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琴心有关论文参考文献

十九世纪华丽且灿斓技巧的比法学派，与坚持纯音乐传统原则的德国学派，这两种演奏风格，到了二十世纪仍持续发挥其影响力。下面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随着地域性与演奏理念的不同，因而形成三个主要的学派:俄国学派、比法学派与德奥学派。

俄国学派：雷欧波特·奥尔(Leopold Auer,1845-1930)、海飞茨(Jascha Heifetz，1901-1987)、米尔斯坦(Nathan Milstein,1904-1992)与艾尔曼(Mischa Elman，1891-1967)。

比法学派：易沙意(Eugne Ysay，1858-1931)葛拉米安(Ivan Galarnian，1903-1981)与金戈尔德(Josef Gingold，1909-1995)。

德奥学派：弗莱什(Carl Flesch，1873-1944)、谢霖 (Henryk Szeryng，1918-1988)等世界顶尖的演奏家。

一、莱奥波尔德·奥尔(Leopold Auer，1845-1930)

奥尔(Auer)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学派最著名的小提琴教师，他的演奏风格除承袭董特(Jakob Dont,1815-1888)与约阿希姆(Joachim)德奥学派的传统外，也将伟尼奥夫斯基(Wieniawski)与沙拉沙泰(Sarasate)的优点成功地结合在一起。长年旅居任教于圣彼得堡音乐院，依照学生特质与性情，尽情发挥属于其个人演奏风格的教学风格，教授出许多学生，如艾尔曼(Elman)、海飞滋(Heifetz)、米尔斯坦(Milstein)等都是世界知名小提琴演奏家。

奥尔(Auer)的著作相当丰富，除编订大量的小提琴演奏曲目外，还编著八册《小提琴演奏进度教程》(Graded Course of Violin Playing)《小提琴经典作品的演奏诠释》(Violin Masterworks and Their Interpretation)与收录小提琴的技巧论述于《我的小提琴演奏教学法》(Violin Playing as I Teach It)一书。此书出版于1921年，其内容针对演奏时常用到的左右手技巧，提出解说与练习的方法，并陈述演奏时发音的问题、对乐曲音色变化的掌握、乐句分法的处理与强调个人演奏风格的建立，以及建议演奏曲目等论述内容。另外，奥尔(Auer)于序言中强调，演奏者于演奏时必须正视自己心理活动的重要性，也就是重视大脑控制手指运作层面的问题，以及具备敏锐的听觉、节奏感与细致的成触，都是掌握此演奏艺术的要点。

奥尔(Auer)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持琴方法，是不须使用肩垫拉琴的，因它将妨碍小提琴本身的振动，并且应始终将琴抬得高些，才能使左手自由地换把位，且增加乐器和琴弦的振动;应依据个人生理条件的不同而有所调整握弓的方法，但必须掌握握弓时，右手手腕须下垂且整个手部应放低，使手指按其自然状态落于弓秆上的原则，这是与十九世纪法国学派的握弓方式极为不同之处;论述发音的问题，奥尔(Auer)指出运弓时，应以手腕轻压弓，而非使用整个手臂的运作来获得饱满的音量。另外，强调以全弓慢速做渐强、渐弱的力度变化做持续长音的练习，以增进右手灵活运弓的能力;并针对常用的弓法，做简略的说明。

对于左手技巧的论述，他指出在同一个把位上演奏乃是相当基本的事，还谈不上「技术」的问题，因此有关左手的技术，应从换把位开始谈起。换把位不论使用什么指法，应避免换把位时滑音的产生;在按弦压力方面，奥尔(Auer)认为应根据学生个人生理状况与因手指压力的不同，而造成发音效果改变的两者因素，来决定手指按弦的强度;要获得左手必须的技术，并赋予手指具备独立性、力量与灵活度，唯一的方法就是透过音阶来练习。奥尔(Auer)建议练习音阶，应先由一个八度，再进行到两个八度做所有调性音阶的练习，先用分弓，而后连弓，从一弓四个音、八音，而后尽可能多音一弓，并且以均匀、优美和饱满的音色做为练习目标。

二、卡尔·弗莱什(Carl Flesch，1873-1944)

弗莱什(Flesch)是沿袭姚阿幸(Joachim)之后，德奥学派着名的小提琴教师之一。他的重要著作除有《基本练习)(Basic Studies)《小提琴演奏的音色问题》(The Problems of Tone Production)和《音阶系统》(Scales System)外，还有《小提琴演奏之艺术》(The Art of Violin Playing)。《小提琴演奏之艺术》此著作被赛夫契克(Otakar Sevcik，1852-1934)誉为「小提琴家的圣经」，克莱斯勒(Kriesler)认为是「小提琴演奏领域内最重要的著作，每个小提琴家皆应人手一册」。

