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病保险论文文献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研究综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李皎[摘要]：自2003年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以来，对它的研究工作就从未停止过，这是当前的一个热点话题，对于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是一项创造性的尝试。因此，我想就近三年来的研究作一个文献综述，分别从宏观制度研究、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研究、对地方典型案例的研究三个角度进行总结评述。 中国人口80%以上生活在农村，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民的医疗保健问题直接影响到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的社会稳定，没有农村的和谐发展就没有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政府在农村一直推行合作医疗制度，这一制度在提高劳动力身体素质，延长农村人口平均寿命等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80年代初由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和社会制度本身等多方面原因，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趋向瓦解，医药费成为农村居民的沉重负担，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时有发生。90年代初中国政府提出建立、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一些地方开始积极探索新的合作医疗形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合作医疗模式。2003年底，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进行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新制度实行以县为统筹单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模式。 进入21世纪后，由于我国经济连续地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使得我国的经济结构进入了“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发展新阶段，中央于 2003年在农村开展建设新型合作医疗体制的全面试点工作，要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在试点县按农村人口每人出资10元，农民自筹不低于10元，按每人筹资不低于30元的水平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基金，批准在全国620个县和大约覆盖农村人口21%的地区展开试点工作。经过三年多的试点，已经取得了较为理想的成效。自这项制度推行以来，对于它的研究工作就从未停止过。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法，对其进行全面深入的剖析和研究，无疑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作为解决农民医疗保障问题的一项创造性的尝试，一出现就引起了社会学家的极大关注和学术界的研究兴趣。关于这一制度的研究，有从纯理论角度宏观研究这一制度本身的，有从这一制度的立法角度研究的，有从筹资机制角度出发的，有通过实地调查进行研究的，还有从商业保险参与的角度研究的等等。因此，我觉得就近三年来对这一制度的研究作一个文献综述，是非常必要的。 （一）宏观制度研究 首先，我们要比较一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旧合作医疗制度的区别，两者的区别关键在一个“新”字，与过去实行的旧合作医疗制度有许多不同点, 钟建英认为主要有五点不同：一是新型合作医疗保险是政府主导下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而过去的合作医疗则主要依靠乡村社区自行组织； 二是新型合作医疗保险的资金来源，主要靠以政府投入为主的多方筹资，中央和地方财政每年都要安排专项资金予以支持“具体的筹资比例为：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占1/3,农民个人缴纳1/3,乡村集体经济组织有条件的也要给予资金扶持;而过去的合作医疗资金,主要靠个人缴纳和村级集体经济补贴,政府各级财政不负筹资责任”； 三是新型合作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解决农民因患大病而出现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而过去的合作医疗主要解决小伤小病，抗风险能力差； 四是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实行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和管理的体制，一个县的人口,大县有一百多万,小县也有二三十万,统筹的范围大,互助共济的作用就大；而过去的合作医疗一般都以村为单位(2000左右人口)统筹,少数以乡为单位(二三万人口)统筹,互助共济的能力较小； 五是在建立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同时，还要建立医疗救助制度，设立由政府投资和社会各界捐助等多渠道筹资的专项基金，对农村贫困家庭和“五保户”进行医疗救助，另外，在经济发达的农村，还鼓励农民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对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宏观框架，许多专家学者纷纷指出其缺点与弊端所在，并提出来许多建议和措施。我总结发现，他们共同的关注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差；合作医疗资金管理存在漏洞；缺乏相关法律规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体系的宣传力度不够；政府在农村合作医疗保障问题上的职责不够明确。马姣艳还认为新型合作医疗某种意义上形成新的垄断，导致药价过高。 对有些意见笔者却不太同意，一是有人认为多数农民生活比较困难，缴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资金有一定难度，地方政府无力全面承担救助任务。