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寓言研究论文

浅谈《庄子》寓言思维及其后现代性精神影响论文关键词：庄子寓言后现代影响 论文摘要：《庄子》“藉外论之”的由“器”而入“道”的寓言思维方式，是中国古代诗文的一种重要的言说思维形式．它与后现代性精神相通，并影响了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创作。 寓言一词最早出现于《庄子》，在《庄子》中共出现三次，《庄子·寓言》中凡两见：“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论之。”《庄子·天下》凡一见：“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筒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学界一般认为，此二篇皆为庄子后学所为，尽管它主要还是从形式角度言说，但对寓言的看法却已开始从思维的角度揭示寓言的思维实质，即“藉外论之”和“以寓言为广”，可惜后来的文论大家对此重视不够，如刘勰《文心雕龙》虽然在《诸子》、《论说》、《情采》、《知音》篇中都说到了庄子，但《诸子》说的是“庄周述道以翱翔”，强调其想象丰富，《论说》说的是“是以庄周《齐物》，以论为名”，是从形式立论，《情采》则说“庄周云‘辩雕万物’，谓藻饰也”，《知音》则只是就音乐表明态度的陈述：“然而俗监之迷者，深废浅售，此庄周所以笑《折扬》，宋玉所以伤《白雪》也”。四者均未就其寓言思维实质发表看法，倒是《谐隐》一篇有如下一段话：“嚣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昔还社求拯于楚师，喻眢井而称麦麴；叔仪乞粮于鲁人，歌玉而呼庚癸；伍举刺荆王以大鸟，齐客讥薛公以海鱼；庄姬托辞于龙尾，臧文谬书于羊裘。隐语之用，被于纪传。大者兴治济身，其次弼违晓惑。盖意生于权谲，而事出于机急，与夫谐辞，可相表里者也。汉世《隐书》，十有八篇，歆、固编文，录之歌末。” 上文谈到了“隐”的问题，涉及到文章的思维运作方式和技术处理方式，应该与寓言思维有相类之处，可惜无一字言及庄子之文。钟嵘《诗品?序》在谈诗时，将“兴”、“比”与“赋”相比较，谈到了寓言：“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口他是从运思角度谈的，可惜没有深入展开。文史大家刘知几的《史通》内篇“采撰第十五”、“言语第二十”、“曲笔第二十五”亦谈到了寓言，但只是从文体形式角度言说，外篇“杂说下第九”多处谈到寓言，除了从文体形式言说外，有一处也如同《诗品》一样触及到了寓言的运思问题：“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棚但他的言说角度只是对战国百家争鸣现象的评论，并无意谈寓言思维。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内篇一、二、四和外篇二都谈到了寓言，但多是从文体形式着眼用来作为例证。 可以说“寓言”在古代文论中的缺失成了一种普遍现象。现代学者中，茅盾、郑振铎等人对寓言进行了研究，但多是将寓言看作一种文体来加以议论。当代寓言界理论知名学者陈蒲青先生在他的《中国古代寓言史》中认为“寓言是另有寄托的故事”，虽也是从文体的角度来把握，其“另有寄托”已然触及到了寓言思维的实质，他还进一步申说道：寓言有两大要素，一是故事性，二是寄托性，这两大要素形成了寓言的双重要素，其表层结构是一个故事，可以称之为寓体，其深层结构是作者寄托的一种观念，可以称之为寓意。呵以说这是迄今为此关于寓言思维的最简捷明了的表述。但毕竟他还没有上升到从文学理论的范畴的高度来进行形而上的思考。 笔者个人认为，寓言的思维方式既非纯形象思维，又不像是理性思维，它表层看来关乎形象，骨子内层却包蕴了多重理性因素，它在形象的显语言的外衣之下，追求的是一种潜语言或一种超语言，它既是一种言外之意，诗的物质，又隐显出理性的火花。这种思维方式在先秦诸子中已成熟地大量运用，而且对后世诗文影响犹大，它应该成为古代文论乃至当今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要说明这一问题就要从其源头谈起。在先秦诗文中寓言思维用得较早也最为娴熟的当推《庄子》。因此廓清《庄子》寓言中的思维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有助于我们从文论的角度来作理论的概括和建构。