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风俗文化论文

每年农历的正月初一，是中国农历的新年。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这是一个最重要，最热闹的节日。因为过农历新年的时候，正是冬末春初。所以，人们把这个节日叫做“春节”。

吃喝玩乐，时代不同，四个字的意义也就不同了。

吃，记得我上一次就盼着过年，过年就有好吃的，可以使劲吃而不会找来长辈的责骂，现在的要求是如何吃得健康。

喝，有档次，所以很多家庭选择在酒店吃年夜饭。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家吃个团团圆圆的年夜饭。

玩，过年了，和亲朋好友聚一起玩玩小麻将，斗斗小地主是很多人的选择，大年三十的晚上刚过12点的“开门炮”是必须放的，还有正月十五的鞭炮也是必须放的，意味着年过完了。

乐，我过年就是一家人吃过年夜饭就守着电视机看“春晚”，当然，大年三十就是我和孩子们的天地乐园。比如：长辈们一般会跟小辈压岁钱，或者，前几天买来的鞭炮，就一起放掉。

这些活动均以祭奠祖先，除旧布新，迎春接福。祈求丰年为主要内容。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我的家乡在浦城，这是个很小的县城，但仅管如此，浦城的人民一直崇尚着中华的传统民俗，这表示着大家对祖先的尊重。

那我就先从春节开始说起吧！除夕之夜，家家3点多就开始吃年夜饭，“蛋卷”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象征着家家年年都繁荣，儿女能够孝敬长辈。吃完晚饭后，我们是从不出门的，听奶奶说：“若出了门会把大家的好运给带走的。”虽然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不能出门，但是在家中，我们依然能够玩的有声有色。大人们在家中打牌打个通宵，孩子们放烟火放得起劲！这表示大家的好运年年，财运年年……除夕过后，换来的正月初一也是很受人欢迎哦！早晨起来，洗漱完毕后就先喝一杯“桂花蜜”，这是我们孩子的最爱，味道甜甜的，香香的……这表示希望大家的日子过的红红火火，甜甜美美……吃完饭后就给长辈们拜年，长辈们就要包压岁钱，孩子们得到压岁钱后可开心了，但初一至初三是不可以乱花钱的，这又代表着大人们在这一年里很难很难挣到钱，运气也不太好……给长辈们拜完年后，女孩在家帮父母干活，男孩就跟随大人们去各自的亲戚好友家去拜年，大家都过的十分开心。而正月初四，全家人都要去山上的庙里去烧香，给菩萨请安，让菩萨保佑子孙满堂，儿女们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过了初六，大家就一切都恢复正常了，大人们工作的就继续工作，孩子们该去复习功课，迎接新学期的到来了，这个春节是令人难忘的。

人间四月天，春色满江南。茅山庙会，是传统民俗与春天的一场约会：4月13——农历三月十八日，具有两千多年的文明史的茅山古镇今天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节庆的气息，威风锣鼓，激扬茅山福地；龙腾狮舞，跃动古镇春风。来自周边城镇的老百姓们汇集一堂争相观望茅山庙会的盛况，颇有“平民狂欢节”之感。

追溯茅山庙会，约始于清乾隆年间，已有二百余年，今年是茅山有组织规划的第二十二届庙会，庙会虽然有些迷信色彩，但其目的是去集商贾，交流物资，供应春耕生产及人民生活所需用品，起到振兴经济，搞活市场的作用，另有文艺青年，发挥特长，化装表演，比赛娱乐，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早晨八点，“哐哐哐”的锣声声解开了庙会的帷幕，威风凛凛的舞龙队率先登场，在空中飞舞翻腾的舞龙引得众人高声欢呼。这些舞龙队由各个乡镇组成，一般一个乡出两条龙，多则四条，舞龙由专门的船运送，到达茅山后被安置在当地的庙中，待到庙会正点，以旌旗、锣鼓、号角为前导，将舞龙从庙中请出来。龙身大多用竹扎成圆龙状，节节相连，外面覆罩画有龙鳞的巨幅红布，每隔五六尺有一人掌竿，首尾相距约莫有十数来丈长。龙前由一人持竿领前，竿顶竖一巨球，作为引导。舞动时，巨球前后左右四周摇摆，龙首作抢球状，引起龙身游走飞动。

舞龙穿过东岳庙，东岳庙会源于东岳大帝的原型——三茅真君的茅盈，他也是南方道教的创始人，每一条舞龙都在东岳大帝像前三叩头以示祈福，最终到达景德禅寺稍作歇息，等待下午一点的扫街。香客们跟随龙队进庙拜佛，寺庙里摩肩接踵，人烟鼎沸，漫天的烟雾让人恍如仙境。而由千年古刹之称的景德禅寺更是香烟缭绕，梵鸣悠长，大雄宝殿也在今日举行上梁仪式。寺内卧佛殿、藏经楼、方丈室上梁和山门殿已经重修完毕，对外开放，卧佛殿最为热闹，造价大约一亿的卧佛由缅甸进口的玉石雕琢而成，重约6吨，他静静地接受来往香客的膜拜，聆听他们的心声，潜心修行拜佛的老奶奶穿着藏青的法袍在卧佛殿外等待，满眼的虔诚和期待，满身的坦然和灵气。

来自兴化的淮剧团在景德禅寺里搭台表演，老百姓们为了看得清楚，早早地就用条凳占上了地方，茅山号子那嘹亮的唱腔和急促的节奏穿过天空，站在老远就能听见，柔软缠绵的舞蹈，天真可爱的小朋友同台演绎，给台下的老百姓提供了一台充满欢声笑语的视觉盛宴。

下午一点，舞龙汇合，组成一条百米龙队，环绕茅山镇游行扫街。舞龙的用意，概括起来不外乎几条：一为祈雨祈福，二为娱神娱己，三为彰显力量，四为兴旺人丁。龙队前面有一人敲乱棒锣，以示紧急，继由马皮清路。马皮是当地人请来的巫师，在社祭前进行扫街，以驱除妖魔和邪气，马皮带领龙队穿过大街小巷的每一户人家，众人夹道欢迎，十多面颜色异同的彩旗，迎风招展，以助阵威，家家户户，秉烛焚香，燃放烟花鞭炮，以保来年平安吉祥。

放眼望去，是茅山浓厚的乡土风情让人陶醉，古镇老百姓在纳新同时不忘传承文化，刮面，扎香，自制的农具深受群众喜爱。在沿袭传统的同时也吸取新经验，谋求新发展，文化沟通的背后是经济的融合。所谓乱世的黄金，盛世的古董，富裕起来的茅山人民，在政通人和的情况下，自发恢复茅山庙会，其目的是挖掘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文化古迹，开发旅游经济，弘扬民族宗教文化，促进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扩大市场，振兴茅山。

一座茅山，一方风水，拉动一方经济，也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我们坚信福祉茅山！好运茅山！

“56个民族，56朵花”。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风俗习惯，都有不同的特色民居，特色饮食，这就应了一句话“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

而满族，就是这56 朵花中艳丽的一朵，满族的服饰特别有特色，下面，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满族妇女不缠脚，所有鞋子绣有漂亮的花饰，鞋底中央垫有10公分高的木质鞋跟。满族妇女穿着这样的鞋走起路来，可保持昂首挺胸的身姿和腰肢摇曳的步态。

旗袍是满族妇女的传统服饰。她们喜欢穿长及脚面的旗袍，或外罩坎肩。旗袍的特点是立领 . 右大襟 . 紧腰身 . 下摆开衩。古旗袍有琵琶襟 . 如意襟 . 斜襟 . 滚边或镶边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经改进，腰身宽松，袖口宽大，长度适中，便于行走。已成为中国妇女较通行的服装。三十年代初受西方短裙的影响，长度缩短，几近膝盖，袖口缩小三十年代中又加长，两边高衩。四十年代缩短，出现短袖或无袖旗袍，外为流线型。继后，衣片前后分离，有肩缝和装袖式旗袍裙等。旗袍具有东方色彩，能充分显示依态雍容文雅，被认为是表现女性美的 典型民族服装。称誉世界。