笔者觉得这一说法太夸大了，从制度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一年只需每人交10元钱，就可参加合作医疗，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都是有这个能力的，这对农民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负担。二是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的理解和接受难，少数群众对这一制度持怀疑态度，存在侥幸心理和等待、观望的思想。这样的说法简直就是无稽之谈，合作医疗都已经实施这么多年了，广大群众早就体会到了它的实惠和好处，据我所知，就连很多离乡多年已经搬到城里居住的城镇人口，都纷纷参加了合作医疗。尽管这项制度还有它不完善的地方，但确实是一项惠民的好政策，得到广大农民的拥护和积极参与。 针对以上新农合制度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许多学者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对策。加强法制建设；加大对农民的宣传力度；根据农村的不同情况，选择适合的医疗保障模式；转变增长观念，明确政府在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中的职责；完善合作医疗管理制度，规范对合作医疗基金的运作和监管；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条件，积极为最广大的农民服务。马姣艳认为要适当引入合作医疗竞争机制，打破医疗垄断，确保最广大农民利益。 此外，还有一些较为新颖的观点，赵丕和李学军认为建立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的困境在于多方博弈。一是中央政府财政支农与农民利益的博弈困境；二是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利益博弈困境，主要有三点，“地方套中央的钱”，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落实的困境，定点医院是否成为垄断的困境。而对于如何解决这样的困境，他们并没有提出实质的解决办法，只是提出了一些象征性的措施，如加大对农村卫生的投入以及卫生扶贫、卫生支农的力度，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关于新农合的筹资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多元筹资渠道的建议，而肖湘雄等特别提到了西部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非货币型筹资方式：一是以土地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方式；二是以劳务合作为主其他资源为辅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方式；三是以外援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筹资方式；四是三种筹资方式的集成模式。 （二）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的研究关于商业保险能不能参加新农合制度，主要有两种声音，占主流的观点认为，应该大力鼓励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也有一部分的学者则持否定态度。 汪早立等认为目前我国大多数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农村地区经济水平十分有限,现阶段将农民的健康保障纳入商业保险的条件尚不成熟,以保险的市场运作方式建立农民医疗保障制度,还为时尚早。他们认为主要原因有三点：一是保险公司的运行状况和信誉很难取得农民的信任；二是保险公司缺乏政府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组织、引导、支持功能；三是保险公司难以适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特殊性。 我觉得商业保险可以参与新农合，但新农合不能完全商业保险化。对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持否定态度的人是比较保守的，缺乏对实践的调查认知，他们列出的三点主要原因是缺乏说服力的。其一，保险公司成立几十年以来，它的信誉和功能已经得到了农民的承认，越来越多的农民已经逐渐信任保险公司并参保；其二，商业保险参与新农合并不等于是新农合制度商业保险化，商业保险参与而不是起主导作用，具体的参与模式可以和政府一起研究。 有关统计表明，到2005年6月底，全国共有6家保险公司在江苏、河南等8个省（区）的68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民医疗保险工作，涉及参合农民1765万人，试点地区平均参保率为84%。其中，38个县（市、区）被各级政府列入试点范围，占全国641个新农合试点县（市、区）的6%。2003年以来，保险公司累计为万人次提供了医疗补偿服务。 卫敏认为，两年多来，保险业主要以三种方式参与新农合。第一种是基金管理方式，第二种是保险合同方式，第三种是混合方式。她认为商业保险参与的优势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1.有利于加强政府公共管理职能；2.有利于节约政府成本；3.有利于控制运行风险；4.有利于为农民提供更加方便!快捷的服务；5.有利于保证资金的安全。 同时，卫敏认为，保险业参与新农合试点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首先,新农合在试点工作阶段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成为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必须要面对的基本现实。农村医疗服务基础设施条件差,专业人员素质较低等问题，农村医疗救助制度不完善,贫困人口医疗救助问题得不到解决。加之新农合筹资水平低,筹资成本高,而由于缺乏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医药费用却上涨过快，所有这些,使得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面临一系列困难和挑战。其次,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缺少政策定位和支持，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以及以何种方式参与新农合,都是新的尝试和探索。第三,保险公司应进一步慎重选择和探索参与新农合的方式，以保险合同参与新农合的方式值得探讨。 