因为语言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实质是一种思维关系，思维的方式决定着语言所显示的意蕴及理性特色。作为语言艺术之一的诗文则更是如此。 《庄子》分内篇、外篇、杂篇三部分。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所著。为了更本真地揭示《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本文拟就内篇的寓言及其思维的方式作一个大体的考察，庶几有助于澄清一些问题。《庄子》内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人间世》、《德充符》、《大宗师》、《应帝王》等七篇。其中均用寓言连缀，陈蒲清先生在《中国古代寓言史》中统计有五十则。 这五十则寓言其实是《庄子》(内篇)一书的主体，寄托了庄子主要的学术思想。庄子以一些议论性的文字加以连缀，便组成了一篇篇包蕴厚重内涵的文本。考察其思维的方式，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 (一)就“故事形象”而言，是一组系统的、由有着构成、变形规则所组成的语言符号，并由此带来一组系统的文化信息，进而转换成一组象征性意象，寄托富于理性色彩的寓意。在这组语言符号里，构成规则是“物—像一意(情)一理”的思维程序。变形规则是一种“化境”、“异化”或是一种“物化”。如“庄周梦蝶”故事。蝴蝶或庄周本身只作为“物”(人也是一种物)而存在，但进入故事便成了“像”，故事的过程便使“像”附着了“意”。而庄周蝶化，或蝶化庄周，显然是“物化”。再如“支离疏”、“叔山无趾”“王骀”、“申徒嘉”或“不材之木”等等都可视为“异化”(当然并不是每一则故事都有“物化”或“异化”)。正因这种构成规则和变形原则，使语言符号转换为象征意象并蕴藏理性才成为可能。 (二)就“理性寄托”来看，理性意念的获取，在于其模型思维(姑名)样式的运用。模型思维样式可以界定为一种非纯粹的抽象思维和非纯粹的形象思维，它既隐含有某些概念、理性成分，也不能没有形象。它是将取象中由此物及彼像的特征加以延展，迁移到其他事物上去。这种延展、迁移又往往是通过象征、比喻(比附)与联想等方式来完成。以上述庄周梦蝶的故事为例，陈鼓应先生认为可导出四个重要的意涵：一是庄周蝶化的含义(象征人与外物的契合交感)；二是蝴蝶本身所代表的意义(庄子将自我、个人变形为蝴蝶，以喻人性的天真烂漫、无拘无束)；三是人生如梦的说法；四是物化的观念，即将死生的对立融于和谐之中，物我界限的消解融合。 (三)从上述二者统一的角度分析，庄子寓言是基于客观物象的逻辑推论，而又超越客观物像，从“有形”世界，探求“无形”(道)奥秘的思维，也即由“器”而人“道”。可以把上表中的“故事(语言)形象”视为寓体，而“理性(思维)寄托”视为寓意，前者正是有形世界的“器”，后者则是无形世界中的“道”。而庄子寓言正是表层结构以故事形象为寓体，深层结构以理性寄托为寓意的高度融会与统一。 (四)从文本创作和接受看是整体直觉内省式的体察把握、冥通，构成了主体在造像造意或读解体悟中的刹那间的豁然贯通。对于庄子来说，这是一种以“知”测“不知”，进而达“智”(理性知)的整体性把握思维，通过对已知的“知识”(物像)的整体性感触，然后进行理性的思考，再在比附联想中对已知的“知识”(物像)进行冥通性推测，达到“智”(体道)，也即冥通的境界。对于读解体悟者来说，只要明了庄子寓言的思维方式的三步曲，在整体直觉体察中把握有形的宇宙(形而下的像)起源于“无形”的宇宙(形而上的道)这一规则，便理解了道中有物、物中有道、道物相融的境界。鲲鹏变化的寓言便是庄子借变了形的鲲鹏以突破物质世界中种种形象的限制，将它们从经验世界中抽离出来，并运用文学的想象力由巨鲲潜藏的北溟，到大鹏展翅飞往的天池，拉开了一个无穷开放的空间系统，展开了一个广漠无穷的宇宙。在这新开创的广大宇宙中，赋予你绝对自由而不加任何限制。庄子将“有待”寓意有形之物质世界，“无待”寓意无形的(道)世界。他所做的思维工作，正是在豁然贯通之中冲破有形世界的囿域，把思维的触角伸向了“无形”的世界。可见，庄子的寓言既不能作纯粹的譬喻象征来看，也不能作为虚构事实的幻想来读，它是一种整体展示与显现。内篇“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通过虚构、变形、荒诞、魔幻、调侃等等表现艺术方式道尽了宇宙人生的大道理。从内篇整体看说的是“内圣外王”之道，如何才能“内圣”，如何才能“外王”?庄子又用七篇(七个子系统)进行了分别论述。妙在其论述多是用一个个寓言故事来串通连缀。