妇女旗袍的装饰性比男性旗袍更强。领子 . 前襟和袖口都绣花装饰。镶嵌几道花纹或彩牙儿，俗称“画道儿”或“狗牙儿”。

满族妇女的服装十分漂亮，满族男子的服装也很不错。

历史上的满族男子多穿马蹄袖的袍褂，腰束衣带，或穿长袍外罩对襟马褂。

马褂是满族男子骑马时常穿一种褂子。马褂分为大襟 . 对襟 . 琵琶襟等多种形式。马褂后成为日常罩于袍子外面的服装。高领对襟，四面开禊，长及腰部，袖子稍短，袍袖可露出三、四寸，将袍袖卷于褂袖上面，即所谓大、小袖。现在许多满族人所穿的对襟小棉袄，就是从马褂演变过来的。为了骑马方便，在长袍的外边套一种身长至脐，四面开禊的短褂，以御风寒。

满族的男子夏季头戴凉帽，冬季戴皮制马虎帽。他们的衣服喜欢用青 . 蓝 . 棕等色的棉 . 丝 . 绸 . 缎等各种质地的衣料制作，裤腿扎青色腿带，脚穿棉布靴或皮靴，冬季穿皮制乌拉。顶上留辫子，剃去周围的头发。

满族，是我国56个民族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是一朵艳丽的奇葩。它有与其他民族不同的风俗，不同的特色，需要我们去慢慢了解，慢慢的认识。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中国，这个巨大的家庭是由56族兄弟姐妹们组成的，而每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特色。我的家乡在美丽的广东，下面让我带大家走进广东民风民俗大观园吧！

首先先绍的是我们广东人最爱的饮料——凉茶，我们认为凉茶是身体的保险公司，

因为它有病服即能治病，无病服也能防病。在广东，如果成人一个月内不饮几杯凉茶（多为王老吉），婴幼儿2-3天不服一次七星茶，就认为身体健康没保障。

竹蔗茅根水是广东凉茶之一，有清热下火，生津止渴，润肺排毒之疗效。

常用的五花茶、夏桑菊、王老吉等凉茶，都是由味苦性寒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四时感冒、头痛发热等积滞之症。其中王老吉的药性最为寒凉，五花茶和夏桑菊相对平和一些。小儿七星茶由味甘淡性寒流之药物组成，适用于小儿感冒发热、烦躁咬牙等症。适用于体质强壮、素来火旺湿盛、经常咽喉肿痛、大便干结、舌红苔黄腻者。但是，喝过凉茶的外地人唯一的感受就是一个字“苦”！很多人喝凉茶的时候，喝一口，一下子就塞进去几片陈皮去苦。

广东人每年春节或开耕时节，从粤北到粤西山区广大农村，流行着一种乡土气息浓郁的春牛舞。人们满怀深情地赞颂和他们一起幸勤劳作的耕牛，充分表现了人们对这一农家宝贝的爱怜，对未来生活的祈求和期望。表演时，演员和观众同声欢呼，互相逗乐，气氛浓烈、融洽，充满着农家特殊的欢乐情趣。“春牛”一般由两个演员扮舞，一人舞牛头，一人操牛尾，牛头用木头或竹蔑扎制，外形比真的牛头大一倍，弯弯的猗角，大大的眼睛，黑黑的皮毛，牛鼻被穿着，和真的一样。牛身用布做成，遮住里边的演员，牛身和牛尾由一人操舞。表演前，“牛”先躺在一边，在一阵欢快的锣鼓声中，由一住老农打扮的角色，把“牛”牵起，绕场走几周，并对“牛”说几句打诨的话，逗引观众发笑。

有时观众也挑逗演员，唱道：“手拿红花红彤彤，红花挂在牛角中、你堂春牛唱得好，不过你牛背有只窿。”机灵的演员立即唱答：“锣鼓一打闹喳喳，老兄讲得也唔差；谁个牛仔纸扎介，背脊有窿正好拿。”

引得众人哈哈大笑，然后开始正式表演。表演时，“牛”的舞蹈动作很简单，只有随着牵牛人的唱颂，摇头摆尾，作欣喜之状，接受人们的称赞。牵牛人的动作则比较多，一边唱，一边抚摸春牛，从牛头摸到牛尾，每摸一处，都有唱词，一边还要做骑牛、驶牛、犁田耙地等动作，有的手持犁耙等农具，有的徒手，但动作都要十分逼真，稍有破绽，观众就要唱歌来讥讽：“手拿金花金黄黄，犁田大伯唔在行。丁丁园园犁紧转，样般中间唔开行？”表演者即顺便接过话头，逗趣作答：“锣鼓打来闹洋洋，老兄讲得也在行。连州学到连山样，留出中间做鱼塘。”

为使得气氛更加热烈。有的地方还有一生一旦，打扮成新郎新娘，手持洋伞，肩挑花蓝，边舞边唱相随，唱一阵，扭一阵，又敲一阵锣鼓。最能表现这种舞蹈特点的是它那纯真、深情的唱词。牵牛的演员把牛牵到场中，便开始唱道：“我条件仔好耕田，生得头大角又尖，耙田唔使用鞭打，犁田唔使用索牵。”然后充满爱怜地抚摸耕牛，从牛头摸到牛尾，一边摸，一边唱：“摸摸牛头摸牛尾，农家耕作全靠你；摸摸牛头摸牛眼，茨粟豆麦粮增产；摸摸牛头摸牛耳，发展生产走富裕；摸摸牛头摸牛嘴，耕夫步步紧相随；摸摸牛头摸牛身，风调雨顺好耕耘；摸摸牛头摸牛肚，生活改善有出路；摸摸牛头摸牛脚，唔愁吃来唔愁着。牛儿是个农家宝，爱牛如同爱父母，相依为命勤耕作，共同走向金光道。”

内容朴实，感情真挚，教育大家要爱护耕牛，勤耕勤种；曲调深沉，缠绵。由于在民间长期传唱的结果，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曲调，俗称“春牛调”。

当然，广东还有好多民风民俗。比如：广州美称“花城”，其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非常受人瞩目的；舞狮；种四方竹……

每个地方的民风民俗都有不同的特色，它有它的独特风韵；它有它的热闹。祖国孕育了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民风五十六枝花，各色千秋，可广东的风情，却让我为之一爽！希望大家也能多了解自己家乡的风俗习惯，甚至了解其他民族地方的特色，让我们好好的感受中国的多姿多彩！

在少数民族中同样盛行这祭月、拜月的风习。云南傣族在中秋之夜，盛行“拜月”风俗。傣族传说，月亮是第三个儿子岩尖变的。岩尖是个英勇刚强的青年，他曾率领傣族人民打败过敌人，赢得了傣族乡亲的爱戴。后来，他不幸死后，变成了月亮，升向天空，继续发出柔和的月光，在黑暗中给傣族人民带来光明。每逢中秋节这天，小伙子一清早就带上火药枪上山打火雀、野鸡，猎取节日野味。姑娘、媳妇们忙着到湖边，池塘里抓鱼。他们都忙着准备节日的晚餐。老阿妈则忙着舂糯米，做大小不同的食物，四只桌角上各放一个糯米圆饼，每个饼上插一炷冷香。待到月亮从山林上空一升起来，就点燃冷香，全家大小开始“拜月”。然后，对空鸣放火药枪，以示对英雄岩尖的敬意。最后，全家老小欢乐地围坐在小方桌旁，品尝食物，谈笑赏月，尽兴方散。

鄂伦春人祭月时在露天空地放上一盆清水，摆上祭品，然后跪在盆前，向月叩拜；土族人用盆盛清水，将月亮的倒影受到清水盆中，然后，人们不停地用小石子打盆中的月亮，俗称“打月亮”。

广西西部壮族的“祭月请神”活动更典型，每年夏历八月中旬，有的就在中秋夜，人们在村头村尾露天处，设一供桌，供放祭品和香炉，桌子右

边树一高约一尺的树枝或竹枝，象征社树，亦作月神下凡与上天的梯子，这里保存了古老的月亮神话因素。整个活动分为：请月神下凡，由一名或两名妇女作为月神的代言人；神人对歌；月神卜卦算命；歌手唱送神咒歌，送月神回天四个阶段。

蒙古族“追月”。中秋之夜，蒙古族人爱做“追月”的游戏。人们跨上骏马，在银白色月光下，奔驰在草原上。他们朝西放马奔驰，月亮由东方升起，坠落天西方。执着的蒙古骑手，不到月亮西下，“追月”不止。藏族“寻月”。西藏一些地区的藏族同胞欢度中秋的习俗是“寻月”。是日夜晚，男女青年和娃娃们，沿着河流，跟着倒映水中的明月，把周围河塘中的月影措遍，然后回家团圆吃月饼。

