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服饰文化论文题目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民族，5000年的文明孕育了独特的中国文化，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主要地位，因而，中国的服饰形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儒家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所以，中国的传统服饰始终以繁冗，宽博的主要特征出现。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服装的深厚文化底蕴，当东方文化与西文文化交汇时，中国传统的服装与西文服装体系相互交融，使得服装界更加注目于东方古老的文化精粹，使得服装舞台上的东方情结闪烁不灭。在现代服装设计中充分将传统中装中的式样、局部、面料特点、图案和各种小的元素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使伟大民族精髓在时装舞台上刮起了长久的中国风。 你是否注意到这股浓浓的中国风情——在衣、食、住、行等方面越来越备受注目。东风西渐，悠远的东方文化已不再只代表传统和国粹，她正快速成为一种流行于国际的时尚，即使是年年都以迅雷之势推陈出新的时装界也常常驻足于东方情结，从中汲取灵感和创意。 一 中国传统服装的深厚底蕴 中国素有“衣冠王国”的美誉，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历朝各代的服饰均有不同的典制规定和风俗习惯。由于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占有主导地位，因而中国的服饰形制也被打上了深刻的儒家“烙印”。儒家重礼仪，讲求中庸之道，在这种独特的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的着装特别讲求和谐、融洽，传统服饰表达出规整、含蓄、端庄的民族性格。5000年的文明史孕育了独特的中国文化，服饰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个有节奏的生命，传达出时代的脉搏；更像是一面镱子，准确、清晰而客观地反映着历史。 古代的中国是一种自给自足、以家庭为单位的农业社会，散漫的小农生产方式使人们的生活节奏缺乏工业社会那种统一性和紧张感，处于一种闲在而近乎平庸懒散的状态，在缓慢中前进。于是，人们内心渐渐形成了一种“舒缓”的心态，进而以庞大、宽博、繁冗为适应，也即为美了。中国古代传统服装的特点：平稳而单纯，其线条平直，手臂平伸后与身体的直线形成垂直的交叉，这种基础的造型形式显得尤为实在和稳定。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服装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可以用程式化的宽体式样，平面化的裁剪结构，装饰性的服用材料，精致的服装配件和含蓄美的社会理念来进行最简化的形容。 二 中国传统服装体系与西方服装体系的融合 传统的中国服装相对于西方服装体系以人体为根本，立体结构为基础，注重个性装饰和新奇多变的社会流行而言，在20世纪后期，西方衣着模式成为全球服装标准的前提下，很多因素明显无法在短期内与现代流行相兼容，这就需要对中国服装传统进行再理解，利用设计艺术进行再整合，通过流行服装载体进行再演绎，制造服装商品进行再推广。 近几年，中国的时装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较有影响力的设计师，这大大地带动了中国时装业整体水平的提高，当然，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刺激时装业发展的根本因素，人们有了更多的钱去消费最新的时装，也有了更好的心情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尽管国外的时装品牌充斥中国的服装市场，但“中国情结”仍是许多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心结。于是“唐装”、“旗装”悄然兴起，并逐渐拥有自己的顾客群体，风韵独到的“中国化时装”开始形成自己的市场。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服装的流行周期也越来越短，同时世纪末的临近，使人们引发了悠古的情思，服装界也随之掀起了复古的风潮，加之东方经济的高速发展，使更多的人对东方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使得中国古老的服装再一次成为世界时装舞台注目的焦点。但是由于时装带有鲜明的时代个性，因此，复古的流行也决不会是简单的重复过去，而是以现代的形式予以新的包装和诠释，所以现代的中装设计不仅要体现传统的文化韵律，更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要求。 三 中国传统服装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装设计的突出点是具有一眼就能看出的中国味道，或许是中国五千年的服装文明太过悠久，历史的粘稠反而给我们的服装概念不是点的清晰而是面的模糊，它不像美国西部风格可以用牛仔裤来形容，而是有太多的内涵，以至于有时我们在提到中装时无法有具体款式的联想，中国漫长的历史为现代设计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除了常见的立领、侧衩、盘纽、滚边、还有纹样、配色特别是风格理念等很多中式元素可以在现代设计中加以应用，这就需要设计师具有良好的中国服装文化素养，不断努力挖掘。 