这样一来，《庄子》(内篇)便是由几十则小故事所组成的散体文章：《逍遥游》悟道人生最高境界，《齐物论》阐明逍遥游的前提在于齐物，齐物的前提在人的修养达到与天地精神合一，如是又引出《养生主》，只有善于养生适性、顺其自然，才可处于人间世而无所忧虑，善于用世而不被世用，便有了《人间世》一篇，《德充符》亦应运而生。能不被世用，自是因为内养道德的充沛，合于天地之宇宙精神，由是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及“死生一如”观中，方是“内圣”修为的完成，是为《大宗师》。最后“无为而治”，出为“外王”，水到渠成以《应帝王》作结。从上述寓言的寓体(故事)与寓意之对应关系，自然知晓庄子文气贯通、言断意连、意在于此而寄言于彼的思维方式。 综观《庄子》(内篇)，如果以今日开放的小说观念来判断，《庄子》(内篇)实在可以算得上是一部以像来显意现理的情节淡化的寓言小说，充满了艺术的抽象美，是庄子由思维的具体演绎上升为思维的抽象的结晶。而且我们发现，后来的《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汉赋中的小故事等都是走的这条路子。志怪、志人小说也都有这种思维方式的痕迹。更重要的这种思维痕迹也扩展到了唐宋古文、唐传奇及明清小说中，柳宗元、苏东坡更是直接以寓言这种思维方式来感受表达宇宙人生，《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无不散发出浓厚的寓言思维意味。 为此我们看到在现当代以来所形成的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中，寓言思维的创作思维方式亦无处不在。以小说而论，在考察其历史演进的同时，理论界习惯于从社会思潮与创作方法之间的关系上进行一种地域式、流派式、断代式的类型化探讨，诸如鸳鸯蝴蝶派、海派作家群、伤痕小说、寻根文学、实验小说、新写实小说、晚生代小说、现实主义冲击波、六十年代作家群等等。这诚然有它绝对的探讨价值。但如果让我们换一种眼光，我们惊奇地发现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有一种庄子式的寓言思维方式一直存在于小说的叙述文本之中，而且在今天有愈演愈烈之势。且不说现代鲁迅、许地山、废名、施蛰存、沈从文、老舍等人的作品，即如当代亦层出不穷。韩少功的《爸爸爸》像一把有许多匙孔的锁，可以用不同的钥匙去打开。它语言表层和精神内涵都具有一种震慑人心的效果，显示出“物—像一意(情)—理”的思维方式，完成了文本厚重内涵的建构。他后来在1996年发表，与《爸爸爸》相隔10多年的长篇《马桥词典》干脆便以词典条目的形式，用感受性议论连缀起一个个短小精悍的故事，创造建构起一个具象中的抽象世界。其感受性议论连缀方式正与《庄子》感受性议论合拍。贾平凹《太白山记)20则，亦极富于寓言思维的特质。作家以某种理性的灵气来灌注形象，来捕捉流动的生命，观照社会、人生和人的命运，其用意绝不仅在故事的本身，只要向故事的深层处发掘思考，便可以看出作品别一层面的别一含义，且复杂多解。因而小说“实”是一层结构，“虚”又是一层结构。在虚实之间作家主要用“物化”、“异化”、“幻化”等变形思维形式来达成。而他发于1998年的《高老庄》，以村子“高老庄”喻示以儒家文化为支柱的宗法社会，以人物“子路”喻示儒家文化的代表，以人物西夏喻示不同于传统汉文化的某种异质文化，以蔡老黑喻示汉文化中的“游侠”之风，以苏红等地板厂员工喻示现代文明。以这些语言符号巧妙地与历史相契合，组成四种文化类型，形成汉文化与异质文化、汉文化内部之间、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等三条矛盾线索，并用近似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极力营造种种神秘意象，揭示出社会转型期各种文化类型的冲突碰撞和融合。这实是作家对社会理性的整体把握之体察和冥通。史铁生《我与地坛》更接近于庄子的散文化式的情节淡化小说，小说通过“我”十五年来不问断地日复一El在地坛度过的故事，去感悟生存和生命哲学：“宇宙以其不息的欲望将一个歌舞炼为永恒。这欲望有怎样一个人间姓名，大可忽略不计。”姜戎的《狼图腾》在狼文化的氛围中由狼性反观人性，进而预示人类注定会陷入某种自我迷失，阐述了某种宏大的历史观和价值观。韩少功的另一长篇《暗示》在谋篇布局、语言指向与隐喻、形而下与形而上的交流上无不与《庄子》有着契合与融通，只不过《庄子》谈的是天下意识，《暗示》谈的是全球化意识而已。 