此外，有人提出借鉴国外的模式——微型保险组织（以下简称微保组织）。赵亮认为，2002 年我国政府开始建立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医疗合作制度，其局限性也不断显现出来。这就需要我们探讨建立新的农村医疗制度来补充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从国外，尤其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微型保险组织模式值得借鉴。微保组织的优势表现在以下方面：体现社会公平；代表需求方的利益；降低经营成本；加强了对医疗中心的监管提升社会保障水平。就在中国的可行性而言，从国外的实践经验来看，微保组织多成立于一些刚达到温饱的地区，所以这种模式比较适合我国中西部欠发达的贫困地区。另外我们不得不注意，微保组织建立在互信互助的基础上，会员之间的信息充分是非常必要的，此外组织内部会员的年龄结构要相对均衡，这在客观上就要求组织内部人员的流动性较低。 （三）对地方典型案例的研究各地都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进行探索，在国家和世界组织调研、探索的同时，许多地方也针对变化了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积极探索新的合作医疗形式，樊国昌认为具有典型意义的有以下几个： （1）上海市嘉定区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由乡镇社会保障中心（集农村居民的社会养老、医疗保障和社会劳动就业于一体）一并操作，使农村合作医疗成为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并驾齐驱的医疗保险制度，2002年农民参加率达％。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个人为主，集体扶持，政府支持”的原则。 （2）江苏省江阴市的农村住院医疗保险制度，该制度最大的特色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参保对象覆盖了没有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城镇居民、农业人口、在江阴务工的外来人员，以市为单位，统一筹集和使用基金，入保者可在本地及周边地区自主择医。 （3）湖北省武穴市的合作医疗，武穴市坚持开展合作医疗已达48年，最大特点就是建立了农民合作医疗代表大会制度，由农民自己讨论合作医疗方案、审查合作医疗基金的使用情况、监督合作医疗中的不正之风和医德医风，体现出让农民做主的思想，较好地解决了合作医疗可持续性的问题。 （4）安徽省望江县的农民大病统筹合作医疗，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体系： ①权力制衡，即三家会签，一票否决——乡镇卫生院初审、乡政府二审、县卫生局终审并有否决权。②核查程序， 即随机抽查，一竿到底（ 由上而下）—— 按报销户 10%的比例，由县卫生局直接派人到村入户核查；信息公开，张榜公布（由下而上）—— 各乡镇公开报销账目。③追究制度，即错一罚十，扣除拨款。 （5）重庆市巫溪县的合作医疗。该县于1999年起，利用英国政府赠款，实施 “乡办乡管，合医合药”的合作医疗。在资金管理上，遵循“专款专用，专户储存，合理使用，科学管理，民主监督，滚动发展”的原则，由乡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管理，资金存入信用社， 由乡财政专人、专户管理，乡合作医疗监督委员会对资金使用进行监督。 在收集到的资料中，以对前两个地方的研究最多。张黎明等对上海市嘉定区进行了研究，认为上海市嘉定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最明显的特征是建立了个人账户、个人自付段和区、镇两级大病社会统筹的运作模式,即规定对每个参保人员都建立一个个人账户,解决农民基本医疗,在看完个人账户后,医疗保险进入个人自付段,这是控制医疗费用上涨的缓冲段,可以调整合作医疗资金的合理使用,当达到一定数额后,进入大病社会统筹,合理调整后的资金用来增强抗风险力度,缓解和防止因病致贫情况发生。该模式不仅采用了社会医疗保险的基本原则,而且运用个人账户同区、镇两级大病社会统筹相结合的与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相似的机制,改变了以前合作医疗保小保不了大的弱点,或者保大不保小的缺点个人账户满足了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区、镇两级大病社会统筹缓解和防止了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为全面进入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制度提供了实践经验和理论基础。 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各地都纷纷因地制宜，对新农合进行了新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各自的特色。但我觉得表面上看是一件好事，实际上对于国家新农合的制度设计却未必是件好事。其一，制度设计当然是尽量简单合理就好，而不应分割成太多块，太过复杂。如果同一个制度在不同的地方都各有特色，各成体系，实际上是不利于整个制度的制度设计和协调发展，随着地区差异逐渐的缩小，其弊端必将阻碍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其二，社会保障的核心理念是平等、公正，无论是东部地区还是西部地区，作为同一个国家的公民，理应受到平等的待遇，而不应让各个地方“各具特色”，损害社会保障的公平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得到了迅速发展 。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社会保障的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论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摘要：伴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进步，社会保障权在一国所受的保障情况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概念与性质出发，在对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与其它国家的宪政实践，得出了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对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完善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修宪