赫哲族“祭月”。在我国东北的赫哲族聚居地，每逢中秋佳节，人们要采葡萄、祭月。相传是为了纪念一个聪明、勤劳的赫哲族媳妇。她受不了婆婆的虐待，跑到江边向月亮求救。最后终于奔到了月亮上。

德昂族“串月”。云南潞西的德昂族青年男女，每逢中秋月明高挂，分外明亮的时候，山头塞尾，不时传来一阵悠扬动听葫芦笙，男女青年在一起“串月亮”倾诉衷情。有的还通过“串月亮”送宾榔、送茶订下婚约。

阿细族“跳月”。阿细人过中秋的传统习惯是“跳月”。中秋之夜，从各个村塞聚集到山村中的开阔地，披纱的姑娘跳起来了，肩负大三弦的小伙子跳起来了。然而，尤为撩人的还是那种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之情的对歌，仿佛月亮也听利为之动情动容。

苗族“闹月”每逢中秋之夜，苗族群众沐浴着如丝缕的月光，吹奏悠扬的芦笙，跳起苗家歌舞，青年们在“闹月”活动中互相寻找意中人，互相表白要像月亮和清水一样，心地纯洁明亮，永结百年之好。

高山族“赏月”居住在台湾省山区的高山族同胞，每逢中秋明月高悬、清辉洒满大地的时候，穿着民族盛装，围坐在一起载歌载舞，饮酒赏月，共享天伦之乐。

湖南侗乡的中秋之夜，流行着一种有趣的“偷月亮菜”风俗。相传古时候，中秋晚上，月宫里的仙女要降临下界，她们把甘露洒遍人间。仙女的甘露是无私的，因此，人们这一夜可以共同享受洒有甘露的瓜果蔬菜。

中秋之夜，侗家姑娘打着花伞，选取自己心爱后生的园圃，去采摘瓜菜，而不会被人看成是“偷盗”。她们还要有意地高声叫喊：“喂！你的瓜菜被我扯走了，你到我家去吃油茶吧！”原来，她们这是借助月宫仙女传递红线呢。如果能摘到一个并蒂的瓜果，这表示她们能有幸福的爱情。因此，成双生长的豆角便成了她们采摘的对象。嫂子们这夜也同样到别家园圃里去“偷月亮菜”，不过，她们希望能采到一个最肥的瓜或一把活鲜青翠的毛豆，因为，这象征着小孩的肥壮，毛头的健康（毛豆的谐音，指小孩）。小伙子们也有“偷月亮菜”的习俗，因为他们也希望月宫仙女赐给他们幸福。不过，他们只能在野地里煮了吃，不能带回家去。“偷月亮菜”，使侗寨的中秋之夜，增添了无限欢乐和神奇异彩。

中国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是一朵美丽的花，每个族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和自己独特的节日，拉祜族就是其中一个民族，很久以前拉祜族是靠狩猎为生，游牧于滇西洱海地区的“昆明”或“昆明之属”，可能就是包括拉祜族在内的彝语支某些民族的先民。括拉祜族在内的彝语支某些民族的先民。

拉祜语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

拉祜族信仰大乘佛教和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少部分人信仰基督教和天主教。

“拉祜”是本民族的自称。18世纪以前，拉祜族大致就已居住在现在所分布的地区。

拉祜族传统的住房称为掌楼，掌楼一般为正方形，象征房主人地位稳固，生活安定。掌楼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分为寝室和客房，客房中心有火塘，塘中的火终年不息；下层不筑围墙，用来堆放杂物、圈牛养鸡。楼外设一阳台，用来晾晒谷物或纳凉。

拉祜族人用竹筒制茶，竹筒茶制作方法是：将新采的茶叶揉炒之后，放入青嫩竹筒内压实，然后放到火塘边烤干，再剖开竹筒，取出茶叶即可。它混合了醇厚的茶香和浓郁的竹香，是拉祜族别具风味的饮料。

拉祜族有丰富的口头文学，诗歌中有一种叫做“陀普科”《谜语》，深为群众所喜爱。拉祜族的音乐、舞蹈都具有独特风格。传统乐器有芦笙、三弦等。拉祜族长篇史诗《牡帕密帕》中记载拉祜族的祖先是从葫芦里孕育出来的，因此拉祜族以葫芦作为自己民族的象征。用葫芦做成的芦笙是拉祜族最喜爱的乐器，电影《芦笙恋歌》中的插曲“婚誓”，就是根据拉祜族的芦笙曲调创作的。

“扩扎”是拉祜族最重要的节日，一般在农历正月，择吉日举行。“扩扎”共九天，分三段。初一至初四为第一段，称作“扩路妈”，即大年。大年初一抢新水是“扩扎”最富情趣的活动：随着雄鸡破晓的第一声啼鸣，男女青年争先恐后冲出家门，抢先来到泉边抢新水。新水被拉祜族看作是纯洁与幸福的象征。第一个抢到新水的人被认为能在新的一年里交好运。初三这天人们带上食品走亲访友，还要唱歌跳舞。初八、初九为第二段，称“九黄会”，又称“男人节”。十三到十四日为第三段，称“小扎”，村村寨寨都要荡秋千。

拉祜族就是这样一个美丽的民族，是56个民族中一朵鲜艳的花。

正月初一为春节，旧称元旦。是日，人们早起，着新衣、戴新帽、穿新鞋，以示辞旧迎新。谓穿未下过地的新鞋，新的一年可脚轻手健。男主人起床，口念吉词先开门，放炮仗于门口，称“开门炮”。开门炮一般放三个，要“带四放三”，留一个作“备炮”，宁波话“备炮”出典于此。炮仗放得越高越响，示意新年吉利。若是“吹、吹、吹”的哑炮，则示为不吉，要马上就说：“哦，吹吹响，今年会发财。”并立即补放一个。

大族、大户人家供奉祖先遗容画像于祠堂或中堂（堂前间），一般悬五代之内的祖宗像，称为“供帧子”、“供影子”、“供金紫(昔绘像皆金冠紫衣) ”，均同义。有的宗祠族规，男子l6岁才可拜祭，女子不在内。由轮着当办者分发麻饼(亦称吉饼)一双或碗两只。各家幼者依序拜尊长，称“拜岁”。除夕夜巳分“压岁钱”，用红纸包起来压在幼者枕头底下，故谓“压岁”。

是日，早上吃汤团(汤圆)，寓意团团圆圆。有些人家全家吃素一天。这天习俗最大特点是让家里日用器物“休息”一天，也即让家庭主妇休息，不扫地、不乞火(不向别人点火、点香烟)、不杀牲、不动刀剪、不倒马桶、不洗涤衣服，也不打骂孩子、不讲不吉利的话。早晨见面忌说“早”字，谓说了要招来今岁跳“蚤”多。走路如跌跤，要马上说：“哦，元宝一跌。”此晚，未昏即眠，不点灯火，谓点灯将招来今岁蚊蝇多。睡前，放“关门炮”。晚上不出门，俗称过“太平夜”。

初二至初七八，迟的到十五，各家出门走亲戚“拜岁”，一般先至亲后远亲，少拜长以婿拜翁、甥拜舅、侄拜姑等为重，互相款待酒席，称“岁饭”、“岁酒”。 初五，为财神日，经商人家最重此日，“请财神”后才开门营业，称“开市”。信佛者，有的于初七夜走七座桥，且不走回头路，初八拜八个寺院，俗称“走七桥”、“拜八寺”。

其间，民间娱乐活动有舞龙灯、跑马灯、大头和尚等。与别地稍异者有“佯扫地”，即乞丐(此时称“发财人”)背负筐，手握缀有红球的扫帚，佯作扫地状，口唱俚歌：“撩起金丝帚，瑞格(象声)一把扫。扫到东，老板屋里有青龙，青龙盘米缸，黄龙盘谷仓；扫到南，老板屋里发大财，大元宝使箩抬，小元宝使船载。”

建国后，贺年等习俗不变，迷信色彩多已消失。机关团体举行团拜，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慰问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老科技人员、敬老院老人和春节期间坚持生产、工作的职工。路上熟人相逢，拱手或握手，互祝吉祥。