弗莱什(Flesch)认为，小提琴的艺术是由一般技巧、应用技巧与艺术表现三者密切关联组合而成。因此，将其论述撰写成《小提琴演奏之艺术》一书，此书分为两卷，第一卷主要是论述一般技巧和应用技巧二部分，1923年出版于德国;第二卷则论述艺术表现，出版于1928年。此书弗莱什(Flesch)是由教学的角度而写的，强调小提琴教师应依据技巧方面的最新方法，有效地训练学生，以及引导学生推理、思考，和培奏他面对技巧方面问题时，应具备分析研究的能力。从书中可明显看出，弗莱什(Flesch)以严谨且透彻的方式对各项技巧做具体的分析，并针对演奏中常见的毛病提出切实可行的纠正方法，做为此部论述的研究重心。

在一般技巧部分，一开始便对小提琴的结构、试琴与提琴的保养等议题作陈述;其次是针对演奏提琴时的站姿、持琴与左手技巧做论述;再者则对右手握弓、运弓、各弓法的拉奏技巧，以及大篇幅的论述发音等问题。而应用技巧部分则针对练习方法、音阶与练习曲材料，以及指法选择等主要论述的内容。而对于一般技巧部分，弗莱什(Flesch)提出三种演奏小提琴时的站姿。对于站姿，弗莱什(Flesch)提出三种站法，而他最赞同双腿分开跨立的站姿，因为此种站姿最具稳定性与自由度;并从音响学探讨音准问题，并认为没有人可将音拉得绝对的准确，只能训练敏锐的听觉，在演奏当下用最短的时间将音调整为准确，所以慢练是练习困难技巧的根本。关于握弓姿势，弗莱什(Flesch)提出德奥学派、比法学派与俄国学派三种握弓的方式，而本身最肯定并推崇的是俄国学派的握弓，因它是既省力又能演奏出极优美音色的握弓。他认为运弓时，上手臂的动作必须自如且不受枸束，解开了百年来上臂应尽可能放低运弓的魔咒;利用图解详尽地说明各种弓法的运弓位置与练习方法，以呈现该弓法应有的音色，并建立学习者演奏时弓配置的概念。并且提出弓接触琴弦的接触点不同、运弓的快。慢、压弓力量的大小和左手把位的高低都是影响发音关键因素的论点，更大幅度扩充了雷欧波特·莫札特()首先指出弓靠近指板，音量较微弱，弓靠近琴桥音量较为宏亮而影响誊音的论点。

弗莱什(Flesch)所著的《小提琴演奏之艺术》初版年代为1924年，而后分别在1939年由马尔坦斯(Frederick )译为英文版。本书曾先后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各国音乐界对此书评价甚高。根据弗莱什(Flesch)自己表示，本书尝试将小提琴演奏艺术中未经整理的经验，提炼成为合乎逻辑的经验，也就是运用科学分析方法对小提琴的技巧，作全面性的分析并提出实例，还对演奏当中一般人常犯的毛病，提出切实可行的改正方法，对于小提琴的教学与练习贡献极大。

三、伊凡·加拉米安(Ivan Galamian，1903-1981)

加拉米安(Galamian)所著《小提琴演奏与教学法》( Principles of Violin Playing and Teaching)此书在1962年出版，可称得上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小提琴教学论述。

作者加拉米安(Galamian)的小提琴教学影响极大，如: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帕尔曼(Itzhak Perlman)、郑京和(Chung Kyung Wha)等著名演奏家都是他的学生，除了优秀的教学成果外，他还校订了许多国际版的小提琴练习曲与重要演奏曲目，其中之弓法、指法皆来自《小提琴演奏与教学法》所阐述的原则。葛拉米安(Galamian)对美国学派的影响力极大，尤其是二次大战之后的三十年间。

加拉米安(Galamian)的教学概念，是承袭法国学派与俄国学派的传统。自1944年正式入美国籍后，长年任教于柯蒂斯音乐院与茱莉亚音乐院，成为二十世纪美国学派著名的小提琴教师之加拉米安(Galamian)严谨的教学风格，以及对小提琴技巧具系统性分析，皆一一呈现于1962年所出版的《小提琴演奏与教学法》书中。加拉米安(Galamian)认为，现今的小提琴演奏和教学的范畴里，有三项基本原则是普遍性被忽视的，第一、教师须体认学生生理构造上的个别差异，因此，小提琴的演奏就没有必定的规则，只有普遍性的原则，而这些原则都必须建立在「自然」与「正确」的前提下，因为，唯有自然才能使学生威到舒适与有效。例如，持琴的方法，他就认为无一定的规则，只要个人感到舒适即可。但不变的原则是琴头应拿高些避免偏低，才不致使琴大部份重量落到左手，或使弓易滑动到指板。第二、重视各种基本技巧动作间的重复性与关联性。当某个细部动作一旦改变时，所处的姿势就须加以调整，以配合整体的拉奏。例如，一旦握弓姿势有些微改变，其余从肩膀、手臂、手腕到手指等部位都将依个人状况做适度的调整与配合，使右手运弓的动作建立在弹性的系统上，达到良好的运弓机制。第三、小提琴演奏的最高目标，应是建立在精神方面的控制，使心智与肌肉的协调能力更精准与快速，而非止于机械性技巧的表现。