从社会保障权的发展进程来看，目前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进步的标志。而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的确认与保护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已有的社会保障权缺少宪法的有利保护。因此，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层面出发对社会保障权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

一、社会保障权

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为公民提供一系列的基本生活保障，使得公民在年老、疾病、失业、灾害及丧失劳动能力等情况下，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制度。而该制度的核心，即社会保障权，也成为了公认的公民所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P。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社会保障权，具有法定性、复合性、非对等性以及母体性等法律特征。社会保障权之所以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是因为：首先，社会保障权是为了实现人的生存权与发展权而存在的，社会保障权是维系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必备组成要素，因而其应属于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次，社会保障权随着人类历史进步而逐步确立，同时社会保障权在权利保障方面与其它的公民基本权利存在着区别，社会保障权的保障需要国家和社会作为保障义务的主体确保社会保障权的实现。

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的原因分析

社会保障权作为一项权利受到宪法的保障是有一定的必然性的。本文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与其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

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社会主义运动中所提倡的人权主要指的是社会权。与第一代人权相比，社会权的提出，体现了社会公平应有的价值，其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纠正由于过度的自由竞争而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确保社会正义与安全，进而实现人们能够有尊严的生活。社会权所具有的内容体现在各国的宪法与国际性人权文件中。学者们将狭义的社会基本权确定为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相关的权利。中间的社会基本权被分为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经济权利，广义的社会基本权则包含经济、文化与社会三方面的权利。从学者的三个不同的分类已看出社会保障权都包含在社会权之中。从社会保障权的历史进程而已看出，其的实现需要国家积极行为的配合，社会保障权能否实现对保障公民的基本生活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由宪法规定的，公民为实现自身必要利益、主张或者自由。也就是说，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其不但依赖于宪法中的有关规定，同时还要设计包括社会因素以及观念因素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社会政治状态对社会基本权利的影响极大。社会保障权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是个人针对国家所提出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权利，是公民作为个人为了维持自身存在的最基本的基础权利。社会保障权作为维护公民作为个人的尊严与价值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其本身是无法用其它公民的基本权利所取代的。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其必然要发挥在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方面的作用，因而，社会保障权应受宪法保障。

三、我国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现状

我国2004年修订的宪法中，在第14条、第33条、第44条以及第45条，都为我国公民享有社会保障权奠定了法律上的基础。也就是说，我国社会保障权已经在宪法中得到了体现，取得了应有的宪法地位，但是这并不等于社会保障权在我国已经成为宪法所确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从我国目前社会保障权保障的实际情况来看，和社会保障权联系密切的宪法规范还存在一定的不完善。

《宪法》第33条3款规定：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该条款从表述上来说，是人权保障原则的概括，其本身只是方针条款，不具有具体法规范所具有的拘束力，公民的包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相关权利受到侵害后，是无法援引该条款来获得权利上的救济的。

《宪法》第14条4款规定：国家应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第44条规定：国家实行退休制度。这两点规定是社会保障权的制度保障，但是宪法并没有规定公民可以据此提出权利要求与权利救济。尤其是后面一点，其仅仅规定退休制度，使得享受该制度的主体范围确定为我国的部分公民。

《宪法》第4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国家和社会保障残废军人的生活，抚恤烈士家属，优待军人家属。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该条款作为社会保障权方面的核心条款，在表述上没有采用社会保障权的概念，而是用的物质帮助权。物质帮助权在我国没有明文的权威解释，因而导致其本身的含义不明。同时，该条款中的一些规定具有方针性特点，是作为政策性条款存在的，其本身在性质与效力方面与第44条和第55条关于社会保障权的作用相同。

综上所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在我国现有的宪法规定中只设定了以上四个条文，因而其在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方面还应进一步完善。

四、我国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完善策略

上个世纪以来以宪法保障的方式确认社会保障权所具有的地位已经成为国际趋势。社会保障权通过宪法确定地位开始于1917年的《墨西哥宪法》，该宪法规定了社会保障权的内容。除了此种宪法保障方式外，还有的国家以司法判例解释宪法的方式进行社会保障权的确认。结合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实际情况，可以确定如下的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的途径有两种：一是对宪法进行解释说明;二是宪法修订。