1 现代服装设计中对于传统服装款式式样的应用。 在中装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服装的式样应用，无非是展现其宽大的风貌和复古的兴起。例如较有代表性的（1977～1978秋冬）圣?洛朗的中国风格的作品。其所表现的上衣都是宽松型的，传统的平面结构手段能够迎合简约的风格，但如果将传统的平面结构完全再现的话是很难在现代设计中全面再现，所以，除了式样上的设计承袭宽大之风外，更多的是用传统的领、襟、扣等局部设计加以有效强调。 2 现代服装设计中对于中国传统服装中局部应用。 在中国装设计中通常较为常见的是将中装中的立领或门襟、盘扣等因素通过有效的再现，来表达设计者的风格，这几个点的应用最具有说服力和征服性，让人一眼就能深刻地体会到中国传统服装的精粹所在，并能通过西方服装体系中的以人体为根本的合体裁剪，更好地表现女性的优雅、含蓄的特点，在设计过程中起到了以点带面的作用。 3 传统丝绸面料在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在此更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丝绸面料要在日常装中经久不衰，就需与新型化纤材料进行混纺，以改善其服用性能，使得在服装设计中有更广的应用领域。面料上的花纹及其各种美好的寓意都是西方服装所不可比拟的。 4 传统图案、装饰在中国现代服装中的应用。 传统的图案和装饰是中国服装文化的出新之处，其相对的独立性使它们可以大量地移植到现代服装中去，但是，中国传统纹样和装饰对于现代快节奏的生活方式往往过于繁杂，所以，在应用时必须加以简化，在设计过程中，我们需要“宜男百草，吉庆（磬）有余（鱼）”的吉祥意境，但要放弃满地花的纷繁格式。绣花、滚边、挖嵌等传统工艺是中国装的有效再现手段，但不能照搬清末花俏复杂的十八镶滚。 5 中国传统的华美精巧的配件及搭配方法在现代服装设计中的应用。 中国传统的配伍方法是塑造中国风情的捷径，但要视服装的使用场合而定，在日常服装中可能更多的是中国风格的口袋和西式裙相配，甚至只有一个精巧的中国结，旗袍或全套的中式衣裤或许只能在礼服中出现。精致含蓄的中国传统服装理念是中国古代人和现代人衣着审美的最大叠合点，可以在现代中国装设计中得以充分张扬。在晚清的上海，两件粗看非常类似的男装袍，可以用梅、兰、竹纹样中的花蕾开放与否区分日晚装，这种中国式的耐看美好同样值得现代中国装借鉴。 以中国传统服饰作为灵感来源的时装，表现出不同凡响的生命力，这些时装的外形虽以现代的设计方法进行包装，却充满了中国文化所特有的青烟淡墨，超尘出世的气质，在这些中国味十足的时装中，有的很难说清设计灵感来源于中国的哪个朝代，但是大襟、对襟、盘扣、开衩、滚边、及中国结饰等则是这些时装共同拥有的细节处理。香港设计师尹泰尉、张天爱等是一贯以发掘和再造传统服饰为主要风格的代表，已成为时装媒体关注的焦点人物。也许是由于世纪末的到来，以及对新世纪的展望，使人们将目光放得更远，东西方开始共同呼吸。中式服装不仅牵动了中国人的与生俱来的面目和心结，也成为许多国外设计大师新作中的主角，风头正劲的迪奥首席设计师约翰?加利亚诺（JOHN GALLIANO）设计的浓妆艳抹的时尚造型，显然是旧上海滩月历皇后的翻版。而简约大师海尔姆特?朗（HELMUT LANG）则从织锦缎和老头鞋中看到了流行的曙光。这些流行服饰带着明显的中国印记，但又似乎是大鼻子、蓝眼睛的设计师们出自心底的真情流露，于是突然对“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你的，是我的，也是世界的… 中国风情——尽情地演绎美丽的东方神话吧！ 另外一篇：

浅析中国历代服饰与文化 服饰是人类特有的劳动成果,它既是物质文明的结晶，又具精神文明的含意。人类社会经蒙昧、野蛮到文明时代，缓缓地行进了几十 万年。几乎是从服饰起源的那天起，人们就已将其生活习俗、审美情趣、色彩爱好，以及种种文化心态、宗教观念，都积淀于服饰之中，构筑成了服饰文化精神文明内涵。本文章将从中国历代服饰的介绍，探讨服饰文化体现的本色品味的经典风情和人类智慧的相通、相容性以及阶级观念在服装上的体现。原始社会服饰从出土文物方面考察，服饰史的源头，可上溯到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晚期 。在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距今万年左右）遗址中，发现有1枚骨针和141件钻孔的石、骨、贝、牙装饰品。中华服饰文化史由此发端。在纺织品出现之后，贯头衣已发展为一种定型服式，在相当长时期、极广阔的地域和较多的民族中普遍应用，基本上替代了旧石器时代部件衣着，成为人类服装的粗型。新石器时代除有笼统式服装外，还从一些陶塑遗物发现有冠、靴、头饰、佩饰。商周服饰由商代到西周，是区分等级的上衣下裳形制和冠服制度以及服章制度逐步确立的时期。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 ，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春秋战国服饰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这些都与多彩的社会生活相关。秦汉服饰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西汉建元三年、元狩四年，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魏晋南北朝服饰魏晋和南北朝时期 ，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女子衣着“上俭下丰”。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流行一时。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隋唐服饰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 ，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直到五代，变化不大。