加拉米安(Galamian)对于左手建立音准的部分，有其特殊见解。他认为良好的音准概念，须靠耳朵听力的引导，与手指灵敏的触觉来达成。听力的重要性，弗莱什(Flesch)于先前已提出此论点;但建立手指触觉，找寻适当的按弦位置，则是加拉米安(Galamian)提出积极实践的做法，即是「手型」(frame)的维持与《双接触点》(double contact)的掌握原则。他提出无论在任何把位，左手皆须维持第一指和第四指按着八度的基本姿势使各指在稳定的「手型」下按弦。另外，「双接触点」就是在任何把位中，左手必须保持与乐器的两个接触点。最后加拉米安(Galamian)还提到练琴的观点，应依个人所须的练习时问，制定每日规律练习的习惯。练习时务必聚精会神，切勿留于机械式的练习，否则将弊多于利，达不到所谓的「效率练习」，与自我教导的重要学习。

四、奥托卡尔·舍夫契克(Otakar Sevcik，1852-1934)

捷克小提琴家舍夫契克(Sevcik)曾任教于俄国基辅市皇家音乐学院及布扛格音乐学院。舍夫契克(sevcik)将小提琴演奏可能遇到的弓法和指法发展成一套教材。

共四册，训练左手指法、把位移动等。

共二册，训练右手弓法。

共二册，震音(Trill)基本练习。

共一册，训练把位移动。

共一册，双音预备练习。

其中和最常被使用; Book IV则最重要，对进阶的学生稳固技巧很有助益。舍夫契克(Sevcik)教材若运用得当，可使技巧更加稳固，惟其教材性质较机械化。

五、赛弥尔·艾波曼(Samuel Applebaum，1904-1986)

艾波曼(Applebaum)可说是高水准弦乐教育的同义词。写了超过四百本相关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书籍。曾任教于纽约曼哈顿音乐院。

艾波曼(Applebaum)编写《他们的演奏法》(The Way they play)一系列书籍，共十四册，现已绝版。内容以访谈对答方式，记录了许多弦乐演奏家、教师和制琴家，对于弦乐器各面向观点、学习历程、以及演奏或教学方法，甚至附有演奏家编订某乐曲弓法、指法之乐谱，能带给老师与学生许多启发。

一样以问答方式(Q&A)，写作《小提琴演奏的科学与艺术》(The Art and Science of Violin playing)除了剖析小提琴演奏技巧，并说明教学方法，内容更扩及大提琴与低音提琴，是提琴学生与教师重要参考书。

六、赛门·费雪(Simon Fischer)

费雪(Fischer)现任教于英国伦敦市政厅(Guildhall)音乐与戏剧学校。费雪教学方法揉合法国、俄国和美国小提琴传统最佳元素，并进一步开发他们。另外，他跟随亚历山大()的学生华尔特·卡琳通(Walter Carrington，1915-2005)学习亚历山大技术(Alexander Technique)八年。这是影响他教学和著作的第三条支流。

(一)《基本技巧》(Basics)

费雪(Fischer)集结从1991年在《史特拉底》(The Strad)杂志刊载《基本技巧》文章内容，共有三百个练习。这些练习，有的是费雪自己发明，有的在过去数十年，甚至是数世纪枕被广泛使用。如葛拉米安式发音练习、弗莱什基本练习式手指击弦，被优思特(Gaylord Yost，1888-1958)和杜尼斯( Demetrius Constantine Dounis，1886-1954)重复应用、塞夫积克式手指模式、杜尼斯式把位变换或运指练习。费雪(Fischer)表示其有些学自于桃乐丝·狄蕾(Dorothy DeLay，1917-2002)，而狄蕾表示其学自于葛拉米安(Galamian)，葛拉米安学自于卡贝特(Capet)。

(二)《练习》(Practice)

全书共有二百五十个练习，取材自小提琴标准演奏曲目超过一百首乐曲、七百五十个乐谱谱例与图月。从学习练习一乐曲月段方法，应用或延伸到其他乐曲或月段。透过这些练习提供教师解决学生典型问题之资料库。

费雪(Fischer)在《斯特拉迪》(The Strad)杂志专栏，连载194篇文章，吸引了全世界兴趣和赞誉。他最重要两本探讨技巧的著作:《基本技巧》和《练习》，现已翻译成韩语和意大利语。费雪(Fischer)透过这些练习，成功开启和普及小提琴技术研究，将以前是极少数的特权的方法，带给数以万计演奏者帮助，和提升训练水准。《基本技巧》和《练习》两本在世界许多大学弦乐教育课程是必读书单。