我们不用再繁琐地罗列下去，这三位作家都是新时期小说创作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家，而且基本上都是从70年代末8O年代初开始一直活跃到如今的作家。他们的创作轨迹、创作心态无疑都要受到时代的影响，但他们的作品中都始终有一种从古以来一以贯之的创作思维方式，这种创作思维方式制造出的文本是那么的厚重，那么的“有意味”，令人把玩不尽。如果我们再将“实验小说”家马原、苏童、余华、洪峰、格非，、兆言、孙甘露，晚生代小说家韩东、鲁羊、朱文、何顿、徐坤、毕飞宇、邱华栋、刘继明、述平、丁天、张梅、东西、鬼子、祁智等人乃至21世纪初的优秀作品罗列出来与《庄子》寓言思维相对照的话，便会发现他们在文本游戏里，使语言服务于结构，展现出了广阔的社会现实和人生图景的变形。这些小说家的叙述意向多是双重的，即由表层结构(思维的外在形式)和深层结构(思维的理性内核)相统摄。这种排列组合，可以扰乱正常的时空序列，进行巨大的时空跳跃，也可以将情节组合排列得无序化，甚且将物、人进行变形、幻化。而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在表层具像的描写中不拘于形，只摄取其神，抓住此物与他物的比附功能属性，完成与深层结构之“理性抽象”的对应。因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其祖师并非拉美之魔幻(当然拉美之魔幻也有与《庄子》相通之处)，而正是受《庄子》寓言所影响的表现文学体系的一以贯之的思维形式。

庖丁解牛寓意是做事只要掌握方式方法，就可以很好的解决问题。其议论文如下：

《庖丁解牛》是先秦道家学派代表人物庄子（庄周）创作的寓言故事。文章原意是用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

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充分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这是说，不管对于任何人或任何事，要在全面掌握的基础上，首先要找到门和路，也就是说要知道从那进，从那走，从那拐弯。比如学习，比如处理人事关系，都是这样的。“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这里说得是熟悉，熟悉到心领神会，而不是盯住不放。

故事赏析

《庖丁解牛》为庄子阐明“养生”的一则寓言。文章开始是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

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

下面一文 愿有益于你！ 试论《庄子》里的“道” ——读《庄子》 内容摘要： “道”是庄子思想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庄子的“道”是一种观念,是一种价值评价标准,是一种人格修养方式;庄子之“道”是高远广大无穷的一种境界,是包蕴天地的一种大聪明。 关键词 庄子 道 庄子是先秦思想家中最睿智、最强调个性自由、顺应自然、天人相合的先贤。在庄子思想中,“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概念,它贯穿于整部《庄子》。庄子用“道”的概念解释自然、解释天人关系。本文作为《庄子》一书的读书报告，打算就庄子“道”的概念本身和庄子的自然之道、为政之道、为人之道作一些探讨。 一、庄子“道”的概念 庄子认为，宇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生命,宇宙整体就是道,道亦即是宇宙大生命所散发的万物的生命。庄子说:“大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这就是说“道”是真实存在的,可以用心感受,但它无形,不可见,不可摸,也无法用语言表述。“道”先天地而生,由“道”生出天地;神和鬼也是“道”生出来的。在《天地》篇里,庄子进一步作了描述:“夫道,覆载万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夫道,渊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意思是“道”包容万物,浩瀚广大。道是渊深幽隐,清澈澄明的。在《知北游》里,庄子借几位寓言人物之口,议论什么是“道”。泰清问无穷:“你知道什么是道吗?”