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宋辽夏金元服饰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 ，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宋代灵鹫球纹锦袍等不同花色。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元代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戴笠子帽。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明清服饰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 ，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明朝因皇帝姓朱 ，遂以朱为正色 ，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官帽与前朝截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汉族妇女在康熙 、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 ，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穿“花盆底”旗鞋。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现代服饰 （1912年以来）辛亥革命结束了2000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中华民族的服饰进入了新时代。在此之前，改良主义者康有为于1894年、外交大臣伍廷芳于宣统初年，曾上书改革服制和服式；中国留学生也改穿西装。随着中外交流的加强，五彩纷呈的服装终于冲垮了衣冠等级制度。传统的袍、衫、袄、裤、裙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服饰影响，并被许多新品种新款式取而代之。男装，民国初年出现西装革履与长袍马褂并行不悖的局面。穿着中西装都戴礼帽，被认为是最庄重的服饰。20年代前后出现中山装，逐渐在城市普及。广大农村一直沿用传统的袄裤，头戴毡帽或斗笠，脚着自家缝纳的布鞋。女装，辛亥革命带来了多样化，一身袄裤之外，又多穿用袄裙套装。20年代以来，妇女喜爱旗袍，旗袍逐渐成为时装而不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服饰崇尚简朴实用 。50～70年代，中山装渐成男子主体服装，此外流行过军便装，人民装；女装受苏联影响，连衣裙风靡城市，此外还流行过列宁装等。但在农村，上衣下裤一直是大多数农民的传统装束。1978年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体现时代精神，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服饰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面貌簇新。

《声音的意义》徐健顺 教授 百年以来，中国学界引进西方理论，研究、阐释、传承汉诗文，取得了很多新见解新成果，但是，也形成了一些不太正确的研究定势，比如，不重视声音的意义。因为西方理论是在印欧语系的基础上创造出来的，印欧语系基本上是重音语言，有重音没声调，而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有声调没重音。语言的巨大反差，造成了西方理论在解释汉诗文的声音意义方面苍白无力，所以中国学界近百年来形成了忽略、回避、放弃声音研究的习惯。实际上，汉诗文首先是声音的作品，离开了声音的阐释，对汉诗文的理解是很难准确、深入的。本文即在作者多年采录研究吟诵的基础上，希望对汉诗文的声音的意义，做一次初步的研究探索。一、汉诗文首先是声音的作品1931年2月20日，鲁迅悲愤于 “左联”五青年被害，在上海租界逃避追捕的夜里，写下了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其中有这样一段：在一个深夜里，我站在客栈的院子中，周围是堆着的破烂的什物；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这首诗即是鲁迅的名作七律《无题》。第三联“觅小诗”，就是要作诗的意思。如果是寻觅一首前人的诗，那又何必“写”呢？所以，鲁迅是说，他因朋辈之死而愤怒，要作诗了。那么鲁迅是怎么作诗的呢？——“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他是先“吟”后“录”的！先在院子里徘徊、吟咏，创作、修改，等到感觉满意了，才去找纸笔记录下来。这就是“积习”！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积习”，而是自先秦以来，所有文人们的“积习”。 《红楼梦》里有一回写黛玉教香菱作诗，那一回的回目是：“慕雅女雅集苦吟诗”。为什么呢？因为诗是吟成的。 黛玉道：“既如此，你只抄录前三首罢。赶你写完那三首，我也替你作出这首了。”说毕，低头一想，早已吟成一律，便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掷在他跟前。（第十八回）宝玉笑道：“今日持螯赏桂，亦不可无诗。我已吟成，谁还敢作呢？”说着，便忙洗了手提笔写出。（第三十八回）谁知邢岫烟、李纹、薛宝琴三人都已吟成，各自写了出来。（第四十回） 很明显，“吟”就是“作”，“作”就是“吟”。