摘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是中国近代音乐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具有重要的地位。首先，由于“海派”的文化传统，上海成为中国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其次，上海外国租界的音乐生活，为中国专业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良好的土壤；第三，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使上海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关键词：近代中国音乐；上海；地位 上海是近代最早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城市。它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中的地位，得到了学术界普遍的关注。作为近代新文化一个方面的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和发展，上海在其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与上海城市独特的文化背景、历史传统以及经济社会状况有密切的关系。因此，研究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形成和发展中的地位，不但会使我们对近代中国音乐发展史有深入的理解，也通过一个侧面使我们对上海城市的个性有深切的体会①。 一、近代音乐传播先驱 上海，由于独特的历史因缘和独特的文化环境，成为近代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桥头堡，也成为酝酿近代中国新文化的温床。近代中国新音乐的形成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近代的音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一是传统音乐的传承与改造②。其中，尤以西洋音乐的传播和普及为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 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大致通过以下途径：1、基督教堂所带来的西方宗教音乐；2、新式军队中输入的西洋军乐；3、海外留学生带回来的西洋音乐；4、近代学堂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这四种途径先后出现，而尤其以第四种因素对中国近代音乐的面貌影响最为深远。上海在近代中国夙得风气之先，在近代西洋音乐传播中亦是如此，其主要表现则在于它成为近代新式学堂普及西洋音乐之最早试验场。 上海自五口通商以来就成为海外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大本营，因此基督教堂所带来的音乐对上海信徒的熏染尤为深远。但教会音乐对于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贡献毕竟有限，新音乐的形成更依赖于新式音乐教育的发展。由于基督新教把教育作为在华传教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大量精力和财力用于办学，而其所办学堂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传授西洋音乐。从目前的资料来看，传教士在华办学以上海为最早，而学堂中设置音乐教育科目也以上海为最早。例如1861年在上海创立的清心女中，在教学中已把音乐与语文、算术、圣经等科目相提并论。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中西女塾为展示平时教学成果，还举办音乐会。音乐会的规模不仅限于学生之间的互相交流，还半年一次对家长们，一年一次对普通市民公开演出①。 而上海人沈心工，是近代中国第一个从事新式音乐教育的中国人。他出生于商人家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回国后，在南洋公学附属小学任教，开设了中国最早的唱歌课。1904年出版了《学校唱歌集》，开创了“学堂乐歌”的形式。学堂乐歌是中国人最早用西洋音阶谱写的歌曲，成为近代音乐史的发端。上海的务本女塾、南洋中学等学校以及沪学会等团体都邀请沈心工指导唱歌。在沈心工《学校唱歌集》出版后，很多学堂开设了乐歌课，通过陆续出版的音乐教科书籍，初步的音乐知识得到了广泛的普及。在此背景下，1907年公布的《奏定章程》，规定音乐课为初级小学的必修课。因此，李叔同曾推崇沈心工为“吾国乐界开幕第一人”②。 另一位上海人曾志忞也为中国近代西洋音乐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曾志忞是上海著名商人曾铸之子，1901年去日本留学。在日本他参加了沈心工发起的“音乐讲习会”。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音乐教育论》，这是我国最早系统阐述近代音乐教育问题的论文。1907年归国他即与高砚耘、冯亚雄等人在上海创办“夏季音乐讲习会”。这是一个利用暑期传授西洋音乐的组织，其科目有乐典、和声学、风琴、洋琴、洋弦、喇叭、直笛、横笛、大鼓、小鼓等。1908年曾志忞遵照父命创办“上海贫儿院”，院中设音乐部，并成立贫儿院管弦乐队，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西式管弦乐队。虽然1912年音乐部就停办了，贫儿院也约于1921年左右结束③，但却成为中国人创办西式管弦乐队的最初尝试。可以说中国新式音乐教育是从上海发端，并逐渐普及到全国。 二、租界的音乐生活与近代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由于近代中国音乐形成的主要动力和内容是西洋音乐理念、技巧的输入和传播以及根据西洋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的改造，因此海外留学生成为中国近代音乐形成的最早先驱者。