维吾尔族 维吾尔族的住宅，多成院落，一般大门忌朝西开。房屋呈方形，有较深的前廊，庭院多栽花卉、葡萄、果树，打扫得十分洁净。室内砌土炕，墙上挂壁毯，开壁龛，并饰以多种花卉图案。饮食方面，他们以面粉、大米为主食，喜喝奶茶，佐以面粉烤制的馕。饭菜种类很多，有抓饭。肉粥、拉面、汤面、薄皮包子、烤包子、油塔子、烤肉等。喜欢吃甜瓜、西瓜、葡萄、苹果、梨、杏、石榴等水果，主要吃牛、羊肉以及鸡、鸭、鱼肉；禁食猪肉、驴肉、食肉动物及凶禽猛兽；禁食一切动物的血。 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为，男女老少均戴四楞小花帽。男子普遍喜欢穿对襟“袷袢”（长袍），内着绣有花纹的短衫。女子喜着连衣裙，外套黑色对襟背心，戴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等装饰品，姑娘多梳小辫，现在城市居民一般穿时装。 维吾尔族人待人讲究礼貌。在遇到尊长或朋友时，习惯于把右手按在前胸中央，然后身体前倾，连声问好。家里来客都热情招待。维吾尔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他们的舞蹈轻巧、优美，以旋转快速和多变著称，反映了维吾尔族人乐观开朗的性格。维吾尔族以农业为主兼营牧业，有经商传统，同时传统手工业十分发达，而且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他们制作的地毯、刺绣、丝绸衣料、铜壶、小刀、民族乐器等，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 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党和国家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重要内容。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就是要从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原则出发，尊重各民族的平等权利，不能因某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不同就歧视或侮辱他们；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的保持或改革，应由该民族的干部群众去决定，别的民族或个人不能强制或干涉；任何民族不能以自己民族风俗习惯为标准，去衡量和要求别的民族，也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民族风俗习惯，去处理同风俗习惯有关的事情。实践证明，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是有利于保护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的自由”。由此说明，各民族无论是保持还是改革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是各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实质上是坚持各民族平等原则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体现，对民族风俗习惯的侵犯，就意味着对民族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的践踏。我国刑法第147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正当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把“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罪”归入“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其实质就是从法律上保护民族的平等权利和民主权利。 二是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每个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往往把其他民族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尊重，看作是对本民族的尊重，把对本民族风俗习惯的轻视，看作是对本民族的歧视。因此，任何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的言行，那怕是出于开玩笑，都容易刺激以致伤害民族感情，不利于民族团结。 三是有利于繁荣和发展民族文化。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的一些风俗习惯本身就是以歌曲、舞蹈、体育的形式来表现的。许多民族往往通过自己的风俗习惯来保存和发展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例如，我国少数民族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艺术，有很多是以唱山歌和讲故事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在群众中代代相传，并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有些表现在他们具有特色的日常用具、衣饰、建筑、手工艺品等方面。正是由于民族风俗习惯上的千差万别，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多彩多姿，使文化艺术的内容和形式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此，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有利于民族文化艺术的发展和繁荣。 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颇为显要。元宵节的得名，因其节俗活动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元）的十五日夜（宵）举行而来。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夕”，因为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夜晚放灯，故名。此外，元宵节也叫“上元”、“上元节”，这是从道教借来的说法。 关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说法颇多，但一般变为在汉代就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据称泰一是当时相当显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汉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相传另一位汉室皇帝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这位汉文帝是大将周勃勘平“诸吕之乱”即位称帝的，而那勘平叛乱的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所以此后每逢正月十五夜晚汉文帝都要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并且确定这天为元宵节。不过，和这两位汉室皇帝有关的正月十五夜祭太一、游玩，并无张灯、放火的记载，汉室的另一位皇帝——汉明帝则敕令元宵燃灯，从而形成了后世张灯、观灯的习俗。 吃元宵 不管南方北方，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都要合家团聚吃元宵。 正月十五又叫“上元”节。“元宵”这种食品名称，据说出现于宋末元初，是因为人们习惯在上元节之夜吃它的缘故。元宵又叫“圆宵”、“圆子”，南方常叫“汤圆”、“水圆”，宋人因见其煮熟后浮于水中，称之为“浮团子”。 上元之夜是新年中第一个十五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天上一轮圆月朗照，人间则聚食形如满月的元宵，实在有极微妙的对应关系，“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表达了人们全家团圆幸福的心情。 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卢氏杂说》里的“油炸追子”其实就是一种油炸元宵。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不少人甚至开始了中西结合吃法，比如巧克力就已成为元宵馅之一。 闹元宵 鳌山灯杆、火树银花，这是元宵节最突出的景观，也最能概括此节的活动，即张灯、放火。张灯、放火是元宵最主要的节俗活动，其余观灯游赏以及社火百戏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此发展、引申而来的。最初的灯是单纯、静止的，它不能运动，也较少装饰，并且多是单个独立的。其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装饰最先迈出步伐，灯的里里外外都被加以雕琢、修饰。 元宵节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传统的节日，其节俗在当今中国仍然相当盛行。现在，每届元宵前后，无论乡村还是市镇，人们都要张灯结彩，观灯游赏，烟火也多是必不可少的。当代元宵节除灯火之外，更为突出的活动是各种社火，诸如舞狮子、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打腰鼓、扭秧歌、海外华人居住区也是年年搬演、盛行不衰。元宵节，正可以算是中国的狂欢节。 元宵节离不开“闹”，张灯观灯赛灯叫“闹花灯”，社火百戏叫“闹社火”，整个的活动叫“闹元宵”，仿佛不闹就不成其元宵节。元宵之闹，除了花灯烟火、百戏社火的装饰、点染之外，最突出的怕是人多。从元宵节俗形成不久的年代的那些文字记载中可知，当时元宵观灯游玩的人们已经是忘记肩摩踵接、街填巷塞了。 说闹，又不能不摆摆戏。大戏闹，小戏也闹。当台子上载歌载舞、团花簇锦旋转起来的时候，不能不闹。 闹又自有其价值在。中国人比较欣赏闹中取静的本领，所以对“大隐在城中”要比“小隐在山林”多几分敬慕。其实春节之闹、元宵之闹、社火之闹，也都有闹中取静的意义。 同时，人们认为这样闹了，生活才有意思。因此，它是一种生活的补充，是添加剂、染色剂，有了它，生活才充实，才祥和，才五彩缤纷。甚至可以说，这闹是理想生活中的一部分。 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节。当晚称元宵，故也称“元宵节”，俗称“十五夜”。元宵节是我国三大传统节日之一，全国各地都有举行一些活动来庆贺。因一地的风俗是由一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决定的，故潮汕地区元宵节也就出现了一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有趣的习俗。 吊喜灯 灯火在祀神礼节中是作为光明喜乐的象征。从正月十一到正月十八，特别是元宵此日，潮汕家家户户有点灯、吊灯的习俗。因潮语“灯”和“丁”同音，点灯和添丁是近音，故潮人认为点灯即为添丁的佳兆。元宵此日，人们纷纷提着灯笼、备齐纸银香烛，到乡中神庙点火，回来分别吊在家里的神龛和床头，这叫做“吊喜灯”。此外，如果去年元宵以后生了男孩子，农历正月十三起家人就必须挑起一对红灯笼，并在灯屏下贴着红纸写上姓名，欢天喜地挂到乡中宗族祠堂的灯架上，以此象征着家中添了丁。每晚家人要抱着孩子到祠堂中，一面往自己的灯笼里点燃蜡烛，使灯笼通红，一面接受周围乡人的祝贺。元宵夜更是庄严、热闹。 做丁桌 在潮汕乡村，上年生过男孩的人家，元宵夜还要在祠堂设宴请客，以庆“出丁”，俗称“做丁桌”。宴客时有两种席式，一种叫“龙船席”即用好多只方桌连结起来，客人围在两旁吃饭，形同划龙船；另一种叫“走马席”，即无论亲朋疏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可以进来吃，吃完就走，主人再重新摆上菜色，招待另一批客人的来临，接连不断。这后一种席式一般是较有钱且较慷慨的人家才会这么做。在旧社会，潮人攀比心强，死爱面子，凡生了男孩的人家都十分注重办丁桌，并以办得体面为荣。即使是贫困人家，为了不失面子，便四处借钱，造成负债累累，或者是忍痛卖了哥哥，将所得之钱银用来应付沉重的办桌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生阿细卖阿大”这一俗语的来历。解放后，由于时代的前进，思想在进步，潮人虽仍有元宵办丁桌的习俗，但多改为在自家里进行，且单限于宴请较亲的亲戚和较好的朋友，丰俭由人，无人计较。 求喜物 元宵此日，乡村中多有设坛拜神活动。各神庙宗祠灯火齐明，烟雾弥漫，善男信女争先参拜，拥挤异常，热闹非凡。神坛前所摆设的鸡、鹅、鸭、糖果、米果品、花烛、大吉（潮州柑）等祀品被视为神物。参拜的男女纷纷卜取祭品，取回家中，这就叫做“求喜物”。人们认为用了这些神物后，就可以让家门平安、添财添丁。卜取神物回家的人家，明年要照还或多还所拿的神物。于是有些人便乘拥挤之机会，偷偷拿走坛前的祭品回家吃，意谓“吃兴盛”。 掷喜童 元宵此日，乡村大都有人在祠堂大埕、街头巷尾的开阔处，搭起一个彩棚，里面用泥土塑成一尊巨型的弥勒佛，袒胸露乳、笑容可掬。弥勒佛光秃秃的头、肩、肚脐、大腿等部位都摆设有男女“泥喜童”。人们站在一丈多远的竹栏杆外，用铜钱瞄准弥勒佛身上的泥喜童。中者喜童即归其所有，而在一些较难命中的部位，如头顶、耳朵等，命中者则一赠二三不等；不中者铜钱即归摆弥勒佛的棚主所有。这是一项老少都喜爱的活动。据说命中“男喜童”者，今后就生男孩。因此，那些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妻，或者刚娶儿媳妇又急于抱孙子的公公们、奶奶们也积极参与此项活动。一经命中，棚主和周围的人就会向他喝彩、道贺。自己更是喜滋滋甜蜜蜜地把“男喜童”抱回家中，认为中了头彩，有好兆头，今年定能早生贵子发财。 度过桥 元宵节，潮汕大都有度桥的习俗，这在旧方志中也有所记载，清顺治《潮州府志》和乾隆《揭阳县志》载：“（上元）妇女度桥投块，谓之‘度厄’”。在揭阳，元宵此日，男女老幼争先度过桥，后生兄祈望日后娶贤妻；姑娘祈嫁个好夫婿，产男孩；老者则祈求健康长寿；小孩子则祈求长大成人。在普宁洪阳也有“十五夜行头桥”的习俗。“头桥”即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太平桥，其两侧栏杆两端都有两头石狮。每逢元宵夜，男女老幼共同走过太平桥。过桥时不可回头，否则“回头不吉利”，过桥的人们还有摸石狮子的习俗。正在读书的小孩喜摸石狮鼻，谓“摸狮鼻，写雅字”；未婚的小伙子喜摸狮肚，谓“摸狮肚，娶雅女么”；而已怀孕的妇女则喜摸狮耳，说是“摸狮耳，生阿弟”。 此外，元宵此日，潮汕有些地方还要采榕树枝、竹叶回家插在门楣、灶台、禽舍，以祈人口平安、六畜兴旺；有些地方新婚夫妻要在乡里老榕树下荡秋千，任乡人往其身上泼粪便，说是被泼得越多，今年就能生男孩；有些地方的农户还要到屋外或田地里抱回灰砖或土块，放在猪栏内，称“十五夜抱大猪”，以祈饲养大猪发大财；有些地方的少女偷偷到菜园里坐下一芥菜（大菜），说是“坐大菜，将来嫁个好夫婿”；而少男则偷偷推倒厕所墙，说是将来可以娶到“雅女么”，有些地方则举行赛大猪、赛大鸭、赛大鹅、赛大鸡等赛会活动及夜间抬神出游的游神活动。