无穷说不知。又问无为,无为说我知道的“道”就是可以贵,可以贱,可以聚合,可以离散,就这么一点。旁边一位名叫无始的说:“道是听不见的,听见的就不是道了。道是不可见的,能见的就不是道了。道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能描述的就不是道了……”。 所以，在《庄子》一书中,“道”是万物生成的根源,也是万物兴衰的主宰,它无所不在。但是“道”又不是具有时空意义的某种实体。这一点正是“道”最神秘的地方和最玄妙之处,因为“道”如果是具有时空意义的某一实体,那么它必然可见、可闻、可触、可传,那么它必然受时间、空间的限制,从而成为有限的东西。 庄子正是以这种磅礴大气,创造出一种超人的境界,用宇宙心胸去观照自然、社会和人本身。 二、自然之道 比庄子略早和与庄子同时代的许多哲人都用不同的语言描述、解释自然,但是庄子的描述和解释是最生动、最明智、最顺乎自然之性的。 《庄子天运》第一段文字用15个问句对天地日月及其万物的生成运转提出种种疑问:“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而推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耶?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耶?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在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这些问题很大、很抽象,它涉及宇宙本源和第一推动力从何而来?凡人忧食,智者忧天。庄子不但提出了这些问题,而且在著作中回答了这些问题。“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流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还不得不佩服庄子超凡的智慧。庄子在两千多年前对宇宙天地的认识和今天科学家的解释有一些相近之处。“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 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显明的东西是从冥暗中生出来的,有形的东西是从无形中生出来的,精神是从大道中生出来的,形质是从精气中生出来的,万物都是依各别的类形互相产生的。至于天高地广,日月运行,万物昌盛,那是依天然之理自生自成的。庄子还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观点。他说:“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故曰:通天下一气耳。”(《知北游》)庄子认为,气弥漫于宇宙,它以虚无的方式存在:“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人间世》)气又分阴阳,阴阳相对的两种气相互作用,天地的原始状态就发生变化,万物就产生出来。“阴阳错行,则天地大 ,于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这是说,阴阳错乱,则天地大震,于是雷电交加,大槐树被雷电烧死。(《外物》)在《田子方》篇第四节,有孔子问道于老聃的寓言。庄子借老聃的口说:“至阴寒冷,至阳炎热,寒冷出于天,炎热出于地,两者相交融合就化生出万物及其万物运行的规律,却看不见阴阳的形象如何。在《则阳》篇,庄子又借少知和大公调两个寓言人物的对话,讲阴阳相生之理:少知问大公调说:“四方之内,六合之中,万物是从那里产生出来的?”大公调回答说:“阴阳相互作用,相消相长,四时循环,相生相杀……雌雄交合,所以万仪不绝。”这就是庄子气聚物生,实生于虚的思想。在《知北游》第四节中,舜问一位名叫丞的人:“道可以获得并拥有吗?”丞说:“连你的身体都不属于你,你怎么可能拥有道呢?”舜不解地说:“我的身体不是我的,那是谁的呢?”丞说: “你的身体不过是天地委付给你的形体;生命也不是你的,那是天地之阴阳之气交合在你身上;子孙也不是你所拥有的,那是受天地委托延续人世的。”这里又表现出庄子的一个重要思想: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形和神都是天地赋予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提出人的思想行为应顺应自然,这就和人定胜天的观念相对立了。 