但是新音乐的普及和建立却依然要依靠在中国本土形成固定的消费、欣赏市场以及在此基础上不断涌现的本土音乐家。上海由于其在近代中国的独特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最早形成了较广泛的近代音乐的消费市场并涌现了大量的音乐人才，为近代中国音乐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酝酿场所。而追根溯源，又与上海租界尤其是公共租界工部局乐队有密切关系。 1.租界的音乐生活与上海近代音乐消费市场的培育 根据《南京条约》的相关规定，1843年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当时在上海县城之外划定了一块外国商人的居留地，这成为上海租界的起源。后来，租界不断扩张，并成立了自己的市政机构，逐渐发展成了一块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成为外国列强侵略中国的最好见证。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副产品——为中国大众亲身领略西洋音乐的魅力提供了场所。租界里的外国商人为了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逐渐形成了一些文化娱乐组织。早在1850年英国人就成立了业余剧团，演出需要音乐伴奏，于是组织了乐队。1879年逐渐发展成上海公共乐队。1881年公共乐队由英租界市政管理机构工部局接手管理，并成立工部局音乐委员会。1907年，铜管乐队扩大为管弦乐队。1919年以后乐队聘请意大利著名音乐家梅百器担任指挥，并从欧洲招聘了很多著名音乐家，迎来了它的辉煌时期，并逐渐迎来了“东方第一”管弦乐队的美誉。1922年公共乐队改名上海工部局乐团。当时工部局每年给乐队28万两的高额预算拨款。每年从10月到翌年5月为演出季节，每周的星期天都举行定期音乐会①。起初乐队主要在市政厅的音乐厅内演出，主要局限于外国观众。但是据英国学者毕可思的研究，1928年以来，上海工部局乐队逐渐注重为中国居民服务。乐队指挥的“年报”中越来越多地注意到有中国观众的出席。并开始在中文报纸上刊登演出广告。“1928年，3／4的观众是中国人，据报道，1930年中国人的兴趣甚高。1931年乐队在室内演出时，20％的观众是中国人，此后这个比例稳定上升。”以至于到1933年，在上海工部局管弦乐与吹奏乐委员会上，有人指出中国纳税人希望工部局继续资助乐队，因为它在城市中有很高的文化价值。并且，1928年后开始有中国人被吸纳进入工部局的音乐委员会②。 1930年前，上海工部局乐队一直工部局行政大楼里面演奏室内音乐会。1929年，这幢大楼卖给了开发商，上海工部局乐队搬进了上海商业和公共空间——大光明电影院，后来又搬迁到兰心大戏院。“在市政厅，上海工部局乐队似乎仅仅是工部局的一个文化附属品，只为外侨社群服务。而在整个上海娱乐界，管弦乐队成了这个城市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财富。”③同时乐队的演奏也从室内走向露天，在夏天，乐队会举行露天音乐会，在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法国公园（现复兴公园）、外滩公园（现黄浦公园）等舞台上演奏④。1928年后，随着中国人可以进入公共租界的公共娱乐场所，中国观众观赏西洋音乐的机会无疑更多了。 通过以上叙述，可以看出，虽然租界的音乐生活开始只局限于外侨社群，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中国观众逐渐增多，可以说逐渐在中国人形成了一批西洋音乐的消费群。这个消费群的形成和扩大，无疑为中国音乐人才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和氛围。 2.工部局乐队对国立音乐院的影响 对于中国近代音乐的发展来说，创建中国人自己的音乐学府，作为研究和培养人才的机构，无疑是重要的举措。中国第一所高级音乐研究和教育机构本来创建于北京。1916年秋，北京大学成立学生社团“北京大学音乐团”，同年冬，改名“北京大学音乐会”。1918年改名“北京大学乐理研究会”。1922年以“乐理研究会”为基础成立北京大学附属音乐传习所，成为中国第一个近代音乐专业教育机构。随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艺术专科学校等高校纷纷设立音乐系、科，似乎预示着北京将成为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中心。但是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并不是中国新音乐成长的良好土壤。1927年7月教育部长刘哲认为“音乐有碍教化，也与社会人心无关”，命令关闭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艺术专科学校中所有音乐系科，经过师生抗争，结果只有女子师范大学的音乐系被保留下来。而不久在南方的上海则成立了中国第一所音乐专科学校——国立音乐院。 国立音乐院的创办与萧友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本来是北京音乐教育界的领导人，1927年6月南下上海。据谭抒真回忆，他辞去北京学校的音乐系工作，一方面他觉得教师水平低，又与自己的想法不合，另一方面因为上海人才多，还有外国音乐家，所以自己来上海了①。而许步曾更进一步认为国立音乐院之所以选址在上海，是由于上海工部局乐队的存在。 1927年11月27日，中国第一所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在上海成立。国立音乐院的成长与工部局乐队的影响有密切的关系。首先，除归国留学生之外，国立音乐院长期从上海工部局乐队招聘老师和研究指导。初建时，10名音乐教师中，外国教师即占了一半，其中大部分是工部局乐队成员。1929年，鲍里斯·扎哈罗夫成为钢琴系主任，而长期担任乐队指挥的富华则一直是小提琴系主任。此外还有大提琴家佘甫蹉夫、难民音乐家如佛莱思克尔、沃尔持·约雅敬等也在此任教。这些外籍教师对国立音乐院教学的贡献是巨大的。比如，扎哈罗夫直到1943年去世为止，一直在上海教钢琴。以至于有学者说，在中国的第一代钢琴家、音乐家中几乎没有一人未曾跟他学过钢琴。 其次，乐队和音乐院虽然没有组织上的联系，但是两者有很密切的合作。乐队给音乐院的学生提供优惠票，和中国爱乐社合作演出音乐会，并且开始逐渐演奏中国音乐家的作品，吸收中国演奏员。