元宵节是我国传统节日中的大节，颇为显要。元宵节的得名，因其节俗活动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元）的十五日夜（宵）举行而来。元宵节也叫“灯节”、“灯夕”，因为这个节日的主要活动是夜晚放灯，故名。此外，元宵节也叫“上元”、“上元节”，这是从道教借来的说法。 关于元宵节习俗的形成，说法颇多，但一般变为在汉代就初具雏形。史载汉武帝的时候，汉室要祭祀一位叫“太一”的神明。据称泰一是当时相当显赫的一位神明，地位在五帝之上，并有恩于汉帝，所以受到的奉祀比较隆盛。相传另一位汉室皇帝汉文帝也和元宵节有关。这位汉文帝是大将周勃勘平“诸吕之乱”即位称帝的，而那勘平叛乱的日子正是正月十五，所以此后每逢正月十五夜晚汉文帝都要出宫游玩，与民同乐，并且确定这天为元宵节。不过，和这两位汉室皇帝有关的正月十五夜祭太一、游玩，并无张灯、放火的记载，汉室的另一位皇帝——汉明帝则敕令元宵燃灯，从而形成了后世张灯、观灯的习俗。 吃元宵 不管南方北方，到了正月十五这一天都要合家团聚吃元宵。 正月十五又叫“上元”节。“元宵”这种食品名称，据说出现于宋末元初，是因为人们习惯在上元节之夜吃它的缘故。元宵又叫“圆宵”、“圆子”，南方常叫“汤圆”、“水圆”，宋人因见其煮熟后浮于水中，称之为“浮团子”。 上元之夜是新年中第一个十五月圆之夜，“一年明月打头圆”，天上一轮圆月朗照，人间则聚食形如满月的元宵，实在有极微妙的对应关系，“星月当空万烛烧，人间天上两元宵”，表达了人们全家团圆幸福的心情。 再看元宵的品种和吃法。北宋以前的元宵是实心的，无馅，下在烧开的水中，配以白糖、蜜枣、桂花、桂圆等物。南宋时开始有了中间包糖的“乳糖圆子”，大概是较早的有馅元宵。其后，元宵馅又有甜咸之分。甜馅一般用白糖、红糖、桂花、果仁、芝麻等制作；咸馅多为荤馅，单包肉或肉蔬合包。元宵大多以水煮食，但也有油炸食用的，《卢氏杂说》里的“油炸追子”其实就是一种油炸元宵。今天，元宵的吃法就更加丰富了，不少人甚至开始了中西结合吃法，比如巧克力就已成为元宵馅之一。 闹元宵 鳌山灯杆、火树银花，这是元宵节最突出的景观，也最能概括此节的活动，即张灯、放火。张灯、放火是元宵最主要的节俗活动，其余观灯游赏以及社火百戏都是直接或间接由此发展、引申而来的。最初的灯是单纯、静止的，它不能运动，也较少装饰，并且多是单个独立的。其后的发展变化过程中，装饰最先迈出步伐，灯的里里外外都被加以雕琢、修饰。 元宵节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传统的节日，其节俗在当今中国仍然相当盛行。现在，每届元宵前后，无论乡村还是市镇，人们都要张灯结彩，观灯游赏，烟火也多是必不可少的。当代元宵节除灯火之外，更为突出的活动是各种社火，诸如舞狮子、耍龙灯、跑旱船、踩高跷、打腰鼓、扭秧歌、海外华人居住区也是年年搬演、盛行不衰。元宵节，正可以算是中国的狂欢节。 元宵节离不开“闹”，张灯观灯赛灯叫“闹花灯”，社火百戏叫“闹社火”，整个的活动叫“闹元宵”，仿佛不闹就不成其元宵节。元宵之闹，除了花灯烟火、百戏社火的装饰、点染之外，最突出的怕是人多。从元宵节俗形成不久的年代的那些文字记载中可知，当时元宵观灯游玩的人们已经是忘记肩摩踵接、街填巷塞了。 说闹，又不能不摆摆戏。大戏闹，小戏也闹。当台子上载歌载舞、团花簇锦旋转起来的时候，不能不闹。 闹又自有其价值在。中国人比较欣赏闹中取静的本领，所以对“大隐在城中”要比“小隐在山林”多几分敬慕。其实春节之闹、元宵之闹、社火之闹，也都有闹中取静的意义。 同时，人们认为这样闹了，生活才有意思。因此，它是一种生活的补充，是添加剂、染色剂，有了它，生活才充实，才祥和，才五彩缤纷。甚至可以说，这闹是理想生活中的一部分。