从以上论述可见庄子的自然之道是:宇宙的起始是混一的,有生于无,实生于虚,气为万物的基始,宇宙万物自生自存,万物运行自有成理。这和现代科学探测、考证、推测得出的宇宙知识相比,确有接近之处。 三、为政之道 庄子在《应帝王》篇第一段借寓言人物蒲衣子的口说:“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犹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于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觉于于,一以己为马,一以己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于非人。”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你现在知道了吗?有虞氏这个帝王不如泰氏这个帝王。有虞氏还标榜仁义拉拢人心,这样做虽然也能得到人心,但是还没有超脱外物的牵累。泰氏睡觉安适舒缓,醒着的时候逍遥自得,任人把自己称为马称为牛,他的智慧见识让人可信,他的德性修养让人觉得真实,他从不受外物的牵累。这就是庄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统治者形象,心胸舒泰,质朴纯真,没有权谋智巧,也不假借仁义去笼络人心。接着,庄子往下编故事说:有一天肩吾遇到了狂接舆,狂接舆听说肩吾向日中始学习了帝王之术,于是问:“日中始对你讲了些什么?”肩吾说:“日中始对我说,统治百姓的人,只要凭自己的好恶制定出法度,百姓哪有敢不听从的。”狂接舆听了后说:“这完全是自我欺的德性,用这种方法来治理天下,就像要在大海中凿出一条河,要让蚊子负起一座大山。真正的圣治是治理百姓的心性,而不是约束他们的行动。应该让他们凭着自己的天性去行动,让他们干自己能干的事和想干的事。 庄子苦口婆心地告诫帝王们:“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意思是:放弃求名的心思,放弃智谋的策划,放弃专断的行为,放弃智巧的作为,去息心体会无穷的大道,游心于寂静的境界,感受自然的本性,不矜持不夸耀,使心境空明。至人的用心有如镜子,物来物去从不迎送,如实反映无所隐藏,所以能够胜物而不被物损伤。庄子心目中的圣治是:“官施而不失其宜,拔举而不失其能,毕见情事而行其所为,行言自为而天下化,手挠顾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谓圣治。”(《天地》) 庄子的理想国称为至德之世:“至德之世,不尚贤,不使能。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是故行而无迹,事而无传。”在《马蹄》篇中,庄子又反复描绘他的理想国:至德之世,人民行为稳重,拙朴无心,山中没有路径通道,水中没有船只桥梁,万物众生,比邻而居,禽兽众多,草木滋长。禽兽可以牵着游玩,鹊鸟的窠巢也可以攀援上去窥望。……至德之世,人和鸟兽同居,和万物并聚,何从区分君子与小人呢?大家都不用智巧,本性就不至于离失,大家都不贪欲,所以都纯真朴实,所以就保住了人的本性。是圣人出来后急急地去求仁、求义、求乐,天下才混乱了。庄子用伯乐治马的故事猛烈尖锐地抨击政治权力对社会造成的灾害:伯乐说我善治马,于是用烙铁烧它,削它的蹄,剪它的毛,穿笼头使绊脚把它拴起来,编在马厩里,这样马被折磨死了十之二三。这还不算,伯乐又让马饿着渴着,还对它野蛮训练,迫使其奔跑,前面有紧勒笼头的祸患,后边有凌厉皮鞭相威协,马又被折磨死了大半……。这个故事无情地揭露了苛政扰民害民的实质。 四、为人之道 得,因此他们登高不怕,入水不溺,入火不热。他有了道,因此他是真人。真人,睡觉的时候不做梦,醒来之后不忧愁,他吃饭感觉不到滋味,他呼吸,深之又深,众人用喉咙呼吸,真人的气能贯穿到脚后根。因为他虚静内敛,引气贯脉,故呼吸自深。真人,不喜欢活着,不害怕死掉,静悄悄来到人世,静悄悄离开人世。他忘不掉生命的原始,却也不探求生命之所终。真人,内心未一,举止娴静,其额头宽广,他发怒就象秋天的风雨,他喜悦就象春天的阳光,他的喜怒哀乐就如四时季节的推移,莫不是自然而然的。” 庄子心目中的神人往往不是天生成就庄子称呼他心目中人格修养达到理想境界的人为:至人、神人、真人、圣人、德人、大人、天人、全人。其中用得最多的是至人、神人、真人、圣人。称谓不同,都代表了他理想人格的形象。 