1929年，乐队首次与中国独奏音乐家马思聪举行音乐会。1930年首次演奏中国人创作的交响乐作品——黄自的单乐章序曲《怀旧》。1931年上海音专的教师黄自当选为工部局音乐会员会委员。1927年工部局乐队让中国音乐家谭抒真代替休假的队员参加演出。1935年5位中国人首次作为实习生参加工部局乐队的演出。此后，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学生在上海工部局乐队表演越来越频繁② 。在这期间（1934-1942），中国人继续进入乐队。1938年，谭抒真、黄贻钧、陈又新和徐威麟等4人正式成为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成员。到1941年乐队中华人达到5人③。中国独（唱）奏音乐家的演出也频繁起来，如钢琴家沈雅琴、李惟宁、吴乐懿,小提琴家王人艺,歌唱家黄友葵、胡然、赵梅伯、斯义桂等相继在1930年代与工部局乐队合作演出④。应尚能在1937年就指出：“对于上海年轻一代有抱负的音乐家来说，能与该乐队演奏或歌唱乃是他们最大的成功。”⑤正如他所说的，演出并不一定总是能带来经济效益，但它们提供了聆听、观摩和演奏的机会，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所不能提供的。工部局乐队不但具有历史的功绩，就机构而言，它也是今天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3.音乐大师的聚集与中国音乐人才的培育。 上海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机缘，成为近代中国国际音乐大师聚集之地，这为中国近代音乐人才的培育提供了难得的良机。首先，工部局乐队给中国带来了像柏克、梅百器、富华这样的音乐大师，如果没有乐队他们根本不会居住在这个国家。此外，上海的国际地位使它成为难民的避难所。俄国十月革命后，大量俄国音乐家流亡上海。二战爆发后，众多犹太音乐家流亡上海。他们或者担任管弦乐队成员，或者成为私人音乐教师，或者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员，或三者兼而有之。例如，1924年之后俄侨设立的私人音乐学校就有18所之多⑥。这为中国学生提供了从学这些大师的机会，虽然很多人并没有成为国立音乐院的教师，但是普遍存在的家教，则提供了可能。比如，从1943年直到l946年逝世，梅百器亲自教博聪，富华指导后来出任音乐院院长的戴粹伦，沃尔特·约雅敬教授司徒志文，佛莱思克尔教授丁善德、桑桐、瞿希贤等。 上海良好的音乐氛围和高水平乐队的存在，也吸引了大量著名音乐家在全球巡回演出中把上海作为一站。从20年代到30年代，世界著名音乐家相继访问上海，如小提琴家F·克莱斯勒、约瑟夫·西盖蒂、雅沙·海菲茨和丁·蒂博，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B·莫伊耶维奇等①。国际音乐家到上海的演出，无疑开拓了中国音乐家的视野。比如据记载，黎锦晖在上海听交响音乐如同“上课”一样，事前必将登载在《申报》上工部局乐队的当天音乐会节目说明认真读过，然后前往。自1920至1929年他每礼拜五去听，风雨无阻，8年无间断。对于当时来华的歌舞剧团的演出，如：米兰来的歌剧班演出的正歌剧和轻歌剧，“向·旦尼斯（Danis-Shawn）舞蹈团”演出的大型舞剧和各式舞蹈，上海俄侨演出的歌舞剧，以及从欧美、日本来华的邓肯舞蹈团、宝冢歌舞团等的演出，他更是千方百计找机会观摩，既使观摩券“每券售大洋十元，不易筹措”，也在所不惜②。 大量音乐大师聚集上海，为中国音乐家提供了亲身从教的机会，而著名音乐家的巡回演出则为中国音乐家提供观摩的可能，这些对于中国音乐家的迅速成长和提高技艺无疑是难得的良机，非当时中国其他城市所能企及。 三、都市消费生活与通俗音乐的滋生 流行音乐的先祖是发源于美国的爵士乐和摇滚乐。20世纪流行音乐在全球迅猛发展，到今日已成为全球音乐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近代音乐也不尽是西方高雅音乐在中国的传播和生根的过程，还包括中国近代通俗音乐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不仅是近代中国高雅音乐的摇篮，更是近代通俗音乐的发祥地。音乐史研究者虽然对流行音乐的研究还不多，分期也并不完全一致，但是普遍承认上世纪80年代的流行歌曲与20年代至40年代的流行歌曲有密切的联系。当时黎锦晖以“时代曲”之名创作于20年代末上海的《毛毛雨》、《特别快车》等一批迎合市民口味的歌曲，标志了20世纪中国流行音乐的产生。在该阶段产生了以黎锦晖及其“明月歌舞团”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作曲家和歌星。因此，研究者称这个流行音乐的第一阶段为“黎锦晖时代”③。而所谓“黎锦晖时代”其实亦可以称为“上海时代”，因为黎锦晖的整个活动主要是在上海，流行音乐的繁荣与上海的城市特点有密切关系，只有上海才能孕育第一个流行音乐的繁荣。 那么为什么会是上海孕育出近代的中国流行音乐呢？这要从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历史和文化个性寻找原因。有学者指出，20世纪流行音乐的迅猛发展是20世纪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炒作和现代人的心理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④。这些正好在上海有很好的土壤。 首先,由于上海特殊的历史机缘和文化传统，使它在选择及接受外来文化上有非常积极和开放的态度，这种文化传统被称为“海派文化”。“海派文化”具有开放、灵活、多样、宽容等特点⑤，这为上海接受、容纳通俗音乐这种新形式提供了文化心理上的基础。此外，都会的经济繁荣，促进了都市大众文化生活的兴盛，也为流行音乐提供和扩大了流行空间。当时的上海无疑是中国近代娱乐业最为兴盛的城市，繁多的饭店、酒吧、咖啡馆、夜总会等服务业及娱乐场所,为流行音乐的发展提供了生存空间。 其次,商业炒作和现代传媒的出现大大加速了流行音乐的传播速度。上海是一座商业城市，任何文化形式都避免不了商业的熏染。同时，上海又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很多现代化的娱乐消费形式只有上海才最为普及，比如电影、唱片、电台等。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既是全国的唱片业中心，也是无线电广播的中心，又是电影业中心。