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民族文化论文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

文化是民族的血液，是民族的DNA。它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与成就等！如果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也就是等于失去了本身的来源，没有保护好祖先们给予的宝贵财产。我们不仅要保护好民族文化，还要发扬文化，只有文化才能证明我们是这里的人民，只有保护好文化才能证明我们爱国，当别的民族文化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时候，我们因该以热情的款待它国文化，不能遗忘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到他国的时候要尊敬他国的文化，只有尊敬他国的文化才能让他国人民爱戴你。其实我们中国的文化也随着西化和现代化也慢慢消失，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圣诞节在中国可谓是比春节还要热闹。中国文化都是我们祖先们在慢慢积累和发现和创造，经过了风吹雨打，走过了5000年的漫长岁月，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的祖先依然在创造新的文化。但是到了我们这一代里，我们却丢失了祖先给我们的文化。我想世界上的四大古国，三个古国消失了，是因为他们没有珍惜好他们的文化，长年战火连天，现在中国也快消失了，是因为我们被西化了！

在我眼中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中国的 文化 历久弥香。传统在历史和文化中孕育,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高三 传统文化 议论文 五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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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五千年文化博大精深，深入精髓，让人深深的震撼，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中华传统文化渐渐淡化，近年各种损坏传统文化的事情侵入我们的内心。中国优良的传统文化离我们越来越远。

面对物质的-，尊严应该如何存在?十几年前的一个春天，韩国某公司的女老板以员工没按照她的吩咐去休息为理由，喝令全体中国员工下跪。一百多名员工迫于无奈跪下，唯独孙天帅刚直的立在原地。女老板恶狠狠的威胁说不下跪就开除，孙天帅很坚定的说了一句“我是中国人”后愤然离去。孙天帅用实际行动证明尊严实实在在的要重过各种物质甚至于是生命，有尊严的人面对权贵不卑不亢，面对不义之财不馋不贪，面对不公之事不忍不避。一个人有了尊严便有了支撑生命的灵魂的骨架。一个民族有了尊严，那么这便是一个充满希望，不可战胜的民族。

面对日渐冷淡的人心，爱心该何去何从?有这样一位老太太，她的住房是由五个子女凑钱买的，面积不大，卧室只有不到十平米，她的柜子还是她结婚时候从旧货市场买的，桌子跟椅子都有几十年的“高龄”了。她就是中国当代家喻户晓的人物，杰出的豫剧大师常香玉。建国后，她用自己的演出收入为农民捐献了 拖拉机 ;抗美援朝时，她和丈夫在各地巡回义演，为志愿军捐过飞机;十年-后，她把补发的所有工资作为党费全部上交。爱心是永不低头、永不屈服的铮铮铁骨，是人类走向兴旺和发达的希望和灵魂。爱心是阳光，温暖每一个人，驱散所有黑暗，爱心是绵绵不绝的江河，流遍世界各地，一个充满爱心，懂得团结互助的民族拥有不可战胜的刚毅。

面对日益物质化的世界，梦想在哪里生根?“梦想，是注定孤独的旅行，路上少不了质疑和嘲笑，但，那又怎样?哪怕遍体鳞伤，也要活得漂亮。”陈欧用自己的行动来阐释自己的梦想。他也曾经失败过，他也曾经失落过。“蜗居，-婚，都让我们撞上了。别担心，奋斗才刚刚开始，80后的我们一直在路上。不管压力有多大，也要活出自己的色彩，做最漂亮的自己。”“我们做的是自己，为了梦想而奋斗。只要努力、自信，每个人都可以是自己的代言人。”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他凭着对自己梦想的追求，终于取得了事业的巨大成功。

尊严，爱心，梦想，这些只是我们精神世界折射出来的一小部分，但当我们真正地做到了，才是真正地把握住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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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上的文明古国。我想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与内存的活力。

前不久，有两件事情引起了格外关注。先是孔子、老子两位古人画像被穿上西装，打上了领带，或为商家推出衣服的品牌代言人;再就是韩国人宣称孔子、西施、李时珍是韩国人。这两件事都有些可笑，却也促使我们 反思 自己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

传统文化是民族内在的灵魂和血脉，是古人对民族的身份证明，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统一的纽带，是中华儿女和睦相处共同繁荣的家园，是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动力。