中秋节各地风俗习惯 〔福建省〕 浦城县女子穿行南浦桥，吃求长寿。建宁中秋夜俗以挂 灯为向月宫求子的吉兆。上杭县中秋，儿女多於拜月时请月姑。方法是以竹筐作为月姑的替身，如果有神降临，竹筐会自己摇动，以其摇动的次数来卜吉凶。龙岩人吃月饼时，家长会在中央控出直径二、三寸的圆饼供长辈食用，意思是秘密事不能让晚辈知道。这个习俗是来自於月饼中藏有反元杀鞑子讯的传说。金门中秋拜月前要先拜天公。拜天公用做成仙桃型的红 叫「天公 」。拜月的红 则做成猪羊的形状，数目必是九猪十六羊。 〔广东省〕 广东各地有中秋节吃芋头的习俗，据说是纪念元末杀鞑子的历史故事。中秋节杀鞑子后，便以其头祭月，后来改以芋头代替。至今广东人剥芋皮时仍称为「剥鬼皮」。 〔山东省〕 庆云县农家八月十五日祭土谷神，称「青苗社」。诸城、临沂和即墨等地除了祭月外，也得上坟祭祖。冠县、莱阳、广饶及邮城等地的地主也於中秋节宴请佃户。即墨中秋节吃一种应节食品叫「麦箭」。 〔山西省〕 潞安中秋节宴节请女婿。永宁中秋夕恭祀太阴星主。大同县月饼称团圆饼，大至二、三尺，中秋夜且有守夜之俗。石楼县中秋祀城隍。 〔河北省〕 万全县称中秋为「小元旦」，月光纸上绘有太阴星君及关帝夜阅春秋像。河间县以中秋雨为苦雨，中秋节若下雨，当年的青菜必定味道不佳。 〔陕西省〕 西乡县中秋夜男子泛舟登崖，女子亦安排佳宴。不论贫富，必食西瓜。请边中秋有吹鼓手沿门鼓吹，以讨赏钱，例同端午、除夕。洛川县中秋节家长率学生携礼物为先生拜节，午饭多於校内聚餐。 〔江苏省〕 无锡县中秋夜烧斗香。香斗四周糊有纱绢，绘有月宫中的景色。也有香斗以线香编成，上面插有纸扎的魁星及彩色旌旗。上海人中秋宴以桂花蜜酒佐食。 〔江西省〕 吉安县在中秋节的傍晚，每个村都稻草烧瓦罐。待瓦罐烧红后，再放醋进去。这样子就有香味飘满全村。新城县过中秋自十一夜起悬挂通草灯，以鼓乐迎迎之於市街，直至十七日止。 [安徽省] 婺源中秋节，儿童以砖瓦堆一中空宝塔。塔上挂以帐幔匾额等装饰品，又置一桌於塔前，陈设各种敬「塔神」之器具。夜间则内外皆点上灯烛，光辉可爱。绩溪中秋儿童打中秋炮。中秋炮是以稻草扎成发辫状，浸湿后再拿起来向石上打击，使发出巨响并有游火龙的风俗。火龙是以称草扎成的龙，身上插有香柱。游火龙时有锣鼓队同行，游遍各村后再送至河中。 [四川省] 嘉定县中秋节祭土地神、扮演杂剧、声乐、文物，称为「看会」。除了吃月饼外，四川人也在中秋节打 粑、杀鸭子、吃麻饼、蜜饼等等。有的地方也点桔灯。将桔子挖空，点上蜡烛，悬於门口，以示庆祝。也有儿童在柚子上插满香，沿街舞动，叫做「舞流星香球」。 《乳源县志》还记载，中秋节吃芋头，可治疥癞。广东中秋也有儿童提灯的风俗。灯的材料有红柚皮雕的柚灯，素馨茉莉花结的花灯，明亮的灯火带著阵阵的花果清香，使人爱不释手。东莞青年未婚者也在月下焚香燃烛，乞求月老为其撮合。霞浦有中秋曳石的风俗。曳石是戚继光发明的，以石块系上绳索，沿街拖拉，虚张声势，用来恐哧敌军。

