拿建筑群比绘画,卢宅就可以比作以细腻见长的工笔画。光是屋顶,卢宅中就分重檐、单檐,檐顶的形式有卷棚、硬山、悬山等等。在卢宅的每栋建筑中,都明显地突出浙江民居风格的风火山墙、高耸的垂脊和起翘多变的屋面,使整体建筑的风格婉约与刚猛融为一体,并呈现出南方民居清淡、典雅、含蓄的艺术特点。卢宅虽是一个士大夫府邸,但因为它采用了大木小式,且青瓦粉墙,卵石铺地,处处透着平易、隽永的亲切感。最值得赞叹的还是卢宅的雕刻工艺,无论是建筑上的斗、拱、昂、梁、雀替、牛腿或隔扇,还是家具的设计和制造工艺中,都体现了全国木雕之乡的浓郁特色。在一片片不起眼的隔扇、裙板和绦环板上,我就看到了《八仙过海》、《水浒》、《百寿图》、《姜子牙遇文王》等多种透雕浮雕,或人物、或山水、或花鸟鱼虫,无不雕工精细、形态传神,实在使人叫绝。难度更大的是牛腿上的多层雕刻,只见那人物神态自然,花鸟活泼动人,祥兽栩栩如生,留神看去,恍若神品。东阳木雕最早起源于唐贞观元年(627年)的立体圆雕木俑,只可惜已失传。现存实物最早的是北宋建隆二年(961年)的一尊善才童子佛像和一尊残头佛像。据说,清代中期仅浙江东阳和嵊县就有400多名木雕艺人去北京紫禁城从事雕刻,可见东阳木雕的闻名。卢宅不仅是各种雕刻艺术品难得的珍藏库,而且还见证了东阳木雕的兴衰与变迁。明代以前,冶金技术有限,雕刻作品的形象多严谨生动,线条粗犷、豪放。而清代以后,木雕工具迅猛发展,刀具就达300余种,而且开始分凿翁型和钻条型。钻条型工具最大的有5厘米宽,而最小的小针凿只有发丝般粗细。而且从清初开始,木雕的彩绘技术也得到了良好的发展,二者充分结合,使卢宅的木雕开始呈现出华丽、精致,更富艺术感染力的最佳状态。除此之外,卢宅的石雕、砖雕和堆塑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卢宅的园林虽谈不上著名,没有同里和周庄的轻灵俊秀,但是却留下了众多文人墨客的赞许和佳话。这是因为卢氏家族重交往,当年“吴中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明代书画家董其昌、清廷重臣刘墉等都是卢宅的座上客。明代以后,江南战乱减少,大户贵族大兴造园之风,卢宅也先后建成了牡丹园、金谷园、芙蓉园等20多处园林、亭榭、轩阁,这些园林艺术品也是卢宅不可缺少的风景。希望这个美丽的古建筑群能永远保存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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