对宪法中所规定的社会保障权进行解释说明，即通常所说的释宪，其方式是通过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所具有宪法解释权，将我国现有宪法中所规定的物质帮助权作扩张解释，将其扩张解释为社会保障权。该策略的采用就会导致与现有宪法的第14条、第44条中的相关规定存在冲突。因而该途径是不适合采用的。

宪法修订，即直接对宪法进行修改。该方式在很多国家中被采用。在该方式的应用中，我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或者国际人权法中关于社会保障权宪法保障的相关经验，对宪法进行修改，在对现有宪法中规定的社会保障权相关内容的基础上，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宪法新条文。在新条文中从国家义务与公民权利两方面出发，来确定社会保障权的内容。一方面确定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应尽的义务;另外一方面从公民权利角度出发，确认社会保障权中公民应有的基本权利。除此以外，民法以及刑法等其他相关法律以及法规也配合我国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的需要，进行合理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实现社会保障权的宪法保障。

总之，社会保障权不仅仅是作为人权的要素之一，同时也是宪法应保护的基本权利。宪法保障在社会保障权保护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比拟的优势成为社会保障权实现的最优途径。因而，有必要随着我国宪政与法治的发展，通过对社会保障权进行宪法保障的努力，而确保宪法保障社会保障权功能的实现。

参考文献：

[1]富龙飞.社会保障权研究文献述评.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2011(10).

[2]黄小云.美国与德国对社会保障权的宪法规范模式分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0(4).

[3]刘婧婧.社会保障权之基本权利属性探析――基于学理和宪政实践的双重考察.行政与法.2011(1).

[4]李运华.论社会保障权之宪法保障――以社会保障权宪法规范的完善为中心.江苏社会科学.2011(6).

[5]付龙飞.社会保障权司法救济机制研究.经济经纬.2011(3).

浅析老年社会保障问题

【摘 要】 本文分析了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要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关键词】 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生活现状;政府职责;社会服务

人口老龄化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一个大趋势。联合国曾规定：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总人口比重的7%，即可称为老龄化国家。根据我国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65岁及以上人口为亿，超过总人口，表明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同时自20世纪70年代起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使得现阶段独生子女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就是老人的养老问题从以往传统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转变为依靠政府及社会的养老模式。因此中国的老年社会保障问题已经成为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

一、老年社会保障现状及存在问题

1、老年人社会生活现状

(1)随着计划生育刚性政策的推行，中国的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如果依靠传统的家庭养老，一般正常情况下，一个成年的独生子女在结婚前要照顾两位老人，而在婚后一对夫妇要照顾四位老人和一个孩子。由于现今城市住房、生活习惯、个人性情等因素，老人大多数情况下不会和子女居住在一起，从而使得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依靠子女的家庭养老模式发生了改变。要么老人各自生活成为空巢老人;要么也只能有一对老人跟随子女生活，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老人的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定一致，有的针对户籍地的优惠政策或补贴由于老人居住地与户籍地的不一致而无法享受。

(2)“双轨制”的存在，使得老年社会保障制度缺乏公平性，而区域差异、职业差异、城乡差异等更加剧了老人晚年生活的不同，特别是农村失去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若没有子女的照顾生活将会变得更加困难。根据老龄委发布的《2010年中国城乡老年人口状况追踪调查主要数据报告》显示，2010年我国社会养老保障的覆盖率城镇达到了，月均退休金1527元;而农村只有，月均养老金只有74元，这无异于杯水车薪，根本无法解决老人的养老问题。

(3)随着年龄的增长，老人的身体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差，因此老人的医疗保障问题成为每个家庭关心的问题。

随着医疗保险的逐步深入，住院报销的比例及门诊报销的慢性病种类也在逐步扩大。但是，由于受到使用条件和人员限制，好的医疗设施相对集中于大医院，而大医院则多数都在大中城市，因此对于医疗保险存在地区差异，而这种差异将会导致贫富悬殊加大。例如，生活在城镇的老人生病可以直接就近到医院看病，需要住院则直接报销，住院成本小;但是生活在乡村的老人受条件限制是小病扛、大病才去医院，但是有的大病当地医院受医疗设施和人员的限制，可以做出诊断但是无法医治或医治效果不佳，需要转院到大医院。先不说由此产生的生活成本，单就医疗报销来说就会减少10%-20%，甚至30%，使得本就不很富裕的家庭更加贫困。