可是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文化不怎么尊重。在20世纪中后期，文化革命使得中国文化元气大伤。固然传统文化有缺陷，它的封建专制思想，纲常名教和等级尊卑观念，它保留了。然而世界上又有哪个民族文化是完美无缺，无懈可击的呢又有哪个民族对自己传统文化的鞭挞、摧残得如此绝情呢恰恰相反，我们到处可见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爱惜和保护。它包括一片街区，一栋楼宇，一所宫殿，都可能保存其原物风貌，尽可能给后人留下曾经的情感记忆和历史文化。

有缺点我们不是不可批评。我们大家一贯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传统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一再强调立足时代，推陈出新。只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一定要非常慎重，致力于挖掘其永不糜灭的精神力量，弘扬高贵的精神品格，以此丰富我们的时代精神突现民族个性。

实际上，彻底否定传统文化是不可能做到的是事情。既然他不能像包袱一样仍掉，就不如好好的对待它、尊重它、改变它、更新它，使之注入新的精神活力和血液，让他焕发神采。激发他的活力、清理、挖掘、弘扬其中有价值的因素为现代化建设服务。当年梁启超曾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青年，第一要做一个尊重爱护本国传统文化的诚意。第二要用那西洋人研究学问的 方法 研究它，得它的真相。第三把自己的传统文化综合起来，还拿时代文化补助它，使它成为一个新的文化系统。

文化是灿烂的，也脆弱的。它需要我们精心的照料和培育，而不是随意的亵渎与践踏。

高三传统文化议论文3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瑰宝，是五千年历史长河沉淀的最耀眼的明珠。它们久经打磨而更加韵味悠长。行走在过去和现在，我从地上拾起一颗美丽的珍宝——诗词。

很小很小的时候，我便在妈妈的影响下接触了唐诗。它们比儿歌更加朗朗上口，比音乐更加婉转动听。手捧一本《唐诗三百首》，我喜欢指尖划过书页上带有淡淡墨香的诗句，喜欢从唇间轻轻吟出两句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我与诗词的缘分，大概就是那时结下的。

现在，我仍然喜欢诗词，那份最初的，纯粹的爱。学业压力渐渐增大，我读诗、写诗的时间少了，我便愈加珍惜地品味我与它一起的时光。

独坐床边，拿起一本诗词翻阅。比起诗，我更喜欢词，因为律诗虽然工整，但总给我一种束缚感，而且相似的句式与词相比，略显乏味。特别喜欢宋朝女词人李清照的词，婉转柔美，淡淡的，淡淡的，引起千丝万缕的愁绪。“凄凄惨惨戚戚”几个叠字就倾尽心头所有的愁，“载不动，许多愁”，愁重舟轻，舴艋舟都载不动的愁，这痛苦该多大，哀愁该多深啊!李清照的词多是伤感的，这与她的经历密切相关。她国破家亡的悲伤，通过哀婉凄苦的诗句直抵人心。多数时候，我读诗并不完全懂其中之意，但这并不影响我对它的喜爱。像柳永“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执 手相 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不需多言，一切尽在不言中。对于唐诗，我最喜欢的一是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虽然后来得知作者的人品与诗句不符不免失望，但对诗本身仍十分喜爱。二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些诗句引起了我内心深处的感动与震撼，又难以言表。或许我与诗词就是这样，一切尽在不言中，心灵的感触胜过了千言万语。

诗词，是无比美丽动人的，它是一种情感的美丽载体。把它传承下去，不仅仅是这样一种形式的学习，而是学会如何用最美的方式表述内心的情感。我有时有了灵感，便常常写些诗保留下来。往后再看时，回味无穷。我们都应传承这种美好的文化，让它们永久在历史长河中闪耀。

高三传统文化议论文4

中华传统文化有独特魅力，总那么使人着迷，吸引了无数的人：诗词读着儒雅，昆曲听得沉醉， 对联 用得巧妙……我们都有责任传承属于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而我与传统文化的紧密接触，是一段在淡墨浓墨，点染河山中的难忘 故事 。

七岁那年，我第一次接触到了 国画 。爷爷对国画情有独钟，每次都手把手教我国画。我那时不懂事，总觉得画画这种东西谁还不会?便总想挣脱爷爷的大手“任意妄为”。爷爷也不恼，依旧慈祥温和地告诉我：国画的精髓便是静和谦，每一笔都是静与动的中和。我那时当然不懂，只是之后安分了许多，在爷爷苍老与温暖的手中，体会着运笔的温和与缓急，静下心来。

后来，我长大了些，爷爷更苍老了，而他与我最难忘的联系，仍是国画。爷爷八十大寿时，我亲自画了一幅红海棠送他。看着那笔墨，我才发现国画的红是隆重而不轻浮的，绿是沉静而不黯淡的，恰如那红海棠静绽芳华。这幅画装裱后一直放在爷爷的卧室里，将庄重与沉静的魂带入我和每一位家人的心灵。