《庄子逍遥游》给我们描绘了一个美好的神人形象:“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这恐怕是最早、最形象、最美好的对神人的描绘,后来道家对天仙、地仙的描写,民间对神仙的描绘几乎莫不如此。庄子认为:“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逍遥游》)至人、神人、圣人都是人格修养最高的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自我、功利、名声的概念和意识。在《大宗师》篇中,庄子写道:“真人就是真正的人,真人在弱小面前不横暴,在成功面前不张狂,做了错事不后悔,做了好事不自的,而是在世外高人的指点下修练成的。在《大宗师》第九章中,庄子借孔子和颜回之名编了个寓言,说颜回在孔子的指点下修道,不断进步,最后达到了“坐忘”的最高境界。颜回经过修练,高兴地向孔子说:我进步了,已经忘了礼乐。孔子说还不行。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修练。颜回又高兴地对孔子说:我又进步了,已经忘记仁义了。孔子说不错,不过还不行。再过了一段时间,颜回经过了极为严格的修练之后找到孔子说:我已经有了更大的进步,已经做到了遗忘了自己的肢体,抛开了自己的聪明,离弃了自身的肉体,已经完全没有了自我意识,和大道相通相融为一,达到了坐忘的境界。孔子听后惊叹不已,感叹到:和万物一体就没有偏私,参与万物的变化就不会偏执,你果真是贤人啊!我愿意追随在你的后边。 庄子认为人世间之所以灾难不断,根源就在于人不顺于自然之性,互相争执,作为太多,都觉得自己了不起,把自身看得很大、很重,看不到或者不承认人本身只不过是天地自然所包含的万物中的一类,更不愿承认单个的人在茫茫人海中不过是苍海一粟,是那样渺小不起眼。可人们对自身在天地宇宙中的地位却浑然不知,争相违抗自然之道,于是闹出很多烦恼与不幸。要解救人世的不幸,根本在于启发人消除种种心机杂念,使之合乎自然之性,达到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庄子认为,世间一切矛盾的根源皆起于人的以我为中心,起于人的种种偏执和陈见；只要进入忘我境界,这些矛盾就会自然化解。庄子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养生主》)庄子一方面看到了人生的有限和知识的无限,看到了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知识会弄得人非常疲困,但庄子并没有叫人毫无作为。庄子的观点是要人“缘督以为经”。庄子曾说过,水之积也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力,杯水只能芥舟;风之积也不厚,其负大翼也无力。还说过只到郊野,带三餐干粮就足够,当天回来肚子还饱饱的;如果走百里路就必须准备一宿的粮食。如果要到千里之外,就必须用三个月的时间来准备盘缠。庄子还用庖丁解牛的故事来说明社会的极端复杂如牛的筋骨盘结,同时用庖丁的娴熟表明牛可顺解,世事可以认知并处理遂顺。 庄子反对的是对任何事物过分的人为因素,过分地汲汲以求。庄子是不愿看到过分地人为损伤物性,损害人的身心。在庄子的哲学思想里,宇宙的运动是长流不息的,万物也在无声无息地变化,人是万物中的一类,自然也无可逃避地要参与变化。顺应天理、自然的这种变化,该生即生,该长即长,该老即老,该死即死,这是最快乐的。基于这种认识,庄子特别重视人的内在修养,而不在意外在形体是标致还是残缺。在《德充符》篇中,庄子着意描绘了一批形残而德全的德人,这些形残之人有的断足,有的无趾,有的跛脚,有的脚伛背缺嘴,有的脖子上生大瘤。由于他们都有过人的德性,因此形体上的残缺倒被人遗忘或忽略了,都成了庄子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和世俗之见完全不同。 结语 总之,庄子之“道”,无形无迹,千变万化而没有常规。它失天地生,是造化万物之源,万物自然的生死变化无不体现它的存在。对这个存在,人可用内心去体验参悟,但却无法描绘和言传。故得道之人,首得高远广大无穷之境界,表现出与天地精神相往来,与万物相合的人格修养。这种人,治世则无为,无为则不扰民;处人则无争,无争则不伤人;养生则无执,无执则心静。当今之世,纷争四起,物欲横流,人或有为又偏执太甚,得先贤之境界,平淡人心,消解世道之争,或可有益。 参考文献 《庄子今注今译》 陈鼓应 中华书局 《庄子道论发微》 陶君 《道教论坛》 《试论庄子道的意象》 杨国强 韶关大学学报 《庄子“道”的哲学意义》 徐桂红 陕西教育学院学报