诗吟成以后，才“提笔写出”。 写毕，向诸姊妹笑道：“我素乏捷才，且不长于吟咏，妹辈素所深知。今夜聊以塞责，不负斯景而已。”（第十八回）或竖词坛，或开吟社，虽因一时之偶兴，每成千古之佳谈。（第三十七回） 还记得咱们初结“海棠社”的时候，大家吟诗做东道，那时候何等热闹？（第八十一回） “吟诗”，是整个诗歌创作过程的代称。“海棠社”是创作诗歌的社团，不是诵读诗歌的社团，所以“吟诗”就是指创作诗歌，“吟社”就是创作诗歌的社团。这个涵义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还有引申义，比如诗人也叫“吟家”，称呼别的诗人为“吟友”等等。类似的记载，在古代文献中俯拾即是。汉诗，基本上都是先吟后录的。以前有所谓“口占”，指随口吟出，不加修改。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诗都是“口占”而不是“笔占”的。只不过很多诗还要修改，而修改也是吟的，所谓“新诗改罢自长吟”（杜甫诗句）啊。 “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歌本来就是一种声音。“登高而赋”、“赋诗言志”，诗歌本来就是声音的创作。梁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夫五色相宣，八音谐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永明体诗歌追求的就是声音之美。这种美并不是在纸面上看字和字应该怎么组合，而是用吟咏的声音尝试出来的，所以魏晋以降，吟咏之风大盛。 唐诗是吟出来的！李白：“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吟”与“作”互文。杜甫：“此身饮罢无归处，独立苍茫自咏诗”，是指自己作诗；“病减诗仍拙,吟多意有馀”，则说的更清楚。白居易：“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此处明确说《长恨歌》是“歌咏” ，又说张籍作诗“日夜秉笔吟，心苦力亦勤。”。卢延让：“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方干：“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崔涂:“朝吟复暮吟，只此望知音。”杜荀鹤: “四海无寸土，一生惟苦吟。” “生应无辍日，死是不吟时。”许棠:“万事不关心，终朝但苦吟。”徐铉：“年少支离奈命何?悲秋怀旧苦吟多。”孟郊：“一生空吟诗，不觉成白头。”这些都是说用吟诵来创作。 至于诗既作成之后，又复吟咏，或吟咏前人诗作，在文献中更是俯拾即是。此处不多赘述了。总之诗是吟出来的，是声音的创作。汉文的创作，似乎“吟”的比重要小一些，但是也是声音优先的。《文心雕龙·神思》：故寂然凝虑，思接千载；悄焉动容，视通万里；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创作之前，先要构思。这个构思的过程，就是思动而形于吟咏的过程。又说：是以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然后使元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 谋篇要“寻声律而定墨”，声律在先。声律之寻也要靠吟咏。其“情采篇”又说：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而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 这里也很明确地说“文”是“吟咏”出来的。 汉诗文，基本上是先吟后录的！所以古代基本上见不到“写诗”这个词，古人一直说“作诗”。文也一样，不说“写文”，而说“作文”，直至今日。 如果还不相信，可以看看更早的文献：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 神人以和。——《尚书·帝典》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礼记·乐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行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毛诗大序》这里都说的是诗歌的创作过程，诗就是心之声，从头到尾，就是从心志到吟咏的过程，都是声音的创作，哪里有文字的参与？所以说，汉诗文首先是声音的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创作完成的时候，还完全停留在口头上。文字只是用来记录下来而已。少数的时候，声音和文字是共同参与创作的，这就是边写边作的情况。这种情况，古代有些专门的词：援笔立成、一挥而就、文不加点等等，都是形容天才啊。只有天才才能做到上来就写，凡人岂能如此？凡人都是先吟咏，反复修改，满意之后，才付之笔墨的。还有个词叫“出口成章”，形容吟咏创作时速度很快。这么快的速度就可以“援笔立成”了，可见当声音和文字同时参与创作时，还是声音在前、文字在后的。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只有“作诗”、“作文”、“作歌”之称，并无“写诗”、“写文”、“写歌”的说法，因为诗文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用声音“作”出来的。汉诗文的这种创作方式，决定了汉诗文的意义产生机制。今天，我们的创作已经变成了上来就写，涂涂改改，或者上来就敲键盘，删除回车。汉诗文创作不再是声音的创作，而纯粹是文字的创作，这恐怕是白话诗文在形式上最大的软肋。对于古代文学研究来说，把古诗文仅仅当成是文字的作品，恐怕也是在形式研究上最大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