中国文论传统及其现代命运 中国古代文论话语体系与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精神特征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文学观念之理论化形态的文论话语乃是文人士大夫精神世界的直接体现。具体言之,与古代士人“社会导师”的文化认同直接相关,形成了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古代士人维护个体精神自由与超越意识直接相关,形成了以道家、佛释之学为思想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与士大夫诗文酬唱的文人情趣直接相关,形成了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系统,是中国古代居于主导地位或者官方意识形态地位的文论话语。就其产生的动因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西周文化之遗存。我们知道,西周是政文合一的社会,文化系统与政治系统密不可分,国家意识形态直接表现为政治的与文化的制度以及人们的行为方式。所以,诗歌在西周时期乃是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与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受到尊崇的。 就现存《诗经》作品来看,西周诗歌的功能首先是沟通人与神的关系,那些以祭祀上帝、山川日月之神以及祖先神灵为目的的颂诗和部分“大雅”之作就属于这类作品。其意识形态功能在于:向天下诸侯证明周人统治的合法性,向周人证明贵族等级制的合法性。对神的祭祀从来都是一种特权,因此,祭祀活动本身就已经具有意识形态功能了。西周诗歌的第二个重要功能是沟通君臣关系。这里又分为“美”、“刺”两个部分。“美”是臣下对君主的肯定性评价;“刺”是臣下对君主的批评与规谏。根据郑玄《六艺论》和《毛诗序》等汉儒的记载我们知道,西周时期之所以采用诗歌的形式来沟通君臣关系,主要是因为这种形式比较委婉文雅,便于言说与倾听。现在看来,这大约是贵族社会一种言说的特殊方式或权力——可以“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根据《诗经》可以知道,在西周后期,诗的这种功能得到了十分充分的实现。对于诗歌这种功能,我们可以理解为国家意识形态内部的自我调节机制。十分清楚,西周时期诗歌的这两种主要功能都是意识形态性质的。这意味着,西周诗歌本来就是彼时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形式。这对于以继承和弘扬西周礼乐文化为天职的儒家思想家来说自然会产生莫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诗歌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就像母鸡有下蛋的功能一样是天经地义的。 促成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形成的另一个主要动因则是儒家士人的身份认同。儒家士人作为一个知识群体, 自产生之日起就是以“克己复礼”——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达到改造社会的政治目的为最高任务的。他们的一切话语建构与阐释活动无不以这一目的为核心。对诗歌的阐释自然也不例外。从现存的《论语》、《孟子》、《荀子》和被定名为《孔子诗论》的楚简等涉及诗歌的论述来看,先秦儒家已经在诗歌阐释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工具主义文论话语系统。从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到孟子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说,再到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之说,都不离“克己复礼”之宗旨。 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从产生之日起就成为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的主流,其影响至为深远。汉代是儒家知识群体擎着儒学大旗与统治集团讨价还价、形成“共谋关系”,从而建立起新型官方意识形态的关键时期。所谓经学,实际上乃是统治集团与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终于形成联盟关系的话语表征,是知识阶层进入权力系统的意识形态保证,也是权力集团获得合法性的直接产物。经学是政治权力正式承认知识阶层话语之权威性的标志,是“势”对“道”的妥协;经学也是知识阶层话语压制了其固有的乌托邦精神之后的结果,是“道”向“势”的让步。因此,经学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最终确定了中国主流文化始终在政治与知识之紧密联系中发展的基本格局,从而也决定了这种文化始终不能获得纯粹的知识形态而向自然领域拓展的命运。 在经学语境中的文论话语自然是彻底的工具主义的。从《毛诗序》和郑玄的《诗谱序》、《六艺论》等文论话语来看,在汉儒的心目中,诗歌直接就是一种规范君权、教化百姓的政治工具。诗歌存在的合法性依据不能在个体情感世界中去寻找,而必须在人伦关系,特别是君臣关系中去寻找。汉儒说诗,非美即刺。无论美或刺,都是一种具有明显政治性的话语建构,是对儒家给出的价值秩序的维护与阐扬。汉代《诗》学四家,无论存在怎样的差异,其主旨都是用工具主义的眼光来解说《诗经》作品,其目的都是借助于对古代诗歌的解说来实施对现实君主的约束与引导。总之,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策略。手段是文化的,目的是政治的——这就是经学语境中文论话语的根本特征。 隋唐之时,儒家工具主义文论大体上继承了汉儒传统。但由于诗文自身的发展,文论话语也相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经过了魏晋六朝的诗文创作大繁荣局面之后,儒家文论家所面临的问题早已不再是如何阐释已有的诗文作品,而是如何创作新的作品。因此,隋唐儒家不再满足于通过阐释古代诗歌来表达自己的工具主义文论观点。他们直接提出诗文要为现实政治服务的观点。所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之说,乃是此期工具主义文论的典型口号。这是一种典型的实用主义或功利主义文论观。在这时的价值坐标中,建功立业乃居于最高位置。因此,“有补时政”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工具主义文论的基本宗旨。 宋代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期的儒家已经不再把建功立业视为人生最高理想,因此也就不再满足于仅仅赋予诗文直接的政治功能。从社会地位看,宋儒与汉唐儒者根本不同之处在于:他们有幸成为君主集团唯一的合作和依靠对象;而汉唐时代的功臣、外戚、宦官、世族才是君主集团最重要的依靠对象,文人士大夫常常处于被压制与被排挤的地位。宋儒的这种社会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再以进入仕途、建功立业为人生最高理想,而是要追求更加高远的目标。一般说来,成圣成贤是宋儒普遍存在的人生理想。如此,则宋儒所主张的工具主义文论观也就有别于汉唐儒者。其根本之处是宋儒不仅仅要诗文服务于社会政治,而且更要服务于具有形而上学色彩的“道”。宋儒的文论处处离不开对“道”的阐扬。这个“道”可以说乃是宋儒乌托邦精神的话语表征而不是现实社会秩序。这种将“道”视为“文”之本体、将“文”视为“道”之发用的观点,本来是唐代中后期韩愈等人提出来的,是所谓“古文运动”的核心主张。但是这种观点在唐代并没有被发扬光大,而只是昙花一现。只是到了宋代,由于言说者的社会境遇发生了变化,才成为人人言之的普遍性的文论观点。 这样一来,在中国古代儒家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内部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是要求诗文直接服务于现实政治,成为“治教政令”的工具;一是要求诗文从属于某种超验的精神价值,成为载道之具。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紧张关系:为现实政治服务与为某种高远难达的理想服务是迥然不同的。可以说,这种不同就是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差异所在。自宋直至晚清,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的发展即是这两种倾向的此消彼长。 以老庄、佛释为依托的审美主义文论系统 老庄之学与佛释之学从根本学理上来说都是否定诗文存在价值的,但是这两种思想系统却又都对古代诗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什么原因呢? 毫无疑问,这只能说明无论老庄之学还是佛释之学都与诗文价值具有某种相通之处。在我看来,这种相通之处是一种超越的精神品格,是对物欲横流之现实世界的否定。对此,人们名之曰审美主义。这是在康德的意义上使用“审美”这个概念的,即无直接的功利目的,是“无目的的合目的性”。老庄、佛释之学当然有诸多差异,它们各自在学理上也是头绪繁多。但究其主旨,可以说正在于否定一切现实世界所奉行的价值观念,将人的心灵提升到一个无知无识、无利无害的价值真空之中。所谓挣脱“名缰利锁”,也就是否弃现实生活中人人信奉的价值观念之意。老庄之“无”,佛释之“空”,根本言之即是将通行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统统荡涤之后剩下的空灵心境,也可以说是一种心灵在消除了一切内在与外在强制之后的绝对自由的精神状态。老庄的“体道”、“达道”,佛禅的“顿悟”,大约就是指进入这种精神状态之中了。这种精神状态究竟如何,以平常心境自然很难真正体会得到,但根据老庄、佛释之学的言说以意度之,则这种精神状态与人人都可以体会到的“审美体验”大约有某种重要的相似之处。或者可以说, “达道”或“悟”的境界是恒常的审美体验;审美体验是瞬间的“达道”或“悟”的境界。老庄、佛释之学追求的是这种超越境界的恒常性故而否定诗文之价值。然而诗文和其他审美活动却是在现实中体验老庄、佛释境界的方便形式,故而对其多有汲取。正如人们不能在现实中成为英雄豪杰,就愿意借助于想象在虚拟的世界中实现这一理想一样,老庄之学以自然为指归,但是绝大多数现实社会的人却是无法真正回归自然之中,于是吟咏自然山水与田园生活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精神需求了;佛释之学以“四大皆空”为人生至上境界,然而现实生活的人绝大多数都在追求“实”而逃避“空”,于是描绘静谧、空灵、清幽的诗文就来满足人们这种对“空”的向往了。简言之,老庄、佛释之学在现实生活的实际实现是难以确知的,但其于文学审美领域的实现却是有目共睹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念于是成为中国古代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相媲美的话语系统。 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念是在魏晋六朝时期才形成的。此期主流文化的承担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文人士大夫,而是其变体——士族文人。士族文人是具有实际贵族身份的文人。他们与传统文人士大夫最大的区别是:他们无须依靠个人奋斗就可以获得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的优势地位,这一切都来自家族门第。再加上这个时代的世家大族与君主集团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利益冲突,所以他们自然就将家族利益看得远远高于社稷利益,以至于可以说,在士族文人心目中是有家无国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在中国古代十分独特的文化场域——以谈论哲理、品藻人物、赏析诗文书画为主要内容的言说空间形成了,即所谓“清谈”。这个文化空间的形成实在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个时代的精神风尚、价值观念、审美趣味、诗文风格都是在这个文化空间中形成并充分发展起来的。这个文化空间是士族文人开拓出来的,体现了一种贵族化的精神倾向;反过来,它又大大强化和孕育了主流文化的贵族气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开掘出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极为精密细微、高远深湛的精神之域。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是在这个时期臻于成熟的。 