这三者的交互作用，使通俗音乐广为传播。 唱片和留声机于20世纪初叶传入上海，至30年代，上海逐渐发展为中国唱片业的中心，拥有国内数量最多和实力最强的唱片企业，生产大量内容丰富的唱片。唱片开始还只是印制中国传统戏曲为主。但到了30年代，新兴的流行歌曲被市民阶层所喜爱，很快成为唱片录制的重要内容。1928年，黎锦晖创作、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由百代公司录制成唱片，在社会上迅速传播。一些著名的歌星由此诞生。一些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争相为明星灌录唱片，从此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成为各公司的重头戏。比如，百代公司曾推出“明星锦集”，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女明星们录制流行歌曲唱片，有胡蝶、陈玉梅、黎明晖、王人美、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陈燕燕、黎莉莉、严月娴等。为了争取歌星们录音，各公司专为她们“量身定做”歌曲，并不惜给予优厚的报酬，如百代公司曾给予周璇6%的版税。有些年纪尚轻的女歌星一个月的收入可达20至30元，令世人羡慕。三四十年代，各公司录制了大量的流行歌曲唱片。根据中国唱片厂1964年登记的旧唱片模板目录统计，在百代、丽歌、和声、高亭、胜利等公司灌制的流行歌曲唱片中，以周璇演唱的最多，为150余张，白虹有125张，姚莉有117张，龚秋霞有67张，王人美有62张，另有白光、李丽华、李丽莲、李香兰、欧阳飞莺、吴莺音、张露、黎莉莉、严华、梅熹等录制的唱片①。 唱片业之外，广播事业也扩大了通俗音乐的传播渠道，为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市场。广播电台的兴盛使收音机在中产阶级市民中逐渐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收音机里欣赏通俗音乐。 上世纪30年代，上海电影业、特别是有声电影的发展更促进了流行音乐的繁荣。1931年中国第一部国产有声影片《歌女红牡丹》在上海首映，国产故事片在30年代的兴盛由此拉开序幕。电影需要配乐、插曲，这为流行音乐提供了新的创作和表演的市场。而电影的魅力更使穿插于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不胫而走、深入人心。本来流行歌曲主要以歌舞厅、酒吧、夜总会等为表演空间，有声电影则为歌星拓展了新的发展空间。一些原本以演唱流行歌曲、进行歌舞表演为主的歌舞团、歌唱社成员进入了电影界。如一直在黎锦晖的中华歌舞团和明月歌舞社从事表演的王人美和黎莉莉，就成为30年代联华影业公司“四大名旦”中的两位；周璇在进入电影界以前，先后辗转于明月歌舞社、新月歌剧社、新华歌剧社，早已是红极一时的名歌星。其他如白虹、白光、龚秋霞等，也都是在当红歌星的位置上走进银幕。歌星们从影后，继续维持歌唱生涯，而且往往演唱所主演影片的插曲，歌曲借电影而传播，电影亦因歌曲的流行而更加火爆。这种情况使一些原本并非歌星出身的电影明星也纷纷地开始灌录唱片，如胡蝶、陈燕燕、陈玉梅、李丽莲、夏佩珍、胡珊、谈瑛、严月娴等②。无论是电影明星出唱片，还是歌星拍电影，结果往往是其拍摄的影片与灌录的唱片同样受到崇拜者的热爱。电影这种新兴娱乐工具对通俗音乐的推动作用是巨大的。正如汪毓和所说，“从20年代末开始，中国城市歌舞音乐与中国电影音乐，特别是电影歌曲的发展合为一体，成为中国娱乐性通俗音乐的主体”③。足见当时电影对于通俗音乐的促进作用。 总之，由于上海浓厚的商业氛围，具备较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并受到唱片公司、无线电台、有声电影等新型娱乐媒体的强力支撑，流行歌曲发展的势头极为迅猛，形成了近代中国通俗音乐的第一个浪潮。 其三，市民阶层的庞大为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土壤。流行音乐具有创作题材贴近现实生活、富于情趣化，格式简炼完整、演唱方式不拘一格，突出“自我感受”、演出方式强调群众性、强化交流等特点①，这些都符合现代都市市民阶层的审美需求。类似《毛毛雨》等“家庭爱情歌曲”大都表现男女情爱，歌词内容、旋律、风格深受市民阶层的喜爱。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都市，有庞大的市民群体，这为以迎合现代都市生活口味的通俗音乐的流行提供了良好的土壤。 其四，三四十年代的上海很多进步的或严肃的音乐家，在流行音乐的创作上，也采取了较为积极态度。除了当时有黎锦晖、黎锦光、姚敏、严华等极负盛名的流行乐坛作曲家外，还有任光谱写的《渔光曲》、《燕燕歌》，刘雪庵谱写的《早行乐》、《何日君再来》，贺绿汀谱写的《天涯歌女》、《四季歌》、《秋水伊人》等都是30年代上海曾传颂一时的经典性的流行音乐作品②。 四、结语 近代上海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独特的历史机缘，由原来的一个小县城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都市，也成为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之一。上海在中国近代文化形成中的地位重要，它不但成为西方文化向中国传播的窗口，也成为中国近代新文化酝酿形成的重镇。本文所述上海在近代中国音乐文化形成中的作用，只是上海对中国近代文化贡献的一个侧面。 概括地说，上海由于其滨江带海的地理位置和华洋杂处的社会形态，形成了敢为天下先的文化传统，因此成为中国输入西洋音乐的最初舞台，并成为新式音乐教育的试验场；而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尤其是工部局乐队的存在，为中国人直接体验和学习西洋音乐提供了宝贵的机会；大量市民阶层的存在，以及浓厚的商业氛围，现代化传媒的兴盛也酝酿滋生了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 当然，随着抗日战争的开始，中国的音乐出现了新的内容，作为孤岛的上海虽然仍然保持了一段繁荣，但是由于脱离了民族的主战场，其音乐中心地位有所下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上海在音乐方面的影响又有所转折。这将成为另文考察的内容。