2、老年人社会保障现状

(1)养老保障制度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叶，起步较晚，还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养老制度。

如资金困难、养老金基金增值难以保证、政府执法不严、最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解决。特别是农村养老的基础保险金和养老金标准过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另外，计划生育政策与传统养老模式的矛盾都表明中国的养老保障还没有从制度上得到完善。

(2)政府及社会的责任和服务意识不强。

由于独生子女越来越多，家庭趋于小型化，再加上经济发展推动人员流动，加剧了空巢老人比例的加大。到2010年，我国城乡空巢率分别为和。空巢老人普遍存在日常生活无人照料，精神缺乏安慰，经济、物质生活困难，疾病无人过问，孤独寂寞等问题，特别是高龄、独居、体弱多病的老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而从空巢老人对政府及社会的帮助情况来看，根据民政厅的调查有的老人对社区(村)医疗保健服务的满意度评价为一般或不满意，有的老人从未得到过帮扶。因此，空巢老人不仅需要子女及亲朋的照料，更需要政府及社会帮助体系的建立健全。另外，对于跟随子女一同居住的老人，特别是对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也有享受政府补贴和社会帮助的权利。但是，根据我国现行制度，对老人医疗报销、健康体检、政府补贴等一些优惠政策都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进行办理，致使这部分老人不但享受不到优惠，而且还加重了经济负担。使得老人只能在做空巢老人放弃亲情和得到亲情放弃优惠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

二、完善老年人社会保障的途径

1、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

各级政府、各职能部门都要依法完善职能，严格执法，落到实处，结合中国国情制定出符合中国社会的养老保障制度。特别是棘手的农村养老保障，要根据农村老人的实际，制定出符合农村养老保障的制度及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截止2009年，我国参加新农合的农民达到了亿，参合率为，中央及地方各级财政落实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资金达627亿元，占新农合筹资比例的。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地区差异、城乡差异所带来的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农民看病依然成本偏高，小病不用看，大病看不起。因此，需要进一步完善医疗保障制度，将现行的按地区统筹改为全国统筹，真正做到“病有所医”，不“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另外，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别大，收入不稳定等因素，因此在缴费数额及补助比例上要有灵活性。

2、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管理水平

鉴于目前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现状，急需健全社会保障经办管理体制，建立更加便民快捷的服务体系。目前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有亿，养老床位150万张，仅占老年人口的，同时还需要至少1000万名养老护理人员。因此社会保障服务要做到覆盖范围广，需要合理配置养老资源。不仅要有收住经济实力强、条件好的高标准、高档次的养老机构，更多的要有面向全社会的、收住低收入人群的一般养老机构。对于居住地与户籍地不一致的老人，需要更灵活、更人性化的服务。例如，对老人是否在世的审验能否利用网络等高科技手段进行，而不需老人每隔一定时间就要回户籍地一次进行签字确认;又或者能否对60岁以上的老人放宽户籍管理政策，让老人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使得各项优惠政策能够切实落实到位，真正做到老人 “老有所依”、“老有所靠”、“老有所养”。

3、增加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多渠道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通过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障预算，明确各项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和用途，扩大社会保障基金的筹资渠道。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投资运营制度，确保基金安全和保值、增值。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政府应不断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在各级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

总之，社会老年保障问题的解决是一个不断完善、不断进步的过程，需要政府及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只要各级政府能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和扶持企事业单位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积极发挥社会力量在老年社会保障中的作用，推动各地老年基金会等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个人开展慈善救助和社会互助，有针对性的创造结对帮扶、认养助养、志愿服务、走访慰问等形式多样的救助帮扶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普遍为贫困老人提供多样帮扶，社会老年保障问题才能进一步得到有效缓解。

【参考文献】

[1] 张敏杰.老年社会保障——一个严峻而紧迫的民生问题[J]. 理论与研究，2013(1)32.

[2] 王向阳.浅议老年人社会保障的法律[J]. 经济研究导刊，2013(6)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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