小学将 毕业 ，我仍成长着，国画也算我的一技之长了。一次艺术节我报了国画，却因没有时间，直接将过去我的得意之作中的一幅交了上去，却并未得奖。爷爷听后教训我：国画虽古，也是有人格的，不准被人侵犯它的尊严。再好的画技，若没有认真的灵魂作支撑，便是黔驴技穷，也不尊重自己。我在这一次教训中领悟，国画也有作为高雅艺术的尊严，从此我不再轻慢，在任何事上都认真对待，尊人尊己。

而在去年暑假，爷爷过世的消息却突然传来，让我几近心碎。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看着墙上挂满的我成长的痕迹，它们都有爷爷爱的影子。我又想起了那静静绽放的海棠，此刻它定还将美留于笔纸，静静展现它的美吧?它随时都是孤独的侠客，人间的仙子，它的情怀挥之不去。我突然明白了爷爷的用意，国画的美是永恒的，它用爱感染我，于笔墨间教我谦和，教我沉静，教我庄重，教我正直。这些，都在将我培养成一个真正内外兼修的中国人!经历人生沧桑的爷爷，明白这笔墨丹青的真谛，而我，也通过这明白了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内涵!不论何时，我都应将国画的魂，将属于我们中华民族的魂传承下去，因为这，也是每一个有爱有灵魂的中国人的心愿……

世事变迁，唯有一个民族最本真的文化之美能传承下去。也许丹青背后无关你我他，无关发生了什么，总能让我们受真善美的熏陶，自发做些什么。这就是我与国画，与传统文化的故事。

高三传统文化议论文5

每一次指尖轻触琴弦的触动，每一次琴弓擦弦而过的轻颤，都带动着人的心弦，诉说着一个又一个优美而凄婉的故事，二胡，中华传统文化，民族之乐!我与它紧密接触，用心传承!

就在我还在牙牙学语时，母亲便为我带来了二胡这位朋友，我便开始练习二胡，可是渐渐它便不再是我的朋友，我开始对它厌恶，避之不及，因为妈妈总催我练习，二胡也没有好听的声音，拉起来手还很疼……

窗外淅淅沥沥下着小雨，天阴沉沉的，压得人仿佛喘不过气来，我无奈的看了看手中的二胡，叹了一口气，心中十分烦躁，心想：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么难拉，烦死了!这时楼下的小伙伴喊我下去玩，可妈妈出门时说不让我下去，于是我只好作罢，重拾二胡，带着万分仇恨，拉了起来，刺耳的声音，令我更加烦躁。

终于我有些受不了了，拿起手机，想到有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影片，于是便抱着玩乐的心思打开电影，想看看影片中的二胡拉得有多好!——-一阵飞鸟飞过，绿树青山，一位佳人出现，是那么的美丽，此时一阵婉转的二胡声响起，是那么的柔美轻快，我被带入到音乐中。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无法喜结良缘时，那凄惨的幽怅的二胡声，仿佛一下子捏住了我的心脏，让我难受的说不出话来。在梁山伯化为怨灵哭诉时，黄沙漫天，二胡声也变得低沉愤怒，仿佛在批判控诉封建不自由婚姻的罪恶。我一口气看完了整个影片，意犹未尽，时而缓，时而急的二胡声还在我的耳边回旋，余音绕梁。我感到这才是真正的二胡，真正的传统音乐，是在用心演奏，用心在传承。

我轻轻拿起一旁的二胡，端正心态与身姿，开始拉奏。一边拉，我一边回想影片中的一幕幕场景，有欢快轻松，也有沉重愤怒，我仿佛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仿佛与曲子融为了一体，二胡的琴弦时而颤动时而平缓，琴弓时而悠长，时而停顿，我拉奏的曲子好像是一个故事，诉说着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也诉说着我自己的心事。我忘我的拉奏着，直到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时，我好像沉浸其中，无法自拔。我感到了二胡的精髓，中华民族音乐的精髓。我是在用心演绎，用心传承，即使自己的胳膊再酸，手被划破，也再也不在意。我与二胡有了亲密的接触!

是啊!“天降大任于斯任也”，每一位炎黄子孙都有义务去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我也不例外，与二胡的一次紧密接触让我理解了传承的真正含义，无论前方的路有多么的艰险，我都会坚持下去，将我们的文化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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