随着新课程 教育 理念的提出,在教育教学中提出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音乐教育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掌握相应的基础知识和技能技巧,更为重要的是能够提升自身的审美能力。下文是我为大家搜集整理的关于音乐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音乐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一) [1] 付娜. 儿童 二胡启蒙教材的比较研究[D]. 河南大学 2014 [2] 王扬扬. 唐代教坊考述[D]. 河南师范大学 2013 [3] 王珣. 邓州罗卷戏的历史与现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4] 汪怡帆. 小学音乐教材中的歌曲分析及歌曲钢琴伴奏的特点[D]. 中央音乐学院 2014 [5] 张倩. 两汉魏晋太常音乐机构考辨[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6] 杜化丽. 《全唐诗》中琵琶史料的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1 [7] 刘欢. 义务教育音乐课程标准实施及教学现状探析[D]. 贵州师范大学 2014 [8] 李建荣. 姜夔自度曲的音乐创作风格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9] 桑玉婷. 少年儿童手风琴启蒙教材研究[D].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10] 王婷. 郑州市小学校外古筝教学现状调查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4 [11] 王越. 论发展我国小学音乐教育中的个性化音乐修养[D]. 中央音乐学院 2014 [12] 陈兆君. 钢琴即兴演奏在小学音乐课中的运用[D]. 中央音乐学院 2014 [13] 柴森. 新课标下小学音乐课堂教学的思考与探索[D]. 河北大学 2014 [14] 孙近钧. 新乡市小学生管乐课外实践活动的形式与途径研究[D]. 河南师范大学 2014 [15] 陈晓静. 谈明清时期以“真”为美的音乐审美观[D]. 河南师范大学 2012 音乐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二) [1] 李雪晗. “幼儿园选择”问题的深层含义及其社会学思考[J]. 当代学前教育. 2009(03) [2] The 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Background and Fundin. [3] Sheridan,S.,Schuster, of pedagogical quality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across nation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Research in Childhood Education . 2001 [4] and Childhood Programs. . 1989 [5] 胡彩云，__宇. 城乡家长对幼儿园期望的比较[J]. 学前教育研究. 2009(06) [6] 连玥，马玉俊. 浅析父母对托幼机构的教育需求[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8(11) [7] 李江帆，主编.教育服务产品理论研究[M]. 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9 [8] 徐晓东，邵文其，洪仙瑜等着.社会转型与办学体制创新[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4 [9] 朱家雄着.幼儿园课程[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0] Jane King Teleki,Sherry Buck-Gomez. Child Care and Early Education: Satisfaction with Services Among Rural Families[J].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Journal . 2002 (3) [11] Bernard Spodek. Reform of Chinese kindergartens: the preparation of kindergarten teachers[J]. Early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 1988 (1) [12] 张丽娟着.儿童教育与幼儿园管理研究[M]. 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13] 比尔·约翰逊(BilJohnson)着，李雁冰主译.学生表现评定手册[M].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14] 潘月娟，刘焱. 美国托幼机构教育质量研究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 2008(08) [15] 刘晓晔. 对家长学前教育价值观的调查与思考[J]. 学前教育研究. 2008(04) 音乐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三) [1] 梁龙芳. 幼儿园区域活动中教师非言语行为的个案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2] 丁文婷. 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3] 丁洁. 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师培训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4] 张婉莹. 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幼教师资补充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5] 丁文婷. 公办幼儿园非在编教师职业生存状态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6] 丁洁. 民族地区学前双语教师培训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7] 杨晓红. 幼儿园饮食营养教学活动开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8] 邢羽佳. 兰州市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科学素养的调查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9] 钟映. 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师资培训现状及对策研究[D]. 西北师范大学 2014 [10] 贾玉新着.跨 文化 交际学[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7 [11] 李振村，庄锦英着.教师体态语言艺术[M].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3 [12] 钟启泉编译.现代教学论发展[M].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2 [13] 朱智贤 主编.心理学大词典[M].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9 [14] (美)库利(Coodley,.)着，包凡一，王源译.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M]. 华夏出版社， 1989 [15] 张银萍. 非言语行为与课堂教学[J]. 哈尔滨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04) 猜你喜欢： 1. 音乐教育论文参考文献 2. 教育学论文参考文献 3. 音乐论文的参考文献 4. 浅谈音乐教育改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