在这样一种贵族气息浓厚的文化空间中产生出来的诗文价值观,当然也不再是两汉经学语境中的诗学观念,“经世致用”的口号也被“诗赋欲丽”、“诗缘情而绮靡”所取代。审美主义文论观成为这个时代的主流。先秦时期道家那种自然主义的社会乌托邦与个体精神乌托邦在这时都成功地转化为诗文书画的审美风格与艺术境界了。 我们可以随意挑选几个文论概念来说明这种审美主义文论观的基本特征: (1) 自然。在六朝的文论话语系统中,自然这个概念是指诗文作品看上去像自然生成的一样,没有丝毫人为痕迹。这个概念的深层文化内涵是老庄崇尚自然无为、否定一切人为的文化建构的精神。在玄学风尚熏陶下,六朝文人极为欣赏自然山水,但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总是生活在山水之间,于是他们一方面大造园林,将山水林木搬到自家庭院中来,另一方面又大量创造表现自然山水的诗文及绘画作品,以寄托向往自然之情。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以自然为上、雕琢为下的审美价值观就形成了,于是, “自然”就成为文论话语中的核心范畴之一。(2) 远。这个概念在六朝时期正式成为重要文论范畴。“远”本来指空间距离之大,后来引申为时间距离之大。在《老子》一书中曾用来指“道”循环往复的运行过程中的一个环节,即所谓“逝曰远,远曰返”。六朝文人借这个概念意指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是诗文的一种重要审美境界。诸如“淡远”、“清远”、“高远”、“玄远”、“深远”以及“意远”、“心远”等等,其文化内涵都是指诗文所言说描绘的意象、意境对现实政治生活或通行的价值观念的超越与背离,是指精神对物质、灵魂对肉体、无对有、无为对有为、超验之物对经验之物的超越与背离。(3)韵。这个概念本是关于声音的,由于有韵之音能够令人回味无穷,所以后来引申为言辞表面之意背后隐含的余意、余味。六朝文人将这个概念用之于诗文书画的评价,有神韵、气韵以及风神气韵等用法。老庄之学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说,认为能够用通常言辞说出的东西不是那个真正有意义的东西。老庄又有“大象无形”、“大音稀声”之说,意指真正的“象”与“声”是不可以用通常的感官把握的。这样,老庄就给出了一种具有阐释学意义的观念:应该重视没有说出的东西。六朝士族文人秉承了老庄这种精神,在人物品藻上崇尚内涵与风骨,在书画鉴赏上标举“气韵生动”与“传神”,在诗文评价上则讲究“滋味”与“言不尽意”。总之,就是主张含蓄蕴藉而反对浅陋直白,这也是老庄之学在审美层面的显现。 经过六朝时期的张扬,自隋唐以降,审美主义文论观已然成为堪与儒家工具主义文论观相抗衡的文论话语系统了。以王昌龄(托名)《诗格》、释皎然《诗式》、司空图《诗品》为代表的审美主义文论观与元白的新乐府运动、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工具主义文论观并行不悖,足见这种文论观已经深入人心,获得了言说的合法性。宋、元、明、清同样如此。这说明在长期的碰撞磨合之后,在古代文化场域之中,儒、释、道三家学说已经找到了共存的方式;它们之间的互相渗透、触发,已经构成了彼此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儒学与道、释之学的同时共存现象表征着古代文人士大夫阶层在生存智慧上走向了成熟——他们建立起了一种将出世与入世、建功立业与心灵自由、博施济众与人格提升融为一体的新型文化人格。在中国古代,文论或诗学话语、哲学或学术话语、文人士大夫文化人格三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同构关系,可以说是三位一体的。 以文本分析为核心的诗文评话语系统 专门关注诗文的文本构成、语言形式、表现技巧等等方面的文论话语在中国古代同样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传统,对此以往的古代文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个文论话语系统并不直接与某种意识形态或乌托邦精神发生联系,因此可以说是“价值中立”的,也可以说是关于“形式”或“技艺”的言说。《易传》中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说,可以看作是这种文论话语的滥觞。在六朝时期,这种诗文评话语系统才正式形成并蓬勃发展起来。自隋唐以至清季,形成了内容丰富的文论话语系统。概而言之,这种文论话语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文体论。中国古代文体意识成熟较晚,汉儒刘歆《七略》与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标准只能算是文体意识的萌芽状态。只是到了六朝时期,文体意识才算比较成熟起来。曹丕有“四科八体”之分,首次从文体角度将“诗赋”与奏、议、书、论等实用文体区分开来;陆机《文赋》有“体有万殊,物无一量”之说,是讲诗文文体的复杂多样;到了刘勰的《文心雕龙》,则进一步以专篇论述文体之流变与特征,自《明诗》至《书记》凡二十篇,论及文体三十余类。而且对这些文体中所包含的更细微的文体差别也言之甚详。因此, 《文心雕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成熟的标志。此后,文体论的演变基本上都离不开刘勰给出的范围。当然,按照现代文学的定义和分类标准,刘勰依然存在着文学与非文学浑然不分的问题。因为从审美角度看,古代文体几乎没有不讲究审美性的。即使是一封书信,也要写得情文兼至才行。对他们来说,无往而非文学;相比之下,倒是现代人的审美范围缩小了。另外,六朝时期的“言、意之辨”、“文、笔之辨”都是文体意识成熟的表现。 二是创作技巧、技法。先秦乃至两汉时期,文人普遍相信“有德者必有言”以及“诚实在胸臆,文章著竹帛”的观点,不大重视诗文的写作技巧问题。同样也是在六朝时代,由于精神生活成为士族文人首要关注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在各个精神生活门类中都形成了独立而细致的评价系统,于是各种“技艺”也就被空前地重视起来了。刘勰根据各种文体的特征,分别提出了具体的写作要求,已经涉及到写作技法问题。沈约等人更进一步提出“四声八病”之说,从声律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技法方面的原则。隋唐之时,诗人沿着六朝开创的创作习惯写作,并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和丰富了创作技法与技巧。到了宋代,诗人们开始关注所谓“诗法”、“句法”问题。由于宋代新产生了“诗话”这种文论体裁,所以宋、元、明、清几代关于“体”、“格”、“音律”、“句法”等诗歌写作技巧和修辞方式的议论大大发展起来。涉及这方面的文字远远超过了那些工具主义和审美主义的文论。 三是关于诗文发展源流的观点。这也是这派文论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钟嵘《诗品》分析魏晋六朝时期诗人们的渊源,虽多有牵强附会之处,但注意到诗歌创作的前后继承关系应该是一项重要贡献。唐宋以后的诗文评,都把梳理诗人对前人的承继关系作为重要内容。例如,宋人吕本中的《江西诗社宗派图》梳理江西诗派源流关系;明人许学夷《诗源辩体》从体制、格律、风格等角度入手,对自《诗经》以迄宋代的诗歌发展演变源流进行梳理,等等。这种着眼于形式诸因素的源流辨析并不属于工具主义或审美主义文论话语系统,而是一种比较客观的论说,故而应归于诗文评系统。 传统文论的现代命运 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文论陷于窘境。由于现代汉语的言说方式代替了古代汉语的言说方式,面对现代汉语语境中的文学创作,传统文论似乎失去了阐释能力。但是,传统文论毕竟是曾经延绵千百年的主流话语,事实上,它们构成了现代文论话语形成的基础,并且以改头换面的方式进入到现代文论话语系统之中。如果说中国现代文论的形成过程也就是中国现代知识阶层接受西方文论话语的过程,那么,古代文论话语也就自然而然地构成了这一接受过程的“前理解”或“前结构”,从而对接受对象的选择、接受方式以及接受效果产生重要影响。 传统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在现代以来一直拥有很大市场。无论是“启蒙”、“救亡”,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都需要将文学这种具有莫大社会效果的言说方式当作影响社会、改造社会的工具来看待。于是,现代文论就与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建立起极为亲密的关系——后者成为前者最有力的话语资源之一,前者则成为后者合乎逻辑的现代发展。从晚清改良主义者对文学社会功用的空前阐扬,到自由主义者主张的“为人生的艺术”、左翼作家主张的“文学革命论”,再到20 世纪50 —70 年代一系列文艺政策的推出,其间无论存在着多大的差异,有一条一以贯之的精神却是比较鲜明的,这就是文学应该服务于社会。可以说,正是由于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工具主义文论做基础,才使得这种以现实服务为宗旨的现代文论话语以压倒性优势获得主导地位。从1980 年代至今,由于来自中国传统与西方的工具主义文论话语资源在一个时期内被过度使用,导致了文论话语主流地位先后被唯美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主义等等五花八门的西方文论话语所占据;倡导文学社会功用的言论空间受到挤压,日益被淡化和边缘化了。 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文论话语中的影响则比较微妙,现代只有那些具有唯美主义倾向的文论家才与之结缘。审美主义文论虽然以老庄佛释之学为理论依托,但它并不一定直接体现具体的老庄、佛释思想,后者只是为前者提供了进入纯精神、无功利的意义空间的阶梯而已。对于那些不能在现实生活中奉行老庄清静自然或佛释无住无执修身原则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来说,偶尔躲进空灵、超越的审美境界之中小憩一刻,也是对心灵的抚慰与净化了。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传统文人士大夫,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几乎人人对这种审美境界钟爱有加。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积淀,审美主义文论在现代知识阶层那里也依然时时有所显露,这也就是他们接受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的文化心理基础。我们知道,西方唯美主义文艺思潮是在德国古典美学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其核心口号就是“为艺术而艺术”。20 世纪20 年代,中国文学界有不少作家、文论家(主要是创造社成员)接受了这个口号,成为与“为生活而艺术”相对立的重要文艺主张。从表面来看,这种主张毫无疑问是从西方唯美主义文论话语“拿”过来的,但是如果细加考察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唯”之“美”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传统审美主义文论的东西。例如,周作人、林语堂、宗白华、朱光潜等人的文论观点就是如此。再看看那些在“为艺术而艺术”口号下进行的创作实绩,例如小品文、抒情诗之类,所表现的艺术境界也同样带有明清小品文的鲜明印记。这就足以说明,中国传统的审美主义文论观在现代唯美主义思潮中实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 传统诗文评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它只关注文学文本构成方面的事情。这种文论传统构成了中国现代文论对西方以“新批评”和“意象批评”为代表的文本中心主义文论接受的文化心理基础。例如,英美“新批评”的代表人物燕卜荪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两次来中国任教,他的诗歌批评方法对当时中国诗歌创作与批评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人对燕氏提出的著名的“含混七型”说颇能心领神会,因为他们是从中国传统文论中固有的“含蓄蕴藉”角度来接受这种观点的。20 世纪80 年代,俄国形式主义批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批评在中国文论界掀起热潮,将人们的眼光从社会历史拉向文本自身,这当然主要是当时文化历史语境所决定的,但是中国传统文论对于文本分析的重视以及积累的大量经验肯定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另外的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